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宏观调控的新模式：高位控制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位论文,宏观调控论文,新模式论文,模式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十几年来，发达国家摸索出一种以微调为主要特点的政府干预模式，即对付通货膨胀压力，逐步加入紧缩政策力度；对付通货紧缩压力，逐步加大扩张政策力度，我们称之为逐步升级模式。我国过去采取强力推动经济加快增长，在经济出现严重过热时，又强力收缩的调控方法，引起经济大幅度波动，我们称之为大起大落模式。近几年，我国政府在对付2004年过热和2006年初偏热中创造了一种新的宏观调控模式，使经济增长率控制在10％以上，保持了离位运行，我们称之为高位控制模式。下面对这三种模式的运行机理、特点和优劣进行比较分析。
一、三种调控模式的比较
要正确调控宏观经济，须掌握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特点和规律。市场经济是由无数微观主体——企业和个人组成的，他们根据市场信号来调整自己的行动。由于条件、能力、认知以及在经济和产业结构中所处地位的不同，有的企业对市场信号的变化反应灵敏，能迅速采取行动，有的企业反应迟缓，见事慢，行事迟。当经济趋好时，反应灵敏的企业立即扩大投资，增加产量，反应迟缓的企业则要观望一段时间才逐步跟进。随着市场趋好信号的加强和羊群效应的作用，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扩张行列，使经济增长速度不断加快，进入上升通道，表现出一种向上的惯性；在经济趋于不景气时，反应灵敏的企业首先削减产量，降低投资规模，反应迟缓的企业经过犹豫、徘徊，也陆续采取紧缩行动，使经济增长率不断下滑，进入下降通道，表现为一种向下的惯性。
正是因为企业对市场信号的反应有一个从不一致到一致的过程，即先是少数企业，然后是越来越多的企业，最后是大多数或全部企业都采取一致行动，从而形成经济向上或向下惯性。
经济惯性的宏观表现形式是经济的周期波动。当经济上升时，惯性使它的增长速度越来越快，如果不加以抑制，会很快超过潜在增长率，达到经济周期的波峰，进入过热状态，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严重的通胀迫使经济由上升转为下降。这时，惯性又会促使经济增长率的下降速度越来越快，降到潜在增长率以下，如果不加以抑制，会很快进入过冷状态，达到经济周期的波谷，出现严重的通货紧缩。而严重的通缩又会促使经济由下降转为上升。这样，实际经济增长率在经济惯性的作用下围绕着潜在增长率上下周期波动。如果波动幅度过大，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因此，抑制经济惯性，将经济增长率稳定在潜在增长率附近，就成为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那么，三种调控模式是怎样完成这个任务的呢？
1.大起大落模式。本来在经济上升时期，政府应该采取逐步紧缩政策来抑制经济的向上惯性，防止经济过热；在经济下降时期，采取逐步扩张政策来抑制经济的向下惯性，防止经济过冷。但大起大落模式正好相反，在经济上升时，受急于求成思想的影响，政府采取高强度的扩张措施，使经济惯性的向上冲力更加猛烈，增长速度越来越快，进入严重过热。为了抑制严重的通货膨胀，政府不得不采取高强度的紧缩措施，将经济由上升转为下降，但为了迅速制止严重的通货膨胀，又继续保持高强度的紧缩力度，使经济惯性的向下冲力更加猛烈，进入严重过冷。正是因为大起大落模式没有逆经济惯性的方向进行调节，而是推波助澜，加大经济惯性的冲力，也就难免不引起经济的大幅度波动。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政府在对付1989年经济过热时，先是采取高强度紧缩措施，使经济增长率由上升转为下降，然后逐步减轻紧缩力度，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从而在对付经济向下惯性上取得了宝贵经验，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大起大落模式的缺陷。
2.逐步升级模式。它是当前西方国家政府干预经济的基本模式。该模式有两大特点。一个是逆经济惯性的方向进行调节，即在经济增长率上升、出现通胀迹象时，采取紧缩措施，抑制经济的向上惯性；在经济增长率下降、出现通缩迹象时，采取扩张措施，抑制经济的向下惯性。另一个是同方向、小幅度的连续调节，也就是微调。由于做到了逆经济惯性调节，因而逐步升级模式大大减小了经济波动幅度。
但微调有一个弱点，就是它的力度太小，每次仅变动利率0.25个百分点，往往低于经济惯性的冲力，因而只能延缓经济趋于过热或过冷，而不能及时加以制止。例如当经济增长率超过潜在增长率、出现通胀压力时，小幅度地提高利率，虽然能延缓经济增长率的上升势头，但无法使之由上升转为下降，结果经济增长率继续上升，政府或央行不得不一再提高利率，直到利率提高到很高水平，才制止经济过热。如美国为对付通胀压力，从2004年6月到2006年6月连续17次提高利率，使之从1.25％逐步上升到5.25％。这不仅延长了调控时间，错过了最佳时机，而且经济增长率偏离潜在增长率的距离也越来越大。
政府调控力度有时所以要大一些，是因为经济增长率偏离潜在增长率后，要扭转经济运行方向，使之向潜在增长率回归，力度小了不行，必须是中等以上的调控力度。事实上，西方国家政府也是靠多次微调积累成“重调”才制止了经济过热或过冷，但已经耽误了一段时间，经济增长率偏离潜在增长率的程度较大，从而造成经济波动偏大。
可见逐步升级模式虽然好于大起大落模式，缩小了经济波动幅度，但还无法保持经济在高位运行，有时波动幅度偏大。例如美国经济增长率从2000年的3.7％一下子跌到2001年的0.8％，下降了2.9个百分点。
3.高位控制模式。它的每个调控周期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经济增长率超过潜在增长率、出现过热或偏热时，果断采取紧缩措施，扭转经济运行方向，使之由上升转为下降，如果我国政府对2004年的过热和2006年初的偏热，不仅判断准确，而且及时采取了紧缩措施，抢占了宏观调控的先机。
但是仅及时采取措施是不够的，还要掌握措施的力度。力度小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力度大了又会矫枉过正。一般来说，如果对经济过热发现早、动手快，过热程度还不高，就没有必要采取高强度的紧缩措施，采取中等力度的紧缩措施就可以了。我国政府正是这样做的，因而取得了良好效果。刘树成教授将这种方法称为反冒顶，① 陈东琪教授称之为点刹车，② 都强调要及时制止过热。
在经济增长率由上升转为下降后，宏观调控进入第二阶段，主要是对付经济的向下惯性。这一阶段最为复杂，处于两难境地：如果不减轻紧缩力度，在经济向下惯性的冲击下，经济很快会出现大幅度滑坡；如果紧缩力度放松过大，又会引起过热反弹。对此，我国政府采取了双稳健政策，实现了软着陆，顺利解决了这个难题。
双稳健政策有2个含义。第一个含义是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不能为了防止经济大幅度下滑而放弃原来的紧缩措施，以避免过热反弹；第二个含义是逐渐和稳步地减轻紧缩力度，以防止经济大落。从我国政府的双稳健政策的实行结果来看，达到了预期目的，将经济运行稳定在10％以上的高位区间。
在第二阶段，宏观调控以微调为主，主要是逐步降低紧缩力度或者说是逐步加大扩张力度，以对付经济的向下惯性，防止经济增长率过度下滑。这里需要说明减轻紧缩力度与加大扩张力度的关系。两者实际上是一回事。以利率为例，当它从5％下降到1％时，既可以说是紧缩力度减轻了，也可以说是扩张力度加大了。
在运用扩张手段来抑制经济向下惯性的过程中，如果扩张力度过大，或经济的向下惯性突然变小，都可能使经济运行方向发生变化，由下降或平稳运行转为上升，从而进入宏观调控的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的任务是以微调为主要手段，对付经济的向上惯性，防止经济过热。当经济运行方向从下降转为上升后，宏观调控的方向也要随之转变，从逐步扩张政策转为逐步紧缩政策，切不可继续坚持扩张政策，加大经济惯性的向上冲力。我国2004年的过热和2006年初的偏热，都是在经济增长率从下降转为上升后，没有及时采取紧缩措施造成的。例如，我国经济增长率从2005年第三季度开始上升，到2006年第二季度达到高峰，在这期间，对信贷增长率控制不严，仅2006年第一季度，信贷增加额就超过全年计划的一半还多，造成了投资过热。我国历次的经济过热都是对经济增长率的上升采取放任不管甚至推波助澜造成的。
在运用紧缩措施来对付经济向上惯性的过程中，如果紧缩力度过小，或经济惯性突然变大，都可能使经济增长率超过潜在增长率，进入过热状态。这样，经济就进入新一轮的波动周期，宏观调控也进入下一个调控周期，重新开始对经济过热的纠正。但如果调控得当，经济过热的来临时间会大大推迟，程度也会大大减轻。
总之，高位控制模式在第一阶段以中等强度的调控为主，目的是及时制止经济过热，使经济增长率从上升转为下降；在第二、三阶段以微调为主，目的是抑制经济的向下或向上惯性，将经济增长率尽可能长时间地稳定在潜在增长率附近。
从以上三种调控模式的比较可以看出，高位控制模式的特点是中等力度调控与微调相结合，能及时制止经济过热或过冷，保持经济的高位运行，因而效果最好。逐步升级模式由于调控力度太小，容易延误调控时机，因而经济波动幅度偏大，但仍大大好于大起大落模式。
二、高位区间上下限的确定与判断标准
高位区间的范围要尽可能小一些，以便将经济增长率控制在潜在增长率附近。于是潜在增长率就成为确定高位区间的重要标准。但要准确测算潜在增长率是很困难的，何况它每年都在变化，因此只能测算出一个参考数值。根据数学模型计算，近期（3—5年内）我国潜在增长率大约在10％左右。但具体是多少，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
从各国经济实践来看，当经济增长率超过潜在增长率后，会产生通胀压力，出现经济过热。因此过热(包括偏热)就成为经济增长率超过潜在增长率的重要标志，过热时的经济增长率也就成为高位区间的上限。
如何判断经济是否过热呢？主要有三个标准。第一个是总量标准。如果通胀率超过3％，说明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经济出现过热。第二个是结构标准。经济增长过快，会打破原来的均衡，出现一些部门突然加速发展，另一些部门一时跟不上，落在后面，产生瓶颈现象，引起结构失衡，如煤电油运紧张。落后部门为了满足快速发展部门的需要，不得不超能力扩张，一些效率低、浪费多、污染严重、危险大的小煤矿、小水泥厂、小电厂、小钢厂等也纷纷上马，从而降低了经济效率。因此必须将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一点，让落在后面的部门跟上来，以形成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协调、高效发展。我国2004年的经济过热就表现为初期的结构失衡和后期的总量失衡。
第三个标准是环保标准。环保不仅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且每个建设项目都要有相应环保标准。如果经济发展过快，不仅会占用大量资金，而且萝卜快了不洗泥，一些地区为了加快经济发展，往往降低环保标准。2006年我国化学需氧排放总量、二氧化硫排放总量等指标非但没有按照十一五规划所要求的每年有所下降，反而显著上升，③ 其原因之一是经济增长速度偏快，忽视了环保。将经济发展建立在牺牲环境的基础上，不仅十分危险，而且得不偿失。即使实现了现代化，如果环境已不适合人居住或大多数居民的健康受到严重损害，现代化也就失去了意义。正是由于环保至关重要，2006年我国政府采取紧缩措施，抑制经济偏热，其原因之一就是出于环保的考虑。
上述3个指标，任何一个发生失衡，都说明经济出现过热，需要将增长率降下来，它决定高位区间的上限。除了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经济是否过热外，经济监测预警体系也很重要，它包括3种指标，即先行指标，如投资增长率；同步指标，如经济增长率；滞后指标，如通胀率。其中投资增长率作为先行指标至关重要，它是能否抢占宏观调控先机的关键。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经济过热必是投资过热造成的。如果能及时制止投资过热，就能大大减轻经济过热的程度，做到见事快，动手早。我国几次经济过热所以能及时制止，就在于发现投资过热后果断采取了紧缩措施。
制止过热，必然要引起经济增长率下降，降多少为好呢？这就涉及到高位区间的下限问题。从经济过热的发生、发展过程来看，在初期经济没有过热，并且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因而有加速增长的内在和外在要求，但由于不知道潜在增长率的准确位置，往往增长率提高过大，出现过热。由此可知，经济过热前的增长率没有超过潜在增长率，它可以作为高位区间的下限和经济增长率下降的底线。实际上，底线还可以稍高一些。因为经济过热前的增长率一般要低于潜在增长率，因此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底线或高位区间的下限可以稍高于过热前的经济增长率。我国的实践也证明了这点。2003年底我国经济增长率为为10％，经济运行平稳，没有出现过热。2004年经济增长速度加快，出现过热，政府采取紧缩措施，将经济增长率降下来，但也没有降到10％，而是10.1％，比过热前高0.1个百分点。
以比过热前的经济增长率稍高一些为高位区间的下限或经济下降的底线是一个逐步趋近潜在增长率的方法，我们称之为底线探察法。它有两大优点：第一，避免了经济的大落。一般认为，经济一旦进入下降通道，增长率会有较大下降，但底线探察法告诉我们，经济增长率只需下降到过热前水平或稍高一些就可以了，从而可以主动采取措施，避免经济增长率过多下滑。高位控制模式的优越之处也在于此，它保证了经济增长率即使下降，也是在高位上。第二，它能逐步趋近潜在增长率。在潜在增长率不变的条件下，每次经济增长率下降的底线都稍高于过热前水平，会使它越来越接近潜在增长率。例如，假定潜在增长率为10.5％，经济过热前的增长率为10％，过热时的经济增长率为11％，政府将经济增长率降低到比过热前稍高一些的水平，如10.1％，这就更接近潜在增长率。如此循环下去，将会越来越接近潜在增长率。但如果潜在增长率发生变化，则要做相应调整：当潜在增长率上升时，底线要相应提高一些；当潜在增长率下降时，底线要相应下降一些。同时要将时滞因素考虑进去。
在高位区间的上限和下限确定以后，宏观调控就有了明确目标，但要实现这个目标，还需要有得力的调控工具。
三、调控工具的选择和联合使用
宏观调控的工具很多，其中货币供应量、信贷和利率最为重要，构成调控体系的基本框架。
首先来看货币供应量。货币的发行应该有相应的物质保证，如果滥发货币，超过总供给，就会引起通货膨胀。因此，货币供应量是实现总量均衡的第一道关口。弗里德曼将它作为制止通胀的主要手段，欧美等发达国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也曾将它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
虽然美联储后来以利率取代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但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将它保持在与总供给大体相等的水平，仍然是美国货币政策的基本原则。或者说，它是在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基础上来发挥利率调节作用的。
从1998年开始，我国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对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经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货币供应量的过度增加，为防止通胀奠定了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仍然是我国今后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原则。
但是，仅靠货币供应量是不能保持总量均衡的。这不仅是因为货币供应量的可控性较差，金融创新使货币的统计越来越困难，更重要的是货币流通速度很不稳定，④大量货币或是沉淀在银行（我国存贷差已超过11万亿元），或是流入私人手中储存起来，造成货币的迷失或超额货币问题。这从银行存贷差不断扩大、个人手持货币迅速增加和M2的增长率越来越大于M1的增长率（即所谓的喇叭口）⑤ 中可以看出。
大量货币沉淀在银行使货币供应量对总需求、经济增长率和物价的影响大打折扣。一些学者研究发现，货币供应量与投资和消费、经济增长率、物价的相关性并不明显。⑥
根据货币数量论，在货币流通速度稳定的条件下，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必然会引起产出和价格的变动。但如果增加的货币供应量有很大一部分没有进入流通，而是沉淀在银行，使货币流通速度变慢，货币供应量对经济的影响就要大大降低。这是货币供应量的调控效果在我国和发达国家都不十分理想的重要原因。
这是坏事，也是好事，它在表明货币供应量的局限性的同时，也为信贷调控创造了条件和活动空间。既然大量货币沉淀在银行，使存贷差不断增加，银行也就具备了利用信贷来调控总量的条件。即在通货膨胀时期，政府可以通过缩小信贷规模来减少总需求；在通货紧缩时期，政府可以通过扩大信贷规模来增加总需求。
由于信贷对调节总需求、实现总量均衡效果显著，我国政府将管住信贷这个闸门作为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任务。一些学者通过实证研究也发现，银行信贷与经济增长率的相关性较强，超过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率的相关性。⑦ 从我国的实践来看，银行信贷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十分明显，每次经济过热都是信贷增长率提高过快造成的，而每次过热的消除也都是信贷增长率大幅度下降的结果。事实上它已经在我国宏观调控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成为保持总量均衡的第二道关口。
信贷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工具，具有如下三个优点。第一个是信贷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有很强的相关性，根据数学模型测算，信贷增长率变动1％会引起经济增长率变动0.87％（当然这只是一个参考数值），也就是说信贷增长率的变动能立即引起济增长率的相应变动。这就为利用信贷来调控经济增长率，使之达到政府的预期目标提供了可能。
第二，信贷增长率具有良好的可控性，既可以间接调控，也可以直接调控，主要方法有：（1）道义劝说或窗口指导。政府从维护总量均衡的全局出发，提出适度信贷增长率的指导意见，劝告各商业银行遵行；（2）如果劝说无效，可以变动存款准备金率来影响银行的贷款增长率；（3）以惩罚性的利率定向发行央行票据来限制信贷增长率过高、超过政府指导意见的商业银行的放款；（4）如果上述方法仍不奏效，政府可提出指令性意见，要求银行必须将信贷增长率控制在政府要求的水平。
第三个优点是调控空间大，伸缩性强，具有良好的渐进性，可以有效对付经济惯性。它的操作过程是：在高位控制模式的第一阶段，用中等力度来降低信贷增长率，以制止经济过热，使之由上升转为下降；在第二阶段，用微调方式来连续小幅度提高信贷增长率，以对付经济惯性的向下冲力，防止出现大滑坡；在第三阶段，也就是经济增长率由下降转为上升后，以微调方式来连续小幅度降低信贷增长率，以对付经济惯性的向上冲力，防止经济过热。总的原则是要尽可能实现信贷增长率的平滑化，既不要大升，也不要大降。
需要指出的是，政府或央行调控信贷增长率是经济手段而不是行政手段。一般来说，在货币领域，凡是央行只控制总量，不管资金具体使用，而由商业银行或经济主体自行决定的都属于经济手段。例如，央行规定各商业银行的准备金率，就是一种经济手段。第一，它只管总量，不管资金具体使用；第二，资金具体分配不是由行政机构，而是由自负盈亏的经济主体，即商业银行自行决定。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信贷增长率与准备金率一样，都属于经济手段。
当然，信贷调控也有弱点。例如在经济过热时控制信贷规模，降低信贷增长率，虽然削弱了企业投资能力，使他们由于缺乏资金（我国企业融资的主要来源是银行贷款）而不得不减少投资，但不能减少他们的投资需求，他们的投资冲动仍然十分强烈。这对防止过热反弹是一个威胁。解决的办法是提高利率，增加企业的投资成本，使他们不得不降低投资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讲，利率是保持总量平衡的第三道关口，如果信贷调控仍不能制止经济过热，提高利率就可以将企业的投资冲动降下来。利率的作用还不至于此，它对消费的影响也很显著。正因为利率的升降对总需求，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影响很大，所以发达国家都以利率为主要调控工具和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
但是，利率也存在着一些缺陷，如传导过程长，效果不稳定，特别是我国没有完全实现利率市场化，因而它不能成为我国主要调控工具和中介目标。但作为辅助工具是必不可少的。
总之，货币供应量、信贷增长率、利率既是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也是保持总量均衡的三道关口。它们之间是相互依赖、互为补充、相辅相成的关系。第一，货币供应量是基础，如果滥发货币，使企业和个人掌握的货币过多，则企业即使不从银行贷款也有足够的资金来过度投资，信贷调控也就失去了效力。第二，信贷增长率是主要调控工具，依靠它可以将经济增长率控制在政府所希望的水平，避免经济大幅度波动。第三，利率是辅助工具，可以弥补信贷调控的不足，两者可以联合使用：当经济出现过热时，政府在降低信贷增长率的同时，可以适当提高利率；当经济出现过冷时，政府在提高信贷增长率的同时，可以适当降低利率。此外，由于我国市场经济还不十分完善，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有时会很强烈，因此中央政府的行政干预也是必不可少的。
四、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和对策建议
高位控制模式是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来决定调控启动时机、方向和力度的。从我国的实践经验来看，每次经济过热都是经济增长率提高过快造成的，如2004年过热和2006年偏热，都是经济增长率一下子提高0.7个百分点所致。在经济高位运行的情况下，实际经济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相差不会很远。如果经济增长率提高幅度过大，很容易超过潜在增长率，引起过热。因此需要用试错法，或者说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一点一点地试探。根据我国的经验，在经济处于高位运行的情况下，一次提高经济增长率以不超过0.3个百分点为好，走一步，看一下，如果没有出现过热，就再提高一些，用渐进法来趋近潜在增长率。这样，即使超过了也不会很大。
当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速度受经济主体，特别是企业的影响很大。在经济形势看好时，企业的投资欲望极为旺盛，如我国近年2次经济过热或偏热都是企业投资冲动以及地方政府推动造成的。因此指望众多企业能理智行事，使自己的投资符合总量均衡的要求是不现实的，只能由中央政府通过信贷增长率等调控手段来将投资规模控制在合理水平。这就要求政府在经济上升时期，保持冷静，维持信贷增长率的基本稳定，即使上升也是小幅度的，切不可重蹈信贷增长率一下子大幅度提高造成经济过热的覆辙。
从我国当前经济形势来看，在政府采取紧缩措施后，经济增长率从2006年第2季度的11.2％下降到2006年第4季度的10.7％，但2007年第1季度又上升到11.1％，3月份通胀率也上升到3.3％，出现了过热迹象。为什么政府不断提高利率和准备金率，却没能制止过热反弹呢？原因不是微调失灵，而是调控工具和中介目标没有选好。利率和准备金率虽然都对经济增长率有一定影响，但只起次要作用，起决定作用的是信贷（在货币供应量得到有效控制的条件下）。由于它没有像准备金率、利率那样作为微调工具来加以严格控制，而是经常听凭其自由波动，因而一会儿下降，一会儿上升。它的大幅度上升，是由于有关部门放任不管，听任企业在投资冲动的推动下大量贷款。据报道，仅2007年1～2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9800亿元，同比多增加2636亿元，相比央行年初内部制定的年度贷款预期目标2.9万亿元，已完成3分之1的放款计划。这不仅促成了2007年第1季度经济增长率由下降转为上升，而且高达11.1％。可见，如果不控制信贷增长率，仅提高利率和准备金率是远远不够的，那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没有抓住经济发展的牛鼻子。
总之，不能再听任信贷增长率随意大幅度变动，影响经济的稳定，应该把它作为主要调控工具和中介目标，与其他调控工具配合使用。只有这样，才能牢牢掌握宏观调控的主动权，防止经济出现大起大落，为我国经济崛起保驾护航。
注释：
① 刘树成：《多次性微调：使经济增长率不“冒顶”》，《经济学动态》2006年第10期。
② 陈东琪：《经济并未总体过热宏观调控仍须点刹》，《经济学动态》2006年第6期。
③ 李雪松娄峰：《“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2006年秋季座谈会”综述》，载于经济蓝皮书《2007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12月版，第17页。
④ 彭兴韵：《论中国货币政策框架的调整》，《经济学动态2006年第9期。
⑤ 夏斌 廖强：《货币供应量已不宜作为当前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经济研究》2001年第8期。
⑥ 余永定：《M2/GDP动态增长之谜》，《世界经济》2002年第12期。
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中国银行体系贷款供给的决定及其对经济波动的影响》，《金融研究》2003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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