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理论自觉提升路径的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路径论文,自觉论文,理论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528(2013)02-0063-006
党的十八大报告从90多年来党和人民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的角度提出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问题。在这“三个自信”中，“理论自信”以其独特的魅力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对自身理论价值的充分肯定和坚定信心。这种“理论自信”恰恰来自于党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高度理论自觉。中国共产党作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其理论自觉的实现程度，无时无刻不对“理论自信”产生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无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对如何提高党的理论自觉都进行过深入的分析和思考，并认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1](P533)在这里，毛泽东实际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提高理论自觉的三个路径，即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高理论自觉、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提高理论自觉、通过调查研究革命和建设的现实状况提高理论自觉。本文以提高党的理论自觉为视角，以毛泽东提出的学习理论、总结历史经验、开展调查研究三个路径为框架，对毛泽东为提高党的理论自觉所作的贡献进行一深入分析和阐述。
一、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提高党的理论自觉
马克思主义是任何真正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武器。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伊始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但它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认识则是不断深化的。毛泽东始终倡导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深入的研究，并主张应该结合丰富的革命和建设实践来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而提高我们党的理论自觉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1.提高理论自觉必须注重学习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内在需要。毛泽东早在建党初期就已经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对于党和中国革命的重要作用。他在1930年发表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更进一步地认识到了如何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极端重要性。在他看来，我们党之所以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因为马克思个人，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斗争中被证明了是对的，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是领导革命斗争的现实需要。这就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二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1936年，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又进一步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2](P292-293)这就进一步从认识论的角度阐明了中国革命对马克思主义的内在需求。进入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又结合当时的国内外形势，针对党内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高的状况，再次向全党发出了“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号召，并认为这对处于新形势下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随后不久，即开展了全党范围内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整风运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冷静观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内外形势，明确提出了“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名论断，并在党的八大之后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要求全党都要注意思想理论工作，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学说，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新问题，观察和处理国际斗争中的新问题。这也为后来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矛盾学说奠定了坚实基础。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犯有全局性“左”的错误的时期，毛泽东仍然多次强调全党要认真看书学习，弄懂弄通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要求高中级干部要通过认真学习马列著作，提高自身的理论水平。
2.提高理论自觉必须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原则和方法。理论的来源和动力是实践，理论发展的目的和归宿也是实践，检验理论正确与否的标准更是实践，因而，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也就成了党提高理论自觉的题中应有之义。关于这个问题，在党的历史上，历来存在两种主要的错误倾向：一是教条主义，二是经验主义。教条主义主要表现在它是从书本上的个别词句出发，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使“理论”与实际脱离；经验主义则是从狭隘的经验出发，轻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使“实际”与理论相脱离。这二者虽然出发点不同，但是在本质上却是一致的，都是主观主义思想方法的表现。毛泽东认为如果不彻底克服这两种错误倾向，尤其是教条主义倾向，正确学习和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方法，即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和方法就树立不起来。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2](P111-112)不应当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毛泽东还认为，党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他还指出：“中国共产主义者……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1](P707)这就又从革命转变的角度再次强调了联系中国的革命实际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随着延安整风的逐步展开，党内普遍存在的主观主义的两种表现——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受到了比较彻底的批判；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自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优良作风得到了很好的发扬，党的理论自觉也得到了应有的提高。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仍然一再提醒全党要不断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注意教条主义倾向的出现。他在1956年谈及中国与外国关系时，指出：“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3](P103)在不久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又说：马克思也是两只眼睛，两只手，跟我们差不多，只是他那里头有一大堆马克思主义。他拿了很多东西给我们看，我们不一定都看完……读几本基本的东西就可以了。我们实际做的，许多都超过了马克思。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实践当然是出真理的。马克思革命没革成，我们革成了。这种革命的实践，反映在意识形态上，就是理论。虽然这段话颇耐人寻味，但却表明了一种毛泽东特有的创造性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3.提高理论自觉必须对不同层级党员的理论学习提出不同的要求。矛盾具有特殊性，对不同质的矛盾采用不同方法来解决，一直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个基本观点。在提高理论自觉问题上也是如此，在毛泽东看来，不同层级的党员所发挥的作用不同，对马克思主义理解和需要的程度也不同。如果不考虑他们的实际情况，而是“胡子眉毛一把抓”、搞“一刀切”，用统一的标准来要求普通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必然会对他们理论自觉的提高产生不良影响。他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即指出：“一般地说，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特殊地说，干部应当着重研究这些，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尤其应当加紧研究。”[1](P532-533)“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两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1](P533)这样，毛泽东就将学习马克思主义作为解决党自身状况与党所肩负的历史任务之间的矛盾、增强全党战斗力、提高党的理论自觉的重要途径严肃地摆到了全党同志，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的面前。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向干部推荐了12本必读书，并对他们寄予厚望：如果在今后的三年之内，有三万人读完这十二本书，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毛泽东面对与民主革命时期完全不同的全新形势，强调党员和干部都要学好马克思主义理论，保持清醒的头脑去迎接胜利和新的任务。1964年，毛泽东亲自审定了供党的高级干部学习、中级干部选学的30本马列主义的著作(含普列汉诺夫3本)，他认为，中级以上干部有几万人学就行了，如果有两万个干部真正理解了马列主义就好了。尽管后来他在指导思想上发生了“左”的错误，甚至也曾发生过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但总体而言，他在主观上要求党员和干部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著作的出发点是应该给予肯定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表明，只有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我们党的理论自觉才能得到不断提升，我们党认识和判断复杂形势的能力才能得到不断增强。
二、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提高党的理论自觉
经验依赖于人的社会实践，并在实践过程中不断积累，逐渐成为人的思维方式和观念；人也只有不断总结经验，尤其是反思犯错误的教训，才能不断成长进步。重视并善于总结经验，既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一大特点和优势，也是毛泽东思维艺术的完美体现。从革命到建设，毛泽东总是结合形势的发展，向全党反复强调要注重通过总结中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来提高全党的理论自觉，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避免更大的风险和失败。
1.总结经验是党提高理论自觉的“必修课”，强调共产党员要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也就是说，共产党只有立足自己，熟悉和了解本国内部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才能领导革命取得胜利；但客观地说，囿于当时毛泽东在党内所处的地位，这一观点尚未被更多的人接受。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结合当时的复杂形势，强调全党同志不应割断历史，要自觉去审视历史、总结经验。他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1](P533-534)这样，毛泽东就阐明了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的极端重要性。他还多次要求党员干部认真阅读郭沫若撰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并在1949年中共中央迁往北平途中发出“我们绝不当李自成”的号召，都体现了他对历史经验，特别是历史教训的高度重视。指导革命需要总结历史经验，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更需要总结经验。我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历史很长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很不充分，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也非常薄弱，这就要求我们党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丰富实践，不断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鲜经验，使之上升为理论，进而指导实践。1960年，他反思“大跃进”的教训，在《十年总结》一文中承认：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不久，他又在七千人大会上进一步指出：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主要是靠中国革命实践中形成的经验。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应该好好地总结各方面的工作经验。尽管后来的历史发展并未完全如毛泽东所愿，但他这种主动总结经验以提高理论自觉的态度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2.总结经验要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和方法。就人类知识总体而言，一切真正的知识都是从人在实践过程中获得的感性材料发展而来的，而人活动的有限性又决定了人不能完全通过亲身的实践来获取所有的知识，这就需要借鉴他人的经验，即间接经验。在如何借鉴经验的问题上，还要注意这些间接经验特定的时空性，不能采取盲从、迷信的态度，而要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和方法。毛泽东始终认为只有坚持这一原则和方法，才能获得正确的经验，进而使理论自觉得到切实提高。他指出：“过去的战争所留给我们的血的教训，应该着重地学习它。这是一件事。然而还有一件事，即是从自己经验中考证这些结论，吸收那些用得着的东西，拒绝那些用不着的东西，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东西。这后一件事是十分重要的，不这样做，我们就不能指导战争”[2](P181)。他反复强调：“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而要“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1](P707-708)后来，他又在《论十大关系》中谈到，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要有批判地学，不可盲目地学；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或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在这里，毛泽东实际上已经把批判继承这一辩证法的基本观点作为审视历史、总结经验的一条重要原则和方法。
3.总结经验还要有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总结经验既要善于总结正面的经验，还要善于总结反面的经验即教训；既要注意总结中国的经验，还要善于汲取外国的经验。总结反面经验时要正确认识和看待错误。毛泽东认为，错误具有两重性，共产党人不要怕犯错误。错误一方面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但是另一方面也能很好地教育党和人民，对革命有好处。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提醒全党：“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4](P1480)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对来华访问的拉丁美洲一些党的代表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失败如果没有好处，为什么是成功之母?错误犯得太多了，一定要反过来。这是马克思主义。“物极必反”，错误成了堆，光明就会到来。这一论断正与两千年前老子提出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观点不谋而合。错误与经验都是宝贵的财富，从一定意义上说，错误要比正确的经验更重要，这二者对于人们的进步都有很大的作用，而对错误和教训的总结能使人进步得更快。在正确总结经验的问题上，毛泽东还反复强调，既要总结中国自己的经验，还要注意吸收外国的经验，二者不可偏废。他曾经对党内一些留洋回国同志忽视中国历史、“言必称希腊”的现象，提出过严厉的批评：作为共产党员，就应该不要割断历史，“不单要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5](P801)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面对着我国自然科学落后于世界其他国家的状况，认为：在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要特别努力向外国学习，大部分先要照办，因为那些我们现在还没有，还不懂，学了比较有利。但是，已经清楚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事事照办了。可见，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要借鉴外国经验的问题上，头脑也是十分清醒的。
审视历史的目的在于观照现实。对于一个政党来说，如果它不善于从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总结经验教训、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规律，它也就不可能实现自身的发展。而历史经验又是具体的，其内涵也是十分丰富的，既有理论性又有实践性，既有历史性又有现实性，既有民族性又有世界性。从这个角度来说，毛泽东所提出的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来提高党的理论自觉的过程无疑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民族与世界的统一、历史与现实的统一。
三、通过开展调查研究提高党的理论自觉
调查研究是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际相结合，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经历艰难困苦并走向胜利的重要方法，也是全党提高理论自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1.调查研究是党制定纲领、路线、方针、政策以及策略的基础。认清中国的国情，是认清一切革命和建设问题的根本依据。在毛泽东看来，无论什么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对于一个政党来说也是如此，如果一个政党不能对它所处的环境以及周围的一切事物进行周密的调查，它就不可能制定出合乎实际情况的行动策略；即使制定出来，也一定是错办法和错主意。早在1930年，他就站在思想路线的高度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并强调指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2](P115)这就将调查研究同党的政治路线联系了起来，实际上提出了解决政治路线的前提和基础是解决认识路线即思想路线的问题。随着毛泽东在全党领导地位的逐步确立，他又从认识论的角度对调查研究作了进一步的分析。他认为：“只有那些主观地、片面地和表面地看问题的人，跑到一个地方，不问环境的情况，不看事情的全体……也不触到事情的本质……就自以为是地发号施令起来，这样的人是没有不跌交子的。”[2](P290)只有深入实际搞调查，才能制定出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搞革命如此，搞建设也是如此。面对1960年前后国民经济遭受的严重困难，毛泽东心急如焚。他认为这几年错误的发生，直接源于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党内同志的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只凭想象和估计办事。据此，毛泽东号召全党一切从实际出发，过一个调查研究年。中共中央要求全党干部认真贯彻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将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作为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来抓。随着调查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的头脑逐渐冷静下来，开始制定符合国情的经济政策，着手解决国民经济中最困难最现实的问题。
2.调查研究是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毛泽东认为，根据不断变化的客观形势和党内思想状况的实际开展调查研究，对党形成优良作风和提高理论自觉的重要作用；并始终认为全党只有增强把身子俯下去的勇气，通过深入实际开展调查，着力研究中国的客观实际状况，才能领导革命取得胜利。进入抗战时期后，他明确指出：“研究这个运动的全面及其发展，是我们要时刻注意的大课题。如果有人拒绝对于这些作认真的过细的研究，那他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P534-535)他在谈到我们党的发展历程时进一步认为，正是因为当时对中国革命现状、中国革命规律不了解，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统一的问题不了解，我们党才会在历史上屡次遭受挫折。在这里，毛泽东将调查研究国情与提高党的理论自觉有机联系起来，指出党在历史上始终没有跳出“左”的羁绊，归根到底就是僵化、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没有自觉形成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延安整风期间，他又向全党深刻指出：“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为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5](P791)并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学风，“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5](P800-801)这才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正是在毛泽东的大力推动下，全党尤其是党的干部通过对国情开展调查研究，端正了工作作风，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有了自觉而深刻的认识。可是，这种良好作风在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在“大跃进”时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毛泽东面对这些歪风邪气愈发严重的影响，向全党发出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从整顿党的作风的角度来讲，毛泽东提出这一口号就是要恢复和发扬历史上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他在给张平化的信中指出：(湖南省)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他还要求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利用会前这一段时间，对农村中的若干关键问题进行重点调查，下十天到十五天苦工夫，向群众寻求真理，以便五月会议能比较彻底地完成修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六十条和整顿“五风”的任务。事实也正如此，口号发出后，党的思想路线相比之前有了一定程度的端正，党的作风也有了较大的转变。到1965年底，国民经济的困难局面得到了基本扭转，党的工作又重新走上了健康的轨道。
3.调查研究要采取科学的方法。一般而言，“方法”这个概念主要包含两层含义，即哲学层面的基本方法论和具体操作层面的技术策略。毛泽东认为，“对于担负指导工作的人来说，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知识”。[5](P789)另外，毛泽东也特别强调灵活运用调查技术对于开展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他早在1930年中就列出了7项调查技术供当时在革命根据地开展调查研究之用；后来又结合自己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前期亲自参加调查的实践经验，认为“开调查会，是最简单易行又最忠实可靠的方法，我用这个方法得了很大的益处，这是比较什么大学还要高明的学校。”[5](P790)虽然这一论断中关于“调查研究比大学还要高明”的观点有待商榷，但他重视调查研究，尤其是重视开调查会这项技术的使用则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1956年，他又向前来访问的外国朋友介绍了“走马看花”、“下马看花”和“解剖麻雀”等颇具特色的调查技术。“走马看花”是作全局的面上调查，而“下马看花”、“解剖麻雀”则是抓典型示范，是作详细调查。毛泽东认为，光有“走马看花”是不够的，必须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对国情获得比较系统、深入的了解。这些方法，既是他个人开展调查研究的经验总结，也是经过全党的实践反复检验过的屡试不爽的重要方法。
总之，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开展现实状况的调查研究，这三个方面在提高理论自觉中既分别提供了思想上的指导、经验上的支撑和现实的基础，构成了相互渗透、紧密联系、有机结合的统一整体，贯穿于党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相结合提高理论自觉理论自信的全过程。理论自觉和自信的基础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关乎理论的生存和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认真研究毛泽东关于提高党的理论自觉的重要思想，对于不断提高理论自觉、增强理论自信，扎实推进学习型政党建设和先进性、纯洁性建设，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党只有不断提高理论自觉、增强理论自信，并进而增强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才能不断增强为人民事业不懈奋斗的坚定性和自觉性，担当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