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大学体育价值流变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价值论文,我国论文,体育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80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90(2016)01～0087～06 自我国现代大学产生，大学体育就受到关注，也有学者涉足大学体育价值的研究，但是主要集中在大学体育课程价值、大学体育文化价值、大学体育价值体系的研究。对大学体育价值的演变历程的研究明显不足。从对已有大学体育价值的认知与实践来看，不同时期对大学体育价值的认知与实践具有不同的特征。通过对过去不同时期特征的梳理和总结，可以透视其未来的发展趋势。总的看来，我国大学体育价值演变可以划分为以下五个时期：健身强国价值萌发期、健身强国价值凸显期、个体人本价值遗失时期、学科发展价值主导时期以及大学体育价值多元化时期。 1 健身强国价值萌发(民国时期) 清末民初，国势更加衰微，国民体质孱弱。基于此，“1903年，清政府以《癸卯学制》取代《壬寅学制》，正式决定开设体操科”[1]。1912年2月，蔡元培担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9月，教育部接连颁布了《学校系统令》和“壬子癸丑学制”，两个文件强调：“使学生体质强健且均衡发育，使学生遵守法纪和法规，使学生充满精力，教会学生与同伴的协同”，要求全国学校开设体操课，另外，强调体育场地设施“除突变，不作他用”[2]。 “体育校长”张伯苓认为，“愚、弱、贫、散、私”是那时代中华民族的五大病，而体育可以根治“弱、散、私”。他进一步预言：“奥运举办之日，就是我中华腾飞之时。”基于强身、强国的思想，早在20世纪20年代，张伯苓就把奥林匹克教育列入学校课程。他提出，教育尤在造成完全人格，德、智、体三育并进而不偏废。学校体育不仅在技术之专长，尤重体德之兼进，体与育并重。 1929年10月，高级中学体育教学大纲明确规定：“西洋体育史纲要”和“各级各类运动会之史及组织法”为必修课程，这在当年印行的《天津私立南开中学一览》中可以查到。张伯苓认为：“教育里没有了体育，教育就不完全。”张伯苓极为关注学生的体育锻炼，要求学生进行各项体育锻炼。当时没有体育设施，他自创跳高设施，让学生学跳高。他表示南开学生要健壮起来，坚决不能如当时大众那样孱弱。因此，南开各年级每周都有2个小时以上的体育课。张伯苓言传身教，常与学生一起踢足球，常亲自带领队参加各种体育比赛。早在1908年，南开大学就举办了第一届全校运动会。此后，几乎每年南开都要举办运动会。南开注重与高校间的体育交流，如当时极有社会影响的清华和南开篮球赛和足球赛，张伯苓和马约翰亲自带队，每年春秋天轮流在两学校举行，形成良好传统。1932年，张伯苓提出了“智力竞新，强国之鉴”和“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的重要体育思想。[3] 张伯苓在回忆他在南开四十年的著作中写到：“体育运动的目的在于全社会，不局限于学校；即使在学校，体育运动的目的是在于每一个学生，而不局限于个别学生或者少数学生。学校的良好体育传统和学生个人优良的体育习惯固然应该在学校期间形成和养成；但是，一旦学生离开学校，也要对整个社会的体育风气取到积极的引领作用。”[4]可见，张伯苓最可贵的体育思想在于，体育不仅是少数学生运动员的事，也是所有在校学生的事，体育不仅是学校学生的事，更是全体大众的事。1932年，他在《今后之我国体育》中，明确提出了体育“社会化”和体育“生活化”。 1914年，马约翰积极配合清华提倡的强迫体育，为让学生们甩掉“东亚病夫”之帽，严格要求学生每天坚持锻炼身体，强体继而兴国。他严格规定：“清华留美预备校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必须通过包括百米、铅球、足球、篮球等项目的‘五项测验’指标——不达标就不允许出国留学。”[5]1927年，马约翰在《清华周刊》上，呼吁重视并发展体育，强调通过健身强国，发挥体育潜在功能，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振奋力：“今日，国人因内乱外交之迫切，知发展体育之重要者，日渐增多。清华以提倡新知识为己任，安可不审慎观察今日我国体育发展之需要?奖励国民体育，为救国强种之根本。”[6] 1919年4月颁布了《推广体育计划案》。随即兴起了举办体育师资专科学校以推动体育生活化和社会化的热潮。“当时体育在学校出现了一些问题，如办学经费不足，体育专业课程设置不规范，但按照新制精神办学，仍然培养了一些体育师资和体育人才”[7]，这对当时高校体育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为我国大学体育的健身强国价值的萌发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契机。 1919年10月，在“强种”思想指导下，第五届全国教育联合会会议通过的《改进学校体育案》提出：注重师范学校教育的同时，更要注重女校教育[8]。欲提倡体育，尤须注意女子之体育。“一，要男女体育平均发展，应关注女子体育。二，吾国流行数十代之久的女子缠足之风，女子身体行动不便，不能操练，故欲女子身体恢复强健身体，应多关注女子体育。”[9]女子体育通过女校教育、社会教育等多种途径融入了女学生的日常生活，这使体育生活化得以在女子教育改革的浪潮里萌芽和发展。“女子对家为治理家事之责，对国为助长生产之责，国际间遇有不测之时，助理军事后方之责，对民族为生育小国民之责。此数责之负赖于体育。”[10] “中华民国青年男女有受体育之义务”是1929年4月颁布的《国民体育法》的第一条[11]，首次阐明体育运动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第六条，“高中或高中以上相当之学校，均须以体育为必修课”[12]。这些规定都促进了大学体育科的发展。1925年前，燕京大学就已经建立了比清华还要完善的大学体育教育制度，大学体育教育蕴含着其他学科教育难以企及的功能和作用，除增进个体身心健康之外，更重要的是突出其救国强国之价值。1932年，首次“全国体育工作会议”在教育部的组织领导和统筹规划下召开了，会上郝更生、袁敦礼和吴蕴瑞起草的《国民体育实施方案》以普及和推动全民健身体育为基本目标。这一方案是民国体育政策与实施策略的基本方案，包含行政与设施、目标、考成方法、推行方法和分年计划等，其包含短期与长期计划、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奖励与督导以及学校体育与社会体育等等。[13] 这时段，人们把国家衰弱的根源归结为国民体质孱弱，寄希望于通过大学体育来强壮大学生身体，以强壮国民体质，从而强大我们的国家。大学体育价值的这一政治取向遮蔽了大学体育生活化的价值取向。突出的是大学体育的社会服务和服务政治的价值。 2 健身强国价值凸显(1949～1965)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体育进入了新的重要发展时期。在继承、发扬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体育传统，接收和改造旧体育的基础上，新中国高校体育服务祖国和服务社会的价值凸显，体育服务社会和国家的自觉性得以提高。1952年11月，中央体委(1954年简称为国家体委)成立。确定我国大学体育的基本目标是增强学生体质，促进学生身心均衡发展，开展德育，使学生更好地学习，建设社会主义，保卫祖国。在《学校体育工作暂行规定》中明确了大学体育目的。同年，毛泽东同志公开号召：“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14]，对推动我国高校体育的建设和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为高校体育工作奠定了基本价值导向：为大学生开设体育课，提高大学生的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保证大学阶段的学业得以顺利完成；建立各项体育运动代表队，提高运动水平，参加各类比赛，创造优异成绩，带动高校的体育发展。当时，“马约翰提出体育锻炼遵守循序渐进原则、持之以恒原则和安全原则，体育锻炼要有目标、计划和步骤，要依据自身身体条件和健康状况，要全方位地与生活相结合。清华的每个学生都得益于对体育教育的重视，马约翰也成为清华大学最有资望、最受校友爱戴的师长之一”[15]。他在清华大学50多年里，积极宣传“积极锻炼身体，争取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这一口号已成为清华师生积极锻炼身体的动力和目标。 1953年，在中央体委的筹划下，中央体育学院终于成立于北京西郊外。1953到1954年，陆续在南昌、西安、沈阳、成都等地区，成立了中南、西北、东北和西南等6所具有独立建制的体育学院。1953年起，我国的学校体育开始全面学习前苏联模式，照搬前苏联学校体育大纲，全面批判并摈弃西方自然主义体育理论，教材内容烦琐、机械且刻板，学生没兴趣，这导致学校教育中的形式主义。[16]它把体育作为一种教育工具和手段，强调社会需要，漠视大学生个体对于体育的真实需要，压抑大学生的个性发展，回避大学生个体的主体需求。1956年，高教部、国家体委、卫生部、团中央，四个国家部门联合公布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专门针对高校体育制度的文件，即《关于加强领导进一步开展一般高等学校体育运动的联合指示》。其中强调由各高校校长或者院长亲自负责，加强大学生体育锻炼和体育教育教学工作。1957年，毛泽东强调指出：“学校教育、文学艺术，都是意识形态，都是上层建筑，都是有阶级性的。”[17]1958年，毛泽东在视察天津大学时说：“高等教育一要始终坚持党委领导；二是要坚持群众路线；三是要始终坚持把教育与劳动相结合。”[18]在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高等教育的指导方针下，大学师生们纷纷走出校门，下乡或下厂参加体力劳动或各种社会劳动。 这一阶段继续把健身强国提高到大学体育价值的核心位置，把强身健体的最终目标界定为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和保卫祖国，界定为争取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仍然是服务社会和服务政治的价值取向遮蔽大学生体育生活化的价值取向。 3 大学体育价值的政治取向(1966～1976) 我国从1966年5月开始进入“文革”时期。高校体育相关工作全部停滞，在一切活动都要服从于政治需要的口号下，体委和体育科研院所被其他服务于政治需要的机构和部门所代替或侵占，高校体育教育教学工作无法开展，教学和科研人员也被解散，体育报刊也被强行停办。在“左”倾路线指导下，这场革命最终就是沦为一场消灭个人身体的运动。政治化社会就是要取消个人，个人离不开自己的身体，因此，事实上，这场革命最终就是要取消个人的身体[19]。“文革”导致了大学体育价值被政治化，集体意识中原有的个体意识消亡，高等教育体育事业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浩劫，学校体育几乎消失。1967年10月，《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被联合发出，各级各类学校学生陆续回归校园，体育课慢慢恢复，但是学校体育依旧处于反常状态，学校体育被政治活动、军事活动、劳动所代替等等是普遍现象，仍然强调集体取代个体存在价值。 这一阶段，高等教育体育事业被强调要绝对地服务于国家需要，服务于政治需要，强迫青少年下乡劳动，劳动代替体育，劳动高于一切，这种为阶级统治和政治服务的绝对化和庸俗化直接导致我国大学体育价值被政治化。1975年5月开始，国家体委在全国特别是在大学推广施行《国家体育锻炼标准条例》，这些政策文件及措施在客观上对大学体育的开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但是，在“人”被取消的大背景下，整个高等教育都要服务于政治，大学体育价值赤裸的政治取向完全遮蔽了大学生体育应有的另两类价值，即学科发展价值和个体人本价值，完全忽视大学生体育生活化的价值取向。这时段对大学生体育生活化的价值取向的“遮蔽”和“忽视”已经到了极致的程度。 4 大学体育以学科发展价值为主导(1977～1994) “文革”结束后，高校思想枷锁的解除、管理机构的恢复、规章制度的健全为大学体育事业打下坚实基础。但是，“只结束这种过激的阶级斗争是远远不够的，对于我们更重要的是要摆脱过去冷漠的政治社会，是要回归到人性的身体社会中来，只有身体社会才是适合个体现实生活需要的”[20]。1978年1月，全国体育工作会议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体育事业正面和反面的经验总结，以取到拨乱反正的效果。这次会议明确：“坚持党对体育工作的领导；坚持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开展体育运动竞赛；开展国际体育交往；建设一支又红又专的体育队伍；坚持合理的规章制度；攀登体育技术高峰。”[21]1978年5月11日的《光明日报》，刊发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理标准”的热烈讨论对高校体育事业产生了很大影响。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高校体育事业也逐渐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1978年5月15日至22日，在江苏省扬州市，教育部、国家体委联合召开了扬州会议。提出必须要从实际出发，切实重视高校体育工作；要求恢复学校体育工作，体育学科建制化，并以学科发展思路来教育学生。高等体育教育开始进入以学科发展为主导的阶段。由于当时还处于计划分配时期，大学体育虽然没有走向时常性和习惯性，没有突出大学生个体体育的价值，但仍然保持一种平稳的发展态势。 “扬州会议”后，《高等学校体育工作暂行条例》由国家体委和教育部联合颁布。其中对“高校体育工作评价标准、高校体育工作原则、高校体育教学任务、高校体育科研任务、高校体育后勤保障工作、体育教师队伍配备工作”等都做了相关规定[22]，这为高校开展体育教育教学工作提供了法规和制度。教育部针对大学体育内容、模式、方法和原则，重新编订了《高等学校普通体育课教学大纲》。其中对于“扬州会议”的积极成果给予充分地肯定和采纳，提出高校体育教学目的是增强大学生的体质，强调高校体育教学的主要任务，是对大学生开展体育和形成大学生进行课外体育锻炼的场域。由于受到“扬州会议”提出的体育学科建制化、以学科发展来教育学生等思想的影响，重视体育教学的学科价值性、健身性和思想性，导致学科发展价值在高校体育工作发展中自始至终都占据着主导地位，漠视和忽视大学生主体身心的全面发展及其人文精神的培养。体育发展偏重学科建制必然导致体育远离大学生主体的现实生活，“课程中心论”主宰着这时段我国大学体育教育。体育教学最至高无上的目标是体育知识、技能和体能，高度重视体育知识和技能的系统性、完整性和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忽视了大学生主体体能的锻炼、体质的培养和运动情感养成以及个人运动价值观的塑造。在体育教学内容上，体育教学活动必须严格遵从体育教材。在体育教学方法上，体育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核心地位压制大学生的自主学习空间，师生缺乏互动。这种过度的对大学体育学科发展价值强调，直接扼杀了大学生全面发展自己体育能力的机会，直接扼杀了大学生自身产生良好体育情感体验的机会，也是对大学生现实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发展需求的忽视和无视。 某种程度上，大学体育以学科发展为推手，按照学科建制，忽视了体育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规律。体育部门由原来的体委或者体育部，发展成体育系或者体育学院；从原来只为普通大学生上公共体育课，发展到招收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以知识、课程和专业的学科建制来发展大学体育。公共体育教学成为大学体育的一个部分，高水平运动员也融入了学科发展体系当中。所有与大学体育相关的内容都按照学科发展的原则在进行，包括知识体系、课程体系和院系设置等等。因此，这一时期，大学体育是以学科发展价值为主导的阶段。 5 大学体育价值多元化(1994至今) 1994年，我国的大学毕业生就业开始实行“双向选择”政策，国家不再为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做出统一分配的承诺，而是将其推向市场。就业问题非常现实地摆在了所有大学生的面前。在现实的压力面前，大学生体育生活化价值被迫出现了多元的趋向。这是因为在就业面试中体育素质远没有学习素质、职业素质更易受到雇主的青睐。另外，1994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始确立。进入市场经济时期，人们的价值观念呈现多元化。大学生体育生活化价值也呈现多元化的趋势。正是因为价值的多元化，大学生在这多元化的价值面前，表现出迷茫和无所适从。市场经济在激发社会成员个体价值的同时，集体价值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遮蔽。大学生的个体价值在这阶段被充分激发，由于高校体育学科无法彰显大学生自身的个体价值，学科导向下的体育课程无法从整体上引导大学生的科学价值观，大学生主体很难充分发挥其主体性和创造性。学科发展价值难以与大学生个体的人本价值和服务社会的价值相平衡。 1995年6月、7月、8月，国务院、国家教委、全国人大分别通过了《全民健身计划纲要》、《贯彻〈全民健身计划纲要〉意见》和《体育法》，我国高校体育事业自此步入法制化的正轨。《纲要》强调：“在体育教学中，要不断开发和改进教学内容，要不断改进和变换教学方法，让学生在体育中体会到成功感和成就感，培养学生体育兴趣和体育意识，全面发展学生体育能力，磨炼和培养学生的意志品质，提高学生的交往能力，使学生养成良好的体育习惯。”[23]《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于1999年6月出台，在《决定》中明确提出了：“要加强体育工作，青少年健康的体魄是中华民族强大的生命力体现；坚持以‘健康第一’为指导思想，使学生掌握运动技能，养成良好的锻炼身体的习惯。”[24] 2000年12月，颁布的《2001～2010年体育改革与发展纲要》强调体育院校的基础作用，强调要重视各体育院校深化改革的工作，为建立高校体育后备人才体系打下基础。提出“鼓励社会和个人资助或者兴办业余训练，充分发挥体育运动学校培养体育后备人才的作用，促使体育运动学校与高等院校多方面相结合，提高办学效益”[25]。2001年春，国家体育总局按照国务院相关的文件精神，将原来直属于国家体育总局的上海、武汉、成都、沈阳和西安5所体育学院，定性为由所在地政府主管的、由总局与所在地政府共建的学院。总局只保留了北京体育大学一所院校。总局这次改革调整意义重大，既使体育院校增强了办学自主权，又优化了各体育院校的资源配置。 2005年4月，教育部指示：“改革体育教学，坚持探索体育科学方法和途径。争取实现学生‘自选时间、项目和教师’的三自主模式，创造良好教学氛围；建立体评价机制，至少使学生学会两项运动技能，形成良好的体育习惯。”[26]这是为了进一步认真推进和落实《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而专门做出的指示。这一时期，由于国家和政府的推动，我国大学生体育生活化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展，但大学生的主体价值仍然处于被遮蔽的状态，导致我国大学生体育生活化价值迷失，体育教学活动也因缺乏相应的人文关怀，基本处于一种漠视大学生生命本体的状态，体现出很强的目的性和工具性。体育教育理论仍然以传统的主客二分的认知模式作为基础，将体育教育视为教育者对大学生主体的一种单向控制和教化，有意突出集体意识，故意忽视学生个体意识，不顾学生个体利益诉求，漠视大学生主体真实的生活需求和精神发展需要，表现出一种主体对客体的压制和不平等性。这种工具化的体育教育将蕴涵丰富生活意义的体育要求和目标抽象为远离日常生活世界的空洞教条，使高校体育教育目标既远离了大学生主体，也远离了日常的现实生活本身，降低了大学生的体育积极性。更有甚者，很多高校在执行国家体育政策时大打折扣，将体育课视为“负担”，尤其是在毕业班，体育课更是被忽略，体育老师缺乏，体育课不能正常开展。 大学生在接受大学体育教育的过程中，对大学体育的理解和诠释是离不开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大教育背景的诠释的。教育首先是通过体育教学来实现，教学就是要让学生“学会”，而“学会”本身就是一种生活化、社会化的过程，在日常的生活中学习、体验、反思、完成，在生活中接受实践的检验，其过程就是生活，也是为了生活。因而大学体育价值的考察离不开现实生活的映射和关照，在生活大背景中，我国当前的大学体育处于一种价值多元化，甚至多重化的发展阶段，而正是这种缺乏主导的价值多元化，使得大学生体育发展的个体人本价值和服务国家、社会的价值发展失衡，导致体育生活化缺乏相应的人文关怀，体现出极强的功利性、目的性和工具性，使大学生主体价值处于一种遮蔽状态，致其价值迷失。 6 结论与展望 我国大学体育不同阶段以不同的价值主导为特征，各种价值处于分离状态，其存在的另一问题就是人的缺席。从民国时期的健身强国价值萌芽，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健身强国价值凸显，接下来是“文革”期间整个大学体育价值被政治化，虽然提及个体的健身价值，但仍是对大学体育个体人本价值的片面解读，且其最终目的还是指向“强国”这一社会政治价值，是大学体育的社会政治价值凸显的体现。改革开放到1994年大学体育的学科发展价值凸显。仅仅围绕学科发展的需要来构建大学体育的内容和模式，虽然促进了体育学科的大发展，却忽视“人”的能动性。1994年至今，虽然大学体育价值呈现多元化的状态，但是这种“多元化”却是失衡的多元化，增加了大学生陷于价值迷失状态的可能性，还表现为“个体人本价值的遮蔽”。而众所周知教育是“人”的教育，体育是“人”的体育。大学体育的本质是对大学生人格的培养。因此，当前，缺乏个体人本价值追求的大学体育不能获得社会和大学生的认可与尊重。这种状况导致大学生群体对体育思想和实践活动处于一种知而不信、知而不行、言行分裂的低效畸形发展的怪圈。 大学体育必须以“大学生”为本和以大学生的“生活”为价值取向，实现大学生体育生活化，大学生体育生活化的实现，从社会服务价值视角来看，大学生体育生活化可以为社会发展直接提供高素质人才，推动体育产业及体育相关产业的发展，满足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从个体人本价值视角来看，可以促进人全面发展与生命质量的提升，满足个体生命和生存需要，满足个体享受生活的需要，满足个体发展和自我完善的需要，提升生活的尊严。从学科发展价值视角来看，大学生体育生活化有利于确立大学体育学科地位，推动大学体育学术研究发展，促进体育学科专门人才培养。大学体育必须重新整理自己多元化的价值格局，积极探索和寻求社会服务价值、个体人本价值和学科发展价值之间的和谐融合之路，达到三赢的目的。以 大学生的生活目标为主体，做到把大学体育与大学生学习、交往、就业和娱乐目标相融合。以社会服务价值为一“翼”，切记要去商业化、去形式化、去竞技化，避免唯利是图。以学科发展为另一“翼”，克服以机械的、无机的观点来开展人的体育，反对以科技的、数字化的方法来衡量人的体育。坚持以生物的、有机的观点来研究体育，来开展体育。形成以个体人本价值为“主体”，社会服务价值和学科发展价值为“两翼”的“一体两翼”价值格局，组成一个共同前行的整体。 个体人本价值为“体”，即是以大学生个体人本价值为主体。在坚持以学生为本，关注学生需要为重心的同时，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以个体人本价值为“体”，是要纠正学生主体需要的偏差，合理发展学生的需要，以大学生的需要为本。要充分关注大学生多元化的需要，既要关注学生主体短期需要，也要关注学生的长期需要。既要关注学生主体局部需要，也要关注学生的整体需要。既要关注学生主体物质需要，更要关注学生的精神需要。 学科发展价值为一“翼”，即要以体育学科发展为源。因为大学体育是体育相关新知识、体育相关新技术创造的源泉，而体育新知识和新技术又推动了体育事业发展，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因此，学科发展是必需的，没有学科的发展，就没有体育知识体系，就没有体育课程体系，就没有体育专业，就没有体育院系，就没有体育科学技术的产生和发展。但是，不能单纯以学科发展为标杆来发展大学体育，忽视大学体育的其他基本功能。体育有其学科规律之外的其他规律，有其学科属性之外的其他属性，不能因为其学科属性、学科规律而忽视或者轻视大学体育的其他属性和规律。 以社会服务价值为另一“翼”。大学培养的人才最终是要通过社会来检验的，人才最终是在社会中体现其个人价值的。因此，大学体育的社会服务价值也是必须要强调的，但是不能过分强调，不能过于绝对化，不能实施强制措施，更不能按照同样的思想标准和同样的身体标准，用同样的模具来衡量、要求和培养学生。否则，培养出来的是具有同样思想和体质的工具。这与大学的精神，与体育的精神，与大学生的主体性是相违背的。因此，我们承认社会发展价值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又必须重视大学生的个体性。大学始终面对的是大学生个体，没有大学生个体的主体性的发挥，就无法提升大学生的创造力，就无法更进一步实现其社会发展价值。因此，大学体育要建立一个有机融合的价值格局形式，这一形式是以大学生个体人本价值为主体，以社会服务价值和学科发展价值为两翼的“一体两翼”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