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日管理制式的特点及成本功效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日论文,制式论文,功效论文,成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对美日分别代表的制度环境式管理和直接指向式管理作了比较；同时做出了机会成本与管理功效分析；结合两国高科技园区硅谷和筑波的实例，揭示了两种管理制式在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中的巨大反差；运用曲线图形，探索了制式改革或转换的条件、方式及最佳点选择。
世界上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从管理学的角度看，其宏观经济管理主要有两种制式。一种是以日本及东亚其他后起工业化国家为典型，包括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其经济宏观管理的特点是国家侧重于直接对大型企业和重点产业扶持，利用国家订货、税收、补贴、转让资产、贷款等多种手段有针对性地对特定对象给予市场、资金、原材料等方面的扶持。我们把这种管理称为直接指向式管理。另一种是以英美等西方老牌发达国家为典型，侧重于对整个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建设，意在为公平公正竞争创造一个大环境。我们称这种宏观管理为制度环境式管理。
一
从管理制式本身的比较看，两种管理制式是从完全不同的起点而实行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管理方式。
直接指向式管理以日本最为典型。作为后来居上的经济发达国家，日本经历了非常独特的发展过程：短短几十年完成了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转变；用了远少于西方发达国家工业革命的时间，完成了产业革命，跻身于西方列强；发动侵略战争，遭受“二战”毁灭性打击，短短二十几年后又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全球赞誉其经济盛极之时，却又转入长期的萧条停滞，至今未见好转。究其原因，其独特的直接指向式国家管理理念和管理实践起了重要作用。一方面，日本形成了以银行或商社为核心的企业财团，如三井、三菱、住友、富士、第一劝业、三和等。这些财团，一是成员企业之间相互持股，形成相互交错、相互制约、相互依赖的资本结构和利益共同体；二是在各财团内，银行居于主导地位，形成为以银行为核心，由银行为企业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三是财团内银行和企业之间相互派高级职员，特别是银行向企业派出董事；四是各企业的社长之间经常性地相互交流信息、相互协调①。另一方面，政府和大企业之间形成了高度合作的密切关系。早在明治维新时期，经济权利和经济活动就由政府和企业共同分享，共同决定。国家创办了一些“模范工厂”，后来又将“模范工厂”的厂房和机器设备低价或无偿地转移给了私人，并对一些企业给予长期的补贴，推动企业间联合或合并，扶持财阀和大企业，纵容垄断。“二战”以后，国家重点贯彻产业政策，推动产业高级化和企业大型化，政府始终没有放弃对企业的干预、控制、资助和多方面扶持。政府为企业提供大量各类型的经费支持，让行业和企业按照政府的长远经济政策发展。政府公务员退休后大多去大企业高薪任职，大企业为官僚提供竞选和其他活动经费，这一传统一直保留至今。因此，日本政府、银行和大企业或财团之间形成了独特的紧密关系。其他直接指向式管理国家也基本相类似。
在这些国家的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初始阶段，利用国家力量直接扶持重点大中型企业和重点产业发展，其成效是很高的，而且随着手段和方式方法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完善，在一定时期内功效会越来越好，直接表现为企业的经济规模、竞争力、增长的加速度以及产业快速升级等三方面。还是以日本为例：1、日本政府利用国家力量从外部为被扶持企业创造良好的环境。以经费资助、政府采购等各项政策为受助企业提供市场、原料、资金、人力资源、信息等方面的支持，是其它国家大型企业难以想象和难以获得的。这种外部扶持，一是大大加速了企业个体的增长，缩短了成长为国际型大企业的路程，使之很快地膨胀为跨国大企业，参与国际竞争；二是降低生产成本和经营成本，从外部直接增强了被助企业的国内国际竞争力，使企业在竞争中处于明显的有利地位。2、政府的直接扶持，使大量被资助企业超越或大大缩短了一般企业发展的正常阶段和过程，提前达到了规模经济并获得规模效益，甚至于在未达到规模经济时就可以获得规模效益。3、由于政府利用国家力量扶持，使得一些被列为优先发展的产业，得到格外的照顾。被资助优先发展的产业，缩短了升级时间和成长过程，在国家力量的推动下迅速提升、膨胀和成熟，提前生成为主导产业或支柱产业。在这些方面，制度环境式管理是无法与之比拟的。借助于西方经济学的方法，以图示为例，上述分析在图上表现为：曲线Q在开始阶段高于R，而且在相当阶段是越来越高于曲线R。（见图）
但是，侧重于扶持大企业的直接指向式管理，缺陷明显。随着时间持续和干预加深，其弊端和副作用越来越大，功效减弱，走向反面。一是被国家扶持起来的大企业，由于是外力助长的速成型，企业竞争力和企业内部运行机制都没有独立经历市场经济的锤炼。始终存在着国家烙印，形成对政府的严重依赖；二是受到国家特别照顾的企业，其机制、竞争力和独立性先天不足，过早地患上大企业病；三是国家侧重于对大企业的扶持，纵容大企业对行业和市场的垄断，是对公平竞争环境的破坏，严重抑制了中小企业的生成和发展壮大环境，堵塞了大量中小企业成长为更多更强大企业的通道，削弱了整个经济发展的后劲。而目前知识经济发展，有别于工业经济的大批量生产线作业，更强调企业个性和创新，呼唤大量中小企业的产生。这些因素促成了直接指向式管理在经历20年左右的时间后逐渐走向反面，成为这些国家经济陷于停滞或动荡的原因之一。其在图上就表现为：曲线Q在到达一定的高点后逐渐下滑，越来越低于曲线R，向零功效靠近。
这里从比较中可以看得更明显。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侧重于公平竞争环境的创造、维护和法律制度建设。这种管理从一开始就注重市场经济法律法规的构建，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政府充当“守夜人”，到反垄断法规实行，不惜肢解肆意垄断行为的大公司（美国历史上，七次大的反垄断司法行为都是对著名大公司开刀，包括目前的微软公司），都是意在创造企业展开公平竞争的大环境，促进大中小各类型企业在激烈的优胜劣汰竞争中生长②。一是这种管理特别适应于小企业的诞生和壮大，促进大量小企业不断在优胜劣汰环境中成长为更多更强的巨型大企业，使得整个经济体充满无限发展后劲。二是大型企业在竞争中成长壮大，所以具有很强的生存应变能力，很少有依赖性，整个经济体具有抗风险能力和自我净化、自我淘汰能力。这种管理开始时作用不太明显和直接，但随着时间持续和管理实践，不断地改进手段和方式方法，完善制度法规，优化环境，使管理功效缓慢持续地上升，潜藏于经济中内在的强大推动力量逐渐释放和显露。其功效在图上表现为R是一条缓升的直线。R曲线在前期低于Q曲线，在后期高于Q曲线。
二
就两种管理制式的机会成本与管理功效来分析，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阶段变化极大，阶段性极强。
就两种不同形式的管理来讲，选择一种形式的管理而放弃另一种，一种管理形式的功效必然构成另一种管理形式的机会成本。从图形来看，在到达A点前，直接指向式管理的功效始终是大于其机会成本，被涂阴影部分的面积就是整个阶段的功效总盈余。与制度环境式管理相比，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功效总盈余表现为对国民经济增长有更多更强的实际推动作用。日本和东亚其他后起工业化国家，在“二战”以后充分利用国家力量，以国家直接式管理促进企业壮大和产业升级，其经济在几十年里持续高速增长，创造了九十年代以前经济的“东亚辉煌”。时间多次证明，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初期，集中国家力量，动员社会资源和资本，发展重点行业和企业，实行直接式管理的确有效。实行计划经济国家的初始阶段其功效也相当明显。在短时期内，集中力量办大事，迅速恢复发展经济，建立起国民经济骨干企业和国民经济体系。
从前面的分析和曲线图看，两种侧重点不同的管理，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其功效大小变化各异。理想状态的最佳模式选择应该是直接指向式管理建立后，同时注意建立、健全和完善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制度，注重市场经济的环境制度管理，适时实行管理方式和管理侧重点的制度转换。
纯粹抽象地讲，就图形来看：转换点的选择最佳点是曲线R与曲线Q相交的A点。在A点，直接指向式管理的功效发挥到了最大，由此开始走向下降和负面。而此时，制度环境式管理在直接式管理体制下达到了所能达到的最大功效，不转换管理制式，体制内无法再提高其功效。日本在70年代和80年代就处于这一阶段，韩国、中国台湾、马来西亚等后起工业化国家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前显示过这一特征，中国、原苏联和东欧国家在改革前或剧变前也经历过类似的这一时期。很显然，在这一阶段实现管理制式转换或改革是最佳选择，是最适时和及时的。过了这一阶段，在图形上表现为过A点，直接指向式管理的机会成本持续上升，而管理功效却转为急剧下降，功效盈余转为不断增大的负数。在原直接指向式体制内，两种管理的功效，都会因为被局限而无法提高或迅速下滑，一种是副作用增大，一种是发展停滞难以继续。这时的直接表现就是经济状况开始恶化，国民经济发展中矛盾重重，问题增多，失衡多发，停滞萧条。上述国家都先后经历了这一过程。改革或管理转换被迫进行，即管理制式被动式转换。
如果原直接指向式管理成功地转换为制度环境式管理，从图形来看，其功效是一条持续上升的曲线，其机会成本是一条不断下降的曲线，即功效越来越大于其机会成本，功效总盈余不断增大，显示出其管理制式的强大优势和远景。
三
筑波与硅谷的启示：筑波与硅谷是日美两国最典型的高科技园区，两个典型，两种管理，两个完全不同的结果，给人更多的思考。原为农业地区的硅谷，50年代有为数不多的公司设在工业园，60年代微电子公司大发展，70年代迅速崛起，80年代计算机工业占支配地位而独居世界领先，90年代成为世界信息技术和其他高新技术产业的中心。在硅谷，聚集着4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上千名院士，仅工学博士就有6000多人，高科技人员33万人：有斯坦福、加大伯克利等多所世界一流大学，聚集了10000多家技术公司，其中有惠普、网景、雅虎、英特尔、思利等世界著名大公司和爱立信、索尼、西门子、三星等公司的分支机构。硅谷地区的GDP接近3000亿美元。
筑波是日本政府建立的科学城，由六个城镇组成，现有16万人，科技人员1万余人。自1965年以来，已有30多年的历史，年产值约7000亿日元，折合美元仅100亿元，且主要是农业产出为主，科技转化产业产值所占比重很小。距日本政府和社会各界当初的期望相差实在太远并逐渐被世人遗忘。
显然，日本直接指向式管理与美国制度环境式管理这两种管理方式，在管理国家整个宏观经济与高科技园区方面形成了极大反差。尤其是日本指向式管理在整个国家经济方面，在实现追赶战略上，都实现了巨大成功，为什么在高科技园区上陷于失败？下面一组数据很能说明问题：
硅谷以创新特征、民间企业和风险投资为主体，仅1997年就新建风险公司高达3500多个。民间各界风险投资金额高达37亿美元。筑波政府直接投资，指向扶持。日本全国30%的国家研究机构和40%的国家研究人员迁移聚集于此，近10年，国家投入巨资达2万亿日元，政府部门如文部省、通产省、厚生省、科技厅的研究院所达48家，公共公司近10家，而私人民间研究机构和企业总计仅仅200余家③。
显然，制度环境式管理维护公平竞争，创造出了风险投资，冒险创新、张扬个性，适应了刚刚兴起的知识经济和催生了高新技术企业的大发展。而直接指向式管理直接培植了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虽然适应了大规模、大批量、生产线式的工业经济，造就了工业经济在日本的腾飞。但在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过渡时抑制了民间小企业的生成和企业个性的扩张，忽视了创新机制培植，抑制突破创新精神，损害了高科技园区的内在活力和发展潜力，与知识经济的要求不相适应。
四
制式转换的方式和条件。改革或所谓管理制式转换，在现实中其实就是只有一种转换，即由直接指向式管理向制度环境式管理的转换。转换方式有渐进和急剧两种方式。转换的条件：一是直接指向式管理功效已经发挥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充分享用了功效盈余，促进企业和产业的大发展，追赶发达国家经济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在图形上表现为沿Q曲线逐渐接近A点。二是法律法规制度初步健全，市场经济竞争的环境管理发展到相当的程度，具备了转换的基本法律体系和制度环境基础，在图形上也表现为沿R曲线接近A点。
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分为两大不同部分，即过程政策和制度政策。前者表现为对经济活动的动态调节，后者表现为对经济活动的制度规定。由直接指向式管理向制度环境式管理转换，原有的国家直接扶持手段必须转变为面向全社会的过程政策和制度政策，这个转换过程因惯性而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同时，西方发达国家三权分立，在市场经济的初始阶段，三权三方共同管理经济，全面建立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环境，实行自由竞争和自由放任。只是到了1929年——1933年的经济危机和“二战”以后，政府才逐渐走向前台，担当起三权中管理经济的主角。而实行直接指向式管理的国家，从一开始就是政府站在前台、担当主角，直接干预经济，然后才逐渐建立和完善法律制度，这种顺序的倒置致使有些国家至今市场经济的法规还不完善。由此两点决定了转换方式的艰巨复杂性，不管是渐进式还是急剧式。在现实中，渐进式转换或改革，往往因初期的成绩明显而被夸大功效，主观上忽略或缩小成本代价。急剧式转换或改革，往往因过程动荡而被夸大成本代价，主观上忽略或缩小其功效。然而，从现实分析和图形上看是一致的。一是渐进式转换因原制式惯性会使转换或改革的时间无限期延长，而且渐进式为拖延提供了有力的借口和原由，拖延的结果是错过制式转换或改革的最佳时机，在图形上是越过了最佳点A。二是从成本代价看，时间拖延，会使制式转换在错过最佳点后成本代价越来越大，功效越来越小。经济现实也会使人深切感悟到这一点。
在图示中，用u表示国家管理经济的正面效用，用T表示国家管理经济持续的时间，曲线R表示英美等国家代表的制度环境式管理功效，曲线Q表示日本等国代表的直接指向式管理的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