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制与私有制的效率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私有制论文,公有制论文,效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社会各界对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的问题十分关注，针对国有企业亏损的原因以及国有企业走出困境的出路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众多的经济理论工作者、政府官员和企业界人士纷纷对国有企业亏损的“病因”进行“诊断”，尔后开出各自的“处方”，以期使国有企业扭亏增盈。在这场讨论中，引发了一个与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以及与经济体制改革的成败密切相关的重大理论问题，即所有制与效率的关系问题。本文就此问题谈些粗浅看法。
一、私有制与效率
私有制与效率究竟是什么关系？两种不同的逻辑推理得出截然不同的两种结论。
多年来，我国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认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中，在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上有一个剥削阶级横插其间。生产资料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剩余劳动归少数人占有。生产资料私有制所决定的分配方式的剥削性必然压抑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创造性以及潜在才能的发挥。因此私有制企业的低效率运行是逻辑的必然。另外，就宏观经济来说，由于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的本性必然导致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严重的社会需求不足，因此生产能力的闲置和社会资源的浪费必然是私有制经济运行的逻辑后承。简而言之，私有制导致效率低下，无论是微观的企业效率，还是宏观的社会效率。
西方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和我国主张私有化的人认为：在社会生产的大多数领域，私有制比公有制更有效率，解决效率低下的根本出路在于私有化。其主要的理论依据是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的“团队生产”(Team produetion)理论和制度学派的“市场交易费用”理论。
阿尔钦和德姆塞茨认为，现代企业中的生产活动是各种要素的合作性生产即“团队生产”。在“团队生产”中，其最终产出不是每一个参与合作的单个要素的分产出之和，生产要素也不属于同一个人。仅仅观察总产出很难确定单个人的贡献。因此“团队生产”存在很强的外部性，即某个队员偷懒，却可以把由此造成的损失分摊给全体队员，自己只承担很小的部分。相反，某个队员努力工作，其成果也会由全体队员共享，自己得到的不足以补偿付出。“团队生产”的这一特点不可避免地导致队员的“搭便车”动机和偷懒倾向，使企业丧失效率。防止“团队生产”中的偷懒和“搭便车”的根本方法就是实施有效的监督。而能够实施有效监督的只能是私有制企业。在资产所有者亲自经营的企业中，所有者为追逐尽可能多的利润必然实施有效监督是不言自明的。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在合作投入的所有者委托代理人经营的企业中，谁来监督代理人使其具有足够的动力履行自己的职能呢？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授于代理人享有团队的残余产品或残值(扣除支付其它要素所有者报酬后的余额)的权利。这样代理人就获得了一种作为监督者不再偷懒的追加的激励。监督的专门化加上他对作为一个残余权利者身份的依赖，将使偷懒减少。可见私有制企业保证了监督者获得团队生产中的残余产品，从而有效地解决了“团队生产”中的外部性问题，提高了企业的效率。
私有化的倡导者不仅利用“团队生产”理论论证私有制导致微观效率，而且还利用市场交易费用理论论证私有制比公有制更能增进宏观效率。其主要逻辑论证是，市场配置资源是通过资源的市场交易实现的，在交易中不可避免会产生交易费用。而交易费用的高低与产权的独立性和产权界定是否清晰密切相关。资源所有权界定得愈清晰、其独立性愈高，交易中的障碍便愈少，从而交易费用便愈低。私有产权制度是界定最清晰、独立性最强的产权制度，因而其交易费用最低。由于私有产权制度下的资源配置可以节省大量交易费用从而减少社会资源耗费，因此私有制有利于提高宏观经济效率。
笔者认为，所有制与效率的关系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我们既不能简单地将私有制和高效率划等号，也不能简单地将私有制和低效率划等号。
我们首先讨论私有制和微观效率的关系。一个企业效率的高低取决于三个因素，即活力、动力和压力。这里运用的活力概念是狭义的，即表现为企业能独立自主、自主经营，对市场信号能灵敏地作出反应，制定出正确的经营方略，无疑私有制企业是具备这一活力特征的。企业的高效运行还源于动力因素，既要求经营者的动力，又要求劳动者的动力。在私有制下，由于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的本性，因此经营者的动力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至于劳动者的动力，由于在私有制下劳动者不具有获得剩余产品的权利，因此劳动者动力不足的确是企业提高效率的最大障碍。企业提高效率，还须运用压力因素。在私有制下，市场竞争的压力迫使经营者沤心沥血、想方设法提高企业效率以避免企业破产是不言而喻的。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和常备的失业大军对劳动者构成的具大压力在客观上制约了劳动者在工作中的“偷懒”倾向。从以上分析可知，私有制对微观效率的提高存在着活力优势、压力优势和经营者的动力优势，只有在劳动者的动力方面存在较大劣势。无论是泰勒科学管理理论的走红，还是行为科学理论在三十年代的兴起，都客观地说明了资产阶级看准了私有制影响效率提高的关键所在。他们不仅利用物质分配手段来激励工人的动力，同时也利用诸如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赫兹伯格的“双因素论”等行为科学的研究成果来激励工人的动力。战后一些资本家及其代理人在企业中推行民主管理、给工人送生日蛋糕、上下班迎送工人等等都是极好的例证。总之，从总体上说，当代的私有制企业在提高效率方面的确存在较大优势，现实经济生活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对此我们不能视而不见。
其次我们讨论私有制与宏观效率的关系。笔者认同私有制与宏观效率低度相关的结论。第一，在私有制经济运行下，单个私有企业是以追求私人利益为其行为功利目标的。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完全出于利润最大化的考虑，这就不可避免造成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导致宏观经济的低效率运行。第二，两极分化、贫富悬殊是私有制经济运行的逻辑后承。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扩大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一直是困扰资本主义经济宏观效率的一个不可根除的病根。第三，在一些特殊生产领域，例如在具有自然垄断性行业，若产品由私人企业提供，则私人企业为了获得最大利润，必然提高价格而限制生产，结果造成资源配置的无效率和社会福利的损失。或许有人会说，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中，资本主义国家不是通过干预经济生活解决了上述矛盾吗？笔者认为，对此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其一，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经常化、全面化而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在一定时期内的相对稳定发展不能说明私有制和宏观效率相通，而恰恰是私有制导致宏观经济低效率的逻辑证明。其二，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加强只能使资本主义经济的固有矛盾在一定时期内有所缓和，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本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滞胀局面就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二、公有制与效率
公有制与效率究竟是什么关系？是二者相悖？还是逻辑必然？对此也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两种结论。
我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逻辑分析认为，第一，生产资料公有制实现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使劳动者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它消除了按资本占有量分配剩余产品的分配方式，实行按劳分配。剩余产品归劳动者占有，为劳动者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服务。因此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性得以充分的发挥，成为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巨大动力。第二，在公有制经济中，劳动者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为全社会兼顾微观效率和宏观效率打下坚实基础，能够克服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使宏观经济得以健康高效运行。
倡导私有化的人认为：坚持公有制和追求效率是个“两难”问题，追求效率就必须放弃公有制，坚持公有制必然导致无效率。其主要理论依据如下：其一，在微观经济领域，因为公有制企业的生产也是“团队生产”，因此企业生产中必然存在很强的外部性。在这种条件下，即使生产者是企业的主人，也难免具有“免费搭车”的动机和偷懒倾向。因此在公有制企业中，要想克服偷懒、提高效率也必须赋于监督者(公有资产的各级代理)获取残余产品的权利，以实施有效的监督。然而在公有制企业中，由于所有的人员都是企业的主人，任何人都没有理由获取残余产品。因此公有制企业缺乏有效监督生产者和经营者的机制，从而导致无效率。其二，公有制下的产权制度的最大特征是产权不独立、界定不清晰，且不可分割，因此在产权交易中存在种种障碍，从而产生大量交易费用。由此断定公有制也和宏观效率无缘。
笔者认为：我国的政治经济学对公有制与效率的关系的逻辑分析过于简单笼统，和社会经济生活的实际贴近不够。面对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和宏观经济的失衡的现实显得苍白无力。这也不足为怪，因为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把分析问题的基点仅放在价值判断上，目的是为了论证公有制的优越性，论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以此来坚定人们的社会主义信念。当然这是必要的，也是应该的。但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把理论分析仅仅停留在这个层次和领域显然是不够的。不能满足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对理论的要求。倡导私有化者由直线逻辑判断得出公有制必然导致无效率的结论也未免过于武断。其实，面对公有制和效率的关系问题，我们既不能简单地说公有制必然导致高效率，也不能简单地说公有制必然导致低效率。公有制为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高效率运行提供了必要的前提，但决不意味公有制是效率的充分必要条件。问题的关键在于采取什么样的公有制实现形式。
传统公有制实现形式下的企业效率低下原因并不在于公有制本身，而在于我们采取了不适当的公有制实现形式。没有建立起使公有制企业高效运行的激励约束机制。倡导私有化者断然结论公有制不能解决“团队生产”中的“免费搭车”动机和偷懒倾向，不能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未免过于霸道。当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寻求高效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决非轻而易举。解决公有制企业的活力、动力和压力不足的问题的确在很多方面要难于私有制企业。首先，在私有制经济中，对企业的经营不会存在过多的行政干预，而在公有制下处理好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是个极大的难题。其次，在私有制下，资本的本性迫使企业接受来自市场的商业约束和财务约束，减少软约束现象，而在公有制下，要想使企业接受的约束硬化起来的确有很大的困难。再次，在公有制下寻找一种对经理的有效监督来代替现存的无切身利益的政府官僚监督也决非易事。以上的分析只是为了说明寻求高效的公有制实现形式步履艰难，决不意味低效率是公有制的逻辑必然。因此，我们在寻求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时，一定要解放思想，突破传统公有制理论观念的思维定式，不要仅在传统理论定义的公有制框框中绕圈子。最近周昭同志提出的国民基金计划的设想对我们寻找高效率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就很有启发意义(请参阅《经济研究》1995年第1期)。
私有化的倡导者以公有制经济下产权不清晰、不独立、不可分割而导致交易费用过高来论证公有制必然造成宏观效率低下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其实公有制在许多方面对宏观经济的高效运行比私有制具有明显优势。第一，公有制经济的运行不会引起两极分化、贫富悬殊，不存在需求不足的问题。第二，在公有制经济下，国家宏观调控的力度要大大高于私有制经济下的调控力度，从而更能有效地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第三，在自然垄断性行业，由公有产权主体来垄断能使资源的社会利用程度提高。任何私有产权主体受利润机制的驱动都有滥用产权以获取高额利润的倾向。在产权滥用的前提下，必然不合理地增大消费者所支付的成本，降低资源利用效果，最终影响社会福利水准的提高。而公有产权主体与私有产权主体不同，它更着重的是满足公众福利要求的程度。因而公有制经济在这些行业有利于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宏观经济效率的提高。我们不否认在传统公有制实现形式下产权制度的弊端给效率的提高设置了许多障碍，不否认在当今体制转换时期现存的公有产权制度具有较高的交易成本，同时也不否认在传统公有制下单纯利用计划手段来配置社会资源造成产业结构的失衡，从而影响了整个宏观经济效率的提高。但决不能把这些问题归罪于公有制本身。我们完全可以在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前提下，通过产权制度改革，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利用市场和计划两种手段来配置资源以提高宏观经济的运行效率。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私有制在一定范围在某些方面对于提高企业的效率的确存在一定优势。但是两极分化、贫富悬殊是其不可克服的逻辑必然。任何一种经济制度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无从谈起整个社会经济的高效率运行。因此，寻求提高经济效率的出路，我们只能在实现高效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建立完善的激励约束机制上进行艰苦探索，企图通过全面私有化来提高效率的路子走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