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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对音材料来研究古音是很重要的方法。二十世纪初，汪荣宝《歌戈鱼虞模古读考》①一文是我国学者首先用对音，尤其是梵汉对音的方法来考订古音韵母的音值，但没有涉及古音的声母问题；稍早于汪荣宝的俄国学者钢和泰《音译梵书与中国古音》②则涉及了古音的声母问题，然而由于是采用了宋代法天的梵咒译音，所以与上古音没有什么关系。加拿大汉学家蒲立本的《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蒲立本，1999）大量使用对音材料来论定上古音的声母的音值，然而蒲立本对“对音”材料的使用不大慎重，有很多材料不可靠。本文在前贤之后具体讨论译音材料的有关问题③。 我们首先讨论学者们常常利用的一个例子：《汉书·西域传》的“乌弋山离”。同在《西域传》中又省作“乌弋”。不少学者认为是“Alexandaria”的音译④；于是音韵学家们就用这个对音来考论汉语的上古音，如李方桂《上古音研究》13页就用来考论上古音中的喻四声母是近于r或l的音。郑张尚芳《上古音系》、潘悟云《汉语历史音韵学》等著作据此认为汉语上古音喻四是l。蒲立本的《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也利用了这个对音材料。但是我们认为这个材料不好轻易利用。因为即使我们可以说《汉书》中的“乌弋山离”相当于西文中的“Alexandaria”，但却不能说就是“Alexandaria”的直接的音译。我们没有根据说希腊文的“Alexandaria”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的语音形式就是今天的“Alexandaria”。“乌弋山离”完全可能是根据“Alexandaria”在西汉时期的中亚方言中的变体形式（如在中亚塞语中的读音）对音出来的，而不是直接从希腊文对音译出。汉代的译音词“乌弋山离”的对音原文很有可能是已经消亡了的一种中亚古语的方言，只是在意思上相当于“Alexandaria”而已。⑤即使是主张“乌弋山离”就是“Alexandaria”的音译的学者，意见也并不彼此相同。如孙毓棠先生有专论《安息与乌弋山离》⑥在讨论“乌弋山离”的音译时候是将“弋”字的古音拟定为diak或tiak，並非r或l声母。 类似的例子如古代西域国“粟特”又名“粟弋”。《后汉书·西域传》作“粟弋”、《北史·西域传》作“粟特”、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作“速利”、唐玄奘《大唐西域记》又作“窣利”⑦。王国维《西湖考上》⑧明称：“粟特当玄奘之所谓窣利。”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⑨卷第73页引马迦特之说称“窣利”为中世波斯语Sūlik的对音，此说应为可信。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说中古汉语的“特”和“弋”都可以对音外语lik，因为有可能“粟特”、“粟弋”、“窣利”是分别来自不同的外语音译。这种可能性很大。况且《汉书》的“乌弋山离”在《后汉书·西域传》中又作“排特”，“特”可以看作是“弋”的异译音，但“乌”与“排”读音相去甚远，因此“乌弋”与“排特”不可能是同一外语词的异译，二者是根据了不同的外语词音译出来的⑩，这种情况在古人的对音中非常普遍，这也是我们要慎言对音的原因。更何况有证据表明学术界对“乌弋山离”到底是不是“Alexandaria”的对音词还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似乎不宜轻下定论。如岑仲勉先生《汉书西域传地理校释》（11）中的《乌弋山离》一章对关于“乌弋山离”的对音问题的各种意见作了比较详细的讨论，可以参看。今根据岑仲勉先生此文大致介绍如下： 法国东方学家沙畹认为“乌弋山离”似为“Alexandaria”的译音，也没有把话说得太死，可参看沙畹《魏略西戎传笺注》（12）。岑仲勉先生明确表示不赞同沙畹的说法。日本大学者白鸟库吉也不同意沙畹的意见，而认为“乌弋”一词是对音古代波斯“大流士王碑”中的“Haruvatis”一词中的Haru。“山离”是Zarin的对音，在古伊朗语中是“海”的意思。日本东方学学者藤田丰八认为“乌弋山离”的汉代古音是音译了Gud-i-Zarah这一地名，与“Alexandaria”毫无关系。岑仲勉先生认为藤田丰八的意见是有根据的，且认为《汉书》“乌弋山离”的地望必为阿富汗南部无疑。岑仲勉最后认为琼斯密所提到的Koh-i-Zal这个古地名才是《汉书》中的“乌弋山离”的对音词。从以上各家的意见来看，各家众说纷纭，根本没有定论。我们切不可主观地根据“乌弋山离”是“Alexandaria”的对音这个假设来论定汉语上古音的音值。最近读到聂鸿音先生的《番汉对音和上古汉语》（13）也讨论到了“乌弋山离”的对音问题，并且批评了把上古音中的余母构拟为[1]的观点。聂鸿音先生的文章指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在梵汉对音材料中，从来没有发现用古汉语的余母字去音译梵文、巴利文中的l音的例子（14）。这是很值得重视的一个观察。聂先生的文章颇值得参考，在材料和论述上，本文与聂鸿音之文有很大的不同，彼此互可发明。 我们另外补充一个可以参考的材料：古代史书上的“犂轩”，按照学者们的意见也是“Alexandaria”的译音（15）。我们只能理解为“犂轩”是希腊语“Alexandaria”在某种中亚古语中的某种变体形式的译音或中亚某古方言的译音，而不可能是希腊语“Alexandaria”的直接的对音，因为二者的对音明显不合，差得太远。根据上引伯希和之文提及的巴利文佛经《那先比丘经》卷下（16）：“我本生大秦国，国名阿荔散。”其中“阿荔散”的巴利文原文作Alasanda，这个对音才是比较准确的，而且是直接的对音。伯希和、方豪、张星烺等学者均认为巴利文原文Alasanda就是“亚历山大Alexandaria”的直接译音，这应是可靠的。（17）巴利文的《那先比丘经》所记录的事一定发生在公元前二世纪中期以前，因为此经清楚地表明当时的大夏国王是希腊人，而大夏国在公元前二世纪中后期（大约公元前140-前130年）已经被大月氏人征服，其国王不再是希腊人了。所以巴利文的《那先比丘经》所反映出的对音应该是公元前二世纪时候的对音现象，正好是我国的西汉时代。可见西汉时代的巴利文所音译的古希腊文的“亚历山大”是Alasanda，这个对音比较精确。而Alasanda不可能产生出汉语的“乌弋山离”这样的对音形式。我据此怀疑“乌弋山离”根本就不是“Alexandaria”的音译，其对音原文已经无法考证，我们最好采取不知为不知的态度。
郑张尚芳先生《上古音系》（21）第213页利用对音材料来证明汉语古音的去声是来自-s尾。郑张先生有这样一段论述：“有迹象表明，去声带-s现象直到魏晋南北朝前期尚未完全消失。曹魏时以‘对马’译倭国地名Tusima，此一日本旧地名沿用至今，让人奇怪怎么中间少译了个音节。这正说明在对译时‘对’还读tuus，快读时tuusma译tusima是合适的（后来隋代就改译为都斯麻，可是人们还是喜欢沿用‘对马’）。日本有人主张此可能由‘与马韩相对’得名，则‘对’既然借的是汉语音义，tusi就更是‘对’tuus的转译了。有人怀疑古倭语是否就是今天日语的祖语，其实这也是无可怀疑的。因为‘倭’古义明注指‘东海女王国’（唐时日释昌住《新撰字镜》注同）。”郑张先生还说“倭奴”就是日语“女人”wonna的译音。 我们认为郑张尚芳这里讲的对音材料和结论是不可靠的。关于“对马”的译音问题颇为复杂，直到现在日本学术界尚且没有统一的看法，但绝不会是如郑张先生所言。我们这里译述日本学者山中襄太《地名语源辞典》（22）第236页“对马”条的叙述（23）：“对马”在《古事记》（24）中写作“津岛”，日语读音是tusima。据金泽庄三郎的意见，“津岛”就是“港湾之岛”的意思；《魏志》是根据tuima这个读音才写成了“对马”。日本自己也采用了“对马”这样的表记法。《北史》、《隋书》的《倭国传》都写作“都斯麻”。山本直文认为“都斯麻”是阿伊努语tu-shima的对音，意思是“两个岛”。“对马”确实是由南北两个岛组成。小山正平在《万叶集与阿伊努语》中说：在阿伊努语中，tui-ma的意思是“休息的港湾”。镜味完二认为：在Ceram语中，tui-ma的意思是“鹿”。在对马，现在都还是用烧鹿骨的方法来进行占卜。安田德太郎认为在Lepcha语（25）中tyū是“聚集”的意思，是“对马”的“对”的译音。“对马”意思是“聚集之岛”。 从我们以上的翻译介绍来看，“对马”在日本最古的文献《古事记》中是写作“津岛”，读音不是tusima，而是tuima。“对”是日本古语tui的对音，根本没有-s尾存在。至于现代日语把“对马”读为“tusima”，这实际上是《北史》、《隋书》的《倭国传》中的“都斯麻”的对音，而“都斯麻”有可能是来自古代的阿伊努语tu-shima的对音，与“对马”有不同的语源（26）。而且在我们上面的介绍中，可知一般的日本学者并不认为“对马”一词的意思是“与马韩相对”，仅仅是尾崎雄二郎主张“对马”一词的意思可能是“与马韩相对”。这仅是个别学者的意见，不可视为定论。郑张尚芳先生据此立说是不大妥当的。 另外，《后汉书》称日本古代叫做“倭奴”。据我所知，日本学者中没有一人主张“倭奴”是日语“女人”wonna的译音。现在的一般意见是“倭奴”是“阿伊努”的译音，是指日本现在唯一的一个少数民族，但在上古时代却是比较强大的民族，长期与大和民族处于敌对状态，后被大和民族击败。沈曾植《海日楼札丛》（27）卷二《流鬼国》条末尾有一段有趣的论述：“日本人言库页岛人自名爱侬。爱侬乃鄂伦也。日本亦挹娄之别。《唐书》言日本古称倭奴。倭奴即鄂伦，即爱侬矣。”沈子培所言之“爱侬”就是“阿伊努”的别译。他认为日本古代民族的阿伊努与我国的鄂伦春族同源，都是我国古书中所说的“挹娄”民族的别种。这种观点出自一代大儒之口，非常奇特，尚待实证。但他也认为“倭奴”就是“阿伊努”，这与现代日本学者的观点相吻合，当为可信。根据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明确地认为郑张尚芳先生这里讲的对音是不可信的，不能作为研究上古音声调的根据（28）。 有的学者如潘悟云等人（29）根据翻译佛经中的“三昧”是对音梵文samādhi，从而认为作为去声的“昧”有词尾可以对音dhi。并得出结论说：“这些材料都说明汉语的去声尾是有舌面性质的。”我们认为这样的结论不可信。据日本梵学大家荻原云来《梵和大辞典》第1419页和宇井伯寿《佛教辞典》第377～378页，梵文的samādhi是音译为古汉语的“三昧、三昧地、三摩地（30）、三摩提、三摩帝、三摩底”等等。可见“三昧”应该理解为是“三昧地”的省略形式或略译。为什么会有“三昧”这样的形式呢？首先，根据日语吴音的音读，我们可知“三味”在日语吴音中读为sammai，有个韵尾音i，可以勉强与dhi对音。又，“昧”是去声字，按照施向东《玄奘译著中的梵汉对音和唐初中原方音》（31）的研究，中古时代的去声是长音，正好对音梵文samādhi中的长音ā。正因为这两层理由，所以可用“三昧”来音译梵文samādhi（32）。并不是因为去声的“昧”带有舌面性质的尾音。日语吴音的音读是六朝时候的南方音，存古性较强，往往可以代表东汉时代的读书音。因此，梵汉对音的这条材料不能作为古汉语的去声带有舌面性质的尾音的证据，也不能据以证明上古汉语有-s尾辅音（33）。 丁邦新院士《上古阴声字具辅音韵尾说补正》（34）利用Coblin的梵汉对音材料指出在翻译佛经中存在这样一个例子：梵文的Brhadratha被音译为古汉语的“毗梨害他罗”（35）。丁邦新先生认为这是用“害”来对音had，“正显示‘害’字当时有-d尾。”我们认为丁邦新先生的这个论断不能成立。考古汉语中的“害”不仅是去声字，还确实有收-t的入声一读。《集韵》、《类篇》中的“害”都有“何割切”一音，与“曷”同音，正是收-t的入声。考古文献，可知“害”与“曷”自上古以来就相通，证据很多。《说文》“害”字段注：“《诗》、《书》多假‘害’为‘曷’。”（36）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害”字注：“害，假借为曷。”《淮南子·览冥》：“天下谁敢害吾意者”。王念孙《读书杂志·淮南内篇第六·览冥》：“害，读为曷。”《诗经·周南·葛覃》：“害澣害否。”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害即曷之假借。”《汉书·翟方进传》：“害其可不旅力同心戒之哉！”颜师古注：“害，读曰曷。”类例颇多（37）。江有诰《音学十书·唐韵四声正》（38）第301页“害”字条明确认为“害”的古音有入声一读。江有诰曰：“胡盖切。按，古有入声，当与曷部并收。”江氏举有《诗经》的《四月》、《荡》、《生民》、《召旻》以及《老子》、《素问》等古文献中的押韵材料为证。正因为有这样的通假关系，东汉以降的古人就可以把“害”直接读为“曷”音，后来的《集韵》、《类篇》中的“害”都有“何割切”一读，这是有实际的语音作根据的，并非无根之谈（39）。《释名》卷一：“害，割也。如割削物也”。分明是用入声的“割”来做“害”的声训。我们认为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翻译佛经才用“害”去对音梵文或中亚古语的[had]。这不能证明古汉语的去声字曾经带有-d尾。 去声字为什么能与入声的-t相通呢？这其实是自上古以来就有的秦陇方言的特殊音变问题。今举证考论如下： 《切韵序》：“秦陇则去声为入”。洪诚《中国历代语言文字学文选》（40）第137页注曰：“这是陆法言等人根据听觉分析的结果：秦陇地方的去声，类似他们音系中的入声调值。”吾师何九盈先生亲口告诉我《切韵序》的这句话只能理解为秦陇方言是把去声读为入声，而不是把入声读为去声。这与洪诚的观点一致。赵振铎先生也持同样见解。我后来找到了一个铁证可以明确说明秦陇方言真的是把去声读为入声（41）。考慧琳《一切经音义》卷27“无复”条注曰：“下吴音扶救反，秦音冯目反。”可见慧琳《音义》明确指出“复”读去声是吴方言音，读入声是秦陇方言音（42）。《魏书·萧衍传》：“景宣言曰：‘城中非无菜，但无酱耳’。以戏侮之。”陈寅恪《书魏书萧衍传后》（43）称：“‘菜’即指‘兵卒’之‘卒’而言。”这是把去声的“菜”读如入声的“卒”。所以才有这样的双关语（44）。陈先生此文还提到“字文黑獭”又名“宇文黑泰”也是西北方言将去声读为入声的反映。秦国的先世“伯益”在古书中又作“柏翳”，“益”是收-k的入声，而“翳”是去声。玄应《一切经音义》卷十八称：“《通俗文》：‘小儿戏谓之狡狯’（45），今关中言狡刮，讹也（46）。”“刮”是收t的入声，“狯”是去声，二者在关中方言中可以相混，是把去声读为入声。《水经注·河水注》：“河水又北，薄骨律镇城在河渚上，赫连果城也。桑果余林，仍列洲上，但语出戎方，不究城名，访诸耆旧，咸言赫连之世有骏马死此。取马色以为邑号，故目城为白口骝。韵转之谬，遂仍今称，所未详也。”这是说“白口骝”音转为“薄骨律”，其中的“口骝”为阴声韵，“骨律”为收-t的入声韵。章太炎撰、庞俊等疏证《国故论衡疏证》（47）第109页还提到：“《魏略》称徐庶白垩塗面而曰白垩突面。”这是把阴声韵的“塗”读成了收-t的入声“突”；《水经注》卷十五《洛水注》：“洛水又东……注于公路涧，但世俗音讹，号之曰光禄涧，非也。上有袁术固，四周绝涧。”光华按，“公路涧”是根据袁术的名字命名的，袁术字公路。张永言先生在《语文学论集》增补本第160页注解三所说的去声的“路”受到后面的“涧”的影响，会在末尾添出一个韵尾辅音k来，从而音变为入声的“禄”。张先生用同化音变来解释。总之这是把去声读为入声。这样看来，秦陇一带的西北方音很可能远在汉代以前（甚至在先秦）就是把去声读为入声。江永《音学辨微》二《辨四声》称：“去声逢浊位，方音或有似入者（原注：婺源土音如此），非入也；北人呼入似平，其实非平。南人听之不觉耳。”（48）黄侃《文字声韵训诂笔记》第98～99页称：“汉师之音为韵书所遗者多矣。若去入不分，观《文选》音‘闭’为‘别’可知。又江文通《拟谢康乐杂体三十首》中，去入亦不分。”据黄侃同书139页称：“今日萧部入声如祝、肉、育等字古皆读平声。”则萧部入声如·祝、肉、育等字的入声读音是后起的，由平声演变而来。在现代汉语方言中还有遗迹可寻，如据王福堂等《汉语方音字汇》第二版，中古音为並母去声的“鼻”字，在太原、合肥、扬州、苏州、上海、泰州、南昌等地的方言中，以及厦门、福州的文读音都读为入声韵。这个问题还可以和古文献相印证。考宋代学者朱彧《萍洲可谈》卷二：“周治之西距江，名赤鼻矶，俗呼鼻为弼。”孙奕《示儿编》卷十八：“以鼻为弼。”“弼”正是收[-t]的入声（49）。又，据陈章太《邵武方言的入声》（50）指出：“邵武方言的入声调有两种情况值得注意：一种是一部分鼻音韵尾字可读入声调；另一种是一部分属古平声、上声、去声的字邵武方言变读为入声调。这两部分字都不是个别的例外，而是字数不少。”陈章太此文还提到：在建瓯话中“古非入声字有的也变读为入声调。”多有举例。据李小凡《释厦门、苏州、庆元（竹口）方言的声调变异》（51），在南部吴语的庆元地区的竹口镇方言中存在着古浊平声字不读阳平，而读为带喉塞音尾的入声字。李小凡先生对此作过很好的分析和解释，文繁不录。在英语中也存在于一个单词的末尾添加辅音而无任何语法功能的现象，参看R.L.Trask《历史语言学》（52）第67页对“paragoge”的解释。不过英语中的这种添加辅音的前面一般紧接着的是辅音而不是元音，与我们这里说的古汉语的情况有所不同。最近注意到储泰松《唐代音义所见方音考》（53）一文也论及唐代的北方方言阴声韵促化的现象，与我异曲同工。不过邢向东《小议部分“舒声促化字”》（54）一文讨论了“鼻、臂、譬、秘、蔗、厕、裕”这些去声字在现在的某些方言中要读入声，他根据王力先生长入短入的观点认为这些入声音是它们的古本音，只是在某些方言中变读为去声，在某些方言中保留了上古音中的入声读法。我认为由于这些字都是去声字，不如采用《切韵序》的“秦陇则去声为入”来解释比较好，在唐朝的安史之乱和唐末大乱、五代大乱之后，每次都有秦陇地区的人散逃其他各地，于是将秦陇地区的方音扩散到其他方言（55）。我觉得不必认为现代方言中的特殊音变现象是上古音的遗留，除非有特别强有力的证据，而且要联系整个音系来判断。另外，郑张尚芳《方言中的舒声促化现象说略》（56）、贺巍《晋语舒声促化的类别》（57）都讨论了汉语方言中的后起入声的问题。万久富《〈晋书音义〉的汉语史史料价值》（58）一文注意到了盛唐时代的何超《晋书音义》中有去声和入声相混的情况，然而万久富对这种现象作了不正确的解释，他一概认为那是入声变读为去声：“《音义》注为入声字的音切多达1053条次，正说明何超时代入声字有转入他声调的情况，何超认为有必要一一注明，以辨正音读，标明古义。”其实其中很多情况属于去声变读为入声。举例如下：贷音徒得切，音忒；厌音於叶切；澳音於六切；奥音于六切；袂音灭；较音角，古学古岳二切；襮音博。我们认为这些例子都属于去声读为入声的现象，而不是入声读为去声。我们还注意到在白语中的一些汉语借词中，汉语中的阴声韵的全浊音去声字在借入白语的时候有不少是收[-t]的入声字，如据《白汉词典》第473～474页所列举的一些例子可知，如“步、地、树、和、箸、盗、旧、第”这样的全浊去声字借入白语中是收[t]的（59）。因此去声与入声相通就是去声字读成入声，这是极其古老的方言音变。在先秦时代肯定已经存在。 蒲立本《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60）以及其他一些学者都利用梵文的Brahm一词音译为古汉语的“梵”，从而认为“梵”的古音应该是复声母bl或br。我们认为这是不可信的。据日本梵学大家宇井伯寿《译经史研究》（61）第482页和第539页指出我国早期佛经中的“梵”字并非梵文brahma的译音，而是印度俗语bam的译音。后来的“婆罗门”才是从梵文brahman出的译音词。可见蒲立本等学者的材料和结论实在不能成立。据日本巴利文权威学者水野弘元《巴利文法》（62）第五章《巴利语与梵语等的发音和缀字的比较》第54页指出：梵语的带r的复辅音声母在巴利语中往往失去r，变为单辅音声母：“在梵语语首的重子音kr、gr、ghr、tr、dr、dhr、pr、bhr、mr、vr、
r、sr、hr等，都省去r，而变成k、g、gh、t、d、dh、p、bh、m、v、
、s、h等。”举例颇多，不录。可知“梵”字最早一定是从巴利语等古印度方言音译出来的。 我们举出以上六例来说明对音研究的重要和困难。 ①载《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二号。王力先生《王力文集》第四卷《汉语音韵学》第382-390页收入汪荣宝此文作为参考资料。 ②见《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一号。后收入《胡适学术文集·语言文字研究》卷（中华书局，1993年）。 ③另外，传统国学家黄侃的《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141页有《译外国语条》称：“译外国语，有时可以见此土音之变迁。又可以见声类之分合。辑音于此等亦宜具列。如汉世称桑门，后译沙门；汉世称伊蒲，后译优婆塞。此等还音，虽无关宏旨，而用以明音韵时地不同，亦不可忽也。”纯粹的旧学家黄侃也认为对音材料对音韵研究有用，只是还嫌重视得不够。前辈学者中利用对音材料研究音韵学的大学者还有罗常培、李方桂、俞敏；徐通锵、叶蜚声《译音对勘与汉语的音韵研究》（载于《北京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一文对二十世纪以来学者们用对音的方法来研究古汉语音韵的情况作了一些综述。后来的朱庆之先生也有专文《佛典与汉语音韵研究》（见《汉语史研究集刊》第二辑，巴蜀书社，2000年）作综述性的讨论，聂鸿音先生的《番汉对音和上古汉语》（见《民族语文》2003年第2期）一文对音译与上古音研究的关系问题的讨论深入细密，颇有见地，值得注意。耿振生教授在《20世纪汉语音韵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一书的第九章《译音对勘法》所作的有关论述更加具体深入，不可不参看。尉迟治平《对音还原法发凡》（见《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2月）对梵汉对音的性质和方法、语料作了一些概述。此文特别论述到梵汉对音中的梵文如果是复辅音，那么不同的佛经翻译家会采用不同的方法来处理，或省译为单辅音单音节的一个汉字，或译为叠韵的两个汉字，或译为两个汉字，而前一个汉字用入声字，表示前一个汉字音很短促；或用二合法来精确模仿梵音。此文的一些具体的论述较有启发性。另可参看尉迟治平《周隋长安方言初探》（见《语言研究》1982年2期）。聂鸿音先生在《西夏语中汉语借词的时间界限》（见《民族语文》1994年第1期）一文指出：“汉语明、泥、疑三声母在（西夏语的）早期借词里是鼻音。在晚期借词里，不带鼻音韵尾的明、泥两个声母和疑母开口音节是浊塞音，疑母合口音节是半元音w”。聂鸿音在结论中总结道：这是古鼻声母（开音节）向浊塞（擦）音声母转换。这样的考察与马伯乐的结论相符合。即明、泥、疑读浊塞音是晚期的现象，不是上古汉语存在复辅音的反映（聂鸿音此文举证甚多，而且特别以早期借词与晚期借词相对举，此不录）。他认为西夏语中晚期借词的输入年代当在残唐五代至西夏建国之初。刘广和先生利用梵汉对音来研究古汉语音韵，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并出版了论文集。他还写了一篇综论性的文章《历史语言的若干研究方法评议》（见《汉语学习》2000年5期），涉及梵汉对音的地方很多，讨论了这种对音方法的优点和不足。总的来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主要是俞敏先生及其弟子如刘广和、施向东、尉迟治平等学者较大规模地用梵汉对音来研究音韵学。前辈学者季羡林为梵学权威，其主编《大唐西域记校注》涉及梵汉对音甚多，其部分论文也论及梵汉对音的同题。李荣的《切韵音系》和邵荣芬《切韵研究》都重视梵汉对音。台湾学者龚煌城也是专门利用汉藏对音和汉语、西夏语对音来研讨上古音和宋代的西北方音。李范文利用西夏文与汉语的对音来研究宋代西北方音，写成了大部头的专著。 ④关于“乌弋山离”的研究概况可参看孙毓棠先生的论文《安息与乌弋山离》及其所附的注释[见《孙毓棠学术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5年]，以及朱杰勤主编《中外关系史辞典》8页“乌弋山离”条（余太山撰）。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冯承钧《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见《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四册所附，中华书局，2003年]。 ⑤我们可以举一个旁证：在中古的翻译佛经中，“阿罗汉”有一个异译是“阿罗诃”。我们却不能说这里的“汉”与“诃”是一声之转。事实上，根据中村元《佛教语大辞典》第11页，“阿罗汉”是梵文arhat的主格arhan的译音，而“阿罗诃”是古印度的巴利语axahā的译音，二者的来源本不相同。其他的例子可参看伯希和《塞语中之若干西域地名》（收入冯承钧翻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2编，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其文所说的相当的地名都是在意思上相当，而不是直接的音译。 ⑥见《孙毓棠学术论文集》第411页。 ⑦学者认为这种音译是来自中期波斯语。另参看《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粟特语”条和“粟特”条。 ⑧见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三第610页，中华书局，1984年。 ⑨中华书局，1995年版。 ⑩据上引冯承钧《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一文称：“‘排特’似为中世波斯语安息Partu之对音。”可备一说。 （11）中华书局，2004年。 （12）冯承钧翻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7编第52-53页。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相应的译文是：“按乌弋即《前汉书》乌弋山离之省称，似为亚历山大之译音。”可知沙畹在此仅作推测之言，没有坚强的论证。一般音韵学者迷信为定论，实为轻信。我国著名学者夏曾佑《中国古代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二篇第一章第四十五节《葱岭外诸国》第336页提到“乌弋山离”在“今波斯东境”。这与沙畹的意见不同，值得注意。 （13）见《民族语文》2003年第2期。 （14）我们可以补充证据：现代日语有大量的外语借词（日语写作：外来語，读作gairaiNo），而从英语、法语、德语等西方语言借入的外来语中，外语的[r]和[1]在进入日语后完全不能分别，数量众多，无一例外，由此造成了不少的同音词。又如，赵杰《北京话中的满汉融合词探微》（见《中国语文》1993年第4期）讨论了满汉语言融合的方式和语言接触的规律，指出北京话在借入满语的[r]音时，换成了汉语的[I]音。类例众多。 （15）参看伯希和《犂轩为埃及亚历山大城说》，冯承钧译，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二卷第七编，商务印书馆，1995年。 （16）光华按，原文“丘”与“经”的位置互讹，径改。关于《那先比丘经》的文献学方面的情况可参看水野弘元、中村元等《新佛教解题事典》第76-77页（日文本，日本国春秋社，1968年版）；梁启超《〈那先比丘经〉书》（见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任继愈主编《佛教大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75页；刘宝金《中国佛典通论》（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90-91页；中村元《新佛教辞典》（日文本，日本诚信书房，2006年版）第536页《弥兰陀王问经》条；平川彰《印度佛教史》（庄昆木翻译，台湾商周出版社，2004年版）第195页。《佛光大辞典》“那先比丘经”条；《中华佛教百科全书》“那先比丘经”条；此经产生于纪元前1世纪，所记的是纪元前2世纪的高僧龙军与希腊系统的国王弥兰陀讨论佛法，并使弥兰陀最终皈依佛法。龙军所论皆为小乘佛法的上座部系统，未及大乘。《水野弘元著作集一：佛教文献研究》（许洋主翻译，台湾法鼓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版）考订二卷本的汉译本《那先比丘经》在东汉时代已经产生（这个观点被任继愈主编《佛教大辞典》第575页《那先比丘经》条所采纳）。水野弘元的考论很重要，今稍引述其文：二卷本的汉译本《那先比丘经》“从其译语译风来看，可认为它是2世纪的后汉时代译出的。因为在现存汉译中，传出最古形的是后汉安世高的译经，在他的译经中，常常以散文的形式译出原本的诗偈，也没有‘偈’一语，称韵文为‘绝’。同样在后汉稍晚的支娄迦谶，一定以韵文的形式译出诗偈，其后的译经也承袭此风。然而，在《那先比丘经》，也没有‘偈’或‘颂’或‘绝’一语，译出原文的偈时都取散文的形式。在译有名的‘诸行无常云云’的无常偈语时，因为当时不知‘行’或者‘无常’的原语的意思，所以用很长的说明文来表达。……其次，即使是术语等的汉译，也比安世高的翻译幼稚不明确。这是当时还没有佛教用语的含译所致吧。”水野弘元先生还举出了一系列翻译佛教术语上的证据，表明《那先比丘经》是在汉译佛经的初期就翻译成中文了。如将佛经中的“戒”翻译为“孝顺”，将佛经的“名色”翻译为“名身”；也如同安世高一样用散文来翻译原文的韵文。而这样的翻译方法在东汉的支娄迦谶之后就已经少有了。（光华按，并非没有例外，后来的鸠摩罗什就曾用偈体来翻译原文的散文，也用散文来翻译原文的偈颂，参看陈寅恪《童受喻鬘论梵文残本跋》，收入《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陈寅恪称：“盖罗什译经，或删去原文之繁重，或不拘原文体制，或变异原文。”） （17）另可参看方豪《中西交通史》第147-150页（岳麓书社，1987年）。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华书局，2003年）第一册第148页。关于巴利文的Alassandā一词最详尽的解说可参看G.P.Malalasekera所编撰《巴利文正名辞典》（英文本，印度新德里，Munshiram Manohariai Publishers Pvt Ltd，1995年版，共二卷）第一卷第187页Alassandā条。其文提到Alassandā是Yonas的一个城市，有庞大的佛教社团。一般认为是Baktria地区的印度的一个岛名。该文还提及了Alassandā一词在印度古文献中出现的一些情况。 （18）大东出版社，昭和52年版。
（20）最近发现聂鸿音先生的《番汉对音和上古汉语》一文也注意到了同样的问题。 （21）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 （22）日本国校仓书房，昭和53年版。 （23）为了行文的方便，我们采用译述的方式，并非与日语原文逐字对应，但在意思上与日语原文没有出入。 （24）光华按，《古事记》是日本现存的最早的一部用汉文写成的日本古籍，成书于公元712年，属于日本奈良时代早期。此书并非用纯正的汉语写成，而是采用了变体汉文。其中常常用汉语来记录上古日语的固有名词的语音。 （25）中文一般翻译为“雷布查语”，是藏缅语族中的一支。 （26）加拿大的蒲立本《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潘悟云、徐文堪翻译，中华书局，1999年）第131-132页较早地使用了“对马”一词的对音来论证上古汉语的-s尾的问题。我们这里对郑张尚芳的批评完全适用于对蒲立本的批评。又，吾友李香博士在《关于“去声源于-s尾”的若干证据的商榷》（见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编《语言学论丛》第二十八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一文也对“对马”的对音问题进行了考辨，但在论证上与我们有较大的不同，读者可以比观。 （27）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28）郑张先生此文还举了我国古书中的“桃花石”的例子，采用法国学者德经的说法，认为“桃花石”是“大魏”的译音，以此证明汉语的去声本来是带-s尾的。这个例子也非常不可靠。关于“桃花石”的对音问题，民族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学者做过很多的讨论，意见颇为分歧。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桃花石”是“唐家子”的译音，不是“大魏”的译音，这就与汉语的去声是否带-s尾毫无关系。有关的材料和文献太多，我们不打算详细引述（可参看罗常培先生《从借字看文化的接触》[见《罗常培语言学论文集》第236-237页，商务印书馆，2004年]；罗常培《语言与文化》第四章，北京出版社，2004年）。《中国历史大辞典·民族史》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年）《桃花石》条（光华按，“桃花石”一名是元代的道士丘处机的音译，此前没有）。另外，郑张尚芳此文所列举的一些日语中的汉语借词的例子大都不可靠。如郑张先生认为日语“芥”读karasi，“筛、杀”读sarasu这些词都是古汉语的借词，这是不可信的。因为这些词从来没有日语专业学者认为是从汉语来的借词，本身就是日语固有的词汇，不能作为讨论古汉语音韵的证据。“盖”读kabusu，其中的su是日语本身的一种形态变化的标记语尾词，表示“他动词（就是及物动词）”，绝对不是固有的词根（这种构词法在古日语中很常见，在历史语言学中也很普遍。参看R.L.Trask《历史语言学》英文本第32页，北京外研社，2000年版）。上引李香之文也谈到了这点。我们还可引取一个旁证：日本著名语言学家服部四郎《日语的系统》（岩波文库，1999年版）一书中的第九篇《关于日语起源的论争》提到：日本的阿伊努语北海道方言有较多的闭音节，其中有[-s]尾的。但[-s]尾的闭音节的演变是在末尾生出一个元音[i]，从而成为开音节，并不是[-s]的消亡。这说明如果真有[-s]尾的闭音节，那么其演变的趋势不是一概地失去[-s]而转化为声调特征，而是有可能添加新的元音而成为开音节尾的[si]。这种音变如果在古汉语中发生，那么就应该会产生双音节词。但事实上，古汉语的双音节词的产生与这样的音变毫无关系。这似乎从另一个角度可以证明上古汉语不存在[-s]尾的音节。（光华按，日本学者关于阿伊努语的专门研究论著甚多，也有金田一京助、知里真志保等名家，但我没有条件前往日本收集更多的材料，深感遗憾。我这里引述的服部四郎此文不是专门研究阿伊努语的论著，但其结论是非常可信的。）又，聂鸿音先生的《番汉对音和上古汉语》（见《民族语文》2003年第2期）一文对蒲立本利用对音材料来证明上古汉语的去声带有-s尾也予以强烈的批评，认为蒲立本所用的材料既很孤立，也很不可靠，多有举证，指出早期的汉译佛经中的去声字所对应的原文并没有带-s。论证有力，此不录。聂鸿音此文也讨论了“桃花石”的对音问题，同样批评了郑张尚芳，与我的观点大致相同。 （29）如潘悟云《汉语历史音韵学》第184页等。较早使用这条材料的似乎是蒲立本。 （30）光华按，这个音译最为普通，流行很广。 （31）见《语言研究》1983年第1期。 （32）据日本学者水野弘元《巴利语辞典》（日本国春秋社，1970年版）297页在巴利语中也是作[samādhi]之形。另可参看石田瑞麿《例文佛教语大辞典》（日本小学馆，1997年）第395页“三昧”条；有贺要延《佛教语读音辞典》（日本国书刊行会，平成5年）第412页“三昧”条；中村元《佛教语大辞典》（东京书籍株式会社，昭和60年）第489页“三昧”条。 （33）李香在《关于“去声源于-s尾”的若干证据的商榷》（见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编《语言学论丛》第二十八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也讨论了同样的问题。李香此文还讨论了对音方面的其他一些材料，可以参看。我们还可举一旁证：汉语中有一个音译词“逊奈”是阿拉伯语[Sunnah]的译音（意思是“行为、道路”），难道我们可以据此说“奈”是带有[-h]尾的么？ （34）见《丁邦新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8年）。参看第40页。 （35）我查阅了丁福保《佛学大辞典》（光华按，丁福保此书至今有学术参考价值，非他书所能取代。其书主要是翻译利用了日本学者织田得能的《佛教大辞典》而成，但也有所增补。《佛光大辞典·丁福保》条称：“民国元年（1912），致力‘佛学大辞典’之编纂，参取日本织田得能等之佛学辞典，历经十载，至民国十年六月始出版。此辞典之编纂，对佛教之贡献颇钜。”这是持平之论，并非有的人说的完全抄袭织田词典。）荻原云来《梵和大辞典》、宇井伯寿《佛教辞典》、中村元《佛教语大辞典》、石田瑞唐《例文佛教语大辞典》、《佛光大辞典》，这些权威的大辞典都没有收入“毗梨害他罗”一词（我手中没有望月信亨的《佛教大辞典》，未能检索）。另外，根据对音，似应作“毗梨害罗他”。 （36）段注还提到：“今人分别害去曷入，古无去入之分也。” （37）可参看《故训汇纂》第575页。邹汉勋《读书偶识》（中华书局，2008年）卷十第213页：“古‘曷、害’通用字，从害者多可从曷，声类同也。” （38）中华书局，1993年。 （39）另参看顾炎武《音学五书》（中华书局，2005年版）《唐韵正》卷十六第461页《曷》字条。顾炎武认为“曷”的上古音还有去声一读，与“害”同音。同书同卷还讨论了许多以“曷”为声符的字，都表明上古音阴声韵的去声字和入声字关系密切。 （40）见《洪诚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 （41）从古汉语的角度来看，也只能作出这样的解释。我们从古书中发现有类似的文句。考《世说新语·文学》：“庾阐始作《扬都赋》，道温、庾云：‘温挺义之标，庾作民之望。方响则金声，比德则玉亮。’庾公闻赋成，求看，兼赠既之。阐更改‘望’为‘俊’，以‘亮’为‘润’云。”庾阐把“玉亮”改成“玉润”，这是为了避庾亮的讳。文中的“以‘亮’为‘润’”只能是把“亮”改成“润”的意思。因此“去声为入”只能是把去声读成入声，而不是相反。 （42）我们也不要忽视“复”是浊音的並母，而不是清声母，这可能是个语音条件。 （43）见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44）不过，贾作林2006年7月17日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关于陈寅恪先生“菜”“酱”之商榷》不同意陈寅恪先生的观点：“即使‘去声为入’，秦陇地域也绝非‘卒’、‘菜’通读，而是另有待发之覆。考中国古代敌对双方一般均斥对方日‘贼’；又今甘肃天水市（晋略阳郡）全境以及通渭县（晋平襄县，属略阳郡）与其所邻安定、陇西、漳县等秦陇故地之方言均说‘贼’为‘财’（清音入声），故可断定‘贼’、‘财’通读乃略阳古语，而一经引用点化，于是乎转音变调，以浊为清，以去为平，遂成戏侮。可见，‘菜’者，‘贼’也，盖在泛贬梁武上下，并非专讽南朝兵卒，且于对仗亦属工稳；而所谓读‘卒’为‘菜’之说，难免望文生义之嫌。”贾作林此说可为一家之言，但似乎不足以颠覆陈寅恪之说。 （45）光华按，此为《通俗文》原文。又见于《玉函山房辑佚书》第六册第34页所辑，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 （46）光华按，此为玄应自己加的说明。 （47）中华书局，2008年。 （48）可参看《续修四库全书·经都》第253册第65页。江永的这条材料承何九盈师见告，特此申谢。 （49）另参看王恩保《吴淑〈事类赋〉用韵研究》，见《古汉语研究》1997年第3期。 （50）见《中国语文》1983年第2期；又见黄家教等《汉语方言论集》，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年。 （51）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52）英文本，北京外研社，2000年版。 （53）见《语言研究》2004年6月。 （54）见《语文研究》2000年第2期。 （55）当然这绝不是第一次这样的扩散。我认为在西周时代的秦陇方言已经如此，所以在《诗经》中才存在去声和入声相通的现象。 （56）见《语文研究》1990年第2期。 （57）见《方言》1996年第1期。 （58）见《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0年第6期。 （59）白语的这些借词材料与上一条注解所引江永《音学辨微》的论述完全吻合，可证江永音学之精。 （60）中华书局，1999年。 （61）岩波书店，昭和四十六年日文原版。 （62）许洋主译，台湾华宇出版社，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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