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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一反三”，老师讲得少（举一），学生悟得多（反三），当是语文课堂教学追求的理想效果
2005年6月22日《中国教育报》第4版刊登了陶继新、张圣华两位记者的长文——《在语文教育的路上我们失落了什么？》，集中介绍了北京师范大学基础教育研究院特级教师韩军“新语文教育”的六大理念；“真实个性：回归语文教育‘人文’之真”；“举三反一：回归语文教育‘积累’之本”；“美读吟诵：回归语文教育‘诵读’之本”；“重文写白：回归语文教育‘文化’之本”；“文字素养：回归语文教育‘文字’之本”；“化意为字；回归语文教育‘生活’之本”。韩军老师“为语文教育寻根求本，呼唤中国语文教育返本归根”，无疑是正确的。正如两位记者所说：“百年中国语文教育，之所以起伏跌宕，跌跌撞撞，屡受指斥，根本原因就是‘失真’与‘丢本’，悖逆传统，舍本逐末，失魂落魄，悖逆五四真实自由个性做人的传统，悖逆千百年行之有效的民族语文教育传统。”笔者曾有感于中国语文教育改革，以为许多谈语文教育改革的文章深恶痛绝地批评中国语文教育传统，大多是矮人观场，人云亦云，其实对中国语文教育传统并不了解。中国的语文教育应该“首先是继承，然后谈改革”。我们中国总有那么些人，看不起祖宗，其实是对祖宗研究得不够，知之甚少。从孔夫子到朱熹，到蔡元培、陶行知、叶圣陶，我们有很多值得总结和继承的东西。读陶、张两位记者的文章，不禁拍手称快。韩军老师“中国语文教育返本归根”的主张我非常赞赏。不过，欣喜之余，仔细思索，觉得韩军老师“新语文教育”的六大理论，其思想可取而表述可商之处也有不少。今不揣固陋，仅就“举一反三”问题略陈愚见，以与韩军老师商榷，并求教于方家。
“韩军精辟概括传统与现代语文教育的区别：五四前，千年传统语文教育‘总思路’是举三反一，五四后始的现代语文教育‘总思路’却是举一反三。”且不说这样概括“传统与现代语文教育的区别”是否准确，单这“举一反三”一词的运用就很成问题。
“举一反三”语源于《论语·述而》：“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矣。’”“举一”是老师的行为，“反三”是学生的感悟能力，是老师追求的课堂教学效果。孔子重诗教，据《论语》记载，他曾称赞过两个弟子能举一反三；一个是子贡，一个是子夏。
《论语·学而》载：弟子子贡问孔子“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回答说：“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由此产生联想，又问：“《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孔子很高兴，夸奖子贡说：“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告诸往而知来者”就是说子贡能举一反三。
又《论语·八佾》载：“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孔子告诉子夏：“绘事后素。”子夏聪颖，触类而旁通。又问：“礼后乎？”孔子听了子夏之问后很受启发，称赞子夏说：“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子夏从老师“绘事后素”的回答中悟出“礼后”的道理，也是能举一反三之意。
“举一反三”，老师讲得少（举一），学生悟得多（反三），当是语文课堂教学追求的理想效果。韩军老师逆而言之，以为“学语文（言语）本是举三反一……无举三，则无反一；只举一，则永难反三，此铁律！”如何通过“举一”使学生能够“反三”是语文老师要研究的课堂教学的艺术。如果老师“举三”，学生只能“反一”，这样的语文教学才是“少慢差费”，岂不成了事倍功半？盖韩军老师想说的意思，无非是现代语文教育，老师讲得多，学生读得少，应该让学生多读（不限于课本），多积累。韩军老师算了好几笔账，其不知语文教育课时是有限的，“举一”尚且以为挤占了学生涉猎阅读的时间，何况“举三”？“韩军主张，举三为本，又不弃举一”，知韩军老师赋予了“举”和“反”以新义，“举三”是学生自举，非老师授受，否则“举一”“举三”只是量的多少，并无质的区别。但语言有约定俗成性，韩军老师反用“举一反三”，破坏了它的约定性。其实，韩军老师的这一思想理论，可以用“扩大阅读：回归语文教育‘积累’之本”来表述。
“韩军指出，举一反三，实乃学数、理、化等自然科学理科课程之路。”“语文教育东施效颦。”韩军老师“曾在不同场合，调查数千名中小学语文教师，谁通读过《论语》、《史记》、‘四大名著’，全部通读的，竟无一人。”想必韩军老师是通读过《论语》的，然而竟忘记了“举一反三”的语源。孔子的诗教，是人文还是数理？
韩军老师说，“现代语文教育痴迷举一为主，少举三或不举三，更是造成数十年来语文教坛‘不读书，唯做题’的最根本原因所在”。这样追寻现代语文教学“少慢差费”的原因，且断言是“最根本原因”，恐怕失之于肤浅，只看到了事情的表面。我觉得“造成数十年来语文教坛‘不读书，唯做题’的最根本原因”与应试教育有关，与现代教育的价值追求有关，与教育的评价机制有关，与语文教师的素质和教育理念有关，不是这样简单的事情。假如我们的教育真正做到追求国民素质的提高，假如我们的教育减轻用升学率来评价学校教育和老师教学的分量，假如我们的教师都以民族兴衰和孩子的终身发展为念，而不以个人的名利得失为意，我想，我们的教育当是另一个样子。如若不信，请看于漪、钱梦龙、魏书生、洪镇涛、宁鸿彬等老师怎样从事语文教育！
韩军老师建议：“莫执迷课本。初中与小学：课本与课外书，时间各占一半；高中：弃课本，径用像《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史记》、《中外散文百篇》、‘四大名著’等做教材。”什么是“课本”？“教材”与“课本”所指是不是相同？《辞海》解释：“课本，即‘教科书’。”“教材，根据教学大纲和实际需要，为师生教学应用而编选的材料。主要有教科书、讲义、讲授提纲等。”“教科书”对于教师来说，是教材；学生称之为“课本”，课堂施教与学习之本。以《古文观止》等做教材，不亦“课本”乎？如何说“弃课本”？韩军老师所说是选什么材料做课本的问题，而不是要不要课本的问题。我以为，“莫执迷课本”是对的，但径用《古文观止》等做教材，并不十分可取。因为韩军老师提到的几部书虽然是精品，但对于高中学生来说，还是相对偏难，不如用国家组织专家、学者编选的教科书（课本）更适宜学生学习。我的意见是，以课本为例子（叶圣陶先生说：“教材无非是例子。”），教师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合作探究，培养语感，指示读书方法，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形成创造性阅读能力，所谓“举一”；以“四大名著”等为课外阅读材料，用课堂学得的方法作指导，扩大阅读，逐渐增加积累，发展创造性阅读能力，所谓“反三”。“得法于课内，得益于课外”。这样，学生的语文能力才会逐渐提高。
至于课本与课外书所用时间，大可不必如韩军老师所说那样绝对、明确，可以灵活一些。不知韩军老师所说的“时间各占一半”是否指课时？如果是（韩军老师建议：初中、小学，2节或3节学课本；3节或2节学生自读课外书），那么也还是课内，只是将课本以外的材料用到课堂而已，应该算作教师灵活运用教材，对教材重新整合，不能算是真正意义的课外阅读。
我非常赞同韩军老师“弃‘深、细、透’解剖，求粗通文意，不求甚解”的意见。学生语文能力的获得，主要的不在老师授予，而在历练习得。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理》篇中说：“文字之佳胜，正贵读者之自得。如饮食甘旨，衣服轻暖，衣且食者之领受，各自知之，而难以告人。如欲告人衣食之道，当指脍炙而令其自尝，可得甘旨；指狐貉而令其自被，可得轻暖，则有是道矣。必吐己之所尝而哺人以授之甘，楼人之身而置怀以授之暖，则无是理也。”“夫书之难以一端尽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诗之音节，文之法度，君子以谓可不学而能，如啼笑之有收纵，歌哭之有抑扬，必欲揭以示人，人反拘而不得歌哭啼笑之至情矣。”对于文本的解读是个性化的，要尽量让学生通过自己的阅读、思考、质疑、探索、创新等形式来获得，自求自得，教师“导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学记》）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以求达到“举一反三”的教学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