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中国普通语言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言学论文,中国论文,二十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的普通语言学，从本世纪20年代到现在可分为三个时期：20年代初至40年代末为启蒙时期，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期为起步时期，70年代后期至今为进展时期。限于资料，本文所述只限我国大陆的情况。涉及的书刊到1996年底为止。
一、启蒙时期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开始有了普通语言学专著。先后有：(1)乐嗣炳《语言学大意》（中华书局，以下简称“中华”，1923，以下“××出版社”均省去“出版社”），(2)王古鲁《言语学通论》（世界书局，1930），(3)沈步洲《言语学概论》（商务，1931），(4)张世禄《语言学原理》（商务，1931），(5)张世禄《语言学概论》（中华，1934），(6)张世禄、蓝文海译福尔《语言学通论》（商务，1937）。由于受日语的影响，有的著述以“言语”代“语言”，以“言语学”代“语言学”；那时还不讲“语言”和“言语”的分别。
早在10年代初，章炳麟弟子、留日归国的胡以鲁出了一部《国语学草创》（商务，1912）。此书“介绍了不少普通语言学的知识”（王力，1981；凡只注作者和年代的引文，见文末所列参考文献），为同时期各种语言学著作提及和引用。但它毕竟是一部讲汉语的理论著作，是一部“汉语概论”，而不是普通语言学专著。胡氏曾在北京大学讲授过语言学，写了一部《言语学讲义》，只在内部流传，未及出版，今天见不到了。
我国第一部普通语言学著作当推乐嗣炳(1901～1984)的《语言学大意》。它是乐氏在国语专修学校所写的讲义，由上海中华书局作为“中等学校适用”的“国语讲义第九种”于1923年出版。作者说：“现在坊间还没有出过一本专门讲语言学底汉文书。”“跟世界语言学家互相提携，这是语言学界最所希望、所欣幸的一件事了。”（《例言》）该书小32开本，字大行疏，不到50页，估计不过两万来字，但讲的问题不少。虽都只是蜻蜓点水，却能抓住要领。此书很受欢迎，到1929年就出了第三版。
王古鲁《语言学通论》是世界书局《文化科学丛书》之一种。《例言》称“本书纯以简明得当之日本安藤正次著《言语学概论》为根据”，有所增删；关于“国语国音”，多据胡以鲁《国语学草创》、黎锦熙《国语学讲义》和高元《国音学》。该书并不是一部简单的译著，它经过一番加工，使之适合一般中国读者；内容较乐著丰富，不过对语言内部组成只着重介绍语音原理，其他从略。
在普通语言学知识的启蒙上，较有影响的当推北沈南张的两部著作。
《言语学概论》作者沈步洲是留英归国的北京大学英国文学系教授。他接替了英年早逝(1916?)的胡以鲁的课程，后又在高等师范学校、国语传习所、女子师范学校等校多次讲授语言学。书是整理后的讲稿。多参考德国语言学家玛克斯·米勒（今多译马克斯·缪勒）和丹麦语言学家耶斯柏孙（今译叶斯柏森）。
差不多同时，商务又出了在上海暨南大学执教的张世禄的《语言学原理》。作者自称，本书编制取材，大部分根据美国布龙菲尔德早期的著作《语言研究导论》。
张世禄较有分量的语言学著作是他稍后应中华书局之约，把他在暨南大学讲授语言学课程的讲稿整理而成的《语言学概论》。此书作为《中华百科丛书》之一种出版。
沈张两部《概论》比较，后出的张著视野更宽，内容更为充实。作为一部教科书，尤具特色。此书不但通俗易懂，而且眉目清楚：章内分节，节内又立若干小标题；凡所引用，一概注明来源。每章末都附有供复习用的“问题”和“参考书”目录。书末有“中文名词索引”和“西文名词索引”。这样，极有利于语言学知识的普及。书中所用若干基本的语言学术语，如“元音”“音素”“国际音标”“语法的范畴”“形态学”以及语音的“同化”“异化”和语义的“缩小”“转移”等今天仍然通用。
这一时期，还有分科性专著出版。这限于语音学和语义学两个部门。
语音学方面，主持北京大学语音乐律实验室并出版过实验语音学名著《四声实验录》的主复，译出了法国保尔巴西《比较语音学概要》（商务，1930），赵元任在序言中称，就中国人学英德法等外语来说，这“是实际上非常合用的书”，它也是“现代一部绝好的语音学概论”。国内学者自编的有张世禄《语音学纲要》（开明，1934）和岑麟祥《语音学概论》（中华，1939）。两书都讲到现代语音学的目的和方法，语音构成的原理，都以国际音标为工具对辅音和元音诸音素逐一进行了分析，还讲了音素的拼合及其在语流中的变化。后出几年的岑书在讲发音原理时，除讲了生理和物理两方面外，还强调了心理因素，并列专章介绍了当时人们还很不熟悉的记音符号——国际音标。此书还专辟“历史语音学”一编。岑书自称，主要参考了法国卢兑《普通语音学基本原理》和格拉蒙《语音学通论》两书。国内材料则主要依据钱玄同《文字学音篇》（《弁言》）。岑书20年后出增订本（科学，1959），改动较大，加了音位学知识的介绍。增订“特别着重于实用方面，不作过多的理论上的陈述”（《序》）。附录中有很有实用价值的汉俄英法德语音术语对照。
语义学方面有李安宅主要参考英国学者吕嘉慈和欧格顿（今译奥格登）合著的《意义之意义》而编写的《意义学》（商务，1934；渝一版，1945）。第七章译自吕氏访华期间的演讲辞。附录有二，其一为译自吕氏的《〈意义之意义〉的意义》。作者同时还出了一本《美学》（世界书局，1934），作为前书的姊妹篇。前书分析的是“理智的语言”，后书分析的是“情感的语言”。（《巫术与语言·编者序》）李安宅还根据英国学者马林糯斯基（今译马林诺夫斯基）的观点编写了颇有影响的小册子《语言底魔力》（北平联友社，1931）。
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初，刘复在北京大学开过语音学课，还为文科共同必修课讲过一讲“语言学方法论”。王力从法国归国后，1934年在清华大学为研究生开过语言学课程，还印发了讲义。1935年，罗常培在北大开了语言学课。随后在西南联大，罗、王二人又先后为本科生开设过此类课程，罗的课叫“语言学概论”，王的课叫“语言学概要”；罗氏还在联大开过选修课“语言学名著选读”。曾留学英德、在厦门大学执教的周辨明，抗战时期在其弟子黄典诚的协作下，综合L·帕默尔《现代语言学导论》第三部著作写成《语言学概论》一书，但直到1985年，才由福建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方光焘、岑麒祥和高名凯先后于30年代和40年代留法回国，在大学中也开设过语言学课程。
林祝敔编译了《语言学史》（世界书局，1943）。参考的是裴特生《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和叶斯柏森《语言，它的本质、起源和发展》等四部西方学者的著作。实为西方语言学史。在“通史”编“古代”节中有一小节讲“中国”，简略地讲到我国古代的“小学”。
这一时期，在我国，从事普通语言学教学和学习普通语言学的人都非常少，但毕竟做了一些启蒙工作。难能可贵的是，一些学者直接间接地从西方原著中获取了营养，运用到了他们的研究工作之中。正如王力所说，“直到普通语言学传到中国，学者们的眼光才有了转变，能对现代语言进行静态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也用的是崭新的一套。”（王力，1981）
二、起步时期
新中国成立前后，我国语言学表现沉寂。1950年，除罗常培有《语言与文化》（北京大学）而外，只出了几本介绍苏联马尔学说的小册子：缪灵珠著《苏联新语言学》（天下图书公司，附墨山宁诺夫《马尔与苏联语言学》），安德烈也夫《马尔的语言学说》（徐洙泽，大众书店），谢尔久琴柯《马尔与唯物论之语言学》（秦佚译，大众书店）。这些书尚未及发生多大影响，就迎来了苏联的语言学大辩论。斯大林的总结性文章《论马克思主义在语言学中的问题》等（结集为《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人民，1950）的发表，在中国语言学界引起震动。它既使人们认识到语言学的重要地位，更使人们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在语言学中的指导作用。在我国语言学界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语言理论受到空前的重视。
第一个效应就是“语言学引论”课程列为高等学校中外语言文学各系科的必修课。苏联在语言学大辩论后新编的部颁教材，契科巴瓦著《语言学概念》第一编（1953再版本）很快翻译过来（高等教育，上册周嘉桂译，1954；下册高名凯译，1955；1956年合为一册重印）。其中第二章基本上是对斯大林著作基本观点的阐释。此书成了我国的通用教材。与此同时，高名凯将他在北京大学讲授“语言学引论”课的讲义整理出版：《普通语言学》（东方书店，上册1954；下册1955）。由于该书内容全面，而苏联教科书的第二编（语义和词汇，布拉霍夫斯基著）未及翻译出版，第三编（语法，维诺格拉多夫著）未成书，因此它在国内一个时期成为拥有广大读者的教科书。不久，出了增订本（新知识，1957）。增加“音位和音位学”“风格学”两章，还有若干补充、改正和删节。
随后出版的语言学教材，有以师范院校学生和一般读者为对象的朱星《语言学概论》（天津人民，1957），宋振华、王今铮《语言学概论》（吉林人民，1957），以外语院校学生为对象的上海外国语学院、哈尔滨外国语学院《语言学引论》（时代，1958）。马学良、罗季光、傅懋勣等的文集《语言调查常识》（中华，1956），是为少数民族语言调查训练班开课的讲稿。
1959年，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一批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继编辑了《马克思主义与语言》（中华，1958）之后，写成了新的教材《语言学基础》（高等教育，1959）。方便教学是这部教材最突出的特点。大刀阔斧地删繁就简，集中笔墨讲解语言学中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并力求浅显明白。书中凡定义和结论性文字都下加着重号。每节之后有富有启发性的“思考题”。每章之后有便于复习全章内容的“小结”和“讨论题”。一些不需课堂讲授又是必备的知识，则编成“参考资料”，小字排出，作为附录，共12个。如“语言的本质”章附“思维和思想”“两种信号系统”和“先天聋哑人的思维问题”。全书分4编10章。在内容上，一是吸收了比较成熟的新成果；在内容上的又一个特点是：强调联系语言文字的应用，讲解语文政策中的理论问题。
1961年4月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在讨论统编语言学教材时，决定以《语言学基础》为基础，在原班人马基础上组成编写组，按新老结合的原则，以高名凯、石安石为主编。初稿经试用和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后，作了较大修改，于1963年3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共七章。基本框架仍旧，保留原书方便教学的教材特点，内容上有所充实和提高。
岑麟祥《普通语言学》（科学，1957）是1954年后在北京大学讲授提高课普通语言学的讲义。“绪论”章包括了语言学简史。“对象”章介绍并批判了从自然主义到马尔各流派的语言观，最后着重阐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语言的基本原理。“方法”章讲了历史比较法和静态分析法。随后，岑麟祥又将他讲授语言学史课的讲义整理成书，即《语言学史概要》（科学，1958）。书分引言、古代语言学史、历史比较语言学史、普通语言学史几个部分。此书既讲外国，也讲中国，如上古时期，既讲到古代埃及、希腊、罗马，又讲了我国先秦和秦汉时代的语言文字研究。以上两部著作，诚如作者所言，多是“述而不作”（《普通语言学·序》），但在我国却是首创，是语言教学和研究的重要参考书。《语言学史概要》到80年代由作者修订再版（北京大学，1988）。修订本增加了古代印度部分和古代阿拉伯部分的分量，压缩了历史比较语言学史中关于印第安语的叙述，普通语言学史中关于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的部分各立专章重写。
50年代，高名凯写了两部专著：《语言与思维》（三联，1956）和《语法理论》（商务，1960）。后者是《中国语文丛书》之一。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论述语法问题的理论著作。此书的写法是，先摆出国内外各个有代表性的观点，逐一加以评论，然后讲解作者的结论。这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思索的天地。关于语法形式学和语法意义学的划分是一个有益的尝试。“词类”章写出了经过汉语词类问题大讨论后作者总结性的意见。书中还区别“造词学”和“构词学”。在句子类型上规定了“句类”“句型”“句模”等术语的不同含义。
普通语音学方面有罗常培、王均《普通语音学纲要》（科学，1957）。它曾先期以《语音学常识》为题于1954-1955年间在《中国语文》上发表，署名田恭。书分七章，其中第六章为王辅世起草。成书时，作者对全书作过修订。重印本（商务，1981），由王均增写了附录《音位的“区别特征”和生成音系学》。
这一时期的压轴之作是高名凯《语言论》（科学，1963，商务，1995）。书分“语言的社会本质”“语言系统的内部结构”“语言的起源和发展”三大部分。大题目看，与当时一般著作一样，但考察全部内容，很有特色。此书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语言理论体系。
这一时期，我国语言学界开展过一系列关于一般理论问题的讨论。
规模最大的当属1958-1964年的语言和言语问题的讨论。划分语言和言语，原是洪堡特首先提出而由索绪尔大力提倡的。斯米尔尼斯基发表《语言存在的客观性》（译文载《语言学论文选择》第五辑，中华，1958），对索绪尔语言和言语的理论有所批评，并提出了他的见解，这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关注。讨论由高名凯的《文风笔谈》（《中国语文》1958:5）和自我批判文章（《中国语文》1958:10）提出尽管语言没有阶级性但言语有阶级性的论点引发。先是方光焘、施文涛《言语有阶级性吗？》（《南京大学论坛》，1959:4）提出异议，接着高名凯写出《论语言与言语》的长文《中国语文》1960:1-2）全面阐述他的看法。此后讨论便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讨论的中心问题是何谓言语（同时涉及何谓语言），语言和言语的区别和关系如何，言语有无阶级性。方方认为，言语是“言语作品的表达形式”，语言与言语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两者都没有阶级性。高方认为，言语是对语言的运用，“言语行为或言语活动和言语作品，统称为言语”，语言与言语不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语言没有阶级性但言语却有阶级性。讨论曾经暂时趋于沉寂。高名凯《语言与言语问题的争论》一文（《光明日报》1963.10.26）激发了更加激烈的争论。《南京大学学报》(1964:1)刊出《语言与言语问题讨论专辑》，多角度地批评高名凯的10篇文章，方光焘的《分歧的根源究竟在哪里？》作为专辑的总结。高随即再写长文《语言与言语问题争论的意见分歧的根源》进行反批评；此文直到1990年才得以问世（《高名凯语言学论文集》，商务）。
与讨论言语有无阶级性的同时，语言学界还展开了语言学有无阶级性问题的讨论。
另一场较大规模的讨论是语言发展的内因和外因问题的讨论。语言演变的原因本是语言学中的老课题，国外的且不说，20年代乐嗣炳书中就有一小节讲“语言变迁底原因”，30年代沈步渊书中更有专章论述。这次讨论是我国学者学习运用矛盾论解决理论问题的一次交流。
再是语言融合问题的讨论。先是戚雨村著文（《中国语文》1959:2）批评高名凯在《普通语言学》和《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文字改革，1958）两书中把“词的借用”也看成“语言的融合”的表现，是扩大了“语言融合现象的范围”。高名凯进行了答辩（《中国语文》1959:5）。随后，赵振铎进行了再批评（《中国语文》1959:8）。
词义性质问题的讨论，由岑麟祥《论词义的性质及其与概念的关系》一文（《中国语文》1961:5）引发。先是石安石和薄鸣两文（《中国语文》1961:8）分别对岑文某些论点提出异议。接着讨论在较大范围内展开。讨论的中心问题是：词义与事物的关系、词义与概念的关系、同义词是否可以理解为同概念的，等。参加者有朱林清、夏延章、李峻峰、王维贤、王理嘉、侯学超等。
此外，还有社会习惯语的范围的讨论、基本词汇划分标准的讨论、词的分割问题的讨论、语言单位的同一性问题的讨论。
汉语研究中的一些学术问题的讨论也涉及普通语言学的问题。如汉语实词划分问题的讨论，涉及词类的性质、对“形态”的认识、词类划分的标准。汉语主语宾语问题的讨论涉及句法成分的确定是用意义标准还是形式标准；汉语单句复句的划分问题，涉及句法分析方法；还有普通话的规范问题，涉及民族共同语的确立、共同语与方言的关系等，都有一般理论意义。
这一时期，译介国外语言学的工作加强了。主要是介绍苏联的论著。西方语言学有代表性的著作的译本也出了一些。语言研究所办的内部刊物《语言学资料》(1951-1966)，共出了32期，在主要介绍苏联语言学家著作的同时，一个时期也译载了相当数量的西方语言学著作，特别是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代表著作，影响较大。
与前一时期比较，我国语言学界可谓空前繁荣，普通语言学领域也大有进步。著作和译作数量多了，质量也大大提高了。新中国的建立促进了整个学术事业的繁荣。语言学者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热潮和苏联语言学的影响，促进了我国语言学者的理论研究。由于学习方法的不当和政治上“左”的干扰，出现了一些偏向。一是有些著作满足于引用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词句，缺乏对语言事实的深入发掘；一是在学习苏联语言学家的著作时，往往以阐释他们的观点代替了独立思考。另一方面，简单化地对待西方语言学，凡西方语言学家，都冠以“资产阶级语言学家”的帽子，对他们的学说则大加讨伐，多是批字当头，吸收为次，我国老一辈的语言学家在积极参与的同时，自身也经常受到这样的待遇。一时间，“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的口号叫得很响（在语言学中运用唯物辩证法与所谓“马克思主义语言学”不应混为一谈）。这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正确的批判与继承，延缓了语言学的进步。也有不少语言学者，出于高度的责任感，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对此倾向进行了一定的抵制，以多种方式表达了一些合理的意见。
三、进展时期
70年代后期开始，我国语言学包括普通语言学出现了新的局面。
周建人的短文《思维科学初探》（光明日报1979.6.13）引发了语言与思维（思想）的关系的讨论。讨论集中于思维（思想）是否先于语言，或思维（思想）是否可以脱离语言。这在过去，语言与思维（思想）同时产生、两者不可分离，已成定论。周文却提出了思想先于语言的观点，反响热烈。这场讨论虽未取得一致的结论，但意义在于它突破了语言学中的禁区，促进我国语言学者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伍铁平将他有关语言与思维关系的五篇文章加上一篇报道编成《语言与思维关系新探》（上海教育，1986；增订本，1990）。其后有王维镛主编《语言与思维》（福建教育，1990），介绍国内外有代表性的人物对语言与思维的关系的不同看法，探讨了两者的起源和发展等。
国外语言学著作的翻译和介绍成果累累。一批经典性或有代表性的西方语言学著作的译本陆续问世。计有：【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岑麟祥、叶蜚声校注，商务，1980），【美】布龙菲尔德《语言论》（袁家骅、赵世开、甘世福译，钱晋华校，商务，1980），【美】霍凯特《现代语言学教程》（索振羽、叶蜚声译，北京大学，上册1986，下册1987），【丹麦】叶斯柏森《语法哲学》（何勇等译，王惟苏、韩有毅校，廖序东审订，语文，1989），【法】马丁内《普通语言学纲要》（罗慎仪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法】房德里耶斯《语言》（岑麟祥、叶蜚声译，商务，1992）。其中索氏和布氏的书堪称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多年来人们靠某些文章中引用的片言只语去体会其大意，两书译本到80年代初终于出版，大家得以接触全文。近二三十年西方语言学界曾独领风骚的乔姆斯基几个时期的代表作也先后翻译出版：《句法结构》（邢公畹等译，中国社会科学，1979），《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黄长著等译，中国社会科学，1986），《语言与心理》（朱小华、侯月英译，华夏，1989），《支配和约束论集——比萨学术演讲》（周流溪等译，赵世开校，中国社会科学，1993）等。
语言哲学方面，国内学者的专著有：涂纪亮主编《英美语言哲学概论》（人民，1988），讲了指称理论、意义理论、意义检验理论、真理理论、言语行为理论等。涂纪亮《现代欧洲大陆语言哲学》（中国社会科学，1988），楮孝泉《语言哲学：从语言到思想》（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1），周昌忠《西方现代语言哲学》（上海人民，1992）等。涂纪亮又总结性地写了《现代西方语言哲学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96）。
语言逻辑方面有王维贤等《语言逻辑引论》（湖北教育，1989），介绍和论述比较全面，涉及语言和思想，意义和定义，词项，词句的简单结构、嵌套结构和复合结构，非陈述语句和模糊语句等课题。马佩主编《语言逻辑基础》（河南人民，1987），对比研究各种语言形式与各种思想形式的对比研究，介绍几门语言逻辑分支（问题逻辑、模态逻辑、时态逻辑）。
对国外语言研究情况和成果的综合介绍或评述的专书纷纷出版。其中，徐烈炯《生成语法理论》（上海外语教育，1988）是作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写出的全面介绍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生成语法理论的读本。赵世开主编的《国外语言学概述——流派和代表人物》（北京语言学院，1990），第一部分介绍各主要语言学流派，第二部分介绍90多位有代表性的语言学家。岑麟祥的《普通语言学人物志》（北京大学，1989），汇集了他历年撰写的对索绪尔、梅耶、雅可布逊等18位语言学家的评述文章（个别为第一次发表）。徐志民的《欧美语言学简史》（学林，1990）吸收了在法讲学期间搜集到的新材料，洪堡特和索绪尔各有专章评述。汪溶培、顾雅云编译的《八十年代国外语言学的新走势》（辽宁教育，1992）分三部分：“语言学的面面观”“词汇语义学”和“语言学的新探索”。李延福主编的《国外语言学通观》分“国外语言学专题”“国外语言学家传”和“术语释义”三部分及几个附录。
语言学者对语言学教材建设投入了较多的精力。各种概论性的普通教材、电视大学教材、高教自学考试教材相继出版。其中，李兆同、徐思益主编的《语言学导论》（新疆人民，1981）是文革后出版的第一部概论新教材，把语言作为“符号系统”与“交际工具、思维工具”并提，有“句子的生成和转换”和“应用语言学”专章、“语义”专章。紧随其后的叶蜚声、徐通锵的《语言学纲要》（北京大学，1981，第3版，1997）是这一时期发行量较大使用单位较多的教材之一，它吸收了近年西方教材和研究中的一些新成果，如音位的区别特征，语法的递归性，“变换”，语言的普遍特征。马学良主编的《语言学概论》（华中工学院，1981，修订本1985）的鲜明特点是尽可能联系国内语言特别是少数民族语言，并且运用了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一些新成果。刘伶等主编的《语言学概要》（北京师范大学，1984，修订本1987）在师范院校影响较大，在“总论”之后分“结构论”和“功能论”两篇，“语义”章内容较充实，除讲义素分析、语义场外，单有“句义”一节，“句法”章讲到“句式转换”“下限结构和上限结构”，“语言与思维”章讲到“语言能力与思维能力”“语言与表象思维”。胡明扬《语言与语言学》（湖北教育，1985）改变分章节的做法，共20讲，“语言和文学”“诗律学”各单列一讲，“传统语法”、“习惯语法和现代描写语法”各为一讲，关于语言与社会的有4讲；篇幅不大，涉及面广，“只能对语言学的各分支学科都介绍一点”（《前言》），从有限的学时来看，有较好的适应性。另一部考虑教学的适应性较多的教材是王安石、詹人凤《语言学概论》（高等教育，1988），此书原是作为高校自考教材编写的，后改为高校普通教材重印，被认为“重点突出，简明扼要，很便于学生自学。内容方面不仅适当地反映了语言学的新发展，而且持论公允慎重”（刘叔新，见1992年版《后记》）。伍铁平主编的《普通语言学概要》（高等教育，1993），“语言的构造与机制”一章最有特色，其中介绍了预设、排除、补偿、多余、类推、对称、经济等七种机制。邢公畹、仲哲明主编的《语言学概论》（语文，1992），是高教自学考试委员会组织编写的自考教材。这一时期的教材大多仍是结构与功能（本质）并重，或更偏前者，结构部分有的取“语义”而舍“词汇”——这是现代西方教材的一般做法，如李、徐本和叶、徐本；有的“语义”（或“词义”）和“词汇”并列，如刘伶本和石、詹本；有的仍旧是在“词汇”中讲点语义或词义，如马本和戚雨村主编的《语言学引论》（上海外语教育，1985）。余志鸿、黄国营主编的《语言学概论》（山西高校联合，1994）与众不同，大大压缩了结构部分。有的教材以相当的篇幅分别介绍一些边缘学科，如王德春《语言学教程》（山东教育，1987）。彭泽润、李葆嘉主编的《语言文字原理》（岳麓书社，1996），将语言和文字并提，“更加注重文字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绪论》）；认为语言除交际功能和思想功能外还有文化功能；再是在语言各部分全面贯彻“位”与“素”的区别。
这一时期陆续出版了一些语言学者理论研究（兼及汉语）的综合性论文集。《方光焘语言学论文集》（江苏教育，1986）中有首次发表的《试论语言的研究方法（提纲）》《论语言记号的同一性（提纲）》等文；《范继淹语言学论文集》（语文，1986），收有《语言的信息》《谈谈层次分析法》《句法语义浅谈》等文；《高名凯语言学论文集》（商务，1990）中《语言与言语问题争论的意见分歧的根源》是首次发表，《美国描写语言学语言分析方法述评》是首次公开发表；《许国璋论语言》（外语教学与研究，1991）收有《语言的定义、功能、起源》《语言符号的任意性问题——语言哲学探索》《论语法》《论索绪尔的突破精神》等文。《徐通锵自选集》（河南教育，1993）“开始在汉语的研究基础上提炼、总结出相应的理论和方法”（《作者简介》），如从文白异读中提出“叠置式音变”，在语法研究中提出“语义句法的结构框架”。赵元任原在台湾出的演讲集《语言问题》也在大陆出版发行（商务，1980）。
语音方面的专著有：王理嘉《音系学基础》（语文，1991），“是我国第一部专门介绍现代音系学基础知识的入门书”，“从语音常识入手，讨论音位的方法和北京话音位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林焘《序》）。张彦昌等《音位学导论》（吉林大学，1993）“除介绍语音学的一般知识外，“集中讨论了音位学的一些主要理论”，涉及好几个学派，“重点放在古典音位学和生成音位学上”（《前言》）。
语义方面，贾彦德《语义学导论》（北京大学，1986，后作重大修改，改名为《汉语语义学》，1991），是我国大陆学者撰写的第一部语义学专著，讲了语义系统、义素分析法、语义场、义位的组合等问题。张汝伦《意义的探究——当代西方释义学》（辽宁人民，1986），毛茂臣《语义学：跨学科的学问》（学林，1988），伍谦光《语义学导论》（湖南教育，1989，修订本1991）以介绍西方语义学说为主，有各流派，各种理论，如并置理论、结构语义、语义成分分析、语义场理论等，最后联系到英语教学。徐烈炯《语义学》（语文，1990）上篇介绍各家语义理论，下篇讲语言学领域内语义研究的一些重点课题；该书强调重视逻辑学家和哲学家的研究成果。石安石《语义论》（商务，1993）和《语义研究》（文集，语文，1994）。石著“能较好地联系汉语吸取西方语义学的一些精华，讨论语义单位及其组成成分、语义的聚合和组合、歧义、模糊、蕴含、寓义和预设问题。其中以歧义、模糊这两方面问题的研究较为深入，说理也较为清楚。”（徐通锵、王洪君，1996）。
（未完，下期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