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鲸》的生态学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白鲸论文,生态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白鲸——莫比·迪克》是美国作家赫尔曼·麦尔维尔于1851年出版的小说。如同许多杰作一样，小说问世后有个被逐步认识的过程。鉴于其追溯了捕鲸业的历史，涉及自古以来有关鲸鱼和捕鲸的种种知识，当时评论界反映不佳，美国的《文学评论》讽之为“知识的大杂烩”。只有文学大师霍桑称赞“麦尔维尔写出多么精彩的一本书”。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人们重新解读《白鲸》，才从自由、民主、种族、宗教、哲学等多种角度给出了高度的评价，普遍认为《白鲸》是麦尔维尔艺术的顶峰，也是19世纪美国小说的一个高峰。
在人类已经进入生态文明的当今，我们从《白鲸》中惊奇地发现，这本内涵丰富的小说竟具有深邃的生态学启示。尽管作者在世时根本没有生态学的概念，但是，由于麦尔维尔采取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他披露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具有非常超前的预警性，他的作品便具有了强大的历史穿透力。
《白鲸》描写的是19世纪初，中叶美国捕鲸者的生活。当时欧、美市场对鲸骨、鲸油脂、龙涎香的需求不断增长，美国成了捕鲸业的霸主，拥有700艘捕鲸船，2万多个从业者，每年为国家增加700万美元的收入(p9)。自由资本主义的美国，其财富的增加，资本的积累，相当一部分正是靠那些比商船水手更野蛮的捕鲸者，用血汗和生命，在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里“用标枪戳起、拉起的”。而“无所不至的追击”，“无情的打击”，当时已使海洋里的大鲸鱼“逃不了要迅速灭种的命运”。
麦尔维尔笔下的“裴廓德”号捕鲸船，是一个设备齐全、人力充足的生产单位，也是美国社会的一个缩影。船长亚哈是一个捕鲸老手，“有连接不断的40年捕鲸生活”(p760)。一次，他欲捕杀“海上暴君”，硕大无朋的“莫比·迪克”，在激烈的搏斗中被巨兽用锐利的下颚割去了左腿，气愤得发疯，从此得了“内心十分狂怒”的“偏热症”(p259)，视莫比·迪克为“不共戴天的宿敌”(p262)，为报仇雪恨着了魔。“不是我杀倒莫比·迪克，就是它杀倒我”(p697)。他率领一群在陆地上走投无路的穷汉，在茫茫海洋上年复一年地搜捕莫比·迪克。第三年的一天，终于发现了目标，追击整整延续了三天，第一天亚哈的捕鲸小艇被毁，第二天亚哈的假腿被折断，最后一天莫比·迪克撞沉了“裴廓德”号，亚哈投掷标枪击中白鲸，但“如飞的绳索兜他颈脖子把他套住”，他被中了标枪而变得疯狂的白鲸拖走了(p804)。全体船员，除小说的自述者以实玛利得以生还，其余旨与白鲸同归于尽。
我们比较容易认同麦尔维尔是把他的故事作为“生产过程”来描写的，比较容易由此体会作者面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巨大发展所产生的疑虑和惶恐；更加具备总体性和深层性的品味的可能，自然只是到了晚近的当代。当代人从自己的生存境况出发，大体会对《白鲸》做出新的解读：以自然物为宿敌的人，在毁灭自然物的同时，也毁灭了自己。麦尔维尔运用寓言和象征——19世纪美国小说最常用的技巧——揭示了令人警醒的哲理。亚哈的自然观和人生观是：“如果太阳侮辱了我，我也要戳穿它”(p229)。按照这样的逻辑，人类只有跟大自然敌对到底，拼个你死我亡。因为自然界的地震、海啸、飓风、冰雹、洪水、猛兽……总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人类对自然界的每一次袭击都加以报复，连烈日也在戳穿之列，那么，人类只有自我毁灭的厄运。何况自然物对人类的伤害，在许多情况下，并不能归咎于自然物本身，恰恰是人们一心征服大自然，勒索大自然，不停地“向大自然进军”的结果，是自然规律对人类施行了报复和惩罚。正如大鲸对捕鲸者的反击一样。麦尔维尔清楚地写道：“一般陆地人始终以一种说不出的不友好和厌恶的情感来看待海里的众生”(p385)。海洋成了“跟它敌对的人类的仇人”(p386)。他的作品正是披露了人类对海洋及海里众生的“敌对”、“厌恶”、“不友好”造成了怎样的后果。
饶有意味的是，作家针对亚哈为核心的一群死难者，设置了两组对照。一是书中的“我”以实玛利。他参与了这次捕鲸之行，因幸免于难得以被救，才讲开了整个做事。以实玛利其实是作者的代言人。作者本人具备海上生活的体验，1841年参加过捕鲸航行，对大鲸进行过科学的考察，对捕鲸行为进行过哲学的思考，故而才写出这部巨著。以实玛利因为厌倦了陆上社会而走上了捕鲸船，当初也受过亚哈的蛊惑，但后来他就怀疑亚哈“是否神志清醒”，自己专注于收集关于巨鲸和捕鲸的知识，特别是对莫比·迪克作了长达三年航程的学术研究。小说的第57章竟用了这样的标题：“画里的；牙雕的；木刻的；铁板的；石头的；山里的；星里的鲸”(p380)，不厌其烦地堆积着资料和证据，幽默地表现了一个鲸类学家的冷静与执著。以实玛利的理智与亚哈的狂热形成鲜明对照，令读者得出智者生，狂者亡的结论。
另一组对照是“裴廓德”号与海上邂逅的其他捕鲸船的对照。“众所周知，捕鲸船的船员，乘船出海而能够返航的，始终是为数寥寥”(p25)。在这“为数寥寥”中，作者写了两条船，一条是来自伦敦的“撒母尔·恩德比”号，船长布默虽然也被莫比·迪克搞掉了一条胳膊，但他对白鲸并不特别怀恨，还竭力劝说亚哈不要对它报复，“还是别去动它为妙”(p617)。还有一条“拉吉”号船，曾被莫比·迪克撞沉了捕鲸小艇，船长的两个儿子不知去向。这两条船对莫比·迪克采取了忍让、克制的态度，以后皆未遭难。作家写出这样的对比，貌似对于一种神秘力量的膜拜，其实这里正包涵了对于宇宙法则和自然规律的敬畏，他显然是告诫读者：对于自然物对人类的袭击，理智的忍让和规避可以保存自己，因为这是对于自然法则的皈依和顺应；而狂怒的报复只能遭受更大的反报复，乃至自取灭亡。
小说的“尾声”令人掩卷深思：恰恰是那条“拉吉”号，在它到处来回寻找那两个失踪的孩子时，找到了另一个孤儿——浮泛在大洋上的“我”——以实玛利(p807-808)。善者（相对于亚哈而言）救活了智者，给人们昭示着一种生态。
尤其令人惊叹的是，麦尔维尔早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就不只揭示了“船长”与实际上成为奴隶的船工的关系，更揭示了美国人在自然资源的争夺中，与世界上其他各地的人建立了什么样的关系。第27章写道：“请记住，在现代的美国捕鲸业中，在那些被雇佣的水手中，是美国人的还不上一半呢，而且这不上一半的人又差不多都是船上的头目。……美国人只是提供智慧，至于力气呢，则由世界其他各地去慷慨输捐了”(p168)。据专家称：现在美国人均消耗的物质，能源居世界之首，如果全世界的人都像美国人那样消耗资源，则20个地球也不够用。这种对全球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双重掠夺和挥霍将会导致怎样的后果，难道不应该从《白鲸》中获得某种警诫吗？
人与自然的对立从社会原因上说是植根于人与人的对立，同时人与自然的对立也在加深着人与人的对立。什么时候人与人和谐相处了，才会推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而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必定会促进人与人的和谐相处。这是《白鲸》给我们的深刻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