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高考政策的多元化发展及其完善策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中国论文,策略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同其他政策一样，高考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一项系统工程。它所涉及的层面是多样的，既有招生制度方面的，也有考试内容方面的，还有题型设计、录取方式方面的，等等，但就其核心要素而言，主要是招生制度。可以这么说，一部新中国高考政策的变革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招生制度不断变革的历史。新中国建立后，1949-1952年实行的是过渡性高考政策，1952年起是高考统招政策确立的开始，到1985年5月7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后，高考政策走向了多元发展的道路，它为我国高等学校科学、合理、有效地选拔人才，以及引导中学全面贯彻教育方针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得出两个基本的结论：第一，新中国高考政策每一次变革的推动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对时代发展、特别是政治发展要求的回应，其二是对已往高考政策中存在问题的反思与改进；第二，高考改革的历史也一而再，再而三地表明，任何一次高考改革都是相应政策的产物，都表明或反映一种政策（当然，反之并不一定成立）。[1]虽然高考改革只是整个教育改革的一部分，但是不探讨高考改革背后高考政策的根本问题，就很难理解它的教育学意义及其产生的社会功能。有鉴于此，作为“牵一发而动教育全身”的当代中国高考政策有两个方面的问题需要研究：其一是事实方面的问题，它从实际发生的层面研究1985年以来高考政策的变化对整个教育乃至社会已经、正在和将要产生的诸方面影响，它也要研究高考政策本身对教育及社会所带来的各种效应，同时对其成功经验、不足与效果作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估，并找出隐含在政策变化过程中的教育理念的变化及政策目标的转移；其二是价值方面的问题，它从价值的层面不仅向人们指出制定什么样的高考政策才能更好地符合促进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相互协调规律，而且提供判断能够为人们所接受的高考政策变革的根据是什么。因此，本文拟从事实的层面研究当代中国高考政策多元化发展的变化历程，并从价值的层面指明促进高考政策多元化发展的完善策略。
一、高考政策多元化发展的体现
1985年，由于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决定发布，使得这一年在新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分水岭般的意义。决定的第四条明确规定：“改革高等学校的招生计划和毕业生分配制度，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即改变高等学校全部按国家计划统一招生，毕业生全部由国家包下来分配的办法，实行国家计划（“国家计划”后改为“国家任务”，与委托培养、自费培养构成国家招生计划的三个组成部分）招生（其中包括按一定比例对边远地区及工作环境比较艰苦的行业的定向招生）、用人单位委托招生、招收少数自费生3种招生办法。应该说，这虽是高考政策新一轮改革的起步阶段，但它体现出的不仅有效益原则，而且也有公平导向，并更好地追求了一定程度的多元发展的价值取向，它标志着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94年以来，高考政策总体表现出多元发展的特点，高考政策方面有四项重大的、产生深远影响的制度性改革。这些改革突出地体现在增加个人的选择性、加强素质的导向性、促进高等教育发展性以及注重人文关怀性。
（一）高考招生计划并轨政策的出台
高考招生计划并轨政策的出台是我国招生分配制度的重大改革，它于1994年进行试点，1997年在所有院校全部推行。国务院《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指出，“积极推进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的招生收费改革和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逐步实行学生缴费上学，大多数毕业生自主择业的制度。”这就是普通高校并轨改革，亦即普通高校招生、收费和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这项改革实际上是综合性改革。具体地说，第一，招生并轨改革属于招生制度改革的范畴。我国的招生制度包括招生计划、招生政策、选拔形式、入学考试、录取办法等方面的内容。招生并轨改革主要体现在不再按国家任务招生计划和调节性招生计划（含委托培养和自费生）形式分别划定两条录取分数线（双轨），而是按总的招生计划划定一条分数线（单轨）进行录取，在同一省（市、自治区）实行同一录取标准。第二，收费制度改革。即改变过去大学生的经费由国家包下来的做法，实行向学生收取部分培养费的制度，并将原来两种招生计划形式下的两种收费标准“并轨”成一种。第三，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原来国家任务计划招收的学生就业都由国家包下来，而调节性计划部分基本上是自主择业。并轨之后，大多数毕业生就业都将实行在国家政策指导下，在一定范围内的自主择业制度。
（二）“3+X”高考改革方案的分步推行
为贯彻落实全教会精神，推进素质教育的开展，1999年初，教育部发出了《关于进一步深化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意见》，新一轮高考改革开始启动——“3+X”高考改革方案的推出，意在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在全国进行高考科目设置改革。新一轮高考改革从强化素质意识、全面提升教育质量的高度，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的要求，坚持“三个有助于”[2]，的原则，重点放在科目设置、考试内容、考试形式和录取方式四方面。以“3+X”为标志的新一轮高考改革实行4年来，已经对中学素质教育的开展产生了良好的导向作用，为高等学校选拔了基础扎实、能力强素质好的高中毕业生，在全社会产生了良好影响。对此，有研究者指出：“3+X”高考改革方案是一项建设性政策，是导向性政策，也是开放性政策，当然也是一项渐进性政策。[3]
（三）“二次高考”政策的有步骤、多模式试点
2000年1月，经教育部批准，北京、安徽等省市实行春季高考招生，投放招生计划的13所院校共招收本科、高职（专科）学生2448人。春季高考招生打破了高考一年一次、一考定终生的传统格局，是中国高考制度改革迈出的一大步。2001年、2002年教育部继续推行春季高考，试点地区扩大到北京、上海、天津、安徽、内蒙古。招生院校与专业逐年增加，报考人数逐年增多。2002年高考中，广西推出全新的“二次高考”模式，本、专科招生考试彻底分离。本科院校招生考试由教育部统一命题，仍在国家规定的统一高考时间进行。专科院校（或专业）招生考试由自治区招生考试委员会组织命题。专科院校（或专业）招生考试在本科院校招生录取结束后进行，所有报考专科层次（含普通专科、高职教育、电大普通班等）的考生都必须参加这一轮高考。学校根据考生志愿和德智体全面考核的情况择优录取新生。所有新生均在当年秋季入学。二次高考的试行，受益最大的无疑是广大考生及其家长，因为它的试行改变了过去“一考定终生”的僵化体制，淡化了高考指挥棒的负面影响，对多年来高考录取率偏低的省份更具有特别的意义，在更大的程度上保证高考政策的公平。二次高考改变了按各科考试成绩区分划定录取线的传统模式；用多元录取标准，赋予学校充分的自主权，也给了考生以充分的选择权；为高等院校充分挖潜、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高办学能力、回报社会提供了机会。
（四）高考时间的提前
高考时间的提前，即从2003年起由以往的7月改为6月。经过反复认真细致的调研，教育部认为，高考时间适当提前，可以减少高温和自然灾害对考生身心的影响，有利于考试的组织工作。部党组会议讨论通过的《关于高考时间调整方案》经国务院批准，并于2003年起实行。从设立高考制度开始，高考便选在两个学期的中段——7月进行，由于忽视了科学管理和易操作性，带来了很多弊端。首先，我国黄河以南大部分地区7月炎热高温，容易导致考生发挥失常，影响考试结果。其次，我国大部分地区7月降雨频繁，极易造成误考、考卷失窃等，由此导致考试成本居高不下。此外还涉及到考试程序科学化问题。另外，由于第三批及以后批次的本科院校在结束招生工作后，往往就马上开学了，时间相当仓促。如果提前一个月高考，可大大延长阅卷、登分、录入时间，有助于减少误差。总之，高考时间调整虽然主要是出于对天气的考虑，但其背后却是更多人文关怀的体现，也是为考生留出参加其他考试、改变一次考试定终身这样局面所作出的努力。
二、高考政策多元化发展的完善策略
众所周知，在完善高考政策的过程中，思想观念的转变是先导，若只局限在操作层面上的研究，必然会妨碍对根本性问题的思考。因此，在高考政策多元化发展的完善策略上，至少需要从三个方面来加以思考：一是中国现行高考政策应朝着什么样的变革方向发展？二是高考政策应建立在什么样的价值基础之上？三是高考政策应体现出何种新的价值取向？
（一）多元化发展需要把握高考政策的变革方向
高考既要促进人的发展，也要促进社会的进步，这应当作为高考政策制定及变革的灵魂之一。要使教育培养的人才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要求，中国现行高考政策的变革应在招生方式、高考内容及高考手段上从传统、封闭逐步走向开放，走向创新，走向现代化。
1.招生方式：由“大一统”逐步走向多元化
高等学校实行全国统一招生制度，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它为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这种以知识继承为主导的升学考试制度，工业生产流水线式的选择培养人才的方法，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因此，高考政策不仅应该而且可以体现多元化招生的改革方向：一是逐步实行由全国统一命题考试向由省、市、自治区及大学自主命题考试过渡，把政府招生录取变成学校招生录取，给学校更大的招生录取自主权；二是增加考试次数，调整专业设置，构建各校各专业间的多层面立交桥，把想什么时候读上大学，想学什么专业的自主权还给学生；三是联合招生，即同类学校通过联考进行招生，它能够更好地了解考生对本类学校发展方向和专业特点的适应性、有利于发展各类大学及专业的特色；四是本专科两次招生，它可以使命题更有针对性，可以使本科选拔更准确，可以使专科选拔更能体现学生选择的意愿；五是一年两次招生，即在春季和秋季两次招生，春季主要是为往届生等社会青年举办的考试，夏季则为全体符合条件者举办的考试。
2.高考内容：注重发挥高考对落实新课程改革精神的推动作用
高考内容的改革对落实新课程改革精神有着很大的推动作用。对中学来说，高考内容的改革，可引导和促进中学教师更新教育思想和观念，开发学校课程，转变教学方式方法，为中学生创新意识的形成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对大学来说.可促进大学由目前的传播知识为主向以培养创新能力为主的教学理念的转变，提高大学生的素质和适应社会的能力。因此，一是需要注重高考内容改革的时代性，要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脉搏相一致；二是需要拓宽高考内容的综合性，试题应表现出学科知识的综合与渗透，注重考查学生综合知识结构和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高考内容改革还应强调学科内容的交叉、渗透和综合，突出对学习能力的考察，有助于全面考查考生的文化素质和学习能力，能将中学实施素质教育和高校招生选拔全面素质高、有创造性的人才有效地统一起来。
3.高考手段：逐步实现现代化和网络化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对国家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发展正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国的高考手段的改革也应与时俱进，特别在高考报考、阅卷、考生档案及录取上若能最大限度地借助互联网技术，可以体现快速、节约、公开、公平、公正的时代要求。这意味着：第一，在高考的报考阅卷方面实行计算机化的政策导向。报名由传统的考生自带照片、填写报名表、准考证、考生档案的陈旧做法过渡到采取报名现场电子照相、现场采集报名信息、现场组建电子档案的做法；考试实行网络化应当成为高考政策制定时考虑的一项重要内容，网上阅卷可以成为现实。第二，在高考的考生档案方面实行无纸化的政策导向。从选拔人才的角度讲，这能提供更多的选拔信息，而为了保证选拔的质量，有必要将中学档案和高考档案分离。高考实行电子化档案，即无纸化档案，也就是为原来在纸上看变为在计算机上看，最终朝着数字化方向发展。第三，在高考的录取方面实行网络化的政策导向。应借助互联网等媒体及时发布招生录取信息，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网络互联，更好地接待考生、家长来访，使网上录取成为“透明工程”，从而打破传统招生方式带来的神秘感，增强招生管理的透明度。
（二）多元化发展需要实现高考政策价值导向的转轨
高考政策的价值基础是人们对于高考决策活动及其结果的一种价值评价和选择。由于客观条件、政策环境和利益追求的不同，人们对于高考政策及其结果的价值评价和选择也各不相同。从高考政策的发展走向看，其价值基础是十分明确的，即一切为素质教育服务，服务素质教育的一切。它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1.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
众所周知，应试教育是以选拔考试、提高升学率为目标、以考试要求为教育内容并设计课程，相应确立起一套适应考试要求的、比较稳定的教育教学方法，并由此确立以考试成绩、升学率高低为主要质量评估标准的教育体系。而素质教育则是以为社会培养全面发展、整体素质优化的人才为目标，以促进个性发展、塑造健全人格，使各方面知识和能力平衡协调发展为教育宗旨。高考政策必须有助于在中学乃至全社会范围内实施素质教育，这已成为今天人们的共识。1993年2月《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明确指出：“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全民族素质，把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这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条必由之路。”同时也明确提出，“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教育的轨道，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劳动技能和身体心理素质，促进学生生动活泼地发展，办出各自的特色”的号召。因此，为素质教育服务应该成为我国高考政策的价值基础。
2.从升学导向向素质导向的转变
素质教育的提出是我国基础教育发展的必然结果，反映在高考政策上就是从升学导向向素质导向的转变。第一，变单纯考查知识为考查深究能力、动手能力和个性表现；第二，变文理分科为文理结合、融会贯通；第三，变单纯考查解题能力为自主设计、创新思维；第四，变封闭的校园文化为关心社会、关心时代、关心世界、关心人类。素质教育不以高考为唯一目标，它注重全体学生德、智、体基本素质的全面提高，以使培养的学生能够适应未采社会和时代发展的需要。但素质教育也决不与高考相矛盾。从上述对高考政策的分析即可看出，高考政策的导向，就是要中学的基础教育能够重视学生素质的培养，以便从中选拔高素质的人才。如果我们能够着眼于素质教育，扎扎实实地抓好素质的培养，全体学生的素质必然会稳步地提高，高素质的学生也必然会成批地脱颖而出。学生的整体素质高，应变能力强，不管高考的题目怎么出，他们都会以不变应万变，从容自如，考出好的成绩来。所以，高考政策不应使人们误以为素质教育就是低标准、低质量的教育，担心素质教育会影响高考的升学率；而应使人们认识到只有抓好素质教育，才能有效地提高教育质量，为高一级学校输送更多更好的人才；即使那些考不上的学生也会因为有了扎实的基础和良好的素质，而能够适应社会的需要，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成为有用之材。需要说明的是，高考政策从升学导向向素质导向的转变，并不是要取消升学和分数。“分数和升学无疑体现了一部分重要的素质内容，但是素质不是以分数的高低和升学率的高低为评价标准，更不是以此为唯一评价标准。分数和升学是素质教育的自然结果，而不是它刻意追求的目标。”[4]
（三）高考政策的新价值取向
以服务素质教育为价值基础的高考政策，不仅牵涉到社会的进步及每一个人的发展，而且它的各种存在和变动的历史，都是一定价值观念的反映。有鉴于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高考政策应体现出新的价值取向。
1.正确处理平等与效益的关系
教育平等与效益的关系问题是贯穿中国教育的发展和改革，贯穿中国教育政策变化的一个基本问题，在高考政策的制定上也不例外。实际上，“教育的平等与效益的关系问题，包含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教育平等与教育效益事实上具有怎样的联系，一个是对平等与效益进行价值选择时孰先孰后。”[5]公平是高考的灵魂所在。它要求所制定的高考政策应体现出对所有参加考试的人员尽可能提供公平的机会、公平的环境、公平的标准。但在实践中人们发现，如果追求绝对公平，效率就会不断下降。因此，在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上必须牢牢把握住：不能过分强调公平而大幅度降低效率，也不能过于追求效率而不讲求公平，应当正确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做到相互兼顾，协调统一，更好地发挥高考选拔人才的作用。具有公平性和客观性的高考作为选拔人才的量尺。它摒弃了权力，出身和人际关系对选才的干扰，保证了个人凭才学平等地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也正是这种公平性和公正性，在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社会安定团结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历史已经证明，只有公平竞争的考试制度才能广泛调动人们求学的积极性，才能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进而推动社会发展。[6]毫无疑问，公平理应是高考政策制定的核心理念，高考改革则应尽量科学公正。在有利于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的扩大这一高考改革的思想主导下，让高校的招生自主权渐趋增大。
2.体现个性发展与国家需要的结合
高考是国家选拔人才的重要形式和手段，国家的需要是高考最重要的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高考就是用考试成绩进行排除，在确立相应的招生计划基础上根据考生志愿选拔新生。一是成绩，二是志愿，三是招生计划。成绩可以代表考生的能力，志愿可以代表考生的个性，计划则代表着国家的需要。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个性发展与国家需要表现出不同的权重。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相当长的时间内，高考政策追求的主要是个人服从祖国的需要，国家的需要大于一切，个人应“牺牲”小我，服从“大我”。而在经济繁荣的社会发展阶段，高考政策着重要体现的是使人的个性得到充分的尊重，个人的才能得到充分发挥，个人的每一项成就都能成为国家富强的一部分。这样，高考政策应体现个性与国家需要相统一的价值取向，决策应向着尊重个人的方向发展，向着有利于创新人才的选择和培养、有利于人才的成长的方向发展。它意味着应该向考生提供更多的选择机会，让考生有更为充分的表达自己意愿的机会，努力使国家需要和个性张扬和谐统一。
3.追求全人格的素质目标
全人格是指人类所有人格的综合，是形形色色、纷繁复杂的人格集成。“素质教育要培养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人，但必须指出的是，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学生的德、智、体、美不是机械割裂的，也不是简单并列的，而是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的，融合的结果就是人格。人的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了人的人格的高下和优劣。素质教育要培养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人，也就是要培养人格健全的人。”[7]作为一种导向的高考政策，在对人的素质发展方向上追求的应是全人格的素质目标，应该用发展的、全面的观点衡量一个人，既要看到此人不同于其他人独特的方面，也要看到此人本身多重发展的方面。高考政策应将中学教育乃至整个社会的教育导向以及人的发展为重点，把受教育者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来对待，使每个人都得到发展，而不是只注重一部分人，更不是只注重少数人的发展。同时，高考政策应倡导的是使每个学生都得到比较充分全面的发展。
4.确立终身教育观念
高考制度的创新和高考政策的选择应有利终身教育体系的建立，大学入学制度的变革是学校教育教学制度创新和政策选择的关键环节，它主要包括入学考试制度、入学条件、录取方法、能力显著学生的特殊政策及学分管理、毕业、就业等在内的学籍管理制度和相关政策。因此，高考政策所应强调的不是高等教育学历的获得，而是要反映出学习化社会对人提出的新要求；应有助于在全社会确立终身教育观念，逐步使高等教育招生考试成为终身教育过程的一个普通环节，而不是决定命运的一次生存搏杀。事实上，2001年4月3日教育部宣布的放宽高考报名条件，取消对考生年龄和婚否限制的“扩限”之举，“在制度建设上具有历史意义”，是我国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必要步骤，也是建立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举措，它对现行高等教育体制的方方面面都会产生冲击。同时，它促进了公民平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为“终身教育”的开展铺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