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的巨大差异——全球女性从属特征的文化、认知与社会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认知论文,差异论文,特征论文,性别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440 C919
我们这个世界是由许多巨大的差异构成的，如民族差异、财富差异、种族差异、宗教差异、教育差异、阶层差异、社会性别差异和性行为差异，所有这些差异又都是由人类自身所创造的。确定这些范畴的概念性界限(conceptual boundaries)总是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并可能产生一些实际的和具有社会意义的边界。同过去一样，现有的这些观念不仅规范着社会现状，而且还有产生严重的不平等、制造冲突以及增加人类的痛苦。在本文中，我要论述的是基于性别的划分方法所产生的一种最基本的社会范畴。如果学者们想要充分理解社会的发展动力和社会分层的决定性作用的话，那么这一社会范畴就应该成为所有社会学分析中最具根本性的问题。相当数量的社会学论著都支持这一论点，但本文中我只能提及其中的一部分。
在社会学界，决定社会范畴(social categories)的概念性界限正面临着解构。过去，诸如种族和民族这样的社会范畴在描述生物性或遗传性特征方面被认为是稳定、可靠的，而当今的许多学者则对其提出了质疑。事实上，社会学家们现在正探究潜藏于类别差异背后的根本原因，并注意到其任意性(arbitrariness)。另外，他们还进一步指出了这些差异变得“本质化和自然化”(essentializing and naturalizing)的演变方式。然而，并非多数批判性的理论家都把社会性别包含在这一分析之中。有些理论家在分析中纳入了社会性别。这样的分析，即便不囿于“性别研究”领域，事后通常也被归类于这一领域。
目前的分类方法有可能给那些属于某一类别的人群带来积极或消极的结果。比如说，有色人种要比白种人更易受到警察的怀疑；受欢迎的男性教授往往得到才思敏捷、知识渊博的评价，相比而言，女性教授获得的评价不过是和蔼文雅而已。然而，与界定社会群体的基础不同的是，各类别中可能包含着素不相识或者从来都没有任何交往的诸多个人。尽管如此，他们却共同拥有某些沿袭下来的身体特征或者人际关系。不同的肤色、发质、生殖器、出生地以及家系是决定类别的一些因素。
在当今世界的社会生活中，我认为社会性别(gender)是最基本和最通行的一个范畴。本文中，我要揭示女性的生活状况。当然，社会性别是以生物学的性别为基础的。对于那些变性的或性别取向发生改变的人来说，他们不属于上述男女二分法。
性别划分和从属关系
在所有社会形成的分类中，性别划分是最基本的，也是对社会变迁阻力最大的。区分黑人和白人、自由人和奴隶、男性和女性等等的二元对立的范畴(dichotomous categories)总是令人反感的。不过，这种二分法在维护有某种优势的类别方面却有着巨大作用。就性别划分而言，无论在哪里，男性总是占有优势的——尽管差别程度不同。有些个人和少数女性能够成功地避开这种划分方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甚至在有些情况下，她们可能会比男性在教育或者财务方面做得更为出色。出身于拥有特权的阶层、种族或国家的女性有可能要比其他女性做得更好。但在世界范围内，在任何社会中，作为同属一个类别的女性都是从属于男性的。
我认为，具有生物特征的性别划分构成了一个标志，社会中的所有主要制度都是围绕它来建立的。所有的社会制度都根据其成员的生物性别来为其分配不同的角色，如家庭内的劳动分工、地方的和全球的劳动力、政治实体、大多数的宗教制度以及民族国家都是按照这种性别差异来组织的。
文化意义也与女性和男性的不同范畴有关，包含着性格和能力的特征。于是，这些不同的文化意义又赋予那些属于某一类别的人们以特定的社会性和象征性的角色。当然，指定给女性和男性的角色会有一定程度的重合，但在所有社会中，性别地位是主要的决定性因素——正是这种主要地位(master status)决定了是否能够获取其他的多种地位。
毫无疑问，人类的生物学性别确实规定了他们在养育后代中的角色(如孩子的抚养者、精子提供者)。对于女性而言，即便是只有女性才有可能成为生物学意义上的母亲，但要求她们必须为人之母却并无生物必然性，而男性也有权选择是否成为生物学意义上的父亲。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所有的社会地位及其相应角色都是由社会给定的。进一步说，不同的规范规定(或者禁止)隶属于所有社会角色的具体行为。而且，由于各种地位一般具有等级性，所以允许女性获得的地位通常从属于男性的地位。而且，在家庭、工作场所和政治领域中女性角色普遍都与男性角色相对出现。事实上，在社会中没有哪一种地位是孤立存在的。不仅如此，所有的地位都依赖于那些具有互补型地位的人的互惠活动。这些地位通常也具有等级性，也具有由“男性”和“女性”所引发的令人反感的差异。几乎所有的地位都不能脱离这种性别类型。
鉴于这种社会地位、社会性和象征性行为的性别类型无处不在，我认为，性别隔离(gender segregation)的动力学应被看作社会学分析的一个主要问题，而且应当特别注意性别差异的机制、过程及其在群体形成、群体维持和分层中的作用。我还进一步强调：
·女性和男性在社会结构中实际的和象征性的角色是群体形成和群体界限得以维持的一个根源。
·所有社会和大型社会制度都植根于差异和女性的从属特性。
·如果某一社会中群体团结性越受质疑，那么男女之间的差异就愈加明确，女性的从属性也就愈加严重。
这种差异的强化是通过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手段来实现的，这些方法能够证明这一差异合乎情理。不同于对人的其他的二元对立的划分，女性和男性是必定结合在一起的，住在同一屋檐下，且通常是来自相同的种族和社会阶层。考虑到男女相互结合的方式以及他们在所有社会制度中构成其基础的程度等因素，分析这些关系并非易事。
毋庸置疑，不同社会及其内部的群体千差万别，而女性屈从地位的严重状况却持续存在。事实上，从属关系也并非一个静态的过程，有时会发生很大变化，有时会不变。这一过程的形态和范围也变化不定。女性获得或者失去平等取决于许多因素，如经济状况、群体或民族的政治身份、保守派或自由派政府的选举情况、公共部门和私立部门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情况、她们的受教育程度、肤色、原教旨主义者在其社会中的权力状况，以及她们在社会运动中的合作能力。即使在最为平等的社会里，这种歧视性的差异也总是潜伏于其中，并可能随时突显出来。
女性在美国和社会学中的地位
我是美国社会学协会存在101年以来的第9位女性主席。第一位女主席多莱西·S.汤姆斯(Dorothy S.Thomas)当选于1952年，第二位女主席米拉·卡莫罗夫斯基(Mirra Komarovsky)在约20年后当选。也就是说，在本协会前70年的历史中，有两位女主席，另外的7位女主席在此后的23年中当选。
我们这9位女性象征着女性地位在美国发生的积极变化，这一情况正处于女性通往平等过程中的制高点上。尽管学者们有关女性主题的研究成果通常未能与这一领域的重大理论和实验中心结合起来，但是我们这一学科已经针对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学科中不少激进分子只是例行地论述“性别问题”，即使针对性别的社会学研究在过去40年中已经成为“公共社会学”(public sociology)的主要例证之一，上述情形依然如故。
20世纪60年代，当我还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名社会学研究生时，该社会学学院是没有女性的，当时其他主要大学的情况也是如此。为了搜集有关女性被排斥在法律职业之外的一篇论文的资料，我曾经翻遍了所有有关职业女性的参考文献，将它们列在一起仅用了薄薄的几页纸。这些书目中包括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的《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在这本书中，她批驳了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有关核心家庭作用的观点，以及他对女性在家庭中角色职责的研究结果：他认为由于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限制了她们同其丈夫之间的相互竞争，因此具有相当积极的功能意义。另外，她也批判了弗洛伊德有关女性的理论。弗洛伊德认为，女性生物学就是她们的宿命，她们低人一等的感受是由于“阳具嫉妒”(Penis envy)而引起的。
弗里丹对社会科学的知识基础和女性地位的研究都作出了贡献。我认为，她在改变对女性的认识和她们在世界上的地位等方面作出的贡献要远远大于当今时代的任何人。尽管她并不是明确指出女性不平等诸向度的第一人，但是，她却凭借《女性的奥秘》出版所引起的关注，把理论付诸于实践之中。由于对民权运动的认识以及女性参与劳动力的人数日益增多，她回应鲍利·默里(Pauli Muzzay)对她提出的挑战的时机也日渐成熟。鲍利·默里是一位非裔美国律师和民权运动的活跃分子。1966年，弗里丹在少数雄心勃勃的女性和第三位美国社会学协会女主席艾丽斯·罗西(Alice Rossi)的参与和鼓励下，成立了全国妇女组织(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NOW)。上述女性分别工作于政府部门、工会办公室和一些专业领域，其中有白人妇女、非裔美国妇女以及来自拉丁美洲的女性(这一事实长期以来被忽略)。弗里丹在全国妇女组织工作期间，为1964年的《民权法案》第七章的实施提供了政治方面的援助。法案的这一章禁止基于种族、肤色、宗教、民族起源以及性别的歧视。由弗里丹等人所组织并最终获得的诸多变化不啻为一场社会革命。对于社会学家来说，这是一场至关重要的革命，不仅因为它给女性带来了工作和受教育的权利，还因为它已成为一个自然的田野实验，证明并不存在什么自然秩序来规定女性只能做“女性的工作”，而男性只能做“男性的工作”。可是，像大多数的革命一样，这场革命也仅仅局限于达到自己既定的目标，其原则也往往受到人们的攻击。
但是，这场革命毕竟激发了人们进行研究的潜力。现在，人们就宏观和微观诸层面性别差异的研究已经大量涌现。社会科学家们早已用成千上万篇幅的研究证明了对各阶层、各民族女性的隐蔽和公开的歧视，以及性别歧视的制度化的存在及其后果。
自第二次女性运动浪潮以来的40年间，人们对社会生活中妇女和少女地位差异的研究迅猛发展。这些研究直接涉及妇女和少女在家庭、工作场所的脆弱性问题、她们较低的报酬、无力积累财富、在战争和群体冲突时期受到的盘剥，以及国家及其内部组织中男性至上的社会风气对女性生活进行控制的条件等问题。一些社会学家的研究和我们相关学科的同事的研究已经说服了许多国家的立法者和法官，使他们承认少女和妇女所面对的不平等和苛刻的待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助理秘书长皮埃尔·桑涅(Pierre Sané)早已指出社会研究和人权活动之间的协同作用。在国际会议上他还强调，一定要把女性权利作为人权来看待，并且通过法律手段给予加强。
全球范围内的女性从属问题
我并不打算使用什么图片、图表或者曲线图来详细阐述有关全球女性从属地位长期存在的论题。相反，我要呼吁读者利用想象，去勾勒本文主题所涉及的种种现象。试想女性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家庭和工厂的繁琐劳动中，或是因无法获得体面的工作不得不为了生计而四处奔波；再想象一下种族冲突中武装人员集体强奸妇女的恐怖情形，以及发生在家庭内部的强奸事件，因为这些男性认为发生性关系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同样，我们还可以想象在许多社会的幕帐后面女性被隔离和被禁闭的状况。还有童养媳的问题，作为仆人的童养媳生活在陌生环境中，一旦丈夫过世，她们便不得不生活在贫困和孤独之中。另外，还有成百万的少女和妇女被骗或被迫从事卖淫活动。在西方世界，报纸只是偶尔提醒人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非洲妇女的孕期死亡率为1/20(每年有50万妇女因此而死去)。
这些状况大多被解释为自然的原因或上帝意志的结果。在此，我主要分析作为主导性说法的自然因果论(natural causation)，这种说法把性别角色的分工归因于生物学。有些人认为早期的社会化过程加大了这种差别。但显而易见的是，有些强大的宗教观念决定着女性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
生物学的解释是一种主导性说法，它认为男女天生有别——他们的智力、身体素质和感情特征各不相同。这种观点认为，男性天生就该支配，而女性天生就应顺从。这种说法还认为，女性不同的智力结构和情感结构使她们不具备从事受人尊重的工作的能力、成为知名学者的能力以及领导他人的能力。这种对性别差异的流行的解释有着大批的追随者。
在对大量的心理学变量进行测试之后，美国心理学协会已经正式宣布：男女之间的相似性要大于其差异性。美国心理学协会的研究成果基于珍妮特·海德(Janet Hyde)对美国近期进行的46项元分析(meta-analyses)的解析。这些分析认为，社会性别角色和社会环境能够导致个体差异。它们还进一步表明，尽管有人认为性别差异是一成不变的，但是，它还是会随着年龄和地域的变化而有所变异。国家科学院2006年的一份报告表明，在对所有的科学文献，包括有关脑结构及其功能的研究考察之后，没有发现任何重大的、能够导致女性不胜任科学和数学领域工作的生物学证据。社会学家也已发现，女性的抱负与其机遇紧密相关。我也观察到，女性和男性一样，都需要爱情、工作和被认可。
然而，就是在平等的思想传播开来并且引发重大变化之际，全球范围内的女性依旧处于从属于男性的地位。稳定的政府和新的繁荣给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女性地位带来了某种革命，尤其在加拿大还通过了新的防止性别歧视的宪章。在欧盟15国，其中包括那些传统上最不可能为女性提供工作的国家，妇女参与有偿劳动的数量也有所增加，尽管这一数据还不能说明她们所从事的工作的质量。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女性运动在曝光恶劣的工作条件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中东、东方国家及南半球的许多国家，女性正开始进入政界、专业职业界和商界，然而这一比例现在还小得可怜。政权更迭和经济变革导致了女性命运的起落，她们的命运也始终面临着严重的威胁。
目前，尚没有任何一个社会可以让女性轻而易举地获得工作场所中最好的工作，她们也没有获得等同于男性的经济状况。正如查尔斯(Charles)和格鲁斯基(Grusley)在其著作《职业贫民区：女性和男性的全球性隔离》(Occupational Ghettos:The Worldwide Segregation of Women and Men，2004)中谈到的情况：职业中的性别隔离的情况在世界各地(包括美国和加拿大在内)持续存在。即便在最为平等的社会中，女性员工的收入也少于男性。查尔斯和格鲁斯基指出，就业的劣势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女性被安排在“女性的工作”(women’s jobs)中——或者是报酬低廉的服务性工作，或者是没有自主权的白领工作。这些工作形成了全球性的职业贫民区。尽管他们注意到女性正涌入非手工劳动部门，但是，更多的女性仍然在全球化的制造业中劳作。
20世纪80～90年代，新兴工业化国家中的许多女性从跨国公司提供的工作中获得了利益。她们不但获得了收入，也因此摆脱了家庭的束缚，获得了自由和独立。可是，在那些公司寻求更为廉价的劳动力市场时，她们仍然从事歧视性的、报酬低廉的工作，面临着随时被裁员的危险。至于女性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的情况，在印度和其他地方的建筑工地上搬运巨石的女性也是司空见惯的。在水资源缺乏的国家，是女性背负着沉重的水桶和其他盛水的器皿运水，一般情况下，她们要徒步走上很长一段路，只因为这是一直指定由妇女完成的工作，并且，男性认为帮助妇女是一件不齿的事。显而易见，在世界大部分地区，被指定为女性工作的，并非是轻体力的工作，而是男性避开不做、报酬低廉，并且由男性为监工的工作。
20世纪60年代，我首先研究的是法律界的女性，当时女性只占从业人员的3％。但是，在我最近(2001年)评估她们所取得的成就时，她们已占实习律师的大约30％，占所有法律学生的一半。相同的惊人变化也出现在医学界(现在她们几乎占所有医学学生的一半)。女性正在进入法学和医学领域，这一度被视为女性兴趣和能力的禁区，特别是公司法和外科学。即使取得了如此的进步，她们还是有许多无形的障碍需要跨越。女性占据高级职位的比例非常低。毫无疑问，包括高级职位的男性、大众传媒以及右翼评论都坚持认为，女性抑制自己的愿望甚至放弃工作都是她们自己的选择。但是，这并非总是女性的模式。许多受过教育的女性都有连续工作的经历。然而，同样无疑的是，许多女性想达到事业顶峰的愿望也都屡屡受挫。首先，当她们跨越传统界限并从事“男性的工作”时，通常需要面对男性的敌视。其次，她们还要应对男性占主导地位的工作环境所带来的不悦氛围。在这种工作环境中，同事们不但对女性的能力处处设防，而且还公开批评她们忽视家庭。一般情况下，美国女性照顾家庭的工作单调、繁重，缺乏社会性支持。而且，她们还要面临这样一些原则：这项工作需要她们本人的关注——一种女性的关注。
然而，女性在美国高等教育界的表现及其获得的认可确实令人鼓舞。让我们来看看世界其他地区的情况吧。许多国家的女孩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例如在塔利班仍试图恢复权力的阿富汗。在南亚，2350万女孩辍学在家；在中非和西非，事实上有一半的女孩被拒于校门之外。尽管贫穷是使世界许多地方的男孩、女孩缺少接受教育机会的原因，但是，女孩受到限制的情况更为严重。
此外，女性本身也被视为一种商品。在部落家庭内部，她们被当作以物易物的一种手段。那里的人们把自家的女孩(通常是长大成人之前)送给其他部落或家族的男人，为他们生儿育女或者生产劳作。为了补偿杀死其他部族成员所造成的损失或是其他原因，某一部族的男人也会把自己的女儿送给其他部族的男人。因此可以说，那里的和谐是通过女性的身体来协调的。
在世界范围内，有关女性在劳动力中的角色和地位的报道较之以前大为增加，但是在其他很多方面，女性仍居于从属地位。其中家庭、社会和文化结构首当其冲，这些结构将女性隔离开来，使她们在符号和实际意义上处于“他者”(otherness)地位。这一“他者”的地位损坏了她们的自主与尊严。
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我们已经开启了更好地理解事物过程的大门。在这一过程中，处于从属地位的群体遭受损害，因为有人利用种族和少数族裔的类别把人们区别开来，以便使他们屈从，并且排挤、剥削他们。然而，很少有人会把这些认知延展到性别或者性的范畴。性别差异能够如此界定社会生活，而世界上有如此之多的人甘冒坚持这种观点的风险，使它成为所有类别中最难以改变的一种。霍尔(Holl)和拉蒙特(Lamont)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最具创造性的社会是那些其中人们的类别界限易于穿越的社会。少数男性可能会因为压制女性的潜能而飞黄腾达，但是，繁荣富强的国家却会得益于女性的充分参与和她们的创造力。如果大门真的打开了，我们的社会将会更有成就。
从历史上来看，社会学家们已竭尽全力地促进社会变革，以便在世界范围内的公共和私人生活领域获得更多的平等。我要向同行们提出挑战，我们要承担起学科和职业的职责，去观察、去披露、去打破基于性别的不平等合理化的概念性、文化性桎梏。为了知识和公正，要跨越这一始终存在的界限。
*本文摘自《美国社会学刊》(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2007年第72卷，原文题目为Great Divides:The Cultural,Cognitive，and Social Bases of the Global Subordination of Women。——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