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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奥恩·朱厄特(Sarah Orne Jewett,1849-1909)是19世纪下半叶美国著名女作家，她的代表作《尖尖的枞树之乡》(The Country of the Pointed Firs,1896)是美国文学中的优秀作品。美国20世纪初著名女作家威拉·凯瑟对这部作品评价极高，称它为与纳撒尼尔·霍桑的《红字》和马克·吐温的《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并驾齐驱的三部美国小说传世之作之一。（注：Willa Cather,Preface to The Country of the Pointed Firs and Other Stories,Doubleday,1989,p.12.）凯瑟对于朱厄特的赞扬虽然包含了对这位在她羽翼未丰时曾给予提携的文学前辈的感激之情，也从一定意义上说明了朱厄特在美国文学界的地位。
在美国文学史上，朱厄特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卓有建树的乡土作家，这主要是因为她的作品细腻、逼真地再现了故乡新英格兰缅因州的风土人情。与同时代其他一些美国作家一样，朱厄特在自己的作品中描述了工业文明对美国传统的纯朴生活方式的侵蚀。她以令人折服的细节描绘向读者展现了登奈兰丁这个一度繁荣热闹的内陆小港口村镇。南北战争之后，工业化的潮流迅速席卷美国全国，登奈兰丁也不能幸免，原先的农业、造船业和伐木业逐渐被纺织厂和罐头厂取代。以出海打鱼为生的渔民不得不另谋生路。随着城市的发展，大批年轻人尤其是男人纷纷涌进城市，在登奈兰丁，只剩下老人和妇女与大自然相依为命。登奈兰丁虽然在经济上衰落了，但居住在这里的人们，主要是妇女，仍顽强地在这个丧失了经济活力的小村庄里默默地将生活延续下去，将过去美好的价值观和传统流传下去。作家着力描绘了犹如森林里的野花般不起眼的普通人的生活，风格自然流畅，富有抒情色彩，这为朱厄特赢得了读者和声望。
美国文坛对朱厄特的关注始于豪厄尔斯在她初登文坛时对她的鼓励：“你的声音在一片震耳欲聋的文学鼓噪声中犹如画眉鸟的歌声那样动听。”（注：Eric J.Sundquist,Columbi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ed.,Emory Elliott,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8,p.509.）豪厄尔斯认为，朱厄特的作品洋溢着清新的乡野气息，精湛的人物塑造和优美流畅的文笔显示了她不同凡响的写作技巧。这为朱厄特评论定下了基调。在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文学评论界肯定了朱厄特在人物塑造和语言风格等方面的成就，尤其赞扬了她作品中浓郁的乡土气息，但也指出朱厄特在情节设计上的局限性。对于朱厄特的评论近年来又有长足的发展，评论界拓宽了对这位代表了“美国19世纪乡土文学最高成就”（注：Richard Cary,Sarah Orne Jewett,Twayne,1962,p.144.）的作家的研究范围，诸多研究专著和论文突破了以往将朱厄特局限在“乡土文学”狭小圈子里的模式，努力挖掘她作品的深层涵义，许多评论家还特别注重探讨她的“女权主义思想”。（注：Gwen L.Nagel,Introduction to Critical Essays on Sarah Orne Jewett,G.K.Hall,1984,p.8.）笔者认为，朱厄特不是有强烈女权主义意识的作家，也不在那些为争取妇女个性解放和平等权利擂鼓呐喊的女权斗士之列。对于朱厄特，更确切的评价应该是：她是一位从女性视角进行创作、作品带有女性话语典型特点的作家。她在作品中构建了一个以女性为文本创造者和文本中心的叙事结构，从而打破了美国主流文化将男性作为创作主体、把女性作为文学作品中附属物的角色模式。同时，她还超越了单纯的社会范畴，表现了女性和自然的认同。她没有像女权主义作家那样强调女性对男性的反抗与竞争，但她在作品中倒置了主流文学中主体和客体的定位，使女性和自然相融，成为作品和生活的真正主人公。
《尖尖的枞树之乡》的女性话语特点之一是其女性的叙述视角。整部作品是通过女性的“镜头”来展开的。朱厄特在她的两部描写缅因州风情的作品中都坚持了这种做法。《尖尖的枞树之乡》在结构框架上和她的成名作《深港》(Deephaven,1877)十分相近，两部作品都以城里的女性来访者作为故事的叙述人。在《尖尖的枞树之乡》里，这位城里来客讲述了一个夏天在缅因州一个沿海村庄里的所见所闻。与《深港》的不同之处在于，这部作品的叙述人不再是涉世未深的年轻少女，而是个阅历丰富的作家。她以作家的敏锐、妇女的本能和成年人的成熟，为读者展现了登奈兰丁这个古朴而又衰败的沿海小镇的乡村生活和缅因地方的风俗人情。叙事风格细腻、流畅，夹叙夹议中又引入一种哲学反思，表现出一种冷静和深刻。这两部作品的创作时间相隔19年，书中叙述人似乎也与朱厄特一起经历了走向成熟的过程。（注：Richard Cary,Sarah Orne jewett,Twayne,1962,p.145.）
朱厄特在这部作品中采用了一种双重女性视角。女叙述人实际上代表了朱厄特创造意识的两个侧面。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那个成年后离开故土走南闯北见过世面的作家朱厄特，她从旁观者的角度向读者描述了一个闭塞颓败的小渔村。这种以旁观者作为叙述人的做法实际上是作家的一种策略，意在为自己的故事增加一些客观力度，而作家对于自己故乡的认识只有通过与外面大千世界的比较才能达到某种广度和深度。朱厄特自己曾说过，一个人只有认识世界才能真正了解自己的村庄。（注：Warner Berthoff,"The Art of Jewett's Pointed Firs",Women Writers of the Short Story,Prentice-Hall,1980,p.12.）她也是这样教导文坛新秀凯瑟的，她劝她既要和自己的背景材料融为一体，又要保持一定距离，不要站在正中间。（注：Richard Cary,Sarah Orne jewett,Twayne,1962,p.61.）另一方面，叙述人也为作者传递了一种感情信息。周游过世界的朱厄特并没有忘却故土，相反，她对她所挚爱的家乡倾注了几乎全部的笔墨，作者和叙述人之间的信息传递和感情交流达到了一种高度的契合。
朱厄特的这两种意识自我在叙事结构中是由第一人称叙述完成的。书中的叙述人本身就是去海边渔村度假的女作家。作为隐含的作者的替身，她在作品中是作为行为的旁观者和参与者的双重身份出现的。在多数情况下，她是让人物自己讲述自己的故事。叙述人则为给读者引见人物，形容讲话人的音容笑貌，介绍场合地点，记录时间的流逝。但她同时又是人物行为的阐释人。读者是通过她走近那些人物的。作者组织素材的精湛技巧使叙述人巧妙地穿插于各个人物故事之中，成为读者的向导。她那些貌似不经意的评论为读者穿透叙事表层、领略事物的内在涵义起到了桥梁的作用。而作品中人物的世界正是通过这些“故事中的故事”（注：Richard Cary,Sarah Orne jewett,Twayne,1962,p.15.）才展现在读者的面前的。
在书中的某些部分，叙述人也成了行为的参与者，“鲍登家族聚会”这一部分就是典型的例子。她谈自己如何对这个小村庄和村民怀有好感，怎样为他们恬淡的生活方式所吸引。她甚至应邀参加了鲍登家族的大聚会，作为家族的一员加入了他们游行的行列。叙述人有一瞬间也为自己被村民接受感到欣喜。但她对于自己的环境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她富有同情的叙述把我们带进了登奈兰丁的世界，她最后从那里离去时，又把我们带了出来。她和我们最终都不真正属于那里。登奈兰丁成为象征意义上母亲时代的世界，女儿的时代已经与这个世界有了一定距离。但它仍然是一个使灵魂得到抚慰、使精神得以再生的地方。它是女儿的精神源泉，并赋予女儿以艺术灵感。（注：Jasephine Donovan,"Sarah Orne Jewett's Critical Theory:Notes toward a Feminine Literary Mode",Critical Essays on Sarah Orne Jewett,ed.,Gwen L.Nagel,G.K.Hall,1984.p.219.）叙述人的登奈兰丁之行不再是一次单纯意义上的度假，它变成了一种独特的女性心理历程和一种精神的升华。在她从追忆性的角度回首自己的体验时，叙述人也不无惋惜地认识到，这个小村庄里发生的一切既是美好的，又是即将消逝的，书中和书外的作家对此流露出深深的眷恋，同时也带有几分无奈。
朱厄特高超的人物塑造早已是不争的事实。实际上她作品的最精彩之处就在于她对那些生活在贫困之中的妇女既富有感情又十分深刻的刻画。她曾对威拉·凯瑟说过，她的脑海里满是那些可爱的老房屋和老太太，每当这两者在她头脑里碰到一起，她就知道又有一个故事冒出来了。（注：Richard Cary,"The Literary Rubrics of Sarah Orne Jewett",Critical Essays on Sarah Orne Jewett,ed.,Gwen L.Nagel,G.K.Hall,1984,p.203.）她笔下的女性多为上了年纪的妇女。这不仅是因为那些年长的妇女继承和维护了过去的价值观念，也是因为在缅因一带年轻人大多已弃乡村而去。需要指出的是，当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年轻人特别是男人纷纷离开家乡涌向大城市时，是妇女留下来肩负着生活的重担，面对着贫穷、衰败和疾苦。正如美国女权评论家简·汤普金斯指出的那样，逃脱是女性作品唯一不向读者推荐的生活方式。（注：Jane Tomkins,Sensational Designs:The Cultural Work of American Fiction,1790-1860,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p.175.）19世纪男性作家的经典作品中常以主人公逃离文明社会作为反叛的方式，与此相反，朱厄特的笔下是一群在已丧失了经济活力的乡村小镇坚持生活下来的妇女。朱厄特是把女性作为生活的砥柱来描写的。她塑造的女性角色身上实际上就有某些所谓的男性素质。但朱厄特更强调女性素质的优越，强调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不可取代的作用。朱厄特作品的主题不是婚姻生育，也不是年轻女性为争取个性解放而进行的斗争，她努力表现的是在那些在逆境中顽强生活、具有忍耐精神的女性。同时她也善于表现女性细腻的感情和丰富的精神世界，这使她的作品具有极大的艺术感染力。
《尖尖的枞树之乡》中的几位主要女性角色都是青春不再而生命活力依旧的女性形象。阿尔米拉·托德是一位集独立、自给、智慧、实际等品质于一身的女性。她以采集、种植、炮制和出售草药为生，间或也将房屋出租给城里的来客。她待人和善，机智幽默，与当地医生一起为村里人治病，是当地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人物。读者很快就发现她不是一个孤独无靠、勉强糊口的寡妇，她坚强的个性、内在的睿智和勤勉的劳动使她早已成为自己命运的掌舵人。她优良品质的另一面是与自然界的高度和谐。朱厄特把她描绘成了大地母亲的化身。大地母亲无比开阔的胸怀、洞察万物的智慧在这位乡村女性的身上得到了最完善的体现。与自然界的浑然一体又使托德夫人深谙生活的奥秘，作为村里的百事通而深得村民的爱戴。托德夫人坚毅的外表下蕴藏着丰富的感情。在一次外出采药时，她对女房客诉说了自己的经历。她年轻时爱情受挫，后来嫁给一个自己不爱的男人。那男人对她百依百顺，她对他却只有可怜和敬重。他们曾坐在海边一起憧憬过今后的生活，他后来在一次暴风雨中淹死在海里。托德夫人把自己的悲伤和不幸深深地埋在心里，依旧以一种乐观精神对待生活。只有在她面对汹涌的大海敞开心扉时，内心悲痛的波涛才倾泻而出。在叙述人眼里，她魁梧的体魄在斜阳下犹如古希腊悲剧中孑立在忒拜草原上的安提戈涅。
《尖尖的枞树之乡》里还有两位令人钦佩的女性。托德夫人的母亲布莱克夫人已经年过八旬，与儿子两人住在枞树环绕却几乎是荒无人烟的格林岛上，但她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对现在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希望使她始终保持着青春和生命的活力。枞树之乡成为象征着传统延续和生命长久的所在地。朱厄特对这个小岛的描绘带有很浓的田园色彩，它是一个“使人向往作为永久栖身之处”的地方，是一个“小而完整的大陆”。在叙述人看来，这个与外界隔绝的小岛给人以无限的空间和时间感，使人可以忘却自我，忘却名利，忘却尘世中的一切烦恼和喧嚣。叙述人在这里感到一种城市生活中从未有过的平静和安谧。
埃斯特·海特也是一位身处逆境不低头的女性。为了偿还债务、赡养老母，她放弃了教书生涯到深山牧羊，身边只有瘫痪在床、因疾病折磨而变得性格乖戾的母亲相伴。对于现代读者来说，埃斯特的举动似乎不可理喻，因为她与托德夫人的弟弟威廉相爱定婚已有多年，虽然威廉自己也有一个年迈的老母，但他并不反对婚后把岳母接来一起生活。然而埃斯特有些令现代人不解的决定正是朱厄特极力强调的女性品质。埃斯特是一个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为母亲养老送终的坚强女性。她与恋人订婚多年仍坚持自己支撑家庭的重负，宁愿忍受感情上的折磨而不屈服于环境的压力和乖蹇的命运。朱厄特塑造的这些充满自信、自助自强、有感情、有个性的女性形象体现了作者心目中理想人物的本质，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相比之下，《尖尖的枞树之乡》中的男性角色颇为逊色。在新英格兰地区的经济几近停滞之后，男人驰骋海疆的时代已过，已经不再是生活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或沉溺于往日的辉煌之中，或本身性格便有某些明显的女性特点，或从事一些女性化的劳动。在朱厄特笔下，他们位于生活的边缘，是些值得怜悯和同情的人物。利特尔佩奇是个行为举止古怪、带点神秘色彩的退休船长。他早年率船航海，现已赋闲在家。多年的船长生活使他不仅言谈举止带有几分尊严，还因大量阅读而博学多闻，莎士比亚和弥尔顿在他的谈话中不断出现。他深深怀念以前海港的繁荣岁月，叹惜如今生活的颓败。时过境迁，他无回天之力，唯有喋喋不休地发牢骚。他认为当年人们出海可以“见识世界”，而如今的生活方式使人视野狭隘，已经不存在“眼界开阔的思想”。这位精神已有些错乱的老船长还讲述了他到北极的一次旅行。在那里他见到一个居住着奇异生灵的村庄。老船长把这个神秘的小村庄称作“今世和来世之间的驿站”，这的确是恰如其分的比喻。因为老人与现在的世界早已失去了联系，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仅存在于想象之中，他只能依靠幻想生活，只能靠回忆过去的辉煌打发岁月。他是作者建构的社会和文学创作中的边缘人物。
朱厄特笔下的另一种男性则是性别角色互换的产物，或者说是男性表象下的女性。托德夫人的弟弟威廉就是这一种类型的例子，在他身上可以看出许多女性的特点。他在格林岛周围的海面上打鱼，养活自己和老母，同时扮演着儿子和女儿的双重角色。他虽已年过六十，但生性羞怯，几乎不敢跟生人交谈。他既缺乏母亲的活力也没有姐姐的魄力，这个孩子般的老人头脑简单，不谙世故，看上去更像个天真无邪的女孩子。
在一个名叫伊莱贾·蒂利的老渔民身上，最明显地表现出朱厄特这种性别角色互换的写作特点。蒂利是一个从事女性劳动的男性。在叙述人去蒂利家访问时，他正在织袜子。蒂利的妻子于8年前去世，只剩下他一人孤苦伶仃地活着。他把自己简陋的家保持得和妻子在世时一样整洁，以此来表示自己的哀思。他洗涮缝补，做着妻子做过的那些事，默默地打发着时光。对他来说，只有妻子所希望看到的那种家庭环境才有意义，所以，他拒绝别人的帮助，惟恐打乱妻子建立起的家庭秩序。更值得一提的是，朱厄特还赋予蒂利这个人物以通常只有女性才具有的多愁善感。蒂利叙说了对已故妻子刻骨铭心的眷恋，他羞愧地提到早年他出海打鱼时妻子如何担惊受怕，如何坐在窗前眼巴巴地盼望他归来。他曾经取笑她那些“胆小的念头”，而现在他完全理解了妻子的那种期盼心情。他自己如今有着与妻子当年同样的心情。他们的位置交换了，现在不再是妻子盼他归来，而是他像盼望永远不会返航的渔船那样盼望着奇迹的出现，幻想着有一天妻子会从门外一步跨进。怀念妻子已成为这个老渔民的全部生活内容，连时光也无法减轻妻子去世为他带来的痛苦。日复一日，这位因丧妻而失去生活重心的老人，以维持家庭的原来格局延续着自己永远圆不了的梦。他的哀诉不仅仅是对死去的妻子以及他们一起度过的那些时光的怀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对整个枞树之乡那种将不复存在的生活方式唱出的一曲挽歌。
朱厄特的女性话语特征不仅表现在叙事视角和人物塑造上，她作品的主题思想也反映了女性作家通常所关注的问题。女性与大自然的认同是贯穿于《尖尖的枞树之乡》的主题。美国人一向以征服大自然自诩，美国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向西部拓进的历史。从踏上美洲新大陆起，欧洲移民就开始了对树木的砍伐、对动物的杀戮以及对与自然和睦相处的原始部落印第安人的驱赶、掠夺甚至种族灭绝。在美国人把荒原变为良田、继而变为繁华城市的过程中，人类对于大自然的蹂躏既是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也造成了令人痛心的后果。文明社会的建立，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以对大自然的破坏作为惨痛代价的。尽管有些敏锐的美国人表现出对于美国社会发展进程中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的忧虑，但从整体来看，美国人开拓西部边疆、征服蛮荒之地的历史把人与自然置于一种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对立关系之中。在众多的美国经典文学作品中，人是作为征服者受到赞扬的，而在朱厄特的作品中，读者则领略到一种完全不同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尖尖的枞树之乡》里，对于自然的描绘俯拾皆是，新英格兰地区旖旎多彩的自然景色在朱厄特的笔下得到了十分形象的再现。这也是朱厄特一向被誉为优秀的乡土作家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朱厄特不是单纯为描写自然而写自然，也不仅仅以自然作为故事的陪衬或背景。自然在《尖尖的枞树之乡》里不是以被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相反，自然在肉体、道德和精神上全方位地影响着人。它可以给人以力量，给人以启迪，也可以塑造人的性格。自然是人类行为和感情的背景，当人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时，他们就成为自然界生命的一部分，成为宇宙运行的一环。自然也是一种力量，它使人类感到世界万物的存在和目的。人类观看日出日落，星转斗移，人类倾听大海、田野和森林的话语，他们就感受到宇宙创造力量的意义，自然成为最后的现实和真理。同时，自然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时刻对想要征服它的人抱有敌意。朱厄特并没有忘记向读者展示自然界的威力。作品在描绘自然界的秀丽和诱人之时，也表现了海上暴风雨的狂虐、冬日刺骨的寒风以及新英格兰山区的荒凉贫瘠。朱厄特揭示了人和自然的相通，人类与自然都有盛衰与死亡，都有美丽和丑陋。她更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和睦相处和相互依存。自然不是人类施虐的对象，而是与人类密切相关，能够满足人的物质和精神需要的客体。人类在与自然的这种亲密关系中产生的是尊严、坚强和对上帝的信念，因为上帝以同样的东西创造了人与自然。人和自然的和谐在
托德夫人和她母亲身上得到最充分的体现。她们在朱厄特笔下似乎就是自然力量的化身。叙述人称托德夫人“懂得自然的原始力量”，她采集、种植、炮制草药为村民治病的本领令人钦佩，而她的智慧和敏锐的魄力无不归于大自然的惠赐。布莱特夫人旺盛的活力犹如一曲生命的赞歌，她俨然可与围绕格林岛那些挺拔、翠绿的枞树媲美。女性与自然的交融在这些人物身上达到了完善境界。
与朱厄特所讴歌的这种人类与自然唇齿依存的关系相对立的是工业资本主义发展所造成的人与自然的异化。朱厄特怀念行将逝去的那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乡村经济的衰败与工业社会的兴起有着直接的关系，而工业城市发展的更严重后果是使人们逐渐远离大自然，日益把生活目标转向追逐利润和金钱，长此以往，人们便失去了人与人之间那种和睦关系，把人际关系建立在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上。同时，人还会失去对精神的追求和开阔的视野，变得鼠目寸光、狭隘庸俗。作品多次以乡村生活的幽静简朴反衬出城市生活的喧闹与无聊。因为大量青壮年在工业化的浪潮中涌进城市，朱厄特显然以此表现出女性与大自然的认同，衬托出男性与工业文明的认同。在朱厄特眼里，尖尖的枞树之乡不是什么与外面世界隔绝的荒山僻壤，而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完整世界。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朱厄特给予家庭和社会以高度的重视。她在对女性和自然的认知和表述中建构了一种理想的社会与人际关系。家庭和社会活动在作品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作家以饱含深情的口吻对登奈兰丁这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小村庄里发生的一切娓娓道来，而这个小村庄是以她自己的故乡为原型的。作家熟悉家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她曾说过，家乡的每一处灌木丛和每株树都好像是她的表兄妹，（注：Richard Cary,Sarah Orne jewett,Twayne,1962,p.34.）而“生活的真正戏剧”只有在“萧条的小乡村里”才能找到。（注：Jasephine Donovan,"Sarah Orne Jewett's Critical Theory:Notes toward a Feminine Literary Mode",Critical Essays on Sarah Orne Jewett,ed.,Gwen L.Nagel,G.K.Hall,1984.p.216.）朱厄特花了许多笔墨来描写村民普通的日常生活，而在这些普通人平凡的生活中闪烁着真善美的火花，包涵了深远的生命哲理。朱厄特描写村民们的日常琐事，她的笔触及日常生活的各个细节，包括烹饪、纺织、缝纫、刺绣这样的家庭活动。她还将社会描绘成一个大家庭，赞扬女性在管理社会大家庭中的作用。她最热衷于以那些老年妇女（其中许多是老处女或寡妇）来表现新英格兰地区的特色。她以同情和钦佩的口吻叙述她们充满艰辛的过去和现在，揭示她们身上体现出的坚强、独立、勇敢精神，认为只有她们才是人类美好品质的继承人，在她们身上读者依然可以看到那种濒临死亡的古老文明传统。在这个的社会大家庭里，妇女依旧扮演着传统角色，但她们同时又是家庭的顶梁柱。她们以无比的勇气和毅力来对付贫穷和困难。男人在家庭里不是主宰，他们与女人同操家务。当这种家庭模式扩展到社会生活中时，我们看到一种新型的社会模式，一种与父权社会中那种男尊女卑迥然不同的更为平等的男女关系。这里，作者再次表述了女性为生活主体的创作意识。
这种强调家庭纽带、母爱、睦邻关系的社会模式必然伴随着一种和睦友好和相互支持的人际关系，这与金钱社会里尔虞我诈的关系相去甚远。且不说前面提到过的那些家庭成员相互间所表现出的感人至深的亲情，一般人之间也存在着一种相互体贴、相互理解的人情味。朱厄特笔下也有不少乡土文学作品中常见的那种乡村小镇里的怪僻之人，但他们并未受到歧视。于是读者便读到人们对于那位神志有些恍惚、整日滔滔不绝的老船长利特尔佩奇的宽容，读到对那位自年轻时因遭受失恋的打击便终生拒绝与人为伴的乔安娜·托德小姐的同情，读到对因与英国女王同日出生而且有许多其他巧合而自认为是女王孪生姐妹的艾比·马丁夫人的理解。朱厄特还在作品中特别宣扬了女性之间的深厚情谊。女性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支持成为维系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纽带，成为她们面对贫穷、疾病、死亡时的重要精神支柱。这种优秀的妇女传统也是许多女作家作品中所大力提倡的。19世纪末新英格兰地区边远乡村里的生活是枯燥艰苦的，但村民们在这种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里自能找到乐趣，他们简朴恬淡的生活也揭示了朱厄特所崇尚的理想生活模式和人际关系。
19世纪末的美国文坛第一次出现了女权主义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打破了传统文学中渗透着男性偏见的女性角色模式，大胆塑造了敢于向传统社会挑战的新女性形象。这些新女性反抗男性文化强加于他们的种种角色，拒绝把家庭和孩子作为自己的最高职责，追求自我实现而不是自我牺牲。而更具有激进思想的女作家则率先在文学作品表现了妇女的性意识，呼吁男女在性关系上享有平等权力。朱厄特尽管没有像同期的一些女作家那样高举女权主义的大旗，但在作品中也表现出对于妇女生活和地位的极大关注。她坚持从女性的视角写作，以女性的体验为写作中心。虽然她笔下的女性仍然扮演着妻子、女儿这些传统角色，但她将她们描绘成家庭和社会的栋梁，把女性定位于文化的权力中心。朱厄特还使女性和自然互为象征，互具意义，从而否定了男性和女性之间、以男人为化身的人与大自然之间的奴役与被奴役关系。这些在当时男权统治的社会里也都具有相当超前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