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执政党的职能是什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执政党论文,新时期论文,职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代中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处于领导核心的地位。因此，党的领导是否正确有效，就决定了中国社会进步发展的方向和进程，决定了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兴衰成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尖锐而深刻地提出并论述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并重点解决“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的问题。党的十五大把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作为面向新世纪党的建设必须解决的两大课题之一。实践的推进已越来越清晰地昭示出这样的趋势：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必须不断改善党的领导，必须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而后者的关键是必须转变党的传统执政方式与领导方式，必须实现党的传统领导职能的转变。
对本阶级及其所联系的群众实行政治领导，从政治上表达、实现和维护本阶级及其所联系的群众的利益和要求，是一般政党共同的基本职能。无产阶级政党是工人阶级先进的政治组织，代表着工人阶级及全体人民的利益，因而，它的基本职能也必然是对工人阶级及全体人民实行政治领导。只是这种政治领导在共产党夺取政权时期和执掌国家政权之后，具有不同的具体内容和不同的实现方式。
在取得政权而成为执政党后，政治领导是否仍然是共产党的基本职能？共产党取得政权的方式与资产阶级政党截然不同，没有共产党就不可能有新生的人民政权，也只有共产党才能从根本上代表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这是与资产阶级执政党有本质区别的。人们往往由此产生这样的疑问：既然是共产党缔造了国家政权，既然党的领导与广大人民的利益要求高度一致，为什么共产党在执政后不能直接领导人民管理国家和社会事物，而还与革命时期一样仅仅做一个政治领导者呢？党的职能在执政后仍是政治领导，这是由党的性质决定的。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政治组织，这不仅使党有别于国家政权机关，也有别于一般社会群众团体和社会的经济、文化组织。党虽然在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同时，也从根本上代表着全体人民的利益，但这里所说的“人民”只是一个政治意义上的概念。从法律意义上来说，党不是由全体公民选举产生的，不能完全代表全体公民。而国家政权机关是经过全体公民按照一定的法律程序选举产生的权力机构和权力执行机构，因此它在法律上能代表全体公民行使国家权力。党同国家政权的这种不同性质，决定了执政党虽然是领导全国政权的党，但这种领导只能是把党的正确的、先进的主张通过合法途径上升为国家意志，渗透到国家机关的活动中去，而不能越俎代庖，直接发号施令，代替国家机关具体行使管理职能。
确立党在执政以后的政治领导职能具有重要意义。从根本上说，它将使党从具体管理者的沉重角色中超脱出来，上升为国家领导体制中真正驾驭、把握、牵引全局，指导国家和人民实现社会文明、进步、发展的核心地位和力量，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调查研究，确保党的主张的真理性和先进性，实现决策的科学化，真正把党建设成为永远走在时代前列的党，使党不仅在本质上优越于资产阶级执政党，而且在执掌国家权力的具体建制和运作水平上也超过它们。因此，党在执政后仍做政治领导者，不仅不会削弱党的领导地位和作用，而恰恰是使党处在了应当有的更高的领导层次上，更有利于提高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和号召力，更有利于提高党的执政水平与领导水平。
党在执政后的政治领导的实现，总体而言应通过以下几种方式。首先，掌握国家生活的正确的政治原则和政治方向，提出国家活动的大政方针，就攸关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作出科学决策，是党执政后实现政治领导的最重要的内容和最主要的方式。其次，深入广泛细致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对全体人民进行宣传教育和思想引导，使群众理解、拥护和支持党的主张，是党的政治领导活动的基本方式和内容。三是在做好宣传教育工作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动员、团结、协调和组织社会各方面的力量为实现党的主张而共同奋斗。四是考察、培养和选拔优秀人才，推荐党的干部担任国家政权机关、统一战线组织、群众团体、企事业单位等非党组织中的领导职务。五是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和矛盾，对国家和社会生活实施有效监督。
显然，执政后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很长时间并没有真正认识和履行自己应当履行的政治领导职能，而是走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无产阶级政党的创始人由于所处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没有具体论述过执政后党的职能问题。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明确强调了党在国家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和领导作用。但在执政初期，他认为执政的共产党不仅直接领导国家政权，而且还直接管理经济生活和其他社会事务。随着苏维埃经济恢复与和平建设时期的到来，列宁在晚年已意识到了执政党职能过分扩大、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和危害，并重新思考党的职能问题，他谈到“必须十分明确地划分党（及其中央）和苏维埃政权的职权；提高苏维埃机关的责任心和主动性，党的任务是对所有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而不是像目前那样进行过分频繁的、不正常的、往往是对细节的干涉”。遗憾的是，由于健康状况恶化，列宁没有进一步阐述和实践其“总的领导”的重要思想。列宁的探索在其身后发生了转折。在斯大林时期，党的职能被更进一步地扩大了，党的权力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强制性权力领导成为党的领导的最主要和最经常的实现方式，党成为全面直接管理国家政权及一切社会事务的万能领导者。实践表明用无限扩大党的职能来强化党的领导，结果往往适得其反，不是加强、而是降低了党的领导地位，削弱了党的领导作用。
在中国，一代伟人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人极富创造性地成功实现了对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领导，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辉煌胜利。党走向执政地位后，毛泽东期望能继续带领全党走出一条既不同于西方议会民主制度，又不同于苏联政治体制的完全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道路，并且这种探索在建国初期有了良好的实践开端。尽管执政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基本上仍沿用了1942年中共中央关于党的领导一元化的规定，但是，当时党和政权机关关系的处理还是比较正确的。到八大前后，党的重要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等还觉察和意识到了以党代政、党政不分、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弊端和严重危害性，并提出了一些重要思想。
既然在建国初期就开辟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光明道路，既然党的很多领导人意识到了党政不分的严重危害性，并且有斯大林的沉痛教训在警醒全党，那么，为什么党的权力无限扩大过于集中的弊端不仅没有得到遏制，反而在以后愈演愈烈，直至发生了“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悲剧呢？首先是历史条件的限制导致对党的领导职能认识上的误区。其实，毛泽东早在1940年3月论及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时就谈到，在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中，要切实保证人数占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政权中的领导地位，必须使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切忌我党包办一切。我们只破坏买办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的专政，并不代之以共产党的一党专政。”遗憾的是，随着后来革命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这些思想和认识没有在实践中发挥更大更长期的作用。尤其是1942年实施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后，党的强大而有力的领导迅速取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经济重建和社会主义改造等一系列辉煌的成功，这样就逐渐使人们忽视了执政党的政治领导职能，而把党的一元化集权领导模式的历史必然性误认为是永恒的必然性。尤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既大大区别于西方资产阶级执政党，又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有所不同，它为中华民族所做出的丰功伟绩，它视人民为父母，为人民的利益无私奋斗、慷慨牺牲的高风亮节，使其获得了任何其它政治组织都望尘莫及的政治地位和崇高威望。而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特殊贡献、杰出才干、英明思想和伟大人格，则使浸透了数千年渴求圣王明君传统价值取向的大多数中国老百姓，很自然地把他们对共产党的恩情集中到了毛泽东身上，真诚地把毛泽东作为自己的圣王明君来崇拜和理解，把共产党打下的红色江山作为“上符天道、下合人欲”的开明朝代来接受，他们更愿意将自己当家作主的权力交付给共产党和毛主席代为掌管和使用。这一切也更容易使党对自己的领导职能产生扩大化的理解，即不仅仅把执政后的党看作是政治领导者，而且看作是代表人民直接处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万能管理者。事实上，八大前后党的领导人对党政分开必要性的认识很有限，对斯大林错误和教训的反思也不深刻，总体上没有超出党是管理者的范畴，甚至没有达到抗战时期根据地民主政权建设中毛泽东关于党对政权领导职能的认识水平。
造成党的权力无限扩大的另一个更关键、更带有根本性的原因是，即使党从理论上认识到执政后党的领导仍是政治领导，但如果不改变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在实践中也根本无法实现领导职能的转变。因为，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也就是说，这种要求政府机关统管包揽各种经济活动和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运作机制，一旦在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带来的日益复杂问题面前运转失灵，为应付和处理这些矛盾，就肯定要“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更加强调“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党的权力的膨胀必然使业已存在的以党代政更加盛行，而以党代政盛行必然导致人民代表大会职能的萎缩和立法停滞，这又反过来使以党代政更成为须臾不可或缺的政治运行机制，并且使以党代政不再受任何法律约束，党的权力更加膨胀，直至直接管理一切社会事务。这种恶性循环的结局必然是这样：在各政党、各国家机关、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单位中，权力集中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同一党组织中，权力集中于党的第一书记；在各级党组织中，权力集中于党中央；在党中央，权力集中于党的领袖个人。于是，建国后形成的以党治国的领导模式，到了“文革”前和“文革”中，就基本上成了党的领袖一人治国的模式了。这种趋势是不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
经历“文化大革命”的沉重灾难之后，我们才突然发现，一个我们曾经认为早已解决或根本不成问题的问题又摆在了面前：什么是党的领导？党应该怎样领导？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历史很会捉弄人，党的领导的实践历经了半个多世纪的岁月，而我们却没有完全弄清楚什么是党的领导；作为执政党近30年，却没弄清自己应当是一个什么样的党，自己应当如何执政。历史确是无情的，它让我们历尽长途跋涉的艰辛和磨难，兜了这么大一个圈子，最后才带领我们仍然回到了这个当初由列宁提出，由毛泽东和邓小平丰富和发展了的重大探索命题的起点。当然，历史走到今天已经赋予这一起点以全新的涵义，因为，在这一全新的起点上，我们党已经有条件重新认识并实践党的科学的领导职能和执政职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