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媒体人的崛起与数字时代出版的新视域_钢骨论文

电子媒体人的崛起与数字时代出版的新视域_钢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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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2;G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9)09-0021-07

近年来,有关新媒体与传统出版数字化转型的研究已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一些有见地的研究散见于界限分明的诸多学术领域。但是,从总体上看,大部分研究仍然停留在事物的表层,对于正在发生和即将发生在“出版”名下的一些重要现象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试图从媒介化社会的角度,打破学科和行业局限,重新构建出版的视阈,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媒介素养研究的新视角以及编辑角色重构的必要和可能方向。

一、媒介化社会的来临与电子媒介人的出现

2006年12月,美国《时代》周刊曾将“互联网上内容的所有使用者和创造者”评选为2006年度人物。也就是说,《时代》周刊所评出的2006年度的年度人物就是“你”——“是的,你是今年的年度人物。你控制着信息时代,欢迎来到你的世界”。而“你”当选《时代》周刊年度人物的深层原因,源自于以汇集全球网民知识的维基百科、拥有百万个频道的人民电视台“YouTube”,以及在线大都会“Myspace”的出现。“你已控制了全球媒体,建立并为‘新的数字民主社会’奠定了框架,无偿地提供内容并在职业人士的领域中击败职业人士……”①这一切的背后,当然离不开以“Web2.0”为代表的新媒体技术的支持。

有学者认为,“新媒体革命使人类能够用数字编码再造世界,并在基因组破译的过程中理解生命的本质,从而促成了赛博主体性的建构。赛博主体性荟萃了人类在数码时代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同时又包含了对于计算机、互联网及连线世界特性的理解”②。所谓赛博主体性,主要体现于观念电子人、功能电子人与植入电子人的理论与实践;赛博主体性正在对社会生态、媒体生态和精神生态发生重大影响。西方学者对发生在西方发达社会的现实进行考察后认为,西方社会已经出现了一种全新的人类——“电子人”。哈拉维在其《电子人宣言》中指出,电子人同时是一个实体与隐喻,一个活物与叙事建构。③另有学者认为,“估计10%的西方人口已经是技术意义上的电子人,包括那些拥有电子起搏器、电子人造器官、药物植入系统、植入角膜透镜与人造皮肤的人。而更高的比率是隐喻意义上的电子人,即那些迷恋于计算机、视频游戏、移动电话和其他将他们连接到交互回路的复杂网络的设备的人”④。

不仅是西方社会,中国社会亦然。目前,中国的手机用户已经超过6亿人。另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9年《社会蓝皮书》中《2008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互联网已成为社会舆论的重要发源地”⑤。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社会已进入了数字化的时代,或者说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媒介化社会。

媒介化社会又可称作信息社会,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媒介影响力对社会的全方位渗透。在真实世界之外,媒介营造出一个虚拟的无限扩张的媒介世界,人们通过媒介来获取对于世界的认知,甚至依据从媒介获取的信息来指导现实生活。但仅仅是通过媒介营造的虚拟空间来构造媒介化社会是远远不够的。媒介化社会在本质上意味着人的媒介化,或者说,每个人都是在媒介深刻影响下的“媒介人”。“对于生活在媒介化社会中的人来说,不仅对于世界的全部想象都由媒介来构建,其思维方式、个体意识也烙上了媒介化的烙印。”⑥这里所谓的媒介人,某种意义上就是西方学者所说的隐喻意义上的“电子人”,因为这里的媒介几乎全都是电子媒介。

电子人(cyborg),又译为“人机合体”、“半机械人”、“生化人”,实指部分或全部生理机能由电子或电动机械装置代替行使的人;在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者那里则是一个象征,象征着一类新的人群或人类进化的一种新的可能;作为传播学者所关注的现象之一,笔者倾向于将电子人描述为“手持大把电子媒介、随时发布信息并被众多电子媒介信息所浸没、成为媒介化社会电子网络节点的新人类”。这个意义上的电子人,其实就是“电子媒介人”(cyber-mediator)。这个意义上的新人类,某种程度上等于尼葛洛庞帝所宣称的“数字化生存”的人类:“在数字化生存的情况下,我就是‘我’,不再是人口统计学中的一个‘子集’。”⑦作为现实社会和(媒介)虚拟社会新的认识主体和行为主体,电子媒介人的大量涌现已经从整体上改变了人类社会的景观,几乎在我们所能观察到的一切人类活动领域带来惊人的巨变。

二、出版领域的革命性变化

在这样一个“数字化生存”或“(电子)媒介化生存”的时代,出版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网络出版、手机出版等数字出版形态,在日益挤占传统出版发展空间的同时,更激发了人们对未来多种出版形态的无限遐想。

(一)外行搅局搅出了一片新天地

过去人们常说,隔行如隔山。但在数字时代或媒介化社会中,不在同一个行业的竞争对手却有可能抢走你的客户和市场。在江苏省摄影行业协会主办的一场关于行业竞争的高端研讨会上,一些专家提出了警惕“外行搅局”的忠告。例如,某品牌的巧克力销售下降,竟是因为其主要目标消费群买了手机,交了话费;又如,手机的摄像摄影功能越来越强大,直逼数码相机的市场份额;再如,有厂商看中了手机的便携性,准备把剃须刀也嫁接上去……这些行业的竞争者其实都不在同一行业,但却使“目标消费群体”发生了转移。“有时候一个‘外人’的搅局会给传统的市场竞争添加完全出人意料的变数。”⑧

近年来,出版界大谈数字出版,尤其是局限于传统出版如何应对数字化浪潮的冲击等话题,其实完全没有注意到,在我们的周围有许多外行正在搅我们的“局”或者正准备着来搅我们的“局”。

网络游戏这些年来被生拉硬拽地归入数字出版,有人认为,仅仅从它成功地争夺了图书读者、影视观众、成为出版物的替代品的角度,可以勉强划入文化创意产业,却不能算是出版。然而,如果从版权分享的意义上看,网游确实可以算作一种出版的新形式。但无论如何,对于传统出版来说,网络游戏肯定属于地道的“外行搅局”。

另一个搅局者是手机。手机最初只是通讯工具,如今已经成为照相机、摄影机、新闻报道的工具、出版媒体、阅听终端和卫星定位仪、卫星导航仪等等。不过,电信业不仅搅了出版业的局,也为传统出版业的“苟延残喘”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与手机介入出版已经被业界和学界所察觉不同,电子地图和车载导航仪却远未进入出版学界和业界的视野。笔者查阅了中国知网收录的有关“全球定位系统”(GPS)或电子地图的上千篇文献,仅见3篇文章将其与数字出版、出版或版权联系起来。⑨而笔者以为,“全球定位系统”中的卫星导航地图和网络电子地图都是地地道道的数字出版。且不说网络电子地图在多大程度上完全取代并远远超越了纸质地图,从而扼杀了原来可以有多种功能的实用性纸质地图的市场前景;“全球定位系统”则更是以超乎想象的实时互动功能创造了人类移动生活的全新图景。

除了手机、全球定位系统外,玩具业将成为出版业下一个强劲的搅局者。同样地,凡是存在着知识(亦即版权)生产、散播、传递、消费的领域,包括玩具、文具、服装、工具、家具、家用电器等等,都是出版的天下,就看这个天下由谁打下。

今天的出版业,已经变成了一个边界模糊的几乎可以用“文化创意产业”之名完全取代的广泛的产业群。有学者从科技哲学高度论述了网络出版技术的生产力价值,认为网络出版技术的出现拓宽了出版的范围和边界,从介质的更新、流程的再造到内容的管理、阅读方式的改变,数字化已经渗透到出版业的每一个环节。⑩网络出版将根本改变出版的生产、消费及交换方式,从而完成出版发展史上一次彻底的革命;它也必将推动出版生产力的发展,标志着人类的出版业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从这一意义上说,“外行搅局”搅出了一个全新的局面,搅出了一片新天地。

(二)传统出版产业生态链的解体和新生

近年来,中国学者提出了出版生态学的理论,认为从生态学视角,尤其从出版生态学视角研究出版,把出版与其所存在的生态环境作为一个整体、一个系统,用整体观、系统观、层次观、发展观和平衡观去研究和考察出版生态系统,会得到很多有益的启示,发现和解决出版在宏观与微观上的失误,发现和解决出版生态系统的失衡,从而确保出版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11)还有学者提出,数字复合出版催生了出版新业态,认为数字复合出版系统工程在提供出版新工具、新手段,大大提高出版生产效率的同时,将带来结构化加工、知识块检索、按需出版服务、全媒体复合出版等多种新的出版生产、服务方式和出版业态。数字化阅读培养了发散思维,有利于创新。网络动摇了传统的传播格局。数字复合出版系统工程将产生一系列技术、产品、文件、交换和服务的标准或规范,产生一系列出版工具或制作平台。随着它的推广应用,中国出版业的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会跃上一个大台阶,产业形态也会有明显的拓展变化。(12)

如果局限于传统出版者的视角,这些研究无疑是有价值的。但在数字时代或媒介化社会,倘若依然就事论事地探讨所谓出版生态系统,对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对传统出版业态的解构作用和对新的文化创意产业链的建构作用缺乏清醒的认识,那么,上述研究就难免有隔靴搔痒之感了。从当今社会的发展前景看,传统意义上的出版业已经失去了作为一个独立行业存在的理由,其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取而代之的,应该是一个完全融入文化创意产业大循环链条的编辑出版发行环节。在这样的视角下,传统出版业的许多功能会退化萎缩,新的功能会产生,出版在新的时代将通过产业融合获得其新的价值,并在新的产业布局中得到新生。

(三)从媒介融合到产业融合:有待建构的媒介集群产业价值链

“媒介融合”(Media Convergence)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学者伊契尔·索勒·普尔(Ithiel De Sola Pool)提出的。1983年,他在其《自由的科技》(The Technologies of Freedom)一书中就“传播形态融合”(the convergence of modes)问题作了阐发,认为数码电子科技的发展是导致历来泾渭分明的传播形态聚合的原因。其本意是指,各种媒介日益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媒介融合的核心思想是,“随着媒体技术的发展和一些藩篱的打破,电视、网络、移动技术的不断进步,各类新闻媒体将融合在一起”(13)。这一理论近年来开始介绍到中国,中国学者据此展开了不少研究。不过,大多数人是将媒介融合局限于“新闻”媒介融合的范畴之内来讨论,只有个别学者意识到,真正意义上的媒介融合必将消除新闻出版业、广播电视业、娱乐业、信息产业、家电制造业的传统行业壁垒,使众多关联产业共同整合在内容产业的旗帜下。(14)从长远看,媒介融合也不止于内容的融合,更应是媒介形态、结构、技术、功能、流程乃至传播方式的融合。前景是,纸媒体与新媒体的竞争不可避免,但双方的合作更广阔。这就是新媒体时代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共生共存的媒介生态与现实。

近来,又有学者提出了“媒介融合集群”(Media Convergence Cluster)的概念。它是指针对一类市场,为形成一种应用方式,媒介集群产业价值链条上的多个关联企业共融而形成的一种新型的组织形态。这个产业集群可能是通过纵向融合形成的整条产业价值链,也可能是产业价值链某个环节中各种形态横向融合形成的同类集群,还可能是产业价值链中不同的点交叉融合形成的集群。(15)事实上,当今社会已经为“出版”名下的产业融合准备了充足的技术条件,“出版”已经日益成为一个泛化的大概念,“版”(16)字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凝聚了人类智慧和知识的更广泛领域,知识形态的“版代更迭”过去仅用于图书电子音像出版物的修订,后来沿用到软件的升级,再后来又用于时装、手机乃至轿车款式的差别和更新换代——一言以蔽之,任何涉及知识形态变化的领域,都渗透了“出版”的概念。虽然也有个别学者隐约认识到数字化时代出版概念的“泛化”问题,认为数字出版改变了出版理念,拓宽了出版领域,丰富了出版物态,打通了出版环节,“从广义上说,只要使用二进制技术手段对出版的任一环节进行操作,都属于数字出版的范畴。数字出版的特征包括内容的数字化、传播网络化、经营集约化、交易电子化,数字出版在丰富了出版物内容和形式的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理念”。(17)但是,从总体上看,国内学者关于数字时代出版形态的研究均陷入了一个认识论的误区,即论者还是站在传统出版的狭隘立场上分析数字出版对传统“出版”概念泛化的利与弊,并且呼吁长期从事传统出版的业内人士必须在理念、意识等方面认识数字出版,要趋利去弊,以被动地“适应数字出版及出版产业发展的需要”。这种研究,基本上没有领悟到数字化给出版带来的颠覆性的变革,尤其是与数字化结伴而至的来自诸多非传统出版领域的冲击。这样的行业偏见才是传统出版的最大危机所在。

(四)数字时代中国出版业的生动图景

当前中国出版业的实践,其主体已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所理解的严格按照行政条块归口管理的所谓出版单位,而是在数字化时代或媒介化社会应运而生、因时而动的所有遵循知识生产、加工、传递、散播、分享、消费规律,从事泛出版行为的任何组织和个体。这些组织和个体的泛出版行为的意义,也不仅限于经济上的即对所谓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更在于文化和哲学意义上的对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所开辟的新径。

1.数字动漫、数字音像和网络游戏。有研究成果显示,国内数字音像动漫制作出版产业链已形成,数字动漫、数字音像和电子网络游戏制作出版一直是数字出版的热点和发动机。制作出版单位有近千家,批发和销售点遍布全国,播放设备超过几亿台。(18)经济学家和产业中人也许能看到资源配置的最新动向和蕴藏其中的巨大商机,但是对隐藏在这些数字背后的人的生存方式的改变和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未必那么敏感。作为满足新人类精神需求的时空填充物,数字动漫、数字音像和网络游戏虽然与传统媒体在一定时空条件下具有相互替代的作用,但是其发展趋势却具有不可逆转的单向性,即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全面超越。表面看来,这只是媒体之间的较量,其实质则是两种人类之间的角逐。可以以“电子媒介人”命名的新人类,似乎具有更多的进化优势。

2.手持阅听终端。有数据显示,手机游戏、手机阅读是互联网用户和移动互联网用户中最近半年使用最多的手机应用服务,使用比率均在50%以上。(19)手机在阅读领域主要有四大优势或隐寓意味:一是便携性,它打破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时空限制;二是付费和订阅方便,它节省了人类最宝贵的资源——时间;三是能够针对目标读者发送信息,实现有效传播(这正是传统出版发行很难做到的事情);四是读者与创作者互动,打通了读者和作者之间过去长期存在的鸿沟,实现了人类主体与客体的瞬时转换。作为无线阅读载体之一,手机只适用于浅度阅读;但借助“Kindle”一类的手持阅读器,就可以实现深度阅读。同时,这两种阅读工具还为个人出版提供了新的途径。过去因种种限制无法出版的书稿,如今则可以通过手机阅读平台把个别需求和某些小众读物嫁接起来,开掘点对点的机会。这同样不仅仅是产业层面的变化,它将为人类的终身学习和休闲娱乐生活带来新的便利,更为人的全面发展和自我实现开辟新路。

3.共有媒体。所谓“共有媒体”,即“各种基于数字技术,集制作者、销售者、消费者于一体,消解了传统的信息中介的媒体系统”(20)。这一类媒体系统具有超文本、多媒体和互动性三大特征,目前仍处于不断变化和完善之中,在出版领域,目前最可关注的共有媒体有博客、播客、维基系统、协同出版、“RSS”联合、对等传播和视频分享等。共有媒体所发挥的出版功能强大,其蕴涵的潜力更大。仅以视频分享为例,根据《今日美国》2006年7月公布的调查数据,“YouTube”每天有超过1亿条的短片被观看,每24小时有6.5万条新短片被上传,每月的访问者人数近2000万。(21)类似的情况也在中国出现。2007年,“土豆网”已经有500万注册用户,独立ID的访问人数达到3300万,一日内上传的节目有3万多个。(22)鉴于接连不断的版权诉讼,“土豆网”于2009年开始为正版影视作品投资。(23)于此,“土豆网”亦可预期成为版权视频作品的重要发布阵地。这是一个具有双重意味的复杂信号,一方面可视作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某种回馈,另一方面又可视作传统媒体对新媒体的缴械投降。这背后,更多的体现了共有媒体注册用户和访问者的集体力量,而不是传统社会所常见的资本和强权的力量。

4.全媒体出版。2008年底,长江文艺出版社和中文在线等机构联合将冯小刚首部长篇小说《非诚勿扰》以传统图书、互联网、手持阅读器、手机等四种形式同步出版,加上随后上映的《非诚勿扰》贺岁电影,形成五路出击的传播格局。这个出版事件后来被《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评为“2008年中国出版业十大事件”之一(24)。这个事件的意味决不限于记者所理解的层面。真正的全媒体出版不能仅仅看作传统所理解的出版事件,它打破了行业壁垒,突破了行政管辖的条块,极大地解放了“娱乐生产力”,也大大释放了人们关于出版的想象空间。接下来,获得8项奥斯卡大奖的英国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和同名原著的全媒体同步出版,又开创了中国引进版畅销书全媒体同步出版的先河。《贫民窟的百万富翁》手机版登上了移动梦网书城首页的推荐位置。手机用户还可以以短信彩铃的方式定制本书。通过“17K小说网”和其他中文在线联盟网站,读者还可以阅读该书电子版。通过中文在线的数字图书馆,成千上万的学生也可以看到这本书。(25)这可以视为另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它说明,所谓全媒体,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概念,因为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每天都可能有新的媒体诞生,其昭示的实质无非是,所有信息和知识都会倾向于寻求所有的传播(共享)渠道实现其传播(共享),除非受制于资本和技术条件的约束,以及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的限制。事实上,正因为限制信息传播和知识共享的诸因素在数字化时代或媒介化社会日渐式微,才出现了“芙蓉姐姐”、“天仙妹妹”、“快乐女声”、“西单女孩”、“虎照门”、“艳照门”、“打酱油”、“躲猫猫”等那么多的传播奇观。

三、媒介素养研究的新视角与编辑角色重构

在当今这样一个高度数字化、媒介化的时代,由于出版的内涵和外延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作为传统出版中心环节的编辑工作流程和生产方式也将随之发生颠覆性的变革。与此相伴随,社会公众的媒介素养和编辑的专业素质也需要有全新的内涵。

一方面,目前中国出版界并未形成与这个数字时代出版新景观相适应的编辑人员队伍;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此前学界关于编辑素养和编辑角色定位等的研究也完全过时。随着媒介化社会的来临,有关出版和编辑的讨论再也不能局限于报纸、杂志、图书、音像等传统出版机构,更不能局限于过去这些机构中为了便于生产和管理而设置的岗位——在这些机构中,媒介从业人员被区分为社长、总编辑、编辑、记者、发行、广告等诸多角色,而是应该按照他们在知识生产、传输、消费、共享过程中所实际发生的作用给予同等的重视。例如,在报社里,虽然编辑可能仍然在某种程度上主导着信息的筛选、“宣传的导向”等环节,但作为野外独立作业的记者,许多情况下也至少起着同样的作用。因此,在“出版”已经不是过去那种按照行政条块分割而划定的传统出版机构的专利的前提下,关于编辑角色和编辑素养的讨论也不能局限于传媒机构内部分工所谓的编辑,而是需要就整个传媒机构在行使编辑职能时的整体行为特征进行讨论——不管行使者是编辑、记者,还是媒体广告人员。事实上,在媒介化社会里,每个人都作为电子媒介人存在并发挥着传播机构的作用,每个人都是集信息发布与接受、知识生产与共享、资源整合与消费、娱乐参与和观赏于一身的新主体。这样的变化,在传统出版机构内部和外部都产生了极端重要的影响。

因为,电子媒介改变了社会结构。“电子媒介使得使用者不再与既定的社会身份和地位相关联……电视将不同类型的人群带到了相同的场景,于是不同的社会角色在电视面前变得模糊了,而网络传播则进一步提供了隐去身份、同步参与交流的条件。”(26)这直接导致了传统出版机构权威的丧失,借用英国学者弗兰克·富里迪对当代知识分子处境的评述,当今社会的媒介专业人士——编辑和记者们,也正经历着由“强大的主人公到迷失的灵魂”(27)的蜕变。之所以有那么多的媒体从业者由以“杂家”和“天才的编辑”自居到甘愿充当电脑校对员,与其传统主体地位的丧失和自我角色认知的迷失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其伦理机制也许可以作如下解释:既然在媒介化社会里每个电子媒介人都有条件成为一架传播机器,任何信息总会通过某种渠道得到传播,那么,个别传统媒体的失语或在场的缺席对公众知情权的损失也就没有那么大了。这样的自我暗示导致传统媒体人角色认知混乱,以至使命感荡然无存,极端时在某个局部或某个历史时刻竟出现了传统媒体的集体失语。这样一来,也为成千上万的、几乎无处不在的电子媒介人的崛起创造了契机。

问题在于,无论是传统媒体人员的迷失还是电子媒介人的崛起,都要求我们对编辑专业素养和公众媒介素养的研究加以检讨,并进而在新的语境中提出新的构想。在编辑专业素养方面,根据有关研究者的统计,过去二十五年来,论者从多个侧面对编辑素养进行了研究,也取得了一批可圈可点的理论成果。(28)但是,这些研究大多停留在描述的层次和编辑作为出版中心环节的认识层面,对编辑的所谓政治素养、道德修养、业务素质、能力结构、思维特征、心理素质、审美趣味等进行了实用主义的阐释,较少触及编辑作为数字化时代知识共享(取代过去所谓的知识传播)(29)的中介(涵盖但不局限于过去的所谓把关人)、出版资源整合者(30)、知识生产组织者(31)、数字内容提供者(32)这些重要角色的独特素养要求,更缺乏有理论高度的综合研究。在公众媒介素养方面,论者多从公众媒介素养“教育”角度立论,认为公众应该增进对媒介的了解、理解,或者为了学会行使对媒介的监督之责,或者尽量避免受到媒介的不良影响而较少关注公众对媒介传播技艺的掌握和运用。在传统研究视野里,编辑专业素养和公众媒介素养属于完全不同的研究领域,现在则是到了将这两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加以融合的时候了。

电子媒介人的崛起,使每个人都成为媒介人,他(她)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媒介受众,体现为信息的传授合体,其发布信息和传播知识的素养与技能变得与接受信息和分享知识的素养和技能同等重要。这一变化的意义非凡。它既涉及社会个体主体地位的重建,也关系到社会结构的变迁。在个体意义上,人作为社会实践的主体,为了凸显其与媒介化社会相称的主体性,每个电子媒介人都有提高其媒介技艺的需要,这可向传统的编辑专业素养研究汲取营养;在社会意义上,由历史上技术进步所造成的社会分工体系因为媒介化社会的来临而被打破,出版的行业壁垒开始坍塌,必然导致(传统体制内的)传统媒体中专业人士日渐丧失其专家地位并进而导致其心理失衡,这又必须寻求过去关于公众媒介素养教育研究方面的智力支持。当然,仅仅满足于这样的互相借鉴还是远远不够的,编辑角色的重构,不仅要跳出出版的狭小圈子,还要上升到人类解放的高度。通过编辑行为,社会个体对强大社会机器的专业职能实现了某种程度的消解,这就意味着人类朝着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迈进了一小步。电子媒介人——个体传播机器与传统社会庞大的传播机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达成了对话。

总之,我们正处在一个产业融合的大出版时代,电子媒介人的大量涌现改变了社会结构,媒介化社会深刻改变着出版业的产业生态和出版人的角色定位,由于人人都可成为信息发布—接受者、知识生产—共享者、资源整合—消费者、娱乐参与—观赏者,因此,作为传媒队伍中坚力量的编辑人员的素质便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只有跳出传统出版的狭隘圈子,摆脱种种不合时宜的旧观念的束缚,才能建构中国当代出版的新视界,创造出不负于时代的新的出版业态和新的媒介文化。

注释:

①关新(中国新闻网):《〈时代〉周刊杂志2006年度人物颁奖辞》,载新浪网,2006年12月17日,网址:http://news.sina.com.cn/w/2006-12-17/210411814451.shtml

②黄鸣奋:《新媒体时代电子人与赛博主体性的建构》,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

③Donna Haraway,A Cyborg Manifesto:Science,Technology,and Socialist-Feminism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网址:http://sfs.scnu.edu.cn/blogs/linghh/uploadfiles/2006928221222229.pdf

④Thor Magnusson,Processor Art,Currents in the Process Oriented Works of Generative and So ftware Art.August,2002.网址:http://art.runme.org/1041468777-11748-0/pa_lowres.pdf

⑤施芳:《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显示 逾两亿人网上看新闻网络成为社会舆论重要发源地》,载《人民日报》,2008-12-22。

⑥孟建、赵元珂:《媒介融合:作为一种媒介社会发展理论的阐释》,载《新闻传播》,2007(2)。

⑦[美]尼古拉·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第185页,胡泳、范海燕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

⑧徐晓风:《行业竞争要小心“外行搅局”》,载《扬子晚报》,2008-09-10。

⑨于新国:《Internet网络免费电子地图资源利用简介》,载《贵图学刊》,2006(4);范毅:《网络出版与网络电子地图》,载《科技与出版》,2004(4);花存宏、张碧帆、龚丽芳:《电子地图产业化研究》,载《测绘科学》,2004(4)。

⑩王秀丽、王德胜:《网络出版技术的生产力价值》,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08(10)。

(11)王凤产:《出版生态规律研究》,载《河南社会科学》,2008(5)。

(12)田胜立:《数字复合出版催生出版新业态》,载《出版科学》,2008(2)。

(13)孟建、赵元珂:《媒介融合:粘聚并造就新型的媒介化社会》,载《国际新闻界》,2006(7)。

(14)郑瑜:《媒介融合:新媒体时代的发展观》,载《当代传播》,2007(3)。

(15)吕志元:《基于媒介融合集群产业价值链的构建策略》,载《安阳工学院学报》,2008(3)。

(16)关于中国历史上“版媒体”发生与演变的研究,可参见王振铎、孟玉静《编辑出版史论中事实与逻辑的统一——从甲骨卜辞版的复制问题谈起》一文,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5)。

(17)张建明:《论数字出版泛化的出版概念对出版产业的影响》,载《出版发行研究》,2009(3)。

(18)陈少华:《数字出版将迎来新一轮发展浪潮——2008年我国数字出版发展现状及阶段性特征分析》,载《出版广角》,2008(12)。

(19)李淼:《3G时代来临 手机阅读渐火》,载《中国新闻出版报》,2009-07-06。

(20)胡泳:《共有媒体的种类》,载《中国编辑》,2009(3)。

(21)Reuters,YouTube serves up 100 million videos a day online.网址:http://www.usatoday.com/tech/news/2006-07-16-youtube-views_x.htm

(22)“土豆网”王微:《做自己生活的导演》,网址:http://www.shidaicms.com/renwu/5081.html

(23)杨海鹏:《土豆网CEO王微欲投资数千万购买版权》,载《中国新闻出版报》,2009-03-04。

(24)郑钰:《2008年中国出版大事记:全民阅读潮再涌》,载《中国新闻出版报》,2008-12-31。关于2008年度中国出版十大事件,出版界和新闻界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另见《出版参考》杂志2009年第1期《2008年中国出版业十大事件》和《中华读书报》2008年12月31日陈香的文章《2008年度十大出版事件》。

(25)杨海鹏:《全媒体出版光彩亮丽浮出水面》,载《中国新闻出版报》,2009-05-07。

(26)陈力丹:《试看传播媒介如何影响社会结构——从古登堡到“第五媒体”》,载《国际新闻界》,2004(6)。

(27)[英]弗兰克·富里迪:《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戴从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28)丛林:《中国编辑学研究述评:1983-2003》,济南,齐鲁书社,2004。

(29)Abdul Waheed Khan、张晓娟、江嫒嫒:《Building Knowledge Societies建立知识社会》,载《图书情报知识》,2009(1)。

(30)冯智勇:《网络出版与传统编辑角色转变》,载《科技与出版》,2007(3)。

(31)盛小平:《数字图书馆的知识组织》,载《图书情报工作》,2001(3)。

(32)陈伟、汪琼:《论数字图书馆的知识生产与知识传播》,载《图书馆学研究》,2002(4);胡泳:《我们时代的知识生产》,载《读书》,20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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