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留英期间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问题论文,严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04)01-0075-05
严复(1854-1921)，福建侯官人，近代著名思想家。1871年5月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1877年春赴英留学，1879年夏奉调归国，留学期间用名宗光。由于他的留学生涯与同学不同，即始终未上兵舰实习，因此引起了史学界的推测。有一种意见认为，严复在学校里对社会科学感兴趣。如亚当·斯密、孟德斯鸠、卢梭、边沁、穆勒、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等人的著作，可能已开始阅读（注：王栻：《严复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8月新1版，第9页。）。但在实际上，这种推测不能成立。根据《郭嵩焘日记》记载，严复起初醉心于自然科学，后来又对外交感兴趣。他之所以没有成为外交官，是由人事矛盾造成的。
一
1877年9月底，严复等六人获准进入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学习，初期情况未见记载。但从1878年2月2日开始，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在日记中多次记载了严复等人的学习情况。从课程设置、考试科目、科学实验等方面来看，严复所学都是军事课程，以及与海军密切相关的自然科学知识。
2月2日是光绪四年元旦，严复等六人到清朝驻英公使馆拜年，谈话时介绍了“读书章程”即课程设置：“礼拜一上午九点钟重学，十一点钟化学，下午三点钟画炮台图。礼拜二上午算学、格致学（电学赅括其中），下午画海道图。礼拜三上午重学，论德、法两国交战及俄、土交战事宜，下午无事。礼拜四与礼拜一同。礼拜五与礼拜三［二］同。礼拜六上午论铁甲船情形，论炮弹情形，下午无事。”（注：《郭嵩焘日记》第三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10月第1版，第406页。）
这次谈话表明，严复等人对于自己应掌握的学习重点十分明确：“管驾（舰长）以绘图为重，掌炮以下以化学、电学为用，而数学一项实为之本。”（注：《郭嵩焘日记》第三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10月第1版，第407页。）
同年4月9日，严复等六位留学生再次前往公使馆，为郭嵩焘祝寿。严复“议论纵横”，广泛涉及光学、声学、电学、地理学等领域，先后阐明了光速比声速快、声与光成点状传播、地球自转导致赤道南北风向不同等科学道理。
为了说明“光速而声迟”，严复先举雷电为例，人们总是“先睹电光而后闻雷声”。接着他又介绍了课堂上的齿轮实验：“西士用齿轮急转，不能辨其能［为］齿轮；引电气射之，悬幔其前以辨影，则齿轮宛然，可悟光之速。”（注：《郭嵩焘日记》第三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10月第1版，第473页。）
关于地球自转与风向的关系，严复是这样说明的：“西士测海，赤道以北皆东北风，赤道以南皆东南风。”这是因为“地球从西转，与天空之气相迎而成东风；赤道以北迎北方之气，赤道以南迎南方之气，故其风皆有常度。”（注：《郭嵩焘日记》第三卷，第473页。）
1878年5月3日，郭嵩焘从李凤苞处见到了严复抄录的海军学院的考问课目：“一曰流、凝二重学合考；二曰电学；三曰化学；四曰铁甲穿弹；五曰炮垒；六曰汽机；七曰船身浮率定力［浮力定率］；八曰风候海流；九曰海岛测绘。其中发问之处，多足增广见识。”（注：《郭嵩焘日记》第三卷，第495页。）
笔者理解，这是严复在5月以前已经考过的课程目录，不等于完整的课程表，其时严复入学才半年多。它足以说明，严复在海军学院的学习生活相当紧张，多半不会有大量的空余时间供他自学社会科学。
5月30日，郭嵩焘等人前往格林里治游览。在留学生寓所，严复拿出几种测量仪器给客人们看，又拿出薄铜圆片两个，以及松香片、兽皮毛，为客人们做了一个起电实验。他告诉郭嵩焘，无论干电、湿电，都有阴阳之分；刚才实验中产生的，则是阳电（注：《郭嵩焘日记》第三卷，第515-516页。）。
据郭嵩焘记载，这一天严复讲解了许多自然科学知识。例如数学对数表，万有引力，西方人利用铁杠的热胀冷缩加固危墙，物质有三态，水的各种特性及其利用等等。他还引述了英国大科学家纽登（牛顿）的这样一段话：“吾人学问，如拭［拾］螺蚌海滨，各就所见拭［拾］取之……而海中之螺蚌终无有尽时也。”（注：《郭嵩焘日记》第三卷，第517页。）可以想见，此时严复正想做一个科学海滨的拾蚌者。
最后，严复发表了半年多来学习自然科学的一点感想：“格物致知之学，寻常日用皆寓至理，深求其故，而知其用之无穷，其微妙处不可端倪，而其理实共喻也。”（注：《郭嵩焘日记》第三卷，第518页。）换言之，生活中处处有科学真理，关键在于细心观察和深入研究。郭嵩焘听后十分赞赏，叮嘱严复把所见所闻写成日记。
1878年6月2日，留学监督李凤苞把留学生的日记转交给郭嵩焘，其中严复的日记题为《沤舸纪经》，内容包括以下几方面：(1)李凤苞关于扬子江沙线形成原因的论述。(2)英国医生关于养生六大事（光、热、空气、水、运动、饮食）的论述。(3)密思盘关于讲求机器军械应当事先考虑日后更新的论述。(4)密思盘关于铁舰不如木舰的论述。(5)严复本人归纳的铁舰的七个缺点。(6)严复关于炸药燃烧速度的学习心得（注：《郭嵩焘日记》第三卷，第520-521页。）。这部日记表明，严复此时的学习兴趣，仍在自然科学和军事科学领域。
7月1日，严复等人随李凤苞自英国伦敦到达法国巴黎。8日参观万国珍奇会（国际博览会），带回一份《亚维林修路汽机图说》。18日陪同郭嵩焘等人参观了阿伯勒尔发多阿天文馆。24日，巴黎市长邀请郭嵩焘参观地沟（地下水道），严复等18人随同前往。26日，陪同郭嵩焘接待两位法国矿学家。27日，随同郭嵩焘等人参观凡尔赛的议政院（路易十四旧宫）（注：《郭嵩焘日记》第三卷，第556-581页。）。8月初，已回到伦敦的郭嵩焘行文英国外交部，要求让方伯谦等五人上兵舰实习，而让严复留在格林里治。14日，英国外交部发出了同意此要求的通知（注：［日］手代木有儿：《严复在英国(1877-1879)》，《93年严复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海峡文艺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49页。 ）。于是严复便在皇家海军学院里继续“考究数理、算学、气化学及格致、驾驶、熔炼、枪炮、营垒诸学”（注：《光绪六年十二月十八日直隶总督李鸿章等奏》，《洋务运动》第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第252页。）。
10月10日，严复随同黎庶昌等人参观了乌里治制炮厂，着重考察制造工艺。先后参观了陈列样品的“炮式处”、制造炮管的“卷炮处”、车来复线的“车作处”、套炮箍的“套管处”、铸造炮弹外壳的“铸弹处”，以及制造炮子的“熔铁处”等等（注：黎庶昌：《西洋杂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第1版，第80-84页。）。此外，据黎庶昌记载，他曾与严复等人多次讨论天文知识，从太阳、水星、金星、地球、月亮、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一直谈到日食、月食，涉及面相当广泛，但深度不够，后来黎庶昌自称为“极浅近之说”（注：黎庶昌：《西洋杂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第1版，第138-143页。）。
1879年7月，因福州船政学堂急需师资，严复奉调提前归国。其时严复本已预定上英国兵舰进行为期一年的实习，8月2日，新任驻英公使曾纪泽向英国外交部说明了情况，并通知英方取消严复的舰上实习计划（注：［日］手代木有儿：《严复在英国(1877-1879)》，《93年严复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海峡文艺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50页。 ）。约在11月间，严复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
二
英国皇家海军学院虽然没有直接传授某种先进思想给严复，但是该校的优良学风，对严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878年2月2日，严复等人向郭嵩焘介绍了礼拜六上午的讨论课。例如“克罗卜新造铁甲船，紧勒炮口，使子出而炮身不后坐，（讨论结果）以为非宜，谓子出后坐之力最大，是使船身先受伤也。”又如炮弹，“有平顶、尖顶之分，尖顶自能深透，而不如平顶者，以子出必斜飞，尖顶尝掠铁甲而过，不能深入，平顶斜飞则轮边之力逾劲，且能入水不上激……尖顶入水则其尖向上，激而上冲，不如平顶之直行，而凡尖顶过三十五度，其力愈微故也。”（注：《郭嵩焘日记》第三卷，第406页。）
接着，学生们又介绍了海军学院里由学生质疑、由教师解答的良好学风：“在家读书有疑义，听讲毕就问所疑，日尝十余人。各堂教师皆专精一艺，质问指授，受益尤多。或听讲时无余力质问，则录所疑质之，以俟其还答。”（注：《郭嵩焘日记》第三卷，第406-407页。）
毋庸置疑，讨论和质疑的学习方式，为封建清朝所无，它可以活跃严复等人的思维，提高他们研究学问的能力，所以严复等人自称“受益尤多”。尤为重要的是，英国式的讨论课不会养成“好就是绝对的好，坏就是绝对的坏”的这种僵化的思维模式，相反可以养成“凡事各有利弊”、“凡事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改良必然带来新问题”等等合理的思维模式。例如，在前述两个例子中，为了达到炮身不后坐和炮弹深入敌舰的目的，人们想出了固定炮口和尖顶炮弹这两项措施，结果带来了意料之外的新问题，即大炮后坐力损伤舰身、尖顶炮弹有可能从敌舰的铁甲上掠过。因此在人们有能力解决这两个新问题之前，人们只能承认，炮身后坐与不后坐各有利弊，平顶炮弹和尖顶炮弹各有利弊，因而必须因事制宜，各取所需。简言之，陆军可以采用固定炮口和尖顶炮弹，而海军则以不固定炮口，并使用平顶炮弹为好。笔者认为，严复后来在思想宣传中之所以表现得目光敏锐、思维灵活，就得益于英国皇家海军学院传授给他的思维模式。例如，民国元年海关税收比宣统三年增加了三百余万两白银，有人企图以此证明共和制度的优越性，严复马上敏锐地指出，关税增收仅仅意味着进口洋货的价值比宣统三年多出了六千余万两白银。也就是说，白银外流更加严重。按照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说，白银外流并不可怕，但也要争取进出口贸易“粗足相抵”即大体平衡（注：《论中国救贫宜重何等之业》，《严复集》第二册，中华书局1986年1月第1版，第296页。）。不夸张地说，这种见解在民国初年堪称凤毛麟角。
除此以外，海军学院对于智育和体育并重的方针，也给严复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告诉郭嵩焘，有一次英国教习带领数十名学生一起练习筑垒，“人执一锄，排列以进”。“限一点钟筑成一堞，约通下坎凡三尺，可以屏身自蔽”。结果“教师之垒先成，余皆及半，惟中国学生工程最少，而精力已衰竭极矣”。严复感慨道：“此由西洋操练筋骨，自少已习成故也。”（注：《郭嵩焘日记》第三卷，第407页。）
此处所谓筑垒，其实就是挖散兵坑。严复从中认识到中国人与西方人之间的体力差距，认识到了中华民族必须增强体质的迫切性。后来在1895年的《原强》中，严复就把“民智日开，民力日奋，民德日和”作为治本之策（注：《原强》，《严复集》第一册，第14页。）。次年修改《原强》时，又把“民力”移到第一位：“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注：《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一册，第27页。）1906年在一次演说中，又明确排定了德、智、体三育的次序：“智育重于体育，而德育尤重于智育。”（注：《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严复集》第一册，第167页。）这样看来，严复一生之所以始终重视人民体质，始终主张德、智、体全面发展，就因为在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打下了思想基础。
三
留英期间，严复对于中国的顽固守旧思想有所批判。但他没有运用西方社会科学作为批判的武器，大体相当于洋务派的思想水平。
1878年3月12日郭嵩焘日记记载，严复批驳了张力臣《瀛海论》中的四个错误观点：“（张力臣）谓铁路数年为之不足，一夫毁之有余，非中国所宜造，是一谬；谓机器代人力，日趋淫侈，二谬；谓舟车机器之利，后来必转薄而更废，三谬；谓中国有各国互相牵制之势，海防非所急，四谬。”（注：《郭嵩焘日记》第三卷，第444页。）
遗憾的是，郭嵩焘没有记录严复批驳错误观点时陈述的理由，以致我们对于严复思想无法作出深入的分析。但是可以肯定他的批驳很有说服力，以致郭嵩焘听了以后，也承认张力臣的观点真的是错了。事实上，这四个谬论都是晚清洋务运动中很有代表性的顽固言论，前三条反对铁路、轮船和机器生产，后一条反对近代化的海防建设，甚至把中华民族的生存希望寄托于列强的互相牵制。毋庸置疑，前者必然严重阻碍我国生产力的提高，后者必然导致亡国。青年严复对它们进行批判，当然具有积极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严复引用了左宗棠的几句名言：“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五册，第6、8页。郭嵩焘日记中引用有误。见《郭嵩焘日记》第三卷，第444-445页。）这就启示我们，此时指导严复批驳顽固派的，还是晚清洋务派的思想。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严复对于“西学中源说”的牵强附会之处，已经有所察觉。例如，张力臣《瀛海论》中有一个荒唐的说法，宣称“天主二字，流传实始东土”，严复运用自己的外语知识进行反驳：“不识所流传者其字乎？其音乎？其字Roman Catholic，其音则罗孟克苏力也，何处觅‘天主’二字之谐声、会意乎？”（注：《郭嵩焘日记》第三卷，第444页。按Roman Catholic的汉译应为“罗马天主教徒”，并非“天主”。看来严复当时对天主教的了解还不够。）这就是说，无论从字形考虑，还是从字音考虑，中国人所说的“天主”与外国人所说的Roman Catholic都没有丝毫相似之处，因此不能证明“天主”这个概念是从东方流传到西方去的。郭嵩焘听了以后，认为严复批驳得非常巧妙。
应当指出的是，严复在崇尚西方自然科学、批判中国顽固派的同时，对于本民族的实践经验，作出了充分的肯定。1878年7月26日，有两位法国矿学家拜访郭嵩焘，介绍了根据土色判断山下有无煤矿的方法，还介绍了英、法两国采煤章程的差异。这时严复补充说，据西洋人记载，云南矿工能凭经验辨别矿产：“一夜四望山势，见有绿色迷漫，辨知其为铜矿。又能听其开采之声，以知矿产之衰旺。或矿产将尽，及山将倾，皆于其声辨之。（西洋人）云此神技也。中国但以矿工目之，不加异视。又其开矿井，盘旋而下，无机器之利，而上下数十丈皆有援藉，亦其心法之巧处。”（注：《郭嵩焘日记》第三卷，第581页。）
这段话借外国人之口，高度赞扬了经验丰富的中国矿工。对于中国人民在艰苦的手工条件下摸索出来的开矿技术，也给予充分肯定。这说明严复在崇信西方先进科技的同时，并不贬低本民族的实践经验。这种态度与严复归国后在中西文化比较中所持态度是一致的。
四
严复既在英国读书，对于西方社会不可能毫不关心。例如，1878年7月11日严复指出：“西洋胜处，在事事有条理。”郭嵩焘觉得“殊有意致”（注：《郭嵩焘日记》第三卷，第567页。）。这说明严复对西方的社会秩序和管理水平十分钦佩。但是由于郭嵩焘的记载过于简单，这条史料说明不了更多的问题。
此外史学界常常引用的，是中年严复在《法意》按语中提到的一件小事：“初游欧时，尝入法廷，观其听狱，归邸数日，如有所失。”他认为“英国与诸欧之所以富强，公理日伸，其端在此一事”。郭嵩焘听后“深以为然”（注：严译名著丛刊《孟德斯鸠法意》上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11月第1版，第224页。）。
应当指出的是，严复去法庭旁听，多半受郭嵩焘影响。郭嵩焘在赴英途中，已在香港、锡兰参观监狱，在新加坡旁听审案；到达英国后，又屡次进监狱参观，发出了“仁至义尽”的由衷赞叹（注：《郭嵩焘日记》第三卷，第177页。）。这种感受讲给留学生们听后，自然会引起严复赴法庭观审的浓厚兴趣。据此笔者推测，此事可能发生在1878年。因为只有这一年，郭、严二人的交往最密切。问题在于，严复在《法意》按语中回忆此事的用意何在呢？这就需要结合《法意》的正文（即译文）来理解。正文中说：“刑狱之事，以贤治不肖可，以贵治贱不可。故欧之立法也，法官与囚在平等之地位。”（注：《孟德斯鸠法意》上册，第224页。）必须指出的是，“以贤治不肖”、以贵治贱”这两句实际上不是译文，而是严复趁翻译之机擅自加入的个人观点，旨在为按语作铺垫。据此推测，严复回忆法庭观审的用意恰恰就在这两句。那就是说，他在英国法庭上看到了平等精神，不是贵族管理贱民，而是贤人管理不肖者。如此管理的结果，当然就是民智民德的普通提高。照此说来，严复在1878年已对司法感兴趣，或者说，已对英国司法制度中体现出来的平等精神感兴趣。不过“如有所失”这一句表明，当时严复对于英国式的平等精神尚处于说不清道不明的意会状态。今人不可估价太高。至于真正能够表明严复对法律问题感兴趣的，应该是1879年4月交给曾纪泽的一篇作文——《论法》（注：《曾纪泽日记》中册，岳麓书社1998年8月第1版，第858页。）。遗憾的是这篇作文已经失传了，以致我们不能作出深入一步的分析。
1878年冬，严复开始对外交感兴趣。12月2日，郭嵩焘收到了严复翻译的两篇文章。一篇是蒲日耳的游历日记，论及阿古柏事件和中俄伊犁问题。另一篇是《泰晤士报》上的评论，论及郭嵩焘与刘锡鸿。两件均与外交有关，所以严复要译给郭嵩焘看。
在前一篇译文中，作者认为中、英、俄三国将在亚洲形成鼎足之势，中国由于地广人多，实为亚洲之主。有三个原因决定了俄国不肯把伊犁地区交还给中国，但中国也不会让步，因此中俄关系将日益恶化。为了同俄国抗衡，英属印度应及早与中国结成友好关系（注：《郭嵩焘日记》第三卷，第697-698页。）。显然，这是当时西方流行的均势理论，但在客观上对中国有利。
在后一篇译文中，作者回顾了清朝被迫开放和被迫遣使外国的经过，认为郭嵩焘和刘锡鸿之所以被同时召回，是因为两人矛盾较深。作者赞扬了郭嵩焘在改善中英关系方面所起的作用，尤其肯定了郭的开明思想和求实精神；对于刘锡鸿等顽固派，则进行了冷嘲热讽（注：《郭嵩焘日记》第三卷，第698-701页。）。总的看来，前半篇在回顾清朝的开放过程时，不乏侵略者的偏见；但在后半篇论及郭、刘二人时，却比较中肯。其中以大禹治水为例，证明中国古圣贤富有开创精神，并不拘守成法，这在批判顽固势力时显得很有说服力。其时郭嵩焘正在为刘锡鸿的背后捣鬼深感苦恼，严复之所以要把英国报纸上的评论翻译给郭嵩焘看，显然是为了帮助他恢复心理平衡，向他证明“公道自在人心”。
12月22日，郭嵩焘与五位留法学生一起谈话，最后论及严复。学生们认为，如果让严复归国后担任兵舰管带（舰长），“实为枉其材”。又认为他“可以胜任”“交涉事务”。当郭嵩焘问及陈季同能否胜任公使时，学生们竟然回答说：“是其识解远不逮严宗光（严复）。”（注：《郭嵩焘日记》第三卷，第716页。）由此可见，严复在1878年冬已经显露出他的外交才华，并且得到了同学们的公认和推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最后一句，没有从正面回答陈季同能否胜任公使，却说陈季同远远比不上严宗光，这就委婉地表明，严复不仅可以胜任外交，而且可以胜任公使。
29日，郭嵩焘又收到了罗丰禄和陈季同的来信。其中罗丰禄把严宗光等八人列为“办理交涉之才”，且以严宗光等四人为“上选”（注：《郭嵩焘日记》第三卷，第722页。）。
1879年1月15日，郭嵩焘以抄送咨稿的方式告诉李凤苞，他向总署举荐的人才中，有严复和罗臻禄在内（注：《郭嵩焘日记》第三卷，第740页。）。29日，郭嵩焘发咨文给总理衙门，其中之一就是“保严又陵等六人留充随员”。有迹象表明郭嵩焘特别重视这一次的保举——他把这件咨文同时发给了南北洋大臣（注：《郭嵩焘日记》第三卷，第752页。）。这样看来，《严几道年谱》中的记载并非无稽之谈：“（郭）侍郎尝致函枢近某公，有‘出使兹邦，惟严君能胜其任，如某者，不识西文，不知世界大势，何足以当此’语，某公目以为狂，置之而已。”（注：王蘧常：《严几道年谱》，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1936)1月初版，第7页。）
问题在于，既然郭嵩焘已经保举了严复，为什么后来严复没有留在欧洲充当外交人员，却被调回国内当上了船政学堂的教习？郭嵩焘日记和曾纪泽日记表明，严复之所以没有进入外交界，是由于人事关系处理不当。具体地说，就是得罪了留学监督李凤苞和继任驻英公使曾纪泽。
1878年7月14日，郭嵩焘邀请李凤苞、严复等15人晚宴。16日收到严复来信。郭嵩焘阅后写下这样几句：“又陵才分，吾甚爱之，而气性太涉狂易。”（注：《郭嵩焘日记》第三卷，第570页。）这几句所指不明，若联系下文，则所谓“狂易”可能指严复冲撞了李凤苞。
1879年1月15日，郭嵩焘特意把准备举荐严复等人之事通知李凤苞，并在日记注明：李凤苞“心嗛”严复，日意格“心嗛”罗臻禄（注：《郭嵩焘日记》第三卷，第740页。）。那“心嗛”就是内心怀恨之意，可见严复得罪李凤苞的程度还真不轻。
郭嵩焘回到湖南家乡后，8月9日，有一位刘伯固从上海带来一本曾纪泽日记给郭看。其中有“讥刺”郭嵩焘的内容共四端：“一论文报局为不可行；一论新加坡领事自筹经费为不便；一论赁居公馆专为节省经费之计为不宜；一论褒奖严宗光太过，长其狂傲矜张之气。”（注：《郭嵩焘日记》第三卷，第901页。）
应当指出的是，曾纪泽日记的第一个版本，是光绪七年(1881)秋申报馆排印的《曾侯日记》，因此郭嵩焘在1879年8月见到的，只能是曾纪泽寄给总理衙门的出使日记的抄件。但它的真实性不容怀疑，因为上文提到的“讥刺”四端，在最新版的《曾纪泽日记》中均能得到证实。其中关于严复的那一段，写在1879年4月4日的日记中：“茶食后，核改答肄业学生严宗光一函，甚长。宗光才质甚美，颖悟好学，论事有识。然以郭筠丈（郭嵩焘）褒奖太过，颇长其狂傲矜张之气。近呈其所作文三篇，曰《饶顿传》，曰《论法》，曰《与人书》，于中华文字，未甚通顺，而自负颇甚。余故据其疵弊而戒励之，爱其禀赋之美，欲玉之于成也。”（注：《曾纪泽日记》中册，第858页。）
这段日记亦褒亦贬，从中可以推测曾纪泽答严复函的基本内容，是对三篇作文中不太通顺的地方故意挑剔，意在磨去他的狂傲之气。尽管曾纪泽自称出于好心，但是这样做的结果，既激怒了严复，又激怒了郭嵩焘。
1879年8月19日，郭嵩焘偶然翻检出严复开列的英、法两国学校课程，禁不住一番感慨：“又陵（严复）于西学已有窥寻，文笔亦跌宕，其才气横出一世，无甚可意者。劼刚（曾纪泽）乃谓其文理尚未昭晰，而谓其狂态犹［由］鄙人过为奖谕［誉］成之。岂知其早下视李丹崖（李凤苞）一辈人，非鄙人之所导扬之也。”（注：《郭嵩焘日记》第三卷，第907页。）由此可见，郭嵩焘根本不承认严复有文理不通的毛病。而且从“一辈人”看，严复瞧不起的决不止李凤苞一个人，很可能包括曾纪泽在内。
8月28日，郭嵩焘收到严复来信。信中批评曾纪泽“门第意气太重，天分亦不高，然喜为轻藐鄙夷之论。日记中所载中西时事，去事理远甚。所带人从，皆赘疣也，于使事毫无补济。”（注：《郭嵩焘日记》第三卷，第912页。）郭嵩焘看了以后，一面肯定严复说得有道理，一面又嫌他“狂”：“又陵言自有理……劼刚谓其狂态由鄙人作成之，则亦不知又陵之狂，由来固已久也。”（注：《郭嵩焘日记》第三卷，第912页。）
11月28日，郭嵩焘又收到了姚彦嘉转来的严复信件，其中批评曾纪泽“天分极低，又复偷懦惮事，于使事模棱而已，无裨益”。这一次郭嵩焘不再说他狂，简洁写道：“所言亦殊切中。”（注：《郭嵩焘日记》第三卷，第950页。）
以上史料足已说明，严复与李、曾的关系一度紧张，大致处于半公开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严复不可能被留在欧洲充当外交随员，自在大家的意料之中。事实上严复晚年多少有些后悔。他在1914年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仆当少年，极喜议论时事……尤好讥评当路有气力人，以标风概。闻者吐舌，名亦随之。顾今年老回思，则真无益。”（注：《与侯毅书》第一函，《严复集》第三册，第720页。）过去学术界以为这段话后悔的是发表在《国闻报》上的那些政论文，其时严复已40多岁，与“少年”一词不符，因此笔者认为，这段话后悔的是留英期间的人际关系。
无论如何，严复留英期间的成就是人所共认的。1886年，代理留学监督师恭萨克（斯恭塞格）写了一件禀文交给曾纪泽，对福建船政局派赴英、法的首二届出洋生徒作了一个总结性的鉴定，其中严复排名第三：“水师管驾学生二十人，以刘步蟾、林泰曾、严宗光、蒋超英为最出色……严宗光于管驾官应知学问以外，更能探本溯源，以为传授生徒之资，足胜水师学堂教习之任”（注：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第1版，第143页。）。
综上所述，1877年至1879年严复留英期间，起初倾心于西方自然科学。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的良好学风，为他日后的思想特点打下了基础。他对国内的顽固思想有所批判，但其思想水平大体相当于洋务派。从1878年冬开始，严复对外交感兴趣，并且得到了同学们的推崇和郭嵩焘的器重。他之所以未能进入外交界，是因为得罪了留学监督李凤苞和继任驻英公使曾纪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