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治理
——第四届“全球治理·东湖论坛”国际研讨会综述
□曾异，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国家治理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2018年11月24日至25日，由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国家治理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主办的第四届“全球治理·东湖论坛”国际研讨会在武汉召开，本次论坛的主题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治理”。来自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组织代表和专家学者共计150余人汇聚武汉东湖之滨，共同围绕新形势下全球经贸关系的挑战和未来、新形势下全球政治及安全治理的挑战和未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多维问题、网络空间治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美关系的现状与未来、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善治等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一 、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多维探讨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上承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下接马克思主义哲学精髓和中国化探索实践成果。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由愿景走向实实在在的行动，这一思想迸发出更加丰富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意义。与会者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了多维探讨。
1.2 架藏法：鲜藏的大葱为保证鲜藏的质量，在贮藏前需将大捆大葱打开，剔去受伤，受潮，受冻和腐烂的茎株，分扎成小捆，每捆重约7～10千克，依次堆放在贮藏架上，中间留一捆葱位置的通风空隙，可以横放，也可以竖着放。对贮藏的大葱要加强检查，检查时，可打开葱捆查看，中间如有发热变质的，就及时剔除，防止腐烂蔓延。如发现潮湿现象必须在日光下摊晒晾干后再入库。
1.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度理论分析。武汉大学虞崇胜认为，提出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只是一种外交策略，也不只是一种全球治理方案，它更是一种价值追求和一种文明追求，是对人类生命、人类本原特别是人类本质的终极追寻。华中科技大学吴畏提出，个人的命运这一概念和全球“元”治理的概念可以建立一种非常有效的连接，这是在当代世界中一个真正现实主义的建构方式，同时也是超越传统“二元论”的范式。湖北大学吴成国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孕育的“共享理念”对当今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与借鉴作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倍加珍惜世界和平；既要“共享美好”，更要“共任其灾”；“共享发展”才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最为直接、最为深刻的理论基础。华中科技大学王晓升以海德格尔“存在论”的分析视角来看待“命运共同体”，他认为当社会出现危机之时，人们之间的“共同体”自然而然的被我们所意识到，“共同体”不在别的地方，就在我们生活当中。只有真正去意识到自己面临的危机，“命运共同体”才会被我们意识到。
2.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与实践溯源。华中科技大学杜志章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之所以由中国提出，主要得益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以及人类的全球化实践、马克思共同体理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践、大同思想以及中国历代对大同社会追求的实践。湖北工业大学魏忠明认为，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从酝酿、构想到提出，虽然经历了一个不太长的发展历程，但却是我们党在新时代对西方古典文化共同体理念的吸收与扬弃、对中国传统文化大同世界观念的传承与变革、对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真正共同体理想的丰富与发展。
3.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路径思考。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致远国际经济合作研究中心于洪君认为，亚太地区是我们安身立命之所、繁荣发展之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要从亚太地区起步起航。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一蹴而就，不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看到它的美好愿景与现实；打造命运共同体不是输出自己的模式，不是把自己的文明强加于其他文明之上或者凌驾于整个人类文明之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杨宜勇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框架性的，它并非是专属、封闭的“独有知识产权”，具有开放性、非垄断性，由大家共同建设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身的应有之义。中国世界和平基金会李若弘认为，应该从人民外交共同体、跨文明合作、媒体有效传播力、结构性社会责任以及国际语言、国际议事规则等领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注入活力。山西省社会科学院李中元指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首要是把“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打造好，其次是把“人类的经济贸易共同体”打造好，再次是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实现到位；其次是重新认识“五超时代”的中国与世界；最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澳门城市大学叶桂平提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是必须有坚实的文化支持，且应该做好试点工作。他还提出几点建议：首先要相互尊重，促进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第二，要根植民间，加固人文交流的友谊桥梁；第三，要互学互鉴，共同来推进“一带一路”文化建设；第四，应该以人民为主体，厚培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力量源泉。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张春嘉认为，一个能沟通不同文明的标准体系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华中科技大学李翔从话语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出发，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可分为“从中国智慧到中国话语权”、“从中国话语再到中国方案”这两步。
2.全球政治及安全治理的挑战与未来。中国国际关系学院张敏谦从近期全球治理、国家治理和文化竞争的角度出发，认为当下面临着两种非常大的风险与挑战：一是安全领域的挑战，世界各国相互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明显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失控风险；二是政治风险，具体表现为贫富分化在发达国家大大强化，这意味着会出现所谓底层与精英的对立。经济上的不平等必然带来政治上的极端不平等，这将导致阶层冲突和对政府权威的挑战，反映到国际上，则实际形成了所谓的“模式竞争”。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崔洪建指出，政治的功能是分配，而且分配还是要建立在一定的公平正义的基础上；换言之，政治需要给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现在我们面临的全球政治环境一方面似乎是大国政治正在回归，伴随越来越多且越来越激烈的大国竞争；另一方面是就全球层面而言，现在对于安全的关切程度正在上升。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蒂姆·萨默斯(Tim Summers)认为，全球治理由一系列问题构成，不仅是大国重要的安全关切，还包括国家之间的竞争，以及大国之间的战略性对抗。这更多是大国之间相互竞争的新时代。巴西瓦加斯基金会高文勇(Evandro Menezes de Carvalho)指出，当今国际秩序在处理国际体系转变进程中面临有效性危机，当前的现实需要新的思维模式和方法，而中国与其他非西方国家共同建立的正式或非正式结构可能会重新定义国际秩序的内涵。莫桑比克战略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埃姆里·奥乔万·多泽卡(Emlio Jovando Zeca)以非洲视角来分析全球治理挑战轮廓和全球化的深远影响，他认为非洲是全球性问题和寻求解决全球治理问题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参与者。北京语言大学黄靖认为，全球治理的基础是多边机制，它是一个平等、民主地处理世界事务的机制。
二 、新形势下全球治理的挑战与反思
虽然北美作物在2018年以高于平均速度快速发展，但由于9月份以来的恶劣天气推迟了收获。相对于大豆而言，北美玉米种植面积将增加，这将对整体作物投入、支出产生积极影响。
1.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传统全球治理理论的扬弃。合肥工业大学王建指出，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存在着结构性缺陷，以至于造成一系列困境，西方理论难以担当引领人类文明发展的世界历史使命。习近平同志立足于中华文明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既非以“国家”为中心，倡导易内生专制集权、外生霸权冲突的国家主义，也非以“世界”为中心，倡导充满理想色彩的世界政府、全球意识、价值和伦理的世界主义，而是以基于全球治理主体间的新的理念认同，摆脱旧观念束缚下产生的全球治理困境，形成既契合于全球治理的时代需要，又超越于西方全球治理理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央财经大学张旗提出，以共同安全观为核心的新安全观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维度，它是能够有效解决当今国际安全挑战的具有中国“天下主义”世界关怀、价值底色和思维特质的中国方案。共同安全观以关系理性和兼容普遍主义为理论假定，扬弃了西方政治学的个体理性和一元普遍主义假定，批驳了现有的“霸权安全观”、“集团安全观”和“绝对安全观”，从而为构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开拓了理论可能，这正是“天下主义”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在当今世界的鲜活再现和实践。波兰前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华沙考明斯基大学格列格尔茨·科洛多科(Grzegorz W. Kolodko)认为，中国推动建设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对全球治理而言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视角和观点。
2.东营工业化的发展阶段。其一，基于人均GDP指标衡量，我市已处于现代化社会阶段（工业化的第6阶段）。人均GDP直接反映生产率水平的高低，也是实现工业化的前提条件。2012年，东营人均GDP为145395元，折算成1970年美元（折算数据见表2）为3847美元，已经处于现代化社会阶段。
当前世界各种矛盾、争端、冲突此起彼伏，但传统全球治理体系失灵和治理矛盾频发。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思考人类未来的中国方略，顺应了时代的重大关切，为各国共同应对全球治理变革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作为人类当代文明重要成果和趋势的全球化、现代化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尤其是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呈现更加严峻的情势，由此折射出的全球治理变局成为全世界人民需要共同面对和思考的全球性重大课题。
4.全球治理变局中的中国外交定位。外交学院周尊南提出，中国外交不能抛弃“韬光养晦”，“韬光养晦”的内容要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有所不同，在新的形势下既要“积极进取”也要“韬光养晦”。中国人民大学时殷弘认为，中国外交在今后一段时间的紧迫任务是依据“有张有弛”、“进两步退一步”的常理，用五到六年时间，实现新形态的“韬光养晦”和新形态的“有所作为”，以求在相当程度上促使中国的对手回到被动员以前的较松缓状况，而这将对中国的战略眼界和战略耐力是一个重要考验。
三 、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全球治理变革
3.全球治理变局与中美贸易冲突。中国人民大学时殷弘指出，2018年年初，加剧变更的世界政治经济隐约透露出两种危险的可能性：一方面，美国政府经过双边谈判，进而越来越有可能与其他发达经济体及其紧密伙伴分别达成自由贸易或者准自由贸易安排，以构建新经贸规则体系；另一方面，中美之间各类基本矛盾严重加剧，加上美国政府实行所谓“集团经贸”方针，有可能迫使中国可选择的经贸伙伴越来越少。因此中国必须尽最大努力，争取减小从而杜绝世界经济两分的可能性，否则中国的长远前景将受到严重的历史性伤害。中国社会科学院倪峰认为，今年中美关系可能到了一个拐点，突出的表现在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上，总体而言表现为以下六个方面：第一，美国的对华定位是视中国为首要竞争对手；第二，美国对华认识的变化同行动、政策之间没有时差；第三，美国可能把经贸领域作为对华政策的主攻方向；第四、中美关系的冲突不止表现在经贸领域，还波及南海问题、台湾问题以至于两国人文交流领域；第五，美国对华政策在其国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负面一致性；第六，美国在对华政策推行过程中，从全球和国内两个层面进行了广泛的思想或者舆论动员。
比如，在讲授 “胶体的性质及应用”这一章的内容时，教师可以点一根烟，学生自然就会感觉难以理解，老师为什么会在教室抽烟，注意力也会集中过来.这时，教师可以拿出准备好的激光笔，让光束通过烟雾，引导学生观察激光光线的通路.这是学生就会认识到教师所为也是教学内容的一部分，而不是违反学校规定.在这基础上，教师就可以解释这一现象，向学生讲解气溶胶丁达尔现象，让学生对这一现象的产生的原因进行探讨，激发学生探究谜底的兴趣，提高教学效果.
1.全球经贸关系的挑战和展望。中国WTO研究会霍建国认为，当前全球经贸形势呈现如下局面：第一，世界经济在复苏，但是矛盾在上升；第二，全球规则将面临着一种颠覆，且美国有将其推倒重来的意图；第三，全球的技术突破在加快，但是技术的壁垒和技术的保护在上升。中国人民大学贾晋京指出，需要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框架进行改革，既有的世界经济治理框架不再能适应新的发展需要。印度德里大学罗宾德·奥贝罗伊(Roopinder Oberoi)认为，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集团和发展中国家集团之间的紧张局势也将加剧，而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工人日益不满，民族主义和仇外情绪日益高涨，触发了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全球经济陷入各种各样的规章制度和跨境壁垒之中，这些都限制了人员、货物和资本的自由流动，经济民族主义在世界各地变得更加普遍。波兰前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华沙考明斯基大学格列格尔茨·科洛多科(Grzegorz W. Kolodko)指出，全球化在经济维度显现出不可逆转性，有三点原因：第一，全球化为各国产品提供了进入世界市场的机会；第二、全球化促使各国能够接触到国际资本；第三，供应链因素构成了全球市场的基本特征。喀麦隆国际关系研究所吉米·雅布(Jimmy Yab)基于康德的“国际贸易和永久和平”观念，对非洲在全球促进和平中的作用进行了新的阐述。中央财经大学袁东认为，发展亚洲债券市场是推动亚洲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关键，有助于提升国际经济治理效率。外交学院托默尔·卡洛夫(Toumert Al Khalloufi)指出，全球贫富差距愈演愈烈，一部分人仍然挣扎在贫困线之中，他们并没有从经济全球化中收益，因此，全球经济治理的首要目标是关于人的问题而非关于政府的问题。
1.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武汉大学黄志雄指出，网络空间的诸多安全事件和问题表明，各国要实现命运共同体，就必须要有彼此之间的良法和善治来帮助、来带动各国从“同床异梦”到“求同存异”。他认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法治保障，应该是以“求同存异”、“互信共治”为核心的价值理念，以网络主权原则为基石，构建发展共同推进、安全共同维护、治理共同参与以及成果共同分享的四轮并驱的国际法治体系。华中科技大学邹旭怡通过对网络空间的基本现状、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及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的原则进行分析，发现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推动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是在认识、尊重差异的基础上，以人类共同福祉为目标而追求更高层次、更牢固的共识，是在尝试超越妥协共识、达成偏差共识、追求重叠共识。
3.“一带一路”倡议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新模式。中国公共外交协同创新中心孙治国提出了两点看法：第一，“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充分依靠沿线各国既有的双边、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积极发展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第二，“一带一路”倡议为全球化指明了新的方向，注入了新的内涵，将使沿途沿岸国家首先获益，这将有助于解决传统全球化所造成的贫富差距地区的发展不平衡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林跃勤认为，“一带一路”作为中国参与区域以及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抓手，需要从过去比较专注于经济及基础设施建设层面转向经济、政治并重的层面，在推动规则、制度、政策方面，中国要更多地提出自己的智慧，可能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四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下的部类治理问题
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全球价值观包含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因而，网络空间、人工智能、生态环境、城乡发展和共享社会的专业治理或部类治理是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合乎逻辑的延伸。
2.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全球善治提供价值引领。华中科技大学欧阳康指出，当今世界，现代化全球化正遭遇巨大挑战，全球治理体系面临着深刻调整，全球善治似乎正远离当代人类而去。但从全球治理视角来看，全球善治仍然应当是当代人类文明进步的应有价值取向。如何在全球善治上争取各国的最大共识与合作，可以从各方面努力，也需要各种积极资源。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无疑可以扮演重要角色，发挥积极作用。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特殊意义在于，既自觉回应当代人类所面临的最重大最根本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应有的宏大的世界视野和人类情怀，也指出了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方向，从而有可能为全球善治提供价值引领。美国北爱荷华大学瓦杰帕依(Dhirendra K. Vajpeyi)认为，中国特色善治的概念根植于中国特色“模式”，将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去重新定义全球善治或全球治理的内涵。
2.人工智能与社会进步。华东政法大学高奇琦认为“全球善智”是在人工智能技术的支持下推进分配正义。他就此提出几点建议：一是全球社会要在“强人工智能”和“超人工智能”的问题上达成共识；二是要利用人工智能的发展改善全球社会弱势群体的地位；三是要发展可以调节的可快可慢的人工智能化；四是在全球层面形成人工智能相关的安排，与国内的制度展开积极的互动。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杨述明指出，在基本的科学问题上，已总体形成一个共识，即科学是人类迄今为止最为一致的“语言”，科学技术的全面快速融合深度影响社会进步，智能革命与产业革命融合的推进则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经济状态和产业结构。
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由教师、学生、黑板和粉笔四要素组成的传统课堂，逐渐向由教师、学生和信息化资源三要素的现代课堂转变。开展信息化教学俨然成了提高职业院校人才培养质量和提升教师教学水平的重要手段。如何将信息化教学方法或手段与课堂教学完美融合呢？这是我们高职教师面临的重要课题[1]。因此，本文以高职连锁经营管理专业核心专业课——《客户关系管理》课堂教学为例，围绕客户投诉处理技巧，从开展信息化教学的必要性出发，从信息化手段选择、信息化具体应用和教学反思等方面来探索高职课堂教学。
3.全球治理的绿色之维。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吴季松认为，生态优先、生态文明是全球治理的首要基础，自然生态共同体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武汉大学余永跃指出，重视人类幸福与环境状况之间的关系是全球治理无法绕开的关键议题，而环境移民作为全球治理对象中最弱势、最边缘化的群体之一，长期没有得到恰当的法律、政治地位，这无疑是全球化蓬勃发展所投下的阴影。针对如何让全球治理真正发挥作用，美国地球权利研究院安妮·歌克(Annie Goeke)介绍了世界一些城市正在致力于关注它们碳排放的足迹，并且呼吁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真正地转变人们的生活方式，进而来改变碳排放所带来的各种自然灾害。
4.城乡治理与共同利益。华中科技大学王晓鸣基于“中国绿色村镇建设共同体与社会网络构建研究”得出了五点结论：第一，村镇建设的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构成部分；第二，村镇建设的共同体又是一个动态演化的进程；第三，村镇建设的共同体可以通过社会网络分法来分析评价；第四，村镇建设的共同体应该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框架中有所借鉴。华东师范大学姚尚建认为，在中国“三线建设”的城市发展过程中，国家通过强制性的政治权力完成工厂搬迁，但是由于缺乏市场的支持，城市机制并不完善，一些地方加快城市化过程中，如何形成符合本土经济发展的城市，才是城市梯度发展的基本逻辑。
5.社会治理与共享社会。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徐汉明指出，研究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创新民主法治治理体系，需要回应基层治理的基本问题。“枫桥经验”作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东方模式”，不仅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实现社会和谐稳定提供了原创性的宝贵经验，而且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道路、制度、文化、实践的拓展提供了原创性、引领性、可复制性的经验。澳大利亚司法与法律学院埃迪·瓦赞(Eddie Wazen)认为，在诸多限制性因素的现实境况下去构建命运共同体，需要建立譬如民主协商的快速反应机制，促使人民与政府之间更加紧密的和谐合作，实现思想、理念的共享。英国哈德斯菲尔德大学杰米·哈萨(Jamie Halsall)指出，社会企业可以促使草根阶层能够很好地参与社会建设中，这将有助于实现社会使命和共同目标。
最后，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欧阳康在大会闭幕式致辞中指出，本届论坛最为突出的特点是探讨内容的视野十分广阔，涵盖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度理论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性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基础研究、全球善治、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的问题、区域治理和国土治理、部类治理、大国关系以及中美关系等八类主要问题。他高度肯定与会者皆为有备而来，带有相当丰富的人生观察、思考以及深厚的学术研究。
（2）港口性质、功能定位的前瞻性。正确认识港口的地位与功能的演变，是做好杭州港总体规划的前提与基础。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港口地位与功能正逐步演变。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各领域对物联网应用的不断推进,以云计算、大数据为代表的新技术手段朝着规模化、协同化和智能化方向快速发展,港口作为多种运输方式的交汇,是多方数据信息的有机融合。信息化水平对港口功能拥有重要的影响,它不仅是衡量港口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甚至成为港口未来发展走向的决定力量。杭州港港口性质和功能的定位，要充分考虑未来港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推进杭州港的智能化，打造智慧港口，使杭州港的港口性质及功能定位具有前瞻性。
DOI: 10.19648/j.cnki.jhustss1980.2019.01.17
责任编辑 吴兰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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