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语言生活调查研究
包冬梅
(中央民族大学 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北京 100081)
[摘 要] 语言生活主要是特定行政区域内不同社区、不同部门、不同行业内不同人群的语言使用状况。蒙古族语言生活的调查研究主要涉及日常生活、教育教学、传媒及司法等领域。在梳理国内外蒙古族语言生活调查研究成果的同时,总结了相关研究的特点和不足。
[关键词] 蒙古族 语言生活 调查 述评
语言生活主要是特定行政区域内不同社区、不同部门、不同行业内不同人群的语言使用状况。截至2018年3月，笔者通过文献查阅和网络平台搜索等方法，获得与蒙古族语言生活相关研究成果近200篇。
一、国外蒙古族语言生活调查研究
国外有关蒙古族语言生活的调查研究主要集中在蒙古国。1921年,蒙古国建立图书文献院并出版《蒙古语文发展政策》等学术刊物。1961年，原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院设立语言研究所；蒙古国国立大学和国立师范大学(原国立师范学院)等高校均设立有语言文字研究部门。蒙古国自宪法制定起就确定蒙古语为国家官方语言，并陆续制定了《国家官方语言法》(2003)、《蒙古语言文字法》(2015)等语言文字法规，蒙古国学者也围绕这些法规和相关政策开展了系列研究。蒙古国国立大学硕士阿荣其其格(2011)调查了蒙古国学生对蒙古语课程所持的态度，文中提到由于基里尔文语法繁琐、多变，部分学生认为语法掌握有难度、课堂乏味。同时指出，在使用文字的过程中，由于缺乏统一标准，人们随意使用或混用基里尔文和拉丁文的现象很普遍。蒙古国国立大学教授巴图特穆尔(2012)强调母语能力的重要性，与法语语法的稳定性相比较指出，在过去的20年里，蒙古语语法制定、更改频繁，导致目前能够创作优美而准确的文章的人越来越少，学生当中不会撰写公文的人也不在少数。他希望人们重视起母语表达及写作能力的培养。丹波尔·苏荣(2012)强调了使用传统蒙古文的必要性并指出，人们很少使用传统蒙古文，而传统蒙古文恰恰承载着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应保护并传承传统蒙古文。
购销合同是企业应收账款的一个保障，企业应当根据销售人员及财务人员的意见制定一份规范的购销合同，该合同中要写出企业之间应该遵守的准则，并且要明确违约的处罚方法，销售人员在赊销时要依据该合同内容同客户签订合约。如果在签订过程中，需要对合同内容进行修改的，销售人员要向管理人员及时反映，管理人员标准才可做出修改。每一笔赊销业务都需要签订规范的合同，这给企业的应收账款提供了一个法律凭据，当应收账款无法收回时，企业可以凭借该合同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中国学者也在关注蒙古国语言生活状况，我国对蒙古国语言生活的研究主要涉及语言使用、文字改革及一些本体研究。语言使用方面的调查研究采取社会语言学理论和方法，通过田野调查获取语言生活相关资料；部分研究同样围绕蒙古国热点问题——文字改革展开讨论。有关蒙古国语言生活的研究成果有论文《蒙古国传统文化与文字改革》(巴音吉日嘎拉，1999)、《蒙古国文字:一个文化传承与政治取向的问题》(齐心，2008)、《蒙古国外贸语言词汇现状分析》(涛高，2013)和专著《蒙古国蒙古族语言使用现状》(哈斯额尔敦、包满亮，2014)等。其中巴音吉日嘎拉从蒙古国传统文化的视角探讨了文字沿革、文字改革的缘由以及蒙古国在文字改革方面所面临的选择和趋势。哈斯额尔敦等人在调查后杭爱省浩同图苏木牧民和乌兰巴托市松干海日汗区部分居民语言使用状况的基础上，指出蒙古国不论男女老少、城市牧区，都稳定使用蒙古语；各类报刊图书、公文信件均使用基里尔蒙古文。
二、国内蒙古族语言生活调查研究
中国学者全面系统地研究境内少数民族语言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1955年，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学院曾合力组织一支蒙古语族语言调查队，赴蒙古族地区进行语言调查，以记录和描写为主要方法。20世纪80年代以后，民族语文工作者开展了族内不同语言的比较研究和一种语言内部方言层次的描写和比较研究，在前期描写和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了《蒙古语族语言方言研究丛书》。专门针对蒙古族语言使用的调查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逐渐增多，以语言使用、语言态度、语言保护等内容居多。笔者将从日常生活领域、教育教学领域、传媒及司法等领域,梳理分析境内蒙古族语言生活的相关调查研究。
(一)日常生活领域
蒙古族语言生活调查以语言使用及语言态度的调查居多，研究多集中在日常领域；在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社会语言学的问卷法和访谈法。从调查结果看，不同地区呈现出不同的语言使用现状及语言态度，分为蒙古语活跃双语化普遍、双语向单语过度以及语言转用等几个层级。
阿东焦急万分，他看看手表，发现时间紧迫。他不能走太晚，迟到对他来说，会给所有人留下坏印象。阿东说：“那我先走好不好?”
姜昕玫、王远新(2017)对新疆蒙古语文授课学校师生的调查显示,新疆基础教育阶段蒙古语文教学在学生的蒙古语文能力、课时量、师资、教材教辅、蒙古语文学习环境等方面均存在问题,应从教学模式、交流合作、资金支持、环境营造等方面着手,提高蒙古语文教学质量。
在内蒙古、新疆等地的蒙古族聚居区，蒙古语的使用比较活跃。通辽市蒙古族人口比例较高，相关语言调查数量也相对较多。王顶柱(2012)及其指导的学生乌日其其格、高萨日娜等人在2011至2015年间对内蒙古通辽市科左后旗阿古拉镇、达尔罕旗、扎鲁特旗，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科尔沁右翼中旗吐列毛杜镇等地开展了大量的语言调查，总结当地蒙古语语音、语法、词汇等方面的特点，分析了蒙古语的内部差异性。图雅(2017)调查了兴安盟图什业图旗蒙古族语言使用情况，指出语言接触使得当地蒙古族对本民族语言文字的尊重和热爱有些淡化，有大量汉语借词渗入到蒙古族日常交际中。哈斯额尔敦(2012)调查了通辽市科左中旗8个调查点的4000余人，完成专著《科尔沁左翼中旗蒙古族语言使用现状及其演变》。该研究充分考虑到了被试年龄、性别、学历、职业等分布的合理性，调查方法科学，调查结果可信度较高。王远新主编的《语言田野调查实录(十)》(2014)中收录了姜昕玫、张月心、桂柳玥，郑国娟、孙睿择，朱晓旭、孙文虹等人在通辽的语言田野调查日志，真实记录了通辽地区蒙古族的语言使用状况。
王远新《牧区移民社区的语言生活——锡林浩特市欣康村居民的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调查》(2013)以及在二连浩特市典型的城市“牧民社区”——星光小区的语言调查显示，在这些社区，蒙古语仍为强势语，九成以上的人希望后代接受蒙古语或蒙汉双语教育，而对普通话和汉文的社会地位评价高于蒙古语言文字；此外，王远新的学生李庐静、刘宾、何维、魏琳，岳朋雪，强泰等人也对锡林浩特、二连浩特等地的语言生活开展了调研，形成了田野调查日志，收录于《语言田野调查实录(五)》。金双龙(2014)在锡林郭勒盟正蓝旗的语言调查证实,正蓝旗蒙古族81.04%的人经常使用蒙古语言文字,13%的人偶尔使用蒙古语言文字,而不使用蒙古语言文字的在6%以下。邬美丽《内蒙古达拉特旗散居蒙古族语言使用情况调查》(2006)认为，当地蒙古族多使用双语(蒙古语、当地汉语方言)，蒙古语保留较完好。居民在正式场合使用最多的是当地汉语方言——达拉特话，而蒙古语通常被用于非正式场合。年轻一代蒙古语水平不如老一代。张胡日查(2013)将鄂尔多斯市蒙古族语言使用模型分为蒙古语单语型、汉语单语型和蒙汉语双语型三种。三种语言使用模型在年龄、职业、语言使用社会环境等方面均有区别。蒙古语在鄂尔多斯市蒙古族家庭成员间和医院、市场等公共场所的使用比较稳定；在文化生活中，蒙汉双语占主要地位。额古勒(2008)、包色音其其格(2013)、萨仁格日乐(2014)、查那力更(2017)等人在临河区、包头市、乌海市和乌兰察布市商都县等地的蒙古族语言调查，结论基本相同。
吉日木图(1996)、达日卓玛(2016)调查了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蒙古族的语言使用情况，调查结果反映出当地蒙古族的语言变迁。20世纪90年代，河南县15%的蒙古族可以用蒙古语进行日常交流，85%以上通用藏语、藏文；而20年后，当地蒙古族多数已转用藏语，只是在语音、词汇和语法方面与当地藏语稍有差异。
赵小兵、陈丽湘(2016)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右旗的语言调查显示，蒙古族在家庭域、朋友域和宗教域以蒙古语为主要交际语；在教育域、工作域和大众媒体域则使用蒙汉双语。蒙古文在教育、文化、行政、法制、媒体、服务行业的使用次于汉语，“双语”“双文”化已成为当地人语言文字使用现状。《语言田野调查实录(四)》(2010)当中收录了韩春晓、沈世玘、张阳、高青、王晓谦、格根通力嘎、钟明、何维等人在呼伦贝尔的田野调查日志。
额尔敦尼(2016)使用问卷法调查了在呼和浩特市打工的600多名蒙古族农牧民工的语言使用状况。这类人群文化程度虽然不高，但对母语的认同度却相对较高，多数都能够熟练使用蒙古语，在社会交往中，多数也能熟练使用汉语，但在家庭中，与子女交流时同样出现了双语化倾向。
包联群(2007)调查黑龙江省杜尔伯特蒙古族中学蒙古语授课班的36名学生语言使用情况后认为，“杜尔伯特蒙古语是以蒙古语的语法为基础，借入大量汉语词汇的蒙古语和汉语的混合语言。这种混合语已成为族内交流工具，原本的语言(蒙古语)产生了变异。”赵鹤龄、张秀丽(2009)调查了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胡吉吐莫蒙古族中心学校四至六年级学生的蒙语文听说读写能力，认为学生们对民族语言的整体认知度偏低，语言感情积极中带有消极。牛涵(2012)概述了黑龙江省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蒙汉双语教育的发展历史，从社会基础、学校和家庭方面入手，展现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蒙汉双语教育的现状，从政策法规、双语师资、双语教材、双语环境等方面提出建议策略。
王远新于2010年赴河北省尚义县五台蒙古营和四台蒙古营开展语言使用及语言态度的调查，形成论文《河北省境内的蒙古族语言文化孤岛——尚义县五台蒙古营语言使用、语言态度调查》。调查显示，五台蒙古族95%以上都能使用蒙古语和蒙汉双语进行日常交流，对蒙古语的实用功能评价最高，同时普遍认同普通话的社会地位。
郭蕊、丁石庆的《北京市典型蒙古语社区蒙古族语言使用情况调查》(2007)以北京地区蒙古族高级知识分子群体为主要研究对象，在民族出版社等典型语言社区调查了65户家庭共165人。调查结果表明，他们在工作中使用蒙汉双语双文，在家庭中，与长辈和配偶使用母语，与子女使用汉语。他们对母语感情深厚，对汉语和其他外语持开放态度。丁石庆的系列研究如《社区语言与家庭语言——北京少数民族社区及家庭语言研究之一》(2007)、《社区语言与家庭语言即相关分析》(2012)、《人口流动与语言适应——北京少数民族社区及家庭语言调查研究之三》(2017)也都包含了对在京蒙古族语言使用情况的探讨。包冬梅(2008)调查了在京工作、学习的蒙古族青年的语言使用及语言态度。调查结果显示，在蒙古族内部，90%的人用蒙古语或蒙汉双语交流(单语和双语交流者各占一半)，与其他民族交流时，99%都使用汉语。邢海伶(2009)从北京市海淀区蒙古族流动人口来京后语言使用和适应的情况入手，论述了北京市海淀区蒙古族流动人口语言使用情况及其成因。
2.双语向单语过度
2.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深化债券市场融资功能，引导企业通过发行企业债、公司债、中期票据、资产支持票据、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项目收益债等融资方式，扩大融资规模；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基金作用，支持产业链核心企业发起、引导社会资本共同参与设立产业创投基金，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提供资金支持。鼓励有条件的民营企业联合发起设立民营资本投资公司。设立广西并购引导基金，推动工业企业重组整合壮大。积极争取投贷联动试点，大力推动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工作。
王远新曾提出，“为构建民族地区双语和谐社会,语言规划、语言教育政策的制定应本着兼顾少数民族的眼前需要和长远利益的原则,既要考虑语言的工具性及其社会文化功能特点,也不能忽略语言的情感因素和认同功能,鼓励并保障母语与通用语并行使用,支持少数民族地区不同教学模式的学校并存，协调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兼顾少数民族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的需求，有效协调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关系。”2可见，民族地区双语教育承载着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化发展重任，民族地区语言生活与教育教学有着紧密联系。
居民赵某散步时，被一只从后面跑来的流浪狗咬了一口，遂到医院处理伤口，并注射狂犬疫苗。赵某经打听得知，咬自己的那条狗似乎是附近居民马某家的。面对找上门要求赔偿的赵某，马某承认那条狗曾经是自己家养的，但却以自己在一个月前送给了别人为由拒绝予以赔偿。赵某遂将马某告上法庭。
邹越华在《黑龙江省蒙古族语言使用情况探析》(2002)中，将黑龙江省蒙古族的语言使用状况分为三类：一是以蒙古语为主、兼用汉语，如杜尔伯特蒙古族；二是以汉语为主、兼用蒙语，如肇源县、泰来县、富裕县境内和齐齐哈尔市建华区高头村蒙古族；三是单用汉语，如散居在其他市县的蒙古族。黑龙江省的蒙古语使用情况并不乐观，在汉语大环境中，除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以外的地区均呈现出明显的双语(汉蒙)向单语(汉语)过渡的趋势。
包梅荣的《语言接触和语言变化——以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语言使用情况为例》(2015)调查描写了前郭县蒙古族语言使用现状，与科尔沁其他地区蒙古语进行了对比研究，认为前郭县蒙古语使用已出现明显的代际差异。邬美丽(2014)在达拉特旗展旦召苏木展旦召嘎查的调查结果显示，蒙古语使用已出现代际差异和同代不同群体言语使用差异，蒙古语的使用范围在逐渐缩小，达拉特话使用范围扩大，已出现语言转用的阶段性特征。
宝玉柱在内蒙古喀喇沁旗蒙古族语言文字使用情况的调查研究》(2007)中指出，喀喇沁右旗蒙古语使用出现明显的层次性，使用人口出现断代。他的《喀喇沁左旗蒙古族自治县蒙古族语言使用情况》(2009)认为，从新中国建立前的“蒙汉双语”模式到新中国建立至1979年的“双语—单语”模式，喀左县蒙古语退化现象很严重，使用上已出现断代现象。但当地人在感情上还是认同蒙古语，在功能上更认同普通话。
王远新(2011)在河北省尚义县四台蒙古营调查发现，四台蒙古族的母语使用情况不如五台，有七成会蒙古语，而且以老年人为主。母语使用呈现出明显的代际差异，当地蒙古语正在逐渐衰微。
3. 语言转用
取2016年3月—2018年6月我院收治的CT增强扫描患者106例，研究组（53）：男33例，女20例，年龄9～84岁，平均年龄为（68.83±11.25）岁；对照组（53）：男32例，女21例，年龄10～86岁，平均年龄（68.92±11.34）岁。各资料无差异（P＞0.05），可比。
戴庆厦的专著《云南蒙古族喀卓人语言使用现状及其演变》(2008)详细介绍了云南通海蒙古族的语言转用现状、兼用汉语的状况和成因及语言接触引起的变化。总的来说，当地蒙古族全民稳定使用喀卓语，兼用汉语。
王顶柱在《蒙汉双语教育的实践与思考》(2004)一文中，介绍了内蒙古民族大学蒙汉语教育的状况，从专业设置、人才师资培养、教材建设、教学科研管理等方面，阐述了该校蒙汉双语教育所取得的成绩。王桂荣(2013)、乌日娜(2009)、照日格图(2009)分别调查了舍伯吐镇、奈曼旗、科左中旗蒙古族中小学生的语言使用情况，认为学生们在语言使用方面存在差异，但对母语都有深厚的感情，对汉语持开放积极的态度。杨艳萍(2010)、包英华(2012)、高成龙(2018)在调查呼和浩特市蒙古族预科大学生、中小学生语言使用情况的基础上，得出相似结论：一是多数学生对母语持积极态度,希望蒙古语长久保持活力；二是对蒙汉双语态度积极,在社会交际中双语并用；三是认为语言态度跟语言环境和语言能力有关，城市环境使得一些学生母语学习积极性有所下降。《语言田野调查实录(四)》中，姚春林(2010)、赵建宏(2011)、韩春晓(2011)等人也分别探讨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锡林浩特市的蒙汉双语教育。邬美丽(2007)在中央民族大学蒙古族学生中开展抽样调查，认为语言使用影响语言能力，语言能力制约语言使用；明确了环境对语言能力变化的影响；语言能力影响语言使用，语言使用和语言能力又影响着双语态度。李燕等人(2011)也调查了北京三所高校的蒙古族大学生，他们将少数民族语言活力分为“充满或具有活力的”“活力不足的”和“濒危的”三个等级，将蒙古族语言划分在“充满或具有活力的”等级。
(二)教育教学领域
2.土地使用标准更加严格，油田建设用地审查监管力度加大。2012年9月，国土资源部下发《关于严格执行土地使用标准大力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要求严格按照建设项目用地适用的供地政策和土地使用标准，对石油和天然气工程项目建设用地等控制指标加强审查和监管。对未按有关批准文件或合同要求执行的，追究土地使用者的责任，依法收回全部或部分土地使用权并收取违约金。目前国家土地用地标准不断细化，油田建设用地控制指标的审查和监管力度加大一旦出现超标用地油田将承担法律责任，面临被收回的风险。
2010年8月，该公司煤液化联合控制室在正常生产运行期间，多个生产单元所有操作站均发生与服务器、控制器通信异常，出现时通时断的现象，故障现象持续约5 h，影响了生产人员对现场的监视和控制，整个事件是由于交换机网络负荷过高而引起的网络拥堵造成的。2011年，针对该事件，该公司重新规划工业控制系统网络结构，将该联合控制室中一个大的网络以生产单元为单位划分为若干个小的网络，各个小的网络处于不同的网段，当某网络出现故障时，只影响对应的生产单元，做到了单元隔离，第一次整改如图3所示。为保证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该公司又整改了同类的其他控制系统网络。
李毅(2014)认为新疆库尔勒市的多数蒙古族母语保持较好，情感和有用度评价上蒙古语都居第一位。韩建岗(2016)、黄晔(2016)对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蒙古族语言文字使用情况开展的调查显示，巴州卫拉特蒙古语仍保持旺盛的语言活力，农牧区和家庭内部蒙古语为强势语，在与社区和非本族人交流时以汉语或维吾尔语为主，而多语交际模式逐渐趋向于双语化和单语化，代际差异和城乡差异日益明显。2013年，王远新用问卷法和访谈法，从语言习得、语言文字掌握类型及程度、语言文字学习途径、使用现状、语言态度等方面调查了新疆蒙古师范学校家属区的25户蒙古族家庭，发现随着时代变迁和观念变化，蒙古族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出现了代际差异和同代内部差异。郭卫东、胡炯梅于2008年调查博州地区的语言使用情况，总结出当地语言文字使用方面的几个特点，如汉语化、环节与年龄对双语使用的影响、双语使用的不均衡性与复杂性、双语使用类型转化的显著性以及语码转换的复杂性等等。这些特点较全面地概括了民族杂居区的语言使用情况,对各民族语言情感、语码转换以及语言发展趋势等问题做出了相关分析。
1.蒙古语使用活跃，同时普遍存在双语化现象
崔永鹏(2016)围绕肃北县蒙古族幼儿园至高中的蒙汉双语教学模式、课程设置、教材、师资、教学效果、特色活动等现状展开调研，发现肃北县双语教育存在认识不足、教师职业发展面临困境、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不到位以及教学科研持续性不足等问题。他指出可通过营造双语教学环境、重视师资队伍建设、开发校本课程、鼓励教师开展校本教研、完善评价机制等方法解决双语教学困境。朱晓琳(2015)采取问卷法和访谈法，调查了肃北县部分蒙古族家长和学生，探讨了蒙汉双语教育。满都玛的《浅论肃北蒙古族传统文化传承与学校教育策略》(2016)在谈到蒙古族语言文字传承的困境时指出，“蒙校生源日益减少，使用混合语的蒙古族学生越来越多，有的甚至遗忘母语”，认为蒙古族学校的语言文化课程在教育教学质量和文化创新功能方面还有待加强。因升学需求和就业压力，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空间逐渐缩小，语言文化传承受到严重冲击。
摩天轮是当今游乐场中必不可少的游乐设施之一，根据轮盘结构形式，其结构可以分为三大类：刚性桁架体系，即轮盘全部采用桁架结构体系；刚柔相结合形式混合体系，即轮盘用一定数量拉索或拉条代替刚性桁架轮辐；柔性体系，即轮盘中所有的轮辐构件由柔性缆索替代[1]。本文研究对象为42 m高的某摩天轮，其结构为刚性桁架体系形式，在ANSYS软件中对摩天轮结构进行抗震分析。
(三)传媒及司法领域
传媒领域中，有关蒙古族语言文字方面的调查研究数量不多，以往研究以网络用语用文、蒙古文网站建设、手机移动终端等新媒体的传播及发展情况等内容为主。包冬梅(2011)、曲殿宇(2014)分别调查了北京和齐齐哈尔地区的蒙古族青年网络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结果显示，北京蒙古族青年的网络交际呈现明显的双语并用现象；半数人直接使用汉文进行网上交流。齐齐哈尔泰来县受访者多数集中在13～20岁和31～40岁两个年龄段，主要使用QQ与朋友、亲人和同学交际，会使用网络用语的蒙古族有28.3%，经常使用图形类语言的占60.2%。但此研究在受访者年龄和职业分布上的选取不够科学，年龄有断档，而农民占被试的三分之一，一定程度会影响调查数据的真实性。郑国娟(2015)介绍了新疆传媒领域蒙古语文的使用状况，指出新疆蒙古语文传媒存在数量少、传播效果不佳等问题。姜昕玫在《语言田野调查实录(十一)》(2015)中，对新疆司法领域的蒙古语文使用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对策进行了详细阐述。
肺癌是临床最常见的恶性肿瘤,早期发现、诊断和治疗是影响肺癌预后的重要的因素。肺癌是常见的成人癌症疾病,患该病会出现咳嗽,声音嘶哑等症状,并且随着疾病的严重程度增加,患者逐渐会出现胸闷等现象,严重影响患者身体健康。常用的预防检查方法使用CT对患者进行扫描检查,本篇文章分析肺癌肿瘤实性区的CT强化程度的影响因素。
三、研究特点和不足
(一)研究特点
一是对蒙古族语言使用情况的关注度逐年上升。20世纪90年代之前，相关研究成果并不多。2000年以后，尤其是近十年，研究成果逐年增多。调查点从我国最北部的黑龙江省到南部的云南省，蒙古族聚居地基本都有涉及，但研究深入程度不尽相同。
二是理论研究方法多样。社会语言学、语音学、声学、人类学、历史学等都成为学者们从不同角度研究蒙古族语言生活的理论依据。
三是研究人员趋向年轻化。除老一辈语言学专家和学者外，蒙古族语言生活的调查研究出现了很多新生力量，如相关专业的研究生也都参与到蒙古族语言调查研究的行列中，一定程度填补了蒙古族地区语言调查的空白。
(二)研究不足
一是调查地区和调研成果数量不均衡。内蒙古、新疆地区的调查相对较多，其余地区如青海、甘肃、河北以及东北三省的调查研究相对稀缺。
二是从发表和出版的成果类型看，描写性研究多，实证性研究少，理论提炼不够。在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和研究深度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三是调查方法和问卷设计水平参差不齐。有些调查方法单一，深度不够，缺乏广泛的田野调查实践；部分调查问卷的科学性和专业性还有待提高。如《蒙古国蒙古族语言使用现状》(2014)，该书拥有足够的样本量，从本体入手详细记录了蒙古国当前语言文字使用状况，但调查表格中，母语水平的标准只有“熟练”“一般般”两项，而“外语水平”一栏中，只罗列了外语语种，具体的外语水平未能显现。如在语言调查的问卷设计上再琢磨、再细化，或许能挖掘更深层次的语言现象及言语特点。有些调查访谈内容简单，问卷设计专业性不强，在调查对象的选择上未考虑到年龄、性别、职业、学历等差异因素。
[参考文献]
[1]王远新.中国民族语言学理论与实践[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
[2]王远新.构建民族地区双语和谐社会的思考北京[J].北京：民族教育研究，2010.
[3]戴庆厦.云南蒙古族喀卓人语言使用现状及其演变[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4]宝玉柱.对内蒙古喀喇沁旗蒙古族语言文字使用情况的调查研究[J].民族教育研究,2007，(5).
[中图分类号] H 2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473( 2019) 03-0072-05
DOI: 10.16162/ j.issn.1672-3473.2019.03.017
[收稿日期] 2019-03-20
[作者简介] 包冬梅(1979-)，女(蒙古族)，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博士生，讲师。
[责任编辑：王雪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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