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绍兴传统经济人格之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绍兴论文,人格论文,传统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293X(2006)03-0012-07
一
经济人格反映了一定社会中经济主体的基本特点。从心理学的角度看，经济人格是经济主体稳定的心理特征，即人们经济动机和行为的基本倾向。然而，经济活动并不是经济活动主体单纯的心理过程，它首先是客观的物质运动过程，其次才是人类在客观经济条件制约下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过程。因此，经济人格实际上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客观条件、性质和特征的主体反映形式，是人类以往经济活动的结果。同时，由于经济活动在人类全部经济活动中的基础地位，经济人格是经济主体的核心因素，同脑力和智力一起构成了人类进一步经济活动的主体条件。以往的经济学研究，注重的是人的脑力和智力因素，经济人格往往被忽视了。
受经济活动基本要素和特点的制约，经济人格由经济主体的消费性、生产性、交往性、功利性、理性等五个方面的内容组成，其中主体的消费性、生产性、交往性分别体现了经济主体从事消费、生产、交换这些基本经济活动时的基本动机和行为倾向，功利性指人们在经济活动中计较产出和投入之间比例关系的基本倾向，理性反映了人们经济活动的目的性和自觉性程度。这五个因素，基本刻画了经济活动主体的基本特点，是我们认识和把握现实经济活动主体——人自身的五个基本依据。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经济活动具有社会性，从来都不是像鲁滨孙式那样由单个人从事的活动，因此，经济人格不是个体而是群体共同的经济活动特点即群体人格。同时，经济人格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学范畴，由于人类的经济活动同其他社会活动存在着密切的相互联系，经济人格会在人类的其他社会生活领域不同程度表现出来，制约着人类的其他社会活动。反过来，经济人格又会受到人们在社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经济伦理以及人类其他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因此，经济人格是反映社会或者说人的发展水平的一个核心范畴。然而也正是因为经济人格这个范畴的综合性质，迄今为止，还没有人把经济人格作为一个单独的范畴来加以研究，更不要说用这个范畴去研究某一地区或者某一群体的经济人格。
然而经济人格的提出和研究不仅重要，也很必要。经济人格作为经济主体的核心因素，是以往的经济条件和经济活动的产物，又是人类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的主体条件。客观物质条件和经济主体相互作用，才形成了经济发展过程。传统农业社会、自然经济向现代工业和信息社会、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也是传统农业社会、自然经济下的传统经济人格转化为适应工业、信息社会以及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现代经济人格的转化过程，经济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必须协调，经济发展和人的发展必须协调。我们往往会发现，由于经济人格转型和人的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形成了经济发展的路径锁定，从而阻碍了经济发展，这样的例子在落后国家和落后地区比比皆是。
绍兴传统经济人格，是绍兴地区公众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形成的群体经济活动特点，由于上述原因和历史条件的限制，迄今尚无系统的学术研究，一般散见于对越地风俗的历史记载和当前若干越地文化研究成果中。综合这些文献记录和当代有关越地文化研究成果，根据我们刻画经济人格的五个维度，绍兴经济人格包括以下内容。
节俭适度的消费方式，即消费时讲究精打细算，节俭适度，反对奢靡浪费。[1]嘉泰《会稽志》曾说，绍兴府民性“不事奢靡，士大夫占产甚薄，缩衣节食以足以伏腊”，万历《山阴县志》说，山阴民“其男女屏浮糜不事”，诸暨《旧志》说诸暨“商贾工作皆习简朴，不事华丽”，嘉靖《余姚县志》说余姚民“让检而不陋，华而不废，勤而不匮，质而不俚”，“占产至薄，缩衣节食以足以伏腊”，《嵊县志》说嵊县民“俗尚勤俭好古”，《新昌县志》说新昌民“商不尚华丽”。[2]绍兴人还有“一年烂饭买条牛，三年烂饭起高楼”和“吃饭吃到八分，饮酒饮到七分”民谚。所有这些，讲的就是节俭和适度，另外直到现在，绍兴人出外消费比例比较低，都是节俭适度的体现。
辛勤精细的生产方式，即在进行生产活动时，舍得出力吃苦的同时，追求用智取巧，农业上精耕细作，手工业精益求精。《余阙均役记》说绍兴府民“土瘠民贫，小人动身而食力，其君子检析而敦诗书”，《会稽县志》上说“民有耕耨，而诵其业，丝布其服，鱼盐与稻果瓜而蠃蛤其实也”，《陈敬宗萧山科甲提名记》中说萧山“男女有别而耕织惟勤，絃诵相闻而文风益振”，《诸暨县志》说诸暨民“力稼不事浮费”，《余姚县志》讲余姚“士以读书为本业，小人以技艺为耕作”，《上虞县志》讲“君子好文学，邱民理樯事”，[3]这些都说明了在农业社会中绍兴地区民众在人格的生产性方面的特点，改革开放以后绍兴出现的“走遍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想尽千方百计，说尽千言万语”的“四千精神”也说明了这个特点。
柔和坚韧的交往方式，即在经济活动中同人交往时，温和委婉，不走极端，通达权变，工于心计，持之以恒，锲而不舍，总称柔韧。《晋书·地理志》上讲会稽府“其民循循”，《宋史》说绍兴府“民性柔敏而慧”，《诸暨县志》中说诸暨人虽“性质直而近古，好斗”却“易解”，嘉靖《余姚县志》也说余姚“人柔敏而慧”，这些都表现了绍兴人柔和的一面。《余阙均役记》记载说“山谷之间，有一夫而居十亩之田者，祖宗相保至累世不失”，《万历志》说诸暨民“好讼，所争毫末，至累世不休”，[4]表现了绍兴人格坚韧的一面。柔韧人格在周恩来身上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在文革期间，他竭思尽虑，忍辱负重，掌握国家政权，维持国民经济正常运行。“四千精神”也体现了柔韧的经济交往方式。
务实尚利的功利观，绍兴人在经济活动中，讲究实效，追求利益。在绍兴地区多个方志中，都说绍兴“质朴”，有古风等，就是务实，像《万历志》曾说“嵊县和新昌本一邑，在万山中，其士子知好学砥行，嵊尤近质，不浮不做无益”。[5]务实表现在商业领域就是“尚利”，绍兴有一句民谚，“打也来，骂也来，蚀本不来”，形象地表达了追求实利的功利性特点。绍兴人的功利性特点在绍兴名人笔下多有反映，陆游在归隐山阴以后亲自参加耕作，他在《杂兴》中说，“谋生在衣食，不仕当做农。识字读农书，岂不贤雕虫，妇当娶农家，养蚕事炊舂”。明代山阴心学大师王阳明主张“吾心便是宇宙”，然而在经济观上却主张“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6]其后的刘宗周提出“六经皆经济学问”的主张，章学诚主张“道器合一”“六经皆史”的史学思想，都表现了绍兴人务实求利的功利观。在鲁迅的小说《孔乙己》中，“单衣帮”们之所以嘲笑孔乙己，就是因为他在举业、幕业、商业和馆业上一事无成，生计都成问题，还不务实，放不下读书人的架子的缘故。
理智缜密的思维方式，是指绍兴人在经济活动中具有明确的目标，思维谨慎周密，三思而行，不意气用事，不轻易弄险，善于权衡利弊，选择最佳方案，并且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宋史》说绍兴府“民性柔敏而慧”，《诸暨县志》中说诸暨人虽“好斗”却“易解”，嘉靖《余姚县志》说余姚人“其思深，其虑远”，[7]讲的就是绍兴人在思维方式上的理性特点，这一点在计谋甚多，机警圆滑的绍兴师爷这一明清闻名全国的特殊产业群体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也在周恩来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节俭适度的消费方式、辛勤精细的生产方式和柔韧的交往方式主要反映了绍兴人经济行为的基本特点，务实尚利的功利观和理智缜密的思维方式则主要反映了绍兴人经济活动时的基本心理倾向。二者互为条件，互相促进，有机统一，节俭适度的消费方式、精细辛勤的生产方式以及柔和坚韧的交往方式，表现在思维方式就是理智缜密，表现在价值取向上就是务实求利的功利观，同时理智缜密的思维方式也是务实取利价值取向的表现和要求，因此，绍兴经济人格可以总结为勤俭、精细、柔韧和务实四个特点。这种人格固然有其有利的一面，但也容易使人精于和满足眼前利益、蝇头小利，缺乏高瞻远瞩和高屋建瓴的大气，甚至投机取巧。例如，清康熙《嵊县志》上曾说嵊县“子弟赴试，百出诈巧”，《万历志》中说诸暨民“好讼，所争毫末，至累世不休”，[8]虽然体现了坚韧精细的人格特色，但所争却是毫末。
绍兴人的上述经济人格特色，实际上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耕读文化和绍兴本地小商品经济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在人格上的体现。在传统小农经济中，由于生产工具和技术的进步有限，人自身的体力和脑力是获取物质资料的主要手段，手工业和商业等都建立在农耕的基础上，而农业收成的好坏，同自然条件特别是旱涝变化的关系极大，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辛勤劳作，精打细算，才能顺利地连续地完成整个再生产过程，由此产生了绍兴人勤俭、精细、柔韧和务实的经济人格特点，这正是《宋史·地理志》指出绍兴府人“商贾工作皆著本业”和以后几乎所有的绍兴方志都指出当地人努力以农为本，[9]努力耕作的原因。同时，绍兴人节俭适度的消费方式、精细的生产方式、柔和的交往方式和理智缜密的思维方式，也同绍兴本地儒家文化“中庸”之道和礼乐教化的长期熏陶以及名人迭出、教育普及，提高了文化素养和智力水平有关，这就是在所有的绍兴方志中，几乎都要提到君子“敦诗书”“风化流被”“文风益振”“好文学”“以读书为本”之类话语的原因。另外，绍兴传统经济人格的许多特点，如精细、柔韧、务实，也是小商品经济在绍兴长期发展的产物和表征。梁涌曾指出，绍兴人尊师重教实际上是出于功利性目的，[10]实际上，这只是绍兴人通过经济活动谋取经济利益的突出表现而已，因此，绍兴传统经济人格，本质就是“耕读取利”，在耕读文化前提下发展起来的小商品经济构成了这种人格的经济基础。
二
“耕读取利”的绍兴传统经济人格，同先秦时代于越族的“性脆而愚，水行山处”，“锐兵任死”型经济人格和文化特色有着明显的区别，[11]我们必须从秦汉以来绍兴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寻找它的成因。
（一）秦到六朝时期，绍兴地区社会经济从潜伏到加速发展，绍兴传统经济人格初步成型。
绍兴地区曾是古代于越族居住的中心区域，公元前222年，王翦“降越君，置会稽郡”，[12]公元前210年，秦始皇“迁大越民置余杭、伊攻、□故鄣，因徙天下有罪适吏民置海南故大越处，以备东海外越。”[13]汉袭秦制，在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徙关东贫民七十二万五千口，迁入会稽的有14.5万。[14]稍后，汉武帝又将部分北方大族如临淄族郑氏强制迁到会稽山阴县。会稽郡的设立和民族同化，使越地的发展路径，从原来于越族同华夏族之间的称霸争雄转变为汉民族内部的和平发展和开放交流。越地的经济文化主体，由封建领主制下实行“山行水处、耕战一体”的于越先民开始转变为封建地主制下崇尚“耕读”的汉族。秦代实行“使黔首自实田”的土地私有制，为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构成了绍兴地区发展的制度前提，这一切是形成绍兴地区传统经济人格的历史和逻辑起点。同时，绍兴地区由于新旧发展路径的转换，“地广人稀”，一时陷入低落状态。
两汉之际，中原大乱，安定的江南形势吸引了相当的北方人口进入会稽。“时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乱江南者皆未还中土，会稽颇多称士”，[15]读书知礼的名人数量大增。牛耕和铁制农具等西汉中期就在中原广泛使用的先进技术传入绍兴，得到初步应用。越地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开始复苏，绍兴地区开始沿着耕读路径发展。
人口增加和经济发展，对当时潮汐出没、盐碱沼泽之地的宁绍平原提出了新的整治要求，在顺帝永和五年（140年），太守马臻创立镜湖，除了防泄洪、灌溉农田、培育水产的作用以外，初步改变了稽北诸河奔流无羁的水文环境，增加了波光潋滟的人文景观，王羲之云，“山阴道上走，如在镜中游”，[16]水性柔和，加上鉴湖的建造、维护和使用过程中需要组织和协作，这对形成越地温和委婉的柔韧人格提供了初步的物质基础。
国家一统，加上农业的发展，越国时代传留下来的青铜兵器铸造业便转向了精美的铜镜铸造，青瓷制造和麻纺业也开始在绍兴地区兴起，“越布”是当时山阴县的重要贡品，光武帝多次催贡，以后甚至远销海外，据考证，山阴当时同临淄、陈留、汉中一起，成为全国最大的麻织中心。[17]所有这些为绍兴地区精细的人格形成提供了初步的经济基础。
东汉末，“四方贤士大夫，避地江南者甚众。”[18]建安十八年，“庐江、蕲春、广陵户十余万皆渡江，江西遂空，合肥以南惟有皖城。”[19]一部分南迁人口如北海营陵人是仪一族就在会稽定居下来，增加了越地的劳动力，加上孙吴重视和提倡农耕，于是大量荒地得到开垦，两牛一耕的犁耕法也日益推广，亩产量不断提高。蚕桑业在古代越国以后又重新出现，诸暨的生丝，被定为“御丝”。[20]工艺精良的制镜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三国时绍兴已成为全国制镜中心之一。越瓷也在进一步发展之中。人口的迁入和经济的发展，进一步强化了越地新的“耕读”发展路径。
进入西晋以后，适应人口增加和经济发展的需要，贺循于永嘉元年（307年）兴修了西兴运河，在运河和其它内河与人工运河的接口设置堰埭、斗闸，调节内河水量，便于灌溉和泄洪。同时也把钱塘江、浦阳江、若耶溪、鉴湖及其三十六源、曹娥江、余姚江和甬江联系起来，使绍兴地区形成了四通八达的内陆水运交通网络，对绍兴地区通达权变的柔韧人格的形成，提供了进一步的物质基础。
永嘉南渡引发了更大规模的北人南徙潮，“中州仕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21]根据谢灵运《山居赋》的记载，王谢等北方大族在会稽广开庄园，甚至进行山区开发，同时，《于越先贤传》中也记载，北方旱田中使用的直辕犁开始传入南方，二牛三人耦耕的技术在会稽郡得到使用，山会平原被开发成一片“茫茫原畴”了，[22]刘宋时山阴县“土地偏狭，民多田少”，朝廷只能将一些贫穷无地之家迁到余姚、鄞和鄮县等会稽东部人口稀少的地区“垦起湖田”。[23]绍兴的纺织技术更加精良，以至于南梁景帝有“越女调枢”“蜘蛛弄巧”之叹，[24]蚕桑业也有所发展，东晋时山阴城外出现了丝市，名士朱伯年“时出山阴，为妻买缯彩三五尺”。[25]梁朝时期，会稽酒已经进化成“山阴甜酒”了。
南朝时期农业上的精耕细作和丝织、酿酒业的兴起，是绍兴地区经济发展加速的表征，对当地民众辛勤精细人格的形成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同时，“晋迁江左，中原衣冠之胜咸萃，于越为六朝文物之薮，高人文士云合景从，遂为江左之冠”，[28]王羲之兰亭聚会，影响深远，文学流风应运而生。东晋以后绍兴经济文化发达，耕读的人格特色初步成形了。
（二）隋唐和两宋时期，绍兴经济全面发展并走向繁荣，小商品经济随之发展起来，绍兴“耕读求利”特色人格基本形成。
隋唐以后，均田制和科举制的实施，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全盛时期，绍兴社会经济呈现出继续上升且全面发展的势头。安史之乱后北民避乱南逃，经济中心开始南移，江南的社会发展水平开始赶上中原，进入全国先进行列。越州富庶，“登会稽者如鳞界之渊薮”。[27]适应经济发展和人口增加的需要，沿海海塘逐步筑成，基本上隔绝了海水咸潮对山会平原的侵蚀。玉山斗门的扩建、新径斗门的修建，进一步完善了山会平原的排灌体系。适用于水田耕作的曲辕犁也传入了绍兴地区，彻底结束了该地区“火耕水薅”粗放耕作方式，当地人民深耕插秧，精耕细作，越州“衣食半天下”，[26]开始成为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造纸业得到了发展，越藤、越楮制造的越纸闻名全国。《国史补》记载说，唐朝后期大历二年，江东节度使薛兼训曾设法引北方蚕妇入越，丝织业大盛，“越罗与楚练，照耀舆台躯”，[29]“越罗”“越绫”种类繁多，风靡全国。“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30]越瓷在唐末和宋初发展到高峰，陆羽评为全国之首。茶业开始兴起，陆羽《茶经》评论说越茶在浙东为上，平水开始成为闻名全国的茶叶交易市场。
绍兴社会经济发展在宋代进入鼎盛时期。宋室南迁，“中原士民扶携南渡，不知其几千万人”，“四方之民云集两浙，百倍常时”，“平江、常、润、湖、杭、明、越，号为士大夫渊薮，天下俊贤多避难于此。”[31]《宝庆会籍续志》记载说朝廷还于建炎四年命令南迁各地的贫民到绍兴安置，人地之间的矛盾开始突出，《万历志》记载说，“六代之南徙，宋之南迁，其生齿甚繁，地更苦狭，非复昔之地广人稀也”，[32]加上土地兼并之风盛行，朱熹在《奏救荒事宜状》中说，当时绍兴府140万人中，无地和缺地的农民就有130万。农业技术进步成为缓解土地短缺的首要手段，曲辕犁和龙骨水车得到进一步推广，在选种育种、田间管理、积肥施肥方面，绍兴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但人地矛盾难以解决，人们只能深入山地开发，同时开发平原湖田，“有山皆种麦，有水皆种稻”。[33]首先，北方移民的增加使麦价大增，“农获其利，倍于种稻”，[34]山区小麦等庄稼种植面积随之扩大，稽北丘陵也因为种茶而开发殆尽。同时，酒业的发展使糯稻价格比粳稻提高了一倍，加上稻麦两熟制的实行，从北宋大中祥符年间开始，到南宋嘉定十五年(1222)，鉴湖被“官豪侵占殆尽，填淤益狭，所余者一衣带水耳。”嘉泰年间绍兴湖田加总面积为236925亩，[35]浩淼湖水变成了河湖棋布、阡陌纵横的良田沃野，决定了以后绍兴地区的水利建设，只能通过加固海塘、增修排涝设施，加强河网调度，完善河网水利条件为主，这对以后绍兴地区经济地理和产业结构变迁以及传统经济人格的正式形成，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解决人地矛盾的另一个途径是进行多种经营。绍兴几乎家家种桑养蚕，一年育蚕次数达到三次，[36]丝织业发展到顶峰，“浙东七州，岁发和买二十八万匹，绍兴府独一路之半”绫罗绸缎绢纱，[37]品种俱全。在茶叶上，绍兴地区首用炒青法，“草茶盛于两浙，两浙之品，日注为第一”，[38]成了供品，另外还有其他名茶种类。造纸业进一步发展，薛道祖《咏笔砚间物》说，“越纸滑如苔，更兼一万杵”，全国驰名。酿酒业开始兴起，蓬莱春配方独特，成为全国名酒之一。另外，水产业和花果生产的专业化发展非常迅速，有许多专业化的渔民，“大多凿池，养鱼为业，……有贩鱼苗者付放池中，动辄万计”，山阴县“鸡头最盛，有一户种及十八里者”。[39]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绍兴地区的集市贸易开始兴旺起来。根据嘉泰《会稽志》，绍兴地区在南宋有曹娥、三界、平水、钱清、蛟井、枫桥、西兴、渔浦8个镇市，另有东城、纂风、五夫、剡镇、南安5个废镇，镇市数量仅少于临安和台州。绍兴还有44个草市，其中一半集中在鉴湖区域的山阴和会稽两县，[40]宋代开始的小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市镇化的加速，给绍兴“耕读取利”人格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唐宋以来农业上的技术进步和精耕细作，开发区域的扩大和海塘水网的整治，人口压力下手工业的专业化和技术的精益求精，集市贸易的兴旺和价值规律的调节，对绍兴地区勤劳、精细、柔韧、务实等传统经济人格的形成起到强有力的促进作用，绍兴人重耕求利的人格基本形成了。
唐宋时期绍兴的文化教育也发展到了繁荣期。“唐时文雅不替，风流翰墨昭炳相接，故名人往往爱游其间”[14]，浙东唐诗之路开始形成，北方众多文人雅士到此做官、寄寓和游历，加上以贺知章为首的本地诗人，绍兴成了文人学士荟萃之地，文风更盛，不再像六朝那样限于少数名士之间，元稹就留下过山阴平水集市小童读白居易诗的记录。北宋时期绍兴文风进一步发展，南宋大量王族、官吏和文人来此避难，留下了好学的社会风气，“天下县亦多有学，而会稽诸邑为盛”[42]，绍兴成为东南一带文风最盛的地区之一，一般老百姓都孜孜以诗书教子，“好学窦志，尊师择友，弦诵比屋，蔚成风气。”[43]行商坐贾，贩夫走卒也大都能看书识字，绍兴人重读求利的人格特色也基本形成了。
（三）从元代到清代，绍兴的传统经济趋于没落，传统经济人格得到了巩固确立。
随着人均耕地的持续减少，南宋以后绍兴开始成了缺粮区，到了明清更甚。万历时徐渭在《户口论》指出，会稽县脱漏版籍的人口实际上是官方公布6.2万的三倍有余。该县的田产却只有40余万亩，数千家富户又占尽了所有的田地，合计依靠田产过活和从事其他产业谋生的只有10万余人，还有10余万人身无立锥之地。他进而指出，即使不存在土地兼并，将田都分给百姓，也无法缓解人地之间的矛盾。以后祁彪佳在《救荒杂议》也有类似的说法，因而提倡节食。清代康乾年间人口急剧增加，地价上涨惊人，乾嘉年间著名的绍兴师爷、萧山人汪辉祖曾指出，十八世纪前期萧山一带每亩上等田价格为一万余文，十八世纪后期则为三万五六千文到四万文，上涨了2到3倍，因此，绍兴人逐渐养成了节俭适度的消费习惯。
人口压力下，加上宋代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南宋以后山区开发和平原湖田速度进一步加快，彻底改变了绍兴地区的地理环境，造成了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片面发展的产业格局。南宋时期会稽山地就已经开发得“有山无木”了，[44]明代后随着玉米、甘薯的引入，加上茶业的发展，人们开始进入四明山区进行开发，清代连剡溪一带的森林资源也开发殆尽了，以前青瓷业、丝织业、造纸业等优势产业因失去原料或发展空间而相继衰落。同时，山区水土严重流失，下游的湖泊淤积和开垦的速度在加快，陈桥驿在《吴越文化论丛》中指出，在宋元时期整个宁绍平原退废的湖泊有18个，明清时期则有155个，泥沙入海数量大为增加，受钱塘江返潮的影响堆积在海塘外，海岸线北扩速度加快，明代“海凡五变”。[45]明代嘉靖十五年（1536年），绍兴知府汤绍恩兴修了三江闸，并且在三江闸两侧筑海塘，使萧绍海塘连为一体，东西流向的钱清江和北部的萧山平原诸内河也被纳入山会平原的河湖系统之中，“其地始可开垦，四都内增田甚广”，[46]发挥了良好的蓄水、排洪、拒咸作用，绍兴水网纵横、水田交错的田园水乡格局彻底形成。三江闸的兴修，也为海岸线北扩和钱塘江改道奠定了最终的物质基础，万历三年，钱塘江开始流经北大门，几经反复，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复归北大门，南大门故道形成了大量待垦沙地。据乾隆《绍兴府志》，山阴县有沙田地6308亩，萧山有塘外不起耗田11417亩，余姚有新垦沙地2820亩，上虞有塘外不起耗盐田6228亩，会稽县有海患田8670亩，整个绍兴新增的田地总计35495亩，通过周恳海涂，明清棉花种植面积大幅度扩展。田地扩展了，卓贵德等人在《绍兴农业史》指出，水产种植面积和花果种植面积却减少了，可以用于食用和交易的蓄禽、鱼等养殖业则超过了宋代。随着粮食种植面积的增大和三江闸建设后水质的大幅改善，酿酒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出现元红、加饭和善酿三个品种，并远销国外，获国际金奖，由于酒业的发展，明代糯稻涨价，在稻子的种植中竟然占据了十分之三。酱、醋酿造和糕点加工等其他粮食加工业也发展起来，茶加工工艺上又有所创新，珠茶开始出现，并远销海外。
元代以后绍兴的集市贸易和小商品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绍兴人耕读取利的人格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同南宋相比，明代绍兴地区市镇几乎没有变化，草市则有45个，而各县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乾隆年间市镇有所增加，主要有上虞的石牛、祥溪和嵊县的华堂、两头门、开元、长乐、崇仁，草市也增加了17个，主要分布在嵊县和会稽，其他县则变化不大。同杭嘉湖地区相比，明清以来绍兴地区草市和集镇比一直比较高，分别为9∶45和15∶62，很少有千户万户以上的大镇，小商品经济始终占主导地位，规模经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很难发展，这对绍兴人精细却缺乏大气影响极大。由于小农经济、小商品经济难以吸收大量的劳动力，明清以来，绍人出外谋生甚至外徙者日众。利用种植业和农产品加工手艺出外打工是一般绍人的谋生形式，其中出外种田、养鱼、养鸭的农民遍及杭嘉湖地区、苏南和上海郊区，嘉靖《吴江县志》说，“绍兴人多来养鸭，千百成群，收其卵为利，邑人称为鸭客”。而酿酒师傅、染工、酱制工等“百作师傅”遂使绍兴有“三缸行天下”之名。幕业和经商则是绍兴读书人外出谋生的两种形式，晚明著名的地理学家王十性曾在《广志驿》中指出，“山阴、会稽、余姚生齿繁多，本处宣庐田土，半不足供”，“人多壮游在外”，“其寰巧敏捷者都为胥办，自九卿只闲曹细局无非越人；次者兴贩为商贾”，按照鲁迅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及作者自叙传略》中的说法，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清末。儒者从商，是绍兴南宋重读遗风的延续，也是绍兴人务实人格的体现。然而，在明中叶以后兴起的商业资本中，徽商最多，其次是晋商、江右商，再其次才是闽商、粤商、吴越商和关陕商，大多数是中小商人，绍兴商人排名相当落后，这实际仍是小商品经济在绍兴占主导地位的表现。
清代绍兴教育文化更盛，人口压力下，“城中子弟成童就传业，举射策。约十家坐一塾师，四隅内外攻制，举业者云集别业，子弟发未蓄，便能开笔成文，辄采芹藻，或再试”，“童子不利则弃文就武，西韬铃弓矢”。[47]落第子弟最佳的出路就是幕业，同时，从事幕业如掌管刑名和钱谷要经过相当的学习时间，“习名法家三年，能佐郡邑治矣”，[48]要求识见、经验、文墨工夫等，绍兴文化发达，恰好满足了这一需要，因此，从明末到清末，形成了“绍兴师爷”这一闻名全国的特殊产业群体。就像晚清小说家李伯元在《文明小史》所说的，“绍兴府有一种世袭的产业，叫做作幕。”幕业是读书人凭借自己的人力资本谋生的一种高级形式，实质就是人力资本商品化，官员和幕友之间平等的主客关系仍是小商品交换关系的表现。绍兴师爷常年孤身在外，赚钱以贴家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绍兴人勤俭精细，柔韧务实，重读求利的经济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