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真的存在吗？——基于经济数据测算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盛世论文,数据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清前期康熙（1662—1722）、雍正（1723—1735）、乾隆（1736—1795）三朝统治的134年间，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空前大统一、大发展时期，社会稳定，国泰民安，史称“康乾盛世”或“康雍乾盛世”。近年来，“康乾盛世”是否真的存在吸引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学界对此也尚存争议。这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学者们的研究视角不同，其研究结论也就有所差异；二是“康乾盛世”原本就是一段颇具争议的历史时期，功过兼有，因此学者们的研究更难达成一致性的观点。尽管学界对“康乾盛世”褒贬不一，但我们还是可以总结出一些一般性的结论。就积极的一面来说，学界对当时的国家大统一、经济繁荣、国家财政储备雄厚、人口快速增长、文化大繁荣等均持有肯定意见；就消极的一面来说，学者们对当时的人口问题、物价持续上涨、闭关自守、限制工商业发展、蔑视科学技术等均持有否定意见。
回顾历史，从中总结经验和吸取教训，我们首先应该认识这段历史，客观、公正地对其进行评价。国内外学者对“康乾盛世”进行了广泛的研究，目前来看，尚无一致性结论。那么，为什么有“康乾盛世”这一说法？或者说到底有没有“康乾盛世”？“康乾盛世”对当今的中国经济发展有何启示？这些都是颇具研究价值的现实问题。
二、“康乾盛世”国内外研究综述
著名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在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会上演讲时宣称：“今天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不发达国家，在工业革命前，就比发达国家落后得多。”对此，学界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由于18世纪的经济数据无法获得，只能采取估算的方法获取。对此，国内外学者采用不同的方法，对我国18世纪的经济发展数据进行了测算，具有代表性的国外学者有著名经济学家贝洛赫和麦迪森，国内有刘瑞中和刘逖等人。法国经济学家贝洛赫和我国学者刘瑞中都不赞同库兹涅茨的观点。麦迪森长期致力于国际经济比较和各国经济长期增长领域的研究，他测算了公元1—2030年中国、欧洲、印度、日本及全世界的人口、GDP、人均GDP等一系列经济指标，建立了较为系统的数据库。此外，国内学者刘逖则认为，麦迪森显然高估了当时中国的经济实力。
1.保罗·贝洛赫的估算
法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贝洛赫（Paul Bairoch）根据当时人们的消费情况进行估算。他按1960年美元价格，分别测算了1800年和1840年中国、英国、法国的人均国民收入。结果显示，1800年英国人均国民收入为324美元，法国为220美元，中国为228美元，比法国略高一些，大约相当于英国的2/3；但1840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则下降到了206美元，英国为447美元，法国为310美元。[1]（P8-9）贝洛赫的估算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如他并没有披露具体统计方法和指标，而且很多重要数据是其“个人估计”的，这使得其测算的结果备受质疑。
2.刘瑞中的估算
国内学者刘瑞中（1987）根据库兹涅茨的比例推算法，从本国货币、货币国家购买力和真实收入三个不同维度，测算了18世纪中英两国的国民收入和人均国民收入。按照各自本国货币来计算，1700年，中国的GDP为73877万银两，人均GDP为6.6银两；英国的GDP为4800万镑，人均GDP为6.99镑；1800年，中国的GDP为198263万银两（是1700年的2.68倍），人均GDP为6.7银两；英国的GDP为23200万镑（是1700年的4.83倍），人均GDP为11.5镑。按照货币国家购买力来计算，1700年，中国的人均GDP为6.6银两，英国的人均GDP为19.91镑，是中国的3倍。1800年，中国的人均GDP为7.3银两，英国的人均GDP为32.77镑，是中国的9.16倍。按照真实人均国民收入来计算，1700年，中国的人均GDP为13.2银两，英国的人均GDP为19.91镑，是中国的1.51倍。1800年，中国的人均GDP为13.4银两，英国的人均GDP为61.47镑，是中国的4.59倍。[2]
根据刘瑞中的测算结果，中国和英国在18世纪100年间国民收入均有所增长，其中中国增加了1.68倍，英国增加了3.83倍，但中国的人口增长要远快于英国，因此，中英两国间的人均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3.安格斯·麦迪森的估算
安格斯·麦迪森是研究国际经济比较和各国经济长期增长领域的专家。他测算了公元1—2030年中国、欧洲、印度、日本及全世界的人口、GDP、人均GDP等一系列经济指标，建立了较为系统的数据库。他将中国与日本、欧洲、美国、苏联、印度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比较。从1700年到1820年，中国人口从1.38亿增加到3.81亿，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由22.88%提高到36.57%；GDP由828亿增加到2286亿，占世界GDP总量的比重由22.29%提高到32.92%；人均GDP不变，均为600，但全世界人均GDP则由615增加到667。[3]（P36）
4.刘逖的估算
刘逖（2009）采用现代国民经济核算的方法，对1600—1840年中国GDP进行了估算。根据刘逖的测算，从1700年到1800年，我国名义人均GDP从4.9银两增加至9.4银两，但实际人均GDP则从4.3银两减少至3.5银两，实际人均GDP的下降主要受18世纪我国物价上涨的影响。此外，刘逖还将当时中国与英国、法国和美国的人均GDP进行了比较，得出18世纪中国的人均GDP在下降，且与欧美国家的差距不断扩大。中国的人均GDP在1700年不足英国的1/3，略高于美国的7/10；1820年约为英国的1/5，略高于美国的1/4；1840年为英国的1/6，美国的1/5。根据刘逖的估算结果，安格斯·麦迪森高估了当时中国的经济实力，并得出康乾时期中国的人均GDP远远低于欧洲国家，且差距在不断扩大。[4]（见表1）
尽管不同学者采取的测算方法不同，其结果也有所差异，但我们还是可以通过这些不同的测算结果总结出一般性的结论。综合四位学者测算的经济数据，可知：
（1）18世纪中国的国民收入得到较快增长，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在增加（见表2、表3），但由于人口的增长速度同样较快，因此人均收入几乎没有增长，甚至是下降的。
（2）18世纪中国与英国的人均收入差距在扩大，并且国外学者测算的结果要明显地高于国内学者的测算结果。由于不同学者选用的计价单位、基准价格指数均不同，所以这里采用比值的方法来比较不同学者的测算结果。以1800年为例，中国与英国的人均GDP之比，贝洛赫估算的结果为0.7，麦迪森估算的结果为0.55（1820年中欧之比）；而国内学者刘瑞中估算的结果为0.22，刘逖估算的结果为低于0.2。
三、康乾时期经济数据测算
“康乾盛世”一说始于何时？根据史料记载，这一说法最早可追溯到康熙五十二年（1713），当时康熙帝以“恩诏”的形式宣布，实行“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这也是时人最早的关于对自身所处时代的评定。乾隆帝也曾宣称：“比年以来西域大奏肤功，国家势当全盛”，“方今国家全盛，府库充盈”。[5]此外，除了清政府最高统治者对此有专门论述之外，当时清政府官员使用“盛世”一词也较多，如：清政府在统一新疆全境后，户部右侍郎于敏中赋诗称颂乾隆皇帝云：“觐光扬烈，继祖宗未经之宏规；轹古凌今，觐史册罕逢之盛世”。[6]“盛世”“全盛”等词汇经常在清朝臣民之口出现，并在乾隆时期的社会舆论中逐渐形成“盛世”意识。“康乾盛世”的这种历史记忆逐渐成形，也被文人学士广泛接受，记载下来并流传至今。
1.“盛世”的标准
一直以来，“康乾盛世”是国内外学者存在争议的一个话题。目前为止，仅有少数历史学者对此进行了尝试性的研究。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戴逸（2002）认为，盛世应该具备的条件包括，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国力强大，文化昌盛等。此外，清史研究专家李治亭（2010）认为，“康乾盛世”的判断标准应该包括国家实现统一、经济发展繁荣、政局稳定、国力强大、文化昌盛等方面。历史学家的研究取得了富有成效的成果，也为后人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历史学家研究的基础之上，本部分试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康乾盛世”进行研究，首先从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角度给出“盛世”的标准，在此基础上通过相关数据的测算，并与同期英国的经济数据进行比较研究，最后得出一些结论。判断“康乾盛世”是否真的存在，我们首先应该界定清楚何为“盛世”，“盛世”的标准是什么。《辞海》中将“盛世”定义为“安定兴盛的时代”。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经济实力的强弱是判断“盛世”的首要标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后盾，一切皆为空谈。在康乾时期，我国还处在农业经济时代，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很大比重，特别是粮食生产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尤其明显，因此，人口数量和粮食产量是衡量一国经济实力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康乾时期我国的工商业也有所发展，茶叶、丝绸、瓷器等商品远销欧美市场，因此，进出口贸易和财政收入也是衡量经济实力的重要因素。为此，本文将重点对康乾时期的人口数量、粮食产量、财政收入和进出口贸易数据进行测算。当然，生产力水平、科学技术水平、军事实力、政治制度、文化等方面也是重要的考察因素。
2.“康乾盛世”期间我国经济数据测算
（1）人口数量。康雍时期和乾隆时期中国人口的统计口径有所不同，在康熙、雍正两朝统计的是“人丁户口”。所谓人丁是指16—60岁男子，也就是说，康雍两朝统计的人口只包括16—60岁男子，故有的学者将其等同于户数。而在乾隆时朝，从1741年开始采用新的统计方法，统计的是所有人口数。此外，1735—1740年的人口数据缺失，这给我们的分析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一些学者对中国的人口也进行了测算。何炳棣测算结果表明，“中国1700年人口约为1.5亿，1798年约为3.13亿”。[7]（P275）赵文林等测算结果表明，“1700年约为1亿，1798年约为3.19亿”。[8]（P540-542）珀金斯测算结果显示，“1650年约1亿—1.5亿，1750年约2亿—2.5亿，19世纪初约为8亿”。[9]（P276-277）
尽管不同学者的测算方法有所差异，但有两个共同点：一是都非常重视1741年的人口登记数据，二是学者们都是根据1734年以前统计的人丁数和1741年以后统计的人口数据来测算1740年以前的人口数据。不同的是有些学者采用的是“顺推法”，而有些学者采用的是“倒推法”。基于此，本文则采用“顺推”与“倒推”相结合的方法，首先根据1662—1734年平均每年增加的人丁数，[10]（P248-252）推算出1735—1741年的人口数据。然后将1741年推算出来的数据和实际数据进行折算，得到一个折算因子。最后按照这个折算因子估算出康熙、雍正两朝的人口数量。修正后的数据显示，“康乾盛世”时期中国人口大约从1亿增加至3亿，与何炳棣、赵文林等学者的测算结果较为吻合，其中乾隆年间人口增长速度最快，年均增加280万左右，是康熙、雍正时期的5倍左右。具体而言，1670年的人口接近1亿，为0.99亿；1700年人口达到1.04亿，1750年人口达到1.8亿，1790年突破3亿大关，为3.01亿，1795年人口有所回落，为2.97亿。（见下页图1）
（2）粮食产量。清朝初期，受天灾人祸的影响，粮食生产处于停滞状态，据《清世祖实录》记载，有些地区“百姓流亡十之六七，十亩之田只种一二亩”。进入康熙时期，社会稳定使得粮食生产得以恢复，荒芜土地被复垦，清政府采取减税措施鼓励老百姓开垦荒地，耕地面积不断扩大。要准确测算康乾时期的粮食产量存在一定的难度，原因在于一方面古代系统记载的经济数据较少，而且有些数据在不同史料中又不相吻合，另一方面，不同朝代记载的对象、记载单位也有所不同，这给我们的测算带来了很多困难。国内外学者做了很多较有意义的基础性研究，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如梁方仲（1980）对中国历代的户口、田地、田赋进行了研究，北京大学经济系清代经济史研究组（1981）[11]对清代各朝的人口、土地和钱粮进行了研究。
这里我们采用梁方仲（1980）的清代耕地面积数据。但是梁方仲（1980）只记载了康熙、雍正时期的耕地面积，乾隆时期记载的是存仓米谷数而没有耕地面积数据。章有义（1991）[12]测算的1812年耕地面积为10.5亿市亩，首先将康熙、雍正时期的耕地面积换算成市亩，然后根据1734—1812年耕地面积数据算出年均增长量，进而推算出1735—1811年耕地面积。对于稻谷、小麦等各种粮食作物占耕地面积的百分比和各种粮食作物亩产，我们参考刘瑞中（1987）的测算，从而可测算出康乾时期的粮食总产量和人均粮食产量。测算结果显示，康乾时期粮食总产量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从1665年的1163.7亿市斤增加至1795年的2576亿市斤，其中18世纪增速尤为明显，粮食总产量实现了翻番。人均粮食产量、人均稻谷和小麦产量变化特点相同，17世纪缓慢增长而18世纪有所回落。人均粮食产量从1665年的1183斤/人增加至1700年的1245斤/人，但18世纪则有所下降，从1700年的1245斤/人下降至1795年的867斤/人；人均稻谷和小麦产量从1665年的794斤/人增加至1700年的835斤/人，但从1700年的835斤/人下降至1795年的582斤/人。这主要是18世纪人口的增长速度快于粮食产量的增长速度，因此人均粮食产量反而呈现回落趋势。（见图2）
（3）财政收入。“康乾盛世”时期经济发展呈现出良好的态势，农业、手工业和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使得清政府的财政收入有所增长。林涛（2005）[13认为，康乾时期经济的发展鲜明地体现在财政收入的增长上：1682年财政收入为3110万两，1685年为3123万两，1724年达到3092.6万两，1791年达到4359万两；此外，国库存银也在不断增加，1673年存银2136万两，1691年激增到3185万两，1791年增至4737万两，1725年增至4000万两，1730年增至6218万两，1763年增至4706万两，1777年达到8182万两。李冶亭（2010）认为，该时期国库财政储备充足，常年保持6000万至7000余万两，最高的年份达到8000余万两。虽然两位学者的测算结果较为相近，但均未说明是如何得到这些数据的。为此，本文根据康乾时期的田赋数据来对当时的财政收入进行测算。
这里田赋数据采用梁方仲（1980）的测算结果。由于田赋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以银两直接核算，另一部分是以粮食（单位是石）进行核算的。所以，我们首先把用粮食核算的田赋转换成银两核算的田赋。由于这里的粮食包括水稻和小麦，参考刘瑞中（1987）的做法，稻谷产量大约是小麦产量的1.5倍，小麦的价格与米价的比例约为0.7。1785年以后，米价每石为钱2.7两。因此，我们可以算出农业财政收入。刘瑞中认为，1700年农业收入占国民收入的70%，1750年占国民收入的67%，1800年占国民收入的64%，而农业的税率一般要低于其他行业，所以这里假定农业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的比重为60%。由此我们得出了一些年份的财政收入估算数据。数据显示，康乾时期政府的财政收入一般都在6000万两以上，高的年份达到8000多万两以上，如1766年财政收入达到8280万两。（见图3）
（4）进出口贸易。康乾时期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等商品在欧美市场十分畅销，尤其是到了18世纪，来自中国的商品已经变成欧洲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对中国商品需求的激增催生了中欧贸易的快速增长，与此同时也推动了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但清政府所采取的闭关锁国政策，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出海贸易的发展，也影响了外向型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也错失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机会。
参考严中平（1955）[14]（P4-5）的研究，1760—1794年之间中国进出口总额和中英进出口总额均在不断增长，但后十年的增速明显加快，其中中国进出口总量从1760年的554.6万两增加至1784年的700.1万两，从1784年的700.1万两增加至1794年的1322.5万两；中英进出口总量从1760年的290.6万两增加至1784年的338.5万两，从1784年的338.5万两增加至1794年的1085.1万两，而且中英进出口总量占中国进出口总量的比例在不断增加。此外，中国出口总额均大于进口总额，中国一直处于贸易顺差地位，但两者的差距在不断减少。（见下页图4、5）
3.中英经济比较
（1）人口比较。康乾时期中国和世界人口均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中国人口从1662年的0.98亿增长至1795年的2.97亿，年均增长8.37‰；英国人口从1700年的0.069亿增加到1800年的0.108亿，年均增长4.49‰；世界人口从1700年的6.03亿增加到1820年的10.42亿，年均增长4.57‰，中国的人口增长率接近于世界人口增长率的两倍，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当时中国的经济是繁荣的，能够承载人口的快速增长。
（2）粮食产量比较。17、18世纪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因此，粮食产量的高低是衡量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康乾时期粮食总产量不断增长，从1665年的1163.7亿斤增加到1795年的2576亿斤，年均增长6.13‰；由于人口的快速增长，人均粮食产量则有所下降，从人均1 183斤/人减少到867斤/人，作为中国人主食的稻谷和小麦的人均产量也呈下降趋势，从人均794斤/人减少到582斤/人。尽管粮食总产量呈快速增长趋势，但人均量却在减少，也只能勉强维持老百姓生活的基本需要。但与英国相比，中国的差距将非常明显。18世纪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仅有3.5亩，英国人均耕地面积则达到10亩，而且还有荒地大约人均6.2亩尚未开垦。[15]（P16-17）优越的农业自然条件使得英国的粮食产量在满足国内基本消费的同时，每年还有大量的粮食出口，并有“欧洲粮仓”之称。据统计，1750年英国出口谷物和面粉的总数达到20万吨，人均出口30千克，[16]（P207）由此可反映出中国和英国在农业生产的巨大差距。
（3）财政收入比较。财政收入是反映一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中国财政收入从1661年的6162万两增加至1766年的8280万两，年均增长2.8‰。法国和英国的财政收入1680年分别为1440万两和616万两，1750年分别增加到4260万两和2760万两，年均增长15.61‰和21.66‰。[17]虽然17、18世纪中国的财政收入都要高于英国，是英国的近3倍，但1800年中国人口是英国人口的30倍左右，而且财政收入的年均增长率只相当于英国的12.9%。这反映出虽然中国财政收入总量要远高于英国，但这并不说明当时的中国是一个经济强国，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经济大国。
（4）进出口贸易比较。18世纪中国和英国对外贸易总额的差距愈发明显。英国在资产阶级革命后展开了大规模的殖民掠夺活动，使得英国迅速成为世界第一大商业和殖民强国，在国际分工中一直处于支配地位，伦敦成为了世界贸易中心，对外贸易总额从1698年的11900万英镑增加到1802年的72800万英镑（约为218400万两）。[16]（P255）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在1794年大概为1322.6万两，只相当于英国的0.6%。造成如此大差距的直接原因在于清政府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当时两个国家的地位差距。
（5）物质文明比较。康乾时期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极大地促进了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人口迅速增长，农业耕地面积不断扩大，手工业快速发展，对外贸易也有所发展。但由于科技没能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使得农业生产方式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农业生产工具与明代几乎一样；科技的落后使得手工业生产没能向机器生产转化，清政府闭关锁国的政策阻碍了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生产力水平没有发生根本性变革。而此时远在大洋彼岸的英国科技发明层出不穷。这些发明创造的运用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极大地提高英国的劳动生产率，也确立了英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中心地位。
四、研究结论与启示
1.研究结论
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经济实力远不及当时的英国。“康乾盛世”时期社会稳定为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使得当时粮食产量迅速增加，人口增长较快；手工业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分工进一步精细，纺织、矿冶、井盐、陶瓷等产业快速发展；手工业的发展带动了商业和城镇经济的发展；对外贸易处于有利地位。但与英国相比，中国经济的成就似乎只有量的增加，而没有质的提升。农业生产技术有着显著的提高，但农业生产工具并无明显变化，农业生产方式与明代并无显著变化，粮食产量的增加也只是勉强能够维持新增人口的消费需要；手工业发展较快，但发展滞后的科学技术严重阻碍了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中国手工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始终赶不上英国机器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出口量持续增加，在闭关锁国政策的作用下，清政府对对外贸易进行限制，影响了外向型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对外贸易总额远低于同期英国的水平；财政收入维持较高水平，但增长速度缓慢。因此，综合来看，尽管康乾时期中国经济、人口、财政收入等总量指标要高于英国，但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远不及当时的英国。
（2）科学技术水平不高，生产力水平依然低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687年牛顿提出三大运动定律、1769年英国人瓦特发明蒸汽机，把科学和工业结合起来，推进了近代工业化和经济起飞进程。康乾时期中国的科学技术严重滞后，清政府更是轻视科学技术的发展，民间少有的一些科技创新也不受重视，未起到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很多技艺不久便失传。农业和工业的生产方式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生产力水平依然不高。
（3）过度的“中央集权”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18世纪，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发展达到顶峰，资本主义有所发展，但过度的中央集权制度严重地阻碍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此不同的是，1682年克伦威尔领导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启了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浪潮，逐步摒弃封建君主专制，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为工业革命的爆发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4）军事实力不强，文化事业停滞不前。实现国内统一展示了清政府强大的军事实力。在国内社会渐趋稳定的情况下，清政府军队腐败，训练废弛，装备落后，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军事实力则远远落后了。此外，“康乾盛世”时期文化事业全面发展，但清政府大兴文字狱，迫害文人，思想的禁锢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阻碍了社会的发展。
综合来看，康乾时期虽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因此而称为“盛世”未免过于武断。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认为，“康乾盛世”并非是对中国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真实写照，更多的是满清政府的自我标榜，并在乾隆时期的社会舆论中逐渐形成“盛世”意识，记载下来并流传至今，误导了当今很多学者。从横向来看，和欧洲发达国家的差距已经越来越大，所谓的“盛世”并不存在。
通过我们初步的研究发现，“康乾盛世”时期与今天我国面临的境况确有几分相似之处：同样是GDP总量排名靠前，但人均GDP却很低；此外，物价高涨，通货膨胀严重，贫富差距较大，人口较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康乾盛世”时期我国的境况甚至要好于现在。在“第二大经济体”光环的背后，我们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很大。离第一大经济体美国还有很大距离，大约只相当于美国经济总量的1/3；虽然总收入超过了日本，但人均收入依然很低，只相当于日本的1/10，卢森堡的1/25，世界排名第95。康乾时期的闭关锁国、忽视科学技术把中国远隔于世界潮流之外，从而导致了中国与西方的巨大差距。
（1）科技水平是决定国家竞争力的关键因素，而不是经济总量的高低、人口的多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年均经济增长率超过9%，并于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背后，我国经济增长集中表现为长期由要素投入推动，而技术进步或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较低，经济发展依然未能摆脱“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的代价可谓极其高昂。康乾时期的历史经验表明，决定国家综合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并不是经济总量的高低、人口的多寡，而是科技水平的高低。从长远来看，鼓励科技进步与自主创新对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2）对外开放是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客观需要。在欧洲工业革命爆发之际，清政府却选择闭关锁国的政策，限制与世界的经贸往来，把中国与世界隔绝起来，使得西方的先进思想与技术无法传播到中国。康乾时期的历史经验表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使中国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为实现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必须实行对外开放，而且开放不仅限于经济领域，科技、资源、教育、文化等领域的开放同样重要。
（3）制度创新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经济行为。当制度变革适合于经济发展要求时，其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反之，也有可能出现制度供给滞后或不足的现象，从而抑制经济的发展。康乾时期清政府所采取的闭关锁国、禁锢思想以及轻视科学制度，对先进的科技和生产方式极力排斥，使得西方国家的工业革命并没有对我国产生多大影响，也使得我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康乾时期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制度创新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科技创新具有促进作用，也有利于实现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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