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贸易顺差的根源及外需的可替代性——基于贸易品—非贸易品的分析框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根源论文,贸易顺差论文,框架论文,我国论文,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7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6X（2010）06—0017—07
一、导言
我国的总需求构成具有显著的不平衡性，主要表现为外需和投资占比过高、国内消费占比过低。这不仅在短期内放大了外需冲击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而且在长期也带来了宏观层面的内外失衡和微观层面的社会福利损失。国内外学者对此的研究表明，总需求构成的不平衡性综合反映了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多维度的不平衡性，包括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城乡结构、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和金融体系等。学者所提出的总需求平衡战略早已突破了简单的需求转换和需求变更政策的范畴，指向收入分配、社会保障、金融体系以及产业结构等深层次的制度性和结构性因素。[1][2][3][4][5]
在我国现实背景下，总需求构成的重新平衡，不仅是我国经济增长模式重新平衡战略的关键，也是缓解外需冲击、提高宏观经济稳定性的关键。总需求重新平衡战略的关键，在于提升国内消费需求特别是家庭消费需求在总需求中的地位，实现内需对外需的替代。在开放宏观经济的平衡关系中，如果产品是同质的，那么在给定总供给的情况下，国内消费、投资和外需作为总需求的三个组成部分，相互之间具有良好的替代性，外需和内需在宏观经济平衡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对等的。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提高收入水平和消费倾向来刺激消费需求的增长，从而实现内需对外需的替代。但是，置身于现实的开放宏观经济中，产品同质性假设却不成立。无论是供给还是需求，都存在贸易品和非贸易品之分，国内消费和投资所需要的产品与出口产品并不完全相同。在这种情况下，内需和外需之间的替代性较低，需求管理或收入分配方面的政策措施不足以实现内需和外需的消长变化以及总需求构成的重新平衡。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首先，利用贸易品—非贸易品分析框架，分析我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结构性特征，从中探寻我国贸易顺差的结构性根源。其次，利用历史数据对供求结构差异与贸易顺差的关系进行模拟分析。再次，从我国供给和内需的结构性特征出发，分析内需对外需的替代性。最后是结论和建议。
二、供求结构差异与我国的贸易顺差
对外贸易的基本作用是弥补国内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差异，实现宏观经济的供求平衡。但是必须注意到，这一平衡机制的有效性和具体表现依赖于不同产出的可贸易性。贸易品的供求差额可以通过进口或出口来弥补；非贸易品的供求差额却不能利用国际贸易来弥补，必须强制实现国内供给和国内需求的平衡。所以，为了探讨供求结构性差异在开放条件下的表现与影响，需要将不同产业细分为贸易品行业和非贸易品行业。在一些初步的研究中，可以简单地将服务产出归为非贸易品，将有形产品归为贸易品。但是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产品支出中，建筑业属于非贸易品行业，制造业和初级产业属于贸易品行业。在服务业产出中，房地产服务、批发零售、娱乐、教育服务、卫生保健和社会救助等属于非贸易品，金融和保险以及专业和商业服务等属于贸易品。
在利用上述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统计口径分析我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结构时，最完整、最详细的数据应该是投入产出表的数据，但是到目前为止，只能得到少数几个年份的投入产出表，而且不同年份投入产出表的部门构成并不一致，从1990年33部门变为2005年的62部门。为了克服数据的约束，笔者采取较为粗略的分类标准。在产出结构中，将工业和第一产业归为贸易品，将建筑业和第三产业归为非贸易品；在居民消费结构中，将食品消费、衣着消费、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归为贸易品消费，将医疗保健消费、交通通信消费、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居住消费以及杂项商品与服务消费归为非贸易品消费。根据这样的统计口径，笔者分别计算出我国产出结构和居民消费结构中非贸易品对贸易品的比率。从图1可以看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居民消费结构中非贸易品对贸易品的比率迅速提高①，从1995年的0.51增至2008年的0.89②；产出结构中非贸易品对贸易品的比率变动较为缓慢，从1995年的0.64增至2002年的0.88，随后逐步降至2008年的0.85。
图1 产出和居民消费结构中非贸易品对贸易品比率
资料来源：根据中经网统计数据库的数据计算而来。
对于我国投资支出的结构，由于缺乏完整的分类统计数据，所以无法计算投资支出中非贸易品对贸易品的比率。根据伯姆斯（Betas）等人的研究，各国投资支出中非贸易品支出比重大致在0.54～0.62[6][7][8]；根据联合国的研究，各国投资支出中非贸易品支出比重大致在0.48～0.69。[9]所以，在下文的分析中，笔者将非贸易品支出在总投资支出中的比重确定在0.48～0.69，由此可以计算出投资支出结构中非贸易品对贸易品的比率在0.92～2.23。
由此可以看出，在我国国内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对比中，需求结构向非贸易品倾斜③，供给结构向贸易品倾斜。以消费和投资在国内总需求中的占比为权重④，对需求结构和投资结构进行加权平均，计算出总需求中非贸易品对贸易品的比率，并与产出结构进行比较。从图2可以看出，2002年以后，国内需求和国内供给之间的结构性差异⑤ 显著地扩大了。
图2 我国国内总需求与总供给结构的结构性差异
说明：设定投资支出中非贸易品占比为0.48，这是前文给出的非贸易品占比取值范围的下限。如果选取上限值0.69，需求结构与投资结构的差异将会更大，但动态趋势是一样的。所以，这里没有给出根据0.69所计算的结果。
在考虑了国内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结构性差异以后，开放宏观经济的基本平衡关系可以写成：
Y
从图3中可以看出，2002年以来贸易顺差的急剧增长，刚好对应着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结构性差异的迅速扩大，两者之间存在较为显著的正相关性⑥。
三、对我国外贸余额的模拟
为了进一步验证供求结构性差异与贸易失衡之间的关系，笔者利用历史数据对我国贸易失衡规模的演变进行了模拟分析。在贸易品—非贸易品分析框架下，假定政府消费和投资与家庭消费和企业投资具有同样的结构特征，开放宏观经济的平衡关系可以写成：
沿用前面关于产出、消费和投资的贸易品—非贸易品结构的统计口径，对我国贸易余额占GDP的比重进行模拟。从图4可以看出，模拟值和实际值虽然在数量上不完全吻合，但是模拟路径与实际路径的动态特征却非常相似。
受制于统计数据的约束，上述分析存在如下缺陷：（1）没有具体分析政府支出的结构特征，只是简单地假定政府支出具有与私人部门同样的结构参数。（2）对于居民消费支出，没有细分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消费、交通通信消费、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居住消费以及杂项商品与服务消费的类别，只是简单地将家庭设备用品归为服务贸易品，将后几类归为非贸易品。（3）对于投资支出结构，只是简单地进行静态赋值，没有充分考虑我国投资支出的具体构成和动态变化。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90年、1992年、1995年、1997年、2002年和2005年投入产出表，设定非贸易品的口径包括第二产业中的废品及废料、电力、热力、燃气以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整个第三产业，其他产出归为贸易品，由此可以得出我国国内产出和需求结构中非贸易品对贸易品的比率（见图5）。
图5 基于投入产出表数据估算的产出和需求结构
将根据投入产出表数据估算的结构参数带入贸易余额的模拟方程，可以得出关于我国贸易余额的模拟值。从图6可以看出，虽然模拟值和实际值的绝对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但是两者的动态规模具有高度相似性。⑦ 这与前面的分析结论可以相互支撑。
图6 基于投入产出表数据的模拟分析
四、内需对外需的替代性分析
前文的分析表明，我国国内总需求缺口的产生根源在于供给和需求在产品结构上存在的差异以及非贸易品国内供求强制平衡要求。国内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产品结构差异，不仅决定我国出现贸易顺差的必然性以及外需在宏观经济平衡关系中的特殊地位，也从根本上制约了内需对外需的替代性。
国内非贸易品供给的不足，对消费需求的增长施加了直接约束。在消费支出中，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住宿餐饮、文化娱乐以及旅游等生活型服务业以及电力、热力、燃气和水等公用事业是主要的非贸易品支出类别，占非贸易品消费支出的比重达到71％左右。其中，在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社会福利以及文化娱乐等服务方面，消费支出占相关行业总产出的比重都在50％以上。特别是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公共管理和公共组织等行业，消费支出占总产出的比重达到100％左右⑧。经过多年的经济发展、收入增长和消费升级，包括耐用消费品在内的有形产品的消费相对“饱和”，对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等服务的潜在需求迅速增长。从消费选择行为来看，在服务性消费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的情况下，对有形产品的消费难以大幅增加。所以，非贸易品供给约束不仅直接制约非贸易品消费支出的增长，而且还使得总消费支出也无法迅速增长。
给定供给结构和消费支出结构的对比状况，居民对非贸易品不断增长的潜在需求无法转变成现实的购买支出，由此导致居民储蓄增加，这是非贸易品供给不足所导致的“强制储蓄”。随着收入的增长和人口老龄化，家庭对医疗、教育和住房服务的需求不断增长。但是另一方面，体制和机构转型时期公共服务供给的减少并没有被私人供给的上升所弥补⑨，这导致医疗、教育和住房服务供给的相对不足。这不仅造成当前的“强制储蓄”，而且带来未来相关服务供给的不确定性，导致谨慎性储蓄动机。⑩ 在当前产出结构和增长模式下，与收入增长相伴随的是制成品相对供给的增加和服务相对需求的增加。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结构性差异不断加大，推动家庭储蓄的不断增加。在这样的动态趋势中，增加对居民的转移支付以及从其他角度提升居民收入水平的政策措施，不足以刺激国内消费需求的迅速增长。消费需求作为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所需要的主要产品并不是那些可供出口的产品，在既定供求结构下，无论是支出变更政策还是支出转换政策，都无法有效地实现国内消费需求对外需的替代。
在投资支出中，非贸易品支出主要包括批发零售、交通运输及仓储、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房地产服务、科研、综合技术服务以及建筑业产出。在所有非贸易品支出中，建筑业产出占据了最大比重，达到90％左右(11)。与消费支出中的非贸易品类别不同，建筑业产出增加的约束相对较少，所以，制约投资增长的国内供给约束相对较弱。但是，投资增加意味着未来产出能力的增加。即便不存在投资品可获得性的约束，投资行为还会受到产出的市场实现条件的约束。如果投资沿着不改变原有产出结构的方向增长(12)，贸易品供给的增长幅度将大于贸易品消费和投资需求的增长幅度。
在给定供求结构的情况下，根据式（7）可以得到：
这意味着，在给定国内供给和需求的结构性特征的情况下，投资增长在带动产出增长的同时，也加剧了贸易品的供给过剩，进而要求净出口也随之增长，这样才能实现宏观经济的总量和结构平衡。(13) 在外部市场条件恶化、净出口增速甚至是绝对水平下降的情况下，维持宏观经济平衡的条件无法得到满足，这将抑制国内投资的增长。由此可以看出，外需增加是国内投资增加的必要条件，所以，投资需求作为内需的一部分，同样也不能替代外需。
五、结论与启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和启示：
1.在我国供给和需求结构的对比中，以工业制成品为主的贸易品供给处于相对过剩状况，以服务业为主的非贸易品供给处于相对不足的状况。供求结构性差异以及非贸易品国内供求强制平衡的要求，不仅决定了我国出现贸易顺差的必然性以及外需在宏观经济平衡关系中的特殊地位，而且从根本上制约了内需对外需的替代性。
2.在消费层面，居民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公共管理和组织等非贸易品不断增长的潜在需求，受制于供给的匮乏而无法转变成现实的购买支出。非贸易品供给不足所导致的“强制储蓄”，是造成我国居民低消费倾向的重要原因。在既定的供求结构下，无论是支出变更政策还是支出转换政策，都无法有效地实现国内消费需求对外需的替代。
3.给定国内供给和需求的结构性特征，投资增长在带动产出增长的同时，也加剧了贸易品的供给过剩，净出口的不断增长是实现宏观经济总量和结构平衡的必要条件。由此可以看出，外需增加是国内投资增加的必要条件，所以，投资需求作为内需的一部分，并不能有效地替代外需。
4.由于外需的地位根植于我国供求结构性失衡关系之中，所以，为了实现总需求构成的重新平衡，特别是提升国内消费需求在总需求中的比重，不能简单地依赖总需求管理政策或收入分配政策，必须配合以促进供给结构调整的政策措施。
感谢匿名评审人的意见，笔者已作了相应的修改，本文文责自负。
［收稿日期］ 2010一03—12
注释：
① 收入水平的增长、老龄化趋势以及政府公共服务支出的减少，多种因素结合在一起，导致家庭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和住房服务方面的支出迅速增长。
② 2006年以后该指标呈现下降趋势，究其原因，应该主要是不同类别消费品价格增长速度的差异。计算中所使用的名义指标，并没有剔除价格变动的影响。2007年和2008年，食品消费价格分别上涨了12.3％和14.3％；同期，总体消费价格分别上涨了4.8％和5.9％。由此导致2006-2008年城镇和农村家庭消费中食品消费的名义占比分别提高2.1个百分点和1.3个百分点。
③ 由于缺乏政府消费的详细数据，所以简单地假定政府消费具有与居民消费相同的结构特征。
④ 该权重根据最终消费率和资本形成率数据计算而来。最终消费率和资本形成率数据来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⑤ 即国内总需求结构与总供给结构之差。
⑥ 相关系数达到0.68.
⑦ 在分析中并没有根据不同部门的可贸易性指标进行更为精确的分析，只是根据直观判断把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中的部分公用事业归为非贸易品。在这样的统计口径之下，模拟值与实际值在绝对水平上存在较大的偏离，这是很正常的结果。
⑧ 数据来自2002年和2005年的投入产出表。
⑨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我国政府不断退出公共服务的供给领域，政府在教育、科研、文化以及卫生等方面的支出比重从1995年的22％下降至2005年的18％。从公共供给向私人供给的转变过程，往往意味着相关服务供给的减少。由于这些服务属于非贸易品，供给的相对不足导致强制储蓄机制，需求被推迟。
⑩ 根据卡门（Chamon）等人的观点，教育、医疗和住房服务的公共供给不断减少提高了中国家庭的储蓄动机。[10]
(11) 根据2002年的投入产出表数据，该比重为91.3％；根据2005年的投入产出表数据，该比重为89.4％.
(12) 即投资带来的供给增加偏向于贸易品部门。
(13) 伯勒萨德（Prasad）等人的研究发现，在包括中国在内的高增长国家，经济增长率与经常项目顺差之间存在较为显著的正相关性，一种解释是，经济增长带动了储蓄增加，储蓄增加推动了经常项目顺差增加。[11][12]所以，经济增长与经常项目顺差之间的相关性反映从经济增长到储蓄增加、再到经常项目顺差增加的因果联系。这就揭示了中国所存在的从投资增长到经济增长、再到储蓄增长的联系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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