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言》中的人情伦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情论文,伦理论文,三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是由形形色色、性格各异的人群组合而成的。文化使人类脱离粗野、蒙昧状态，进入文明时期；可是各种典章制度和伦理道德又不同程度地制约着个人的自由发展。这种文化的两重性是其二律背反的必然。人类社会就在不断地调节、控制礼乐典章制度和伦理规范、法律手段等与人性自由发展的矛盾和冲突，使得二者相辅相存，和谐共处。既要考虑到个人的自由与发展，又要顾及社会的稳定与繁荣，保持相对的平衡。这种平衡与一定的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基础的稳固、个人素质的提高，社会文明的程度是紧密相联的。作为描写人和表现人性的文学作品，当然会对世俗风气，人际关系等重要社会内容有所反映和评判。作为反映社会现象万花筒式的文学作品《三言》，以全景式的写真囊括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当然要把人世交道这样重要的内容摄入镜头。在《三言》中，我们看到各色人类的复杂思想，尤其是在封建社会晚期人心剧烈变化的时代，更是如此。我们不妨从下面几个方面来观照其中所反映的人情伦理。
一、真情相倾的颂歌
社会是按阶级和阶层来划分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常常受社会地位、经济利益、个人性格，利害关系等因素的影响结成各种不同的亲疏贵贱的联系。这当然是就一般情况而言。可是真诚的友谊，诚挚的感情又往往会超越世俗的限制，而产生一种令人羡慕，动人心魄的情愫。这样的友情因为摆脱了世俗利害关系而显得难能可贵。
首先，是知音知心的情感沟通和艺术鉴赏趣味的趋同而产生的共鸣，它首推《警世通言》卷一《俞伯牙摔琴谢知音》。故事开头是一首诗：“浪说曾分鲍叔金，谁人辨得伯牙琴？于今交道奸如鬼，湖海空悬一片心。”作者明确地指出“交道奸如鬼”的冷峻现实，然后援古证今，剖析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几种情形：“恩德相结合者，谓之知己；腹心相照者，谓之知心；声气相求者，谓之知音；总来叫做相知。”这可以说大致把那个时代的友情交往归了类型，只是还没有把人间相互利用的关系包括进去，关于这点，《三言》里仍然有所反映，我们将在下文论及。这篇故事写的是身居上大夫高位的俞伯牙，宦游途中，遇雨泊舟山崖之际，雅兴大发，焚香操琴，山野樵夫钟子期此时也避雨于岩畔，听其琴声，因其全然领悟伯牙琴声意蕴，二人遂结为超越贫富贵贱的知音情谊。无论俞伯牙如何变换琴曲声调，子期都能准确无误地洞悉其命意与旨趣，同时还对瑶琴的渊源、弹奏技巧、抚琴禁忌等有关的音乐理论也有很深的修养，这就使得地位尊贵的上大夫俞伯牙极为感动，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于是约定翌年仲秋中五六日再晤。岂料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当俞伯牙如期践约，来到约定地点相会时，子期却已病逝了。小说这样写道：
老者道：“先生到钟家庄，要访何人？”伯牙道：“要访子期。”老者闻言，放声大哭道：“子期钟徽，乃吾儿也。去年八月十五采樵归晚，遇晋国上大夫俞伯牙先生，讲论之间，意气相投。临行赠黄金二笏。吾儿买书攻读。老拙无才，不曾禁止。旦则采樵负重，暮则诵读辛勤，心力耗废，染成性疾，数月之间，已亡故了。”伯牙闻言，五内崩裂，泪如泉涌，大叫一声，傍山崖跌倒。昏绝于地。钟公用手搀扶，回顾小童道：“此位先生是谁？”小童低声附耳道：“就是俞伯牙老爷。”钟公道：“原来是吾儿好友。”扶起伯牙苏醒，伯牙坐于地下，口吐痰涎。双手捶胸，恸哭不已。道：“贤弟啊，我昨夜泊舟，还说你爽信，岂知己为泉下之鬼！你有才无寿了！”钟公拭泪相劝。伯牙哭罢起来，重与钟公施礼。不敢呼老丈，称为老伯，以见通家兄弟之意。伯牙道：“老伯，令郎还是停柩在家，还是出郊外了？”钟公道：“一言难尽。亡儿临终，老夫与拙荆坐于卧榻之前。亡儿遗语嘱咐道：‘修短由天，儿生前不能尽人子事亲之道，死后乞葬于马安山江边。与晋大夫俞伯牙有约，欲践前言耳。’老夫不负亡儿临终之言。适才先生来的小路之右，一丘新土，即吾儿钟徽之冢。今日是百日之忌，老夫提一陌纸钱，往坟前烧化。何期与先生相遇！”伯牙道：“既如此，奉陪老伯，就坟前一拜。”命小童“代太公提了竹篮。”钟公策杖引路，伯牙随后，小童跟定。复进谷口，果见一丘新土，在于路左。伯牙整衣下拜：“贤弟，在世为人聪明，死后为神灵应。愚兄此一拜，诚永别矣！”拜罢，放声又哭，惊动山前山后，山左山右，黎民百姓，不问行的住的，远的近的，闻得朝中大臣来祭钟子期，四绕坟前，争先观看。伯牙却不曾摆得祭礼，无以为情。命童子把瑶琴取出囊来，放于祭石台上，盘膝坐于坟前，挥泪两行，抚琴一操。那些看者，闻琴韵铿锵，鼓掌大笑而散。……伯牙道：“这就是下官随心应手一曲短歌以吊令郎。口诵于老伯听之。”钟公道：“老头愿闻。”伯牙诵云：“忆昔去年春，江边曾会君。今日重来访，不见知音人！但见一抔土，惨然伤我心。伤心伤心复伤心，不忍泪珠纷！来欢去何苦，江畔起愁云。子期子期兮，你我千金义，历尽天涯无足语，此曲终兮不复弹，三尺瑶琴为君死！”伯牙于衣夹间取出解手刀，割断琴弦，双手举琴，向祭石台上，用力一摔，摔得玉轸抛残，金徽零乱。钟公大惊问道：“先生为何摔碎此琴？”伯牙道：“摔碎瑶琴凤尾寒，子期不在对谁弹！春风满面皆朋友，欲觅知音难上难。”
这种爱好相同，艺术情趣一致，建立在思想深处的交融的友情确实可以不受社会地位，经济条件的限制，而达到真正的内心契合。相知相亲的，也不是以物质利益和相互利用关系所能比拟的。身居高位，养尊处优的俞伯牙，人生所追求的重要内容，以世俗的眼光来看是已经尽善尽美，完备无缺了。他初识子期纯属偶然，可他打老远的地方再寻子期，以功利的观点来看，似乎毫无必要了。然而他不仅如期践约与一个山野樵夫晤面，而且在知悉子期物故后竟是如此黯然神伤，沉痛至深，甚至摔琴绝弹，把他的唯一爱好也抛弃了，这样超越功利，超越地位和物质利益的交情，无论如何也是人世罕见的吉光片羽，值得后人效法。知音一词也就因此而积淀为一种高层次的友谊的象征了。冯梦龙不遗余力地予以奖掖赞扬，在“交道奸如鬼”的现实中，这样的感情是高于一切的。
当然，在现实生活中，更多的是庶民百姓之间的往来和市民阶层的生意交道，这些内容在传统的文学家眼里只不过是市井细民的生活琐事，很难受到作家的注意。而冯梦龙在他的《三言》中更多地把自己的审视眼光和艺术情感倾注于这些凡人小事上，去发掘其价值。《警世通言》卷五《吕大郎还金完骨肉》就是一则描写普通小市民吕玉诚信待人，拾金不昧，物归原主，并且他的善行不仅帮助别人度过了难关，而且也为自己找回了失散多年的骨肉的曲折故事。吕大郎偶然拾得白银二百两，他不仅不把银子据为己有，还通过仔细寻访，把失得的银子归还给了失主。于是引出了一段帮助了别人，成全了自己的故事：
（吕玉）见坑板上遗下个青布搭膊。捡在手中，觉得沉重。取回下处，打开看时，都是白物，约有二百金之数。吕玉想道：“这不意之财，虽则取之无碍，倘或失主追寻不见，好大一场气闷。古人见金不取，拾带重还。我今年过三旬，尚无子嗣。要这横财何用！”忙到坑厕左近伺候。只等有人来抓寻，就将原物还他。等了一日，不见人来。次日只得起身。又行三五百余里，到南宿州地方。其日天晚，下一个客店。遇着一个同下的客人，闲论起江湖生意之事。那客人说起自不小心，五日前侵晨到陈留县解下搭膊登东。偶然官府在街上过，心慌起身，却忘记了那搭膊。里面有二百两银子。直到夜里脱衣要睡，方才省得。想着过了一日，自然有人拾去了，转去寻觅，也是无益，只得自认晦气罢了。吕玉便问：“老客尊姓？高居何处？”客人道：“在下姓陈，祖籍徽州。今在扬州闸上开个粮食铺子。敢问老兄高姓？”吕玉道：“小弟姓吕，是常州无锡县人，扬州也是顺路。相送尊兄到彼奉拜。”客人也不知详细。答应道：“若肯下顾最好。”次日，二人作伴同行。不一日，来到扬州闸口。吕玉也到陈家铺子。登堂作揖，陈朝奉看坐献茶。吕玉先提失陈留县起银子之事。盘问他搭膊模样。“是个深蓝青布的，一头有白线缉一个陈字。”吕玉心下晓然。便道：“小弟前在陈留拾得一个搭膊，到也相象，把拿与尊兄认看。”陈朝奉见了搭膊，道：“正是”搭膊里的银两，原封不动。吕玉双手递还陈朝奉。陈朝奉过意不去，要与吕玉均分，吕玉不肯。陈朝奉道：“便不均分，也要受我几两谢礼，等在下心安。”吕玉那里肯受。陈朝奉感激不尽。慌忙摆饭相款。思想：“难得吕玉这般好人，还金之恩，无门可报。自家有十二岁一个女儿，要与吕君扳一脉亲往来，第不知他有儿子否？”饮酒中间，陈朝奉问道：“恩兄，令郎几岁了。”吕玉不觉掉下泪来，答道：“小弟只有一儿，七年前为看神会，失去了，至今并无下落。荆妻亦别无生育。如今回去，意欲寻个螟蛉之子，出去帮扶生理，只是难得这般凑巧的。”陈朝奉道：“舍下数年之间，将三两银子，买得一个小厮，貌颇清秀，又且乖巧，也是下路人带来的。如今一十三岁了。伴着小儿在学堂中上学。恩兄若看得中意时，就送与恩兄伏侍，也当我一点薄敬。”
结果，这小厮竟是吕玉七年前丢失的儿子。于是骨肉团聚，父子相认，既帮助了别人，也成全了自己。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谁知吕玉离家之后，弟兄阋墙，竟说吕玉客死山西，吕宝要逼吕玉妻子再嫁，以得钱财……可是害人终害己，吕宝反倒卖了自己的老婆，而吕玉夫妻儿子团聚。这则故事既揭示了当时的社会人心险恶、交道恐怖的一面，象吕宝这样亲兄弟之间的诡计阴谋就是显例；而又有吕玉、陈朝奉之间的相互帮助，诚恳相待的一面，真是天使般的心灵与魔鬼的奸计交缠在一起，这是对日益繁荣的市民社会复杂生动情景的真实展示。作者客观地表现了市民社会善良与丑恶，揄扬了市民之间相互关心，彼此帮助的新道德，也遣责了见利忘义，唯利是图的肮脏行径，体现了冯梦龙对人世交道的完整而清醒的认识。
人间的真情总是美好的，良善的，在那时虽然还不是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与交恶相比更显得不常见，但毕竟是人际交往的目标和心中的憧憬。人类社会正是有这份真情存在才显得美好、光明。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不仅看到了广大市民阶层中互相帮助、相互尊重的情谊，也注意到这种风气在下层官吏及知识分子中的存在。《醒世恒言》卷一《两县令竞义婚孤女》和卷二的《三孝廉让产立高名》即为明证。前者说的是两个知县争着抚养一个清廉县官的遗孤，后者描绘三个孝廉友爱相亲的故事。这类事迹显示了人间的相爱与奉献的精神，受到作者深情赞美，备加颂扬，说明社会是多么需要人们友好相处、相亲相爱的友情啊！
二、对知恩图报的称许
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生活在社会中，不管其个性如何，兴趣爱好怎样，性格是内向还是开朗，总是不可避免地要和各种各样的人往来接触。如果相互交往彼此印象良好，或是性格投合，往来过从将会频繁密切一些。随着人际往来，彼此产生情谊，恩德也是很自然的，但是施恩与报答很难悉数相等，彼此平衡。一般地说，朋友之间的情谊恩惠倒不必立即回报，以一还一，只要彼此心中装着对方，危难之际伸出援助之手也就够了。如果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上，他既没有一个敌对者，也没有一个真心相知的朋友，这样的人是孤独的，令人难以接近的，因而也是可悲的。当然如果一个人受别人的厚恩重谊，无论如何不应当遗忘淡化的。因此知恩图报就是维持友情的必要手段了。作为给出恩惠的一方倒不一定是为了回报，甚至根本就没有考虑过回报，而受惠的一方，尤其是自己在最困难的情况下迫切需要别人的帮助，别人帮助了你，你竟然坦然受之，甚至生出不必要的误解，那就可悲了。而这类现象在封建社会中都是难以避免的。唯其如此，作为观察社会，透视人生的通俗小说家冯梦龙对此十分敏感，他把人际往来的复杂情况通过自己塑造的人物形象和精彩的故事情节展示给广大的读者。《喻世明言》卷十六《范巨卿鸡黍生死交》中对张元伯和范巨卿的一段生死之交有生动的刻划。二人同为应试举子，邂逅于洛阳附近的一间旅舍。身罹重疾的巨卿奄奄待毙，幸得张元伯尽力相救，范巨卿才渐渐康复。可是二人都因此而误了考试日期。他们对此都不介意，从此结下深厚友情，并且相约次年秋季再聚于张元伯家中。张具鸡黍以待，谁知巨卿为了与张相会竟然以身殉了友情。这则故事，若用理性的眼光来看，当然不免虚妄，以死全交只是一种理想模式，而且这样的死是不会有多大意义的。可是，冯梦龙选取这样的题材，作如此的艺术处理显然是大有深意的。范巨卿当年赴试洛阳，途中染疾，若非张劭舍去自己考试前程，汤药侍候，精心护理，恐怕早已物故了。巨卿为了不失信于张劭，免得张的悬盼，在古代交通条件又相当不便的情况下，采用一种超现实的方式与救命恩人见面，这本身就具有感天动地，神鬼震惊的效果，而张对范的企盼，使他不远千里奔丧吊唁，也是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这实在是对恩德友情的最动人报答。作者选择这样的题材，显然是对交道险恶的社会现象的抨击，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如果说范张交谊属于理想化的关系，现实的影子太淡薄的话，那《警世通言》卷十八《老门生三世报恩》则是现实生活中时或可见的现象。才思敏捷，学习勤奋的鲜于同早年得意，8岁就以神童见称，11岁超增补上廪生，表现不凡，似乎预示着云锦般的前途。那知早年的顺当却埋藏着中年的坎坷，一直到了57岁才入仕为官。从此一帆风顺，否极泰来，官运亨通，大器晚成，一直做到兵备道、提刑按察司，最后官至抚台。有趣的是鲜于同的入仕为官纯属考官的连连误选，歪打正着。但是鲜于同是一个为人至诚，学习勤苦，知思必报的忠厚之士。虽然举拔他的恩公蒯公出于无心，而他对蒯的回报却至诚动人。《醒世恒言》卷三十《李嫈公穷邸遇侠客》则是一篇怵目惊心，曲折怪异的人世交道凶险难测的典型画卷。故事说的是唐代名臣李勉早年沉沦下僚时的一段经历。李勉出于善意救了被人胁迫而做了强盗的房德，后来房德通过自己的努力做了知县。而李勉此时正遭轻贱，赋闲宦游，途经房德县境。房德最初并不是忘恩负义的人，他对恩人李勉是想尽力报答的，只是在妻子的蛊惑之下做下了陷害李勉的蠢事，在这关键时刻，好心的家人路信把房德夫妇残害李勉的阴谋透露给李勉，并劝其逃离。房德和妻子贝氏见李勉逃逸，又以重金收买刺客，追杀李勉。谁知李勉等人的正义行为和一番阐明房德夫妇奸谋的谈论感动了刺客，不仅刺客打救了李勉等人，反而诛除了害人虫房德、贝氏，结束了一场离奇惊险的人世恩怨。这则故事至少提出了四点令人深思的话题。首先，在世风险恶的条件下，好人难做，恩人也难为。李勉出于爱才和怜悯之心打救房德，从未考虑过施恩图报，可万万没有想到受惠者竟然以怨报德！反而被接受过自己大恩的人算计，险遭杀害！其次，同样是干坏事的房德、贝氏夫妇，二人却有明显的差异。就房德而言，他还是一个良心尚存，知恩图报之心尚未完全泯灭的人；而贝氏则是心术不正，本质极坏的小人。房是被动犯罪，贝是主动犯罪。二人都是在金钱面前丧失人性的恶棍。第三，故事告诉我们封建社会制度之下的黑暗现实，具有善良品质和美好愿望的人尽管愈来愈少，但是毕竟还有，这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潜在动力。李勉不消说是其典型，通风报信的路信，见义勇为、不为钱财所惑的刺客……这些正是社会的希望，人中的翘楚。令人遗憾的是这类人日见稀少。第四，故事中令人惊悸的杀人阴谋和彼此之间的矛盾，被害的人自然是无辜的，而整人害人的出发点与最终目的都是为了钱财。揭示了金钱对某些人灵魂的腐蚀作用。虽然故事表面上写的是唐代，实际上反映的是整个封建社会，尤其是明代社会的时代阴影浓重地笼罩在上面。读者仿佛看到由封建社会开始向近代社会演进、转型时期金钱万能，人心不古，友谊空幻，恩德淡化的时代特征。这也是《三言》的杰出之处。
三、对浇簿人情的鄙弃
人间的爱和真情的存在，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前进的动力，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各种各样的人总是在相互交往中程度不同地感受到爱的力量和真情的甜蜜。然而，作为社会化的人总是千奇百怪，各色各样的，你对别人的善意和真情，一般地说能得到友谊的温馨，可有时就不尽然了。既然社会中有友好真情的交往，自然也就不能排除伪善与负恩了。后者自然是丑恶的，令人生厌的，可也是客观存在的。《警世通言》第二十五卷《桂员外途穷忏悔》就属此类。作者开场诗对此体会很深：
交游谁似古人情？春梦秋云未可凭。沟壑不援徒泛爱，寒喧有问但虚名。陈雷义重逾胶漆，管鲍贫交托死生。此道今人弃如土，岁寒惟有竹松盟。
作者认为古人重义交往已被令人鄙弃如粪土了，唯其如此，象本篇故事中所讲的施恩于危难者的施济，更加显得难能可贵了。
施济对浑家说，收拾了三百两银子，来到虎丘山水月观音殿上烧香礼拜。正欲唤主僧嘱托修殿之事，忽闻下面有人哭泣之声，仔细听之，其声甚惨。施济下殿走到千人石上观看，只见一人坐在剑池边，望着池水，呜咽不止。上前看时，认得其人姓桂名富五，幼年间同在一条街上居住，曾同在支先生馆中读书。不一年，桂家父母移居胥口，以便耕种，桂生就出学去了。后来也曾相会几次。有十余年不相闻了，何期今日得遇？施公吃了一惊，唤起相见，问其缘故。桂生只是堕泪，口不能言。施公心怀不忍，一手挽住，拉到观音殿上来问道：“桂兄有何伤痛？倘然见教，小弟或可分忧。”桂富五初时不肯说，被再三盘诘，只得吐实道：“某祖遗有屋一所，田百亩，自耕自食，尽可糊口，不幸惑于人言，谓农夫利薄，商贩利厚。将薄田产抵借李平章府中本银三百两，贩纱段往燕京，岂料运蹇时乖，连走几遍，本利俱耗。宦家索债，如狼似虎，利上盘利，将田产家私尽数估计。一妻二子，亦为其所有，尚然未足，要逼某扳害亲戚赔补。某情极，夜间逃出，思量无路，欲投涧水中自尽，是以悲泣耳。”施公恻然道：“吾兄勿忧，吾适带修殿银三百两在此，且移以相赠，使君夫妻父子团圆如何？”
施济不仅给三百两使桂摆脱困境，并将桑枣园、茅屋、数十亩田产一并提供给桂住，施济曾说“每见吴下风俗恶薄，见朋友患难，虚言抚慰，曾无一毫实惠之加；甚则面是背非，幸灾乐祸，此吾平生所深恨者”。施济这样的大恩大德却施错了对象，当施济过世之后，家道中落，遭遇困难之时，向日渐殷富的桂家求援时，竟遭到出人意料的冷遇，反脸无情，哪里还有丝毫当日的恭谦。从桂受人大恩大德之后发迹暴贵，却对先前的恩人冷酷无情的事实来看，正好印证了施济当时厌恶的“风俗恶薄”普遍存在。虽然小说最后采用惩恶旌善的方式结束故事，令读者出了一口气，而给人留下的却是恶梦醒来的空茫和齿冷。
至于反映世态炎凉，趋利避害，为了钱财，抛弃情亲，弄得自己女儿守寡的《警世通言》卷二十二《宋小官团圆破毡笠》，更是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衍化为财利的追逐。小说的主角宋金原本是殷实人家，后来家道衰微，经历几多磨难、悲欢离合，最后和自己忠贞坚定的妻室重新团聚。故事着重刻划了宋金父亲的至交刘顺泉对宋的情感变化，引发了宋的人生悲剧，揭露了那个时代一些人为了获得金钱财利而丧尽天良的丑恶灵魂。最后矛盾的解决，则是宋金发了一笔意外之财，才出现了转机。
综观《三言》中描绘人际关系的小说，这里有三种类型。一是对人间真情友好的颂扬，如钟俞之交，范张情谊，这是因现实生活中如此真情厚爱太少太少之故。作者有意识地为这类作品涂上理想的色彩，灿烂的光环。第二是对人与人之间的互助互爱，相互尊重和理解的肯定。最后一种是对忘恩负义之辈的鞭笞。一饭之恩不酬，睚眦之怨必报的抨击。总之，透过反映人际关系的题材，从另一侧面窥探封建社会濒临衰颓之际人们价值观念的急剧变化，与世道日趋浇薄的社会现象。无论哪种类型小说的结尾，主人公社会地位的变化都是金钱这个无所不能的魔术师的潜在力量在起支配作用，也许作者还未能真正意识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