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斯林启蒙思想家赛义德的矛盾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穆斯林论文,矛盾性论文,思想家论文,赛义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赛义德·阿赫默德·汗(Sir Sayyid Ahmad Khan 1817-1898，以下简称赛义德)是南亚次大陆19世纪中后期重要的穆斯林现代化启蒙者、教育家、宗教改革家和政治活动家。正如巴基斯坦学者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帕沙(Mohamed Abdulla Pasha)所说，“赛义德的性格是复杂的”①。不论在其生活的年代还是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学界对他思想的评论一直难以达成共识。赛义德思想复杂性的一个表现是矛盾性，这从阿里加穆斯林大学的校服设计中可见一斑。
赛义德第一个把校服引入印度现代教育机构。在他创办的阿里加穆斯林大学中，要求学生身着印度式的高领长袍和长裤，脚上穿系带鞋和短袜，头戴土耳其奥特曼帝国时期的毡帽。其中长袍和长裤是印度的传统，系带鞋和短袜是英国的传统，毡帽是伊斯兰的传统。这种别具匠心的服装设计反映了赛义德希望将印度、英国、伊斯兰三种文化兼容并蓄的愿望，但最终却呈现出不伦不类的矛盾状态。本文以赛义德思想的矛盾性为论题，首先阐述其思想矛盾性的表现，然后再对原因进行分析。
一、矛盾性的表现
赛义德思想的矛盾性集中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对英国殖民统治者的态度
从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开始，赛义德对于英国殖民统治者基本上采取了亲近的策略。
当时印度穆斯林在英国殖民统治下陷入极度悲惨的境地。一方面，由于莫卧儿皇室彻底被消灭，印度穆斯林恢复昔日帝国的幻想也随之破灭，从而陷入绝望状态。另一方面，英国统治者在占领印度之初就把印度穆斯林看作首要的敌人，起义中一些穆斯林的极端表现更使得英国人极度恐慌。因此，英国人一重新控制局面就对印度穆斯林采取严厉的制裁。政府通过剥夺田庄等措施使大量印度穆斯林失去了生活来源，其中许多人沦为乞丐。
作为印度穆斯林群体中的一员，赛义德从起义失败的后果认识到，相对于印度穆斯林来说，英国人因拥有领先的技术和军事力量而占据绝对的优势地位。因此他对英国殖民统治者将印度穆斯林作为潜在敌人进行压制和打击感到焦虑。他意识到必须填平英国殖民统治者和印度人特别是和穆斯林之间的鸿沟，从而为印度穆斯林争取生存空间。为了改变印度穆斯林的悲惨境遇，从1858年开始，他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以拉近印度穆斯林与英国人的距离。
第一，他试图对1857年大起义做出解释，以化解英国人和印度穆斯林的矛盾冲突。1858年他写了《印度叛乱的原因》(Causes for the Revolt of India)一书。赛义德将大起义原因总结为：统治国家的高层委员中没有一位代表印度人的意见，政府对于宗教信仰的干涉造成了人民对政府的不信任，以及英国人和印度人社会交往不够等几个方面。他建议政府应该首先争取人民的友谊，并呼吁统治者采取相对有利于人民的统治政策。这样就巧妙地将起义原因归于英国殖民统治者和印度人民间的相互沟通和信任问题，避免了对印度穆斯林群体在起义中所起作用进行单独探讨。
第二，他尝试说服英国统治者相信印度穆斯林接受其统治的忠诚。1858年，英国女王在大起义后宣布取消东印度公司的特权，并对印度实行直接统治和进行大赦。为此，赛义德在穆拉达巴德(Muradabad)带领5000名印度穆斯林集体向女王表示效忠，称英国人是公正的统治者。1860年他写了《忠诚的印度穆斯林名单》(An Account of the Loyal Mohammedans of India)。在书中他不仅声称印度穆斯林是英国统治者最忠诚的臣民，还列出了1857年-1858年效忠英国统治者的印度穆斯林名单。
第三，他努力营造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的和谐关系。1862年赛义德完成《一个穆斯林对圣经的注释》(The Mohammedan Commentary onthe Holy Bible)。书中指出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存在许多共同点，以此作为印度穆斯林和英国统治者和谐关系的基础。1869年至1870年，赛义德访问英国，在此期间他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在在伦敦出版了介绍穆罕默德生平和其作为的论文集，以此向人们展示伊斯兰教对于世界的贡献，希望纠正欧洲人对于伊斯兰教的偏见。
第四，他努力争取把英国统治者变为印度穆斯林利益的保护者。1890年，赛义德征集了70个城市的40000名印度穆斯林联名上书英国下院，要求在立法会议组成上照顾穆斯林。他还请求殖民当局在任命政府官员时照顾穆斯林，给予他们更多担任公职的机会，以便与印度教徒保持平衡。
然而，赛义德对于英国并非一味屈从。他曾因英国政府收税官珀洛克(Pollock)言语和行动中表现出来的对印度人的蔑视而与之公然冲突，甚至因此缺席副总督的宴请。他反对政府对印度人民使用武力，认为英国殖民政府要统治整个国家，需要与这里的人民保持一致而不是只使用刀剑。1870年，赛义德由于不满英国人对待印度人的态度而撰文进行抨击：“可怜的印度人将继续成为英国人用脚踢、用棍子敲的受害者吗？如果这样，那么在英国的管理下宣称生活安全则是不正确的。”②
赛义德的言词中也不时流露出对于英国统治下印度穆斯林未来的绝望之情，以及与他与英国殖民政府分庭抗礼的意愿。他在去世前不久曾无比沉痛地说：“就我看来，这个时间还没有到来，也许永远不会到来，那就是我们的英国朋友，征服了这个国家并且理所当然以此自豪的统治者，会屈尊和一个被征服的印度人坐在同一条椅子上，哪怕这个印度人渴望履行职责并渴望获得和他的高级职位相符的荣耀与尊严。如果印度人想如同一个诚实、教养良好的绅士那样保持他的自尊，他的生活将会无法想象……”③1888年3月14日他在密拉特(Meerut)的一次演讲中号召印度穆斯林通过学习西方科学技术，逐步夺回属于自己的权利。“试着去夺取那些英国人从(我们)国家的产品中正享有和获得的利益。告诉他们：‘别再这样做了。我们会自己将皮革运到英国，然后在那里销售。别再采集我们国家的动物骨头，我们会自己采集它们，然后运往美国。别再往船上装我们国家的玉米和棉花，我们会(把它们)装上自己的船，然后亲自把它们运往欧洲！’”④
从上述赛义德对英国殖民统治者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和他发表的言论来看，他对殖民统治者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害怕与之对抗会摧毁印度穆斯林的生存空间，于是试图通过努力取得他们的信任，促使殖民政府的政策一定程度上向印度穆斯林倾斜，保护他们的利益。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印度穆斯林，他又对英国人的傲慢态度和他们对印度人的蔑视和侮辱感到愤慨，为他们在印度牟取的利益感到不甘，因而发出反抗的呼声。
(二)对印度教的态度
赛义德对印度教及其教徒的情感是复杂的。由于在印度长期从事法律工作，他熟悉印度教法，并深入研究过吠陀、奥义书等印度教经典文献。当他看到印度人民作为一个整体生活在苦难中时，他把印度教徒看作和印度穆斯林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接受同一个统治者的治理，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兄弟。他多次提到，印度穆斯林和印度教徒都是印度人，他们长相相似、行为相仿，他们依赖同一片土地为生。在他的许多演讲中他都宣称他对印度的忠诚和他对印度教徒的友谊，把印度教徒称作兄弟。当他看到印度教徒和印度穆斯林遭受灾难的时候，他把解决二者面临的困难当作自己的责任。因此1860年当穆拉达巴德发生饥荒时，赛义德立即开办了救济所，对上千名印度教徒和印度穆斯林提供了平等的物质援助。
然而，1867年贝拿勒斯(Benares，现为瓦拉纳西)的一些印度教领导人决定要尽可能地停止使用乌尔都语和波斯语字母，代之以印地语和天城体字母，接着，科学社的印度教成员也鼓吹要将发行的书籍改成用印地语出版。这件事使赛义德受到了巨大打击。因为他一直将乌尔都语看作联系印度教徒和印度穆斯林的文化纽带，彼时这个想法破灭了。在感到失望的同时他开始对印度教徒和印度穆斯林真诚和平相处的可行性产生怀疑。他这样说：“现在我相信这两个群体在任何事情上都将不可能真诚地共事。现在，他们之间还没有公开的敌意，但是由于这些所谓‘受过教育’的人，敌意将在今后迅速增长，现在活着的人就将看见。”⑤
之后，印度国大党提出成立统一的代议制政府主张，更使赛义德对印度教徒的手足之情转化为对潜在威胁力量的警惕。由于印度教徒的启蒙改革比印度穆斯林要早近半个世纪，印度穆斯林在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都要比同时代的印度教徒落后很多。19世纪70年代在印度政府管理部门，受过现代教育的印度教中产阶级几乎垄断了所有的位置。教育发展也很不平衡，1867年印度通过大学本科和硕士研究生考试的学生为88人，但全是印度教徒，印度穆斯林的通过率为零。⑥另据1878年的统计，当年全印法律、文学、工程、医学等学科的毕业生中，印度教徒3115人，穆斯林57人，只占1.1％。⑦不论从当时的社会地位还是从未来的发展趋势来说，印度穆斯林相比于印度教徒都是绝对的弱势群体。赛义德从乌尔都语和印地语的争论中得出结论，认为一旦印度教徒掌握了权力，是不会考虑印度穆斯林的利益和感受的。因此，出于对印度穆斯林群体利益的考虑，赛义德把国大党称为印度教徒组织、为印度教徒谋私利的工具，号召印度穆斯林不要加入国大党，坚决反对国大党的提议。他还于1888年建立了印度爱国者联合会组织，其主要任务就是攻击国大党。
然而，虽然政治权力的分配让赛义德对印度穆斯林的前景焦虑不已，他在内心感情上仍然希望与印度教徒保持和平亲近的关系。他说：“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热切地盼望着在印度的这两个群体(指印度教徒和印度穆斯林)中友谊和团结的存在，以及一者必须帮助另一者。我经常说印度是一个新娘，她的两只眼睛分别是印度教徒和印度穆斯林，她的美丽在于两只眼睛同样富有神采。”⑧于是，一旦印度穆斯林民众和印度教民众发生冲突，他就尽可能地阻止。1882年达耶难陀·萨拉斯瓦蒂(Dayananda Sarasvati)成立的护牛会以穆斯林宰牛为由挑起了印度教徒和印度穆斯林之间的敌对情绪。赛义德立即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号召穆斯林不要宰牛，指出与坚持宰牛的权利相比，维护与印度教徒之间的精诚团结要好得多。1897年，当赛义德听说阿里加穆斯林大学的学生们宰牛，他不顾81岁的高龄立即骑马前去制止，并规定无论他生前还是死后阿里加穆斯林大学都要保持不宰牛的传统。
由此可见，赛义德就其本身的情感来说倾向于促进印度教徒和印度穆斯林的团结，但是，他捍卫印度穆斯林群体利益的决心和他对印度穆斯林生活前景的担忧又使其屡屡采取了将印度教徒视为印度穆斯林的潜在威胁这一立场。在对待印度教徒的态度上，他时而温和，时而强硬，印度穆斯林的群体利益始终牵动着他敏感而矛盾的神经。
(三)对伊斯兰世界的态度
作为一个印度穆斯林，赛义德在处理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上也表现出一定的矛盾性。一方面，他认为穆斯林是一个不分地域的利益群体，一切穆斯林皆兄弟。但另一方面，赛义德又看到，在忠于同一信仰的前提下，穆斯林由于地理分布和历史遭遇的不同，彼此之间又有截然的分别。他强调生活在印度的穆斯林是一个单独的群体，强调他们的独特性，努力使印度穆斯林与整个伊斯兰世界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当英国发起了对土耳其和中东地区伊斯兰国家的战争时，赛义德立即指出土耳其等国虽值得同情，但他们本身也有不足之处。他声称自己是反对“泛伊斯兰主义”的，号召印度穆斯林从历史中吸取教训，采取正确的行动，不要被泛伊斯兰主义伪装下哈里发的布道所迷惑。从印度当时的特殊形势出发，他特别强调印度穆斯林对土耳其的哈里发没有效忠的责任和义务。1897年，土耳其在战争中打败希腊，印度的一些穆斯林为土耳其的胜利而欢呼雀跃，赛义德却出来进行阻止，提醒他们由于英国对此事的态度还不明朗，庆祝要有节制。在此，他向印度穆斯林传达的信息是他们应该以解决印度国内穆斯林的问题为第一要务，以防止印度穆斯林与伊斯兰世界过于亲近影响到他们和英国殖民统治者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和谐关系，重新陷入生存危机。
二、矛盾性的原因
从以上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赛义德对于英国殖民统治者、印度教以及伊斯兰世界的态度有其矛盾复杂性。而印度穆斯林群体利益的变化始终是他立场转变和态度变更的晴雨表。1868年，在一次演讲中赛义德宣布了印度穆斯林的“三点策略”。包括(1)建立穆斯林“印度穆斯林”的身份意识是极为重要的。(2)印度穆斯林有必要表明对祖国印度，他们出生地的绝对的忠诚，为了后裔着想，必须巩固他们“印度穆斯林”的身份。(3)对政府法律绝对服从，用实际行动宣称和显示印度穆斯林对英国统治者的忠诚。⑨在这里，赛义德多次强调认清“身份”的重要性，也为我们更为深入地探讨他思想矛盾性的原因找到了一把钥匙。
每个文化主体都有其特定的文化身份，大致包括三个方面：(1)个体种族文化身份，主要指一个人生而有之的性别、人种、籍贯等生理、自然文化属性；(2)社群地域文化身份，主要指个体在一定的社会生活环境中形成的世界观、人生观、审美观、宗教信仰、价值取向等群体文化属性；(3)民族国家文化身份，主要指人的民族归属感、国家认同感、政治倾向性等由文化主体认同的政治文化属性。结合赛义德给印度穆斯林提出的三点策略，我们可以归纳出他的三种文化身份的定位，即印度人、穆斯林、英国殖民统治下的臣民。正是这三种文化身份在赛义德身上表现出来的特殊性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使赛义德在处理与英国——印度教——伊斯兰世界的关系时踌躇不定。
(一)对英国殖民统治者的靠近与疏离
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穆斯林中，赛义德的身份比较特殊。19世纪后半期，仅有少数的穆斯林能在英国政府尤其是法律系统内供职，而赛义德从1841年被任命为曼普里(Mianpuri)的副法官到1876年从贝拿勒斯的法庭退休，一共在英国殖民统治者法律系统内工作了35年。再加上他1837年至1841年在东印度公司刑事部门工作的经历，他在英国行政机构中工作的时间将近40年。另外，1878、1881年他两次被任命为总督立法会议成员，实际上也在英国殖民统治者的权力中心发挥作用。
这样的经历作为印度穆斯林在当时是极为少见的。自从印度变成英国的殖民地，原来作为统治阶级的印度穆斯林就在行政、军事等方面骤然失势，被英国人当作打压的对象。1837开始，英语取代波斯语成为印度殖民政府和法院的工作语言，原来在军事、财政、司法等政府部门担任重要职务的穆斯林逐步被清洗出去。英国官员亨特谈到：“对穆斯林的排斥做得那么彻底，以致在加尔各答政府各部门中，他们休想得到一个比仆役、信差、灌墨水者和修笔者等勤杂工更高的职务。”⑩
由于工作上的便利条件，与一般穆斯林仅看到殖民统治者的暴力、排斥不同，赛义德能感受到英国的政治制度、教育体制和科学技术的优越性，能接触西方自由、平等、民主的观念。同时这种近距离接触也使他与普通印度穆斯林相比，对当时英国和印度的实力悬殊有更清醒的认识。前一种感受给予他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他致力于在教育和政治等方面极力争取印度穆斯林与印度教徒的同等地位。后一种感受则让他有了一个判断，即认为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很难有终结的一天。然而，在自由平等思想的熏陶下他又不愿放弃自己的希望，即有朝一日，当印度人都获得了现代化的知识，并紧紧团结在一起，那时印度就将体现出它自己的诸多优势，印度人(包括印度穆斯林)将重新获得与英国人平起平坐的地位。
由于希望尚存，他审慎地为印度穆斯林选择了以温和方式靠近英国统治者，进而寻求保护的策略。这种策略在当时确实取得了一些成效。比如从19世纪70年代末开始，英国殖民统治者对印度穆斯林的政策从打压转为扶助。1885年总督杜富林要求各级地方殖民政权在选用文官时尽力优先照顾穆斯林，并授意高等法院在任命法官时也这么做。
然而，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的一些事情又使赛义德意识到在殖民政府统治下作为“穆斯林”实现希望的可能性极为渺茫。首先，虽然身为英国殖民政府的高级官员，他仍然是不被信任的。早在19世纪50年代末期，赛义德为缓和印度穆斯林与英国人的矛盾写下了《印度叛乱的原因》一书，但这一善意的行动却遭到殖民政府官员的私下审讯，且这本书一直到1873年才得以正式出版发行。其次，即使赛义德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英国统治者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对印度穆斯林的敌意。1872年2月，当时的印度总督马约(Mayo)在安达曼岛被穆斯林狂热分子杀害。于是殖民政府掀起轩然大波，怀疑印度穆斯林即将反叛女王，印度的英国媒体更是公开地质疑穆斯林对英国政府的忠诚。通过这些事情，赛义德认识到英国人对穆斯林的支持只是他们经过精心考虑而施展的手腕，因此他在靠近中又保持着疏离。
屡次遭到怀疑和不被信任让赛义德对于自己的“希望”从乐观的探寻逐渐转向绝望。他对英国殖民统治者态度的矛盾性正是这一引而未发的心绪的写照。
(二)与印度教和伊斯兰世界的隔膜
赛义德曾说，“我是一个穆斯林，一个印度的居民但属于阿拉伯种族。”(11)对于他来说，家园无疑是一个双重含义的结合体。
首先，伊斯兰世界是赛义德精神的“家园”，他虽然没有在阿拉伯半岛和伊斯兰教国家生活的经验，却从先祖们带来的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中感受到了伊斯兰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与滋润，生出一种天然的情感认同取向。他出生于一个穆斯林贵族家庭，从小接受的是伊斯兰教的传统教育。1846-1854年，他花费近10年的时间在伊斯兰教经典中孜孜不倦地吸取养分，还从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了大量的宗教、历史、文学、天文和地理著作。赛义德对伊斯兰文化的本能认同说明了伊斯兰文化是他“文化之躯”生长不可或缺的养料，其文化根须深植于伊斯兰的精神家园中。
但是，他还有另一个“生母”印度。自从8世纪穆斯林军队向南亚次大陆的远征开始，随着商业交往和军事征伐，一批批穆斯林远离故土，来到印度生活、繁衍。赛义德的祖先正是这样来到印度，因此他成为出生于印度的穆斯林后裔。他一生绝大部分时候都在印度这片土地上生活，对于他来说，印度毫无疑问是他事实上的“家园”。
两种家园的结合使他有了一个明确的自我身份定位，就像他一再说到的那样，他是一个“印度穆斯林”，是伊斯兰宗教特征和印度地域性特征的结合。然而，两种家园产生的对立统一的身份又让他处在一种绝对尴尬的处境中，即无法与两种文化中的任何一种完全融合，而始终处于一种隔膜的状态。
首先，当他想完全融入伊斯兰世界时，“印度人”的身份给他制造了一重隔膜。赛义德对伊斯兰世界的疏离从他的先辈就开始了。他们远渡重洋来到印度，空间上远离了祖根。他们把伊斯兰的宗教、生活习俗、建筑风格、艺术等带到这片土地上，但同时也有一部分被印度所改变，打上了这片土地独有的印记。印度民族大起义后，赛义德曾经一度不能忍受施加于穆斯林头上的种种屈辱。他甚至想过离开印度迁徙到一个伊斯兰教国家去，但当他即将离去时，内心升腾起来的是来自祖国印度的召唤。赛义德在一次演讲中说：“我甚至起了这样的念头，逃往一个安居之地，不再面对这一切。但是不，我必须分担我国家的灾难，无论怎样的磨难我都必须去面对克服。”(12)他与生俱来的“印度人”特性让他在面对整个伊斯兰世界时无时无刻不从印度当时的特殊形势出发，强调印度穆斯林的独特性，与土耳其的哈里发和泛伊斯兰主义者划清界限，与伊斯兰世界保持着血统的亲近与事实的隔膜。
其次，赛义德常常把印度称为“祖国”。但英国对这片土地的占领激发了人们的民族意识，“印度”作为祖国母亲的形象被凸显出来，爱祖国逐渐成为印度人民的共识。然而对于印度穆斯林来说情况并没有这么简单，因为虽然他们也出生在这片土地上，但是在许多印度教徒看来他们与英国人一样，仍然是外来者。1867年贝拿勒斯的印地语和乌尔都语之争使赛义德深刻地体会到穆斯林在印度的“异类感”。他们的信仰、习俗和生活方式与印度教徒的巨大差异使他们在印度教徒占绝大多数的社会中始终感觉到不自在、不安定。他多次强调印度穆斯林是少数，就是因为在“印度人”中凸显出来的是印度穆斯林的非印度性。赛义德担心一旦英国结束了对印度的统治，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的印度教徒便会剥夺穆斯林在印度生存下去的权利。“倘若印度教徒掌握了政权机构，他们是不会让穆斯林在这个国家活下去的，即使是过低声下气的生活”。(13)于是他将“英国殖民统治下的臣民”和“穆斯林”的身份结合在一起，依靠英国的支持来维持印度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之间的平衡。
综上所述，赛义德“穆斯林”“印度人”“英国殖民统治下的臣民”三重文化身份把他和印度穆斯林送入了多种文化对话与冲突的场所中，主观上与客观上都不可能保留其中之一的完整性；而是不可避免地受到另外两者的冲击、消解、重构。所以他对英国殖民统治者——印度教——伊斯兰世界的态度必然陷入两难的矛盾境地。一方面无法摆脱对它们的本能关注，在情感上时时追忆它们，寻求着靠近和融合；另一方面又发现无处不在的疏离与隔膜，不得不与它们保持一定距离。正是英国殖民统治者——印度教——伊斯兰世界三个方向中的求索探寻和矛盾碰壁构成了赛义德三角形的封闭式的精神空间。在这个闭锁的三角中，选择任何一方作为出路都将受到另外两者的牵制，让赛义德无法解决带领印度穆斯林“向何处去”的问题。对赛义德来说，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也是他留给后继的印度穆斯林启蒙者的难题。
注释：
①Mohamed Abdulla Pasha.Sir Syed Ahmed Khan:His Life and Times.Ferozsons Ltd,Lahore,1998,P.277.
②Mohamed Abdulla Pasha.Sir Syed Ahmed Khan:His Life and Times.P.261.
③Eminent Musalmans,P.35.Quoted in Sh.Muhammad Ashraf.Modern Muslim India and the Birth of Pakistan(1858-1951).Institute of Islamic Culture,Lahore,1950,p.40.
④Mohamed Abdulla Pasha Sir Syed Ahmed Khan:His Life and Times.Ferozsons Ltd,Lahore,1998,pp.160—161.
⑤Altaf Husain Hali,Hayat-i-Jawaid(3rd Ed.)p.94.Quoted in Sh.Muhammad Ashraf.Modern Muslim India and the Birth of Pakistan(1858-1951).p.32.
⑥Sh.Muhammad Ashraf.Modern Muslim India and the Birth o f Pakistan(1858-1951).p.92.
⑦参见林承节：《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221页。
⑧Mohamed Abdulla Pasha.Sir Syed Ahmed Khan:His Life and Times.p.160.
⑨Mohamed Abdulla Pasha.Sir Syed Ahmed Khan:His Life and Times.p.153.
⑩[巴基斯坦]M·A·拉希姆等著，四川大学外语系翻译组译，《巴基斯坦简史》第四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222页。
(11)Mohamed Abdulla Pasha.Sir Syed Ahmed Khan:His Life and Times.p.126.
(12)Major-General G.F.I.Geaham.The Life And Work of Sir Syed Ahmed Khan.Oxtord University Press,London New York Dwlhi,1974,P.78.
(13)[巴基斯坦]M.A.拉希姆等著，四川大学外语系翻译组译，《巴基斯坦简史》第四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2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