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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用世界的眼光看中国的基本国情
在全球视野里观照和考察国别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自然可以在《21世纪议程》的框架内进行，包括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和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等主要方面。但这将是一个庞大的课题。在这里，我们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探讨在全球视野里中国可持续发展中的一些基本问题。
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什么？过去，人们习惯于用“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来加以概括。如果不加以价值判断，这一概括确实反映了中国基本国情的一个特征。然而，用世界的眼光看，“地大物博”与“人口众多”其实是相互抵消的，在“人口众多”面前，“地大物博”也就变成“地不大，物不博”了。不论是土地中的耕地面积还是诸多资源的拥有量，中国的人均数均在世界倒数之列，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当然，这仅是就人口与资源的情况而言的，如果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中国这种并不具有优势的国情，还受着另外两个因素的掣肘，那就是，经济与社会。中国经济并不发达，需要通过发展来满足12亿多人口的基本需求，需要大量的资源，同时，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还不够高，同样需要发展，同样需要大量的资源。这也就构成了发展中的中国另一种意义上的基本国情：需要发展，但是，“地不大，物不博”。所以，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问题。
1、人口是一把双刃剑
应该说，对于历史上的中国来说，人口众多一直是历代帝王深感自豪的一个原因，也是其追求的一个目标。因为，人口众多既是劳动密集型的小农经济所必需，又是国力强盛的象征，还是大国、强国的标志。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历史上确实一直是世界上的大国、强国，中国人口在世界人口中的比例始终在四分之一以上，中国的疆域最大时曾经扩大到欧洲的家门口。然而，由于历代帝王都采取鼓励人口增长的政策，使得中国人口不断陷入与治乱循环相伴随的增减循环陷阱。究其原因，主要是，在小农经济的条件下，由于生产力条件的限制，也由于作为生产要素的耕地相对固定（在历史上表现为不断扩大耕地面积的努力及耕地面积的逐渐扩大），人口的不断增加也就形成了对土地的压力（“人口压迫生产力”），土地作为生产要素的稀缺性不断增强，导致土地兼并和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最终，“农民起义”也就成为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导火线，开始进入新一轮的“治乱循环”。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历代帝王不断陷入一种难以自拔的矛盾之中：一方面，为了稳固统治，也为了称王称霸，必须有“人口众多”作为基础和保证；但是，另一方面，人口过快增长或者人口过剩，又会形成人口压力，甚至最后成为“人满之患”，导致王朝的覆灭。
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呢？为了实现“人口众多”的目标，必须鼓励人口增长，因而，形成以儒家思想作为理论基础的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和相应的制度保证（生育观念、婚姻制度、家庭〔族〕制度、社会道德规范等），鼓励人口增长的思想成为主流思想；同时，为了满足人口不断增加的食物需求，只有靠不断增加粮食产量和尽可能地保证社会公平，但其根本的途径是不断扩大耕地面积和提高粮食单位产量。问题在于，人口在一定生产力水平之下是按照一定的增长率稳定增长的（注：根据笔者的研究，历史上的中国属于稳定人口的范畴，其增长率大致稳定在7‰左右。朱国宏，1998b。），而耕地面积的扩大和粮食单位产量的提高则受限于多种因素，其结果往往是粮食产量的增加赶不上人口的增长。统治者既不能阻止人口的增长，同时也不可能增加粮食的供应，由基本的生存问题也就演化为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最终危及统治者的统治地位。
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为什么一直走不出“治乱循环”怪圈的一个重要原因。问题的关键在于，历代帝王无法控制或调节人口增长与粮食供应的适应性关系：要么人口过少，要么人口过剩，人口增长与粮食供应恰相适应的“盛世”只是短暂的例外。
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走不出这一怪圈的不只是中国，很多历史上曾经辉煌过的国家因为这一怪圈最后消亡了。相反的例子是欧洲国家，他们最终因为工业化而摆脱了这一怪圈。但是，问题在于，欧洲人口的增长一直是十分缓慢的，这种缓慢的人口增长和其落后的生产力相适应，就综合实力和文明程度而言，远远比不上历史上的中国。而当其人口开始较快地增长时，恰迎来了工业化的机遇，消弭了由于人口增长引起的人口压力。不仅如此，在这一“现代化”过程中，生育行为和生育观念也“现代化”了，从而，引发了导致人口增长减慢的人口转变过程。人口减慢以至于“人口衰退”当然会引起一部分有识之士的担忧，但是，经济率先发达起来的欧美国家对劳动力的需求已经开始转向人口质量，而不是人口数量，高素质的劳动力满足了以技术进步为内核的经济发展的需要，人口数量不再是国家综合实力的主要因素，决定国际竞争力的是具有高素质的人才。
可见，中国的问题，一方面在于无法控制或调节人口与经济的关系，另一方面在于缺少一个“现代化”的过程。关于前者，在20世纪上半叶的人口论争中就有学者提出控制人口增长的主张，50年代更有过激烈的争论，但真正付诸实施是在60年代，部分地区试点实行计划生育，在全国开展人口控制则是从70年代初开始。相应的过程是，50、60年代是中国人口增长最快的历史时期，到70年代开始全面控制人口增长时，中国人口总数已经超过7亿，并以此庞大的基数继续增长。 这种人口增长态势如果是在中国的历史上，早已引发诸多的社会经济问题。之所以没有出现严重的危机，主要是由于新中国的“现代化”努力。从50年代开始，一方面是改造传统农业以增加粮食生产，另一方面是大力发展“工业化”。尽管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很多曲折，但经济总量的大幅增长则是不争的事实，正是经济总量的这种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快速人口增长的需要，保持了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危险的平衡。70年代后期开始，一则人口控制取得了卓著的成效，人口增长速度大大减慢，二则“现代化”进入了“起飞”时期，此消彼涨的结果是，人口危机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缓解。近20年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被归功于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这并没有错，只是，如果没有人口增长的放慢，成效将不会如此显著。
目前的问题是，人口增长速度是减慢了，但人口增长的总量依然庞大，对中国的长期发展仍然是一大威胁，而且结构变化转变带来了相应的问题，如就业压力问题、老龄化问题等；另一方面，中国的“现代化”仍然受着人口问题的制约，既表现在现有人口态势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又表现在人口质量与发展“现代化”的矛盾。所以，控制人口数量，改善人口结构，提高人口质量，是协调人口发展与“现代化”关系的基本途径。
2、资源问题的核心是承载力问题
关于资源问题，多数的研究者关注的是其总量或人均水平，因为，它们是发展的基础。同时，也与资源的稀缺性有关。总量问题涉及资源的承载能力，而人均水平则反映资源拥有的真实状态。
从世界范围来说，资源总量丰富的国家并不多，资源总量丰富同时人均水平高的国家更是少而又少，主要集中在国土资源广袤同时人口较少的国家，如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等。如果联系经济发展水平，那么，似乎资源拥有量与经济发展水平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并非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人均资源水平最低的国家也不是最不发达的国家，前者可以巴西为例，后者则可以日本为例。所以资源状况只是说明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对于中国来说，资源的总量和其人均水平恰好构成一对矛盾：多数资源的总量丰富，但所有资源的人均水平普遍偏低（注：譬如，水资源储量、煤炭资源储量位居世界第一，中国的土地资源总量、草地资源总量均位居世界第三，耕地总面积位居世界第四，林地总面积位居世界第五，许多矿产资源的储量位居世界前五位，45种主要矿产保有储量的价值位居世界第三。总体评价而言，中国堪称世界第三资源大国。参见朱国宏（主编），1998a。然而， 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30％，人均草地面积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人均林地面积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4％，人均拥有水资源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25％。参见王伟中，1999。）。这意味着中国并不缺少资源，只是，在庞大的人口总量面前这种资源总量仍然是短缺的。
对于人口第一大国的中国来说，首先的关键性资源可能是提供粮食来源的土地资源，特别是耕地资源。因为，它涉及中国土地资源的最大承载能力问题。耕地对中国的极端重要性主要在于，中国是农业大国，没有耕地也就没有农业。而更重要的是，中国有12亿人口需要粮食供应，如果中国需要进口哪怕三分之一的粮食，对于世界粮食市场都是难以想象的。然而，耕地对于中国来说，历来就是一种稀缺资源，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都是以不到世界7％的耕地养活近四分之一的世界人口。 这种格局至今仍然没有改变。而现状是，中国的耕地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在减少，而且减少的速度和幅度相当惊人。耕地减少对于中国来说意味着潜在的粮食危机，意味着如何养活16亿人（最大人口规模）的问题。这也是世界观察研究所的研究报告“谁来养活中国人”提出的问题（注：梁鹰（编），1996，中国能养活自己吗，经济科学出版社。）。
根据中国科学院和国家计委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的一项课题研究报告，中国土地的最大生产能力完全能够承载16亿人口的粮食需求（注：这一研究的假设条件是：保持在耕地18.45亿亩，粮食播种面积21.15亿亩，灌溉面积10.35亿亩，播种面积单产每亩近400公斤（现有单产的约2倍），则中国土地资源的最大生产能力为8.3亿吨。以人均粮食消费500公斤计，可养活16.6亿人，以人均粮食消费550公斤计，可养活15.5亿人。参见《中国土地资源生产能力及人口承载量研究》课题组，1990。）。这一研究成果表明，中国土地资源完全能够承载达到最大规模时的中国人口。问题在于，一则，达到土地最大生产能力和最大人口规模的时间进程不可能完全一致，如果在最大人口规模的时间点上未能达到土地最大的生产能力，则意味着存在粮食危机；二则，达到最大生产能力是有条件的，除了资金和劳动力的投入外，还取决于农业技术进步；三则目前影响土地生产能力提高的不利因素（如耕地减少等）必须得到有效的消弭。如果这些条件不能达到课题研究所假定的要求，则土地最大生产能力仍然有问题。所以，对未来持乐观态度是有条件的。对于作为第一人口大国的中国来说，粮食问题始终是需要予以特别关注的关乎生存与发展的首要问题。为此，对于耕地资源的减少态势应予以严重的关注，并采取对策遏止导致耕地减少的水土流失、沙漠化、盐碱化等的扩大趋势。同时，遏止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对耕地的人为占用。与耕地减少相联系的土壤污染、耕地退化等导致土地质量下降的因素，也应给予关注。
解决了粮食供应问题，也就解决了生存问题。接下来，对中国来说，资源问题也就集中在和发展问题相联系的资源合理利用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十分迅速，工业化过程大大加快，导致了对资源和能源需求的急剧增长。这种需求增长态势对中国的资源和能源供给形成了越来越大的压力，特别是在中国资源总量较小可耗竭的资源种类方面。更为严重的是，在资源和利用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资源和能源浪费，以及过低的资源和能源利用率（注：譬如，1952－1987年间，中国国民收入增长8.6倍，而能耗增长了14.9倍，有色金属消耗增长23倍，铁矿消耗增长24倍。又如，中国矿产资源的总回收率只有30－40％，比发达国家低10－20％；煤炭资源回收率，国营矿山为50－60％，地方矿山为30－40％，乡镇矿山为10－20％，每年浪费煤炭资源10多亿吨。参见朱国宏（主编），1998a。）。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 将十分不利于资源和能源的可持续利用。
3、生态退化和环境污染是一个历史过程
生态退化与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是密切相关的。在原始社会里，人类的生存完全依赖于大自然，对自然的改造能力相对有限，因而，生态退化并不明显。在农业社会里，一方面人类改变了完全依赖大自然的局面，生存能力不断增强，另一方面对大自然的改造能力也不断增强，地区性的生态退化开始出现。到工业社会，随着工业化的兴起，资源需求的增强，一方面是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日益加剧，另一方面是造成了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生态退化急速加快，导致了全球性问题的形成，如由环境污染导致的臭氧层耗竭问题、由生态退化和环境污染导致的全球气候转暖问题等。环境问题因此而引起全球性的共同关注。
对于中国来说，生态退化和环境污染同样是一个历史过程。由于中国更早地进入农业社会，在庞大的人口压力之下，由扩大耕地的努力而导致的森林砍伐、水土流失、沙漠化等早就造成严重后果，如北方的沙漠化、南方的水土流失问题早在秦汉时期就已形成，而在以后不断加剧。据分析，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三次生态环境的大恶化时期，分别是秦汉时期，唐至元时期和明朝以后。秦汉以前为中国生态环境的“黄金时期”，东汉至隋为中国生态环境的相对恢复时期（注：曲格平、李金昌，1992，中国人口与环境，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工业化的兴起，除了原先的生态环境问题继续呈恶化趋势外（注：表现在，森林面积持续减少，耕地面积不断减少，沙漠化继续蔓延，水资源短缺日益严重，等等。朱国宏（主编），1998a。），环境污染问题也开始出现，并日益严重。特别是，80年代以来，工业化加速，空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等环境污染也急剧加重。而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方式的改变，垃圾和废弃物问题也开始凸现。近20年来，尽管国家环境保护政策的力度不断增强，但生态退化和环境污染问题依然严峻。
二、用世界的眼光看中国的发展及其发展方式
按照传统的观点，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是一个悖论：要么追求发展，要么保护环境，就像鱼与熊掌难以兼得，以至于提出全球五大问题的罗马俱乐部为资源和环境保护开出药方也只能是实行“双零增长”，即人口和工业生产均实现“零增长”（注：梅多斯等，1984，增长的极限，商务印书馆。）。而在可持续发展论者看来，这并不是无法调和的矛盾，相互协调的途径就是，走可持续的发展道路。这是因为，环境问题并非由发展所致，而是由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所致。所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转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
中国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当然也与中国的发展方式有关，这已为许多成果所论证。问题是，这种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是如何形成的？多数研究成果从中国的农业发展方式、工业化、城市化等角度或从土地利用、资源利用等角度加以论证，获得了许多证据。结论表明：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诸多不合理的生产方式和资源利用模式，譬如，城市化中的过度占用耕地、资源的过度利用和浪费等。如果我们用世界的眼光来看待这一问题，那么，所有这些不可持续性的表现并非中国所独有，而且是与发展过程中一定的历史条件相联系的。
1、生态环境退化不是发展过程必然要付出的代价
“发展”一词包含有积极的意义，那就是，落后国家可以根据本国的国情，采取恰当的方式，在一定时期内赶超发达国家。问题在于，发展中国家是按照西方的模式发展还是另外走出一条道路？正如早期的现代化理论被指责为带有“西方中心论”色彩一样，如果完全按照西方的模式发展，发展中国家恐怕很难有机会赶超发达国家。所以，从理论上说，发展中国家必须走自己的路，实现跨越式的发展。然而，这往往只能是美好的设想，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不知不觉中还是因循了西方的发展模式，并且“发展”状况并不尽如人意，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
中国从20世纪中叶开始实行了和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社会制度，并且开始探索和西方不同的发展道路。尽管道路曲折，但没有照搬西方的发展模式。特别是7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发展成就。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为西方国家发展史所不曾有过，连西方学者也视其为罕见的奇迹。
发展的不可持续性是针对西方的发展模式而提出来的，因为，在那种模式之下的经济发展方式正是资源耗竭、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罪魁祸首。这种发展方式在工业化方面被形容为“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发展道路。
那么，不同于西方发展模式的“中国模式”又如何呢？我们不难看到，虽然发展模式不同，但是，发展方式却没有根本的区别，工业化道路仍然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正因为如此，在发展过程中，中国资源消耗、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不仅没有减轻，反而急剧加重。近20年来，既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是资源消耗最快、生态破坏最烈和环境污染最严重的时期。这其实也是发展中国家普遍遇到的发展中的两难问题：要发展还是要保护环境？如何才能做到尽可能快地发展，同时又使发展的代价最小化？
经过对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反思，人们意识到，生态环境恶化并非发展的必然代价，只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协调环境与发展的关系，人类社会完成能够可持续地向前发展，避免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
2、传统的农业发展方式历史地破坏着中国的生态环境
农业发展的不可持续性主要表现在农用土地的利用上，这种利用又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耕地面积的扩大利用，二是耕地的反复使用，前者与人口压力和土地利用方式有关，后者则与家业生产方式有关。在庞大的人口压力之下，土地的不当利用带来的环境破坏主要表现在，毁林开荒造成的森林砍伐、水土流失；围湖（江、河、湖、海）造田造成的水资源占用以及土地的盐碱化等。从世界农业发展历史上看，因土地利用方式的不同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农业发展方式，一种是粗放式土地利用的生产方式，另一种是集约式土地利用的生产方式。就其环境影响而言，两种生产方式的土地利用后果是不一样的。前者主要是对环境的破坏，如森林减少、草原退化等，后者则主要是土地质量的下降。在中国历史上，庞大人口压力下的土地利用方式主要有两种，即扩大耕地面积和提高土地集约程度，这其实也是土地利用在广度和深度上的拓展，即增加土地利用强度。土地利用强度随着人口压力的增大而增大，反过来对生态环境带来压力，并造成破坏。
中国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如森林减少、沙漠化、水土流失等，无不与不当的土地利用相联系，而这种不当的土地利用又是与中国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有关。正是这种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对环境破坏的历史积累形成了今天中国严重的生态环境恶化。
3、快速的工业化进程消耗着有限的资源也污染了环境
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主要开始于1949年以后，沿用的是前苏联的发展模式，与西方国家曾经走过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道路并无二致，同样是不可持续的。80年代以后的工业化摆脱了前苏联发展模式，但发展方式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中国的这种工业化进程十分迅速，为中国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但同时，所消耗的资源量也急剧上升，造成的环境污染更是急速加剧，以至于在同一过程中不断加大环境保护的力度仍然无法遏制环境污染的加剧势头。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工业化的一些基本特征：由于资本的缺乏，也由于劳动力的过剩，中国工业化采取了劳动密集型的发展方式，而不是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的发展方式，这样，迅速发展起来的只能是高资源和能源消耗、高环境污染的低水平重复的传统工业产业，而以少污染或无污染的高新技术产业所占的比例很小。如果不加遏制和改变，将危及未来的资源利用，甚至可能出现资源危机和能源危机。又由于这些传统的工业产业以低廉的劳动力投入作为利润基础，对所产生的环境污染的治理既缺乏技术条件又缺乏资金条件，以至于连“先污染，后治理”都做不到，环境污染日益加剧也就在所难免。所以，对这种发展方式所造成的后果，不是如何去治理的问题，而是如何调整产业结构的问题。
4、中国的城市化道路也存在着不可持续性
与工业化相联系的是城市化。从世界范围来看，城市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工业化带动的。但是，在中国，20世纪中叶开始的前30年，基本上采取了抑制城市化发展的政策，甚至曾经采取过反城市化的政策。其结果是，一直到80年代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80年代以来，伴随着中国采取了“严格控制大城市，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的城市化政策，使城市化进程加快。尽管，由于户口制度的限制，这一进程仍然不尽如人意，但城市化水平是大大提高了。
然而，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观察，也不难看到，在这一过程中同样存在着不可持续问题。譬如，伴随着城市化过程，城市也不断扩大，在很大程度上吞噬了对中国来说十分宝贵的耕地，特别是，由于积极发展小城镇，使这种耕地占用的势头大大加剧。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小城镇发展最为迅速，占用耕地也最多，而这些又是最为肥沃的。这种耕地占用是80年代中国耕地面积急剧减少（每年净减少1000多万亩以上）的一个主要原因。小城镇的迅速发展与快速工业化分不开，前述工业化过程中大量发展高资源和能源消耗、高环境污染的的传统工业产业正是集中于小城镇，所以，发展小城镇的一个间接的后果是严重的环境污染。
三、用世界的眼光看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对于中国来说，由其基本国情所决定，保护有限的资源，保护日益脆弱的环境，已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也是一件关乎中华民族子孙后代的生存与发展空间的大事。同时，对于中国来说，发展是硬道路，面对如此庞大的人口的生存与发展需要，只有发展，才能消弭各种社会经济问题，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何才能做到既保证发展同时又不牺牲环境？在这一两难的选择中，中国政府决定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1992年中国政府在里约热内卢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上签署了《21世纪议程》，1994年发表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1997，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制定国别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国家。1995年和1996年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五中全会和八届四次人大会议郑重地将可持续发展战略纳入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将其与科教兴国战略并列作为中国面向21世纪的两大发展战略。1997年在中共中央十五大会议上江泽民总书记的报告中再次强调中国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决心，并提出了中国实行可持续发展的主要任务。他说：“我国是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坚持计划生育和保护环境的基本政策，正确自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注：见江泽民的报告“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1997年6 月中国向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特别会议提交了《中国可持续发展国家报告》（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1997，中国可持续发展国家报告，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努力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扬和肯定，被认为在世界可持续发展中起到了“旗舰”（Flagship）的作用。
1、可持续发展是中国面向21世纪的战略抉择
中国决定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并非权宜之计，也不是单纯出于对里约热内卢会议的回应，而是从本国的国情出发，审时度势，面对21世纪作出的战略抉择。
首先，中国是国际社会大家庭的一员，“中国的环境问题是全球性环境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深知自己在保护地球生态环境方面的责任和可以发挥的作用，从这一点出发，中国十分重视和积极参与联合国主持的有关环境与发展问题的讨论，并签署了多项国际公约和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1994）其次，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当务之急是发展，在发展中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提高综合国力和国家的国际竞争力，但是，一方面，由中国的国情所决定，人口压力大，人均资源拥有量低，生态环境脆弱，因此，在发展中必须协调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另一方面，传统的发展方式已经给中国带来严重的环境后果，如果继续沿用传统的发展方式，势必危及中国未来的生存与发展基础。最后，在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发展成为其中的主线，贯串于发展战略的方方面面，而这，其实也与中国在80年代制定的现代化战略一脉相承。中国现代化战略的目标是到21世纪中期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水平，而要实现这一目标，策略是分三步走，关键是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所不同的是，在可持续发展战略中，更多地强调了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即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充分考虑环境保护的因素，强调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关系。
2、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 环境相协调是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核心
在国际社会中，围绕着可持续发展问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是有争议的，这种争议甚至反映在术语的使用上。发达国家普遍使用“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而发展中国家则多使用“持续发展”（Sustained Development）。二者的区别在于，是强调“可持续”还是强调“发展”。之所以有这种区别，主要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担心，环境保护可能成为发达国家在发展资助方面的一种新形式的附加条件。为此，联合国环境开发署特意起草了“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声明”，强调可持续发展意味着在发展计划和政策中纳入对环境的关注和考虑，而不表示在援助或发展资助方面的一种新形式的附加条件（注：朱国宏，1997，可持续发展：中国现代化的抉择，福建人民出版社。）。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也坚持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强调可持续发展问题首先是发展，认为，“只有当经济增长率达到和保持一定的水平，才有可能不断消除贫困，人民的生活水平才会逐步提高，并且提供必要的能力和条件，支持可持续发展。”（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1997，中国可持续发展国家报告，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这是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而作出的判断。因为，尽管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较大的提高，特别是70年代末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各个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总体说来，中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综合国力还较弱，地区间的差异也十分明显，到90年代初仍有几千万的贫困人口尚未解决温饱问题。在这种情势之下，如果不首先发展经济，不能满足贫困人口的基本需要，遑论可持续发展，连环境保护也无从说起（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研究报告也认为，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3％的年增长率是必不可少的，这样，才能实施种种战略，才能在可预见的将来（18－24年期间）部分地消除贫困。参见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89。）。
然而，这种发展如果是建立在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基础上，那么，就难以避免一系列不可持续的后果，那就是，造成人口爆炸、资源短缺、生态退化、环境污染等后果。所以，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就必须协调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在人口、资源、环境中，对于中国来说，人口因素又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始终是中国发展过程中必须给予特别关注的因素。可以说，中国的发展始终是在庞大的人口压力之下进行的，而经济发展方式、资源的过度利用、生态环境的破坏等，在很大程度上也和中国的这种庞大的人口压力有关。也许正是基于对人口的这种特别关注，在《中国21世纪议程》中，副题特别突出了人口的因素，即人口、环境与发展三者并重。如果说在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主要矛盾集中在环境与发展的关系上，那么，对于中国来说，还要加上人口因素。
3、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特别关注和重视的若干关键性问题
根据《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包括四大部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和对策、社会可持续发展、经济可持续发展和资源与环境的合理利用和保护。这四大部分构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是“一个综合性、长期性、渐进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框架和相应的对策，是中国走向21世纪和争取美好未来的新起点。”（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1997，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目前，这一发展战略已经付诸实施。毫无疑问，作为一个长期发展战略，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许多问题的形成由来已久，积重难返，很难在短时期内消弭。我们认为，就目前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而言，关注以下几个问题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1）控制人口增长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础。庞大的人口基数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可持续发展战略涉及的每一个方面都受庞大人口基数的制约。经过近30年的计划生育，50、60年代形成的高速人口增长势头得到了有效的遏制，中国的人口年增长率已降到10‰以下，而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也降到2 以下，这意味着中国人口已进入低生育率和低人口增长率的阶段，在指标值上逼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由于中国的人口总量已达到近13亿人，很低的增长率也意味着庞大的增量，事实上，目前中国人口每年净增加的人口数仍高达近1000万，相当于一个小国的人口数。据预测，这种人口增长态势一直要持续到本世纪中叶才会得到根本的扭转，而那时，中国将达到16亿的最大人口规模。所以，控制人口增长不仅直接关乎未来的人口增长进程，而且影响到与人口相关的方方面面。
（2）增加粮食供应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客观要求。 与人口增长态势相联系的是如何养活16亿人的问题。显然的是，在未来的50年里，中国仍将增加3亿多人口，虽然目前粮食供应没有问题，但这不等于50年后同样如此，因为，以现在的粮食供应尚不足以满足16亿人的生存需要，如果中国的粮食生产不能做到同步的持续增长，确实有出现粮食危机的可能。而粮食供应的持续增长，一方面取决于科学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粮食产量提高，另一方面则取决于目前影响粮食供应增长的诸多因素是否能够得到改善，如耕地减少势头是否能够得到有效的遏制、扩大耕地面积的努力是否能够取得成效、因过度使用农药和化肥引起的粮食产量下降是否能够得到改变，等等。
（3）消除贫困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首要任务。 作为中国基本国情的特点之一，显著的地区差异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的发展策略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动后富，最后达到共同富裕。经过近20年的发展，中国的东部地区迅速发展起来，并使其发展水平与中西部的差距逐渐扩大。这当然是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按照可持续发展定义的“需要”概念，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首先消除贫困，把贫困人口的基本需要放在特别优先的地位加以考虑。中国政府历来重视“反贫困”，80年代以来一直在实施“扶贫计划”，贫困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效。问题在于，中国的贫困线标准偏低，地区差异显著，反贫困的任务依然艰巨，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仍应当列为首要任务。
（4）调整产业结构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环节。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意味着不能沿用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譬如，环境污染问题，要由“末端治理”转变为“清洁生产”，传统农业转变为生态农业。但是，这种转变并非易事，既涉及技术的问题，又涉及资金的问题，还涉及企业的成本效益核算问题。从国家的角度上说，推行“清洁生产”和生态农业的关键在于调整产业结构，包括调整一、二、三产业结构和工业化过程中的内部产业结构，也包括大力发展环保产业。只有调整产业结构，才能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5）技术进步和能力建设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关键所在。 技术进步是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基本保证，也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关键所在。无论是增加粮食供应，提高资源利用率，还是治理环境污染，都需要相应的技术支持。因此，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科教兴国战略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建设包括科学技术发展、教育、法制、文化和公众参与等诸多方面。特别是公众参与，可能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关键的关键。因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就是要以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改变人们传统的不可持续的思维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而这需要公众的广泛参与才能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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