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档案学理论联系实际中的“联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联系实际论文,档案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联系”是沟通理论和实际的中介。掌握了理论，了解了实际，只是为理论联系实际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而要把可能性转化为现实，仍然有个认识方法和具体做法是否对头的问题。在档案学研究当中，之所以会出现理论脱离实际的“两张皮”现象，除了人们对理论的掌握和对实际的了解的欠缺之外，恐怕与理论联系实际能力的缺乏和方法的错误不无关系。因此，我们还要加强对“联系”问题的研究，在“联系”环节上狠下功夫。
一、客观地认识“联系”
档案学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是在一定的意识指导下的能动活动过程。但理论和实际的联系不是主观的，而是客观的。因为，联系的主体、对象、手段和结果都是可感知的客观存在；联系的广度、深度、过程和水平都受着客观条件的制约和客观规律的支配。充分认识档案学理论和实际在客观上存在的联系，并按照这种客观的联系去实现理论和实际的统一，是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原则首先要运用的科学方法。如果没有充分认识到理论和实际的联系的客观性，而把联系仅仅看成是主观的活动过程，那么，就可能导致根据事先的臆想而去找事实、凑材料这种削实际之足来适理论之履的错误做法。其结果不是牵强附会，就是南辕北辙，用的力气越大，联系的效果越差。
1.理论与实际的间距──“联系”的必要性。
理论与实际的间距是指理论和实际之间的一定间隔和距离，是理论和实际的内容范围和层次，表现形式和模式等方面的一定程度的差异和差别。这种间距是由理论的抽象性、概括性和实际的现实性、历史性的关系所造成的。档案学理论与实际之间正是因为存在着一定的间距，才使两者的联系成为必要。档案学理论与实际的间距，有两个方面的表现：
其一，理论和实际的层次间距。它指的是两者之间的抽象与具体、一般与个别的层次距离。毛泽东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他们根据实际创造出来的理论，从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中抽出来的总结论。”①同样，档案学理论也只能是从具体的、现实的或历史的档案工作实际中抽象和概括出来的。在由一系列的档案工作实际情境经总结概括上升为一定的应用理论，再由一定的应用理论上升为一般的基础理论的过程当中，舍弃或“蒸发”掉了个别的感性材料、实践条件和某些特殊的性质、内容。这样就形成了档案学理论与档案工作实际的层次间距。而当这些理论重新面对档案工作的具体实际时，又会与新的实际构成层次间距。可是，档案学理论的形成是“实践──应用理论──基础理论”的层层抽象概括的过程，而档案学理论的应用则是“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实践”的层层具体化的过程。正是因为档案学理论和档案工作实际在这两个过程中都存在着间距，从而使“联系”成为不可缺少的中介。如果没有“联系”这个中介，档案学理论的形成和应用都是不可能的。而且，档案学理论的抽象化的层次越高，与档案工作实际的层次间距就越大，就越需要强化“联系”环节。这也是为什么档案学基础理论的形成和应用都具有较大的难度的原因所在。
其二，理论和实际的情境间距。它指的是来源于档案工作实践的档案学理论再度回到档案工作实践时，由于实践已发生了变化从而造成理论概括与新的实践之间的差异。档案学理论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对当时的档案工作实践经验进行科学概括、提炼而相应形成的，它不能绝对超越当时社会条件下的档案工作实践而形成。一般来说，总是先有档案工作实践，后有档案学理论，实践在先，理论在后，档案工作实践是第一性的，档案学理论是第二性的。从这个意义说，档案学理论是滞后于档案工作实践的。但档案工作实践的发展并没有因为档案学理论的滞后而停顿。这样，当档案学理论再回过头来应用于档案工作实践时，就会显得有一部分已不合时宜，原先的档案学理论就需要补充、修正、充实和丰富。正是因为档案学理论和档案工作实践存在着情境间距，从而使“联系”成为不可或缺的环节。如果少了这个环节，档案学理论就不可能发展和完善。
2.理论与实际的同一──“联系”的可能性。
档案学理论与档案工作实际的间距不是绝对的对立，而是包含着同一的对立。这种间距中的同一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基础，它使“联系”成为可能。
档案学理论和档案工作实际间距中的同一形态主要表现在理论和实践的对应关系上。档案学理论所揭示的规律与档案工作实践的具体情形虽然有区别、有间距，但由于档案工作规律具有重复性，在一定的情况下，档案学理论产生和应用的实际情境中的基本条件相同，理论与实践的层次间距中没有出现明显的“中间断层”，这就使得档案学理论所揭示的规律与档案工作实践自身的规律相吻合、相对应。再者，由于档案学理论具有超前性，它在一定的程度上能预见档案工作实践的未来发展情形。档案学理论的超前性使得它在再度回到档案工作实践中去的时候，能够适应新的实践，而不致于在新的实践面前显得完全不合时宜。这样，在档案工作规律的重复性和档案学理论的超前性的共同作用下，理论和实践之间就能够形成一种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是理论和实际之间的一条内线，它使得理论和实际的联系在客观上成为可能。我们的任务就是正确地认识档案学理论和档案工作实际之间的客观联系。并根据其联系的客观规律去做好“联系”工作。
二、正确地操作“联系”
理论与实践的间距，使两者的联系成为必要；理论与实践的同一，使两者的联系成为可能。档案学理论和档案工作实际的联系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中，不断地克服理论和实践的间距，扩展理论和实践的同一，在主体的思想认识和档案工作实践中达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因此，对“联系”的操作务求按照理论和实际固有的辩证关系而进行。
理论和实际关系的本质在于“理论观念（认识）和实践的统一”。②因此，理论联系实际是一个双向运动的过程。要实现这种双向运动，就要反对和克服来自理论和实际两头的“脱离”倾向。只有不断地克服来自两头障碍“联系”的阻力，才能实现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从而达于统一。
然而，在现实当中，人们对“联系”的认识和操作往往不是双向的，而是单向的。其主要表现就是单纯地要求档案学理论去联系实际，而不同时也要求档案工作实践去联系（应用）档案学理论。我多次讲过这么一种现象，就是人们经常把批评档案学理论脱离实际的话挂在嘴边，而很少去批评档案工作实践不注重应用档案学理论，这种偏颇正是人们单向认识和单向操作“联系”的一个证明。
单向认识和操作“联系”的倾向，虽有其产生的历史根源和现实土壤，但它本身是不科学不合理的。从历史上看，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是在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中提出来的，因此，它在当时具有较强的针对性，突出强调从理论向实际的定向运动。在30年代中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曾使党在白区的工作损失几乎百分之百，使根据地损失百分之九十。延安整风主要也是要解决教条主义的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对赢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其后的几十年，这种具有较强针对性的，侧重于强调从理论向实际的定向运动的，具有特殊历史背景的理论联系实际原则，由于在实践中的胜利而深入人心，但这又使得人们习惯于单向来理解和应用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从而对其双向性和全面性缺乏应有的重视。
在档案界，理论联系实际原则提得最多的时候，往往也就是档案学理论脱离实际现象最为普遍的时候。因此，档案界在提倡理论联系实际原则时也往往具有较强的针对性。这样，档案界针对理论脱离实际现象而提出的理论联系实际原则和我党在历史上针对教条主义而提出的理论联系实际原则，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突出强调从理论向实际的定向运动。
我认为，在理论脱离实际倾向发展到非常突出的情况下，那种侧重于强调从理论向实际的定向运动的单向联系的做法是必要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绝不能误解为同一时期就不会有另一种倾向，或者不必注意去防止和反对另一种倾向；也绝不能误解为理论脱离实际的主要倾向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相反，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同一时期里往往是两种倾向并存，在不同的人群中往往会有不同的倾向，而且，主要倾向是随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的。因此，我们必须在努力纠正档案学理论脱离实际倾向的同时，也要防止实际脱离理论的另一种倾向，并且要注意主要倾向的变化情况。尽管我们能够理解某一特定时期里档案界存在的那种单向“联系”的倾向，但存在的不一定都是合理的，可以理解也并不等于接受这种不科学不合理的事实和做法。在当前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更有责任根据理论联系实际的本义，正确理解和科学操作这一原则。
理论联系实际应该是指，理论和实际这两个方面，以及分别具有较高的理论素养和较丰富的实际经验的两种人，要互相联系，互相结合。其本义是要求和促进两者做双向运动，既反对和克服由于档案学理论脱离实际对结合运动的障碍，又反对和克服由于档案工作实际脱离理论对结合运动的障碍，从而全面地促进理论和实际的统一。
档案学理论的具体化，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一种重要方式。这种联系方式，就是根据档案工作实际状况及其需要，把抽象的普遍性的档案学理论层层扩展和“下放”，形成具体的理论、政策、计划和办法。这是一个逐级具体化的过程，即一个从档案学基础理论出发，逐级逼近具体实际，逼近实践需要的这样一个逐级具体化过程。档案学理论的具体化过程必须具有定向化特征，要做到“有的放矢”，“对症下药”。我们平时讲档案学理论应和档案工作实际相结合，这里面就有一个什么样的理论与什么样的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如果我们对于档案学理论所要联系的具体实际的本来状况，没有调查、分析不清，把本来是这样的实际误当作是那样的实际，那么，档案学理论就必然是沿着一个错误的方向来展开自身，其结果只能是无的放矢，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就必须失败。因此，档案学理论的具体化过程，必须沿着一定的正确的方向进行。
对档案学理论的大胆取舍，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又一种重要方式。这种联系方式，就是根据档案工作实际状况及其需要，吸收档案学理论中“那些用得着的东西，拒绝那些用不着的东西，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东西。”③档案工作实践对档案学理论的取舍，实质上是吸收理论、检验理论和创新理论的过程。在档案工作当中，漠视档案学理论而把它拒之门外去按经验行事，这是十分错误的，是实际脱离理论的经验主义的做法。但那种不加分析地把档案学理论全盘接受下来的做法也是不可取的。撇开理论的应用要针对实际的具体情况不说，就是档案学理论本身，也还有正确与错误、科学与谬误的区别。因此，档案工作实践对档案学理论的应用，应该是吸取其中相容的正确的部分，舍弃其中不相容的错误的部分。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使档案学理论在应用中得到检验，另一方面是在应用理论的过程中总结概括出新的理论。
正确地操作“联系”，主要地就是要正确驾驭这两种联系方式。它要求正确地展开理论，合理地取舍理论。如果不先去展开理论，而是企图让档案学基础理论一步到位直接解决档案工作实践中的具体问题，或者要理论去为实际作注释，那就会犯庸俗化的错误；如果不顾档案工作的具体的实际状况，而把档案学理论全盘接受下来并盲目套用，那就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如果漠视理论而倒向用实际来取代理论，那就会犯经验主义的错误。庸俗化倾向从根本上取消了档案学理论与档案工作实践之间客观存在的间距，没有间距就不可能也不需去谈“联系”。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则从不同的两极分别阻碍理论与实际的双向运动，其共同点都是要割裂理论与实际的辩证关系。就目前档案界的情况来看，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以上几种错误倾向，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不怎么习惯于应用档案学理论作为指导的档案界，克服经验主义的影响似乎显得更为迫切。恩格斯曾经说过：“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④我们完全可以引申为：要想把档案工作做好，要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档案事业，也一刻都不能离开理论思维。不学无术从来就不会给档案工作和档案事业带来任何好处、相反，档案学“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⑤从而推动档案工作和档案事业的发展。所以，在档案界宜提倡：“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际方面发展，……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学习。”⑥只有这样，才能辩证地把握档案学理论与档案工作实际的双向运动过程，也才能做到正确的操作“联系”。
三、理论主体与实践主体的合作
在档案界之所以能区分出理论主体和实践主体，是因为他们之间是相对有所分工的。理论主体主要从事档案学理论研究，实践主体主要从事实际工作。由于这种分工，使得他们在掌握理论和把握实际方面显得各有长短：理论工作者擅长于把握理论的精确性，他们处身于档案工作的外围，占有“旁观者清”的便利，但由于缺乏档案工作的实际体验而弱于对现实问题的理解和多方位把握，带有“隔雾观花”之弊；而实际工作者稔熟于现实问题的了解和总结，但往往由于“当局者迷”的缘故而弱于理论的系统性。由于理论主体和实践主体各有长短，形成一种互补关系，因此，他们之间的携手合作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一条现实途径。
另外，在档案界，理论和实际的联系与结合不可能在理论界内部得以实现，这点与自然科学中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在自然科学界，理论与实际的联系或结合是比较容易的，它可通过实验的方式而实现。有的时候，这种联系或结合虽然不是由同一个人完成的，但完全可以在科学理论界内来完成，比如，扬振宁提出宇宙不守恒，胡剑雄给他把实验做出来了，在这里，他们同是科学家，没有超出科学理论界之外。档案学的情况可不一样，档案学理论的操作性不是由理论界本身来进行的，而是要靠实际部门的决策者、实践者去进行的。档案学理论工作者提出理论原则及其可供选择的结论之后，则要由实际部门的决策者、实践者去选择的应用。因此，档案学理论和实际要能够联系或结合得起来，既取决于理论的科学性及其应用价值，也取决于决策者、实践者的利益、愿望及价值取向。一句话，要取决于两者的吻合程度。这就给档案学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带来了困难。为了克服这种困难，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就很有必要经常沟通携手合作。
在档案界，人们经常出于把握“联系”的良好愿望，提出这样的倡议：理论家应同时成为实践家，实践家也应同时成为理论家。的确，能够做到理论与实践两者合二为一，那“联系”问题倒是好办多了，但事实上鱼与熊掌往往是不可兼得的。要求每一个理论家都同时是实践家，或者要求每一个实践家都同时是理论家，是不现实的。我并无意否认现实中会有少数既有较专深的档案学理论，又有丰富的档案工作实践经验的“全能”式人物，但以此来普遍要求档案界的同仁恐怕标准太高而可望不可及。我想，我们只能提倡多一些理论型的实践家、实践型的理论家。从大处着眼，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兼而有之，而在于理论主体和实践主体能否做到相互沟通、通力合作。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4页。
②《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36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1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7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60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