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素质的提高与中国经济起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人口素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历史的启示：经济起飞离不开人口素质的提高
马克思认为，发展生产力主要有两种基本思路：一是以社会的方式发展生产力，其途径和方式主要是调整和变革生产关系、发展科学技术、加强管理；二是以人的方式发展生产力，即把重心放在每个人能力全面而充分的发展上。马克思意识到：人的能力本身就是真正的社会财富和最大的生产力，人的全面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基石。因此他认为，在生产力诸要素中，人始终处于主导和能动的地位，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具革命性”的要素。
早期的西方经济学家历来强调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他们或把土地等自然资源、或把货币资本看作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而忽视了人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然而从本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发展经济学家开始把人力资源看作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如经济学家舒尔茨（T·W·Schultz ）认为：“改善穷人福利的决定性生产要素不是空间、能源和耕地，决定性要素是人口质量的改善和知识的增进。”〔1〕经济学家哈比森（F·H·Harbison ）也断言：“人力资源……是国民财富的最终基础。资本和自然资源是被动的生产要素，人则是积累资本、开发自然资源、建立社会、经济和政治组织并推动国家向前发展的主动力量。显而易见，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发展人民的技能和知识，就不能发展任何别的东西。”〔2〕
人类历史以其特有的耐心反复证明了“一国经济起飞最终取决于人的发展”这一真理。即以西方世界在近代的兴起为例。过去人们在探讨西方世界兴起的源头时，目光总是紧盯在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这一历史事件上，似乎西方世界就是经过工业革命转眼之间便从林静山幽的田园社会转变为机声振耳的近代工业世界。然而近年来经济史家们经过追根溯源的研究，发现西方世界率先摆脱贫困所加的桎梏而迈上经济持续增长的致富之路，有其深刻的非经济根源和后果。〔3〕尤其与“解放人、发现人”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西欧自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即步入了所谓的“千年黑暗时代”。基督教笼罩了整个西欧社会。基督教神学也主宰了西方人的精神世界。这个时期的神学最根本的一点是否定人的价值、否定人的个性与尊严、否定人的现实生活。它为了使上帝成为一切而剥夺了人的一切。于是，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人在宗教中丧失了自己的本质，失去了自己的人性。”人的一切创造力也由此被扼杀殆尽。整个西欧陷入了历史学家所称作的“千年大停顿”之中。
彻底扭转西欧社会这种发展趋势的是以“解放人”为旗帜的文艺复兴和以“拯救人”为旗帜的宗教改革运动。这两场运动都重新认识到了人类自身的价值和力量。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人文主义者猛烈抨击基督教否定人性的教义，极力歌颂人的伟大，强调人的个性发展，重新确立了以人而不是以神为中心的人文主义传统。如但丁就公开宣称：“人的高贵，就其许许多多成果而言，超过了天使的高贵”。宗教改革运动则是从基督教内部来批判基督教会，恢复了人在上帝面前的尊严与荣耀。宗教改革运动的先驱马丁·路德说：“我们不仅是飞鸟的主人，而且也是一切活物的主人，万物都为我们效劳，并且，仅仅为了我们的缘故才被创造出来。”西方正是经历了这两场思想领域内的大变革之后，重新认识了人类自身，发现了人的价值与力量。久被扼制和压抑的创造力由此一泻而出。此后西方的科学技术革命、民主政治革命以及经济领域内的商业革命、工业革命也由此一波接一波，波波相继、接踵而至，推动西方世界迅速崛起。可以说，如果西方没有这两场“人的革新与发现”的运动，西方资本主义就缺乏成长的温床。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就认为：宗教改革后所形成的新教伦理一方面以禁欲主义的教义束缚着消费，尤其是奢侈品的消费，防止了非理性挥霍财富的行为；另一方面，它又把获利活动从传统伦理的禁锢中解脱出来，认为如果财富是从事一项职业而获得的劳动果实，那么财富的获得便是上帝祝福的标志，从而使获利冲动合法化。这种把消费的限制与获利活动的自由结合起来的新教世界观，在社会生活中最大的作用便是“哺育了近代经济人”，从而导致资本的积累、生产性投资的增加以及资本主义的兴起。〔4 〕西方世界也由此迈上经济起飞之路。
中国人也以自己近百年的历程来认识了人的发展的重要性。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声惊醒了天朝帝国的美梦，许多有识之士开始“睁眼向洋看世界”。但从主张学习西方的先驱者魏源一直到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无不认为西方文明的优势主要在于“坚船利炮”之类的器物上，他们提出“中体西用”的口号——即利用西方的物质文明（主要是坚船利炮之类）来维持和加强封建专制政体的稳固和纲常名教的统治地位，于是，洋务派购洋舰、办船厂、设枪炮制造局，试图“给中国封建统治机器上加上一些洋式的利爪”，以达到“富国强民”的目的。可是甲午一战，泱泱大国竟不堪东隅之岛国——日本一击，人们这时才意识到：如果制度腐朽，纵令“铁舰成行”，亦不足恃。由此，主张革新制度的思潮风起云涌：康有为、梁启超倡言变法维新，确立君主立宪制；孙中山等人则主张以武力推翻清朝帝国，建立民主立宪的共和国。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专制统治，但是，“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换得假共和。”除了皇帝称总统、帝国称民国外，中国近代社会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大变化。现实迫使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中国救亡图存的良方不在于引进先进的船炮、民主的制度，真正重要的是“提高民德、民智、民力”。鲁迅对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就有透彻的认识。他说：“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象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东西去，都变成漆黑。”〔5 〕他感到：“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此弊不去，中国是无药可救的。”〔6 〕在这一时期，提倡用科学（“赛先生”）和民主（“德先生”）的精神来改造国民的新文化运动成为时代的主潮流。连梁启超在回顾自己的思想历程时也深有感触地说：“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非尔者，则虽今日变一法，明日易一人，东涂西抹，学步效颦，吾未见能济也。”〔7〕
我们今天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不能重蹈复辙，应深刻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始终抓住人的发展这一核心问题不放。只有人的素质提高了，人得到了全面而充分的发展。整个社会与经济的发展才能获得持久而巨大的动力。
二、改革的经验：体制建设离不开人的塑造
回顾我国改革的历程，可以看到：我国十几年的改革经历了一个由浅至深、由表及里的持续发展过程。就如同剥笋皮一样，一层一层剥离，一层一层深入，往往是一个问题改好了，更深一层的问题又呈现出来。伴随着这一过程，改革所触及的问题也就越来越尖锐。正如梁启超所言：革新之机，如悬崖转巨石，不动则已，动则其机势不可遏，必赴壑而后止。也就是说，改革一经发动，就不能指望“毕其功于一役”。而必然要持续深入下去，直到最核心、最深层的问题显露出来并解决好了，改革才告成功。而对今日中国改革与发展而言，这个最核心、最深层的问题就是人的塑造问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是一项包括制度、组织和人的建设的系统工程，而一切制度、组织都是通过人来建设、运作和发挥作用的。因此，人的塑造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基础，这就要求我们在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同时，切不可置人的塑造于不顾。因为社会经济与文化是整套的，如果缺乏市场经济体制运作所需要的人才或缺乏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观念与精神，纵然有完备的制度，可是拿旧心理去运用新制度，不但种种希望要落空，而且在此基础上的新体制或是变形变样，画虎类猫；或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新体制有其名而无其实。因此，党中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现代化的实现，最终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的培养”这一论断，真可谓一针见血、入木三分。
然而，从我国目前的现状来看，人的塑造已落后于体制的转轨进程，从而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留下了隐患，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当前我国绝大多数农村居民还缺乏市场经济所应有的素质，其思想观念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我国是世界上的文盲大国，国民文化素质与发达国家相比还相距甚远，而且我国居民过去长期生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对市场经济还有一个由陌生到适应的漫长过程。尤其是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处偏远的山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大部分农民仍然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鼓腹无所思，朝起暮归眠”的传统社会生活。许多农民世世代代不出山村，长年累月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埋头在田间地头侍侯庄稼。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现在，政府要把农民推向市场，可是许多农民的观念还在旧体制的框框中转，还缺乏市场经济的头脑，在市场经济面前显得无所适从，根本没有能力进入市场。用农民自己的话说：以前是“没有市场盼市场”，现在却是“有了市场怕市场。”
（2 ）我国城镇企业员工的素质不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要求极不相称，而且技术工人后继乏人的现象相当严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国家或一个为企业要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关键在于员工的素质。然而我国当前城镇企业员工的素质状况十分令人堪忧。在德国、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中，高级技工一般占员工总数的40%以上。而据劳动部统计，我国1.2亿职工中， 初中和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约占70%。35岁以下的8000万青年职工中，初级工占80%，中级工不足20%，高级工不到1%。 并且我国大多数青工的水平实际还达不到相应技术等级所规定的应知应会标准。
我国城镇企业员工的素质不仅现状令人忧虑，而且未来趋势也不容乐观，技术工人后继乏人的现象日益严重。例如，广东省尽管有全国各地的技术工人源源不断地到来，但广东人才市场的统计说明：广东全省技术工人的供求比例是1:10。仅广州市“八五”期间有大批技工退休，今后需要补充技工10万人以上，但广州市目前平均每年从技校毕业的学生只有3000多人，远远满足不了需要。
这种企业员工素质偏低的状况使得我国企业普遍出现生产效率低、产品质量差等问题，企业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据调查，每年我国工业品的平均合格率只有70%，不良品损失达2000亿元左右。许多企业拥有一流的设备，一流的原料，却只能生产出三流的产品。
（3）市场经济在某种意义上即是企业家经济。 而我国目前最缺乏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所必需的一大批职业化企业家。
企业家是一个企业的灵魂。企业这艘巨轮要在市场经济的惊涛骇浪中乘风破浪，绝对缺少不了企业家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的谋略。正如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协作时所指出的：“在生产场所不能缺少资本家的命令，就象在战场上不能缺少将军的命令一样。”熊彼特对企业家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更是作了详尽的阐述。他认为经济发展就是不断创新、不断出现“新组合”的过程，只有有了新的组合、新技术，企业才有竞争的优势，才能获得创新中的超额利润。真正的企业家正是这些“新组合”的组织者和推动者，他们努力捕捉机会，不断实现生产要素的“新组合”，推动经济的发展。因此，熊彼特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决定性因素是创新，关键人物是企业家。〔8〕
当前，中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缺乏的就是一批不断从事创新活动的企业家。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企业没有经营的自主权，企业脱离市场，只按计划组织生产，基本上只相当于国外一个执行生产任务的车间。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小宫隆太郎通过对中、日企业的比较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是：“在我的印象中，中国不存在或几乎不存在企业。”〔9〕
没有真正的企业，也就谈不上有真正的企业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厂长（经理）是有行政级别的官员，政府随时都可能把他们调走，厂长（经理）自己决定不了自己的命运。许多企业的厂长（经理）也只把企业当作升官的“跳板”，眼睛瞄准的是市长的位置，而不是市场的行情，根本不把经营企业作己任，往往是大搞突出政绩的短期行为。这些缺乏职业化企业家的企业要到市场经济大潮中去竞争，就象奔赴战场的千军万马却没有自己的统帅一样，竞争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4 ）目前我国社会还缺乏一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伦理精神。
伦理基础是经济秩序不可或缺的一大制度基础。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中又称“意识形态”。诺斯教授认为：有效率的经济伦理或意识形态，具有确认并强化现行秩序符合义理或凝聚某个团体的功能，替代或辅助产权界定，以克服经济秩序运行中的搭便车和偷懒现象。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更是详尽地分析了不同的经济伦理与经济秩序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就经济发展的物质条件而言，中国传统社会与西方社会并无多大差别，但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中却缺乏促进经济发展的动态观念。因此，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就缺少了一个“精神上”的基础，无法对理性化的经济发展制度和秩序产生正向的推动作用。而西方资本主义顺利发展起来的关键因素正是宗教改革后形成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使经济发展迈上理性化道路。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企业无疑都要围绕利润而旋转，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任何一个企业若不利用各种机会去获取利润，那就注定要被淘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企业为了牟利可以不顾市场规则，为所欲为。一旦不择手段、短期行为、拜金主义等贪欲财富的物质冲动变成经济行为的根本诱因，经济活动就会失去理性，最终会破坏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发展。因此，西方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提倡的是一种“合理谋利的精神”，注意把个人谋利动机转化为“目标”合理的社会行动。
然而，当前我国社会却缺乏这种现代市场经济的精神与观念。许多人对市场经济在认识上尚存在许多误区。一些人以为搞市场经济，就是要唯利是图，要不择手段牟取暴利。不少企业也因此患上短期行为症，靠假冒伪劣、坑蒙拐骗、“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等手段来获利。有的商家甚至把其经营策略定位为：全国十几亿人口，只要十分之一的人上一当，就大有赚头，完全弃市场竞争的规则于不顾。这种情况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就有可能扭曲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离不开人的塑造。人的塑造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败与否的核心问题。如果缺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需要的人才和观念，改革就只能是捉襟见肘、东涂西抹的局面，建立起来的新体制也有可能变形变样。因此，要把发展人、塑造人当作体制建设的基础工程来抓。因为现代化不仅是“物”的现代化，同时也是“人”的现代化，并最终取决于“人”的现代化。
三、未来发展的关键：化人口为人力
我国是当今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但又是高质量人力资本极其缺乏的国家。这种人口多、人力少的矛盾使得我国一方面低素质、非熟练劳动力大量过剩，成为经济发展的包袱；另一方面高素质、熟练劳动力又极为缺乏，形成经济发展的“瓶颈”。这种状况给未来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未来世界各国之间的竞争主要是科技的竞争，而科技竞争归根结蒂又是人才的竞争。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莱斯特·瑟罗说：在21世纪，“自然资源不再是竞争的要素了，拥有自然资源不再是致富的保障了，不拥有自然资源也不会成为致富的障碍。日本没有资源也富了，阿根廷拥有自然资源却富不起来。”〔10〕他认为，到下一个世纪，“有技能的人才是唯一持久的竞争优势。”〔11〕因此，我国经济要实现持续发展，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关键是化人口为人力，变人口包袱为发展动力。
辩证地来看，人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他既要消耗社会财富，但也可以创造财富。也就是说，“来到人间的每一张嘴都同时带来一双手。”所以人口众多既可能是经济发展的包袱，又可能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只要化人口为人力，包袱就会变为动力。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化人口为人力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当前我国面临的人口压力越来越沉重，要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除了进一步采取措施抑制人口的过快增长之外，更重要的是充分认识到人口众多的潜在优势。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化人口为人力。为此，当前迫切需要采取以下几个方面的对策：
（1）在增加教育投入的同时，要改革教育体制， 变“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
化人口为人力，关键是教育。技术、设备可以引入，国民素质的提高却全靠自己。因此，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贯重视教育。小平同志就说：“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如果只抓经济不抓教育，那里的工作重心就是没有转移好，或者说转移得不完全。忽视教育的领导者是缺乏远见、不成熟的领导者，就领导不了现代化。”
但是，我国目前许多地区对教育仍然重视不够，投入严重不足，许多地方政府对教育往往是“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遇到困难就不要。”财政一紧张，压缩经费，往往是拿科教开刀。
我国教育除了投入不足外，还有一个体制上的问题。过去教育提倡的是“学而优则仕”，大量高素质人才涌入官场，而经济建设所需要的企业家、经济师、会计师、审计师、律师等专门人才奇缺。而且大多数学校是“应试教育”，重分数，轻能力。决定人命运的也不是人的能力与素质而是考分。导致学生“读死书，死读书”，忽视自身能力与素质的提高，忽视社会实践这本无字之书。尤其是农村教育严重脱离实际，教育不但不能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反而成为一种“离农教育”。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千方百计跳农门。考生一旦落榜，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百无一用。
在现代社会，教育已成为一种全局性、先导性的基础产业。舒尔茨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曾指出：不同文化程度的人，在智力劳动方面的能力比是大学：中学：小学＝25:7:1。说明劳动者文化素质越高，劳动生产能力就越大。因此，我国政府要实实在在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把发展教育当作比修铁路、修水库更重要的基础产业来抓。同时要改革教育体制，使教育面向市场，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以提高人口素质为己任，变“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
（2）大力加强企业职工的在岗培训， 塑造一代又一代高素质的产业大军。
未来世界是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一个人要跟上时代的发展，必须时时更新知识。因此，对在岗职工进行培训在提高员工素质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德国总理科尔曾对我国领导人说：德国经济发展的“秘密武器”就是通过职业教育、培养了一代又一代高素质的产业大军。
我国在职工培训方面已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许多职工由于得不到应有的培训，知识技能老化。中国一些企业愿意拿大把大把的钞票赞助各类开业志庆、演唱会之类的活动，对职工的培训却分文不舍。在德国，培养一个一线工人平均要花费6.7万马克，约合人民币23～27万元。而我国企业职工每人每年的培训费仅为60元左右。韩国每年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的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 新加坡也规定职工技能发展基金占职工工资总额的3%。美国则每年要向100人以上的企业征收工人工资的1.5%作为培训费，每年职工培训费可达617亿美元。而我国除每年用5000万补助职业中学外，其它各类职教机构一律与中央财政“断奶”。我国要求企业职工的培训费必须占职工工资1.5 %的规定也是一纸空文，绝大多数企业没有做到。
大量的实证分析显示：对人的投资不仅能使人力资本自身形成递增的收益，而且使劳动和资本要素的投入也能产生递增的收益，从而使整个经济产生递增的规模收益。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便是人力资源质量低，劳动者技术水平低，从而使生产要素难以实现最优配置，投资效益低，经济增长质量不高。
我国要在“九五”期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实现经济持续发展，最根本的途径是加大人力资本的投资，尤其要加强在岗职工的培训，塑造出一批又一批高素质的产业大军。只有劳动者素质提高了，企业才有竞争力，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才有可靠的基础。
（3）让农民合理有序地流动并加快农村城镇化进程， 使农民能分享到现代城市文明的成果，这是广大农民转变观念、提高素质的重要途径。
目前我国尚有许多农村仍处于闭塞落后状态下，要改变这种面貌，根本的办法是提高农村人口自身的素质，即“治穷先治愚”。而要“治愚”，除了在农村普及基础教育、扫除文盲之外，让农民合理有序地流动起来，加快城镇化进程，变农民为市民，这是化人口为人力、提高农民素质的捷径。
城市把人口、资本、信息聚集在一起，使城市交通便利，信息灵通。城市与孤立和闭塞的乡村相比，人们更富有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在大多数生产劳动中，单是社会接触就会引起竞争心和特有的精神振奋，从而提高每个人的个人工作效率。”因此，让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会极大地触动农民的思想观念。列宁在谈到人口流动的巨大历史意义时也曾说：“迁移意味着人口的流动。迁移是防止农民‘生苔’的极重要的因素之一，历史堆积在他们身上的苔鲜太多了。不造成人口的流动，就不可能有人口的发展。”〔12〕俗话也说“树挪死，人挪活”。让广大农民从闭塞的山村合理有序地流到城市，这在转变农民观念、提高农村人口素质方面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开始大规模迈出闭塞的乡村，涌入沿海发达城市，形成声势浩大的“民工潮”。伴随人口流动与城镇化，人们的商品意识大大提高了，胆识与进取心也进一步增强。外出务工的农民，直接受到现代工业和城市文明的熏陶，开阔了视野，增强了阅历，“既挣了票子，又换了脑子。”可以说，人口流动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是提高农民素质的一条捷径。
注释：
〔1〕舒尔茨：《人的投资：人口质量经济学》， 转引自谭崇台主编的《发展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80页。
〔2〕哈比森：《作为国民财富的人力资源》， 转引自谭崇台主编的《发展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80页。
〔3〕内森·罗森堡和L·E·小伯泽尔：《西方致富之路》， 三联书店（香港）1989年版，第2～3页。
〔4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34～136页。
〔5〕《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页。
〔6〕《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80页。
〔7〕梁启超：《新民说》，见《饮冰室文集全编》卷1，大达图书供应社1935年刊行，第3页。
〔8〕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 转见《张培刚经济论文选集》（下卷），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203页。
〔9〕小宫隆太郎：《现代中国经济——日中的比较分析》， 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76页。
〔10〕〔11〕莱斯特·瑟罗：《二十一世纪的角逐》，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7、36页。
〔12〕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