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与地域文化研究·
王阳明“用夏变夷”的族群管理思想与策略研究*
王中原
(赣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 赣州 341000)
摘 要： 多民族国家如何对不同的族群进行有效管理是一个重大课题。一代大儒王阳明曾对此进行了有益探索。他的基本思路是“用夏变夷”，认为“天下无不可化之人”，应采取“顺其情不违其俗，循其故不异其宜”“剿抚结合，以抚为主”的措施实行因时制宜的整治。他的族群管理思想启示后人，在坚持平等、互爱和信任的基础上，以教育和感化为主要手段，充分调动不同族群自我管理积极性的同时，应多管齐下方能够达成长治久安的社会治理目标。
关键词： 王阳明；用夏变夷；族群管理思想
族群在民族学中是指地理上靠近、语言上相近、血统同源、文化同源的一些民族的集合体。我国传统的族群划分依据主要是基于文化上的差异，而非种族、血缘的区别。因此，族群的边界是柔和、可变的：我族和他族、主体民族和边缘民族之间都可以互为进退、相互转化。有学者指出：“华夷之辩并不含有种族或民族上的排他性，而是对一个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的认识和区分”“所谓中国有恶则退为夷狄，夷狄有善则进为中国。”[1]究竟如何管理这些族群，不同时期的统治者态度却不尽相同。总体上说，古代的华族重视与夷族的和平相处、共同发展。但明朝却是个例外，统治者凭借强大的战争机器，随时都会撕下怀柔面纱，露出“犁庭扫穴”的狰狞嘴脸，对不肯屈服的民族发动“残酷屠杀”和“围剿”，致使民族关系紧张、边境难以安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明朝的每个官员都赞成这种族群管理方式。一代大儒王阳明就从良知学说出发，主张采取灵活的手段来处理族群关系。
一、王阳明与少数民族族群的交往
王阳明同少数民族的交往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正德三年，他因仗义执言上书朝廷被处以廷杖四十、下狱并被流放至贵州修文的龙场，与彝、苗族人民相处将近两年。第二次是正德十二年，南赣地区发生匪乱，王阳明奉命处置，在前后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使南赣匪患平息。南赣自古即是族群互动的大舞台，苗、越、汉、瑶、畲等族在长时期的迁徙、融合过程中最终在这一区域形成为大族群。第三次是嘉靖六年，广西的瑶民和壮民发动民变，嘉靖帝任命他总制江西、湖广、广东、广西军务，出征梧州平定两广乱局。
(一)同贵州少数民族的交往
1508年春天，王阳明来到了人生的伤心地——龙场。此次到龙场，属于流放边疆的性质；此次贬官，用今天的话语来说也属于断崖式降级。初到龙场，人生地不熟，生活条件之简陋常人难以想象。王阳明写道：“连峰际天兮，飞鸟不通……异域殊方兮，环海之中。达观随寓兮，奚必予宫。魂兮魂兮，无悲以恫”。[2]952好在当地的彝民们很快就接纳了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尽管双方服饰不同,语言不通,习俗各异,但是少数民族纯朴真诚的民风，粗犷豪爽的性格,拉近了王阳明与他们的距离。他亲身参加了各种生产劳动并主动向当地少数民族群众学习生产技术。同时，亦因王阳明为人谦虚，性情诚挚，态度和蔼，双方逐渐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在龙场时期，当地土著不仅与王阳明和谐相处，还主动为他排忧解难，维护王阳明的人格与尊严。正是因为土著人的优待，才使他能够挺过“居彝处困”的艰难时光而成就不世伟业。然而，他对少数民族的态度仍然十分复杂,表现出鲜明的阶级性。他仍持有明显的所谓华夷之分,在其诗文中对少数民族仍沿用传统汉文化的如“群僚”“蛮夷”等称谓，流露出对少数民族的轻蔑之情；在对待少数民族起义问题时,王阳明更多地是站在明王朝的立场上，斥之为祸端、甚至亲往镇压。如在龙场时,他曾写信给安贵荣,命令他平定水东苗民的造反。[3]
(二)王阳明与南赣少数民族的交往
南赣地处江西、福建、广东和湖南四省交界处，这里山高谷深、森林密布，瑶、壮、畲和汉族杂居一起。历来此地由于远离京师，朝廷鞭长莫及，山贼们经常蠢蠢欲动，占山为虎、坐地为王，打家劫舍、侵扰百姓、无恶不作。这里的劫匪主要有以谢富珊、蓝天凤和池仲容为首的三大力量。尽管官府曾多次对他们采取剿灭行动，却屡次失手，束手无策。正德十一年，朝廷再次痛下决心要平定山贼。在时任兵部尚书王琼的力荐下，王阳明奉命为左佥都御史兼提督南赣汀漳军务。他采取的策略是先摸清山贼情况，然后再对他们实行各个击破。首先，他实行十家牌法，切断山贼与老百姓的联系，孤立山贼；其次，充分运用心理战瓦解了大部分的劫匪；最后，运用策略诱捕了部分顽固的贼首，在短时间内聚而歼之。前后不足两年，南赣匪患顿息，王阳明因此也声名大振。
(三)同广西少数民族的交往
如果说，王阳明与贵州少数民族的相处以和谐交往、安抚教化为主基调的话，那么广西的少数民族似乎就没有这么幸运。原因不难理解：去贵州时，王阳明是戴罪之身，处于人生的低谷，低调行事也算一种明哲保身；但到他征思田、平八寨叛乱时，已是功成名就，任何大风大浪都经历了；另外，他去广西时，广西已经是混乱不堪，没有霹雳手段就不能奏效。嘉靖初,整个社会已动荡不已,明朝统治已危机四伏，内忧外患日益严重。从外患看，倭寇掳掠东南沿海愈演愈烈，王朝数十万官兵抵御无力；安南(今越南)统治者不时入侵广西边疆，广西边境人心惶恐不安。外患加剧了内忧，广西这片土地已经民无宁日：一是土司势力逐步强大,为争夺地盘而干戈不止；二是土司内部为争世袭地位而相互残杀；三是壮、瑶等各族人民反抗明朝统治的斗争已成燎原之势。朝廷遂决定启用定南赣、平宁王的王阳明。在推脱未果的情况下，他奉朝廷“节制诸司,调度军马,抚剿贼寇,安联兵民”[2]1425的旨意,于嘉靖六年底(1527年)来到广西。面对当时复杂而激烈的社会矛盾,王阳明借助朝廷给予的“便宜行事”的特权，以快刀斩乱麻的霹雳手段招抚了田州、思恩的卢苏和王受之乱，对八寨的瑶、壮乱民予以坚决的镇压，之后设立书院，延师讲学，倡导良知来实现“用夏变夷”的意图。
二、王阳明的少数民族族群管理思想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计算机存储和通讯等技术的提升促进了图书馆自动化系统的不断完善［5］，集成了包括采访、编目、流通等在内的主要功能，逐渐形成图书馆集成管理系统［6］。Sirsi、Dynix、ExLibris、Innovation Interface Inc．等众多知名图书馆系统软件供应厂商在这个时期成立。
(一)“人性之善,天下无不可化之人” ——基本理念
性善论是古代儒家的基本理论。孟子曰：“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无疑，王阳明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他说：“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2]69“自己良知原与圣人一般，若体认得自己良知明白，即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矣”。[2]59只不过，王阳明使用的不是“性善”一词，而用“良知”取而代之。良知学说是王阳明整个哲学的基础，是王阳明为政、为教和为学活动的指导思想。他认为“土习益偷，风教不正”，是当时“理学不明,人心陷溺”所致。他把“夷”之野蛮归咎于理学的缺陷，应该是有道理的。因为，“夷民”们并非没有良知，生下来就野蛮，只是由于当时教化未开、良知不明才造成这种状况。据此，王阳明从儒家心学“性善论”出发,表示他更加相信“人性之善,天下无不可化之人”[2]894的观点。
1.2.2 橡胶草悬浮细胞培养 选用继代2次且生长良好的胚性愈伤组织0.6 g（鲜重），用镊子夹碎，呈小颗粒状，接入150 mL广口瓶中，加入50 mL液体MS培养基，置于25℃恒温摇床上110 r/min、光照强度2 000 Lx、光照时间14 h/d。培养期间，每隔一段时间继代1次。在进行悬浮细胞继代时，将培养瓶内的液体摇匀，吸取广口瓶中1/3的培养液至新的50 mL MS+6-BA 1 mg/L+NAA 0.5 mg/L液体培养基中，进行液体继代。当液体培养基中的小颗粒继续生长至2～3 mm时，用镊子将愈伤组织夹碎放入新的液体培养基中，进行愈伤组织颗粒继代。
登子总是第一个到达卸货的卡车边。他总是挑最重的东西背，总是比米九和措姆跑得勤。有些时候，汗水嗒嗒地直往下滴，只有要流到眼里时他才用胳膊肘擦一下，等一卡车的货下完，登子的腰半天都打不直。当他拿到七、八角的卸货费时，那眼里的神情，恨不得匍匐在这钱脚下。
王阳明从人是自然的产物，不同的风土人情造成人禀赋差异的理论出发，得出管理不同的人群就得有相应的措施与方法的结论，体现了他“万物一体”的世界观。所以，他对于实行土官还是流官制度这类事情都是从利国、益民的高度，通盘予以考虑的。他说，假若设流官而“夷”民驯服，就应该设置流官；假若去除土官而“夷”民驯服，就不一定要设土官。从近期的情况来看，如果不推行土官制度，“夷”民会更加叛乱、造反。因此，只要是仁人君子都不会安忍“夷”民之背叛而坚持废除土官。但从长远看，听任土官势力做大，终究会有失控的一天，必须早做准备以防不测。所以，改土归流制度缺乏的是对“夷”民利益的现实考虑，不应该将它绝对化、一刀切；而实行“土流结合”的管理制度既是从长计议、也关照到了现实，故尽管有阻力、但不能知难而退。
(二)“顺其情不违其俗，循其故不异其宜” ——基本原则
乡约是邻里乡人为改良社会风气、维持社会秩序以及相互协助救济而自发订立的一种制度，它通过乡民受约、自约和互约，来保障乡土社会成员共同生活的正常进行。王阳明推行《南赣乡约》适应了秦汉以来传统社会秩序与社会结构的需要，也兼顾到了当时南赣地区特殊的风土人情以及相对闭塞的自然环境的现实。
《南赣乡约》之所以能够作为社会整治的主要手段，起到乡民自治的作用，与乡约运行的组织结构、运行方式和运作程序，以及明确的规约紧密相连。首先，《乡约》有着比较严密的组织机构，成员分约众、约长，约束形式有自约和互约，约长由乡民选举产生，自治的性质比较明显；其次，《乡约》有具体、细致的规定,有较强的操作性：反对办丧事时大作佛事，或盛设宴乐，反对增加赋税等，并对违反之人呈官府处理。再次，乡约处理问题有固定程序：先由约长对约内成员的善行、恶行公之于众，然后对善行进行表扬，对恶行进行批判并对天发誓，保证以后不再违反。最后，乡约通过赋予约长部分租税处置权来保证约长履行职责的权威性,约长可动用经济手段对违约行为进行处罚。当然，最重要的是，乡约发挥扬善抑恶的基本功能还要依靠地方军事力量，对顽民则可“请官兵灭之”。可见，乡约是“有军政力量保证实施的、带有一定宗教色彩的乡民自治组织”。[4]
酒香也怕巷子深。面对化肥产能过剩、化肥品牌混杂的现状，天脊集团紧紧抓住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良好机遇，坚定天脊产品自信和天脊品牌自信，认真思考“如何把品牌优势、产品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利润优势”这一主要课题，积极探索市场深耕、市场转型、市场变革、市场需求的新路径，进一步突出天脊化肥的核心竞争力，充分展示天脊化肥对提升农作物产量和品质不可替代作用。
正因为人之本心即是良知，且良知人人皆有，故圣贤与凡夫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但是，之所以现实中有圣贤、愚夫和不肖之人的差别，主要原因在于修炼功夫的欠缺和本心复明程度的不同。所以，只要每个人肯在心上用功，必然能够复其本性、成为圣人。他曾在《何陋轩记》中深刻剖析了龙场少数民族的内在本质，批驳了“居夷鄙陋”和“蛮夷不可化”的谬论。他认为，对苗、彝少数民族只要通过“教化”,引导他们回归心本体——良知，他们都可以成圣成贤。王阳明说：(夷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绳之木,虽粗砺顽梗,而椎斧尚有施也,安可陋之”？[2]890他并不对龙场苗、彝族土民“结题鸟言,山楼抵服,无轩裳宫室之观,文仪揖让之褥”“崇巫而事鬼，读礼而任情，不中不节”的特质有所嫌弃,反而认为他们正因为这些才具有如此“淳庞质素”。所以，王阳明的基本主张是如果对他们施以“教化”的话,“其化之也盖易”。此观点正如西方教育理论所说的“白板理论”，在一张白纸上可以随心所欲地绘出你想要的图画。
(三)“立土官以顺其情、设流官以制其势与分土目以散其党”——基本制度
在确立了“因其俗而顺其情，循其故不异其宜”的管理原则的前提下，如何设置一种地方行政机构相互牵制的制度，王阳明也是颇费了一番心思的。他的基本思路是：以设置流官知府节制土官知州，以设置土巡检司架空知州。如此以来，土官上有人监督，下面有人牵制，想折腾都感觉到力不从心。具体思路如下：
第一，“设流官知府以制土夷之势”。王阳明说：“思田初服，朝廷威德方新，今虽仍设土官，数年之间，决知可无反侧之虑。但十余年后，其众日聚，其力日强，则其志日广，亦将渐有纵肆并兼之患。故必特设流官知府以节制之。”[2]481从短期看，设立土官足以安宁地方了；但从长远看，要保持边疆的稳定，必须在思恩、田州两地，在最高层地方机构上设立府治，由流官担任最高行政长官，来节制土官的行为。如果土官长期掌管一个地方，必然会有“纵肆并兼之患”。
第二，“立土官知州以顺土夷之情”。在府之下，设立州，用土官担任首领，这样便于通过土官与边民的情感沟通、加强凝聚力；相对而言，流官却无此方面的优势。他说：“岑氏世有田州，其系恋之私恩久结于人心。今岑猛虽诛，各夷无贤愚老少，莫不悲怆怀思，愿得复立其后。故苏、受之变，翕然蜂起，不约而同。自官府论之，则皆以为苗顽逆命之徒；在各夷言之，则皆自以为婴、臼存孤之义。”[2]483“以夷制夷”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是王阳明族群管理思想的一个核心理念。
作为心学大师，对于如何管理少数民族，王阳明强调要用智慧，要以儒家思想对“夷民”们进行教化，使他们恢复心中的良知，而变成“中国之人”，即所谓的“用夏变夷”。同时，王阳明也清醒地认识到，“夷”与“华”毕竟在风土人情、礼仪习俗上存在巨大差异，因此需要管理者因时制宜、多管齐下，该抚就抚、该剿即剿。
第三，“分设土官巡检以散各夷之党”。如果把知州的地盘划得过大、过宽，土官造反的能量就会大增；如果不给予一定的势力范围，他们又会心存不满。于此王阳明想到了一个让土官“势分难合”“地小易制”的釜底抽薪办法。在重新划设州治的同时，知州下设置巡检司，土巡检直接向知府纳粮、提供军需，并赋予他们财产、官位世袭的特权。这样，知州很难控制土巡检，土巡检之间也相对独立，故很难抱团对抗朝廷。王阳明说：“如此，则土官既无羽翼爪牙之助，而不敢纵肆于为恶；土目各有土地人民之保，而不敢党比以为乱。此今日巡检之设，所以异于昔日之土目，而为久安长治之策也”。[2]485
3月16日，福建省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和省食品药品监管局下发《福建省2018年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示范点创建及考核验收工作方案》。《方案》提出，在巩固提升2017年小作坊示范点创建成果的基础上，到2018年底，全省新建成100家小作坊示范点，通过示范点创建，打造一批生产过程管控严格、食品安全有效保障的标杆单位，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小作坊示范典型，基本形成一点带一片的良好示范带动格局，引导和推动福建省小作坊规范生产、健康发展。此外，福建省从2018年省级食品安全专项资金中安排200万元，通过以奖代补的方式对评选确定为示范点的小作坊（不含厦门）给予补助，补助标准为2万元/家。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王阳明在对待少数民族的态度上，有大汉族主义情结。他说：“盖蛮夷之性，譬犹禽兽麋鹿……故必放之闲旷之区，以顺适其犷野之性；今所以仍土官之旧者，是顺适其犷野之性也……今所以分立土目者，是墙墉之限，豮牙童梏之道也……今所以特设流官者，是守视苑囿之人也。”[2]480很明显，王阳明将流官看作“守苑囿之人”，将土著民比喻成“麋鹿”，而将土官之设当作“墙墉之限”。意思是流官管理土官、土官管理“夷”民，就像是人看动物在笼子里面表演。
为什么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多种治理手段交相为用呢？王阳明的理由是：“天下郡县之设，有大小繁简之别、中土边方之殊，流官土袭之不同，盖亦因其广谷大川风土之异气，人生其间，刚柔缓急之异禀，服食器用，好恶习尚之异类，是以顺其情不违其俗，循其故不异其宜，要在使人各得其所，固亦惟以乱民而已矣。”[2]479意思是，不同的地方由于风土人情的不同，人们所被赋予的秉性也就不一样；如果固执地强迫采用中土治理之策，其结果只会造成民乱。
三、王阳明少数民族族群管理的策略方法
(一)制订乡约，推行自治
王阳明的“人性之善,天下无不可化之人”观点奠定了他教化活动的哲学基础。在这一指导思想下，他深刻地认识到，不同民族由于秉性的差异、文化的差别，采用统一的管理模式肯定行不通。因此王阳明多次上书朝廷，阐述自己因时致治的边疆民族管理原则。比如在处置思田民变的圣谕中，他对朝廷“尽诛之”的圣谕并不赞成。他在回复朝廷的信中说：“陛下之心，惟在于安民息乱，未尝有所意必也”。“意必”即必须、一定的办法，实际上他在说服朝廷，治理边疆不应该拘泥于用哪种特定的方法，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调水总干渠工程引水隧洞最大埋深1 100 m，埋深大于600 m的隧洞长约10 km，埋深大于900 m隧洞长约2.7 km，属深埋长隧洞，相应地应力很高。埋深130 m～600 m隧洞段最大水平应力约为6 MPa～20 MPa；埋深1 000 m左右的隧洞段最大水平应力近30 MPa。由于地应力的影响，在干燥和质地坚硬的岩层中可能发生岩爆，在软岩地层中极易发生塑性变形。
南赣乡约对社会风气改善起到了明显作用。乡约推行前南赣的社会治安形势是“溪谷凶民聚党为盗，视效虐劫，肆无忌惮。凡在虔、楚、闽、广接壤山泽，无非贼巢。大小有司，束手无策，皆谓终不可理。”[2]1642经过治理以后，南赣的治安状况大为好转。这从南赣等府、县的地方志可以得到印证：《南赣乡约》的推行使瑞金“近被政教，甑陶稍识，礼度趋正，休风惟日有渐矣”[5]，大庾“俗尚朴淳，事简民怡，为先贤过化之帮，有中轴清淑之气”，南康“士知守法，民皆力农，駸駸乎有振兴之意”。[注] 蒋有道,修.史珥,纂.疆域附土俗.南安府志:卷一,道光十七年刻本,第28页. 当地老百姓为纪念王阳明，为之立生祠，每年都到祠堂祭祀，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乡约治理的有效性。
The diplomatic vague language shows the art of diplomatic language.The official could combine flexibility and principle together to make a decent expression.
(二)办学讲学，推行教化
教化缺失是当时少数民族管理中的通病。王阳明说，“风俗不美，乱由所兴”。因此，每到一个地方，讲学、办学是王阳明为政活动的重中之重。据有关文献记载，阳明的讲学线路图中的龙冈书院、濂溪书院就是为教化当地的少数民族专门开设的。王阳明讲学活动的范围之广、学术影响之大，在当时无人可比。因此，有人说，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学问家在正德、嘉靖年间的书院讲学，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继南宋以来的第二个书院与学术互为表里、一体发展的趋势：新的理论在书院中崛起，新崛起的理论又推动书院勃兴。明隆庆年间,贵州巡抚阮文中在《阳明书院碑记》中描述了讲学的显著效果,“始贵人士未知学,先生与群弟子日诵良知之旨,听者勃勃感触,日革其浇漓之俗而还诸淳。迩者衣冠济济,与齐鲁并,先生倡导之德,至今不衰。”
王阳明的办学活动，主要集中在南赣和广西的思田。当时两地条件甚为艰苦，办学的困难程度难以想象。为使得社学顺利进行，王阳明着重从软、硬件二方面解决问题。从软件方面说，王阳明确立了“圣凡平等”的教育原则、“不执一偏”的全面教育内容、“因其性情”的教育规律、“明人伦”的教育本质和“知行合一”的教育目标，这些思想奠定了他的教育思想的基本理念。从硬件方面说，第一，他将寺庙改为社学场所。既做到移风易俗、破除了迷信，又解决了社学的校舍问题。第二，聘请当朝状元、福建市舶司副提举——舒芬等一批名噪一时的学人亲自执教，期望通过此举推动师资水平的提高。第三，多方筹措办学所需的经费。他力劝各级政府注意节约，并向社学教师“量行支给薪米，以资勤困”。[2]604
(三)土流结合，相互牵制
明初，为加强对边远地方的治理，朝廷曾在广西、云南实行废除土官、改由中央任命的流官进行统治，即所谓改土归流。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改土归流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反而成了明代社会秩序最为动荡的地区。弘治年间，广西思恩府土官岑睿和田州府土官岑猛相互仇杀，惊动了朝廷。王阳明临危受命，火速赴桂平乱。在招抚卢苏、王受之后,他即着手于田州和思恩地方的治理。
他在《处置平复地方以图久安疏》中陈述其策,称“宜仍土官以顺其情,分土目以散其党,设流官以制其势。”他将田州土府改为田宁府，设流官及流官衙门。田州仍设置土官，以岑猛季子为署州吏目，割原田州土府所辖四十八甲中的八甲归田州,剩余的四十甲分割成十七个土巡检司；思恩府原先已改流，乃割其地分设九土巡检司。土巡检司以岑氏以外的异姓土目为土巡检，直属于流官知府。这样，王阳明对田州既有改流、又保存土官,而且使土官、流官之间相互牵制；更重要的是土巡检的设置，从根本上削弱了土司的势力。“立土官以顺其情、设流官以制其势”以及“分土目以散其党”是王阳明因时致治的政治良知在治理民族地区事物上的明显体现，充分反映了王阳明的政治家才能。
(四)剿抚结合，便宜行事
上述三种措施是王阳明在和平时期对族群进行管理的主要策略，在动乱发生时期，他对待这些族群常用的手段主要有两种：一是宣传战，不战而屈人之兵。通常，他首先会在战前通过安民告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作好乱民的思想工作，劝其主动放下屠刀，对参与叛乱的人员从轻，或者免予处罚，亦即以“抚”为主。比如，平定南赣匪患时，他知晓当时造反的“乱民”大都是或被官府所迫，或被大户所侵，或被豪强所夺，错误起念而造反抢劫。于是他采取“围而不剿”的方针，还派人送去米粮、酒肉、银钱、布匹等物品，“乱民”颇受感动，多部首领率部投诚。二是，在认定“抚”不起作用的条件下，他才采取“剿”的办法。在这点上，王阳明毫不含糊，素以行动迅速、手段暴戾而闻名于当世。比如，他在赣州的祥符宫诛杀前来投诚的池仲容部头目时，快刀斩乱麻、兵不血刃，横行南赣多年的劫匪首领在几分钟之内就被轻易处决；在广西，他利用土官卢苏、王受的力量，在没有朝廷授权、也无任何征兆的情况下，断然向大藤峡、八寨的瑶民们发起攻击，诛杀三千多人，瑶民的大小据点被官兵摧毁殆尽。
王阳明的确无愧于一代政治家的美誉。他的“人性之善，天下无不可化之人”奠定了他族群管理思想的总基调，使得他在为政活动中对于不同的民族，整体上持有包容、开放的态度，这不仅为当时安定边疆立下了汗马功劳，更为后世如何促进多民族国家的交流与融合提供了有益的参考。王阳明族群管理思想给我们的启示是：族群管理只有在坚持平等、互爱和信任的基础上，以教育和感化为主要手段，充分调动不同族群自我管理的积极性，同时辅之以必不可少的强制手段，多管齐下，方能够达成长治久安的社会治理目标，实现社会的和谐共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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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Wang Yangming's Ethnic Group Management Thought and Strategy Based on "Han Nationality Assimilating Minority Nationality"
WANG Zhongyuan
( School of Marxism , Gannan Normal University , Ganzhou 341000, China )
Abstract: How to effectively manage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in multi- ethnic country is a major issue. The great Confucianism Wang Yangming had carried on a beneficial exploration. His basic thought was" Han nationality assimilating minority nationality", which held that" no people in the world cannot be cultivated", " doing the right thing at the right time” and" combining suppression and placating, giving priority to placating" . His ethnic group management thoughts revealed that, on the basis of equality, mutual love and trust, only the government took multi- pronged approach, such as education and probation could fully mobilize the enthusiasm of self- management of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and achieve long- term stability of social governance goals.
Key words: Wang Yangming; Han nationality assimilating minority nationality; ethnic group management
*收稿日期： 2018-12-13
DOI： 10.13698/j.cnki.cn36-1346/c.2019.04.018
作者简介： 王中原(1969-)，男，湖南双峰人，江西重点社科基地王阳明研究中心成员，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传统文化。
网络出版地址：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36.1346.C.20190610.1629.010.html
中图分类号： B248.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4-8332(2019)04-0098-05
责任编辑：朱学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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