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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109·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913（2000）04—0072—03
一、前秦氐人的诗歌创作
氐人往往与羌人合称为“氐羌”，与我国现今的藏缅语族各个民族有一定的历史文化渊源，共同为中国文学作过巨大贡献。
从殷商至战国时代，氐人分布在相当于现今甘肃、青海、陕西、四川交汇处的广大地区。其中，大部分集中在武都（现今甘肃省成县西北部），主要从事畜牧与农业生产。到东汉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 曹操曾攻伐武都，并迁部分氐人至略阳（现今甘肃天水东北部）。到魏晋时，关中之扶风、始平、京兆等郡皆有氐人分布。这些氐人在汉族经济文化的影响下逐步著汉装、说汉语、取汉姓，从事农耕并定居。十六国时期，氐人中的地方豪强乘乱而起，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先后建立了仇池、前秦、后凉等政权。氐人的诗歌创作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登上中国文学的舞台。
据目前所见的资料，氐人的诗歌创作集中出现在前秦。前秦是由苻氏氐人建立的政权，其开国君主为苻坚。这一时期的氐人诗人有苻融、苻朗、苻秦，均是苻氏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他们的诗作分别保存在郭茂倩编的《东府诗集》以及《全晋诗》中。另外，《乐府诗集》还保存了一些氐人的民间诗歌。
（一）苻融与《企喻歌辞》
苻融（？—公元383年），字博林， 生于略阳临渭（今甘肃秦安县），为前秦创立者符坚之胞弟，曾辅佐苻坚统一北中国。在苻坚死于淝水之战后，苻融亦陨命于乱军之中。《晋书·苻坚载记十四》附有《苻融传》一文，称其“聪辩明慧，下笔成章”，“未有升高不赋，临丧不诔。朱彤、赵整推其妙速”。他的作品有《浮图赋》、《上疏谏用慕容
等》赋、文、诗歌。但是，在历经战乱之后，保存至今的已经只有收入郭茂倩编《乐府诗集》中的《企喻歌辞》组诗中的最后一首：“男儿可怜虫，出门忧怀死；尸丧狭谷中，白骨无人收。”据郭茂倩引述，后两句“本云‘深山解谷中，把骨无人收”，在此之后，还有两句：“头毛堕落晚，飞扬百草头”。对于为何要改、删，郭茂倩并未作任何说明。不过，删去最后两句之原因，似乎是为了与其它三首《企喻歌辞》在句式上保持统一。在这首诗中，诗人用极简炼的文字描写了一个士兵对战争的恐惧，并以此反映出他的强烈的厌战，乃至反战情绪，对战乱中的下层群众寄予了无限的同情。
其它三首《企喻歌辞》与苻融所写的作品风格迥异，第一首的内容为“男儿欲作健，结伴不须多；鹞子经天飞，群雀西向飞”。显然，诗中的“鹞子”比喻“勇士”，其“经天”之飞，拟驰骋疆场、冲锋陷阵，“群雀”乱飞，暗写勇士的横扫千军之势。第二首与第三首表现的是前秦军队的军容军威：“放马大泽中，草好马著膘；牌子铁
裆，
鉾鸜尾条”。“前行看后行，齐著铁裆；前头看后头，齐著铁鉾”。这些作品都闪耀着英雄主义的光彩。由于语言生动，形象鲜明，诗歌平淡中见雄奇，充满了勃勃的生气。
（二）苻朗及其《临终诗》
苻朗（？—公元389年），字元达，为苻坚之侄。 他先后担任前秦镇东将军、青州刺史。淝水之战后，他向攻伐青州的晋淮陵太守高素请降。“既至扬州，风流迈于一时，超然自得，志凌万物，所与悟言，不过一二人而已”（注：《晋书·苻坚载记第十四》附《苻朗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936页。），全然没有一丝败军降将的可怜相。不仅如比，他还敢痛斥在吏部任官的王忱、王国宝二人是“人面而狗心”、“狗面而人心兄弟”。最后，他被王国宝杀害。
《晋书·苻坚载记十四》附《苻朗传》称苻朗“性宏达，神气爽迈，幼怀远操，不屑时荣”，又称他“耽
经籍，手不释卷。每谈虚语玄，不觉日之将夕。登涉山水，不知老之将至”。他能文工诗，曾著《苻子》一书，专论老庄哲学。《临终诗》是他唯一一首传世诗作，吟诵于临刑之际：“四大起何因？聚散无穷已。既过一生中，又入一死理。冥心乘和畅，未觉有终始。如何箕山夫，奄焉赴东市！旷此百年朝，远同嵇叔子，命也归自天，委化任冥纪。”原诗无题，所补之题目乃是丁福保收此诗入《全晋诗》时所加。作者在前3 句中以道教思想解释生死之道，视死如归，表现出异常的恬淡、安祥：既不知生，又何必忧死？生生死死，无始无终，归焉自然，顺乎天理。接着作者用6 个诗句引述许由隐居箕山及嵇康受诬遭杀身之祸的典故，愤愤责问道：自己为何欲隐居而不能，求出世而不得，反遭荼毒？他还以此狠狠地嘲笑了东晋的“清明盛世”。最后两句与开头4句相呼应，发出低低的慨叹， 决定从容赴难。整首诗情感顿郁，仿佛乌云承压下的秋山，激愤而又低回，慷慨而又苍凉。这首诗在情感的表达、引用典故、遣词造句等方面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堪称前秦时期的优秀作品。
（三）《慕容垂歌辞》
《慕容垂歌辞》共3首，见载于《乐府诗集》， 属“鼓角横吹曲”。慕容垂曾被慕容隽封为吴王，生活于东晋末年。《乐府诗集·梁横吹辞序》云：“梁鼓角横吹曲多叙慕容垂及姚泓战阵之事”。明人胡应麟在《诗薮》中指出，乐府所载《慕容垂歌辞》3 首具体描写的是慕容垂攻苻丕之战。在败于刘牢大军之后，“雀人盖因此作歌嘲之”，“此歌亦出苻秦也”。第一首写道：“慕容攀墙视，吴军边无岸；我身分自当，枉杀墙外汉”。表现了慕容垂身陷重围之际的内荏色厉，焦虑不安。第二首描写慕容垂在人力不济、回天无力之情况下拜佛行乞的可怜相；“慕容愁愤愤，烧香作佛会；愿作墙里燕，高飞出墙外”。第三首中，慕容垂怨天尤人，坐等毙命：“慕容出墙望，吴军无边岸；咄我从诸佐，此事可惋叹”。
这3首诗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完全按时间及战争过程逐一展开， 活灵活现地勾画出慕容垂自负、怯懦、寡谋、暴戾、迷信而又骄横的丑态。作品的语言生动活泼、形象鲜明、讽刺辛辣；继承了《诗经》以来的讽刺文学传统，并将它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注：参考祝注先：《十六国时代少数民族的诗人和诗作》，载《民族文学研究》 1985年第3期。）
二、后秦羌人的作家文学
战国时期，曾有不少羌人部落从黄湟流域南迁，进入现今的云、贵、川，分别成为现今藏缅语族各个支系的祖先。一部分仍游牧于西北高原的羌人，则于汉以后不断内迁，并与汉人杂处，逐渐转化成农耕民族，汉文化对他们的影响日见深刻。至公元386年， 迁入关中地区的姚氏羌人崛起于渭水流域，在长安建立了后秦政权。以此为契机，羌人的作家文学宣告诞生，并一度出现了繁盛局面。
后秦政权的建立到灭亡，对应于东晋至十六国。这一时期，中国文学有两大成就：“一是佛教文学的输入，二是新乐府辞的产生”（注：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后秦羌人的作家文学有机地融汇入当时的中国文学大潮之中，无论在宗教文学方面，还是在新乐府辞的创作方面都有一定的贡献，如后秦姚氏统治集团曾不遗余力地翻译包括佛教文学在内的佛教经典，许多人的散文创作无论在题材上、思想上，还是表现形式上，都深受佛教的影响。又如《乐府诗集》中收录有后秦羌人的民间诗歌《琅琊王歌辞》、《钜鹿公主歌辞》。
（一）散文创作
散文创作集中体现了后秦羌人作家文学的成就。这些散文，多是书表，一类是招贤求仕的诏文，如姚兴的《与桓标二公劝罢道书》、《与僧迁等书》；一类是谈论佛理的论表，如姚兴的《通三世论》、姚蒿的《后秦姚主佛义表》；一类是处理军政事务的文书，如姚弋仲的《上石勒书》、姚苌的《下书禁复私仇》、《姚兴的《敕关尉》、姚泓的《下书复死事士卒》。其中，第一类作品内容充实，情感深厚，文句典雅，其成就最高；第二类作品虽然内容玄奥，但比喻生动，富于形象，仍充满文学情趣；第三类作品具有历史价值，但文学性要相对逊色一些。在众多的散文作家中，姚兴与姚蒿最负盛名。
1、姚兴及其散文创作
姚兴（公元366—416年），字子略，于394 年继父亲姚苌之位任后秦国国王。他的一生，积极有为，在恢复生产，完善国体，稳定社会，弘扬佛儒，发展文化教育等方面都有建树。由于自幼随父征战于秦陇，他受到中原文化的很大影响，不但熟悉读汉文经史，还精于佛理，常常“讲论道艺，错综名理”（注：《晋书·载记第十七》，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979页。）。他还曾迎请龟兹国名僧鸠摩罗什入长安讲法译经，为佛经的翻译作出过重要的贡献。
姚兴的散文创作虽限于书表诏文，但可读性很强，文学情趣浓郁。如《与桓标二公劝罢道书》，以恳切的言辞、饱满的情感劝诱桓、标二公还俗从政，将自己求贤若渴的心致表现得淋漓尽致：
卿等乐道体闲，服膺法门，皎然之操义，诚在可嘉。但朕临四海、治必须才。方欲招肥循于山林，搜陆沈于屠肆。况卿等周旋笃旧，联所知尽。各挹干时之能，而潜独善之地，此岂朕求贤之至情；卿等兼弘深趣耶？昔人有言：“国有骥而不乘，方惶惶而更索，是之谓也”令敕尚书令（姚）显便夺卿等二乘之福心，由卿清名之容室，赞时益世，岂不大哉！？苟心存道味，宁系白黑，望体此怀，不以守节为辞。（注：《弘明集》第11卷，载《钦定四库全书》子部释家类第104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版，第167页。）
作者首先肯定了桓、标二僧“服膺法门”是“皎然之操义”，“诚在可嘉”，但是，为了富国强兵，桓、标二僧应作更崇高的选择，即积极有为，“赞时益世”。言辞恳切，情感真挚。
遭到桓、标二僧的婉拒之后，姚兴又连连写下《诏桓标二公》、《再诏桓标二公》等诏书。最后，姚兴甚至写了《与僧迁等书》一文，试图借僧迁之力达到令桓、标二僧归附出仕之目的：
省疏所引，一二具之。联以谓独善之美，不如兼济之功；自守之节，未若拯物之大。虽子陵颉顽于光武，君平慠岸于蜀肆，周党辞禄于汉朝，杜微称聋于诸葛，此皆偏尚耿介之士耳。何足以关嘿语之要，领高胜之趣哉！今九有未乂，黔黎荼蓼。朕以寡德，独当其弊。思得群才，共康圣治。法师等虽潜心法门，亦毗世宣教，纵不能导物化时、勉人为治。而远美辞世之许由，近高散发于谢敷。若九河横流，人尽为鱼，法师等虽毗世宣教，亦安施乎，而道桓等伏膺法训，为日久矣。然其才用，足以成务，故欲枉夺其志，以辅暗政耳！若福报有微，佛不虚言，拯世急病之功，济时宁治之勋。功福在此而不在彼。可相诲喻，时副所望。”（注：《弘明集》第11 卷， 载《钦定四库全书》子部释家类第10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版，第169页。）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除继续表达自己“思得群才，共康圣治”的愿望外，还阐述了对政教关系的看法：“独善之美，不如兼济之功；自守之节，未若拯物之大”，“拯世急病之功，济时守治之勋”，即：入世大于出世。对于这些观点明，作者引用了大量的历史典故，言之有据，说理充分、情采丰茂、气韵生动。“若九河横流，人尽为鱼，法师等毗世宣教，亦安施乎？”一句，反问有力，入木三分。
姚兴的另一部分作品为谈论宗教义理的书表，包括《与安成侯姚蒿议论佛书》、《能三世论——咨什法师》、《通不住法师船若》、《通圣人放大光明普照十方》、《通三世》、《通一切诸法空》、《答安成侯姚蒿书》、《重答安成侯姚蒿》等等。这些作品的内容玄之又玄，缺乏生活气息，文学成就并不高。
姚兴的散文代表了后秦散文的最高水平，但因种种原因，缺乏鲜明的民族特色以及艺术个性。
2、姚蒿
姚蒿为姚苌之子，姚兴之胞弟，生卒年不详。他曾任秦州刺史、司隶校尉等职，并受封于安城，故又称为安城侯。
姚蒿文武兼备，通佛理，博涉内外事务。他的传世散文均是表文，著名的有《谢后秦主姚兴珠像表》、《上后秦主姚兴佛义表》、《重上后秦主姚兴表》，其内容大都是与兄长姚兴探讨禅理。其文学成就并不太高。在姚兴死后，姚蒿曾一度辅佐新继位的姚泓治理国家，但最终战死于与叛将杨盛的交战之中。
（二）诗歌创作
诗歌在后秦文学创作中所占的比重不大。史称“姚泓博学，善议论，尤好诗咏”（注：《晋书·载记第十七》，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007页。），但其诗已殆然无存。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后秦羌人创作的诗歌已经只有载于《乐府诗集》中的《琅琊王歌辞》与《钜鹿公主歌辞》。这两组诗歌的作者已经不可考据，但大体可以推知是出身于羌人贵族的诗人或民间诗人。
1、《琅琊王歌辞》
有关琅琊王的记载，最早见于《晋书》卷38中的《琅琊王伷传》，可知在晋武帝于公元265年即位之后即封司马伷为东莞郡王， 不久又改封为琅琊王。司马伷为司马懿之子，其孙司马睿就是东晋元帝。
《琅琊王歌辞》共8首，皆为五言， 是古羌人所创作的第一批五言诗。第一首：“新买五尺刀，悬挂中梁柱；一日三摩娑，剧于十五女”，以一个武士对宝刀的酷爱，生动体现羌人的尚武精神，颇有清壮颈直之气，正与《新唐书·党项传》中的“俗尚武”、《华阳国志》中的“羌叟之地，土地山险，人民刚勇”等记述相吻合；第二首：“琅琊复琅琊，琅琊大道王；阳春二三月，单衫绣裆”；第四首“琅琊复琅琊，琅琊大道王；鹿鸣思长草，愁人思故乡”；第六首：“琅琊复琅琊，女郎大道王；孟阳三四月，移铺逐阴凉”的结构大抵相同，先以“琅琊复琅琊”起头，然后表现由时序变化引起的生活变化，只有第四首中的“愁人思故乡”一句还透露出被迫背井离乡的难民的淡淡哀愁；第三首对连年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作了真实的表现：“东山看西水，水海盘石间；公死姥更嫁，孤儿甚可怜”。这是一幅多么悲惨的景象！第五首美化了战火硝烟中的后秦都城长安：“长安十二门，光门最妍雅；渭水从垄来，浮游谓桥下”，这与其它诗的风格牴牾甚大。第七首表现的是离乱中的游民对英雄的渴望：“客行从主人，原得主人强；猛虎依深山，愿得松柏长”。由于个人失去了独立生存的一切基础，身如浮萍，流离失所，人们将幸福与生存的希望寄托于强大的“主人”。第八首塑造了一位英雄善战的骁将——广平公：“快马高缠鬃，遥知身是龙；谁能骑此马。唯有广平公”。作品对广平公的刻画是不露痕迹的，先写身如飞龙的健骏，再点出只有广平公能驾驭这一神驹，展现了主人公非凡的风彩。所谓的“广平公”，也就是《晋书·载记》所载的姚弼：“广平公，姚弼。兴之子，泓之弟也”。此人有文韬武略，镇压叛将赫连勃勃的战斗中，“独弼率众与战，大破之”（注：参见李明、李忠亮、王康编著：《羌族文学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后来，他于公元四一六年丧身于宫廷内乱之中。由此可以证明《琅琊王歌辞》确是后秦羌人所作。
2、《钜鹿公主歌辞》
《钜鹿公主歌辞》亦载于《乐府诗集》中，共三首。第一首：“官家出游雷大鼓，细乘犊车开后户”；第二首：“车前女子年十五，手弹琶琶玉节舞”；第三首：“钜鹿公主殷照女，皇帝陛下万公主”。对于这组诗，《唐书·音乐志二》认为似是姚苌时歌，其词华丽，与北歌不同”。作品所表现的是皇族出游的情景，文辞华丽，但内容苍白。虽然如此，作为后秦羌人诗歌创作中的第一组七言诗，还是具有一定艺术价值的。
【收稿日期】2000－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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