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意识与中国神话传说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神话传说论文,中国论文,伦理论文,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童年时代的歌谣——神话传说，这些神话传说虽然在内容和主题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各自的发展演变历程却相去甚远。有些民族的神话传说脉络清晰、谱系分明；有些民族的神话传说却变化频繁、神系混乱，布满了后世人们刀砍斧凿的痕迹，诸神的形象和功能与其原初状态大相径庭。中国神话传说即属此类。而中国神话传说过早地出现了历史化的倾向。随着远古神祇转化为上古帝王， 诸神身上的原始图腾色彩逐渐被崇高的道德品性所取代。诸神失去了玄奥的神话象征意义，却获得了现实的道德教化功能。
一、去怪异化与合伦理化
与希腊神话相比较，中国神话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神人不同形。在中国较早的神话典籍如《山海经》等书的记载中，诸神（无论是举止高尚的正神还是行为卑劣的恶神）几乎全是形态怪异、面目狰狞的。女娲和太昊伏羲氏均为“人面蛇身”，炎帝神农氏为“人身牛首”，少昊金天氏为鸟形，颛顼高阳氏的形象虽没有明文记载，但其父韩流与其子梼杌均为人面猪嘴，颛顼的形象想来也好不了多少〔1〕。 而黄帝轩辕氏长着四张脸（“黄帝四面”），节制四方。至于恶神，其形象就更为狰狞可怖了，共工“人面朱发，蛇身人手足”），蚩尤“人身牛蹄，四目六手，耳鬓如剑戟，头有角”，等等。
在希腊神话中，也曾出现过一个形象怪异的神族，即以提丰俄斯和厄喀德为双亲的怪物神族，包括三头怪物喀迈拉、冥国三头恶狗刻耳柏洛斯、百头水蛇勒耳那和狮身人面兽斯芬克斯等。这个神族属于老一辈的希腊神，与他们同时存在的还有长着蟒尾的巨灵神。但是随着神系的更迭（从乌剌诺斯到克洛诺斯，从克洛诺斯到宙斯），每一代新神在否定旧神的同时，也把父辈身上的怪异色彩消除掉一些。到了以宙斯为首的奥林匹斯神族统治的时代，那些形象怪诞的神已逐渐隐退，而那些与人同形的神（如宙斯、波赛科、阿波罗、雅典娜、阿芙洛狄忒等等）则成为神话舞台上的主角。
如果说希腊神祇的变形过程是在神话内部通过神系的自然更迭实现的，那么中国神祇的变形记则是通过对神话的历史化改造而完成的。在中国神话中，看不到从怪物神到人形神的渐进演化过程，而是代之以一个断裂层和一种突如其来的飞跃——那些人面兽身或人身兽面的神一下子就从蛮荒的神界跨入了文明的门槛，并且与人的历史揉杂在一起，神的历史化过程成为人的历史的开端。
中国诸神的变形记是在一种双向的历史化改造中进行的，一方面是神的去怪异化过程，另一方面则是神的合伦理化过程。其结果，使得那些进入人的历史的正神（如黄帝、颛顼等）在蜕去了怪异形象的同时，也获得了崇高的德行。
对神话的历史化改造过程早在先秦时期即已开始，到秦汉以后，由于儒家思想成为中国文化的主导思想，按照儒家的道德观念对诸神进行历史化改造更是成为史家撰史的一条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子不语怪力乱神”的结果，是使部分形象诡异的远古神祇转化为威风凛凛和德昭日月的近古帝王； 而另一些神祇虽然继续保留着其怪诞的原始面目，但也经历了一番伦理化改造，作为前者的道德反衬留存于史籍和民间逸闻中。
下面来看看史籍中对几个远古神祇 的去怪异化和合伦理的改造过程。
黄帝千百年来一直被奉为中国人的祖先。关于黄帝的原始形象，《山海经·海外西经》中记载道：“轩辕之国在此穷山之际，其不寿者八百岁。……人面蛇身，尾交首上。”据袁珂先生解释，轩辕国为黄帝子孙相聚而成者。轩辕国人为人面蛇身，黄帝的形象也好不了〔2〕。 此外，在古代传说中还有“黄帝四面”的说法。在春秋战国以后的史籍中，这些怪异色彩逐渐黯淡，黄帝的形象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山海经》中的“人面蛇身，尾交首上”的说法在《史记》中转化为黄帝乘龙化仙的故事〔3〕。古代相传黄帝寿命八百岁，后减至三百岁， 孔子又对黄帝三百岁的传说作了合理化的解释。“宰我问于孔子曰：‘昔者问诸荣君，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也？抑非人耶？何以至于三百年？’孔子曰：‘黄帝……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得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4〕从而把黄帝由寿命三百年的神变成了恩德遗泽三百年的圣王。关于“黄帝四面”的传说，孔子也作了合理化的说明：黄帝并非长着四张脸，而是命四名贤臣分治四方以君临天下〔5〕。这样就使黄帝身上的神话成份完全消解在历史化的过程中。 到了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中，黄帝成为一个有稽可查、天才独具的人间帝王：“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至于黄帝的怪异形象，却只字未提。
颛顼作为五帝之一在历代正史中都占有一席地位。作为一位上古帝王，颛顼的形象当然不能像其父韩流那样“擢首、谨耳、人面、豕喙、麟身、渠股、豚止”。但是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大凡有其父必有其子，因此改变颛顼的形象须从韩流着手，最好的办法是把韩流这个猪形的中介从神的谱系中删除。在《山海经·海内经》中，颛顼是黄帝的曾孙，昌意的孙子。到了《史记》的帝王谱系中，韩流被删掉了，颛顼成了昌意的儿子〔6〕。昌意在古籍中是体态不明的神， 这样就不会妨碍颛顼进入神圣典雅的上古帝王行列。“颛顼的幸运，恰恰是韩流的不幸——过度鲜明、集中的动物神特征，妨碍他顺理成章地过渡、易形为古帝王。”〔7〕
再如夔，在《山海经·大荒东经》中记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风雨。”黄帝与蚩尤大战时，曾取夔的皮为鼓、骨为鼓橛。后来夔逐渐演变为乐师，司掌乐仪。《吕氏春秋·古乐》曰：“帝尧立，乃命夔为乐，夔乃效山林溪谷之音，附石击石，以像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兽……（舜立）乃令夔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如此重要的典乐之职，自不能由一只脚的怪物来充任，因此夔必须变形。《韩非子·外储说左下》中反映了这个变形过程：“哀公问于孔子曰：‘吾闻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无他异，而独通于声，尧曰：夔一而足矣。使为乐正。故君子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
诸神的变形过程同时也是他们的德化过程。随着诸神由面目狰狞的怪异生番变为威风凛凛的上古帝王，他们也被赋予了种种高尚的道德品性。在中国神话的历史化改造过程中，诸神失去了图腾属性和自然属性，却获得了历史属性和道德属性。于是在整个神话传说中就表现出一种显著的道德教化功能，这是中国古代神话之不同于希腊神话的一大特点。
黄帝原本只是某个原始部族的虚构的祖神，后来竟演化为夏商周三代乃至整个汉族的始祖神，成为德被四方、遗泽万代的帝王师表。黄帝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几乎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伐炎帝（因炎帝不行仁道）、戕蚩尤、杀夸父、诛刑天。“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8〕凡此种种，可谓德配天地、功蔽日月。
除黄帝外，另一些远古神祇和传说人物也被赋予了崇高的德行。颛顼“隔地天通”，兴礼法，首开中国伦常男尊女卑之先河〔9〕。尧始创“修齐治平”的德治规范〔10〕。舜高瞻远瞩，知人善任，命禹治理洪水，解民倒悬；命契推广教化，以正民风：命皋陶制定五刑，以惩贼寇；命垂执掌百工，造福于民；命伯益司典三礼（天、地、人之礼），以定尊卑；命夔为乐正，制定音律，以和神人；命龙为使者，上传下达，以绝流谗，造就了一个令后人仰慕神往的太平盛世〔11〕。至于禹，更是一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形象，为治洪水“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沟淢。”〔12〕令人肃然起敬。
与希腊神话所表现的超越的浪漫精神相反，在中国神话中（严格地说是在对神话的历史化改造中）表现出一种协调的现实精神〔13〕。它的特点是侧重于对现世道德的教化功能，忽略对彼岸理想的信仰功能。因此中国神话的历史化改造过程同时也就是诸神的合伦理化过程，即诸神的“善”化和“恶”化过程（关于这一点，下面还要论及）。由于这种协调的现实精神的制约，中国神话中的那些具有超越色彩和宗教形而上学倾向的遐思冥想都被淡化、消除，或者拉回到伦理范畴中重新加以诠释。历代史官们都以一种现世性的伦理意识而非彼岸性的宗教意识作为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来对神话进行历史化的改造，于是“怪力乱神”就被排除在正统文化思维的视野之外，富有原始浪漫情调的神话传说就成为道德教化祭坛上的牺牲品。
二、家长的权威与叛神的苦恼
中国神话虽然谱系混乱，歧义纷呈，但是家长一统天下的特点却非常明显。在较早的神话中，诸神之间的相属关系尚未明确，他们以不同部落的祖神形象而各自为阵，互无攀连。在神话的历史化改造过程中，这种散漫的现象消失了，代之以一个有着不可逾越的从属关系的严格神统。以五帝的关系为例，起初华夏与戎狄蛮夷各部落集团都有自己崇拜的祖神，后来为了使这些相互独立的神符合“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一统社会模式，“古史神话”中就出现了中央上帝黄帝剿灭四帝、并根据五行之德重建神国的传说：“黄帝之初，养性爱民，不好战伐，而四帝各以方色称号，交共谋之，边城日惊，介胄不释。……（黄帝）于是遂即营垒以灭四帝。”〔14〕平息战乱之后，新的神国组织在一种相互协调的关系中建立起来，以黄帝为中心而形成一种有序的统治格局。“东方木也，其帝太昊，其佐句芒，执规而治春；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执衡而治夏；中央土也，其帝黄帝，其佐后土，执绳而治四方；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其佐蓐收，执矩而治秋；北方水也，其帝颛顼，其佐玄冥，执权而治冬。”〔15〕黄帝成为一统天下、号令四方的天子，而四方上帝则成为听从黄帝节制的诸侯。
这种诸侯裂土而治的统治方式仍然不符合秦汉以降的大一统封建专制帝国模式，于是共时存在的五帝又进一步转变为历时嬗递的五帝，从而在正史中就出现了“少典氏帝系”的承传故事。炎帝成为黄帝的兄长，颛顼成为黄帝的孙子，伏羲（太昊）被置于黄帝之前，与女娲（一说燧人）、神农一起组成“三皇”，少昊则不知去向。又新增加了黄帝的后裔帝喾、尧、舜，与黄帝、颛顼一同构成前后相继的“五帝”。相互抗衡的五方上帝终于演变为在时序上相互承传的五个一统天下的人间帝王。
由于远古神祇被历史化为人间帝王，使得中国神话中的诸神不象希腊神灵那样具有不死的本性。既然诸神或上古帝王们都难免一死，那么帝位的更迭就无须象希腊神话中那样通过暴力的途径来实现（如克洛诺斯之取代乌剌诺斯、宙斯之取代克洛诺斯），而可以通过家族内部的继承或者禅位让贤等方式来进行。因此“力”的原则在中国神系的发展演变中几乎不起作用，而“德”则成为承袭帝位的唯一准则。
在“少典氏帝系”的传说中，充满了“唯贤是举”的传位故事。黄帝有二十五子，但是他却传位于他的孙子颛顼，因为颛顼“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颛顼不传位于其子穷蝉、老童、梼杌等，却禅位于其侄帝喾，因为后者“顺天之义，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16〕帝喾死后，长子挚继位，挚虽无大仁大智，却具有礼贤下士的谦谦美德，执政九年而禅位于尧〔17〕。尧有子丹朱，凶顽不仁，尧不传位丹朱而禅位于“能和以孝”的山民舜。舜晚年亦不传位其不肖子商均而禅位于治水有功的禹。禹在位时本欲禅位于贤臣皋陶，无奈皋陶早逝，禹又以天下授于辅佐他治理洪水的益。益当政三年复还政禹之子启（一说“启干益位”），自己则避居箕山之阳。自启之后，才开始了父子相承的继位制度。这些关于帝位承传的传说几乎同出一辙，说到底无非是为了突出一个“德”字。既然禅位者和受禅者都是德昭日月的圣人，他们的统治当然就是天经地义的了。
对于反叛者来说，这种建立在“德”之基础上的正统性本身就成为一个难以撼动的坚固堡垒。由于帝位更迭的根据不是力而是德，所以任何借助武力的反叛都是徒劳的，到头来只能落个身败名裂、遗臭万年的下场。一统天下的“父权家长”神或帝王是善的标志，欲与“父权家长”分庭抗礼的那些神则成为恶的化身，这就是用伦理意识对中国神话进行历史化改造的必然结果。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几个“恶神”的恶化过程。
在《山海经》中，关于蚩尤的记载共有三段，文中均无任何贬义，纯属客观描述。其中关于蚩尤与黄帝发生战争的记载见于《大荒北经》：“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
这里只是以神话的形式反映了远古时代可能发生过的炎、黄两个部落联盟之间的战争，对于战斗双方均未加诸任何带有伦理色彩的评价。然而由于蚩尤与之作战的对手是被后来的史官们当作五帝之首而加以“德”化渲染的黄帝，所以在经儒家修订的经典、史籍中，蚩尤的形象就开始向着“恶”的方向发展，以作为日益“善”化的黄帝的道德反衬。蚩尤被描写成“八肱八趾疏首”、“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的恶煞魔头，驱使魑魅魍魉及苗民乌合之众，作飞沙走石之妖法；黄帝则成为“合鬼神于西泰山上，驾象车而六蛟龙”的威风凛凛的神界领袖。在汉代纬书中，善恶概念也分别加到黄帝和蚩尤身上，而且还搬出了“天命”作为道德的支柱：“黄帝摄政前，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杖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诛杀无道，不仁不慈。万民欲令黄帝行天子事，黄帝仁义，不能禁止蚩尤，遂不敌。乃仰天而叹，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信神符，制伏蚩尤，以制四方。”〔18〕
在司马迁的《史记》中，蚩尤则从一方部落的首领变成了违抗帝命、犯上作乱的叛臣贼子，黄帝与蚩尤之间的部落战争变成了一统天下的帝王讨伐叛逆的戡乱之战〔19〕。此后，蚩尤的形象就与“邪恶”、“贪婪”等道德概念联系起来，成为后世一切谋逆犯上者的儆戒〔20〕。
共工与蚩尤一样，同为炎帝苗裔，因不服黄帝孙颛顼的统治，起而抗争，战之不胜，愤而头触不周山，演出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悲剧。《淮南子·天文训》曰：“昔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这本是一场反正统的英雄悲剧，如若稍加渲染，则会构成中国神话中的一部可歌可泣的悲壮史诗。然而，由于共工与之争帝的颛顼是少典氏帝系的正统传人，按照神话历史化所遵行的伦理原则，共工在后来的史籍中注定要成为怙恶不悛的逆贼。
据《山海经》记载，共工是炎帝的后裔，祝融的儿子，关于他的道德属性却丝毫未曾提及〔21〕。到了《左传》、《史记》等正史中，共工与少昊的不肖子穷奇合而为一，与驩兜、三苗、 鲧一同被合称为“四凶”，成为自颛顼至禹等历代少典氏帝王竞相讨伐的对象。共工的行为日益“恶化”，成为戕害忠良、谄媚奸邪的行家里手：“闻人斗，辄食直者；闻人忠信，辄食其鼻；闻人恶逆不善，辄杀兽往馈之。”闻一多先生在谈到共工的历史形象时说道：“共工在历史上的声誉，可算坏极了。他的罪名，除了召致洪水以害天下之外，还有‘作乱’和‘自贤’两项。……在《左传》中则被称为‘四凶’之一。‘少昊氏有不才子，毁信废忠，崇饰恶名，靖谮庸回，服谗蒐慝，以诬盛德。天下之民谓之穷奇。’注家都说穷奇即共工，大概是没有问题的。因此许多有盛德的帝王都曾有过诛讨共工的功。”〔22〕共工之所以成为“贪恶愚顽”的化身和十恶不赦的逆贼，究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他“振滔洪水”以害天下，而是由于他“作乱”和“自贤”，欲与正统的少典氏帝王争夺天下。
鲧是中国神话中的另一个具有反叛精神的神，据《山海经·海内经》记载：“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息壤是一种“自长息无限”的神土，鲧盗息壤是为了堵塞泛滥的洪水，解民于倒悬。这是一种可与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盗火种的行为相媲美的伟大业绩，那么“帝”（即舜，一说尧）为什么反倒要杀死鲧呢？原因仅在于鲧“不待帝命”，擅作主张。然而即便如此，鲧的善良动机和行为也不致于使他遭受杀身之祸。因此《山海经》中的这段文字，与其说是表现了鲧的僭越犯上，不如说是表现了“帝”的赏罚不明、专断暴虐。无怪乎屈原在《离骚》中触景生情地感叹道：“鲧婞直以亡身兮，终然夭乎羽山野。”
然而，舜是少典氏帝系的正统传人，是一统天下的“家长”，鲧与舜之间发生了矛盾，过错自然不能由舜来承担。舜为君，鲧为臣，依照伦理意识来衡量，臣“不待帝命”就是不忠，就是图谋不轨、僭越名份。因此鲧注定了要成为邪恶的化身，成为神话历史化过程的无辜牺牲品。于是，许多不仁不义的特征都加诸到鲧的身上，如“播其淫心”（《国语·周语》）、“废帝之德庸”（《墨子·尚贤》）、“负命毁族”（《史记·五帝本纪》）等等。渐渐地，鲧擅取息壤为民间消灾的神话就演变成鲧野心勃勃觊觎帝位的叛乱“史实”：“尧以天下让舜，鲧为诸侯，怒于尧曰：‘得天之道者为帝，得地之道者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为三公。’以尧为失论。欲得三公，怒甚猛兽，欲以为乱。比兽之角，能以为城，举其尾，能以为旌。召之不来，仿佯于野以患帝。舜于是殛之于羽山，副之于吴刀。”〔23〕
这种历史化的描述，与《山海经》中关于鲧的神话传说可谓是谬之千里。但是如此处理，倒是符合伦理意识的要求。与蚩尤、共工等神的遭遇一样，因为鲧的行为不符合封建社会的伦理规范（虽然这些“神”所活动的时代远远早于封建社会），妄图破坏现存的统治秩序，犯上作乱，不由分说地被扣上了道德方面的罪名，从而就永远地决定了反叛者形象和地位的可悲性。
在经过了合伦理化修整或历史化改造之后的中国神话故事中，神系或帝系的更迭发展只能通过一条合法的途径——传位或禅让来实现，除此之外的一切僭越和篡夺行为都在道德上被注定为“恶”。在传位和禅让的过程中，承继大业者之所以被“先王”选中，是因为他与“先王”在德行方面是一脉相承的，他全盘继承了“先王”的事业和品性。因此他只是“先王”精神的另一个化身，与“先王”以及“先王”的“先王”一样代表着同一种道德精神和行为规范、同一种社会秩序和文化模式。这样一种历史延续过程不是以现实对往昔的否定为其发展机制，而是以现实对往昔的肯定为其发展机制的。既然每一个环节都是对上一个环节的肯定，那么所有的环节就共同构成了一条伸展性和传递性的自我肯定长链。在这条长链的一端，是被伦理意识精雕细琢以淳教化的上古帝王的丰功伟绩和崇高德行，在长链的另一端，则是事事处处恪守祖制陈规的现实社会。在这条长链中，得以遗传和延续的不仅仅是祖宗之法，而且还有自我肯定这种机制本身。由于一味执著于自我肯定而贬抑任何试图超越现实秩序的否定倾向，在历史化的中国神话中就已经埋下了以协调的现实精神来制约超越的浪漫精神、以伦理规范来压抑宗教理想的种子。其结果，一方面导致了传统中国人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和“信而好古”的保守文化心态，另一方面则造成了他们轻视宗教生活和自然探索、专注于道德修养和人伦关系的现实主义生活态度。
三、伦理意识与中国神话的命运
与希腊神话所具有的单纯性恰成对照，中国神话布满了后世人们刀砍斧凿的痕迹。中国古代神话由于其派系繁杂，分散凌乱，因此在以后的整饰修改过程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伦理意识就如同希腊神话中普洛克儒斯忒斯的那张床，历代史官们根据这张“床”来抻长或削短神话的原始含义。于是在秦汉以降的史籍中，诸神失去了其原始浪漫的神话学意义，成为一些矫饰苍白的道德偶像。在一袭袭宽松肥大的道德袍罩里面，蜷缩着一个个毫无感性光泽的干瘪神祇，他们说着儒家的语言，按照三纲五常的伦理规范来行事，一言一行俨然是堪称楷模的道德圣贤。他们被抽象成为一些枯燥乏味的伦理概念，成为现实社会中的人们摹仿的“善”之理念；而他们的对立面则同样被抽象为“恶”的理念。于是感性十足的神话传说就成为一部记载“善”与“恶”斗争的道德哲学史。
这种潜藏在历史的表象之后、却始终操纵着历代史官对神话进行历史化改造的伦理意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协调的现实精神——的主体化形式。协调的现实精神是一种普遍弥漫于中国文化各领域的“客观精神”，它在传统中国人的主观世界中凝结为一种以现世性和实用性为基本特征、以伦常纲纪为基本规范的伦理意识。与注重人和超验的上帝之间关系的宗教意识相反，伦理意识始终着眼于经验世界，着眼于现实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它的价值取向不是未来的千年王国，而是当下的太平盛世。作为对不那么令人满意的现实社会的补充，它从“昔日的光荣”中去寻找各种道德支撑点。而这种“昔日的光荣”本身就是伦理意识杜撰的杰作，伦理意识编造一个光荣的往昔，是为了论证现实秩序的合理性。因此，那些流传于民间的散兵游勇般的神灵鬼怪就被带到伦理意识面前接受拣选，挑中的被涂抹上道德的脂粉，戴上冕旒，穿上龙袍，成为上古历史中的明君贤王。挑不中的则有两种命运：或者被冠以恶名，作为上古明君贤王的道德反衬；或者被逐出正史的视域，任其在民间的酒肆茶坊中自生自灭。
对民间流传的那些神灵鬼怪的历史化“拣选”始终遵循伦理意识的一个基本功能，即道德教化功能。被选中的神灵们不仅进入了历史领域，而且也进入了道德领域。他们不仅被确信为曾经在人间生活过，而且被确信为是人的道德生活的伟大奠基者。因此他们不同于那些不食人间烟火的希腊神祇，是一群终日游手好闲、饮酒作乐、偶尔还到人间来滋生是非的超脱之辈，而是兢兢业业为生民消灾造福、制定规范的道德圣贤。他们不是高高在上和逍遥度外的，而是直接参与生活，终日忙碌于建立礼法、治理庶民、平定疆域、疏浚水道等安邦治国之道。神的业绩就是社会的历史，他们的丰功伟绩作为道德遗产流传到后世，成为不可动摇和不可超越的圭臬，彪炳千古。
希腊神话中的神都是不死的，但是在以后的人的历史中他们却消声匿迹了，仅仅只是作为一种童年的梦幻呼唤着人们的遐思冥想。中国神话中的神都终不免一死，然而他们的阴魂却一直笼罩着以后的社会历史达两千年之久。 希腊神祇留给后世人们的是一种美的理想，中国神祇留给后世人们的则是一些道德规范。 希腊神话最终以自我否定的方式转化为奉守信、望、爱三原则，向往彼岸灵魂世界的基督教；中国神话则以自我肯定的方式展示了遵行三纲五常规范，维护现实道德秩序的封建伦理观。
少典氏帝系的出现是神话历史化改造的一个辉煌硕果，它并非考古学和古文献学的发掘成果，而是出于论证先秦诸朝帝王统治的正统性的需要。相传秦人祖先大业、夏人祖先鲧、以及虞舜均出自于颛顼；周人祖先后稷、殷人祖先契、以及唐尧皆出自于帝喾。颛顼与帝喾又是叔侄关系，都是黄帝的后裔，而黄帝和炎帝同出于少典氏〔24〕。以黄帝为男性始祖的少典氏神族，为历史提供了一大批帝王。先秦每个朝代的统治者都把自己的祖先与少典氏帝系联系起来，以证明自己统治的合理性和权威性〔25〕。他们承袭的不仅仅是正统的血缘和名义，而且更重要的是正统的德行和睿智。神祇们在神话中播下了“龙种”， 就长出了历史中的帝王。帝王们既为“天子”，他们的世俗统治也就获得了现实合理性。到了秦汉以后，过于偏狭和具体的少典氏帝系又让位于宽泛而抽象的“天命”，奉天承运的哲学思维取代了“攀龙附凤”的神话直观而成为现实的政治统治和道德秩序的坚实基石。
在现存的许多神话史料中，到处可见伦理意识之“刀”留下的疤痕。伦理意识的一些基本规范如“三纲五常”、“四维八德”等，也在神话的历史化改造过程中逐渐由模糊到清晰、由抽象到具体、由胚胎状态的一般性原则演化为无所不在的行为规范。这是一个漫长的改造过程，它始于春秋时期，至汉代基本定型，到宋代以后才最终完成。
注释：
〔1〕《山海经·海内经》“韩流擢首、谨耳，人面、豕喙、 麟身、渠股、豚止，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神异经·西荒经》：“西方荒中，有兽焉，其状如虎而犬毛，长二尺，人面，虎足，猪口牙，尾长一丈八尺，搅乱荒中，名梼杌。”《左传·文公十八年》：“颛顼氏有不才子……谓之梼杌。”《说文》：“颛，头专专谨也，此文云云，疑颛顼所以得名，以似其父与？”均说明颛顼貌与其父或其子相似。
〔2〕《吕氏春秋·贵公篇》：“丑不若黄帝。”
〔3〕《史记·封禅书》：“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 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
〔4〕《太平御览》卷七九引《大戴礼》。
〔5〕《太平御览》卷七九引《尸子》：“子贡曰：‘古者， 黄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黄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计而耦，不约而成，此之谓四面。’”
〔6〕《史记·五帝本纪》：“帝颛顼高阳者， 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
〔7〕谢选骏：《空寂的神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第135页。
〔8〕《史记·五帝本纪》。
〔9〕《淮南子·齐俗训》：“帝颛顼之法，妇人不辟男子于路者，拂之于四达之衢。”
〔10〕《史记·五帝本纪》：“帝尧者，放勋。其仁如天，其知如神。……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即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
〔11〕参见《史记·五帝本纪》。
〔12〕《史记·夏本纪》。
〔13〕关于这两种文化精神的特征及差异，请分别参阅拙著《协调与超越——中国思维方式探讨》（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和《神旨的感召——西方文化的传统与演进》（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
〔14〕《太平御览》卷七九引《蒋子万机论》。
〔15〕《淮南子·天文训》。
〔16〕《史记·五帝本纪》。
〔17〕《史记·五帝本纪》正义：“挚于兄弟最长，得登帝位。封异母弟放勋（即尧）为唐侯。挚在位九年，政微弱，而唐侯德盛，诸侯归之，挚服其义，乃率群臣造唐而致禅。”
〔18〕《太平御览》卷七九引《龙鱼河图》。
〔19〕《史记·五帝本纪》：“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
〔20〕《路史·后纪四》：“后代圣人著其（蚩尤）像于尊彝，以为贪戒。”
〔21〕《山海经·海内经》：“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訞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
〔22〕《闻一多全集》，第一卷，三联书店1982年，第49页。在第53—54页中，闻一多先生还列举了许多有关颛顼、帝喾、尧、舜、禹等“有盛德的帝王”诛讨共工的史料。
〔23〕《吕氏春秋·行论篇》。
〔24〕关于少典氏，学者们多认为是一个母系氏族，附宝感电光而生黄帝的传说即可为证。《绎史》卷五引《新书》：“炎帝者，黄帝同母异父兄弟也。”亦可见母系社会一妻多夫现象。后因“同母异父”不合封建伦常，在较晚的史籍中改为“同父异母”。
〔25〕《国语·鲁语》引展禽曰：“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祖稷，郊文王而宗武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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