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社会保障私有化认识存在的几个误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论文,社会保障论文,误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80年代，在面临人口老龄化和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的双重压力下，智利对养老金制度实行改革，形成了由个人缴费、个人所有、完全积累、私人机构运营的“智利模式”，这种改革被称为“社会保障私有化”（注：一般来说，社会保障私有化主要包含两个方面：（1）缴费主体由国家向个人、社会转移；（2）管理主体由公共机构向私人机构转移。除此之外，社会保障私有化还包含竞争与市场机制和商业化。简单地说，从现收现付到基金积累（或个人账户）的转制被称为社会保障私有化。）。智利改革掀起了全球范围的改革浪潮，南美的秘鲁、巴西等国先后走向了私有化的改革之路，新加坡、马来西亚也开始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养老金私有化改革，美国正在讨论养老保险制度私有化的可能性，中国从现收现付制转向部分积累制。但是，许多国家在进行养老金改革时，并没有充分地理解社会保障私有化的本质，对社会保障私有化存在过高的期望。目前对社会保障私有化改革的认识存在以下几个误区。
误区一：现收现付制已经破产
在人口老龄化加速、老年养老金逐渐增加、提前离开工作岗位现象增多及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下，部分实行现收现付制的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养老保险债务缺口（World Bank，1994）。为弥补这一缺口，一些国家采取诸如降低养老金发放水平、增加养老保险税、推迟退休年龄等一系列措施来保持养老金制度的财政均衡，但效果并不理想。在这种形势下，在参照智利、新加坡和澳大利亚的模式后，世界银行提出了私有化改革方案，即从收益确定型向缴费确定型转变、并按照积累制去运营的养老保险模式，同时要求制度的管理运营应由政府转移到民间，并强迫国民加入养老保障制度。这一方案得到私有化拥护者的热情赞扬，他们呼吁，赶快为养老而储蓄，否则便无退休保障（马歇尔·N·卡特、威廉·G·希普曼，2003∶146）。中国的一些研究也表明，如果继续实行现收现付制度，到2033 年养老保险费率将达到39.27％，有些地方可能在2020年就会超过这一数字。在这种形势下，1995年中国确定了基本养老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模式，1997年又进一步明确了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统一模式，并要求从传统的现收现付制向部分积累制过渡。这种改革被寄予很高的期望，无论是官方还是学术界都希望这种部分私有化的改革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在人口老龄化压力下养老金制度所面临的问题。
然而，经过10年的运行，基金积累制暴露出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如个人账户空账运行、社会统筹基金入不敷出、养老保险名义缴费率并没有因为转制而降低、基金保值增值压力大等。这些问题不只存在于中国，事实上，经过20多年的实践，智利也暴露出严重问题。主要表现为现行体制缺乏社会保障的应有功能，扩大了老年人的收入差异，造成对工龄较短的妇女和长寿老人的政策歧视（郑功成，2001）；覆盖面稳步下降（从改革前的72％下降到2000年的60％）；赤字急剧增加（从1981年占GDP的3.8％上升到2000的6.1％）（Silvia，2003）。可见，在风险加大的同时，完全市场化的运作并没有带来效率和公平。20世纪90年代，荷兰为了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急于摆脱养老保障对财政构成的重负，自库克任首相以来，便开始了社会保障私有化的改革。但是，在付出了巨大改革成本后不得不回到原来的轨道上。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仔细研究发现，社会保障私有化拥护者对现收现付制的悲观论调是把模型建立在悲观的经济增长和人口迅速老龄化的假设之上（Andrew，2000）。关于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养老保险体系的比较，经济学界大都借助于萨缪尔逊叠代模型来分析和论证。萨缪尔逊模型是一个储蓄型叠代模型，萨缪尔逊指出，在一个纯粹储蓄型（即不存在生产和投资）经济中，养老基金的增长主要取决于人口的增长。当人口按n速率增长时，每一代人实际上是按n比率向上一代人的储蓄支付利息，因此在一个纯储蓄并通过现收现付的代际转移来维持养老保险的社会里，养老储蓄的收益率等于人口增长率。后来艾伦（H.J.Aaron）在叠代模型中引进生产和投资，通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一因素修正了萨缪尔逊模型。在艾伦的叠代模型中，养老金的增长取决于两个因素，即人口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当人口增长率和工资增长率之和大于市场实际利息率时，现收现付制可以实现资源配置的代际帕累托最优，此时现收现付制才是可取的。从养老保险制度的筹资角度看，由于此时“生物收支率”高于市场利息率，所以也优于基金式的养老保险制度。后来人们把这一观点称为“艾伦条件”。社会保障私有化的赞成者认为，世界许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人口增长已经放慢，甚至出现了下降的趋势，而且各国都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加之许多国家受经济衰退的影响，职工工资的增长速度也开始放慢，在这种情况下，“艾伦条件”已得不到满足，实行现收现付制的社会经济基础已不再具备，所以各国的养老社会保险应当及时转向基金制。
暂且不谈世界其他国家是否已不满足艾伦条件，就中国的情况而言，这种结论并不成立。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存款利率一直在下降，以5年期为例，1996年为12.06％，2002年下降至2.79％，2004年略有回升（见表1），在长时间内保持低利率的可能性较大。同期，中国的工资增长率却一直保持较高水平，大部分年份的工资增长率超过两位数。虽然中国的人口增长率呈稳步下降的趋势，但目前完全符合艾伦条件（见表2）。朱青（2001）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
表1 1996～2002年中国主要存款项目（定期）利率统计
％
时间 1996.5.1 1996.8.23 1997.10.23 1998.3.25 1998.7.1 1998.12.7 1999.6.10 2002.02.21
3个月 4.86
3.33
2.882.88
2.79
2.79
1.98
1.71
6个月 7.20
5.40
4.144.14
3.96
3.33
2.16
1.89
1年 9.18
7.47
5.675.22
4.77
3.78
2.25
1.98
2年 9.90
7.92
5.945.58
4.86
3.96
2.43
2.25
3年 10.80
8.28
6.216.21
4.95
4.14
2.70
2.52
5年 12.06
9.00
6.666.66
5.22
4.50
2.88
2.79
资料来源：中国证券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2003）》，百家出版社，2003年。
表2 1995～2003年中国城镇职工实际工资增长率和人口增长率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实际工资增长率（％） 2.8
3.8
1.1
7.2
13.1
11.4
15.2
15.5
12
人口增长率（‰）
10.55 10.42 10.06 9.14 8.18
7.58
6.95
6.45
6.01
工资增长率与人口
2.9055 3.9042 1.2006 8.114 13.918 12.158 15.895 16.145 12.601
增长率之和（％）
注：实际工资增长率是工资增长率扣除价格因素后得到的数值。
资料来源：《1995～2003年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年度统计公报》、《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03）》、《中国统计摘要（2004）》。
基金积累方案认为，由于靠自己的积蓄来生活，即使有大量的养老金领取者也不成问题。这种观点忽略了一个实质性的问题，即基金积累和现收现付都是为职工将来的产出提供要求权的方法，这两种方法不可能有实质的差别。对个人来说，可以通过工作时积累的钱去换取物品来资助退休后的需要。但当每一个人都试图这样做时，则将没有产品被提供，这种制度将会崩溃。尼古拉斯·巴尔、大卫、怀恩斯（2000）认为，在宏观经济水平上，人口问题的影响是，大量的产生于退休金大规模积累的养老金领取者负储蓄将超过少量的下一代劳动者的正储蓄（以退休金交费的方式）。在一个既定的产出水平上，储蓄水平的下降会产生通货膨胀的压力，减少退休金的购买力，其结果与现收现付制方案下的情况完全相同。日本经济学家高山宪之（2003）检验了一个经济增长率为0，并且是非开放型经济体系， 假设积累制下的养老保障基金全部投资于国内股票，并且出现了低生育率与老龄化的问题。假设到第二期时，正在劳动的劳动者人数减到一半，这样到第二期购买股票的人数也减少了一半。但是，在第二期，领取养老保障金的人是没有经历过低生育率的一代，因此，人数仍与过去相同。这些人需要卖掉股票换取生活费，股票卖出量与第一期相同。而此时购买者却减少了一半，这样，股票价格就会减半，同时每个老年人的消费水平也随之降低了一半。此时，即使是积累制，也与不增加缴费额的现收现付制所得到的结果是完全一样的。
因此，养老金问题并不因为从现收现付制到基金积累制的转变而随之消失，它只是将危机延续到下一代。事实上，考虑到转制成本，基金积累制方案并不优于现收现付制方案。
误区二：基金积累制下的缴费率要低于现收现付
不可否认，在全球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下，在人口赡养比不断提高的状况下，现收现付制度受到越来越严重的挑战。美国社会保障信托委员会在2000年报告中指出，2015年后，社会保障税不能应付社会保障支出，75年后社会保障税短缺将超过20万亿美元。欧洲也面临同样的困境，大多数欧盟国家养老金的隐性债务是其国家显性债务的2～3倍。德国的养老金负债已超过GDP的100％，在今后的20年里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还会提高5.5个百分点（William等，1997）； 意大利的养老金负债已超过GDP的200％（DECD，1998）。为了减轻财政压力，许多国家采取提高保障税的办法，这使得社会保障税达到了雇主和雇员无法承受的地步，欧盟许多国家的养老保障税已超过工资的25％，其中德国超过40％（包括养老、医疗和其他社会保障项目），预计到2030年社会保障税会超过50％，仅养老保障税一项就达25％（Esteu，1996）。而私有化的拥护者则认为，提高缴费率也不能解决问题。 有研究有明，在美国即使将工薪税增加2.13个百分点，信托基金也会在75年内发生现金赤字（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95）。虽然中国老龄化程度还没有达到欧美的程度，但养老金制度也同样承受了缴费率不断升高之苦。1984年，中国13个省缴费率的简单平均数是23.5％，高的省份已超过30％，一些养老金支出较多的企业的实际缴费率已高于50％（世界银行，1998）。私有化的拥护者认为，如果不对现收现付制进行改革，到2033年，养老保险费率将达到39.27％， 在人口抚养率较高的地区，甚至可能达到42％。但是，采取完全积累制，保险费率将在2004～2031年间达到34％；采取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办法，在2001～2050年间保持在28％（世界银行，1998）。
仔细分析会发现，这些结论是建立在工资增长率和利率不变而人口迅速老龄化的假设之上，如果考虑到工资增长率和利率两个变量，则结果完全不同。根据萨缪尔森—艾伦悖论可知，当工资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之和与养老保障的市场运营利率相等时，现收现付制与积累制的结果是一样的。当人口增长率与工资增长率之和大于市场运营利率时，现收现付制的缴费率比积累制要低（H.J.Aaron，1966；Samuelson，1958）。汤普森（2003）的研究也表明， 现收现付制下的缴费率对出生率的变化非常敏感，但对工资增长率和利率的变化则反应稍逊；而在基金积累制下，缴费率对利率或工资增长率的变化非常敏感，但对出生率的变化不敏感。现收现付缴费率是否比个人账户的缴费率高，关键在于出生率、工资增长率和利率的综合作用，如果考虑死亡率、管理成本等因素，现收现付与基金积累缴费率相等线则往下移（见图1）。
附图
图1 现收现付制与基金积累制缴费率的变化
注：i表示利率，w表示工资增长率，p表示人口增长率，IS表示基金积累制度下的缴费率，PAYG表示现收现付制度下的缴费率。
资料来源：劳伦斯·汤普森，2003：74～79。
根据汤普森模式，对中国1995年以来的数据进行检验。根据表1、表2所列数据，得到利率（i）与工资增长率（w）之差（见表3）。从表3可以看出，1995～2003年间，利率与工资增长率之差为正数的年份少，为负数的年份多，特别是1998年后，两者之差的绝对值越来越大。人口自然增长率仍然为正数，下降速度却较为缓慢。根据汤普森的结论，它处于图1左上方区域， 即基金积累的缴费率要大于现收现付缴费率。可以预见，未来中国经济仍会高速度发展，工资增长率仍然保持高位状态，而利率可能仍会走低，因此两者差的绝对值会较大。
表3 1996～2003年中国利率与工资增长率之差
％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活期（i—w）
-1.82 0.61 -5.8 -12.11 -10.41 -14.21 -14.78 -11.28
5年定期（i—w） 5.2
5.56 -2.7 -10.22 -8.52 -12.32 -12.71 -9.21
注：一年内利率有变化的，以最后一次调整为准。
在一个缴费确定型的完全积累制下，养老金替代率与平均工资增长率呈负相关关系，与利率呈正相关关系。工资增长率越高，利率越低，则未来养老金替代率越低。如果实际工资增长率为5％，利率为2％，则10％的缴费率下的个人账户的替代率只有16％；当实际工资增长率为8％时，如果利率维持不变，则替代率仅有11％；如果要达到30％的替代率，个人缴费则要达到工资的20％（世界银行，1998）。缴费确定的基金积累制度，其替代率是逐年下降的，这一点已被智利养老金制度所证明。反过来，要维持一定的替代率，则不得不提高缴费率。因此，它与现收现付制度没有本质的区别。
出生率的下降和寿命的延长是造成中国人口快速老龄化的重要原因。出生率对现收现付制的影响较大，但对基金积累制却没有直接的影响。而寿命的延长对两种体制的影响是相似的。在现收现付体制下，寿命的延长意味赡养率的提高，从而降低受益标准；要保持收益不变，就要提高缴费率，从而加重企业和个人负担。在基金积累制下，意味着个人账户积累额由更多的年份所平分，从而降低了收益；如果收益年份确定（中国养老保险的个人账户按120个月积累）， 超过收益年份以后从财政得到受益，则会加重财政负担，最终还是要转嫁给企业和个人。可见，无论是现收现付制，还是基金积累制，缴费率的提高呈现相同趋势。
误区三：基金积累比现收现付更能提高国民储蓄、促进经济增长
社会保障私有化的拥护者认为，基金积累养老保险模式导致高储蓄，高储蓄导致高投资，高投资导致经济高增长。以费尔德斯坦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现收现付制度没有储蓄或者储蓄很少，不能增加政府的储蓄；同时，由于征收个人社会保障税，减少了私人储蓄的能力，因而减少了私人部门的储蓄，这种效应被称为“资产替代效应”（Martin，1974）。据费尔德斯坦估计，美国的社会保障计划（即现收现付制度）降低个人储蓄40％左右（注：费尔德斯坦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表明， 美国的社会保障计划降低个人储蓄大约50％（Feldstein，1996）。）。这种观点得到部分经济学家的赞同（Tanner，1996）。
对智利的研究表明，个人账户缴费形成的基金产生29％的储蓄率（Robert，1993）。对澳大利亚的研究表明，1995～1997年间国内储蓄增长0.2％～0.3％，而从长期看，可以达到1.5％（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1999）。资本供给的大量增加意味着较低的借贷利率，而当公司容易获得廉价资本时他们就会加大技术投入，进而增加人均产出，而且工资也会增加。这对处于低增长，实际工资处于停滞状态、失业严重的国家来说，无异于摆脱经济困境的一剂良方。但不幸的是，到目前为止，经济学的推理不能得出关于国家养老保险制度对于个人储蓄影响的清晰的预测（劳伦斯·汤普森，2003）。
基金积累制比现收现付制更能提高国民储蓄、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是否成立依赖于三个结论：（1）基金方案必然导致储蓄的增加；（2）增加的储蓄必然导致更多投资；（3）基金投资必然比现收现付的产出高。
第一个结论并不是必然的。在艾伦的叠代模型中，现收现付制下的养老金的增长取决于两个因素：人口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即：P[，t]＝（1＋n）（1＋λ）τw[，t－1]≈（1＋n＋λ）τw[，t－1]（其中，n为人口增长率，λ为劳动生产率，τ为缴费率，w为工资，t为时间，P为养老金）。在完全积累制下，t期的养老金P[，t]＝（1＋r）τw[，t－1]。由索洛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可以推知，在一个完全积累制的养老体系下，资本市场所能获得的净利润为：r[，net]＝n＋λ（袁志刚、葛劲峰，2003）。将此式代入完全积累制下的养老金计算公式，得到：P[，t]＝（1＋n＋λ）τw[，t－1]。因此，养老保险体系无论是采用现收现付制，还是采用完全积累制，只要在这两种养老体系下，一个经济的最优储蓄率能够得到保证，养老金增长的物质基础是完全一样的，即养老金获得增长的物质源泉只能是下一代就业人口的增长和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人口结构的变化不仅会对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险体系产生影响，同样也会对基金制的养老保险体系产生影响。
费尔德斯坦关于现收现付制倾向于减少储蓄的结论是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得出的，如果考虑“引致退休效应”，则这个结论在理论上是不确定的。艾伦等人认为，即使个人增加了储蓄，如果政府增加社会保障开支，储蓄的增加被抵消；或者个人储蓄增加，而公共储蓄减少相应数量，则国民储蓄不变（Aaron，2001）。现收现付制导致私人储蓄减少的结论是建立在一个简单生命周期的储蓄模型上，必须要求完全的资本市场和不存在遗赠。在借贷约束的情况下，人们在社会保障下的储蓄行为完全不同于理想类型；而在遗赠的条件下，社会保障的资产替代效应将会被消除（R.J.Barro，1974）。经验研究表明，现行的社会保障与储蓄之间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注：在这个问题上不同文献研究有不同的结论，估计值不等。其中费尔德斯坦等人1979年估计最大值为－0.5，最小值为－1.75，盖尔（Gale）1997年的中位估计值为－0.5。列梅等人（Dean R.Leimer）的研究表明，大多数情况下，现行的社会保障对储蓄有正的影响。而梅莎—拉格（Mesa-Lago C.）的研究表明，基金积累制对储蓄的影响是负面的。）。对智利社会保障改革的实证研究也表明，基金积累制对储蓄的正面影响并不明显。数据显示，直到1989年，智利净养老金储蓄仍然是负的，此后有所缓解。说明智利模式的养老金改革对私人（国民）储蓄影响的传统假说是站不住脚的（R.Holzmam，1997）。原因很明显，原则上，基金积累制可以在初始阶段通过对劳动者较高的初始缴费和对退休者较低的待遇支付而产生更多的国民储蓄，但随着支付高峰的来临及新进入的劳动力的减少，国民储蓄则相应降低（注：即使对基金正在建立时储蓄可能会较高也有争论，这一争论既是理论上的也是经验性的，主要依赖于增加的基金积累是否会抵消其他储蓄，答案取决于比较主要的储蓄决定因素。）。
对中国的经验研究也支持这种观点。从1996年5月1日到1999年6月10日， 央行连续7次下调存贷款利率。从理论上讲， 资金价格（利率）的变化将会调节市场上资金的供求，促使一部分储蓄从银行中分流出来，转向其他投资领域。事实上，与储蓄存款利率下调幅度之大相比，银行储蓄存款的分流作用并不明显，甚至出现了存款利率持续下降与储蓄存款大幅度增长的“悖论”。从图2可以看出，1995和1997年都没有成为居民储蓄增长的拐点，居民储蓄保持平稳增长，而居民储蓄增长率却明显下降。这表明，无论是现收现付制还是基金积累制对储蓄的影响并不很大。
附图
图2 1990～2002年中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年末余额及增长率
第二个结论也不是必然的。只有当国民储蓄的增加都转化为有生产价值的投资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的速度才可能提高。特别是宏观经济条件必须能刺激投资，否则更高的储蓄将会带来经济收缩而不是所期望的长期经济增长能力的提高。如果储蓄规模较大，而利率又不能调整到位，投资小于储蓄的情况就可能发生。由于目前城镇居民的消费需求比较疲软，市场缺乏投资热点，总需求不足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资本市场因而很可能处于超额供给状态，即储蓄无法有效地转化为投资。从图2可以看出，居民存款额居高不下，储蓄率的不断上升， 个人最优储蓄率很可能偏离了索洛所说的黄金率（注：索洛在其增长模型中推导出著名的经济增长的黄金定律：当一个经济的资本的增长率等于劳动力增长率加上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时，经济处于最优增长的路径，与此相应的利率即为长期动态的最优利率。）。在这种情况下，实行基金积累制或部分积累制的养老保险体系是不合适的。
至于第三个结论，瑞典和日本的退休基金的实践已表明，基金方案可能会引起浪费性的滥用资本基金和低产出的投资。
因此，基金积累制比现收现付制更能提高国民储蓄、促进经济增长仍然是一个有待证明的命题。
误区四：基金积累制比现收现付制收益高、风险低
根据费尔德斯坦的计算，1965～1995年的30年间，美国实际工资年平均增长率为2.6％，而同期的资本边际生产率为9.3％，这样相当于高额税收。如果完全实施个人账户制，则个人缴费水平仅占工资的3％。这就意味着社会保障私有化增加未来一代人福利的水平相当于每年GDP的5％，剔除其他因素，净收益为10万亿～20万亿美元（Martin，1996）。希普曼（Shipman，1995）研究发现美国3个不同时期出生的工人采取现收现付、债券、股票3种不同投资方式，其退休后收入之间的差距相当大。20世纪30年代出生的工人，正常退休时，股票收益是现收现付的2～3倍，50年代出生的工人达到3～6倍，70年代出生的工人则达到3～7倍。平均来看，现收现付收益人的退休金收入只相当于预先积累的70％。有研究表明，如果实行基金积累制，则欧盟国家只要求在积累期间年实际回报率为4.8％，在退休期间达到2.8％，就可以达到预期的替代率。事实上，欧盟国家股票收益率均高于4.8％（波兰除外）。政府债券收益较低，但通过适当的投资组合（70％的股票＋30％的债券），平均收益率仍能达到7.9％。按这一收益率计算，则替代率可以达到217％（Shipman，2003）。
事实真的如此吗？答案是否定的。如果把管理成本计算在内，基金积累的收益则大打折扣。个人账户制下，每个账户每年的管理费用相当于资产的1 ％（而现收现付制的管理费用低于1％），对于一个有40年工作经历的人来说， 相当于吸取了个人账户的20％。1998年英国的平均管理费用为个人账户总值的1.49％，管理费用使个人账户的价值减少36％。自改革以来智利官方的统计表明，基金增长率为11％，但实际上1987～1999年间的增长率为8.7％，1992～1999年间只有6.4％。如果把佣金计算在内，则回报率应是5.1％，低于1994年前的平均存款利率。
对于投资风险，个人账户的支持者认为，股市行情虽然波动幅度很大，但长期来看还是比较稳定的，因此风险可以忽略。以美国为例，在过去的128年里，每35年为一个周期的年回报率为6.4％，即使在最差的1921年之前的35年，年均回报率也为2.7％。自“标准普尔500”建立以来的75年里，有51年是收益大于损失，年均收益率为7％；如果以30年为一个周期的话，平均收益率则从未跌过4％（郑秉文，2003）。因此，长期投资是合算的。然而，所谓“平均收益率”对单独的个人来说没有任何意义。资本市场的风险无处不在，如美国纳斯达克指数从1999年5月到2000年5月变化超过100％，从2000年3月到2001年4月的一年多时间内“标准普尔500”下跌424点（计28％）。假如从现收现付改成个人账户，则在2001年4月退休职工在其余生就要少收益28％。即使从长期看，20世纪也有15年（1908～1912、1937、1939、1965～1966、1968～1973）股票跌幅超过40％。债券也是如此，1982年，一张30年期的AT&T债券与1977年相比缩水1/3。
当一个养老保险方案有了基金储蓄，积累的基金就可以获得有助于支付未来养老金的货币回报。在市场经济中，这种优于现收现付方案的资金优势是与养老基金能用于提高经济增长的生产性投资，并与获得的实际回报相联系。如果回报率低于工资回报率，养老保险制度将会陷入财政困境，替代率也会降低；回报率低于通货膨胀率，情况更糟。到职工退休时，所得到的养老金将远远少于其工资，并且这些养老金比前些年的购买力要低得多。考察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近3年来的收益， 均低于同期5年期的定期存款利息2.79％（2001年全国社保基金年收益率为2.25％，2002年为2.75％，2003年为2.71％）。许多人把基金积累的低收益归因于投资结构的不合理（见图3），认为只要加大股票投资的比例，就可以提高基金的收益。
附图
图3 2002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收益结构
资料来源：全国社会保障委员会：《2002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年度报告》（http：//www.ssf.gov.cn/NewsInfo.asp？ NewsId＝243）。
股票收益率真能高于银行的存款利率吗？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于2001年7月获配中石化A股3亿股，发行价4.22元/股，成本12.66亿元，2002年12月31日股票市值9.03亿元（以当日收盘价3.01元计算），全国社保基金股票投资浮动亏损3.63亿元。再看债券，全国社保基金投资的以市价估值的债券包括2001年三峡企业债和2002年第十四期国债。2001年三峡企业债和2002年第十四期国债的成本分别为1亿元和5亿元。2002年12月31日，2001年三峡企业债市值1.08亿元（以当日每100元面值收盘价107.889元计算），浮动盈利0.08亿元；2002年第十四期国债市值5.01亿元（以当日每100元面值收盘价100.11元计算），浮动盈利0.01亿元。债券浮动盈利合计0.09亿元。
以上还是名义收益，如果把通货膨胀考虑在内，则实际情况又是另一回事。1992～2004年间，中国大部分年份处于通货膨胀状态，甚至某些年份超过20％。因此，大部分年份实际收益率要低于名义利率，从而使基金积累制隐含了巨大的风险。
误区五：基金积累比现收现付制度更公平
在费尔德斯坦（1976）看来，现收现付制是“劫贫济富”式的再分配，因为社会保障减少了储蓄和资本积累，因此降低了资本/工人比率，导致生产率下降，工资降低。另外一些学者认为，现收现付制强制低收入退休者将其资源的很大部分转化为养老金，减少了低收入者为退休而储蓄的能力和动力，增加了代内遗赠财富的不平等（Tanner，2000）。而社会保障私有化能降低基尼系数，消除不平等（Jagadeesh，2001）。在社会保障私有化赞成者看来， 妇女也是现收现付制的受害者之一。由于妇女的就业模式（较少的劳动年限、较低的收入、半职工作以及频繁的工作变动）、双重规则（制度对许多已婚的工作妇女、双职工以及双职工的幸存者实施惩罚）和对社会保障的严重依赖性，造成了妇女在现收现付制中的弱势地位。加在职业女性身上的社会保障税使较富有的不必外出工作的女性受益，而形成对比的许多抚养孩子的离异和单亲职业女性却处于传统社会保障的不利境地（Leanne，2004）。
事实真如私有化拥护者所描述的那样吗？实际上，现收现付制度具有明显的再分配功能，穷人往往成为受益人。在美国，现收现付的养老金被称为“这个国家的最伟大的反贫困项目”，因为它有效缓解了老年人的贫困。1959年，美国老年贫困率是35.2％，是成年人平均贫困率（17％）的1倍多，而到1998年已下降到11.9％（Bureau of the Census，1998）。虽然在美国有一半的老人没有私人养老金，有1/3的老人没有财产收入，但穷人更依赖于社会保障，最贫困的20％其收入有81％来自现收现付养老金，而最富裕的20％的人养老金收入只占其收入的20％（Weil等，1996）。早在1979年，阿伦就推出，相对于他们年轻时的缴费，穷人最终在他们退休后得到的回报要比收入高的人少（Herlry Aaron，1979）。2001年，他发现如果一个人还享受残疾收益（通常为低收入者享受），则再分配效应更明显，因此，这一受益结构是积极的，因为它使低收入者退休后养老金收益达到在职时工资的56％，使平均工资职工达到在职工资的42％，使高收入者达到在职工资的28％（H.Aaron等，2001）。其他人的研究也支持这种观点（C.Eugene Steuerle等，1994）。
艾斯特斯（Estes，2004）运用女性主义的观点对社会保障私有化进行了分析，认为私有化使妇女特别是有色人种妇女处于屈从地位，它对不遵守传统家庭模式的、在种族和阶层处于不利地位的老年妇女伤害更大。智利的研究表明，在现收现付制度下，女性比男性得到更多收益，因为她们的退休年龄比男性早。而在基金积累中，由于女性工作年限时间短，退休后余寿长，因此退休后境况比男性差。最近的研究表明，同工种的女性比男性的工资低要31.1％。假如回报率一直保持5％不变，替代率为70％，男性的养老金大约是其工资的58％～83％，而女性则只有其工资的32％～46％（Mesa-Lagoc等，1999），女性养老金要比男性低50％～60％。
在中国，通过对新旧两种体制的比较发现，在现行体制（部分积累制）下在职时工资水平相同的男女职工，到60岁都已退休时女性养老金将低于男性，不论在哪一种工资水平上，女性的养老金都仅占男性的80％左右，甚至低至71.4％（潘锦棠，2002）。而且工资水平越高，女性由于较早退休产生的养老金相对损失越大。因为部分积累制的替代率与工作时间呈正相关关系。退休早，积累少，退休金就低；退休晚，积累多，退休金就高。中国女性的退休年龄普遍早于男性5年，但退休后女性余寿高于男性，其所得养老金总额大于男性。而在基金积累下，由于女职工工资低退休早，“基础养老金”部分的工资替代率越高、“个人账户养老金”部分的工资替代率越低，对女性就越有利；反之，则越不利。世界银行（1999）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在新的养老保险制度中，女职工的养老保险待遇比较低，而且两性福利差距在扩大。中国现行养老保险政策要求法定退休年龄低于男性的女性与男性一样够35年工龄才能获得满额退休金，使较多的女性实际上无法得到满额退休金，损害了妇女的权益。由此可见，女性退休早在旧体制下是对女性的一种保护，但在新体制下却是对女性权益的一种侵害。
总之，在人口老龄化的巨大压力之下，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在国有企业中进行退休费用生活统筹和建立固定工养老保险基金的试点，直到1997年正式确立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模式。许多人把这种模式看成是解决中国养老制度困境的一剂良方，这种期待不仅基于对旧制度弊端的深刻认识，更是基于对新制度优越性的肯定。然而，在对新制度的认识过程中，有许多观点是似是而非的。不对这些观点加以澄清，会在实践中产生误导，甚至导致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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