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的国势调查与新文化运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文化运动论文,国势论文,陈独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研究陈独秀的国势调查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就是研究陈独秀的革命思想和革命手段（方法论）在适应政治目的之过程中的作用。具体来说是研究他如何通过对中国从封建制度在帝国主义列强军事打击、政治奴役和经济掠夺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后国力衰败的原因和方式，社会动荡和文化动荡中保守与前卫的冲突等等诸多方面综合成一种由可衡估的物质力量凝聚而成的思想意识和可操作的革命动力源。先是以此唤起民众树立摧毁帝制的反叛情绪；然后作为抨击辛亥革命后军阀割据的利器；最终，成为在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影响下唤醒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建立工人政党的催化剂。国势调查，按照陈独秀“从康党、乱党到共产党”的轨迹，是他从辩证唯物论走向历史唯物论的桥梁。
一、前陈独秀时代革命失败的原因
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作为中国托派领袖和他的10位同志在上海被捕，次年4月20日第三次开庭审讯后， 陈独秀写了《辩诉状》以抗议国民政府法院将实行的有罪判决。《辩诉状》是由下面一段综述他革命经历开始的：
予行年五十又五矣，弱冠以来，反抗帝制，反抗北洋军阀，反抗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者，予今三十余年。前半期，即“五四”以前的运动，专在知识分子方面；后半期，乃转向工农劳苦方面。盖以大战后，世界革命大势，及国内状况所明示，使予不得不有所转变也。（注：引自《陈独秀著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第3卷第315页。本论文所引陈独秀著作除注明外全部引自该版，只注明卷数和所引文章的标题页码。）
如若我们把出狱后的陈独秀实际上已经被扭曲了的政治权势抛弃在社会运动之外，1933年的《辩诉状》所言“予今三十余年”等于是他为革命“奔走呼号”一生的全部，往后的九年光景“白日云黄欲暮天，更无多剩此残年”，不堪言了。
大概也正由于扭曲了的政治权势至今影响犹存，因此《辩诉状》的深厚的历史意蕴没有引起重视。《辩诉状》中以“五四”运动为分界线，诉说的虽然是陈独秀自述的革命行状，恰恰是中国近代史向现代史迈进的分期，也即是说陈独秀以“五四”为迄为起“奔走呼号”的历史正是中国社会从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资产阶级新民主革命转化的里程碑。陈独秀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现代走向与二十世纪国际工人运动接轨的一个象征。毛泽东曾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述及中国近代革命从太平天国到孙中山数十年无数志士仁人努力改变中国的革命理想和行动统归于失败，直到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影响远及到了中国时指出：“一九一九年，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终于使旧民主革命最后一位成功地推翻封建帝王制度却失败于“三民主义”立国的孙中山“在绝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实在说来——无论从理论意义还是从历史演义上——孙中山找到的就是陈独秀。本论文从此谈起。
1920年11月21日下午三时，上海机器工会届白克路（今凤阳路）上海公学召开成立大会。陈独秀孙中山以及杨明斋戴季陶胡汉民等应邀参加。会上，孙中山和陈独秀各自作了维护政党利益的演讲。当时广州政局对孙中山国民党有利。孙中山寄于“护法”厚望的粤军军魁陈炯明于11月8日进驻广州，孙中山即将赴穗组建“护法政府”， 以此肇始完成民国统一大业。也许正因如此，孙中山的情绪特别昂扬，他一气讲了两个钟点“详述机器与资本势力之关系，而归于三民主义。”陈独秀则毫不客气地阐明：“工人团体须完全工人组织，万勿容资本家厕身其间。不然仅一资本家式的假工会而已。”（注：《民国日报》1920年11月22日第10版。），针锋麦芒各不相让。不论你是否认同，机器工会成立大会正是两大政党领袖在争取工人争取上海。然而，就1920年冬季形势，由孙中山及其政党占据上势的局面，能维持多久呢？原因么，说来也很简单，孙中山还没有走到“绝望”的境地，甚至非常乐观。这位“非常大总统”的战略是绥靖两广向湘鄂赣皖发展胜利，然后挥师北进完成北伐，使史称“第二次护法”成功。他和他的谋士们的决策不谓不精，但这个精当的决策系于陈炯明一身。陈炯明能“不负‘孙’望”吗？是不是玄了点儿。其实，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看得最透的只有一个人，就是陈独秀。他在给吴廷康（维琴斯基）的一封信中指出：“广东实力派之陈炯明，名为国民党，实质反对孙逸仙派甚烈”（注：《陈独秀致吴廷康信 1922年4月6 日》载《“二大”和“三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8月第1版）第36页。）。陈独秀不是刘伯温，他是经过调查研究认真分析了二次护法时期（1920年冬至1921年冬）南方的以陈炯明为首的各派系军阀群体，在孙中山和陈炯明之间貌合神离的骑墙态度（及幕后操纵的帝国主义列强政治倾向）中预测出，从纯军事的角度孙已远不是陈的对手；就是在政治上，孙中山亦已失势。事态的发展果不出陈独秀所料，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叛军炮轰孙中山住宅炮轰军政府，使孙中山护法大业彻底失败。后来孙中山在《告国民党同志书》中沉痛地指出：“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死入生，失败之数，不可偻指。频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盖历次失败其原因虽不一，而究竟为失败于敌人。此役则敌人以为我屈，所代敌人而兴者，乃为十余年卵翼之陈炯明。”（注：引自《孙中山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年版）上卷第448页。）孙中山对失败的教训不谓不沉痛，但却不是肯綮历史的总结。有一部孙中山的传记在总结二次护法败于陈炯明时写道：“孙中山的实践说明，不依靠真正的革命力量，不依靠人民群众，单纯地用一个军阀去打倒另一个军阀，是一条惨痛失败的道路。”（注：尚明轩著《孙中山传》（北京出版社1979年3月第1版）第239页。） 虽然为是役找到了一个用军阀亲疏关系解决军阀割据南北分裂的革命“老办法”断无成功希望的结论。但是这个结论还是现象史学，尚不能算是历史唯物论的科学分析。
孙中山在已经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封建制度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辛亥十月武昌首义迫使清帝逊位，已经到了尽头。这里不存在失败的问题。问题在于辛亥革命后，他没有也不可能创造出一种中华民国即将面临的新的革命对象时能够获得成功的新的革命机制。历史发展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罗斯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正在躁动着红色风暴的本世纪第一、二两个十年代，资产阶级旧民主革命从内容到形式全都落伍了。军阀，是民国四分五裂的根源，究其本质是清朝中央极权失控后山头政治崛起的军事支撑。民国后，军阀就成为帝国主义列强殖民势力执行奴役中国的新的统治方式和施政手段。其中有一个显著的区别，就是：辛亥革命前，从1840年英国炮舰轰开中国大门起，殖民主义者是直接武装侵略，是外国人打中国人。辛亥革命后，列强为适应民国“独立”的国体而改变殖民方式，就是自己隐在幕后，培植山头政治的支撑，用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办法，维护政治的和经济的利益。这就是派系宗门多头的军阀割据。英美德日俄等老牌帝国殖民者均如此。十月革命后已经宣告前沙皇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皆无效后的新俄红色政府也曾利用军阀割据的格局、区域局势，要求中共北方局李大钊做诸如“联吴（佩孚）疏孙（中山）”、策反东北军郭松龄部、联络冯玉祥部之类离间军阀的工作，以保护彼在远东的国土安全，——当然这是别一性质的研究课题（注：参见马林（斯内夫利特）与伊罗生的谈话，载《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第2版。并参见《西湖会议及其它》，载王观泉著《人，在历史漩涡中》（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6年3月第1版）第213页。），此地提一笔则是欲说明，中国的军阀是一群无政治目的却有政治野心的无特操的武夫，“用一个军阀打倒另一个军阀”，到头来军阀们全都为的是自身利益，说与谁翻脸就翻脸。1922年初的两广湘鄂赣的军阀中能明哲保身不倒戈伐孙就算是好样的，余皆投诚当年如日中天的陈炯明，致使孙中山不仅毁了事业也毁了身心。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在半殖民地强大的外资包围中艰难地成长起来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孙中山先生为中国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可谓呕心沥血真够坚强的，也是到了绝望的境地才使他“觉悟到老办法应当改变，为了改造中国必须寻求新的力量、走新的道路”（注：参见马林（斯内夫利特）与伊罗生的谈话，载《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第2版。并参见《西湖会议及其它》，载王观泉著《人，在历史漩涡中》（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3月第1版）第239页。）。
这“新的力量”这“新的道路”，始于陈独秀足下。孙中山早就知道俄国革命、列宁主义和列宁本人的事业。在中国共产党未成立之前，甚至在“五四”运动尚未发生之前，新生的俄国为了绥靖亚洲国土白匪骚扰，在谋求朋友时曾试探过孙中山。孙中山作为倾向欧美资产阶级立国的革命家当然不会轻易与新俄结盟（注：可参阅《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的报告》关于《马林与孙中山的谈话》，载《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人民出版社 1985年4月第1版）第174页。）。直到陈炯明叛变之后才被迫与中共联手北伐。这并不意外，孙中山从1894年兴中会起走的就是资本主义道路。“联俄”“联共”不是“老办法”的改变，而是涉及到孙中山的宗旨、决策和宇宙观的质变。谁都明白，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新的力量”由马克思主义者凝聚成，“新的道路”其终极目标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制度。于是两造之间阻隔着一个问题：国共合作北伐成功之后，国民党的走向如何？中山先生1925年逝世时军事北伐尚未开始，不可枉加测度。国民党不论谁任党魁，三民主义不论旧或新，它最终要实现的是资本主义制度。能不能实现是一回事，要达到此目的则是该党宗旨。一如共产党的目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从政党理论的层面上看全都是不争的事实。正因如此，作为中共领袖的陈独秀，和1925年中山先生逝世之后实质上已经成为国民党领袖的蒋介石都面临着“北伐之后怎么办”这个严峻的问题。历来，传统研究是国共合作被蒋介石“四一二”叛变而破裂，使中国陷入十年（1927—1936）内战的深渊。这说法当然没错，但那是中共从国共合作完成中山先生遗愿所言。从国民党的立场，是无所谓“叛变”的，它之与共产党本来就是临时合作关系。“叛变”之于中共，在吃国民党之亏以前，就有过吴佩孚“叛变”中共北方局，李大钊和共产国际“联吴疏孙”策略失败酿成“二七”惨案的教训（注：关于这项研究请参阅《陈独秀与共产国际》，载王观泉著《人，在历史漩涡中》（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3月第1版）第10～13页，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结果。）。有鉴于此，笔者提出另一研究渠道：从“二次革命论”这个命题谈起，看看能不能得出新鲜的结论。
二、国共两党都面临着“二次革命论”的命题
当孙中山被陈炯明的炮火轰回上海的1922年8月， 陈独秀发表了《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注：引自《陈独秀著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第2卷第373页。），对他已经预测到“孙恐不能制陈”（注： 《陈独秀致吴廷康信1922年4月6 日》载《“二大”和“三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8月第1版）第55页。）后的中国国情，从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并联系战后世界政治格局，提出了这么一个地缘性质的政治结论：
在产业幼稚的东方……资产阶级及无产阶级的形式及意识虽然都正在开始发展，而团结力量都十分幼稚，因此国家统治权仍旧完全掌握在封建阶级之手。
可以认为这正是国共合作的理论大前提。在此大前提下，国共两党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从“封建阶级”（军阀政治）手中夺回国家统治权。文中陈独秀对中国三种经济状况即农业、城市手工业和沿海资本主义工商业作了分析。认为，由于“受了列强在中国所行帝国主义的侵略，及本国军阀的扰乱”，致使农民破产拥入城市谋生，手工业生产被毁于外国机器制造品，而“新兴的工商业没有保护关税及运输便利，也不能够发展起来与外资竞争。”与日渐萎顿的经济形势相应的政治状况，一是国际帝国主义压迫手段包括东交民巷外交使团的政治奴役，总税务司操纵大部分政府财政权，领事裁判和驻军权，以及海关、邮政和大部分铁路交通权沦入外人等等，“这些政治状况都是半殖民地的状况，不能算是独立的国家”；其二是军阀割据、扰乱和互斗的战祸殃及全国；三是“政党之萎弱，幼稚的无产阶级，眼前还没有代表他的政党出现，代表资产阶级的政党也很萎弱，这就是中国资产阶级还没有强壮的表现”。接着指出，“孤军奋斗的国民党，虽然有民主革命的历史，但是党员太少，还没有支配全国政治来代替军阀的力量。”根据以上分析所得，陈独秀认为：“这样的经济及政治状况，遂使中国的阶级斗争不得不分两段路程：第一段大的和小的资产阶级对于封建军阀之民主主义的争斗；第二段是新起的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之社会主义之争斗。”很明显这是从阶级斗争从无产阶级政党立场上分析出的“两段路程”。国民党“萎弱”，无产阶级“纯粹为他们自己阶级的政治争斗时期还未成功”，两个负等于一个正。中共欲在帮助国民党完成“第一阶段民主主义的争斗”荡平军阀统治中转向为本阶级利益争斗的第二段路程。因此陈独秀强调第一阶段的斗争可以有“双重的意义”即“不但能给中国的资产阶级以充分发展的机会，而且在产业不发达的国家”，也是“解放无产阶级使他们从幼稚而到强壮的唯一道路。”看来在未脱尽农耕社会生产力的中国，在打倒封建军阀铲除殖民奴役的第一阶段双方是互为依存的。陈独秀发表《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的前一个月，即1922 年7月，中共二大已经结束，作出了两个重要决议，一个是以国民党为主要联合对象的“民主联合阵线”决议案，一个是中共决定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案。与此同时，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意向已经作为指令下达给了中共（注： 《陈独秀致吴廷康信1922年4月6 日》载《“二大”和“三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8月第1版）第121、122页上两个文件。）。因此，当孙中山在找新的力量新的道路时，中共也已经向他招手了。说一句轻松之言，国共合作北伐是“劳资两利”之举。
然而劳和资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共产党是利用第一阶段的成功向第二阶段发展；就是按照党的决策把资产阶级旧民主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化。国民党呢？资产阶级革命无所谓新或旧，只有步骤的先和后。荡平了军阀乱华，已经没有什么项目可与中共合作了。于是国共双方都在准备继续革命的第二步。正是在这转折关头，国民党不待北伐胜利而是乘有胜利把握之机，领先一步发动了“四一二”政变，继而挫败了共产国际、中共（陈独秀可以不计在内）和当时的国民党左派三方力保的武汉政府，赢得了“七一五”宁汉合流，终于建立了中华民国，两次革命（北伐胜利摧毁军阀封建割据和宣布共产党为非法，政治上实现一党专政的资本主义制度）一次成功。这是连共产国际都未曾料到的一步死棋。因此，可以说是“四一二”国共分裂使陈独秀在《目前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中关于中国革命“两段路程”的设想产生了断层。根据时局的发展、共产国际推卸国共合作期间一味迁就国民党的右倾机会主义政治责任、陈独秀笃信托洛茨基理论，加上扭曲了的政治权势（立三路线开始的中共党内极左路线），终于使陈独秀厘定的基本符合中共决策中国革命“两段路程”（或说是两步走）的理论，被曲解成“二次革命论”。以上的研究，不敢说是对1927年国共分裂提出新的历史分析或理论依据，我们只是提出中国革命在深化（即资产阶级革命从旧向新转化）过程中，国共合作必然分裂的研究导向，从而得以淡化“二次革命论”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必然产物的传统观念。
三、向过去告别，起步于国势调查，引进科学和民主观使革命思路质变
（一）
当无产阶级利益被资产阶级的法律侵害时，法庭就是宣告阶级利益和政治主张的论坛。陈独秀的《辩诉状》、有罪判决后的《上诉状》及他在法庭上的数次即时抗辩，如同1848年《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中，马克思围绕着《新莱茵报》事件在科伦法庭审判中多次辩论和抗诉，同样光彩夺人。事后陈独秀把这次法庭判抗双方的主要文件和言论编成《陈案书状汇录》交汪原放出版（注：《陈案书状汇录》内收《检察官起诉书》、《陈独秀自撰辩诉状》、《章士钊律师辩护词》，《南京中央日报论文》，《章士钊答中央日报》和《江苏高院判决书》等六篇（无出版处所，无版权说明）曾被上海一些大学法学系师生争相传阅甚至作为案例上课堂教研。）。直到六十多年后的今天，不论人们对陈独秀一生持何看法，他作为托派领袖被捕在有罪判决全过程中留下的这部判案记录，已经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运动史上唯一的法庭斗争文献，将和之前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之后的季米特洛夫1933年就“国会纵火案”诬陷德国共产党一事在莱比锡法庭上抗辩的《控诉法西斯》等在关键时刻利用敌人的法庭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献，同样光辉。
《辩诉状》中陈独秀毫不隐讳地公开宣告组织共产党的原因：“半殖民地的中国，经济落后的中国，外困于国际帝国资本主义，内困于军阀官僚。欲求民族解放，民主政治之成功，……只有最受压迫最革命的工农劳苦人民和全世界反帝国主义反军阀官僚的无产阶级势力，联合一起，以革命怒潮，对外排除帝国主义的宰割，对内扫荡军阀官僚的压迫……始可得而期”。可见，共产主义运动不只内容不同以往，形式亦有别于过去的革命手段。它行的是国内和国际无产阶级两个联合的自下而上掀起“革命怒潮”的群众运动。
近代中国革命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除康梁变法是傍一个开明皇帝搞君主立宪式的改良主义之外， 它如吴樾炸五大臣， 尤其是孙中山从1895年陆皓东广州暴动直到1911年黄花岗起义，行的都是法国布朗基主义派或极端无政府主义者阴谋学派的暴动或暗杀恐怖活动。历史遗憾地证明，在资本主义走向垄断，寡头经济造成寡头政治，拥有庞大的军队和公安镇压工人阶级并迫使农村破产的时代，靠一群精英集聚一批猛士“实行以血购自自的大业”（《辩诉状》中语），诚如列宁所言是“暴动儿戏”，陈独秀对孙中山所言“十次起义，十次失败”亦视之为英雄孤胆无畏牺牲，是上世纪末带国际性质的革命风气。在中国表现尤烈，甚至连大儒蔡元培亦深信秀才造反不成而组织暗杀团并秘密制造炸弹，办了好一阵子《安徽俗话报》的陈独秀亦风魔过阴谋学派，组织纯军事行动的密党岳王会，参加暗杀团，被蔡公称为“中国第一炸弹”的制造有陈独秀身影，吴樾抱着这枚炸弹去北京行事前陈独秀为之壮行……陈独秀清醒之处在于他与前辈或侪辈投入同样革命风潮，在感受失败后，能即时别谋革命之路。
历史已经飞逝而达二十世纪末，以今之观点回眸世纪初，就可发现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而成熟于康梁变法时期的革命家中，陈独秀是最早从帝国主义侵略国力积弱的过程入手研究唤起民众，思考自下而上革命内容和方法的先觉者之一。
以他写于1897年的《扬子江形势略论》，令读者对他的长江地势地貌的考察，详确的军防攻守之设计等实务研究叹为观止的同时，从文中在“若遇外侮必备下游”之外还有“若防内乱必据上游”一说（注：引自《陈独秀著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第1卷第1页。），最后又提出写此论文的宗旨是“略述沿江形势，举办之端，是引领我国政府”等内容，虽与第二年“戊戌变法”的“引领”内容不同，但不是为推翻政府，是为维护政府而献策是一致的。也许这就是陈独秀的“康党”时期罢。令人欣慰的是这篇谈论长江防守的军事论文中透露出作者忧国家沦入列国强权政治之下：“近时敌鼾卧榻，谋堕神州，俄营满蒙，法伺黔滇，德人染指青齐，日本觊觎闽越，英据香澳，且急急欲垄断长江，以通川藏印度之道路”。殖民经济掠夺遍及全国写得如此详细，并直接指出“万一不测……时事日非，不堪设想。”看来，作者关心“外遇”无论从质从量都要强于“内乱”。这正是他六年后拒俄运动时声嘶力竭爱国主义的前兆。在《安徽爱国会演说》中为铲除中国人“只争生死，不争荣辱，但求偷生苟活于世上，灭国为奴皆甘心受之”的劣根性“据仆之意，有三要件”，一是消息，二是思想，三是体魄。其中第二要件很有意思：
第二思想，谓中国人天然无爱国心，吾终不服，特以无人提倡刺击，以私见蔽其性灵耳，若能运广长舌，将众人脑筋中爱国机关拨动，则虽压制其不许爱国，恐不可得。（注：引自《陈独秀著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第1 版）第1卷第13页。）
这一条的中心意思是说要对广大人民群众反复进行宣传工作（“运广长舌”）就能拨动众生的爱国心。如何“拨动”，他是从国势调查入手的。一是收集列强殖民政治奴役从签订不平等条约到外资掠夺的事实昭告世人，以提高人民大众的反帝爱国情绪并抨击朝政卖国苟延；再是提倡实业，提高农工商的经济意识，由于是地方刊物，还特别提出“徽班”经商意识“全望徽班大发其财”（注：《开办安徽俗话报的缘故》。中“第十一门行情”。 引自《陈独秀著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第1 版）第25页。）。前者是促进全民提高政治素质，后者具有发展民族工商业，萌发资本主义实业救国意识。主要表现在《安徽俗话报》的办刊宗旨和出现在报上的国势调查地矿企业发展一类的文章中。陈独秀在俗话报上第一篇文章《瓜分中国》（注：引自《陈独秀著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第1 版）第1卷第27页。）详细地列举出俄英德法日意诸国瓜分中国的例子，以此斥责政府昏庸无能和清军在洋枪洋炮前不堪一击的军心军防，提出了最有力最广泛的团结以内抵卖国政策外御列强侵略。他在《论安徽的矿务》《说国家》《亡国篇》等论文中（注：引自《陈独秀著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第1卷第31、55、67页。），显示出国势调查的功力和科学求实精神。
国势调查，物质变精神，在分七次刊登完的《亡国篇》中表现得尤为充分。文中列举全国连贯东南沿海并深向中州、云贵边陲二十多条铁路和九省十四个大型煤矿落入洋人之手，轻重工业及其农林牧资源和能源大部分为外国资本控制，民族资本主义受钳制得不到发展，还列出关系到国家权政的治外法权、国防权、航路权和关税权等等数据资料详尽充足，简直可以说是国情咨询方面的统计学论文。但是结论不是交待数据，是用坐实的数据“运广长舌”宣告，改朝换代不算亡国，帝国列强用大炮使中国屈服在不平等条约之下割地赔款丧失主权则足以证明“现在的国势，朝廷官吏，虽说还在，国却算是世界上一个亡国了。”当时，还没有对这种皇帝统治下国土沦丧，经济命脉基本上被列强所控制的国势造出一个“半殖民地”的政治词汇，但这个词汇的性质已被陈独秀锁定。连同《恶俗篇》（注：引自《陈独秀著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第1 版）第1卷第39页。）等反对宗法家族专制，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撩拨着广大青年身心之火，当把外国的“退婚法”介绍入国，被卫道者和封建统治阶级所千刀万剐的资产阶级人权观真地起到了动摇封建专制制度的根本，其煽动力之大，一下就抓住了中国未来的脊梁——青年，陈独秀的革新思想和方法开始向“乱党”发展。
在国势调查国情分析方面突出事例不少，但有一个项目令笔者都感到意外，为引起读者的兴趣，不妨用一个现代术语将问题点破，那就是“中外合资”办企业。看看距今九十多年前陈独秀是如何辩证地看待这个被时人斥为“开门揖盗”“勾结洋人”的经济行为的。
发表在《俗话报》第二期上的《安徽的煤矿》（注：引自《陈独秀著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第1 版）第1卷第35页。），该文以煤矿地点、投资金额和是否“和洋人合资”等三个调查项目，列全省九县一州22处（其中繁昌县为外省投资不计）煤矿中有17处“或全洋股，或挂洋股，或挂洋旗”，中国独资矿业占不足四分之一。陈独秀指出，这是下受阻于山民乡农迷信风水，开山挖矿“挖断了他家的祖坟的来龙”，于是“便无形无理的蛮闹”，使之停业；再是上阻于“做官人无不百般刁难，总以滋生事端四字批驳不准”。上下夹击使有志于发展矿业的资本家只得被迫“勾结”上下都惧怕的“洋人”。“于是或卖或租或合股，都找洋人出名”，表面上看起来似是国人屈服于殖民政治，不免“开门揖盗”之虞。陈独秀却能透过表层看实质，认为与其说是被洋人奴役，不如认为是封建迷信和贪官污吏阻挠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是我国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三重压迫——封建保守、官僚欺诈和外资剥削的生动写照，也即是被陈独秀认为中国穷人和有钱绅士在一定时空条件下可以团结抵御内外之敌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原因。于是细致调查认真分析结果就倾斜于“勾结洋人开矿的人”一方。并为之辩解说，如若“不是被乡下人和做官的逼迫不能不如此，也未必肯白送钱给洋人”。这就是辩证法，道出了民族资产阶级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制约下畸形发展求生于夹缝中的窘境。
写到此，我们还应提到两年前陈独秀在拒俄运动组织爱国会时提出的“五条戒约”中的一条：“戒盲昧仇洋”（注：《安徽爱国社拟章》引自《陈独秀著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第1 版）第1卷第17页。）。这一条戒约在今天看来实在太过平常，然而在帝国列强殖民压迫使举国仇洋、义和团运动冲击波犹存的1903年，所具有的进步意义简直可以说是划时代的。是他日后组建革命政党提出国内劳苦大众团结与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一把在地下运行的火种。把群起而攻之的“勾结洋人”比之为如今的“中外合资”自然近乎荒唐，但认可“勾结洋人”办实业的思想能在陈独秀脑海中萌生，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也许在本世纪初已经在日本经历过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生产力发展引起的社会进步国势强盛的陈独秀，此时已经确立了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的现代思想。在中国，撞倒在封建农耕社会保守思想的土墙上的政治家，较之于“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撞倒在钢板上者，要多得多的多。
陈独秀这一时期（1903—1907）“运广长舌”工作，对于唤起民众的爱国心，实际效应并不大，因为受制于洋务运动、君主立宪或恐怖主义运动的社会总体思潮，实亦情理之中。1898年戊戍政变，中国知识分子的革命情绪被六君子暴尸菜市口所怔住，康梁出走，以舆论革命为己任的《苏报》案发，章太炎被捕入狱，邹容因此瘐死狱中，章士钊等一批知识分子亡命日本，孙中山虽仍一次又一次地掀起暴动，但既无实效又无大的社会震动， 暴动失败后的镇压反倒滋长了清廷的嚣张气焰。1907年徐锡麟被枪决和朱蕴山法场陪绑，尤其是秋瑾被斫于绍兴，继之辛亥革命虽胜但元勋下野，讨袁失败，陈独秀本人险遭不测，到陈英士被暗杀……客观上造成的白色恐怖，连老是处在怒发冲冠中的陈独秀也不免气馁。“侵晨不报当关客，新得佳人字莫愁”，加上辛亥之后，殖民主义列强隐入各派军阀背后作乱，革命面临新的考验和政党政治的再决策，同时世界上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矛盾化分化合使战争阴云密布，远处又响起红色风暴……这一切冲击着每个有志于改造中国的志士仁人，陈独秀也走到了决断政治命运的十字路口。回顾往事，1903年《安徽爱国会》中“谓中国人天然无爱国性，吾终不服”。历经十年沧桑，不仅“服”了，而且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于1914年写出绝望至极的《爱国心与自觉心》（注：引自《陈独秀著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4月第1 版）第1卷第113页。），认为当时的中国不如已经亡于英国的印度和亡于日本的朝鲜，也不及已经无国可亡的犹太人，于国内，竟然写出“以吾土地之广，惟租界居民得以安宁自由。”真是匪夷所思。知识分子失望于辛亥革命改国号不改实质，怒袁世凯变天复辟的群詈声中陈独秀的《爱国心与自觉心》莫甚于此。这引起了李大钊的不安，写了《厌世心与自觉心》（注：《李大钊文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第1版）上册第145页。）规劝其不必如此悲观于中国之前程，章士钊亦因陈独秀此文被读者斥为卖国心声而撰文为之辩解。
其实，老友章士钊新交李大钊多虑了。陈独秀是以哀其不幸怒其不振愤极而发的气话。剔除气急败坏失察之言，《爱国心与自觉心》可以说是一篇发愤再造民国的檄文。文中，陈独秀仍以十分理智的统计学手段分析内忧外患的国情，列出大量事实，证明1914年的中国“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这是一种新的国家观念在成长中必然产生的对旧国家机器的排斥心态。因此陈独秀在文中不只开出有期望值的治本药方，更提出了一项他即将开始的救国之本的工程：“民无建国之力，而强欲摹拟共和，或恢复帝制，以为救亡之计，亦犹瞽者无见，与以膏炬，适无益而增扰耳。夫政府不善，取而易之，国无恙也。”接着找出他认为中国之所以革命一再失败至于亡国边缘的一种新的解释：“今吾国之患，非独在政府，国民之智力，由面面观之，能否建设国家于二十世纪，夫非浮夸自大，诚不能无所怀疑。”症结仍在启发“国民之智力”。陈独秀在本世纪初讲的这席话，在即将告别20世纪的今天，读来亦感到新鲜。
1914年是陈独秀告别过去起步未来的一个里程纪年，应当指出，理解这一转折的首推胡适，他就当时的政局和陈独秀即将开始运作的事业，指出：“陈先生是知道政治革命失败是因为没有文化思想这些革命，他就参加伦理革命，宗教革命，道德的革命。”（注：《陈独秀与文学革命》，载《陈独秀评论选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第1版）下册第289 页。）当然，胡适文中的“文化思想”革命，不会是日后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滥觞，其实陈独秀自己也不会猜测未来的走向会是马克思主义革命之路的，但是从方法论的角度，肯定文化革命以启人智，不论如何解释都是正确的。
阻隔了一年的历史，在袁世凯称帝的中国最黑暗的1915年12月之前的9月，震撼二十世纪中国的《青年杂志》创刊了。 陈独秀步入从乱党走向共产党的苦难历程。
（二）
1924年3月5日，北京大学的《北京大学日刊》发表《本校二十五周年纪念日之“民意测量”》；其中征答心目中的大人物一档，其结果：孙中山第一，陈独秀第二。国共两党可谓旗鼓相当。北京大学的“民意测量”未必代表“大众”，但是从北京大学垂范全国政治运动；国民党一大刚开毕，孙中山筹划北上；北方政府尚未敢暴露“反动”（注：被选的名单中有段祺瑞、吴佩孚。）；包括当时最强的军阀张作霖都有所收敛。全国处在新的革命酝酿期，因此可以认为此次民意测量客观地体现了一种思潮，就是中国共产党这一组织及其国民运动的决策（至少在知识分子中）已经被认同，产生了举国共识的领袖。从党派纪年决断，国民党孙中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最后是在中共和共产国际（说是苏俄政府更较贴切）的扶正下才“达到此目的”。而共产党陈独秀从“五四”运动，从上海北京首建共产主义小组到1924年才五年光景。这么排比，不在乎于争后来者居上，在于证明中国革命已经不是国民党弄潮的时代，已经让给了代表新生革命力量的中共。尽管之后又经历了足足四分之一世纪（1924—1949）才拼出胜负。但诚如围棋高手一样三步棋下足，乾坤已定矣。那么，陈独秀及中共是如何获得成功的呢。答此问题，诚非易事，粗放地说是滥觞于陈独秀调整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并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成功后国际时局及时调整中国革命决策成立共产党走俄国人的路，是成功的关键。
“举凡一国之经济政治状况有所变动，其影响率被于世界。不啻牵一发而动全身也。”这是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相当于发刊词的《敬告青年》（注：引自《陈独秀著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第1卷第129页。）中提出的一句名言。如若我们把这句话演绎成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思考中国问题，在1915年上，未免嫌涉拔高陈独秀之虞，却也未必空穴来风，但是用当时规范世界进步的最先进的社会科学理论思考中国问题，使中国能迅速步入由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组成的社会，这一陈独秀的思想飞跃，确实带动了中国革命的飞跃。既然我们已经写到《新青年》创刊时期陈独秀思想的飞跃，就从此下续可也。
在我看来，《敬告青年》虽然未脱尽旧民主革命遗留，但掀起新民主革命的方法，是考虑得比较成熟的。所谓“未脱尽”云云，有如下之言证明：“吾国自通海以来，自悲观者言之，失地偿金，国力索矣；自乐观者言之，倘无甲午庚子两次之福音，至今犹在八股垂发时代。”话中明显留有《爱国心与自觉心》的思想履痕。所谓“掀起”云云，有如下之言证之：
居今日而言锁国闭关之策，匪独力所不能，亦且势所不利。万邦并立，动辄相关，无论其国若何富强，亦不能漠视外情，自为风气。各国之制度文物，形式虽不必尽同，但不思驱其国于危亡者，其遵循共同原则之精神，渐趋一致，潮流所及，莫之能违。于此而执特别历史国情之说，以冀抗此潮流，是犹有锁国之精神，而无世界之智识。国民而无世界智识，何以图存于世界之中？
这一段话简直可以传之当今亦能视为外交原则，证明陈独秀立下了办中国的事要参与世界的原则，只剩下如何根据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辛亥算起到国共订交合作（1911—1924）之间的教训，在已经初步形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极的世界格局中，选择加盟哪一极的问题。显然，孙中山的失败，增强了陈独秀等一批新兴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的速度和决心。当然《敬告青年》此文不具有阶级色彩，是关乎民族兴旺的共识。胡适就特别欣赏此文中找出的六条“是”和“非”，说这是陈独秀的“基本革命的信条”（注：《陈独秀与文学革命》，载《陈独秀评论选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第1版）下册第289页。）。就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稳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细细品味陈独秀这六条极其精辟的解释，中国走向现代化已尽于斯矣。也正是这篇文告中，他提出了“科学与人权并重”指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还说科学与人权“若车之有两轮焉”。不久，就成为猎猎飘于全国的“赛先生（科学）”和“德先生（民主）”两面惊世骇俗的大旗。应当说这是陈独秀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之前最高思想境界给予中国现代化运动最对症的一帖良药。于是我们从《辩诉状》自述的分期验证，前期时间虽短（1915—1918），不遗余力呼唤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和资产阶级法权观念却很有成效，其集中在两个点上，一个是大力介绍法国大革命；另一就是灌输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这方面的论文译作不少，就《青年杂志》创刊号陈独秀就有一作一译：即论文《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注：引自《陈独秀著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4月第1版） 第1卷第136页。），译述《现代文明史》（法国文学博士薛纽伯作）（注：见《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15日发行。 笔者用的是人民出版社 1954年8月影印本。），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中陈独秀重点介绍了法国对近代文明的“使人心就会划然一新”的三大贡献：“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这篇论文对于中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冲击力在于介绍《人权宣言》时强调“民主之社会”首义是“人人于法律之前，一切平等”，与此同时他未忘记介绍资本主义社会还存在“关于财产之不平等”这资本主义制度的本源。证明陈独秀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没有阶级偏见。此文横空出世在国人面前的是，在详细介绍法国巴贝夫、圣西门和傅立叶（这里我用的是现代译名）空想社会主义的同时， 提到了马克思， 曰“其后数十年，德意志之拉萨尔（Lassalle ）及马克斯（Karl Marx），承法人之说，发挥而广大之。”马克斯学说一出“资本与劳力之争愈烈，社会革命之声愈高，欧洲社会，岌岌不可终日”。这是1915年9月， 陈独秀已经把遥远的“共产主义的幽灵”通过《青年杂志》引起民众注意别一种救国之道。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是组成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来源之一。可见创办《青年杂志》一开始，陈独秀的知识结构和预期的媒介内容中已经纳入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
思想异常活跃的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刊出《艰苦力行之成功者——卡内基传》（彭德尊作）（注：见《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15日发行。笔者用的是人民出版社1954年8月影印本。又，《新青年》刊物无连续页码。这是我国早期刊物的通例。），为了引起国人的关注，还把这位美国钢铁巨子的肖像选为创刊号的封面人物。改革开放以来，卡内基（1835—1919）几乎成为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期新兴企业家趋之若鹜的偶像。因此似乎不必在此多讲些什么，倒是可以从1915年的肯定，1949年之后的否定，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复又肯定卡内基事业的曲折过程中折射出一些值得发人深思的教训，是不是因此而需要补一补因全盘否定资本主义生产力而造成我国经济长期处在农耕社会低生产力水平上的种种弊端这门课，当然这又是别一棘手的学问了。总而言之可以这样肯定1915年起陈独秀团结了一批统括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大门类中的各路专家学者，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从彻底批判孔子为代表的封建制度文化哲学开始，很快转向介绍西方进步学说，从文学革命到工业救国，从实验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由此引发起以知识分子为中轴的社会各阶层各路思想产生躁动、冲撞、对抗，以及官方对即将来临的红色风暴和陈独秀这个人的恐惧感，全都证明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革命力量已经聚集成功。
“五四”运动，包括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在内集中发表七篇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论文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晨报》副刊辟《马克思研究》专栏，《每周评论》上尖锐的时评影响日隆……所有这一切宣告，一个由陈独秀领衔的新时代开始了。
陈独秀从舆论走向实践。他把注意力全部灌注到一，研究中国产业无产阶级的构成和提高这支队伍的政治自主意识；二，世界各国工人党共产党的建党史和党内的思想演变与政治革命的关系。要详述以上两项对中国来说是开天辟地大业，足可成书一本。我们只能从最简单的实证角度点到辄止。
对于陈独秀的后半期，即“转向工、农劳苦人民方面”，他根据中国产业无产阶级大多来自农村破产后进城谋生，虽然赤贫却带有农耕社会中与生俱来的私有制宗法传统观念。陈独秀分两步走，一是开导他们的民主自主意识，然后是剩余价值理论教育。
民主，形象化了的“德先生”，是用来启发劳动人民政治自主意识的第一位老师：
劳动界诸君呀！十八世纪以来的“德莫克拉西”是那征服的新兴财产工商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帝王贵族要求权力的旗帜。现在宪法都有了，共和政体也渐渐普遍了，帝王贵族也都逃跑或是大大的让步了，财产工商阶级要求的权利得到了手了，目的达到了，他们也居了帝王贵族的特权地位了。如今，二十世纪的“德莫克拉西”，乃是被征服的新兴无产劳动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的财产工商界要求权利的旗帜。（注：《告北京劳动界》，载引自《陈独秀著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第1 版）第2卷第49页。）
在世纪末展读此文，考其唤醒劳动人民的阶级意识的意义是显明的。到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下，仍有否现实意义呢？回答也应当是肯定的。然而国际共运在民主与法治问题上的教训实在是太大了。十月革命后，列宁时代起民主就被斥为资产阶级法权认定应与它的制度一同消亡。三十年代末，也即是说陈独秀在临死前就非常冷静地研究过国际共运、十月革命、列宁，以及托洛茨基，尤其是斯大林在民主问题上的严重失察，造成无穷后患，本世纪是以十月革命开创了世界两大阵营的政治格局起步的，如今到了世纪末似乎可以回顾一下陈独秀曾作为教训指出的：“如果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已至其社会动力已经耗竭之时，不必为民主斗争，即等于说无产阶级政权不需要民主，这一观点将误尽天下后世！”（注：《给西流的信》引自《陈独秀著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第1 版）第3卷第552页。）真可谓之醒世恒言。 这是陈独秀得自他对苏联（1917—1939）扼杀民主走向斯大林独裁的教训。是不是可以比照一下中国进入社会主义（1949—1976）之后民主作为资产阶级法权扫荡干净而构筑成“一言堂”，作一些有益的反思呢？陈独秀明确指出：“科学，近代民主制，社会主义，乃是近代人类社会三大天才的发明。”（注：《给西流的信》引自《陈独秀著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第3卷第552页。）在无产阶级没有夺取政权之前，民主，既能促进自身政治建设，又是与统治阶级进行斗争的利器。无产阶级夺到了政权后民主就成为健全无产阶级专政必不可少的监督机制。失去这个监督，专政职能就会异化。陈独秀在总结苏联的教训时说：“不幸十月（革命）以来轻率地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从此独裁代替了民主……列宁当时也曾经警觉到‘民主是对于官僚制的抗毒素’，而亦未曾采用民主制”，至于托洛茨基，陈独秀说：“直至独裁这把利刃伤害到他自己，才想到……然而太晚了！”（注：《给西流的信》引自《陈独秀著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第3卷第552页。）
话扯得太远——从历史教训的角度又扯得太近了，还是谈历史罢。
1920年，中国共产党开始建党。翻翻当时在上海的陈独秀的日程表，他把大部分时间用在同各行业工人、工会组织或和同道们研究如何对工人进行“准”社会主义教育，就是关于如何把深奥的剩余价值理论普及到与工资收入对比中捉摸出剩余价值是资本剥削劳动的隐形杀手。纱厂、造船厂、码头船站……到处有他的身影，这是可以作为故事讲的。最重要的，能体现陈独秀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这关键问题上所创的成绩，笔者以为，就是出版于1920年5月1日的《新青年》第7卷第6号的《劳动节纪念号》。
《劳动节纪念号》是《新青年》创刊以来篇幅最大者，相当于恒常篇幅的三倍。李大钊为该刊写了《“五一”运动史》，配发了一组介绍英法美日及巴黎华工的工运概况报导。全刊的三分之二篇幅刊登了上海、北京、天津、唐山、芜湖、无锡、扬州、山东、山西、安徽、河南、浙江等当时各主要工业地区的棉纱、粮食加工、烟草茶业、煤炭、钢铁等轻重工业以及交通航运、建筑业等等方面的调查报告。内容包括行业规模，工人数量，劳动强度，衣食住行条件，工资水平等各个方面。这些调查报告的意义在于是从工人作为一个阶级的生存条件出发的，其结构必然是集中在工人从经济斗争（生存权）向政治斗争（发展权）过程奠定基础。陈独秀为该刊发表了长达四万言的《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注：该文在各种版本的陈独秀著作集中只收此调查报告文的陈独秀结论《我的意见》。引自《陈独秀著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4月第1 版）。该书亦作如是处理。第2卷第138页。）。全文由关于厚生纱厂到湖南招募女工的各地各种意见的15篇资料集锦，和陈独秀《我的意见》两个部分组成。上海厚生纱厂到湖南去招募女工，是中国资本积累初期惯用的手法，先是用内陆乡下无知姑娘来顶替开始有觉悟且已纳入工会组织的城市女工，破坏工运；后是开辟廉价劳动市场，迫使背井离乡的姑娘就范于资本剥削。陈独秀在所收集的十多则资料中找出代表资本剥削伸向农村廉价劳动市场的最典型的例证（厚生厂经理穆藕初的见解（注：穆藕初（1876—1943），上海浦东人，1909—1915留学美国。学农。后经营棉纱业及此业的行业领袖人物，是引进资本主义管理的理论家，有著作传世。抗战时期于国府农产促进会主任委员任上去世。））予之论理。陈独秀抓住了两点，第一，明确指出，“二十世纪的劳动运动，已经是要求管理权的时代，不是要求待遇的时代了”，这就说明，当今的劳资纠纷，表面的起因虽是工资或工时等待遇问题，但矛盾闹到对抗，其解决与否（工人是否胜利）都将归结为政治斗争，“无论待遇如何改良，终不是自由的主人地位，劳动者要求资本家待遇改良，和人民要求君主施仁政是同样的劳而无功，徒然失了身份。”陈独秀这些阶级立场分明的话是用第一人称多数的“我们”也即是工人政党地位的身份讲的。第二，直接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驳斥资本剥削的“你劳动，我付工资”欺骗无知工人出卖劳动力的公式。陈独秀用一，资本家纯利润所得与工人纯劳动所得之间前者数十数百甚至数千倍于后者；二，当时国家税收政策规定银行借贷、典当等业借贷利息不得高于2%的约束，而资本投入的纯利润远远大于2%利息等例子说明资本家暴利来源于剥削工人劳动所得，“马克思说这是剩余价值，都应该分配给工人的。”当然这还不是理论，只是理论的大众化的解说。陈独秀还煞费苦心以调查所得的数据，说明增加工人工资远远低于工人因此而增加的劳动强度所创造的财富， 比如一千个工人每月增加2元，资本家一年多付出2.4万元，因此2元而在增加的劳动强度中资本家多收入了20万，扣除2.4万， 其纯收入比未增加2元工资前多了17.4万元，因此， 看来递增的工资在剩余价值理论透视下等于是递减。陈独秀改变了工人对于工资的本质观念。剩余价值理论终将化成为工人的阶级觉悟和对于政治革命的投入。《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是解剖一只麻雀，是一种典型，他指出，资本家去湖南招女工，“不但不单是湖南的女工问题，也不单是上海男女工人问题，乃是全中国劳动问题。”一年后，中国共产党成立，开创了彻底解决“全中国劳动问题”的新纪元。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由于资料的缺乏，根据目前已经发表的或者笔者已经见到的资料，陈独秀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恐怕要上溯到本世纪初他在日本留学时期，比如1903年在安徽爱国会演说中说到“运广长舌”。“广长舌”（宣传），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1911年“大逆事件”中被处绞刑的幸德秋水就曾经写过宣传社会主义的《广长舌》（注：据资料此书商务印书馆于1905年出版过，笔者未见，立此备查。）。当时以及1914年他最后一次到日本参加《甲寅》杂志与李大钊订交。这几年正是日本马克思主义传布热时期，已经出现了幸德秋水、安部矶雄、片山潜、河上肇、山川均、堺利彦等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李大钊就读的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颇多马克思主义学研师生。陈独秀回国不久创办《青年杂志》写《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中就写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于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可以武断地说：此时陈独秀钻研此门学问已能品味出由此而使“资本与劳力之争愈烈”的张力。当然以上所说，猜测多于考证。猜测，很可能是捕风捉影无稽之谈。但诱惑笔者非猜测不可的原因是陈独秀1920年年底在广州任教育委员长时借机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运（有些在当时还属新闻圈内事）时的一些讲话和文章。仅以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的演讲《社会主义批评》（注：引自《陈独秀著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第2卷第241页。），文中大量涉及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共运，第二国际史，以及直到陈独秀演讲的当时发生的国际共运的风风雨雨，如俄国内部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斗争；俄共（布）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区别和矛盾；涉及到“柯祖基（今译考茨基——引者）著书大肆攻击俄国底无产阶级专政”；并引用“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明白的说”以反驳考茨基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还批判了导致第二国际分裂的原因之一的“伯伦斯泰因的修正派”（今译伯恩斯坦）进而提到《共产党宣言》而肯定无产阶级专政，肯定了列宁也肯定了“只有俄国的共产党在名义上，在实质上都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其所包含的史料和从史料结合他对中国共运的分析得出的感想或结论，比如他在批判德国社会民主党“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议会迷时，就明确指出，“民主政治及议会政策在中国比在欧美更格外破产”，“因此阶级战争的观念是中国人应当发达的”。在陈独秀中共建党时期所作的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国际共运的大量文章，若《社会主义批评》如此透辟的研究亦属少见。直到七十多年后的今天看来仍令人感到此文的理论感召力，此文可以说是中共建党时期的重要文献。诚然以今之信息量和理论，文中有些观念已陈旧，有些则为当今更科学的分类及其研究方法所替代，但仍不失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研究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国际共运史的经典论文。
关于陈独秀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列宁与十月革命，研究本世纪初欧洲工人运动、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兴衰等等方面的历史，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几乎没有留下对此项涉及到这位中共领袖如此重要的知识结构的史料或口碑文字，距所谓“全面研究”不啻十万八千里。就笔者了解在“陈独秀与马克思主义”（如果能成为一个学科的话）方面，只有两个当时人从正反两个方面讲出了一点儿情况，算是旁证。
一个是包惠僧，他是时在广东的陈独秀委托他作代表在上海参加一大，也是孤苦伶仃死在石墙院板床上咽下最后一口气时见到的只能说是曾经参加过中共的“群众”。他曾在《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一文中谈起过1921年9月他陪同陈独秀乘船回上海途中， 曾就中国进行共运的事谈了一些意见给包惠僧的印象是：“陈独秀读马克思主义的书比我们多，他有读书的修养，也有办法找到书。”（注：载《“一大”前后（二）》（ 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第1版）第382页。）在别一处包还说陈独秀“好比是书箱子”。但“书箱子”里藏了多少马列著作，他没有说明，很是遗憾，但总算说出爱读并能找到需读的马克思主义的书，要比谁都读得多，还是令人欣慰的。
第二个是李达，他的回忆比较具体，却与包惠僧不同。他在回忆一大时说起陈独秀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时，指出：“他（指陈独秀——引者）本人并不阅读马列主义著作，书架上有一部法文《资本论》，他从不曾翻看过（他懂法文）。他在报纸上写普通论文是动听的，对中国革命的理论则不懂，也不研究。《响导》上署他名字的文章，大都是同志们AI写作的。”（注：《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载载《“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第1版），第6页。）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又说“陈独秀是个资产阶级左派， 不研究马列主义”（注：《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思想斗争情况》，载《“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第1版），第50页。）这些话出于一大代表李达笔下其分量之重是不必掂量的，他是当年负责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少数几位理论家之一，曾经写过诸如《马克思还原》《评第四国际》等在当时很起了些作用的论文。李达对陈独秀的“不阅读”马克思著作可信吗？同时，李达还统括地指出：“当时并没有人能把考茨基跟马克思主义分别开来。”“当时大家并不懂得辩证法，被介绍过来的只是布哈林的均衡论。”应当指出，李达文中无论是对陈独秀对早期中共群体的马克思主义水平说得如此低下，是偏见。恰恰就在陈独秀的《社会主义批评》中把“考茨基跟马克思分别开来”了。陈独秀不仅直接批判考茨基；批判德国社会民主党也是对考茨基的“正统派”和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的批判。因此他才能结合当时中国民主革命的情况指出“若是采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国家社会主义，不过多加给腐败贪污的官僚以作恶的机会罢了。”（注：引自《陈独秀著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第2卷第241页。）“走俄国人的路”就是陈独秀研究十月革命使国际共运分成两大派之后才定下中国党要走俄国党的路的决策（注：文中“两大派”，概指第二国际分裂，十月革命之后，第三国际成立。国际共运分成走武装斗争（即十月革命）道路和社会民主党的议会斗争道路。）。
风雨80年逝者如斯夫，先辈们早已魂兮蓝天任人评说。笔者一家之言，能从孙中山的“老办法”讲到陈独秀开辟中国革命新纪元，也算是历史的天空正在晴朗、透明……
140198孤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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