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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是指拥有农业户口但离开土地从事非农经济活动的雇佣劳动者。从职业身份上说，农民工已经是工人，但从户籍身份上说，农民工仍然是农民。
农民工可以分为“离土不离乡”主要受雇于乡镇企业的在乡农民工和“离土又离乡”主要受雇于城市企事业单位和从事个体经济活动的进城农民工。目前，我国这两类农民工的数量大约在2.1亿以上，通常人们所说的农民工主要是指进城农民工，2003年进城农民工人数大约在9900万。[1]不过，本文所涉及的范围包括这两类农民工。
世界各国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是一个普遍规律。但是各国劳动者实现这一转移所采取的具体形式是不同的：英国是流民、美国是移民、俄国是解放农奴、日本是兼业农民和通勤农民、拉美是城市贫民，在中国就是农民工。各国劳动者的发展在从农奴或农民向雇佣工人转变过程中之所以采取了不同的经济形式，是由各国特殊的经济条件决定的；因而通过对这些不同形式的分析能够窥透各国经济关系的特殊性和劳动者发展的特殊道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增产的积极性，在连续几年获得农业丰收和出现农村自由劳动力的基础上，加之长期执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政策给消费品工业发展预留的市场空间，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产生了在乡农民工。直到20世纪90年代，在乡农民工成为我国农业劳动者从农民向产业工人转变的主要过渡形式。三年治理整顿时期受宏观紧缩政策的影响，乡镇企业发展遇到困难，面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乡镇企业资本增密，能够吸纳的在乡农民工就业的速度大为趋缓。与此同时，由于户籍制度的松驰，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受到鼓励，产生了进城农民工。20世纪90年代后期，由于粮价下跌和农业经营收入的降低，进城农民工迅速增长，每年以千万人数递增，形成一浪高过一浪的“民工潮”。
农民工的产生和迅猛发展，对农村经济的繁荣和沟通城乡关系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劳动者向现代产业工人转变的过渡形式，对于增加农民收入，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大多数在乡农民工仍然耕种一部分土地，并以从乡镇企业获得的工资性收入弥补农业收入的不足。在乡农民工亦工亦农的双重就业带来了农业经营收入和工资收入二重收入。农业经营收入的存在使得在乡农民工廉价工资成为可能，这种廉价工资成了乡镇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堪与实力雄厚的城市企业一较高下的秘密武器。要认识乡镇企业的竞争力，不研究在乡农民工是根本不行的。
进城农民工同样拥有小块土地使用权，但本人不事耕种，而由家人代耕或转包他人。进城农民工在沿海发达地区主要接受私有资本、国有资本和外国资本雇佣。资本对进城农民工的掠夺式使用，使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成为主要形式。廉价工资和漫长工作日、恶劣的劳动环境和正当权益得不到保障已经引起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和同情，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农民工的廉价工资不包括繁衍后代所需的生活资料价值和劳动力教育培训费用，只包括养活劳动力自身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价值。这种廉价工资尽管很低，但是对于农业收入增长缓慢甚至下降的农民工家庭来说，是实现增收的主要渠道，也是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基础。另一方面，农业收入的存在使廉价工资长期维持成为可能，农民工的二重收入相互影响。廉价工资使资本对农民工劳动力趋之若鹜。
无论是城市私有企业，还是改制后私有化的乡镇企业，我们发现其活力普遍比国有企业要强。可是谁都知道，国有企业在物资供应、资金实力、劳动力素质、技术水平、设备先进性和市场占有份额以及国家政策优惠方面，私有企业和乡镇企业无法与之一比高下，但国有资本增值能力往往不如私有企业和乡镇企业。个中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在企业经营机制上私有企业和乡镇企业要灵活得多，二是农民工廉价工资的支持。
这种状况近年来开始发生变化。农民工也接受国有资本的雇佣。中国工业化走的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其结果是不能迅速吸纳农村的劳动力，而且还游离出许多下岗职工。国有资本对待农民工的态度最初是不接受，是“堵”，在传统体制下，农村劳动力是不能进入城市就业的，城市也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劳动力市场。在城市的充分就业制度下，城镇劳动力由政府统一分配工作，企业则严格按照国家的就业指标招用工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农民获得了进城务工经商的权利，但仅限于受雇于私人资本。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日益将保值增值作为经营目标，国有资本也开始雇佣农民工。国有资本最初采取的方法是“减员增效”，现在则是“换员增效”，即通过以农民工替换城市正式工人的方法来提高效益。国有资本大量雇佣农民工节约了人工成本，农民工不仅价廉，而且物美，他们吃苦耐劳，特别便于管理，且可进可出，易于清退。近年来许多国有企业不景气，进城农民工替代国企职工就业的步伐大为加快。农民工的实际工资水平远远低于城市国有企业职工，据测算，1995年二者之间的差距就达到7381元，即每雇佣一个农民工，就等于节省了7381元的工资性支出，或者说，每一个农民工为其雇主的利润或通过产品价格下降为消费者福利和整个国民经济增加了7 381元的剩余积累。如果以9400万农民工来计算，农民工一年为国民经济提供的剩余积累就达到近7000亿元。有些行业、有些地区的二三产业的职工已经主要是农民工，如建筑、建材、采掘、纺织、服装、玩具、电子元件等行业，第一线职工80%以上是农民工。[2]近几年来国有企业调整改革，结构优化，大约已有3000万人下岗。有些企业把有城镇户籍的职工精减了，因工作还需要，另外找农民工来替补。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这些企业不仅在搞“减员增效”，而且也在搞“换员增效”，换员所以能增效源于农民工的廉价工资。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资本必然向生产成本最低、资本利润率最高的地方集中。跨国公司对生产的一切环节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本与其他生产要素（劳动力是其主要方面）的最佳结合，而中国在加工制造方面的优势则吸引着全球的跨国公司看好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快速发展中的大国，中国拥有很多其他国家发展制造业无可比拟的优势：中国劳动力成本低廉，拥有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困扰制造业发展的基础设施瓶颈障碍目前已经基本消除；中国工业配套能力较强；中国拥有广阔的国内市场。中国现在已有100多种制造产品的产量处于世界第一位，囊括了家电制造业、通讯设备、纺织、医药、机械设备、化工等十多个行业。大批廉价农民工的充分供给，促进了我国劳动密集型加工业的发展。中国正在成为一个“世界工厂”。
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外商资本纷纷将劳动密集型加工业转移到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从而实现了港台资本、沿海地区土地和中西部地区大量廉价劳动力的相互结合，创造出极高的生产力。农民工对流入省、区、市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据测算，一个农民工在珠江三角洲等发达地区的贡献，折合成GDP约为全年3万元左右，除去自身的消费和带回家乡的费用，还剩余1.5万元至2万元左右。[3]在我国之前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例如亚洲“四小龙”，他们在国际产业转移中曾经发挥了劳动力资源的优势，如今“四小龙”工资水平已经提高了，一些发达国家的产业开始向我国转移。东南沿海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发展之所以很快，就是因为接受了国际产业转移中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有效地利用了农民工这种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国际资本直接参与剥削农民工，农民工的素质虽然较低，但仍然有较强的竞争力就是因为有廉价工资，他们的工资不仅远远低于“四小龙”国家和地区工人的工资水平，而且低于中国城市一般工人的水平。中国“世界工厂”地位的确立，不是依靠国际资产阶级的恩赐，不是依靠城市国有企业职工，而依靠的是中国农民工。
农民工劳动力商品化，推动了劳动产品商品化进程。农民工的工资性收入和汇回款拓展了农村市场。农民工的经济作用在于创建了一个新的产业部门，即以劳动密集型的消费品为主体的工业部门，实现了国民经济结构的三元化，改变了中国经济流程图，绘制了一张新的社会再生产的经济表。这个新出现的部门不仅受整个宏观经济制约，也会深刻影响到宏观经济运行。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已经不可能不考虑到农民工的巨大作用了。
农民工的出现使中国劳动阶级发生了新的分化。在农村是农民阶级与农民工阶级的分化，这对于农村经济社会的影响极为深远，标志着中国农民作为一个没落阶级终于走到了尽头。在城市，以农民工为新式工人阶级，同城市传统工人阶级发生了分化，工人阶级队伍二重化了。工人阶级这两个部分在众多行业展开激烈的就业竞争，其结果：一方面大批传统工人阶级下岗失业了；另一方面各大城市出台的农民工就业限制政策把农民工挡在许多行业之外。工人阶级内部的残酷竞争，使资本获得丰厚的利润。各阶级利益矛盾因农民工阶级的出现而更为复杂，如何协调各阶级利益关系，构建和谐社会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
小农意识是小农经济条件下的个体农民意识，当农民工刚刚从小农经济中分化出来与现代工业生产结合在一起时，传统与现代产生了对抗，小农意识与阶级意识形成尖锐的矛盾。一方面，小农意识作为对历史上专制统治阶级意识的依附，现在转变为对资本统治的依附。另一方面，农民工与农民不同，现代工业生产方式把农民工结为一个组织性纪律性高度统一的阶级，在和资本统治互动过程中迫切要求形成阶级意识，小农意识在延续了两千多年后终于开始了其瓦解的过程。
农民工是中国农民发展的最高阶段。农民工的出现，具有结束两千多年农民史的深远意义，具有改变世界经济格局的全球意义。其所带来的巨大作用和诸多问题，理所当然地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不论是学者还是政治家都希望了解和认识农民工的前身、成因、类型，了解这个阶级的经济地位和作用、政治影响和前途、传统意识和阶级意识，了解这个阶级同其他阶级的关系与发展趋势。尤其是“民工潮”、农民工工资拖欠、“民工荒”引发的热点问题，更是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但对农民工的系统研究还远未展开。即使是初步的研究，绝大多数是社会学性质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基本上被忽略了。
政治经济学作为舶来品传入中国，如果自严复翻译《原富》算起，有一个世纪了。20世纪上半叶基本上译介外国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翻译，特别是《资本论》的翻译出版。新中国成立后，先是苏联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被奉为圭臬，整个李嘉图学派之后的西方经济学一律以庸俗经济学对待，只作批判而不作研究。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经济学被大量译介到中国，逐步在大学课堂占据重要地位，任何一本美国经济学原著或译著在中国都有绝好的销路，而苏联政治经济学则被视为教条主义的代名词。这种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使经济学界自身的不成熟性充分暴露。苏联与美国经济学对于揭示其本国经济矛盾自然是有道理的，却未必适合中国。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学在走自己的路上取得了可贵的成就。按照中国政治经济学确立的主体、主义和方法对中国农民工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一方面对于推动农民工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另一方面对于中国经济学内容的丰富和体系的完善不无价值。
农民工问题的复杂性为检验中国经济学的立场、观点与方法提供了绝好的试验场，同时又为丰富中国经济学提供了素材。在农民工阶级那里，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城市与乡村的矛盾、农民与工人的矛盾、农业收入与工资收入的矛盾、小农意识与阶级意识的矛盾、国内与国际的矛盾汇集一身。如何认识这些矛盾，如何把握这些矛盾的层次和矛盾体系，如何根据这些不同的矛盾规定政治经济学概念，如何从这些矛盾运动的趋势中把握经济规律并预测下一步的发展，都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任务，也是构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
农民工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于推动农民工问题的最终解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应当说，农民工问题首先是个经济学问题。农民工是中国劳动者从农民向雇佣工人发展的一种过渡形式。劳动者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体。“政治经济学是特定阶级对经济矛盾的理论规定，也可以说是揭示与论证经济学矛盾的科学”。“一个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对经济矛盾的研究，实则一个社会群体的代表的研究，是代表一个社会群体表达其经济利益和意识，并由此来规定经济矛盾的”。“研究者及其所代表的社会群体是研究的主体，经济矛盾作为研究对象是包括研究主体在内的经济利益关系”。[4](P2-4)农民工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所确立的主体就是农民工阶级本身。这种研究要站在农民工立场上表达农民工的经济利益和意识，并由此来规定经济矛盾，探求依照劳动者，在此就是依照农民工利益解决矛盾的途径。遗憾的是，对于农民工的研究，政治经济学远远落后于社会学。
农民工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于廓清在农民工问题上的错误认识，主要是西方发展经济学的错误认识同样具有理论意义。发展经济学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二战结束后发展起来的一个分支学科，其研究对象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战后产生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发展本民族经济，如何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成了它们共同面临的问题。它们所能借鉴的的确也只有发达国家早期的经验。但实践证明，由于发达国家早期发展的经验成形于特定的国内国际条件下：有雄厚的原始资本积累、有全球尚未开拓的资源与市场、有本国和世界各国廉价劳动力、还有世界范围的农业作为少数先进工业国的基础、无需应对外来侵略的压力，等等。这些条件在战后发展中国家普遍不存在。盲目照搬发展经济学的“模式”给发展中国家造成了巨大损失，不是陷于农业衰落，工业发展停滞，就是经济结构进一步走向单一。有的发展中国家竟依赖一两种资源产业构成整个国民经济，经济结构的脆弱性注定为新殖民主义推行创造了条件。由于这种政策的失败，发展中国家农民向工人转变的过程远未完成，劳动者的发展包括素质技能和社会地位都未能得到相应提高。还有的国家，由于城乡差距拉大，又没有严格控制人口流动，结果在城市形成大量贫民，农民向工人转变的过程同样没有完成。在经历了这一沉痛教训以后，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发展中国家开始探索符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
中国改革开放伊始，同样面临发展问题，劳动者如何从农民转变为工人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一环。中国在这一阶段开始引进发展经济学，但受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与国情限制，发展经济学危害在现实层面还不大，但在理论上形成了许多混乱认识。例如，发展经济学把劳动者仅当一种资源配置，这种配置的主体当然是资本，资本雇佣劳动被轻描淡写地说成是“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发展的动力源于城市现代部门追求利润的动机；而城市资本所以能吸引农民，在于城市收入比农村收入高，形成一种“峭壁”。实际情况是，中国经济发展以人为本，人不是资源，更不能像物一样被资本力量随意配置；中国经济发展的出发点与归宿点都是劳动者的发展；发展的动力不是来自对物的追求，而是来自人自身发展的需要，不是资本“吸纳”人，而是人“引进”资本。工资收入与农业收入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二者差距不是“峭壁”而是“沙滩”。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中，农民工作为中国劳动者发展的特殊形式显露出发展的国度性特征。对农民工的政治经济学考察，可以消除发展经济学带来的许多认识上的迷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