二十世纪前期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行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中国论文,二十世纪论文,行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即将走完了它的最后行程，在这世纪交替与时代转换之际，不由触发我们每一个史学工作者深思：21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应当是怎样的？前景又如何？未来的中国历史学将发展为何种面貌，笔者在此不敢冒昧揣测，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它决不是一个排外的封闭式的体系，因而它应当继续引进西方史学，以从中吸取与借鉴一切有利于中国历史学现代化的思想成果，这似乎已成为当今中国史学界的一种共识。为了更好地从事这项学术工作，我们需要对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行程进行一番历史的回顾与考察，以探明踪迹，辨析精芜，寻觅真理。
在正文之前，有几点需要说明一下：
第一，西方史学之输入中国，并不始于20世纪，在时间上可以追溯得更早一些。但严格说来，引入的西方史学真正对中国史学发生影响似乎应当从梁启超发端。鉴于此，本文从本世纪初的梁氏开始，一直追溯到当代的中国历史学家，分上下两篇，上篇考释的是20世纪前期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行程，下篇考释的是20世纪后期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行程，试图在一个有限的篇幅里，从纵向显示百年来（整个20世纪）西方史学东渐的历史进程。
第二，本文之考释，粗疏遗漏与不当之处是难以避免的，诚望识者赐正。需要强调的是，即使是这篇粗疏的考论，也在不少地方借他人已作出的一些研究成果之“光”，为自己探路，特别要提到的是台湾学者杜维运教授的《西方史学输入中国考》。〔1〕说到杜文， 当是一篇探索西方史学东来的佳作，但美中不足的是它未谈及1949年10月之后西方史学引入中国大陆学术界的情况，我则另谋篇详叙之；而在20世纪前期这一部分，由于各人的学术背景之差异，拙文所述，不论在内容或视角上都是与杜文有别的。尽管如此，我对本文中所引用过的包括杜维运先生在内的诸位方家表示感谢与敬意。
一、梁启超的功业
众所周知，近代意义上的西学之向东方传播，始于16世纪。1580年，明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首先把西学带来中国。这时所谓的“西学”，乃中国朝野人士所赏识的天文、历法、地理、数学等西人已知的近代西方的一些自然科学常识，当不包括西方史学。鸦片战争后，随西方列强的炮火而步入中国大门的西方传教士，通过译书输入宗教和实用知识，继而引入了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各种学说；而此间中国的有识之士，由于亡国之祸迫于眉睫，纷言变法图强，因而对域外历史的关注，也多为以外国的亡国史（如波兰、埃及、印度等）为鉴戒，以起到激发国人的爱国思想与救国热情的作用，〔2〕引进西方史学似乎还未提到议事日程。可见，从西学东渐的历史来看，史学是明显地滞后的，它大晚于西方的自然科学的传入，亦晚于西方的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引进，或者只能作为这些学说传入时的伴生物。对照古希腊神话中克丽奥女神（史神）居众缪斯女神之首的风光场面，这多少有点让现代人感到尴尬。
那么，西方史学究竟何时传入中国呢？对此，我们还不甚清楚，正如杜维运所指出：“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确定时间，是一个颇难明确答复的问题。”〔3〕一般只能指明一个笼统的时代， 如胡逢祥云：“严格来说，西方史学的传入中国始于近代，其初主要通过二个渠道：其一，西方近代来华传教士的史书编译活动。其二，近代前期中国人编写的外国史地著作。”〔4〕“始于近代”当是一种笼统含糊的说法， 虽然不失明智。倘若硬要给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时间作出一个界定，本文作者以为比较系统而又颇具影响的开拓者当从梁启超开始。“毫无疑问，五四运动之前，在中国宣传西方思想最有影响的人物是梁启超。 ”〔5〕这对梁氏与西方史学思想的宣传和移入中国亦应作如是观。因为在他那个时代，无论是来华传教士编译的史书，如英国传教士慕维廉编译的《大英国志》、李提摩太编译的《泰西新史揽要》等，还是近代前期中国人编写的外国史地著作，如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等，其对西方史学的识见与影响都难望梁氏之项背，不可同日而语也。
梁启超是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奠基者，也是从上一个世纪之交迄至民国初年亦即中国近现代史学史上第一位输入西方史学的代表人物。梁氏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1899年在横滨创办《清议报》，1902年又办《新民丛报》，利用这些舆论阵地，继续鼓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路线；与此同时，他广泛地涉猎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各种学说。1902年梁氏名篇《新史学》在《新民丛报》上发表。该书激烈批判封建主义的旧史学，倡导“史界革命”，并进而提出了新的历史观念，为闭塞的中国学术界带来了近世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的最初信息，使我国读书界人士“粗闻西洋近世新史学之要义”。同年，梁氏在《新民丛报》上介绍文明史学时，使国人知晓基佐的《欧洲文明史》及其他西方史学家的名字，成为在当时情况下“吾国史学引纳西说之权舆”。〔6〕
这里需要特别提到：从世界范围来看，梁启超在写作《新史学》的时代，史学正在蕴酿着巨大的变革，当然不可低估这时的传统史学仍有巨大的影响，但东西方新史学的思潮都在萌发，其势不可阻遏；倘我们进一步开拓学术视野，从比较史学的角度把梁氏于1902年的《新史学》与比它晚出十年即于1912年问世的美国现代新史学派的奠基者詹姆斯·鲁滨逊的《新史学》作一番对照，亦可一见梁氏在这世界史学变革的潮流中，其传播西方史学的重要地位。且看：
梁鲁二氏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史界革命”的主张，对以往的旧史学展开了批判。梁启超指出，中国之旧史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认为中国的旧史陈陈相因，只重政治史，仿佛是帝王的家谱；〔7〕鲁滨逊则指出旧史学只记述政治事实，说的是朝代兴替、军功记录、外交阴谋与宫廷丑闻等，这是一种把读者引入歧途的“庸俗观念”。
两者都主张要拓宽历史学的内容。梁氏认为必须“为史界辟一新天地”，主张历史要研究智力、产业、美术、宗教和政治等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鲁氏认为“历史是研究人类过去事业的一门极其广泛的学问”，〔8〕举凡人类全部过去的活动都应包括在“新史学”的范畴内。
这两位史家都力图以进化论的观点来重新研究历史。梁启超说要把他的“新史学”成为“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的学问，他运用于社会历史研究的进化论，中间还夹杂着《公羊》三世说的成份，是一种庸俗进化论；鲁滨逊声称要用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去观察与研究历史，以为这是新史学的“基石”，实际上它同前者一样，都是一种庸俗的进化论。
梁启超与鲁滨逊都重视历史学的垂训作用。梁氏主张要用历史来启蒙中国人的愚昧的思想，让国人猛醒，为中国的未来而奋斗；鲁氏则强调“新史学”的社会功用，认为它可以帮助人们了解过去，服务现在，推测未来，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占有比以前更加重要的地位。
真是何其相似乃尔！梁启超与鲁滨逊在这里说不上是前者影响了后者，还是后者启迪了前者，在梁启超与鲁滨逊之间确实在史学上没有过什么直接的联系，但他们的史学思想却在时代的感召下产生了某种“共振效应”。
梁启超此时获知的西方史学的知识，主要是通过日本的间接输入。梁氏不谙西文，他曾于不惑之年从头开始学习英文，即便如此，他对研读颇为深奥的西方史学方法论的原著仍感到困惑，但他精通日文，在他所接触到的日文书籍中，史书所占比重甚大，以其《东籍月旦》介绍的日文书为例，在总共70种书中，史书竟达50种之多。〔9〕可见， 梁氏撰著《新史学》，构建他的史学理论体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要得益于日本的间接介绍。顺便说及，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输入西学（包括史学）方面走在了中国的前面，在20世纪初年，日本简直成了中国学人了解西方乃至世界的一个窗口。如1902—1913年间系统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的浮田和民的《史学原论》，竟先后有六种译本之多。〔10〕在20世纪初年，这种情况何止只发生在史学。
梁启超直接吸纳西方史学，那是在他的《新史学》问世16年后的事。1918年冬至1920年春，梁启超漫游欧洲，足迹遍布英伦三岛及欧陆的法、德、意及瑞士、荷兰、比利时等国，其中在法国逗留时间较久。耳濡目染，更是直接感受到了西方史学的影响。杜维运云：“此时正值班汉穆（E.Bernheim）、朗格诺瓦（Ch.V.Langlois Langlois））与瑟诺博司（Ch.Seignobos）的史学方法最为盛行的时候，梁氏所请留法学生给他讲述的各门学问，史学方法是其中的一项，应是不容置疑的。”〔11〕这一点亦可从当时身处巴黎的李宗侗的记载中得到验证。〔12〕归国后，梁氏于1921年在天津南开大学讲演，翌年即把讲演稿汇集出书，名为《中国历史研究法》。这部专门研究中国史学方法论的名著，不消说是留有欧陆之行所感受到的近世西方史学方法论的深刻痕迹，进而言之，这也是梁氏运用近世西方史学方法论来研讨中国史学的一种结晶。杜维运曾将梁氏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与朗格诺瓦、瑟诺博司二氏合著的《史学原论》作过很具体而细微的比较，其结论曰：“深觉二者关系密切；梁氏突破性的见解，其原大半出于朗、瑟二氏。”又说，“他的这部书，无疑是中西史学互相激荡下的产品。”〔13〕
当然，西方史学最初通过日本的间接引进，不免疏漏，不免粗陋，具有很大的局限性。随着留美中国学者的归国，逐渐改变了这一情况。1917年，胡适留美归来，任教于北京大学，直接输入了西方的治史方法，对当时的中国历史（尤其是古史研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古史辨派”便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不过，胡氏忙于宣扬他的实用主义历史观，而于西方史学输入的具体业绩不多，建树亦少。
二、何炳松与现代美国新史学派
在现代美国史坛，鲁滨逊于1912年撰写的《新史学》一书发表后，对史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门生称此书的问世在美国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又称此书为“新史学派”的宣言书，并以哥伦比亚大学为中心，形成了一个颇具势力的“新史学派”。
致力于输入西方史学，尤其是致力于输入现代美国新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当推何炳松莫属。台湾学者黄俊杰云，“就学术立场言，何氏是近代中国史学界中输入西洋治史方法之一重要人物。”〔14〕在“五四”前后中西史学的交汇中，他起到过相当积极的作用，与梁启超一起，曾被称为当时“中国新史学派的领袖”。
何炳松入美国大学就读的那一年，正是鲁氏《新史学》刚刚发表的时候，因而无不感受到了现代美国新史学派治史理论与方法的薰陶。他于1916年归国后，先任北京大学文预科讲师，继任史学系教授，并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语科教授及史地系主任等职。何氏因在北大与北高师讲授《西洋史学原理》一课，急需教材，在北大史学系主任朱逖的鼓励下，着手翻译鲁滨逊的《新史学》。在《新史学导言》中， 他对全书8篇的内容作了逐一介绍后，写道：“研究历史的人，应该知道人类是很古的，人类是进步的。历史的目的在于明白现在的状况，改良现在的社会，当以将来为球门，不当以过去为标准。‘古今一辙’的观念同‘盲从古人’的习惯统应该打破的；因为古今的状况，断不是相同的。”〔15〕
何氏译本《新史学》于1924年由商务印书馆推出，成为“吾国史学界所译有关西洋史学理论及方法论之第一部著作，历史意义至为重大。”〔16〕商务印书馆在史学新书介绍中亦云，该书“凡所论列，颇足为我国史学界之指导”。〔17〕
大体说来，何炳松是接受了鲁滨逊一派的观点。何氏对史学问题的认识，他的一些作品，如《中古欧洲史》、《近世欧洲史》等大多以鲁氏之作为蓝本衍化而成（编译），都难以割舍他与鲁滨逊唯心史观的联系。但平心而论，以鲁滨逊为代表的新史学派的史学思想包含着不少合理因素，如他们认为作用于历史运动是有经济的、地理的、心理的等诸多因素决定的“多因论”，强调史学的综合研究，注重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重视史学的社会功能，留意历史知识与历史教育的普及以及力求把历史著作写得既内容丰富而又明白晓畅等方面，都是可以为我们借鉴和吸收的史学遗产。〔18〕
因此，在我们看来，何氏输入现代美国新史学及其移译《新史学》的工作，对中国史学的影响，从总体上看是积极的； 其具体表现为：1、鲁滨逊及其弟子的著作纷纷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其中较为著名的有：约翰逊的《历史教学法》（1926年中文版）、绍特威尔的《西洋史学史》（1929年中文版）、桑戴克的《世界文化史》（1930年中文版）、斑兹（巴恩斯）的《史学史》（1930年中文版）、《西洋史学进化概论》（1932年中文版）、《新史学与社会科学》（1933年中文版》、海斯的《欧洲近代政治思想史》、海斯与穆恩合编的《近代史》，海斯、穆恩和韦兰三人合编的《世界史》等；2、 广泛使用这些译作或原作作为大中学校的教材，对当时的中国读书界影响甚大；3、30年代前后， 中国学术界出版了许多“史学概论”一类的书，如李则纲的《史学通论》、卢绍稷的《史学概要》、朱谦之的《历史哲学》等，其中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沿袭了鲁滨逊这一派的史学思想或方法的。
尽管鲁滨逊的《新史学》现已有新的译本，但何炳松的译书如周谷城所言，“有史学史价值，可以作为学术文献来研读。”〔19〕当然，从史学史的角度，尤从西方史学史的角度看，何炳松除译出《新史学》外，另有新的建树，确在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占有重要的一页。
何炳松于1924年起任职于上海商务印书馆，并在次年起兼任上海光华大学、大夏大学等校教授，曾主编《中国史学丛书》、《社会科学名著选读》（英文）、《社会科学小丛书》等，并积极筹划《西洋史学丛书》（Western Historiographical Series）的译事与出版工作， 〔20〕欲向国内史学界系统介绍西方史学。1925年，他在光华大学执教期间，相识该校学生郭斌佳，于是年由郭氏协助其翻译美国史学史家绍特威尔的名著《西洋史学史》（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History），翌年译毕。1929年春， 何氏开始翻译英国史学史家古奇的史学史名著《十九世纪之史学与史学家）。何氏认为，“吾人得此二书，则译者计划中之《西洋史学丛书》可谓规模粗具矣。”〔21〕古奇之《十九世纪之史学与史学家》一书，据何氏1929年8月7日称：已译成过半，不期年当可脱稿。〔22〕但不知什么原因，古氏之书终未能译就面世，直到1989年才出版了耿淡如教授据美国波士顿灯塔出版社1959年平装本译成的中文版，岁月荏苒，至此历史的步伐已走过了整整一轮甲子。
不管怎样，何炳松的《西洋史学丛书》计划对西方史学之入东土颇具意义，它是80年代出现的多种外国史学名著丛书之先河，对传播西方史学尤其对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学人了解西方史学功不可没。特别是绍特威尔的《西洋史学史》是我国最早出版的西方史学史的译著，由此改变了中国学人通过日译本间接引进西方史学的状况。全书五篇凡27章，除导言谈论历史之定义、范围等内容外，分述埃及、巴比伦、犹太等地区的史学，详论古代希腊与古代罗马的史家及其史学思想，兼及中古及近代史学（只一章）。此书在1939年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修订本，并易名为《史学史》（The History of History）第一卷，后未见有绍特威尔的续卷本问世，而原书的中译本一直在坊间流传，译文虽半文半白，但仍为中国史学史家所征引，译者何炳松的名字，亦不时出现在当代中国学者的论著中。
何炳松在史学上的业绩，除以译著传播西方史学外，还留意于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尤其注重中国文化对欧洲文化的影响。他于1935年在《中国新论》上发表了《中国文化西传考》，考释自中古马可·波罗时代迄至20世纪的中西文化交往，主要论及中国文化输入欧洲的进程及其嬗变。何氏作结论云：“现代欧洲人的藐视中国文化，固然徒显其浅陋，他们从前那样崇拜中国，甚至主张‘全盘中化’亦未免有点矫情。”又云，“所以誉我固然不足为荣，毁我亦实在不足为辱。我们现在所要的是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而不是盲从他人，毁灭自己。”〔23〕他的这些话，即使现在看来，也是足以发人深省的。
何炳松更多地关注于中西史学文化的比较研究。他推颂鲁滨逊的新史学，但并不摒弃中国的史学。金兆梓撰《何炳松传》载：“君治学始虽程、朱，迨掌教北大、北高师两校文史时，尝手抄实斋章氏之《文史通义》以与其所译之《新史学》相印证。”〔24〕的确，何氏潜心研究过浙东学派集大成者章学诚的史学，并写有多篇专文，如《读章学诚〈文史通义〉札记》、 《章学诚史学管窥》、 《增补章实斋年谱序》〔25〕等。在何炳松看来，以章氏为代表的中国浙东学派的史学与以鲁滨逊为代表的美国新史学派，在史学思想的诸多方面是可以相互比照且是相埒的，而在时间上前者为早，〔26〕并认为章氏之思想要胜于西哲黑格尔、赫尔德等人的学说。他指出：“就我个人研究世界各国史学名家所得到的知识而论，我以为单就这‘天人之际’一个见解讲，章氏已经当得起世界上史学界里面一个‘天才’的称号。”〔27〕
此外，他进而尝试把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的史学理论和方法与中国传统史学的理论结合起来，以建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何氏于1927年出版的《历史研究法》、1936年出版的《通史新义》等书，参考欧陆史家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朗格诺瓦与瑟诺博司的《史学原论》等作品，同时融入中国史学的知识，显示了作者着意把中西史学的治史理论与方法渗融与会通在一起，并试图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的巨大努力。
三、李大钊与西方近代史学
李大钊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他在《新青年》等刊物上相继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等文章，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传入中国曾作出过巨大的贡献，对此已引起了学界的广泛注意，在此不赘。〔28〕本节所要简述的是李大钊对传播西方史学尤其是近代西方史学的卓越的贡献，事实上，他在这一方面也有开拓性的成就，他为中国的西方史学研究所作的介绍与研究成果，都具有奠基性的意义，是值得我们从先辈手中予以继承的一笔珍贵的史学遗产。
从20年代起，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史学系等校相继开设了《唯物史观研究》、《史学思想史》、《史学要论》等课程，致力于西方史学尤其是近世欧洲史学的研究，以为其诠解与传播唯物史观而寻求理论根据与学术渊源。1920年，他连续写了《史观》、《今与古》、《鲍丹的历史思想》、《鲁雷的历史思想》、《孟德斯鸠的历史思想》、《韦柯及其历史思想》、《孔道西的历史思想》、《桑西门的历史思想》、《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等11篇文章，辑集为《史学思想史》。这本《史学思想史》最初是以讲义的形式发给学生的一种教材。
透析这本教材以及他的一些其他史学论著，可以发现，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与条件下，李大钊对西方史学的了解与认识还是超越同时代人的。如以《史学思想史》而言，其中有七篇专论近世西方史学的文章，广泛涉及了近30位西方历史学家与历史哲学家。他的介绍，包含了近代西方史学中的许多闪光的思想，如：今胜于古、历史是不断前进的、产业者阶级为历史的原动力、经济因素是历史变化的重要因素、知识的进步也可决定社会历史的进程等许多发人深省的观点。从总体上看，他的《史学思想史》不失为我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中第一部较为完整的介绍与研究西方史学思想的作品，在同时代人中间，无人能与之相比。
李大钊对近代西方史学的介绍与研究，侧重于历史观的考察。在近代以前，他评析了支配欧洲中世纪社会的圣·奥古斯丁的神学史观，说从奥古斯丁延伸至鲍秀埃的这种历史观的实质，“是颠倒了研究的真秩序，而执终以为始”〔29〕的一种历史理论。
李大钊对近代西方史学的探索是从16世纪的法国历史学家让·波丹开始的。在近代西方学者中，波丹比较完整地提出了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观点，这一观点后来极大地影响了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从史学史的角度讲，人类的历史认识由神学史观向地理史观的转变，当然是一种重大的进步。因此，李大钊说波丹对历史发展的解释，与神学史观相比，“实在可以表示一种新历史观”，〔30〕并称其说为“唯物史观”。〔31〕又说孟德斯鸠所论亦是“尽其全力以解决此根本问题”，〔32〕还说孟氏“把经济的元素引入历史科学，不论这些卷里的经济论的误谬是怎么样，这已是一个极大的贡献。”〔33〕但李大钊又指出，把人类历史的发展仅仅归结为地理环境的作用，仍然是一种错误。在他看来，一切社会现象的变动，“皆密切的与经济的事实相伴随，其理将无人能否认也。”〔34〕
在18世纪的西方史学界，流行着理性主义的历史观。这一历史观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他们以人的理性为求得真理的准则，人依其理性以认识自然，也依其理性以改革社会。发扬理性，就是推进历史；蒙蔽理性，就是阻塞进步。”〔35〕李大钊所集中分析过的意大利历史哲学家维柯、法国历史哲学家孔多塞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等人，都是崇信这种历史观的。因此，在他们看来，知识的进步可以作为历史发展的动力。如维柯认为，一个阶段的知识状况，则决定那一个阶段的法律、制度、语言、文学乃至人类的品德和性质，这位意大利学者提出的著名的人类历史发展所经历的“神权时代——英雄时代——人的时代”三阶段说，其更迭都是与其文化知识的进步相对应的；又如孔多塞把人类文明分为10个时期，认为“智识上的前进，为人种前进的线索”、“文化的历史，就是启蒙的历史”、〔36〕“确知启蒙的不断的进步，我们便可以确知社会的情状的不断的改良”。〔37〕这种历史观也影响了圣西门早期的思想，如李大钊所揭示的，圣西门“谓历史的运动，其动因在知识的进步。知识决定宗教，宗教决定政治，故知识决定历史。”〔38〕同地理史观一样，这种无限夸大知识、夸大理性的观点，也包含着某种片面性，但正如李大钊所揭示的，理性主义历史观虽不能窥见全部真理，但也能认识一部分真理，其中也不乏合理和正确的成份。
关于19世纪的西方史学，李大钊以这一世纪的英国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的学说，剖析过他的英雄史观，指出：“人类的真实历史，不是少数人的历史”、“历史的纯正的主位，是这些群众，决不是几个伟人。”〔39〕李大钊还评析了19世纪以“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现在的历史”闻名史坛的英国史家弗里曼。在李大钊看来，举凡政治的、经济的、道德的、学术的、宗教的、艺术的等内容，都应当是历史研究的内容，岂只是政治而已，而这些又“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40〕这些论断显示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家同19世纪西方资产阶级史家在历史观上的分野。
更为重要的是李大钊对西方史学遗产所采取的求真精神是十分可取的。他曾说过：“凡学都所以求真，而历史为尤然。”〔41〕通读他述论西方史学的一些篇章，不难看出他的求真态度是：如实介绍与中肯评论，而且是介绍先于评论。如实介绍中包含了作者的取舍，以区别于客观主义。评论当然需要分析批判，但这是科学意义上的批判，而非恶语相向与棍棒相加。如他对波丹，既说他的见解是“表示了一种新历史观”，虽只是“闪出了些唯物史观的光影”，但“我们于研究唯物史观的起源时，尤不可遗忘了此人”，〔42〕又道明他的学说中带有占星术信念而杂糅有某种神学色彩；如对孟德斯鸠，既说他的史学思想中所奠立的原则，“是历史科学可能的一个根本的条件”，〔43〕同时又道明他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是真理与谬误参半，其弊不免有宿命论的倾向；如对孔多塞，既说他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公式“颇值得记取”，又道明他的这种“设计”是“不能实行的”，〔44〕如此等等。由上可见，李大钊对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史学遗产中的合理因素，即便是那些一闪而过的思想火花或假说，也对其作出中肯的评析，肯定其合理的部分，又如实地指出其不足，既不是一概否定，也不是全盘照搬，这种对西方史学遗产的求实态度，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这种态度，应为我们当代西方史学研究者所继承与效法。
当然，李大钊首先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因此，他对西方史学的研究并不是书斋式的，在当时的条件下，实际上是这位中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向西方寻找真理、亦即为他构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与奠造中国新史学大厦而作的全部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或伴生物）；他不可能是一个专事西方史学的介绍与评论工作者，他对西方史学的输入在更大的程度上是服务于他整个革命事业的需要。总之，由于革命事业的繁忙以及资料的匮乏等原因，李大钊对西方史学史的研究还是初步的，有些论断当然未必精当，某些用语带有时间、环境的痕迹。但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重要的是，他为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所作的描述、所开辟的途径以及所奠立的原则，对于当代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都具有某种指导的意义。〔45〕
四、傅斯年与兰克学派
1936年初，现代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迈纳克在普鲁士科学院纪念兰克逝世50周年的大会上，以如下一段话开始了他那篇著名的演讲：
“1886年5月23日，利奥波德·冯·兰克在90高龄时与世长辞。 他曾作为我们科学院的成员为时长达54年之久。那时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年轻的柏林史学工作者都跟在灵柩的后面，从他的寓所一直走到教堂。尽管在当时还是一知半解，但我们都懂得，我们是在伴送着一位不朽人物的最后路程。假如一代人能把他们在身后也有其意义的经验，用一种历经万古而不衰的形式传之于后世，那末兰克就把它称之为人世间精神上的不朽。这里可能要补充几句话，才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他那永不泯灭的声誉。当兰克去世的时候，他对我们的影响总还沾上一些我们在学生时代的懵懂气息。那时我们首先把他看作是某门特殊知识领域中的伟大导师，今天，我们则把他置身于人类伟大成就的行列中，并且视其为屹然矗立的泰斗。……”〔46〕
这位兰克学派的传人对其祖师的评价虽有溢美之词，但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兰克史学对后世各国史学所带来的深刻影响，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从兰克史学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史坛的风行中，也可为此作出佐证。在现代中国史学界，为引入德国兰克及其学派的史学、进而为中西史学的沟通与交融作出更大贡献的当数傅斯年。
傅斯年少时曾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严格训练，并打下了深厚的国学根底。1920年，他入英国留学，三年后又转入德国柏林大学攻读，留学生涯长达七年之久。在欧洲，他系统地学习与接触了现代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理论与知识，并受到了西方传统史学主要是兰克学派的治史理论与方法论的深刻影响。1926年归国。1928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正式成立，傅斯年出任所长直至1950年逝世。历史语言所集刊首册发表傅氏《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宣告要以史语所为基地构建“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宣称“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47〕并就此奠立了日后该所的学术方向。
兰克治史，崇尚史料。在这位德国历史学家看来，撰史必须掌握第一手资料，只有凭籍这些可靠的材料，才能写出真正的历史。因而，他笃信原始史料，主张用档案文献、活动者的记录、来往信件等来编写历史，尤其重视目击者的“最高见证”，此说更被晚出的实证主义史家奉为经典，如朗格诺瓦与瑟诺博司亦如是说：“史料者，历史知识之唯一源泉也”。〔48〕
傅斯年服膺兰克学派的这种主张，他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的主要之点，正是引入了兰克历来所标榜的“史学旨趣”，傅氏进而明确提出“史学便是史料学”，俨然成了兰克学派在中国的分支，他本人亦被称为“中国的兰克”。
“史料即史学”是傅氏史学理论的最基本点。他声称：“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科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又说：“坚实的事实，只能得之于最下层的史料之中。”〔49〕再说，“史料的发现，足以促成史学的进步，而史学之进步，最赖史料之增加。”〔50〕类似论述，不胜枚举。于是，他也像兰克一样，不辞辛劳，多方寻觅史料，号召大家“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为此傅氏一再强调说：“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可见，傅氏之论与兰克的主张是如出一辙的。
在整个19世纪，西方史学是科学的历史学执牛耳的时代，从德国史家尼布尔发端，最终由兰克确立了它的历史地位，他也成了西方科学派史学的最著名的代表。科学派史家除崇尚史料、奉行史料至上外，还竭力标榜史学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如兰克在《拉丁和条顿民族史》一书的序言里就这样表白过：“历史向来把为了将来的利益而评论过去、教导现在作为自己的任务。对于这样崇高的任务，本书是不敢想望的。它的目的仅仅在于说明事实发生的真相而已。”〔51〕直至晚年，他在《世界史》一书的序言中继续鼓吹从书中“消灭自我”，即把他的观点毫无保留地从书中排除出去。在实证主义史家那里，“历史是一门不折不扣的科学”，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历史学家就应该像兰克所说的消灭自己的主体意识以达到“完全的客观”。这当然是客观主义史学及其后的实证主义史家的一种幻觉，实际上是不可能达到的。
但傅斯年却对此奉行不悖。他笃信史学是一门独立的科学，认为：“史的观念之进步，在由主观的哲学及伦理论变做客观的史料学。”〔52〕他坚信在剔除了附在历史记载上的道德意义之后，由这一件件“赤裸裸的史料”就可显示其历史的客观性。于是，他认为：“断断不可把我们的主观价值放进去……既不可以以传统的权威，也不可以随遗传的好尚。”〔53〕这与兰克所标榜的不偏不倚之说正相吻合。但有一点不同的是，至晚年傅斯年醒悟到追求史学的绝对的客观只是一个“理想的境界”，而兰克直至晚年还在鼓吹要“消灭自我”。
兰克史学的方法颇为可取。在这方面，这位19世纪的德国史家确立了一系列的原则， 对后世影响甚大。 如他的以“内证”（internalcriticism）和“外证”（external criticism）为特征的历史考证方法，经后来的德国历史学家伯伦汉著《史学方法论》，日趋发展为一门严密的学科，为西方资产阶级的实证科学研究确立了规范，影响深远。在史学方法上，傅斯年更是得近世西方实证主义治史方法之真传，并有新的创造。他深谙兰克的史料互勘与比照纠误之道，把史料归纳为八对十六种，即所谓：直接材料对间接材料、官家记载对民间记载、本国记载对外国记载、近人记载对远人记载、不经意的记载对经意的记载、本事对旁涉、直说对隐喻、口说的史料对著文的史料。〔54〕傅氏引进兰克的一套治史方法，再摄纳中国传统史学的考证方法，写出了《明成祖先母记疑》等作品，在当时史学界影响甚大。当然，他的治史方法（包括考辨、比较方法、以及由语言文字入手辨析史料的方法等等），只是为了寻求个别历史事实的真实性，还说不上去认识与发现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这当然是傅斯年一类“新考据学派”的局限性。
在此需要提到的是，除傅斯年外，输入德国史学方法的还有姚从吾。姚氏曾于1922年留学德国，比傅氏早一年。1924年归国，在北京大学讲授历史方法论，传播德国兰克学派的治史方法，以后在西南联大、台湾大学等数十年执教，对此矢志不渝，为输入德国兰克学派的史学贡献尤多。〔55〕此外，30年代有两本阐释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原著在中国出版，对我国史学界影响颇大。这就是：法国历史学家朗格诺瓦与瑟诺博司的《史学原论》与德国历史学家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史学原论》的译者李思纯先生20年代初曾在巴黎大学亲聆瑟诺博司的讲授，他由法文原著参照英文本移译成中文，由商务印书馆于1933年出版。该书阐释史家工作之顺序，从搜集与考证资料，综合史实直至落笔成书时所必须遵循的原则和方法。《史学方法论》由陈韬译，于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论述史学的概念和本质、史学方法论、史料及其考证、历史的综合和编纂等内容。两书均为商务的万有文库本，出版后，成为中国史家不断征引的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权舆之作，至今仍不失其参考价值。
五、“战国策派”与文化形态史观
文化形态史观是20世纪西方史学界的一种新说，是在与西方传统史学的对抗中产生的，也是近现代西方史学新陈代谢的结果。文化形态史观亦称文化形态学或历史形态学，由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首倡，其后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所谓“文化形态史观”，它的特点可以归纳为：第一，它把文化与文明作为历史研究的一个基本单位，这与传统史学的研究对象是相悖的；第二，它具有宏观的视域，运用比较的方法；第三，它是西方近代生物进化论的新说渗入史学领域的结果。
在中国，“五四”前后，西方的各种学说与史观纷至沓来，如梁启超在本世纪初年即用进化史观倡导他的新史学。文化形态史观则稍后，因它在西方史学界的繁茂也是二、三十年代的事。它之输入中国，时已40年代之初，那时中国进入了八年抗战的历史阶级。
输入文化形态史观的前期代表人物是张荫麟。张氏曾留学美国，但并未被美国的主流思想所左右，却对欧洲的哲学观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的硕士论文写的是英国哲学家摩尔的伦理学思想，他受德国哲学家康德的思想亦重。张荫麟早在清华学习期间，于1928年在《学衡》杂志上（第61期）译出了美国葛达德和吉朋斯二人合写的《斯宾格勒之文化论》，对文化形态史观的首倡者斯宾格勒作了通俗的介绍，编者也撰文称之为“影响当世之大，达尔文种源论以来所未有也。”〔56〕此外，张荫麟还撰有《论历史学之过去与未来》〔57〕、《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58〕等介绍西方史学的文章，很有助于西方史学这一时期在中国的传播。
不过，文化形态史观在中国渐成气候并发生深广的影响还要归之于战国策派的一批学者。“战国策派”得名于抗战时期（1940—1941年间）在昆明出版的一本半月刊杂志：《战国策》，其主要成员有在西南联大任教的林同济、雷海宗、陈铨等人。1941年底，他们又在重庆出版的《大公报》上新辟《战国》副刊在《战国策》半月刊与《战国》副刊上，这些人陆续撰文，比较系统地介绍了文化形态史观，鼓吹“战国时代重演论”，被称之为“战国策派”。
必须指出，战国策派的“时论”抑或“史论”，都曾在中国思想界引起了颇多的争议，是非曲直，自有公议。评价战国策派的思想不是本文的任务，在这里，笔者只是从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视角，略说战国策派对文化形态史观的述论。
在西方，文化形态史观是对19世纪传统史学的背离，并为历史研究开了一条新路。战国策派的同人们也企盼这样。林同济说要在这个战乱频仍的时代挑起“建设学术的责任”，〔59〕那么如何建设呢？林同济说：“其中尤堪参照的，我认为是‘历史形态学’。”〔60〕在他们看来，引入西方史学中的文化形态史观，也可为中国的历史研究另辟新途。
战国策派对中国历史的“新论”，显然出自文化形态史观。汤因比继承与发展了斯宾格勒的历史理论，苦心构建了一套文明的起源、生长、衰落和解体的规律，并用西方古史（希腊罗马的历史）营造了一个“大一统帝国——间歇时期——大一统教会——民族大迁徙”这样依序而递进的模式。文化形态史观的中国信奉者亦步亦趋。譬如，林同济将文化的演进分为封建、列国和大一统三个阶段。林氏套用中国历史名词，将列国阶段的前期称为春秋，后期称为战国。在前期，贵族遗风犹存，个性得到张扬，文化的发展趋于顶峰；在后期，一切以“战”为中心，贵族传统荡然无存，文化开始走下坡路。
平心而论，汤氏用这一套模式来解释西洋古史，似比传统史学有新意，也不无道理。问题是，西方文化形态史观的创造者们后来用这些模式来分析中国古史，就显见其牵强附会与捉襟见肘了，因而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学界的非议。
不过，战国策派的学者们在学术见解上也并非毫无新意。被林同济称之为“中国学界中第一位形态历史家”的雷海宗，既沿袭斯宾格勒之说，但也有发展创新的地方。早在30年代中期，雷海宗任教清华大学历史系时就开设过《西方史学名著选读》一课，向学生传授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一书的思想。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书，系统地阐释了雷氏的文化形态史观，后他又撰《历史的形态与例证》等文，被收入《文化形态史观》（实为林同济、雷海宗两人的论文集，初版由商务印书馆于1946年出版）。雷氏认为，历史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但每个文化历史单位发展进程的大步骤及其时限则大致相同，这个共同点就是历史的形态。他指出，每个文化发展的第一阶段是封建时代，前后约600年；第二历史阶段是贵族国家时代， 前后约300年；第三阶段是帝国主义时代，前后约250年；第四阶段是大一统时代，前后300年；第五个文化阶段为最后的时代， 是政治破裂与文化灭亡的末世，时间不定，可长可短。此种说法，无不在沿用文化形态史观的观念。
但雷海宗也有创新之处。如斯宾格勒主张一切文化必经生长盛衰直至末世灭亡，不可能再生，雷海宗则与此不同。他认为：“一切过去伟大文化都曾经过一度的发展、兴盛、衰败，而最后灭亡，唯一的例外是中国。”〔61〕于是提出了中国文化的两周甚至三周说。雷氏主张以公元383年的淝水之战将中国历史分为两大周。 第一周是纯粹的华夏民族创造文化的时期，外来的血统与文化不占重要地位，这个时期可称为“古典的中国”；第二周的中国，在政治社会方面一千五百年间并无本质的变化，而此时的精神文化（如宗教、哲学和文艺等）则有真正的演变，也经历了五个时代：宗教时代，包括南北朝、隋、唐、五代；哲学时代，包括宋代；哲学派别化与开始退步时代，包括元、明；哲学消灭与学术化时代，包括晚明盛清；文化破裂时代，包括鸦片战争以下。抗日战争烽火起，雷氏则进一步提出了中国文化的第三周说，认为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恰如淝水之战，但比淝水之战更严重、更伟大，“第二周的结束与第三周的开幕，全都在此一战。”〔62〕又说：“今日是中国文化第二周与第三周的中间时代……生逢二千年来所未有的乱世，身经四千年来所仅见的外患，担起拨乱反正，抗敌复国，变旧创新的重任。——那是何等难得的机会！何等伟大的权利！何等光荣的使命！”〔63〕可见，雷氏之说未必全是西方文化形态史观的翻版，自也有中国学者在当时社会环境下所提出的新见。〔64〕
如此说来，所谓的中国文化两周论是为现实、为现实正在进行中的抗战服务的。在这里，雷海宗的“史观”即为“政论”，历史与现实合二而一，融为一体。从中国现代史学史演变的角度来看，前述傅斯年所倡导的“史料即史学”亦即被学界称之为的“新考据学派”在二三十年代几乎独霸中国史坛，雷海宗的史论显然是对“新考据学派”偏离现实、为历史而历史所作出的一种纠弊。因此，至30年代后期，特别是当抗日战争的烽火燃遍神州大地、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时，即使像傅斯年这类痴迷于科学性与客观性的学者也在时代的感召下，欣然谋篇，写出了像《东北史纲》以抒抗日情怀的作品，遑论鼓吹“民族至上，国家至上”（林同济）、“为国家服务”（雷海宗）等战国策派的同仁们了。
在当时的条件下，战国策派的学者们当然同斯宾格勒、汤因比等西方学者一样，其理论本质显然是属于历史唯心主义的，但客观地说，“尽管战国策派在介绍和应用形态历史观方面有种种负作用，但毕竟是他们首先向国内学界介绍了这种学说。汤因比的理论真正在欧美引起轰动是在1946年《历史研究》节本出版之后，而早在1940年，林、雷等人已在中国的报刊上大谈其文化形态史观了，可见，当时的中国学者对西方史学界的情况并不隔膜。有容乃大，能及时将一种西方史学理论介绍给中国历史学界，这便是对中国史学界的挑战，也无疑能促进中国史学的发展。如雷海宗对‘上古、中古、近代’式历史断限的质疑，在今天看来也不无道理。”〔65〕此论对战国策派的评价，看来也不无道理。
注释：
〔1〕 杜维运：《西方史学输入中国考》， 原载台湾大学历史系学报第3期，1976年5月。本文引该文出注者，均见杜维运：《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之附录二：《西方史学输入中国考》，东大图书公司印行1981年版。
〔2〕
参见俞旦初：《中国近代爱国主义的‘亡国史鉴’初考》，载《世界历史》1984年第1期。
〔3〕 杜维运：《西方史学输入中国考》，第289页。
〔4〕 胡逢祥：《西方史学的输入和中国史学的近代化》， 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0年第1期。
〔5〕 [美]伯纳尔：《1907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 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6页。
〔6〕 卢绍稷：《史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 108 —109页。
〔7〕 梁启超：《新史学》第1章， 载《饮冰室合集·文集》第4册，中华书局1932年。
〔8〕 詹姆斯·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第3页。
〔9〕 胡逢祥、张文建：《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14页。
〔10〕 六种译本的情况见俞旦初：《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新史学思潮初考》，载《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3期。
〔11〕 杜维运：《西方史学输入中国考》，第299页。
〔12〕 《二十世纪之科学》（第九辑）人文科学之部“史学”，正中书局，1966年版。
〔13〕 杜维运：《梁著〈中国历史研究法〉探原》，载杜维运：《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之附录三，东大图书公司印行1981年版，第339页。
〔14〕 黄俊杰编译：《史学方法论丛》“增订再版代序”，台湾学生书局1981年版，第16页。
〔15〕 刘寓生等编：《何炳松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62—63页。
〔16〕 前引黄俊杰编译：《史学方法论丛》“增订再版代序”，第16页。
〔17〕 见卢绍稷：《史学概要》之书底。
〔18〕 张广智：《现代美国史学在中国》，载《美国研究》1993年第4期，第135页。
〔19〕 周谷城：《何炳松论文集》序，前引书，第1页。
〔20〕 房鑫亮：《何炳松年谱》，载前引《何炳松论文集》。第550页。
〔21〕 何炳松：《西洋史学史》“译者序”，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第2页。
〔22〕 同上引，第2页。
〔23〕 载前引《何炳松论文集》，第312页。
〔24〕 载前引《何炳松论文集》附录，第525页。
〔25〕 以上三文均载前引《何炳松论文集》。
〔26〕
参见何炳松：《浙东学派溯源》“自序”， 商务印书馆1932年版。
〔27〕 何炳松：《增补章实斋年谱序》，载前引《何炳松论文集》，第144页。
〔28〕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本文所说的“西方史学”，实际上说的是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而主要指的是西方近现代的资产阶级史学。窃以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之东传史，内容宏富且另具特点，应该单独成篇，不拟包括在本篇内。
〔29〕 李大钊：《鲍丹的历史思想》，载《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87页。
〔30〕 李大钊：《鲍丹的历史思想》，载《李大钊文集》（下），前引书，第296页。
〔31〕 李大钊：《鲍丹的历史思想》，载《李大钊文集》（下），前引书，第289页。
〔32〕 李大钊：《孟德斯鸠的历史思想》，载《李大钊文集》（下），前引书，第313页。
〔33〕 李大钊：《孟德斯鸠的历史思想》，载《李大钊文集》（下），前引书，第316页。
〔34〕 李大钊：《孟德斯鸠的历史思想》，载《李大钊文集》（下），前引书，第314页。
〔35〕 吴于廑：《吉本的历史批判与理性主义思潮》，载《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1期，第135页。
〔36〕 李大钊：《孔道西的历史思想》，载《李大钊文集》（下），前引书，第329页。
〔37〕 李大钊：《孔道西的历史思想》，载《李大钊文集》（下），前引书，第330页。
〔38〕 李大钊：《史学要论》，载《李大钊文集》（下），前引书，第746页。
〔39〕 李大钊：《孔道西的历史思想》，载《李大钊文集》（下），前引书，第330页。
〔40〕 李大钊：《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载《李大钊文集》（下），前引书，第346页。
〔41〕 李大钊：《史学要论》，载《李大钊文集》（下），前引书，第862页。
〔42〕 李大钊：《鲍丹的历史思想》，载《李大钊文集》（下），前引书，第297页。
〔43〕 李大钊：《孟德斯鸠的历史思想》，载《李大钊文集》（下），前引书，第316页。
〔44〕 李大钊：《孔道西的历史思想》，载《李大钊文集》（下），前引书，第328页。
〔45〕 张广智：《西方史学史研究在中国》，载张广智：《克丽奥之路——历史长河中的西方史学》之附录，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80页。
〔46〕 田汝康、金重远选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页。
〔47〕 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册。
〔48〕 朗格诺瓦、瑟诺博司：《史学原论》（下），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8页。
〔49〕 《史料与史学》发刊词，载《傅斯年全集》第4册， 台湾联经出版公司。
〔50〕 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载《傅斯年全集》第2册， 台湾联经出版公司。
〔51〕
F ·斯泰恩编选：《史学集锦》（ Fritz Stern,The Varieties of History）1973年英文版，第57页。
〔52〕 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
〔53〕 《史料与史学》发刊词。
〔54〕 对此更详尽的释论，参见张利痒：《论傅斯年的史学贡献及其史学理论和方法》，载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思想的困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53—354页。
〔55〕关于德国史学传入中国的过程，详见杜维运：《德国史学的东渐》，载台湾《食货月刊》第1卷第2期，1971年。
〔56〕 载《学衡》第61期。顺便提及，1930年叶法无在其《文化与文明》一书中也介绍了斯宾格勒的学说，并称之为“文化史的杰作”。载叶氏的《文化与文明》，黎明书局1930年版，第34页。
〔57〕 载《学衡》第62期。
〔58〕 载《思想与时代》第19期。
〔59〕 林同济：《民族主义与二十世纪》，载《文化形态史观》，上海书店《民国丛书》第一编第44册，第46页。
〔60〕 林同济：《形态历史观》，同前引书，第7页。
〔61〕 雷海宗：《历史的形态与例证》，载《文化形态史观》，前引书，第37页。
〔62〕 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第212页。
〔63〕 同上书，第221—222页。
〔64〕 王敦书写的《雷海宗关于文化形态、社会形态和历史分期的看法》，对雷氏之说介绍甚详，可参阅。此外，青年学者侯云灏的《雷海宗早期史学思想研究》一文，认为雷氏结合中国的历史实际，对文化形态学派的理论作出了独创性的发挥，并与胡适、傅斯年为代表的新考据学派标榜的唯科学主义形成了明显的对照，推动形成了中国现代史学思想中的人文主义思潮，构成了中国现代史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侯文载《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3期。
〔65〕 张和声：《文化形态史观和战国策派的史学》，载《史林》199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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