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中的城市”与“城市想象”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城市论文,文学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城市文学”与“文学中的城市”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中国现当代（特别是现代）城市文学的研究渐成热点。对于上海文学的研究，既是城市文学研究的开创领域，同时也是最高成就的体现。严家炎先生对新感觉派的流派研究，吴福辉先生对于施蛰存作品的阅读，余凤高对新感觉派艺术体式的论析，分别以作品论、流派论、作家论的研究面貌出现，都是新时期以来城市文学研究的最初成果。在90年代，以吴福辉、李今、李洁非为代表，将这种研究推至整个20—40年代的海派与80—90年代的城市文学。其中，吴福辉基本上造成了以城市文化参透城市文学文本研究的高峰。与80年代不同的是，这种研究已经突破了流派研究的性质，对造成城市文学的社会形态、作家队伍构成、文本表现形态以及体式技法，均能从一种独立的、自足的文学形态去认知，从而使城市文学研究取得了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乡土文学、革命历史文学研究同等重要的位置①。
此后，对于城市文学的研究，还造成了现代文学史叙述总体格局的变化。首先，各种权威的文学史著作都将城市文学作为重要的文学史形态纳入文学史脉络。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1998年的修订本中，将“文学的现代化”作为现代文学的主流，其中，“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与乡、沿海与内地的不平衡，所出现的‘现代都市与乡土中国’的对峙与互渗”② 已成为文学史考察的基本标尺。而且，与上海城市文学相应的研究范式也作为对其他文学史现象的立论基础。比如该书在谈到30、40年代话剧创作时，便分别采用了“职业化、营业性剧场戏剧”、“大后方、上海孤岛：‘剧场戏剧’再度兴起”与“沦陷区：职业化、商业化的‘剧场戏剧’的繁荣”等论述框架。在多数现当代文学史与某些通史中，城市文学也成为独具形态的重要论述对象，如孔范今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史》、杨匡汉、孟繁华主编《共和国文学50年》与张炯、邓绍基、樊骏主编之《中华文学通史》。其次，由于城市文学研究，特别是海派研究的成果灿然，改变了部分或全部文学史叙述的方式。在80年代前后的左翼、启蒙文学史叙述中，城市文学没有应有的位置。随着李欧梵、王德威等域外研究力量的推动，由海派文学研究中抽取的“日常性”、“晚清现代性”等概念不仅为现当代文学史事实中的个体性、私人性、消费性提供了合法依据，而且已成为新的重要的文学史整体阐述原则。
更重要的是，随着90年代左翼与启蒙两种文学史叙述相继弱化，在文学史叙述的等级因素中，源自城市文学的现代性，特别是日常性文学史叙述几乎一枝独秀。而我们当下热衷的“市民”、“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的探讨，以及90年代后期被神话化的“市场意识形态”，更是为其提供了社会的政治与经济依据。而且，对于城市文学的研究，由于得到了来自左翼意识形态减弱、市民社会兴起的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社会思潮的支持，进而以极强的历史阐述性出现，与史学研究中所谓“新史学”，特别是法国年鉴学派方法中的注重民间社会形态、“公共领域”、行会、商会、社团研究相吻合，因此，关于城市文学与媒体舆论、大众传播、经济制度、学校教育、出版机构、流行生活等等公共社会领域的关联，又成为了新的热点，构成了某种现代中国整体史观的一种。
在此，笔者不打算全面评价这一现象（对此的评述，参见拙文）③，而只是力图梳理新时期以来城市文学研究的历程与动态。我们可以看出，现当代城市文学研究大致经历了作家作品论——流派论——形态论——文学史论——现代中国史观等各个阶段，有日渐超出传统城市文学题材、流派、形态研究范围的迹象。在许多研究中，人们的关注点，从“文学表现城市形态”开始转移至“文学对城市性的表达”，甚至是基于城市性表达而来的历史观念。那么，这一现象预示着什么呢？我们似乎已经不能固守着传统的城市文学研究了，那么，为什么呢？而且，我们正在进行什么样的研究呢？
事实上，迄今为止，传统的城市文学研究大体采用了“反映论”式的研究模式，这种研究方法大都以题材为限定，同时被理解为一种文学形态，并以坚定的社会学、历史学理论为基础，认为城市文学作品来自城市经验，是客观的城市生活的再现，因而特别适用于在表现方法上属于传统写实主义的文学作品。但问题在于：首先，题材限定固然带来了研究在社会学、历史学意义上的深入，但在一定程度上却忽略了城市生活固然造成了人们的城市意识与知识，而叙述城市时，城市意识与城市知识却往往是超出了城市文学题材和形态的。由于人们的城市知识无处不在，城市叙述也表现在非城市文学类的其他各种文学形态中，如乡土文学、知识分子文学等等，这是很难归入传统的“城市文学”研究视野的。另外，研究中对城市文学形态的限定，使某些虽属于城市题材但又不是典型城市文学形态的大量文本在“城市文学”研究中长期处于空缺位置。比如，学界对1949—1976年间城市题材文学的研究明显缺失。这体现在：在研究对象上，该时期城市题材由于不是独立的文学形态，或在研究中被略去，或者被肢解在厂矿文学、“文革”文学等中作简单描述。在阐释上，按照严格的题材与形态限定，整体的城市文学便分裂为1949年以前与80年代以后，两者之间的30年完全被排除。因此，另两个阶段的文学阐释也难以承续，以致无法将整个20世纪城市文学纳入研究范围。事实上，该时期的城市题材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城市文学，但仍属于整体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城市”体现，它必然存在着对城市性的某种想象与表述，也必然存在着某种城市叙述④。
其次，在现代城市文学作品中（尤其是上海文学），即使是对同一时期城市社会的表现，也会因作家流派的不同而表现出巨大的差异性，比如左翼城市文学与海派的创作。即使是流派内部也是如此。比如，同样表现上海，刘呐鸥与穆时英在进行着对上海的西方式想象，而施蛰存则从乡土角度看待上海；同样表现上海的乡土性，施蛰存将乡土外化于上海，而张爱玲则将乡土视为上海城市的内部逻辑。这便是城市文学的文本性，而“反映论”则忽视了文学的这一基本特征。而且，中国现代最典型的城市文学恰恰并非经典意义上的写实形态，反而以现代主义创作居多，比如新感觉派，对城市外在形态的展现似乎并不比对城市作用于作家内心感受的描摹更多。通常意义上，他们以自我强烈的主观性透入都市生活，感觉、想象成分明显多于“经验”成分。即使是茅盾的《子夜》，也有除写实之外对上海现代性的憧憬成分。这种注重对城市的心理感觉的表述，使我们很难全然以写实主义式的研究去面对它。
可以说，传统的城市文学研究，强调的是城市之于作家的经验性，但是，在文学与城市的关系中，城市文学之于城市，也绝非只有“反映”、“再现”一种单纯的关系，而可能是一种超出经验与“写实”的复杂互动关联。何况，城市经验之于作家，也是千差万别。因此，城市的历史与形态和城市文学文本之间便构成了极其复杂的非对应关系，这一切，可能会以对城市的不同表述体现出来。而城市叙述也绝不以城市题材为限，它可以存在于各种题材之中。也就是说，城市叙述有时存在于城市文学形态中，有时则不能表现为城市文学形态。
所以，鉴于城市文学研究自身，逐渐以“城市性表述”涵盖了“文学再现城市”，从概念上来说，“文学中的城市”这一概念，要比“城市文学”能够揭示更多城市对文学的作用与两者的复杂关联。后者是立足于城市题材与形态自身，揭示城市文学的发生、发展、流变过程以及其内在构成规律，基本上属于传统的文学研究或文学史研究；而前者并不局限于城市题材与城市文学形态，它更关心城市所造成于人的城市知识，带来的对城市的不同叙述，以印证于某一阶段、某一地域的精神诉求。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它更接近文化研究。
在国外学界，对于“文学中的城市”研究已有一些论述。Richard Lehan出版于1998年的The city in the Literature一书（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明确提出“文学中的城市”这一概念，而这一概念在书中主要被认为是对城市不同的叙述模式。它着重考察了欧美城市不同发展阶段文学的表现方式，除了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之外，“对高度发展和机构复杂的城市的逃避和拒斥，构成了现代主义（印象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的源泉。现代主义转而表现城市压力的主观印象和内心现实”。有人曾这样概括其描述的城市的表现模式与过程：“现代主义的这些主题基本上对城市持否定的态度，这里也表现出作者的立场：城市从早期的神圣城市到启蒙时期的城市，最后到现代大都市，基本上处在一个不断‘堕落’的过程中。与此相对应的是，城市中的人从较早时候（如巴尔扎克笔下）的活跃的、积极的参与性的力量逐渐退化为受城市控制、对城市无能为力而退缩到内心领域中的漫游者和旁观者。”⑤ 该书将商业城市、工业城市与后工业城市分别与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相对应，事实上是在找寻文学中对于城市的不同表述问题。
关于对城市的表述，德国评论家克劳斯·谢尔普（Klaus Scherpe ）将其分为四类模式⑥。美籍华裔学者张英进对其概括如下：
“第一类模式来源于德国18、19世纪小说中描写的那种‘乡村乌托邦’和‘城市梦魇’的直接对立。在这一模式中，一种早期的、据信是平静和安宁的主观主体受到新兴的工业文明的威胁”。第二类模式见于“19世纪批判社会的自然主义小说，其中乡村与城市的对立退位于阶级斗争。……城市的生活和经验被缩小为个人和群体的对立。”第三种模式见于现代的作品，其中“巴黎流荡子的沉思姿态”表明“城市经验的潜在的想象力”，其“审美主体自然而然地观察审美客体，用凝视的目光捕捉和把握这客体”。第四类模式是“功能性的结构叙述”，通过这种叙述，“城市因其商品和人的剧烈流动而被重新构造为‘第二自然’，这一新构造据其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自给自足，相辅相成的方式而产生。”换言之，在第四类模式中，城市成为自己的代理人，在文本中自由地展开自我叙述。⑦
克劳斯·谢尔普对城市叙述的描述与RichardLehan有相似之处，他们不仅都相当重视城市的表述问题，而且都勾勒出了城市表述的历史发展，并都认为在城市表述中流贯着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的线索。所不同者在于，克劳斯·谢尔普把“乡村乌托邦与梦魇的直接对立”这一浪漫主义倾向也归之于城市表述，无疑是更加扩大了“文学中的城市”的含义。
简言之，城市不单是一个拥有街道、建筑等物理意义的空间和社会性呈现，也是一种文学或文化上的结构体。它存在于文本本身的创作、阅读过程与解析之中。如果说传统的城市文学研究较多地存在于前者中的话，那么“文学中的城市”则思索城市文学的文本性与文本的文学性，以及怎样把城市的物理层面、社会层面与文学文本有效地结合起来。像新历史主义所说的，既需探索“文学文本周围的社会存在”，也要探求文学文本中的社会存在⑧。
二 “文学中的城市”与“城市想象”研究
在“文学中的城市”研究，也即在对城市表述的研究中，“想象”或“想象性”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与方法。在Richard Lehan的The city in the Literature中，作者一方面承认城市文本的变化是因城市的变化而来，另一方面又强调“文学赋予城市一种想象性的现实”。陈平原曾评述说：“该书将‘文学想像’作为城市存在的利弊得失之编年史来阅读。从‘启蒙时代的伦敦’，一直说到‘后现代的洛杉矶’，既涉及物质城市的发展，更注意文学表现的变迁。”⑨ 张英进在谈及他对中国城市文学的研究方法时也说：
我将不拘泥于某一作品所表现的城市如何写实传真，而只探讨在这种文本创作的过程中，城市是如何通过想象性的描写和叙述而被“制作”成为一个可读的作品。……我说的制作是符号性的，指的是将城市表现为符号系统，其多层面的意义需要解析破译，我将重点放在制作的过程而不是其最终的产品一一作为文本的城市（或称城市文本）。⑩^^作为心理学名词，想象一词的含义为：“在原有感性形象的基础上创造出新形象的心理过程……这些新形象是已积累的知觉材料经过加工、改造所形成的。人类能想象出从未感知过的或实际上不存在的事物的形象，但想象内容总来源于客观现实。”(11) 在谈到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时，汪晖指出：“想像这一概念绝不等同于‘虚假意识’，或毫无根据的幻想，它仅仅表明了共同体的形成与人们的认同、意愿、意志和想像关系以及支撑这些认同和想像的物质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 ”(12) 因此，在“文学中的城市”研究中，关于想象性概念的介入，并非完全摒斥文学文本的社会客观性与创作者的经验性，而事实上，它是联结创作者的城市生活经验与文学文本经由创作而造成的生活呈现的一个中介，即任何关于城市的文本都不可避免地来自城市经验，但城市文本却绝不等同于经验，因为它经过了由经验到文本的过程，这个过程其实也是想象性城市叙述的过程，城市想象其实就是一种城市表述。
在西方学界，运用想象性城市叙述理念来研究城市与城市文本已不鲜见。除了Richard Lehan的The City in the Literature之外，卡尔·休斯的《世纪末的维也纳》(13) 也大致使用这一方法，将维也纳看成是由于具体的社会生活与文化情境而成为了奥地利国家的寓言。在对中国现代文学、现代城市文学的研究中，张英进出版有《中国现代文学和电影中的城市：空间、时间和性别的结构》(14) （未有中译本）。在国内，赵稀方讨论香港文学的《小说香港》，是运用这种方法探索文学与城市之间互动关系的学术著作。作者认为，关于香港的文学文本大致存在着三种叙述：即英国人的殖民叙述、大陆的国族叙述以及香港人的香港叙述。在英国人的殖民叙述中，香港充当了西方人“东方主义”的一个想象范本，以此印证欧洲白人的“启蒙”事业；而大陆的国族叙事则以中原心态的中心／边缘构架出发，进行“母亲！我要回来”式的香港想象。两者都忽略了香港在文化意义上的主体性。直至70年代，一种源于大陆价值观却又与之不同的香港意识开始出现，才逐渐产生了文学中香港的香港叙述(15)。
香港的情形也许特殊。对于国内城市与文学关系的研究，较早的应是赵园的《北京：城与人》(16)。这部著作并不是一部关于北京的现代城市文学史，而是从确定北京在中国作家心理中的位置入手，事实上，是在为“文学中的北京”进行定位。在整体的20世纪中国现代化不可逆转的进程中，作为一种文化的共同体，北京其实替代了乡土中国的国家与文化地位，成为了中国文人的精神故乡。从这一角度出发，北京也是一个想象中的城市。它既负载着真实的物理空间，同时又被文学建构成一种文本形象。由于写作时间较早，这一著作还局限于文学形态，而对于文学又较集中于“京味”风格的分析，使其一定程度上仍保留着城市文学形态研究的痕迹，未能获得某种讨论北京想象的广泛的可能性。
有意识地倡导以“记忆与想象”来对北京城市与关于北京文学进行研究的，是陈平原先生。2005年10月，北京大学20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中文系与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联合主办“北京：都市想像与文化记忆”国际研讨会，会议刊发以及后来收入论文集的研究论文来自各个学科，其中有数篇是关于北京与文学之关系的，如梅家玲的《女性小说的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董碉的《国家视角与本土化》与贺桂梅的《时空流转现代》，大体也属于类似角度的研究。在谈及“作为研究方法的北京”时，陈平原也以“文学中的城市”为切入点。他说：“借用城市考古的眼光，谈论‘文学北京’乃是基于沟通时间与空间、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口头传统与书面记载、历史地理与文学想象，在某种程度上重现八百年古都风韵的设想”，“谈论中国的‘都市文学’，学界一般倾向于从20世纪说起，可假如着眼点是‘文学中的都市’，则又当别论”。而在谈到“文学中的北京”这一概念时，陈平原径用“想像”一词去表述。在《“五方杂处”说北京》一文中，陈平原说：“略微了解北京作为都市研究的各个侧面，最后还是希望落实在‘历史记忆’与‘文学想像’上。……因此，阅读历代关于北京的诗文，乃是借文学想像建构都市历史的一种有效手段”(17)。
如果说从“文学中的城市”与“城市想象”角度研究北京与北京文学还处于倡导与成果初显时期的话，那么，从这一角度研究上海与上海文学，可以说已经取得一些成果。大体来说，这种研究集中于两个方面，即一是对上海30、40年代的文学与城市研究，二是对上海90年代的文学与城市研究。
前者主要来自域外，并首推李欧梵先生的《上海摩登》。该书在总体思路上受到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关于“想象的共同体”观念影响，即民族国家的兴起往往伴随着公开化、社群化的过程，并认定上海30、40年代的都市性正是中国国家现代性的一种，因此，“摩登上海”的想象，也正是对于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对于国家社会的社群化进程，李欧梵借用哈贝马斯“公共空间”的理论，对于印刷文化、媒介文化的生产、消费、传播以及再生产等城市文化生成与发展进行描述，并特别以刊物、电影、流行生活为主要表现领域，叙述城市对现代性的共同心理认同，从而剖析出上海城市现代性的特质。吴福辉先生近来的研究，如论文《小报世界中的日常上海》、《老中国土地上的新兴神话》也带有类似特征。
另一种“文学中的上海”研究则立足于90年代。由80年代末开启的关于旧上海的怀旧，至90年代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文化景观，并伴随着港、台、大陆三地的热播影视作品，以及各种关于旧上海的书籍、画册、影视等，渐至峰巅。“上海怀旧”无疑是文学中上海想象在全球化语境中的一种现代性诉求，其所表现出的对于上海城市文化身份的想象性认知，乃是探讨此一问题的关键。在这方面，陈惠芬的《“文学上海”与城市文化身份建构》(18)、郜元宝的《一种新的上海文学的产生——以〈慢船去中国〉为例》(19)，还有王晓明等人对于90年代王安忆上海题材创作与对程乃珊、陈丹燕的同题材跨文体写作研究等等(20)，大都遵循同一思路。在这些研究中，有论者指出，90年代的上海题材文学，“为读者提供的是一个精确的关于上海的公共想象，而不是个体性的对上海、对时代和世界的体验”，“当一个作家的写作涉及上海时，他对上海的历史和现状很有可能并没有达到历史领域或现实调查所追求的那种熟悉程度，但他完全有理由从某种制度性想象直接契入，而构筑他们关于上海的想象性叙事。比如，现在流行的一些概念，像‘三四十年代的摩登上海’、‘国际大都市’、‘日常生活’、‘欲望’、‘时尚’、‘消费文化’、‘白领’、‘小资’、‘中西文化交往’、‘高速发展’等等”(21)，论者认为，这构成了90年代上海题材文学或“文学上海”的制度性因素。
由此可以看出，关于对“文学中的上海”的研究中，“上海想象”已经渐成热点，并且，其研究思路是循由“现代性想象”出发，构筑由上海城市文学而引发的关于中国社会、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应当说，这种研究恰当地解决了以往在城市文学题材、形态、文学史框架下研究之不足，触及了城市文学更深层次的问题，并从现代性问题上扩大了人们对文学史叙述的认知。
但是，这些研究又存在着明显不足。其最大问题在于，在论述现代性为线索的上海想象时，把日常性现代性作为主要线索，而将中国现代性中的关于“国家”、“革命”的现代性搁置一边，因而，在研究对象上，30年代左翼上海与50—70年代上海及其文学基本上仍不被纳入视野。有人认为：“李欧梵在《上海摩登》中重构了旧上海物质文化生活和消费主义的精神时尚地图。……《上海摩登》重绘了一幅夜晚的地图、消费的地图、寻欢作乐的地图，同时却遮蔽了白天的地图、生产劳动的地图、贫困破产的地图，从根本上来说，也就是用一幅资产阶级的地图遮蔽了无产阶级的地图，用资产阶级的消费娱乐遮蔽了无产阶级的劳动创造”(22)。事实上，虽然李欧梵在其他一些文章中多次谈到关于“革命”的现代性问题，并认为“《新青年》思潮背后的一个新的意识形态和历史观”，“导致了一场惊天动地的——也影响深远的——社会主义革命。我认为这些都是中国人对于‘现代性’追求的表现”(23)，但在对具体的上海文学的论述中，恰恰又以日常性现代性遮蔽了其他，表现出文学史叙述中刻意追求“中心性”的弊病。因而，立足于30、40年代上海资产阶级的摩登文化的上海想象，便构成了左翼角度的“上海遗忘”。对于80、60年代上海文学与城市的研究，除了张旭东在文章中偶有提及，几乎不被人看作研究对象。其间的原因，仍是以日常性城市叙事代替了多元现代性叙事，不能被日常性现代性所叙说的50、60年代上海文学当然也就没有了研究的价值与可能。
可以看出，在对30、40年代上海与90年代对上海以及其文化的研究当中，某些研究者倒是犯了一个与其研究对象（即这两个时代的文学文本）同样的错误。文学创作者基于中国全球化的想象构筑了文学中的上海，而研究者同样也如此，因为，只有30、40年代海派文学与90年代关于上海的文学，是充分意义上的全球化想象的产物。(24) 两者构成互文关系，其实是不同时期对同一问题的表现而已。 另外的几种中国现代性如“启蒙的现代性”与“革命的现代性”，既不被这两个时期的文学表现所重，也不被纳入到研究者视野。因此，研究界事实上也无法跃出被批评者的窠臼，因而，对所谓“上海想象”的研究仍不是一种完整的“文学中的上海想象”。
三 文学中的“城市想象”：研究的对象、方法与策略
笔者认为，对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城市”研究与“城市想象”研究，作为一种范式，它必须有明晰的阐述策略与阐述范围。基于现有的“文学中城市”研究，我们应注意到两点：
其一，在方法上，“城市想象”研究的基础在于将文学中的城市经验与城市叙述分离开来，也就是说，“文学中的城市”在很大程度上是不断被赋予意义的，而不完全是城市的自我呈现。在我的看法中，“文学中的城市”其实有两个，一个是文本意义上，或被文本意义所堆积起的；一个是实际的、作为地域存在的城市。以北京和上海为例，北京在20世纪文学中，在不同时期分别被赋予了帝都、家园、社会主义首都与全球化城市等意义。而上海的情形则更复杂。在文学中，上海不断被赋予各种现代性意义，成为一种现代城市知识的共同体。如反殖民与独立的国家意义、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过渡的现代化意义等等，并以此构筑了上海文学或“文学中的上海”强大的现代性身份，它可能冲淡乃至瓦解了作为实存的“上海”多元、复杂的东方城市特性，以及作家个体的上海经验。
城市“经验”与“想象”分离的深刻内涵，在于人们城市知识中的文化诉求。一般来说，城市的文化身份是多元的、不统一的，甚至是非逻辑的，而在人们对城市的集体的想象性叙述中，却往往将它整体化、中心化、逻辑性起来，从而导引出对城市的公共性认知，并在此基础上，表达城市“经验”(25)。而事实上，根据这样的认知表达出的，往往已经不再是“经验”，而是“想象”。比如，基于国人的现代性想象，渐渐产生了关于上海的公共知识，也造成了近代以来关于上海文学的总体风貌与主流，并构成了文学表现上海的中心性。这一超越经验的文学写作有着意识形态特性以及意识形态化的过程，并推广成全国性的普遍化的城市知识。但是，它与复杂、多元的上海特性、上海“经验”并不完全对等，或者若即若离。此间的原因在于，上海作为一个近代中国极为特殊的城市，其本身的现代性逻辑之强大，也在于对世界主义背景下整体的所谓“中国现代性与中国现代化”的向往这一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在这里，上海实际上充当了现代中国民族国家主体性建构的最大载体。因此，供人阅读的“文本上海”与作为地域城市的上海是有较大差异的。也因此，“文学中的上海”与关于上海的文学表现出区别于其他地域文学的特质，通常来说，在形式与文体上排斥地域的经验性，以突出其国家意义与现代性意义。
其二，在阐述范围上，“文学中的城市”、“城市想象”既然成为一种研究范式，就必须注意到研究对象的完整性，而不能在遗忘大多数对象的情况下完成研究。笔者认为，对20世纪“文学中的城市想象”研究，必须包括晚清和左翼文学，也应包括50—70年代的文学。其实，晚清民初小说已经开始在世界主义的背景下展开对于城市现代性的想象。在梁启超等人的政治乌托邦小说、韩邦庆等人的侠邪小说与李伯元、刘鹗等人的谴责小说以及后来的鸳鸯蝴蝶派小说中，文学中的上海分别被赋予了现代民族国家、“文明的出张所”与隔离于内地的“飞地”等想象意义，呈现出近代以来上海想象的初步状态。而且，几种想象都以上海融入世界作为潜在框架，呈现出“去中国化”与“去内陆化”的特征。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陆士谔《新中国》、徐念慈《新法螺先生谭》等都以未来完成时态将上海当作中国现代化的完成地，这源于中国在资本主义世界格局中对边缘文化的焦虑与摆脱焦虑的努力，更表明了对当时世界主导格局的认同，甚至不乏“西方主义”式的成分。鸳鸯蝴蝶派描写上海新事物，固然带有写实的经验成分，但作者的“维新是求”的写作风气与对上海繁华的中心地位的认定，也是立足于“新”、“变”、“奇”等现代性基础上的。而谴责小说中关于上海腐败、堕落等种种指摘，则初步将上海与乡土中国作了时间与空间意义上的想象性分离。
再如左翼。对于左翼文学来说，城市知识其实就是国家知识，城市叙述扩大为国家意义的表现，其个体的城市经验几乎不存在。《子夜》对上海叙述的前提，是茅盾对于国家问题的表达，城市构成了茅盾以上海表述中国国家性质的基础。因而，茅盾是以上海转喻整个国家，或者说《子夜》是一种在国家意义上的“上海想象”。在世界范围中，茅盾采用西方中心／东方边缘的格局，上海被茅盾当作殖民地国家文本，以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破产来表现其在全球资本主义格局中的边缘性。在国家内部，茅盾采用城市（中心）／乡村（边缘）的格局，又从潜在层面上对上海作了充分资本主义化的想象描述，在对吴荪甫、吴老太爷的表现中，对上海作了现代性的憧憬与非中国化的想象。
再说50—70年代“文学中的城市想象”。这一时期的城市题材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城市文学，但仍属于整体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城市”的体现，它必然存在着对城市的某种想象与表述。按照梅斯纳、德里克、汪晖等学者提出的“社会主义现代性”的论断，这一时期中国城市仍然具有某种特殊的现代性。它虽然被消除了全球化、日常性、私性、消费性等内容，但国家意义上的公共性、组织社会与大工业逻辑等特性却被极度突出。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城市想象的基础。它不仅与当时意识形态反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有关，也是近代以来民族国家建构的必然。因此，该时期的文学在城市溯源上大致采用断裂论与血统论理解，即消除城市的文化传统与口岸城市基础，确立城市唯一的左翼国家革命起源，如《上海的早晨》、《春风化雨》、《霓虹灯下的哨兵》等。在价值立场上，大多消除个人私性、日常性与消费性，突出国家公共性，如《年青的一代》、《千万不要忘记》、《万紫千红总是春》等。同时，国家政治保障下的工业生产特性得到空前强调。工业题材不仅被巨量生产，而且往往伴随着重大国家生活描写，并以排除其他生活、文化形态为代价。如艾芜、草明、萧军等老作家与胡万春、唐克新、万国儒、陆俊超等工人作家的作品，也包括“文革”时期大量的工业、车间文学。在文体上，也造成了特殊的形态，文学的个人性、地域性极弱，整体上属于国家风格。
当然，由于近现代城市性的复杂与多元，事实上，文学中的城市叙述也处于一种非中心的、多元的和不统一的状态。我们在论述“文学中的城市”、“城市想象”时，应注意到这一研究范式对于文学阐释的有限性。笔者认为，“城市想象”研究所持的观点与方法，在整体的现代文学研究中具有某种边缘性，其本意在于抗拒关于城市文学的社会学研究的中心性。虽然这种研究范式具有一定的阐释空间，但也只能作为对城市与文学关系的一个方面的揭示，与以往的城市文学研究并不是（也无法做到）彼此的替代关系，而是相互借鉴，相互补充。因此，要避免使其成为一种新的文学历史化、本质化过程，避免使论述呈现出一种新的中心化，在或记忆或遗忘的情形下强行对文学或文学史进行注解，或者作为文学史阐述的标尺。
注释：
① 在讨论现代城市文学的论著中，严家炎先生的《新感觉派和心理分析小说》一文，可看作是这种研究的创始性论文之一。这篇论文还作为了“中国现当代文学流派创作选”选本之一的《新感觉派小说选》的前言，既是对这个流派研究的开启，同时又借助于对流派作品选集的阅读倡导而将研究的兴趣推诸众人。之后，吴福辉所著《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打破了流派研究的性质，将海派作为一个自足的文学形态去认知，堪称此类著作中之最大者。尔后，李今的博士论文（一部分单篇论文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刊出）《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在承续吴福辉的研究中又增添若干新质。至此，对于现代城市文学（特别是上海城市文学）的研究已经蔚为大观。这中间还有许道明著《海派文学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李嵘明著《浮世代代传》（华文出版社1997年版）以及晚近李俊国著《中国都市文化与都市小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等等。笔者也曾出版《都市文化与中国现代都市小说》（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论及海派重要作家的学术性书籍（如关于张爱玲）已蔚为大观，至于讨论海派文学的单篇论文，更难以计数。
②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③ 张鸿声：《现代文学史叙述中的记忆与遗忘》，载《文艺报》2004年12月28日。
④ 如果采用“文学中的城市”研究，那么，各种形态文学对城市的表述，也包括非典型的城市题材文学，如京派、50—70年代城市题材，都可以纳入研究范围。
⑤ 季剑青：《体例与方法》，《现代中国》第五辑，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10月版。
⑥ 原文见克劳斯·谢尔普：《作为叙述者的城市：阿尔弗雷德·多布林的〈亚力山大广场〉》，载安德雷斯·于森、戴维·巴斯里克编《现代性和文本：德国现代主义的修正》，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162—179页。未有中译本。
⑦⑩ 张英进：《都市的线条：三十年代中国现代派笔下的上海》，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第3期。
⑧ 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页。
⑨ 陈平原：《“五方杂处”说北京》，陈平原、王德威主编：《北京：都市想像与文化记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46页。
(11)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第1596页。
(12)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第一部上卷，第4页。
(13) 中译本为黄文译，台湾麦田出版社2002年版。
(14) 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5) 赵稀方：《小说香港》，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7页。
(16) 赵园：《北京：城与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7) 陈平原、王德威主编：《北京：都市想像与文化记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44页。
(18) 陈惠芬：《文学上海与城市文化身份建构》，载《文学评论》2003年第3期。
(19)(21) 郜元宝：《一种新的上海文学的产生——以〈慢船去中国〉为例》，载《文艺争鸣》2004年第1期。
(20) 比如王晓明：《从“淮海路”到“梅家桥”—从王安忆小说创作的转变谈起》，载《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
(22) 旷新年：《另一种“上海摩登”》，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1期。
(23) 李欧梵：《漫谈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颓废”》， 《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2—53页。
(24) 较能克服这种弊病的是吴福辉先生，他一系列讨论海派文学特征的论文很值得注意。比如《老中国土地上的新兴神话》、《新市民传奇：海派小说文体与大众文化姿态》、《洋泾浜文化·吴越文化·新兴文化》都包含了从中国本土性看待海派的视角，见出他的智慧之处。
(25) 霍尔认为，文化身份“绝不是永恒地固定在某一本质化的过去，而是屈从于历史、文化和权利的不断‘嬉戏’”，他还认为，“把‘文化身份’定义为一种共有的文化，集体的‘一个真正的自我’，藏身于许多其他的、更加肤浅或人为地强加的‘自我’之中”，“按照这个定义，我们的文化身份反映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码，这种经验和符码给作为‘一个民族’的我们提供在实际历史变幻莫测的分化和沉浮之下的一个稳定、不变和连续的指涉和意义框架”。也就是说，文化身份并不客观也不固定，但我们总在寻找它“共有的文化”来叙述它，这就可能取决于与某种国家民族意志相关的“共同体”。见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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