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建国后工人运动的三次挫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人运动论文,挫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是我国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南。其中关于反倾向问题的精辟论述，对于我国当代工人运动尤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邓小平明确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①正确地开展反倾向斗争，事关工人运动发展的方向，是工会建设的战略问题。回顾建国后工人运动中反倾向斗争的历史，可以帮助我们领会“邓选”的精神实质，从以往的经验教训中，明确当前和今后工人运动思想政治建设的目标和要领。
三次挫折的简要情况
历史运动的进程不可能直线发展，当代中国工人运动也跳不出这一规律。从“六次劳大”至工会“十一”大的四十年，工人运动是在前进和曲折、迂回和反复中向前推进的。其中前30年间有过三次重大挫折。
第一次挫折，出现于建国初期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主要由1951年12月召开的中华全国总工会（以下简称全总）党组第一次扩大会议对李立三的错误批判所造成。
新中国的工人运动，一开始就呈现了良好的势头。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战略思想和六次劳大正确工运方针的指引下，在“新中国主人翁”意识的激励下，在全国总工会和各级工会组织的精心组织下，广大职工和工会工作者以空前的热情投入建设新中国的斗争。他们为恢复被长期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进行了一系列紧张的工作，为保卫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专政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工人阶级以巨大的业绩谱写了当代中国工人运动的开篇。
主持全总工作的李立三，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工运方针，为建国初期的工人运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他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在组织全国工人阶级为恢复国民经济，巩固人民政权，开展劳动竞赛，提倡企业民主管理，建立劳动保险制度，以及在劳动保护、职工工资和劳动立法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李立三的工运业绩有三个显著的特点：在维护全国人民总体利益的同时，十分注意和切实维护广大职工的切身利益；在服从党的统一领导的前提下，依法积极发挥工会的独立自主作用；在党执政的新历史条件下，重视研究、解决工人运动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勇于进行理论探讨和对策研究。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工人运动的蓬勃开展，与李立三领导工作的这些特点是分不开的。
正当李立三为了推动工运继续前进而探讨工运理论、提出政策主张的重要关头，1951年12月的全总党组第一次扩大全议对他进行了错误的批判。他被戴上“经济主义”、“工团主义”、“主观主义”等的政治帽子，并被调离工人运动的领导岗位。后来，在全国各级工会组织中开展了“进一步肃清”李立三“不良影响”的运动。
全总党组第一次扩大会议在总结建国初期的工运经验、明确建设时期工会方针任务方面，是有贡献的，但对李立三的批判和处理则是完全错误的。它以“左”倾教条主义的传统作法，制造了当代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大错案。这次会议是建国以后压制正确意见、开展错误的党内斗争、破坏工会民主生活的第一次，开了一个违反民主集中制、用组织手段解决工会内部不同意见的坏头。此后，“左”的错误思想在工运领域滋生、蔓延，“经济主义”和“工团主义”两顶帽子不仅长期禁锢着广大工会工作者的思想，严重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且大大削弱了工会组织维护职工切身利益的基本职能，导致工会脱离职工群众，威信日益下降，党和职工群众的关系也受到很大的损害。
这是当代中国工人运动遭受的第一次挫折。
第二次挫折，出现于我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主要由1958年5月至8月召开的全总党组第三次扩大会议对赖若愚的错误批判所造成。
赖若愚是我国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主持全总工作的。“一五”时期经济的发展，是我国历史上空前壮举。它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与工人运动和工会组织的历史性贡献是分不开的。可以说，“一五”时期也是当代中国工运的最好时期之一。
赖若愚主持全总工作期间，卓有成效地组织全国职工广泛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和技术革新运动；发动工人阶级积极投入对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加强工会的建设，使工会在国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提高整个工人阶级素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赖若愚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的地位、作用、特点和规律，进行了系统、大胆而有益探索。他对工运事业的卓越贡献，与其说是实际工作的开拓，不如说是理论方面的创新。在一些重大理论观点上，他突破了苏联工会模式的樊篱，提出了很多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正确观点和主张。赖若愚工运理论的主要之点是：工会要在党的领导（这种领导应当着重在思想政治方面）下，要从工会的性质和特点出发，执行工会的独特任务，发挥工会的独特作用。这就是，联合和团结全体工人阶级，保护职工的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发挥调节作用，并且以共产主义精神来教育、影响广大的职工群众，使他们和自己的先锋队紧密地联系起来，使他们以创造性的劳动和负责精神，发展社会生产，建设社会主义。赖若愚的这一基本思想，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工会理论原则，也切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实际。
但是，在“左”倾思想指导下召开的全总党组第三次扩大会议，却以“路线斗争”的高度，集中批判了赖若愚（会前6天刚病故）及一批工会领导人。会议给赖若愚等罗织了五条罪状（反对党的领导；向政府争夺权力；修正工会的任务和作用；崇拜自发的工人运动；进行严重的宗派活动），认定他们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属于“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会议还认定全总存在一条“以赖若愚，董昕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从而株连了一批领导干部，并给他们以错误的组织处理。会后，在全党、会国宣传、贯彻这次会议精神。于此同时，继任的全总一些领导人，在举国上下认为共产主义已经近在眼前的狂热气氛下，煽起了一股“工会消亡”风。正式提出“为工会消亡而奋斗”的号召。
全总党组第三次扩大会议制造了比李立三错案更大的错案。它给当代中国工运和工会工作造成的危害，大大超过全总党组第一次扩大会议。第一，从理论上和思想上进一步搞乱了是非，“左”倾错误思想，“唯上”、“唯书”的盲从和教条习气更为严重地腐蚀着工运领导层和工会工作者队伍。第二，坚持正确意见的各级工会领导干部遭受严重的打击，从上到下的、全国范围的株连批判，极大地挫伤了广大工会工作者的事业心和积极性。第三，工会组织的基本职能和独特作用被严重扭曲和淡化，进一步丧失了相对独立性，因而脱离职工群众的危险倾向也有进一步发展。第四，这次会议的“左”倾错误论断，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四人帮”用来作为砸烂工会组织、破坏工人运动、迫害工会工作者的根据，给工运事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这是当代中国工人运动遭受的第二次挫折。
第三次挫折出现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完全由“左”倾错误指导思想和“文革”的政治动乱所造成。
第二次挫折对当代中国工运的危害虽然广泛而严重，但它主要表现为工会肌体的“内伤”。从工人运动的总体状况来考察，第一，广大职工仍保持着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他们不怕困难，艰苦创业，为实现国民经济的调整，作出了可贵的贡献；第二，广大工会工作者不顾“左”倾错误思想的危害（以下简称为“左”害），以对工人阶级高度负责的精神，为工人运动的前进做了大量工作；第三，全总领导人在1961年前后曾经采取措施，努力克服工运中的“左”的错误。由于上述三个因素的作用，即使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中，工人运动仍然在曲折中有所前进。如果不是“文革”逐步酝酿和迅速发动，当代工人运动存在转机和复兴的可能。
但是，第二次挫折后元气未复，浩劫又开始了。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全面发动。这是一场由党中央主席毛泽东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和国家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在“文革”动乱中，工人运动遭到党内严重“左”倾错误和林、江一伙国内敌对势力的破坏。这种双重因素的破坏，造成了工人运动的空前灾难。第一，工运方针和业绩被全盘否定。建国后17年的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统统被污蔑为“黑线统治”，工会被扣上“三会一团”（“生产工会”、“福利工会”、“全民工会”和“工团主义”）的罪名，以此作为林彪、江青一伙实现“以帮代会”的根据。第二，工会组织被层层砸烂，从全国总工会到基层工会，几乎无一幸免，整个工会系统完全瘫痪。第三，工人阶级队伍被摧残分裂。工运领袖和骨干遭到残酷打击；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横遭迫害；职工队伍被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派性斗争连绵不断，愈演愈烈。第四，工会的性质和职能完全被篡改，把发动和组织职工群众与“走资派”进行殊死斗争，“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作为工会组织的唯一使命。第五，工运领域领导权，几乎被“四人邦”及其帮派骨干篡夺，一部分工人造反组织变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工具，工运方向被根本逆转。总之，工运理论的混淆、工运方针的改变、工会组织系统的砸烂及随之而来的“工代会”的取代工会，以及派性斗争的蔓延，使工人运动完全走向“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轨道。
在“文革”时期，主要由于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努力，工人运动曾出现过短暂转机。例如1973年工会组织的整顿和健全；1975年工人阶级以促进安定团结、恢复生产的行动贯彻执行“全面整顿”的方针；特别值得提出的是，1976年清明节前后，工人阶级先进分子在“天安门事件”中挣脱“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起来反对“四人帮”的英勇斗争，谱写了当代中国工运史上闪光的一页。以上说明，即使在“左”倾严重错误的统治下，在“四害”横行的动乱中，体现正确方向和奋斗目标的工人斗争，也并没有泯灭。但是，所有这些，都不能改变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文革”时期，我国工人运动确实遭到空前严重的破坏和损失。这是当代中国工运的一次最重大的挫折。
三次挫折反映的历史真实
考察三次挫折的历程，可以看到四个基本史实。
第一，造成三次挫折的原因，都是“左”倾错误，而且一次比一次“左”，第三次则是极“左”。其特点是理论上的教条主义与作风上的专横相结合，因而对工运事业的破坏具有疯狂性和残酷性，政治批判一次比一次升级。从李立三的“严重的原则错误”、“社会民主党倾向”，到赖若愚的“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到“文革”中刘少奇被扣上“大工贼”、“修正主义工运路线头子”，政治帽子越戴越大。对工运领袖和工会工作者惩处的面一次比一次大，处分一次比一次重。批判李立三株连面不算大，处分也不很重。批判赖若愚，株连面涉及全国工会系统，处分从撤销职务直到开除，有的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而逮捕法办。批判刘少奇，几乎祸及所有工运领袖和骨干力量，大量优秀工会工作者被诬为“牛鬼蛇神”，作为“专政对象”而关进“牛棚”，包括刘少奇、李立三在内的一大批人被迫害致死。“左”倾错误对工运事业的危害一次比一次深重。如果第一次挫折是对工运事业的长时期中造成了消极的后果，那末，第二次挫折就是大伤了元气，第三次挫折则是把全国工会系统彻底砸烂，实现了“肉体消灭”。
第二，工运领域是建国后党内“左”倾错误的最早、最重受害者。三次挫折是党内“左”倾错误在工人运动中的直接体现。建国初期，党的指导思想和工运方针，总的说，正确方面占主导地位，但某些方面的“左”的观念、主张和倾向已有萌生。由李富春主持，领导召开全总党组第一次扩大会议，对李立三在全总的领导工作进行了错误的审查批判。工运领域是建国初期除了批判电影武训传以外，遭受“左”害冲击的第一家。
全总党组第三次扩大会议是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进行的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举行的“八大”第二次会议，背离了“八大”的正确路线，正式改变了“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已经转变的正确分析，确认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的“左”倾理论，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在会上有突出的表现。大会结束三天之后紧接着召开的全总党组第三次扩大会议，在中央书记处的直接领导下，从指导方针上贯彻了“八大”二次会议的“左”倾错误，把会议主题由讨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工会组织问题的意见》，改变为开展工会工作中的敌我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插红旗，拔白旗”，清算“以赖若愚、董昕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可见，中国工会和工运领域又是“八大”第二次会议“左”倾错误的第一个受害者。
第三次挫折中，从“文革”一开始中国工会和工人运动就被置于所谓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污水池”中，从工会指导方针、组织领导、理论原则、基本职能到具体业务，无一不被极“左”路线的狂风恶浪所扫荡。
第三，从三次挫折中“左”倾错误推广的方式看，主要是在上层开展整肃，内外（党内、党外）结合，双管（党和工会两个系统）齐下，上下发动，形成全国范围的“群众运动”，利用“中央指示”、“党组决定”的至高权威和“群众运动”的政治声势及强大压力，使持正确意见者难以抵制。这在第二次挫折中表现得最为典型。先是在上层召开全总党组第三次扩大会议。除了党组成员，还吸收全总各部门的负责人和产业工会的分党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工会党组的部分成员，以及少数大的基层工会和专区、县工会的负责人。与会成员既是上层的，又是多层的、全国范围的。党内会议结束后紧接着召开八届执委第二次会议，贯彻党组会议精神。之后，中共中央批转会议文件，把第三次党组扩大会议精神。通过党和工会两条渠道，运用报刊、电台等舆论工具，贯彻全国，迅速形成全国范围的所谓肃清赖若愚影响的整风运动。
第四，工会相对独立性的削弱以至丧失，工会机能和活力的被阉割，是三次挫折中“左”倾错误对工会致命性的危害。众所周知，工会必须接受党的领导，这是应当遵循的一条根本原则。但是，工会是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它本身是非党的组织，它不是党委的一个工作部门，工会在组织上和实际工作中具有相对独立性。这也是必须肯定的一条根本原则。三次挫折中“左”倾错误对工人运动的集中冲击点之一，就是工会的独立性和自主活动。第一次冲击的结果，工会在“工团主义”的禁锢下，独立性基本丧失，实际成了党委的一个部门。第二次冲击使工会独立性名存实亡。刘澜涛代表中央在全总党组第三次扩大会议上的总结发言中明确宣布：各级工会（从全国总工会到基层工会）实质上应该同时是各级党委的工会工作部。不久，全总领导人在1958年9月24日全总机关工作人员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工会的作用，就是党的工作队的作用；各级工会实质上是各级党委的工作队。第三次冲击就更为彻底。工会组织从上到下被彻底砸烂，继而被“工代会”取而代之，组织都荡涤无存，当然也就无独立性可言。
工会相对独立性的削弱以至丧失，从根本上改变了工会的性质，破坏了工会的机能和活力。这是造成工会脱离职工群众的最主要原因。结果，既使工会威信扫地，也使党与职工群众的关系遭受严重损害。鉴于这一沉痛的历史教训，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一再正确阐明工会性质，反复强调恢复、加强工会的独特作用和自主活动。1978年，邓小平在工会“九大”致词中郑重提出建设工会的严格标准：工会要密切联系群众，成为职工信得过的，能为职工说话、办事的组织，是不会对工人说瞎话、拿工人的会费做官当老爷、替少数人谋私利的组织。1979年，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这个文件经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讨论通过）中强调：工会是广大职工群众的重要代表者，一定要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工作；要在维护国家和集体利益的同时，一定要坚决维护自己所代表的群众的利益；工会应当有职有权有责，而不是装饰品。1983年，党中央再次重申：工会是在党的领导下、代表工人阶级利益、为工人阶级办事的群众性组织。今后，工会一定要从自己是党领导下的群众组织这个特点出发，切切实实地为职工办事；一定要维护职工的根本利益；一定要密切联系群众，反映职工的呼声和要求。真正成为“职工之家”，“工人之友”。党中央的上述正确要求，既是对“左”害教训的科学总结，也是在新时期对“左”倾错误的深入批判。
“六次劳大”至工会“十一大”的40年间，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不能说没有右的偏差和干扰，但是，“左”害是工人运动的最大障碍和主要危险。因此，彻底清算和消除“左”倾错误的流毒与影响，是工运领域一项重要的、长期的任务。不从指导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上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工人运动就难以较为顺利、健康地发展。这就是三次挫折所反映的历史真实和应该从中得出的基本结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领导工会系统进行全面拨乱反正，首先和主要解决的，就是这个战略问题。当然，这并不是说右的东西就不要警惕和反对。
三次挫折留下的经验教训
历史是一面镜子，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三次挫折的经历告诉我们，当代中国工运深受“左”害之苦。“左”倾错误在工运领域持续时间长，影响广泛而深远，破坏性极大。我们吃“左”亏太多了。
应当指出，“左”的一套在推行过程中，并非畅行无阻，确实受到一定程度的抵制，少数持正确意见的同志也进行了顽强而长期的斗争。但是从总体上看，“左”倾错误的推行是势如破竹的。当我们冷静地反思这段历史的时候，自然要问：“左”倾错误为什么能在工运领域再三推行？原因相当复杂。除了党的指导思想、工作作风方面的偏差，党内高层斗争的错综复杂，和政治体制方面的弊端之外，工运领域各级领导层自身的缺点、弱点和错误，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总结和吸取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有利于当前和今后的实践。
第一，要发扬科学和民主精神，提高领导层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党内“左”倾错误的推行，在形式上是通过工会的党组和执委会作出决定来实现的（第三次挫折的“文革”时期是一个例外）。从第一、三次党组扩大会批判李立三、赖若愚的决策情况分析，完全违背了科学精神与民主原则。首先，背离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思想路线，置事实于不顾，用断章取义、混淆是非、无中生有、无限上纲、罗织罪名等手段，制造了两个大错案。如果说，认识脱离实际是不科学的话，那末，有意违背事实就是反科学了。这两种情况，两个会议都有突出表现。其次，违背民主集中原则。无视当事人的申辩，压制、打击、处分持不同意见者，用政治压力和组织处理破坏工会的民主生活。在贯彻执行全总第三次党组扩大会议决议过程中，全总有关部门和省、市、自治区工会的不少分党组、党组，在不同程度上同样犯了上述错误。严酷的事实表明，科学素质低，民主意识差，是工运领导层和各级工会组织中普遍存在的一个严重弱点。这是造成决策失误、导致工运出现曲折的一个重要因素。
由此可见，在工运领导层中发扬科学民主精神、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是多么重要。对于一个领导集团和决策者来说，在战略和概念上，必须遵循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精神，防止“只是跟着上头走”的盲从主义。只有跟着实事求是的科学走，坚持党的正确理论和政策，才能避免或减轻失误和错误。在第一、三两次党组扩大会议上，错误的东西一开始就遭到一部分人的抵制。如果民主有保障，正确、合理的意见被采纳或部分采纳，就不致于酿成大错。这就从反面告诉我们，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应以民主性为前提。没有民主性也就谈不上科学性。
第二，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提高工会工作者队伍的整体素质。
党内“左”倾错误能在工运领域顺利推行，与工会工作者队伍的整体素质不高是密不可分的。
历次“左”倾错误的推行者，往往利用工会工作者对马列理论知之不多，对国际工运斗争历史了解甚少的弱点，搬出马列的理论条条，打着反右的旗号。他们不顾中国国情和工运实际，引用革命导师的片言只语，套用特定历史条件下工人运动中路线斗争的某些条条框框，在工运领导层中大搞“路线斗争”，打击健康力量。他们中的有些人，明明本身就是教条主义（机会主义）者，或是教条气、投机味十足，却把敢于结合中国实际探讨工运理论的工运领袖，打成“教条主义”、“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政治上的这种颠倒，说明了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提高辩别能力的极端重要。不可忽视的是，“左”倾思潮在工会内部有着广泛的基础。在一部分领导人的头脑里，关于阶级斗争和党内斗争的错误观念是根深蒂固的。这对助长“左”害的泛滥，起着很大的作用。学习马列主义，最重要的是领会它的基本原理，掌握其立场、观点和方法，改造世界观，培养独立思考和解决工运实际问题的能力。这是提高工会工作者队伍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
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掌握辩证法，克服认识论上的片面性。“左”倾错误的再三推行，在很大程度上是利用了工运领导层和工会工作者“‘左’比右好”的片面性，这一观念的形成和流行，有其历史和政治的原因，尤其是毛泽东的推崇。他在1957年5月所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指出，在共产党内有各种人：“有一部分人有教条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大都是忠心耿耿，为国为民的，就是看问题有‘左’的片面性”。“又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比较危险，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毛泽东还说：“真正的教条主义分子觉得‘左’比右好，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要革命。”虽然他也说：“对于革命事业的损失来说，‘左’比右并没有什么好，因此应当坚决改正。”②但是在1957年以后的长期实践中，并未真正彻底反过“左”，而是一次又一次地、大张旗鼓地开展全党全国的反右群众运动。在毛泽东上述观点的影响下，在不断反右的实践中，相当多的人思想上逐渐形成了“‘左’比右好”，“‘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的错误观念。不怕“左”、只怕右的“恐右病”由此产生。“‘左’保险，右危险”、“宁‘左’毋右”几乎成了从上到下的一种通病的顽症。这是“左”害得以横行的一个重要思想条件。
认识上的片面性还表现在其他许多重要问题上。诸如：把工会的独立性与服从党的领导对立起来，实际把工会作为党委的群工部；把对职工群众负责同对党负责对立起来，实际只是眼睛向上不向下；把维护职工权益的职能同其他职能对立起来，实际是否认工会是职工利益的重要代表者；把民主同集中对立起来，实际只把民主视为集中的附属物，是为“集中”服务的一个程序，等等。这些片面认识，当然减弱了人们抵制“左”害的能力。
因此，掌握辩证法，克服片面性，是使工运领域的反倾向斗争，不出或少出大的偏差的一个重要保证。
“左”比右好这种片面性的流行，除了理论水平不高和政治斗争经验不足之外，往往与思想意识、政治品质的不纯有关。相当一部分人，为了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明哲保身而随波逐流；也有一些人是出于政治投机，趁人之危，落井下石，通过打击他人以保“乌纱”，或谋高位。所以，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必须开展严肃的思想斗争，与改造世界观紧密结合起来。
第三，要健全工会内部的民主制度，创造民主探讨的氛围。
工会是以群众化、民主化为基本特征的社会团体，更应创造民主的氛围，注意民主制度的建设。当出现重大分歧和进行理论、政策探讨时，如果领导者谦虚谨慎，内部民主生活正常，大家能够畅所欲言，不同意见尤其是少数人的意见能够得到保护和尊重，当事人的申辩权有所保障，那末，是非是不难辩明的，失误与错误也就可能避免或减轻。但是，第一、三两次党组扩大会议，民主生活很不正常，所谓民主集中制，基本上无民主可言，剩下的只有集中。（何况是错误的集中！）
李立三、赖若愚等是为探索新形势下工会理论和政策主张，而遭到非难、打击的。在批判进程中，曾遭到不少人不同程度和不同方式的抵制，当时头脑清醒者也不乏其人，有相当多的人赞同李立三、赖若愚的理论观点或政策主张的，但在专断的气氛和强大政治压力下，一些人不得不“转变”态度，有的还违心地进行揭发批判，终于在表面上形成一边倒的形势，并且作出了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专断的危害在这里完全反证了民主的重要。
关于工会的民主，邓小平在工会“九大”的致词中作了正确的论述：“工会要为工人的民主权利奋斗，反对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它本身就必须是民主的模范。”③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这种“民主的模范”作用，首先应该在工会的领导层、决策层中得到充分的体现。要创造民主探讨的氛围，建立和健全工会内部的民主制度，起码要做到以下三条：其一，必须在工会各级组织中贯彻执行集体领导的原则和扩大民主。一切重大问题的决定，都要在适当的集体中经过充分的讨论，允许不同观点的无拘束的争论，择善而取，择善而从。其二，任何组织和领导人必须善于耐心地听取和慎重地考虑反对者的意见，认真而坚决地接受合理的反对意见或者反对意见中的合理部分。其三，对于动机正确、按正常程序提出反对意见、不同政策主张和进行理论探讨的任何人，必须团结共事，不允许排斥打击，坚决反对“打棍子”、“抓辫子”和“扣帽子”。
以上，着重从工运内部条件探讨应该吸取的经验教训。但是，仅有工运方面的改进是不够的。当代中国工人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整体政治格局中的一部分。因此，如果没有党的领导的真正改善，没有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切实推进，工人运动仍会裹足不前或步履维艰。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三次挫折给当代中国工运造成重大损失。值得庆幸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长期“左”倾的严重错误，恢复、发展了党的正确工运方针；工运领导层在拔乱反正的基础上确立了正确的指导思想，从而工人运动出现了历史的转折。工会“九大”以后，中国工人运动进入了复兴、开拓和改革的新时期。历史证明：中国工人阶级是经得起重大挫折的；在正确总结和吸取了历史的经验教训之后，工人运动正以前所未有的稳健步伐向前发展。
注释：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5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23、424页。
③《邓小平文选》(1957-1982)第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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