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者服务业产业集聚与产业升级的有效途径——基于政府规制视角的理论阐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产者论文,服务业论文,视角论文,有效途径论文,产业升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964［2009］09-090408-0244
一、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全球范围的产业转移已经从早期的制造业转移、制造业外包向服务业转移与服务外包演进，利用承接服务外包来整合并有效利用本国资源，发展先进生产者服务业①（advance producer service，APS），激发生产者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产业发展的联动效应，从而推动本土企业的产业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s，GVC）升级。
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蔓延，我国的宏观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国家提出通过扩大内需来确保增长，同时也认识到，现在的危机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我们的产业结构问题和对外贸过高的产业依存度。危机来临我们更应该加快发展现代化服务产业，在产业的软硬件等设施方面下功夫，以发展服务外包产业为突破口，坚持以发展现代生产者服务业为工作重点，促进现代生产者服务业形成有效产业集聚，并以此推动制造产业的升级与转型，只有这样才能在下一轮产业发展中立于不败之地。
本文的论述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展开：首先是，发展服务外包产业能否有效促进生产者服务业的繁荣？加大服务外包产业来带动生产者服务业进步能否成为产业结构转型与整个全球产业价值链地位提高的主要动力？其次是，既然服务外包被认为是一种打破原有产业集聚模式的产业扩散过程，国家通过设立产业园区与服务外包示范区来发展服务外包产业与现代生产者服务业，这种产业再集聚形态是否可以使产业链下游诸环节的制造产业围绕生产者服务业产生集聚？产业链低端产业集聚能否获得产业链上游企业的知识和能力的溢出效益而逐渐占据产业链高端，以此带动制造产业的全面升级，顺利完成产业结构转型？最后是，如果强权政府利用“扶植之手”，通过资金和政策等行政干预，在政府指定区域发展服务产业集聚，是否能跳过市场机制选择这一环节？在当前中国的产业结构转型关键时期，弄清政府规制力量能否成为我国产业结构转型的最重要的外力因素，并主导改革的进程，成为文章论述的关键点。
本文第二节首先就普通的国际贸易与制造产业国际间转移、现代国际服务外包间的异同点加以分析，认为发展现代化服务产业的契机就在于通过扩大服务外包产业规模大力发展国内与之相关的配套服务业。第三节阐述通过承接软件与服务外包项目建立相应的外包基地，形成服务外包产业集聚，以此促进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形成生产者服务业产业集聚的必然性②。第四节重点转向对生产者服务业发展途径的论述。政府“扶植”行为可以有效提高经济转型绩效，政府规制对企业乃至整个产业打破原有从事产业的路径依赖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规制作用就能够代替市场选择机制，服务外包的产业集聚不可能完全由政府行为的作用而发生。最后就我国发展服务外包产业的现状与未来发展方向进行归纳总结，并根据当前的宏观经济背景，就政府在发展现代服务业方面如何作为给出一些政策建议。
二、承接服务外包是发展生产者服务业的重要途径和方式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服务产业链延伸和专业化分工的需要，服务业的国际转移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服务外包得以实现的基本保障是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和国际互联网络的广泛应用。传统服务业是没有实物形态产出的经济活动，具有“无形性”、服务供给与消费同时同地发生的“同步性”、“不可存储性”与服务需求和供给的个体“差异性”等特点，具有不可贸易性（江小娟，2008）。然而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与网络传输成本的日益降低，利用互联网进行数据交换和信息共享成为可能，其生产服务与消费紧密相连，跨境消费成本大大下降，为管理、生产带来了便捷与廉价的服务配套。同时由于网络传输具有实时性与数字传输的无形性，使得困扰传统贸易定义的消费与服务供给必须在同一地域的限制被打破，以软件与服务外包所代表的新型服务业的供应与消费方异地交易成为可能（卢峰，2004）。因此服务流程外包（ITO）与商务流程外包（BPO）③ 已经不受空间、时间的羁绊，成为可以像传统 制造加工业一样可贸易的特殊服务产业。
比服务外包产业界定更宽泛的生产者服务业本身就脱胎于制造业，其出现和发展也是专业分工的结果。原本属于制造企业内部活动的生产服务，由于社会专业分工的深化与泛化，使得从事面向制造业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从企业整体价值链中垂直分离。生产者服务业的产出是对生产企业和服务企业的中间投入。作为企业价值链环节的高端部分的生产者服务业具有明显的资本深化、知识技术密集与空间可分离的特征④。因此，可以认为，服务外包是高级的生产者服务业的异地生产与整合过程，如何发展服务外包可以借鉴学习发展生产者服务业的经验。
现代生产者服务业突破了传统服务业发展的桎梏，表现出较快的增长速度和良好的就业吸纳能力，在促进资本深化的同时也推进产业专业化分工的细化与泛化，对于提升产业竞争力与加速产业升级的作用显著（克鲁格和沃克，1993；刘志彪，2001）。生产者服务业对人力资本、知识资本的强烈依赖，决定了良好的人力资本储备与教育基础是发展生产者服务业的必要条件。
当“世界扁平化”的曙光出现时，我们看到“微笑曲线”两端的高级生产者服务业出现大规模的外包趋势（弗里德曼，2006）。这种带有高附加值的知识产业的扩散效应，给了我们机会去参与和深入更深层面的全球一体化过程。通过加入全球价值链（GVC）高端生产，技术与管理外溢都便于中国接包企业学习和掌握发包方的核心技术、知识与经验技能，是一种国际间的知识转移与外溢过程。服务外包对东道国知识外溢影响的研究证实了中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确存在技术外溢效应⑤（刘绍坚，2008）。
制造业在加入GVC的过程中，呈现出既加入地方性产业集群同时又加入GVC的现实发展特征（刘志彪，2008）。同样，地方性产业集群中的制造环节也需要现代服务业来支撑，关注GVC中的服务业特别是其中的高级生产者服务，利用承接服务外包项目为突破口，切入全球产业价值链高端，以此为契机带动制造业向产业链高端跃升，可以谋求地方产业集群全面升级⑥。这种趋势将形成基于城市商务中心的外包基地服务业集聚，也有助于将原来的制造业集聚由中心城市转移到一般的中小城市。在商务中心城市（生产者服务业集聚区）周边形成围绕生产者服务业中心区域的制造业有形聚集，完成产业转移从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域、中心城市→周边地区阶段性产业布局扩散，便于进一步凝聚中心城市与提高周边城市的产业竞争力。
通过发展服务外包项目推动现代生产者服务业（尤其是其中的高端生产者服务业，APS），加强APS对制造业的专业化高级要素投入，以便大幅度地提高生产率，已成为加入GVC条件下提升我国制造业发展水平的关键要素。
三、利用服务外包基地建设打造现代生产者服务业产业集聚
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制造业产业集聚的模式都是追寻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中心－外围”产业布局。在追赶发达国家的进程中，为应对来自国际市场的冲击与经济波动，发展中国家倾向于通过空间集聚来追求群体优势，这种群体优势使发展中国家在制造业产业链中的竞争优势得以提高（Humphrey和Schmitz，2002）。随着制造业的全球分工和产业链的延伸，企业所创造的价值更多地来自于研发、营销等价值链两端的生产性服务活动，产业链条的运转更多依靠生产性服务业。生产者服务业作为高级生产要素的投入部分，延长了GVC在国内的生产环节，有利于产业升级。
研究表明，政府在促进产业集聚的过程中主要是通过宏观经济产业政策导向，为产业集聚打下前期基础。通过出口促进、国际贸易优惠，场地租用等条件，为该地区形成产业集聚，在生产、服务和硬件上提供帮助（Morosini，2002）。政府还对产业管理、技术传播、经验交流以及聘请专家等方面进行协调和规范产业发展方向，通过完善相关法规与管理制度来承担产业集聚的管理工作。因此，政府的扶植与政策倾斜有利于产业集聚的产生和完善（印度的班加罗尔园区、中国的上海、大连较完善的生产者服务业集聚很大程度得益于政府的大力扶植）。
GVC上的每个环节实际上都在空间形成了集聚，产业竞争实际就表现为集群对集群的竞争。产业分布虽然是随机的，但是产业要形成竞争力就必须形成有效集聚。服务外包基地与外包示范城市的建立实质上是以服务外包为代表的高级生产者服务业产业聚集的表现。服务外包集聚通常发生在信息便利、人才汇集，同时各种金融、保险、管理咨询、法律服务等高级生产者服务业集聚的大型现代化都市（卢峰，2007）。由于服务外包产业的兴盛，刺激了各种其他高级服务产业向这些地区汇集，服务外包产业聚集与其他生产者服务业的聚集具有协同定位与协同集聚的功效。有研究表明，生产者服务业，特别是APS在地理上越来越表现出集聚和集中发展的趋势（甄峰等，2001）。由于生产者服务业向大都市汇集，而在大都市周围形成制造产业的集聚⑦，在地理区位上建立一个贴近服务对象的高级要素投入与运作市场。用这种方式积极切入全球价值链，用现代服务业来大力吸引先进制造业与FDI向生产者服务业集聚地周围靠拢，以期达到协同发展与共赢的目的。
发展服务外包有利于在中心城市形成高级生产者服务产业集聚，而APS的集聚可以促进周边地区形成围绕APS发展起来的制造产业的有效集聚，并且生产者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集聚相互协同发展。以发展生产者服务业（尤其是APS）来嵌入全球价值链，有利于本地的制造业产业吸纳APS的高级生产要素，主动寻求产业升级的机遇与攀升全球价值链的高端（江静等，2007）。生产者服务业是高级要素投入——延长了GVC在国内的环节，有利于产业升级与产业结构转型。所以，发展服务外包→高级生产者服务业集聚→周边制造业集聚这一条产业发展脉络应该是我国产业发展与升级的一条捷径。
四、政府规制的力量与服务外包基地建立及生产者服务业产业集聚的必然联系
当地政府与服务外包商和生产者服务业经营者的关系可以用简单的委托－代理模型表现。当地政府作为委托方，将发展服务外包与APS产业作为当地经济发展战略，采用退税和资金返还、土地租赁优惠等方式鼓励承接商承接服务外包业务与发展APS。假设给代理人（承接商）的利润为w（e），e为代理人的努力程度，产出为q（e），其中q′＞0。由于委托人（政府）可以被认为是垄断方，假设代理方（承接外包企业／APS服务商）为完全竞争一方（单个服务业供应者的市场地位与能力相对有限）。代理方所获得的均衡效用等于使其从业的最低效用，即保留效用（reservation utility）
。简化模型，假设委托—代理双方为信息对等方。建立如下方程。
在最佳努力水平e*，代理人保留额外努力所产生的边际产出而带来的边际效用与该努力带来的边际负效用相等。由此看到，政府采用合理的政策激励与资金激励，可以促使当地潜在服务外包商努力承接服务外包业务，并发展本地生产者服务业来刺激经济运行，企业与政府获得双赢。
当然，由于我国沿海开放地区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按照打造出口导向型制造业基地的产业发展模式运行，在这些地区已经有了一定规模的制造产业集聚。如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无锡新区的日本电子产业集聚、福建沿海制革工业、东莞制造业基地等一批劳动密集型制造产业的聚集区。制造工业基地是当地的利税大户，同时也是当地吸纳劳动力就业的主要部门，对本地区工业化发展和城市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虽然已属于夕阳产业，但基于其在本地经济中所占比重，政府希望能在将本地服务业完善后，逐步有序地将传统工业企业向其他地区转移。建立一个地方政府行为模型来解释其对当地经济行为的影响，地方政府的效用函数U（Y，X），其中X代表当地第二产业（传统制造业）占当地经济的比重，而Y代表当地GDP的增长率。
从图1观察到，如果政府行为是完全理性的，政府行为的无差异曲线为水平，政府在经济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临界点A达到经济增长的最大值。然而由于地方的制度安排，以及政府非完全理性行为的作用，使得政府行为产生的效应函数为凸向原点，当地政府会在现有的制度约束下，以牺牲本地GDP增长为代价，保证相当部分的资源消耗型企业与劳动密集型企业依然留在当地。因此，本地经济无法在现有条件下达到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比重间的最优均衡点A点。客观上政府的短视行为对本地经济中二、三产业比重的理性配置起到阻碍作用，只有地方政府采取合理的产业扶植政策来规制产业比重，以发展APS产业为工作重点与发展方向，促进传统制造业向APS外围转移与重新集聚，政府行为的无差异曲线与经济增长率曲线的交点B点才会向A点位置靠近。
图1 政府行为与本地经济GDP发展率的关系
从产业结构调整上看，一方面政府行为能阻碍产业结构调整进程；另一方面，政府也可以通过合理的政策影响力起到加快产业经济结构调整的作用。发展现代服务产业（尤其是发展服务外包产业），形成一定规模的服务外包产业集聚，对于外包业务和相关配套服务业的软件设施、人才储备与周边硬件环境的要求极高。相对于加工制造业，BPO与APS的发展存在着较高的进入壁垒⑧。
据《金融时报》中文网报道，为应对严峻的经济形势，英特尔日前宣布，决定关闭位于上海浦东的封装测试工厂，将其整合至位于西南重镇成都的工厂（Jamil，2009）。据估计，此次Intel内迁在成都创造了与Intel芯片生产产业相关的超过8000多个就业机会，并形成相关下游产业的大、中、小芯片制造研发与生产企业向该地区集聚。成都能在Intel产业内迁过程中成为芯片生产新的产业集聚区与制造基地，是和成都人力成本低、相对优势的人才储备以及舒适的生活环境和优质的生活质量分不开的，更重要的是，与当地政府常年对知识产权和信息安全保护高度关注，积极发展本地的金融市场与完善人才服务和信息中介服务体系分不开。成都的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产业集聚效应正在形成⑨。
因此，有效的政府行为起到扶植生产者服务企业生存、发展、成熟，以及引导其发展方向的任务。企业的自我发展与市场机制在服务外包的发展中依然占据绝对重要的地位。企图用政府命令代替市场机制的培养，不顾现实条件，盲目发展服务外包和不切合实际的生产性服务业；人为地靠减税、许以优惠条件等措施，以及不注重地区综合实力地调高内外环境（商业与人居环境）的建设水准，是不可能使高级生产者服务业健康发展的，也不可能起到促进制造产业价值链攀升的作用。
五、归纳与启示
根据前文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1）APS和传统服务业虽然都是服务产业的一部分，但APS突破了传统服务“不可贸易”的阻碍，依托信息产业的发展，将生产服务与消费紧密结合，成为继传统制造业后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2）国际生产性服务产业（主要还是BPO外包）转移，已经影响到世界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产业格局。发展中国家通过设立服务外包基地和示范区等形式建立生产者服务业（外包产业）的产业集群，通过上游产业链向下游企业的知识与技能“溢出”，完成了生产者服务业的优化配置，形成了有序发展的APS集聚，这对于制造业攀升产业链高端与整体经济结构“软化”至关重要。形成以APS产业为内核的产业集聚，围绕APS产业集聚形成制造产业集聚，这样的共生共存才能驱动中国经济持续高效发展。（3）政府的行政命令与政策扶助并不是一个地区能产生服务产业簇群的充要条件。缺乏必要的服务业前期准备和发展基础，靠政府指令设立所谓的外包工业园来发展外包业务，或不顾自身条件地盲目发展，是不可能使本地的产业竞争力提升的，更谈不上拉动制造产业转型。（4）政府的产业扶植政策对高级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政府在高级生产服务业从萌芽－发展－腾飞－成熟阶段的角色也完成了从保护－扶植－引导发展方向－规范市场的转变，在服务外包产业与相关APS产业由弱小到强大的发展时期离不开政府的行政干预与政策保护。
本文还就产业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的作为与产业转型的关系提出了以下启示：
（1）对于中西部地区与其他欠发达地区而言，首要目标应以加快城市化进程，充分利用本地的人力资本优势和地域优势，选择适合当地发展的经济模式，主动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项目。当地政府在产业转移过程中应对中西部城市与东部发达城市间战略合作起沟通协调作用，为本地区承接制造业和相关配套服务业产业专业化起指导和产业导向作用。
（2）对于制造业发展迅速、服务产业已经有了一定发展的沿海中小城市而言，临近中心城市已成为这些城市成功地承接现代化制造业与服务配套产业的有利因素。因此，政府应加强对外引资项目的选择，通过引进技术密集型制造产业和现代化制造业物流等一系列项目来完成先进制造业在当地的发展，并通过税收、土地租用和信贷支持等举措促进当地高附加值制造业的成熟与产业集群的形成，为形成沿海发达地区本身的战略梯度做准备。当地政府应将发展与产业选择的重点放在与制造业紧密相关的产业，如现代化第三方物流产业、人力资源外包、面向企业服务等一系列产业的发展上，对于这些产业在本地投资或承接项目经营，给予更多的扶植，缩短项目审批手续，降低从业经营门槛，给予这些行业以实质性的资金支持，使其在本地有充分的发展空间。
（3）国家发展国际服务外包的重点还是应放在那些外包业务已有一定规模的沿海服务外包基地城市与其他发达的承接地城市。政府的大力扶植既能解除服务外包发包与承接方发展的后顾之忧，也能利用财政和金融手段为本地的生产者服务企业发展壮大起助推作用。
通过政府合理规划生产者服务业发展环境，加快交通、运输与人居环境的建设，完善网路通信基础建设，完善金融、保险、设计与营销等服务业的配套。生产者服务产业和制造产业间的有机结合以及如何发挥APS在制造产业价值链升级中的高级要素投入作用，也是政府应该考虑的。政府对这些制造产业的关注不能因为发展服务外包而减少。只有认识到，发展生产者服务业只是产业进步的突破口而不是最终目的，从而端正发展方向与适度引导，才能帮助现代服务业和制造业共同进步。
注释：
① 生产者服务业也称为生产性服务业，主要指那些为其他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者用作中间投入的服务。主要包括：金融保险服务、现代物流服务、信息服务、研发服务、产品设计、过程技术服务、工业装备服务、法律服务、会计服务、广告营销服务、管理咨询、仓储运输、市场调查、人力资本配置以及教育培训等服务领域。
② 服务产业的有效集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承接服务外包项目，通过知识“外溢效应”达到东道国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知识含量的提高，在形成一定产业规模的前提下，服务外包承接企业完全能够逐渐占据产业链高端（Tschetter，1997；Coffey和Bailly，1991）。
③ 计算机与相关服务业务流程外包（ITO）与商务流程外包（BPO）的贸易实质并无根本区别，由于两者均是基于信息技术支撑下对企业某个业务流程提供服务的贸易形态，都属于现代电子商务中的同步业务形式，因此可以将两者统称为广义的BPO（王贻志，2005；张磊和徐琳，2006）。
④ 空间可分离性首先表现为生产者服务业与传统服务业服务不同，其次表现为与制造业在空间上可以分离。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并不受空间的制约，服务跨越国界、消费群体的跨国界、服务提供者的跨国界成为生产者服务业的三种形态（Nicolaides，1990）。
⑤ 实证结果显示，在中国，承接服务外包能力每提升1％，本土软件研发能力就会相应提高0.415％。
⑥ 温州“哈杉”鞋业控股意大利著名制鞋公司，最终使该公司的研发中心落户温州，浙江“奥康”鞋业借助国际知名皮鞋品牌的全球营销网络嵌入鞋业国际高端市场；“康奈”皮鞋与英国一家国际最权威的鞋业研发、认证中心全面合作。这些鲜活的案例表现出，要使制造产业集聚发展来攀升产业价值链高端，迫切需要全方位生产性服务的拉动。
⑦ 如在珠三角地区，围绕广州和深圳等城市出现了顺德、东莞、佛山等制造业集聚；又如在长三角地区，围绕上海、苏州等大城市出现了江阴、昆山等制造业基地，这些都说明，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的集聚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吸引与互补的。
⑧ 产业价值链可以分解成设计、生产与营销三个环节。生产环节这一物质投入产出过程由于制造外包而使其“经济租”日益消散，这一环节增加值下降。从事设计、营销等高级别价值链环节是一种无形的过程，会产生较高的进入壁垒和长效的品牌效应，成为价值链收益的主要来源（江静，刘志彪；2007）。
⑨ 2006年，成都通过软件认证的企业有459家，服务外包重点企业99家。形成对日韩外包企业集群与对欧美外包企业集群；7家银行和保险业后台服务中心在成都建立，形成金融后台服务外包产业集聚区。32家世界500强企业以及华为、中兴通讯等国内知名IT企业都纷纷投资成都。成都已经确定以成都高新区为主要聚集区，辐射武侯区和都江堰，规划实施9平方公里和1000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的生产者服务产业集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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