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歌民族向哲学民族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论文,诗歌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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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的繁荣是跟一个民族的童年和青年时期一致的，而哲学上的成就则是跟壮年时期一致的。”（普列汉诺夫）斯达尔夫人在《论文学和社会制度的关系》（注：斯达尔夫人，也译为斯太尔夫人（Madamedestael，1766—1817），法国著名女作家，文学批评家， 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先驱。主要著作有《论卢梭的作品与性格书信集》（1788）、《论激情对个人与民族幸福的影响》（1796）等。《论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1800），中译本《论文学》，徐继曾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中说：“在研究希腊文学发展的三个不同时期的时候，我们在其中看到人类智力发展的三个不同时期的时候，我们在其中看到了人类智力的自然进程。荷马说明了第一个时期的特征；在伯里克理斯时代，戏剧艺术、雄辩术和伦理学盛极一时，而哲学也有了初步的发展；到了亚历山大时代，更深刻地研究哲学科学成了文学界中杰出人物的主要工作。”（注：普列汉诺夫《论艺术》（没有地址的信）曹葆华译，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一分册，第49—50页；第一页。）意大利杰出的历史学家詹巴蒂斯塔·维柯（1668—1744）在其1725年出版的富于创见、“内容丰瞻、包含多种学科知识领域的宏著”（注：张广智、张广勇《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史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79 页。）《关于各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的原则》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诗性智慧”（Poeticwicdom）。他指出：“古希腊的《伊利亚特》和《奥德塞》这两部史诗都是诗性智慧的成果，而不是哲学家玄学（理性思维）的产品……”诗性智慧是维柯的美学、史学和文化学思想的基本概念。文化的本质在于创造，创造的本义是诗。希腊原文Poesis（诗）这个词的意义就是创造，“诗人”即是制作者或创造者。擅长于制作某种东西，这无疑是一种知识或智慧，是一种创造性的智慧或诗性智慧，所以诗性智慧的本义就是创造或构造的智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维柯把古代人类的各种实践称之为诗……维柯为人们揭示了这样一条公理：“世界在它的幼年时代是由一些诗性的或能诗的民族组成的。”（注：张广智、张广勇《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史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79页。）
以上是启发我们提出“诗歌民族”和“哲学民族”这两个重要概念的“历史基础”。尽管如此，本文使用的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尚需明确的界定，因为“在任何稍微精确的研究中，不管它的对象是什么，一定要依据严格地下了定义的术语。”（注：普列汉诺夫《论艺术》（没有地址的信）曹葆华译，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一分册，第49—50页；第一页。）而且，毫无疑问，“在我们的科学中，没有严格的定义就没有了明晰和准确。”（注：美国学者菲利普·巴格比《文化：历史的投影》，夏克、李天纲、陈江岚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7 页。）那么， “诗歌民族”和“哲学民族”的具体内容或定义是什么呢？
“诗歌民族”——对世界的把握或在思维方式上主要或基本上凭直觉、直观或感觉、感性，以感性思维、感性智慧为其基本特征。具有突出而鲜明的纯朴、乐观、豁达、豪放、粗犷、感情丰富、富于激情、热情奔放的性格特点。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在《意欲与人生之间的痛苦》中说：“青春是诗歌丰收的季节，而老年则更适宜哲学上的收获。”（注：叔本华《意欲与人生之间的痛苦——叔本华随笔和箴言集》，李小兵译，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51页。）培根也说： “一般说来，青年人富于‘直觉’，而老年人则长于深思。”（注：培根《论青年与老年》，何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8页。）中国文人亦言“青春作赋，皓首穷经。”不仅作为一个个体的人如此，作为一个群体的民族也一样。从这角度或意义上讲，诗歌民族也是一个年轻的民族。同时，从社会文化发展程度这一视角来看，诗歌民族大多处在传统社会、传统文化发展阶段或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社会文化阶段，与哲学民族比较，显然处于比较落后的阶段。
“哲学民族”——与诗歌民族相对的一个概念。如果说，诗歌民族是以感性思维、感性智慧为其主要特征的话，那么，哲学民族则以理性思维、理性智慧见长。笔者赋予这一概念这样的内容，世界上的比较先进的民族都曾毫无例外地经历过诗人时代或诗歌民族阶段。著名作家茅盾说过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人类文明的前进都是一跤一跤跌出来的！没有跌跤的人类，哪有今日的文明！如果都照那些站在后面的拘谨小心的先生们的那个样子，人类哪得有今天的文明程度。”（注：茅盾《稳健》，《茅盾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年第235页。）我们所说的哲学民族也毫无例外地经过长期的、曲折的、反复的甚至是痛苦的洗礼和锻炼，经过艰苦的探索，“摸着石头过河”，通过长期的、孜孜不倦的探索，通过大量吸收和广泛学习、借鉴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和文明成果，通过不断的、认真的反思和坚持不懈的追求，才达到了哲学民族的发展境界和高度，完成了从诗人向思想家、从诗歌民族向哲学民族的伟大转型、转变或过渡，从而成为社会进步和精神文明程度达到较高水平的先进民族。日本著名作家中江兆民有一句名言：“没有哲学的人民，不论做什么事情，都没有深沉和远大的抱负，而不免流于浅薄。”（注：中江兆民《一年有半》，《一年有半，续一年有半》，吴藻溪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6页。）而哲学民族是一个具有哲学头脑的民族。哲学民族重理性和科学，具有广阔的视野和现代文明意识，是开放的民族，它愿意并且自觉地实行“拿来主义”，从而在人类探索未知世界的无尽航程中走在前列，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并将继续做出重大贡献。
众所周知，任何事物都具有某种相对性，特别是在引进某种新的参照系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我们这里所谓的“诗歌民族”和“哲学民族”的概念也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这也就是说，“诗歌民族”中并非全然没有“哲学民族”的某些因素和特点；而“哲学民族”中也不乏“诗歌民族”的一些特点和因素。它们只是在主要的方面各有各的特点罢了。另一方面，我们不能根据18世纪人类精神史学者格里姆“哪一个民族首先不是诗人而后来成为思想家的呢？”这一问题来得出结论说，现在的民族都已经成为了“哲学民族”，完成了从诗人向思想家的历史性过渡或转型。如果这样理解，那将是错误的。因为当今世界上还有相当多的民族在社会经济和精神文化的发展方面还处在相对落后、甚至非常落后的状态。这些民族显然都处在诗人阶段或诗歌民族阶段，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那么，我国56个民族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发展阶段呢？我国56个民族中是否有率先成为哲学民族的民族呢？应该十分坦率地指出，我国56个民族总的发展水平是很不平衡的，有些民族的总体发展水平相对来说高一些，有些民族则相对来说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尽管如此，我国各民族都还处于诗歌民族阶段。准确地说，处于从诗歌民族向哲学民族转型的漫长而复杂的阶段。因为我国目前尚处于从前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过渡的漫长的转型阶段，其社会经济基础从根本上决定了我国各民族目前还没有超前成为哲学民族的可能。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国目前仍然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2页。）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 卷第82页。）这就意味着，一定社会中的群体的精神文化、思维方式、审美规范、价值观念、伦理道德等归根结蒂由这一社会的社会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即总的社会物质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所决定的。所以，我们中华民族都需要团结一心，奋发努力，需要经过长期坚持不懈、齐心协力、前赴后继的努力，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我们伟大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去争取达到哲学民族的发展境界，真正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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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我国新疆哈萨克族是一个典型的草原诗歌民族，处于诗歌民族的发展阶段；同时，随着我国当前所经历的社会转型、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现代化的宏伟大业的伟大进程这一现实，面临着从诗歌民族向哲学民族转型的漫长、艰难和不无痛苦的历史进程之中。
哈萨克族作为一个典型的草原诗歌民族，首先值得强调指出的是哈萨克族与诗歌的不解之缘，诗歌、歌曲、英雄史诗和爱情长诗在哈萨克族整个文化中所占据的那种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著名学者、哈萨克族历史和文化史专家苏北海教授在其《哈萨克族文化史》一书的前言中写道：“长期生活在草原、高山、深林、大漠环境中的哈萨克人以无限丰富的情感、骠悍豁达的气质，融合富饶美丽的大自然的养育，迸发出无穷的智慧，创造了绚丽多彩的草原文化。‘歌与马是哈萨克人的两只翅膀’这句古老谚语说明歌唱在哈萨克人民生活中的重要位置……哈萨克族是天才的诗歌民族，哈萨克草原是诗歌的海洋。”（注：苏北海《哈萨克族文化史》，新疆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第541—542页。）
诗歌与哈萨克族的伦理道德规范和审美文化品位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哈萨克人的一生似乎与诗歌有着某种不解之缘。哈萨克族伟大诗人、思想家、哈萨克近代书面文学的奠基者阿拜指出：“歌声为你打开人生之门，歌声又送你告别人生。生活的乐趣全用歌来唱出，想一想吧，切莫轻飘飘，虚度一生。”阿拜诗歌的汉文译者、著名翻译家哈拜先生正确地指出：“正因为诗歌和哈萨克人民的生活水乳交融，哈萨克才被誉为‘诗歌的民族’”（注：哈拜译《阿拜诗文全集》，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第20页。）著名文学评论家陈柏中先生也指出：“作为草原民族的哈萨克是一个诗化的民族。他们从生到死都沉浸在民间诗歌的海洋里，从英雄传奇到日常生活都化为诗歌在草原上世代吟唱。”（注：陈柏中《哈萨克族当代小说发展的新生态》，见张孝华、萧嗣文编《走动的石人——哈萨克当代短篇小说选·代序》，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 页。）哈萨克人把语言艺术看作是最重要的艺术，哈萨克人常常强调并且公认：“诸种艺术中首要的当推鲜活的语言艺术。”旧时，哈萨克社会中最有权威的“毕”官（执法官）就是雄辩家，只有最有天赋、最为能言善辩、能说会道的人才能当“毕”官，没有这种天资的人是绝对当不上“毕”官的。哈萨克人对诗人、对诗歌、对歌唱艺术、对具有这种天赋的“阿肯”（即诗人）的尊敬、爱戴甚至崇拜是出了名的。譬如，在旧时的哈萨克社会中，诗人的威望、受尊敬受爱戴的程度往往高于汗王，更不用说一般的小官吏了。正是由于这样一种价值取向和目标取向，哈萨克族人民才创造出了光辉灿烂的诗歌文化资源，堪称“诗歌的海洋”。据估计，哈萨克族有几百部英雄史诗和爱情长诗；此外，还有其他浩如烟海的诸如黑萨、习俗歌、挽歌、揭面纱歌、对唱长诗等等。在识文断字、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哈萨克族人中几乎没有不写诗或不曾写过诗的人；几乎所有的作家都先是诗人，后来才成了作家（小说家），而且，很多作家同时也是诗人。哈萨克族具有深厚传统和悠久历史的民歌以及当代作曲家创作的歌曲堪称绚丽多彩、数量繁多、形式多样、脍炙人口、优美动听，不仅为广大哈萨克族人民所喜闻乐见，而且深受国内外各族群众的欢迎、喜爱和好评。哈萨克人无论是在正式场合，还是在日常生活中都格外重视和讲究语言艺术，讲究语言表达能力，格外重视和讲究话语的风趣性、形象性和创造性。因而，妙言妙语不胫而走，很快就传遍四面八方，家喻户晓。
我们在前面指出，诗歌民族也是一个年轻的民族。保加利亚著名作家伐佐夫说过：“年轻的民族，正如年轻的人们一样，是充满了诗意的。”（注：伐佐夫《轭下》，施蛰存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14 页。）这从哈萨克族的现实生活和风俗习惯当中也能十分清楚地看到。哈萨克族的定亲礼节、婚礼仪式、割礼庆宴、新年庆祝（即纳鲁孜节），以及姑娘追、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阿肯对唱会、刁羊等等无不与诗歌水乳交融，而且充满了情趣，富于诗情画意和浪漫色彩……在待人接物方面，哈萨克人的热情好客、纯朴大方和豁达大度也是远近闻名的。“哈萨克人中流传说：‘只要沿途有哈萨克，哪怕你走一年，也不用带一粒粮、一分钱。’哈萨克人对待客人恭敬备致，礼节周到，他们认为客人是上帝赐予的，不可稍有怠慢……在哈萨克中有一句古老的谚语：‘如果在太阳下山时放走了客人，就是跳到水里也洗不清这个耻辱。’还有民谚说：‘好客人来到，羊要下双羔。’因而前来拜访和望门投宿的客人，无论认识与否，不论懂不懂他们的语言，也不论是哪个民族，都热烈欢迎，竭诚接待。哈萨克有句谚语说：‘祖先遗产中的一部分是留给客人的。’所以哈萨克人在接待客人时，连自己也舍不得吃的东西都要拿出来款待，不但用好饭、好肉招待客人，而且还精心喂养客人的马匹，这样的招待，并不向客人索要任何报酬。他们认为向客人要东西是非常耻辱的事……哈萨克人认为，宰羊待客是光荣体面的事情，也是应尽的义务，如果是贵客或贵亲，还要宰上一匹两岁的马来款待，表示祝福。”（注：苏北海《哈萨克族文化史》，新疆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第541—5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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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无论什么事物，任何时候都不会只有一个方面或一个点。毛泽东同志曾深刻指出：“一万年都有两点。将来有将来的两点，现在有现在的两点，各人有各人的两点。总之，是两点而不是一点。说只有一点，叫知其一不知其二。”（注：《毛泽东著作选读》1986年版（下册）第740页；第793页。）“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注：《毛泽东著作选读》1986年版（下册）第740页；第793页。）同时，还应该指出：“我们为悠久的历史而自豪，为灿烂的文化而骄傲。然而我们也想说——历史是功绩与罪恶的混合，文化是文明和愚昧的集结。”（注：引自《蓦然回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丛书总序。见《历史透镜下的魂灵——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性结构论》，国际文化公司1988年版。）哈萨克族作为一个典型的草原诗歌民族，在其文化、社会生活和传统中除存在着如上所述的那些富于诗情画意、浓厚的人情味和浪漫色彩的一个方面之外，还存在着落后、愚昧和贫困的一面。而这一落后、贫困和愚昧的方面对我们新疆哈萨克族在社会经济和精神文明诸领域内的全面进步和发展，尤其是对今后的发展和进步——对很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显然是十分不利的。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对于民族的进步和发展具有巨大的阻碍作用。对此，我们应有清醒的、科学的认识和态度。
应该明确地指出，我们判断一个民族是诗歌民族与否的依据和标准，并不仅仅是简单地看她的诗歌文化和其生活以及风俗习惯与其诗歌的紧密关系，而是看她广义的文化，也就是看她的价值观和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伦理道德规范等最为根本和最为内在的方面。马克思主义认为：“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7页；第25页；第4卷第329页。）之所以说哈萨克族是一个典型的草原诗歌民族，归根到底，这是哈萨克族作为一个传统的草原游牧民族，是长期的游牧社会经济结构和生活条件下的一种必然产物。哈萨克族在其漫长的历史中，形成了在思维方式、待人接物和对世界的把握方面主要或基本上凭直觉、直观或感觉、感性的特点和方面，表现为纯朴乐观、豁达大度、富于激情、热情好客和憨厚善良的民族性格特点；同时，具有情绪化、短期化、好冲动等心理和行为特征、模式。应该指出，这种主要凭直观或直觉、凭感性认识和感觉行事的思维方式和心理偏好虽具有一定的优越性，如具有生动性、具体性和直接性的特点，但也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只能把握个别而不能把握一般；只能把握现象而不能把握本质。因此，要正确地认识事物，应该由生动的直观进到抽象的思维（注：《简明社会科学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版第581页；第379页。）。关于人们的意识和意识状况，马克思曾经十分深刻地指出：“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7页； 第25页；第4卷第329 页。）哈萨克族在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上的这种特点归根到底是在长期的草原游牧社会生活条件下形成的，而草原游牧社会的经济基础无疑是自然经济。自然经济是一种不是为了交换而是为了满足生产者或经济单位（如个人、封建庄园、家长制的农民家庭）本身需要而生产的经济形式，是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和社会分工不发达相适应的，具有生产单位分散、生产规模狭小、生产技术因循守旧的特点。在自然经济形态下，人与人的关系简单明了，不象商品经济那样，被物与物的关系掩盖着（注：《简明社会科学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版第581页；第379页。）。正是在这样一种自然经济条件下，哈萨克族文化中除形成、积淀如上所述的那种富于诗情画意和浪漫情调的方面之外，还形成了那种轻农轻商、商品意识薄弱、乡土地域观念严重、惰性十足、跟着感觉走、感情用事、凭感觉经验行事、行为方式短期化和易激怒好冲动等非理性的特点和思维方式。毫无疑问，这对尽快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显然是非常不利的。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需要健康理性思维的人。”（注：韩庆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人的塑造》，《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3 期。）
哈萨克族有一句流传甚广的谚语说：“卖奶食品是不洁的，卖肉致富则更为肮脏不堪。”反映了哈萨克族轻商并以商为耻的传统观念的根深蒂固和严重性。诚然，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激流的推动和影响下，哈萨克族与其他兄弟民族一样，在更新观念、树立商品意识和市场经济意识等方面的确获得了很大的进步甚至是飞跃（注：夏里甫罕·阿布达里《一种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新疆日报》1990年7月11 日。），但由于根深蒂固的轻商思想和封闭观念的束缚，与许多兄弟民族比较，哈萨克族经商人数、个体户人数和私营企业家人数相对来说比较少。（注：参阅夏里普哈热·居努斯别克《现阶段哈萨克族经营方式浅析》一文，见《新疆社会科学》（哈萨克文）1996年第3 期。）由于乡土观念、地域观念的束缚，由于长期的封闭和封闭条件下的惰性的束缚，从广大农牧区走出家乡，进入大中城市，寻找发展与开拓机遇的人也相对来说比较少。这不能不严重影响本民族的进步与发展。不仅如此，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这还是相当一部分农牧民陷入贫困的泥潭而不能自拔的因素之一。贫穷是一种悲剧，贫穷直接或间接导致许多不应该有的甚至是悲惨事件的发生和存在。哈萨克伟大思想家阿拜深刻地指出：“贫困往往使人兽性勃发。”（注：《阿拜箴言录》，粟周熊，艾克拜尔·米吉提译，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第89页。）这也就是为什么“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第377页；第377页；第244页；第282页；第64页。）当前，由于贫穷，在广大的农牧区，哈萨克族中小学学生辍学现象十分严重。例如在伊犁地区某县，哈萨克族学生高中入学率要求达到90%，而实际入学率只有27%……
现在，在广大农牧区，哈萨克族青年中盗窃等犯罪者越来越多。有的县，被拘捕的这类案犯中哈萨克族青年几乎占一半或多一半……这与过去农牧区那种夜不闭户的景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也是一个民族的悲剧……
哈萨克族作为一个典型的草原诗歌民族而具有的相当明显和突出的“感觉——直觉型”的思维方式和好冲动、情绪化、短期化的行为方式的负面效应和作用，在生活的许多方面、许多领域表现得都十分突出和严重。例如，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是在人们的生活水平有普遍提高的情况下，在生活的一个重要领域——操办红白喜事方面哈萨克族中相互攀比、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现象愈演愈烈，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许多人为此而忧心忡忡，因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习俗问题，而是关系到本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继续下去，将严重危害本民族的发展和繁荣，而“发展才是硬道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第377页；第377页；第244 页；第282页；第64 页。）有人写文章大声疾呼，为了民族的前途、进步与发展，应当缓和并限制在我们哈萨克族中盛行并日益严重的几项“竞争”和攀比即买卖婚姻、索要巨额彩礼等，也有其他方面的对社会和民族的发展十分有害的许多“竞争”和攀比，如在喝酒方面的攀比和“竞争”（注：热伊扎别克·哈山诺夫《为了民族的前途而应当加以缓和和限制的几种“竞争”》，见《民族团结》（哈萨克文）1991年第1 期。），好像谁能喝酒，谁的酒量大谁就是真正的男子汉，就是英雄……此外，还应该指出，在请客送礼、大操大办红白喜事等方面愈演愈烈的相互攀比和“竞争”。据调查，自改革开放以来，哈萨克人的结婚费用直线上升，从最初的几百元上升到现在的平均3.5—5万元，而最高的达到十多万元。在索要的彩礼中不仅出现并且人们早已“见怪不怪”的诸如彩电、冰箱、摩托车等，还有索要联合收割机、拖拉机和解放牌卡车等的“新鲜”事例……
作为一个典型的草原诗歌民族，哈萨克族在行为方式上的短期化的例子也很多并且令人深思。例如，哈萨克人“往往只顾眼前的利益，而对长远利益所在的扩大再生产则往往不怎么重视。”“我们哈萨克族只满足现状，冬天只考虑怎么越冬，春天只考虑春天的问题。而对长期的发展，如对未来的生计问题，则很少进行全面的、长远的考虑和安排。”（注：参阅夏里普哈热·居努斯别克《现阶段哈萨克族经营方式浅析》一文，见《新疆社会科学》（哈萨克文）1996年第3期。）例如， 哈萨克牧民一味扩大牲畜数量，这种做法不可避免会产生许多问题，如安全越冬困难重重、成本提高、饲料紧张等等；由于天然草场容量有限，面积不断缩小和过度放牧，天然草场牧草长势一年不如一年……哈萨克族具有悠久历史和深厚传统的畜牧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注：参阅夏里普哈热·居努斯别克《现阶段哈萨克族经营方式浅析》一文，见《新疆社会科学》（哈萨克文）199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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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新疆哈萨克族究竟能不能实现由典型的草原诗歌民族向哲学民族的伟大转变呢？如果这是一个能够实现的目标的话，那么怎样才能实现这一伟大目标呢？
根据笔者多年来的调查研究，在关于本民族的发展前景和前途、命运等重大问题上，在哈萨克族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存在着以下两种有代表性的错误观点和认识：
第一种是悲观论。悲观论者看到本民族发展状况落后甚至危机状态，深感不安和担忧；同时，更多地看到和感受到阻碍本民族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各种因素，如愚昧、落后、贫穷、保守和惰性等的强大和严重性；然而却看不到出路、前途和光明。同时又认为，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只能落后，不可能达到很高的、世界先进民族或哲学民族的发展程度。因而认为，提出达到哲学民族的发展境界是没有意义的，甚至是一种无稽之谈。
第二种是盲目乐观论。在关于本民族的发展状况、发展前景等问题上，这些人感觉非常良好。认为哈萨克族的发展状况相当不错，前景更加看好，因而达到世界先进民族的发展程度、达到哲学民族的发展境界几乎可以说是指日可待、轻而易举的事。持这种观点者尤其不能接受关于本民族文化的任何反思和对传统以及现实的批判……
毫无疑问，这两种观点和认识都是错误的。悲观论者虽然充分看到了本民族落后的一面，对现实的认识可以说是深刻的。然而另一方面却又是消极的，缺乏积极改变落后面貌的决心、意志和勇气，因而是不足取的。正如德国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所说的“没有决心便没有命运。”（注：转引自王焱《关于第一的哲学思考》，《新华文摘》1996年第12期。）而盲目乐观论者却不能深刻认识现实，缺乏危机感、紧迫感。这对民族的进步和发展同样是不利的。而反对对民族文化的任何反思，反对对传统文化和现实进行批判的做法和态度，对民族的进步和发展更为有害。
如果我们以比较清醒的眼光和科学的态度，结合时代的要求，结合发展和进步的要求，结合新的参照系，也就是结合改革开放和当今世界先进民族的发展高度来审视和反思我们民族的发展程度，那么我们不仅应该承认并指出，我们哈萨克族是一个典型的草原诗歌民族，处于落后的状态。而“落后状态实际上就是危机。”（注：杨耕《邓小平的哲学思想及其特色》，见《前线》1996年第1 期。）而且应该强调指出，我们新疆哈萨克族必须由诗歌民族向哲学民族转变、过渡或突破，充分实现我们民族自身素质的现代化，从而实现我们民族文化的伟大转型、飞跃和超越。而决不应该继续陶醉于诗歌民族浪漫的宴席中，不是说“世界上没有不散的宴席”吗？同时，我们必须树立民族自信心，树立民族自强意识，并树立超越诗歌民族文化阶段从而达到哲学民族的发展境界和真正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伟大目标。也就是说，在充分看到我们民族的落后状态的同时，绝对不能甘心落后，更不能悲观绝望，消极等待。而应该具有一种自强不息、力争上游的民族精神，要积极和主动地去改变落后面貌，与各兄弟民族共同进步，共同繁荣。
邓小平同志深刻地指出：“发展才是硬道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第377页；第377页；第244页；第282页；第64页。）“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是摆脱落后……”（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 页；第377页；第377页；第244页；第282页；第64页。）邓小平同志还以世纪伟人的战略眼光提出：“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一高度去观察和解决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3 卷第116页；第377页；第377页；第244页；第282页；第64 页。）毫无疑问的是，对我国各民族来讲，尤其是对包括新疆哈萨克族在内的我国各少数民族来讲，首要的问题就是抓住时机，争取发展，争取进步。发展就是克服危机、消除危机。因为，“落后状态实际上就是危机。”（注：杨耕《邓小平的哲学思想及其特色》，见《前线》1996年第1 期。）我们提出“诗歌民族”和“哲学民族”这两个作为科学范畴的概念，并提出“从诗歌民族向哲学民族转变”的命题，就是“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并“从这个高度去观察和解决问题”为出发点和逻辑起点的。
马克思曾经十分深刻地指出：“一切发展，不管其内容如何，都可以看作一系列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们以一个否定另一个的方式彼此联系着……任何领域的发展不可能不否定自己从前的存在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7页；第25页；第4卷第329页。）因此，为了树立发展意识和争取发展，必须树立自觉的反思意识和批判意识，也就是要有科学的否定意识，敢于否定自己的民族文化和传统、意识和价值观中的一切不适应于新的发展和时代要求的陈腐观念和意识、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以及风俗习惯等等。古希腊的思想家们提出“认识你自己”并把这句话镌刻在德尔斐神庙上是意味深长的。（注：刘潼福、郑乐平著《古希腊的智慧：理性悲欢的人生求索》，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页。）果我们没有反思意识、批判意识和否定意识，我们便不能深刻地认识我们民族文化的现状，因而便不能很好地指导和促进其发展并把握其未来。
早在1984年，邓小平同志就十分深刻地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注：《邓小平文选》第3 卷第116页；第377页；第377页；第244页；第282页；第64页。）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哲学民族是开放的民族，是具有“拿来主义”意识并善于“拿来”的民族。开放意味着承认世界上所有民族和国家的文化中，都有值得我们民族学习、借鉴和吸收的东西。封闭只能导致落后，没有开放就没有发展。这是为世界历史实践所充分证明了的。一位哲学家正确地指出：“在当代，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只有同整个民族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并利用先进的生产方式来发展自己，才能获得发展的爆发力，从而以跳跃式的发展进入现代化的行列。”（注：杨耕《邓小平的哲学思想及其特色》，见《前线》1996年第1 期。）成为一个真正的开放民族，是从诗歌民族向哲学民族转变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性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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