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平发展进程中的中俄日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俄论文,中国论文,发展进程论文,和平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中国的和平发展理念
历史上，国外对“中国崛起”问题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但那时的主流观点是中国的发展将引致“黄祸”。较早研究中国发展的是无政府主义创始人之一的巴枯宁，他在1873年出版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中首开“黄祸论”之先河。冷战结束后，中国实力快速增长，逐渐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经济和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引起了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学者的关注，从而引发了有关“中国崛起”的广泛讨论。
对于中国发展的消极看法是：认为中国的发展将对国际社会产生负面影响。这一论调也就是“中国威胁论”。“中国威胁论”从军事、经济、文化、生态等方面被广泛引证，充分表明了西方对中国强大的不适应和恐惧心理。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在实力上升过程中，发展国必然对其他国家造成压力，甚至产生威胁，有可能导致与其他国家的竞争失衡。西方媒体及学者普遍具有这种偏见，对中国的崛起产生了强烈的怀疑和危机意识。
针对国际社会的广泛争论，早在2003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发表了题为《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亚洲的未来》的讲演，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反响。“中国和平崛起”这一论题，受到国际国内社会的广泛关注。“崛起”本身是中性的，是国际政治理论的常用词，不含价值判断。它指的是这样一种现象：一个具有一定禀赋的国家相对力量的迅速增长，与这种力量增长相应的是，国家间关系出现适应性变化。中国的崛起将是坚持和平，坚持不争霸的和平发展，中国走的是和平发展的道路。可以说，根本目的是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近代以来大国争霸的历史反复说明，一个大国的崛起，往往导致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的急剧变动，甚至引发大战。这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走了一条依靠发动侵略战争，实行对外扩张的道路。而这样的道路，总是以失败告终。而中国的和平发展就是超越了权力（强权）政治学的发展观。中国的和平发展，在世界上是新型的发展。2005年12月22日国务院新闻办正式出版的《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详细深刻地阐述了中国的和平发展观。白皮书指出，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是人类追求和平进步的一条全新的道路，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郑重选择和庄严承诺。这是中国政府首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中国走和平发展之路的必然性和坚定决心以及为实现这一目标而采取的战略方针和政策措施。在2006年3月14日的全国人大政协十届四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又从十个方面阐述了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温总理指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是由中国的传统文化、发展需要和国家利益决定的，中国已经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最高目标就是构筑“和谐世界”。“和谐世界”展示了中国对于新世纪人类命运的庄严思考，有利于化解“中国威胁论”，有利于加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塑造客观友善的舆论环境。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努力做到：在政治上和平共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在经济上互利共赢；安全上相互信任；文化上加强对话，相互交流。2006年胡锦涛主席在新年贺词中提到要构建和谐世界。中国政府在政治、经济、安全方面的主张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的理念。2006年11月18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亚太经合组织会上，发表《推动共同发展谋求和谐共赢》的讲话，提出了构建“和谐亚太”的主张。他说：“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愿同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携手努力，为推动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亚太大家庭作出贡献。”“和谐亚太”是和谐世界的细化。“和谐世界”表明中国需要积极参与塑造未来的世界。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国家，中国应具有“战略思维”，对世界的未来发展方向，应该有自己的理想、主张和说法。特别是当世界需要听到中国声音的时候，中国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展示中国的视角。这将为中国阐述自己的外交理念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也为中国建设和运筹软实力提供了重要的平台。
随着近几年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作用的不断加强，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相比前几年，对于中国的发展出现了更多积极的看法：中国的发展是前进性的、积极的，将给世界带来新的机遇而不是威胁。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在“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上作报告时表示，中国现在取得的进步和成就，真的令人难以置信。他坚信中国会和平发展、和平崛起，中国正在走一条正确地道路，他坚信一个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中国，能够让世界变得更加稳定、安全和繁荣①。美国2007年1月22日最新出版的《时代》周刊封面文章称中国必然和平崛起。美国媒体和学者对中国崛起的观察由来已久。刊登在时代周刊上的这一组文章能够说明美国国内逐渐从积极的方面看待中国对世界的影响。该刊强调，中国经济发展之快目前可说是首屈一指，中国进入国际政治舞台，积极参与外交事务，要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并不夸张。该刊还分析了中国只会和平崛起，中美间并不会出现战争以及失控的经济竞争。该刊同时指出，美国和其盟友要解决竞争问题，必先认清中国与西方的共同利益，透过合作达致互惠互利。美国亦要向中国显示，不明智的政策会影响国家的长远利益。
因此，从中国国内来说，中国的和平发展是中国的使命和战略；从国家的角度看，建设和谐世界，周边是首先。中国的和平发展对周边邻国产生的积极影响大于消极影响。
二 中国的和平发展与中俄关系
作为中国近邻的俄罗斯怎样看待中国的和平发展？总体而言，中国的和平发展符合俄罗斯的国家利益。正是看到这一点，两国领导人一直在不断构筑双边的友好合作关系。从俄罗斯独立以来，中俄两国的关系上了三个台阶：从1992年互视为友好国家，到1994年确立建设性伙伴关系，再到1996年提升为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01年，两国签署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004年，两国元首北京会晤最终解决边界问题。目前，中俄两国关系已进入了历史上双边交往的最好时期。对此，温家宝总理指出“中俄两国关系发展的势头良好。我们确立了一个目标，这就是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我们确立了一个机制，就是国家元首每年定期会晤和总理定期会晤。我们签署了一个条约，就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我们制定了四项措施：第一，增进政治上的相互理解和信任；第二，加强经贸合作；第三，密切在战略问题上的磋商；第四，扩大社会交往。”② 2006年3月随普京访问中国的前俄罗斯驻中国大使，现任俄罗斯联邦委员会议员的罗高寿曾对媒体表示，普京此次访问中国后，两国将迎来巨大的发展，中国的和平发展符合俄罗斯的民族利益，他相信，中国领导所说的永远不称霸是真心实意的③。
（一）中国和平发展有利于中俄关系的发展
中国和平发展的重点在于充分利用世界和平的大好时机，集中精力发展自己，并以自身的发展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决不会在世界上称霸。中国自古就有亲仁善邻、崇信修睦的优良传统。中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奉行“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俄罗斯作为中国的近邻，中国的和平发展将为中俄关系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主要有以下三个依据：
首先，在国家发展的问题上，俄罗斯同中国一样，也处在和平发展的进程中。和平与稳定的中国为俄罗斯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保障。俄罗斯独立以来，国家经济经历了一个衰退期，直到进入21世纪后，国力才随着世界石油价格的上涨而有所恢复。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俄罗斯将会集中于国内的改革与发展，致力于实现普京提出的富国强民的战略目标。这一目标同中国的战略目标是一致的，即首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然后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中国与俄罗斯拥有4300多公里的边界线，拥有世界1/5人口，中国的稳定和繁荣本身就是对邻国稳定发展的重要贡献。中国和平发展的外交理念，为俄罗斯集中发展经济解除了后顾之忧，提供了睦邻友好的和平发展环境。
其次，中国的和平发展，有利于中俄两国经济的互利合作，从而为俄罗斯经济的振兴提供了机遇。“俄罗斯的振兴和富强之路与中国有着密切的联系”④。中国的发展将会促进俄罗斯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将带动远东地区的发展。这个地区不仅体现着两国在经济方面的许多互补性，而且也承载着俄罗斯融入亚洲经济一体化的期望。中国的发展给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发展带来了重要机遇。远东地区资源丰富，但是劳动力缺乏；中国能源不足，但劳动力充足。中俄都在追求发展，意味着两国国内未来市场广阔。近年来，中国同俄罗斯已经达成协议，要在远东地区合作进行木材开发与加工，同时输出中国劳动力，推动远东地区种植业的发展。随着中国国内对能源需求的不断增加，中俄还将在远东地区修建石油运输管道，从而为管线经过的地区带来数量可观的就业岗位和发展机遇。此外，中国赴俄罗斯旅游以及俄罗斯来华旅游的人数近年来也呈上升趋势。这不仅带动了两国服务贸易的发展，而且还有利于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远东地区未来的发展将促进俄罗斯同亚太地区高速发展的经济的融合，并同该地区形成互利、互补、互助的新型合作关系。
再次，在国际战略问题上，中国与俄罗斯有许多共同之处。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意味着不仅要求中国不对外扩张、争霸、战争，而且还要求中国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讲，为了应对世界格局和国际战略形势的变化，中国与俄罗斯有必要密切联系，相互借重。其一是面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政策，中俄两国的处境非常相似，“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有效地保护了自己，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形成制约，是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的积极因素”⑤。其二是中俄在国际问题上有广泛的共识和共同的利益，在维护联合国的权威性、反对恐怖主义、解决热点问题、特别是在维护对两国利害攸关的中亚和东北亚的安全和稳定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协作。和平发展的中国与俄罗斯在国际合作方面都自觉遵循不结盟、不对抗和不针对第三国的理念。
（二）俄罗斯国内的“中国威胁论”
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不可避免地会给近邻造成一种压力和担忧。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有关“中国崛起”的讨论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的焦点，进而形成了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并认为这种“威胁”不仅表现为潜在的“军事威胁”，而且还表现为经济、能源、环境等诸多领域竞争与摩擦的现实“威胁”。20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也开始出现“中国威胁论”。对此，俄罗斯有学者指出，有关“中国威胁”的问题实际上常被显著夸大⑥。应当看到，“中国威胁论虽不是中俄关系的主流，但是每每在俄罗斯做出对华政策重大决定时，它即成为俄国内某些排华、仇华和反华势力信手拈来的搅局筹码……而中俄间摩擦的呈现又反过来对中国威胁论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⑦
早在20世纪初，俄罗斯就有学者认为对俄罗斯的威胁将来自中国，但是，现实中俄罗斯的主要对手却始终是来自西方，无论是两次世界大战还是冷战都是如此。他们认为，目前在俄罗斯的“中国威胁论”，主要与领土、移民、资源消耗等问题联系在一起。俄罗斯国内有学者对中俄人口对比失衡产生焦虑。他们认为，目前，俄罗斯人口每年减少70万，尤其是在面积600多万平方公里的远东地区，人口更是已减至670万，而相邻的中国东北三省却有高达1亿的人口，从而使得中国移民大量涌入远东地区，从而形成中国对俄罗斯领土事实上的“占领”，非法移民问题也因此被指责是中国的蓄意扩张。此外，也有俄罗斯学者认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建立在原材料的透支消耗上，因此随着中国国内资源的短缺，俄罗斯有可能成为中国的“资源附庸”。
有关“中国威胁论”的鼓噪主要都针对的是中国对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威胁。一方面，这与远东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恶化、人口流失严重有密切关系。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蓬勃发展并在许多重要国力指标上都优于俄罗斯，也使得俄罗斯人失去心理平衡。2002年年底的斯拉夫石油股权拍卖案以及中俄石油管道改线风波都给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蒙上过阴影。俄罗斯有学者认为：“中国威胁论”和中国非法移民问题之所以会成为社会恐惧，很大程度上是与俄罗斯政府在政治经济形势恶化时试图转移民众的社会关注焦点的舆论导向有关，但这会带来显著的危害，因为治疗这种社会恐惧将比用武力解决非法移民问题要复杂得多⑧。虽然随着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深化，“中国威胁论”的影响力正在减弱，但由于“中国威胁论”所造成的社会心理会长久地留存在俄罗斯人的意识中，从而使得双边关系中的小问题也可能酿成冲突，因此必须看到，“中国威胁论”已成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不可忽视的负面因素。
三 中国的和平发展与俄日关系
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来看，一个地区力量均衡被打破时势必会导致国家关系发生变化。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以及中俄关系的不断密切，近年来原本停滞不前的俄日关系也逐渐呈现积极改善的迹象。
（一）俄日关系发展过程中的主要表现
苏联解体后，俄日关系的发展道路充满了荆棘和坎坷。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日本坚持政经不可分原则，要求俄罗斯首先归还北方四岛，因此俄日关系相当冷淡。1997年，日本确立对俄罗斯的多层次接触政策。1998年，俄日两国建立创造性的伙伴关系，双边关系开始全面发展。2003年年初，两国确立了进一步推动双边关系发展的“路线图”即《俄日行动计划》。之后，两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各领域的合作不断扩大。但是，由于两国间的领土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因此从总体来看，俄日双边关系同东北亚其他的大国关系相比，始终是停滞多于发展。
第一，领土问题一直是政治关系发展的主要障碍。俄罗斯在独立之初采取了积极改善和发展俄日关系的政策，一方面希望得到日本的大规模经济援助，另一方面也尝试在“民主”和“市场”的价值观基础上建立新型的俄日关系。但是，领土问题却成为俄日关系发展的重要障碍。1992年，由于国内各派政治力量在领土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对立，叶利钦总统被迫推迟出访日本。尽管叶利钦总统于1993年10月对日本进行了正式访问，但俄日关系从1993年开始陷入僵局。2002年，由于年初发生“铃木事件”⑨，俄罗斯拒绝了日本首相小泉原定的回访俄罗斯计划，使得正在回暖的两国关系再次陷入低谷，双方甚至中断了高层往来和正在进行的经济合作项目。2004年，普京在俄罗斯总统选举中连任后，日本曾邀请普京于同年秋季访日，但是分歧严重的领土问题，却使得普京的访日计划被迫延期。直到2005年11月，普京总统才对日本进行了正式访问，而且两国领导人在访问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也并未提及领土问题。
第二，凭借“不打领带”的非正式会晤，签订“叶—桥计划”，俄日关系得以在苏联解体后全面发展。1997年7月，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提出“欧亚大陆外交”新战略，对俄放弃政经不可分的原则，采取“多层次接触”政策。1997年11月，叶利钦总统和桥本首相在俄罗斯举行了“不打领带”的非正式会晤，并发表了涉及双边关系各方面内容的“叶利钦—桥本计划”。同时，叶利钦总统还许诺将在2000年签订和平条约。此次会晤使俄日关系达到了历史最高峰，促使俄日关系摆脱领土问题的束缚，开始走向全面发展。2003年，普京总统和小泉首相在“叶—桥计划”的基础上签订了《俄日行动计划》，进一步规定了两国今后发展的“路线图”。
第三，双边经贸关系长期发展缓慢，但近年来年合作进展较快。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俄日贸易额就一直在30亿美元左右徘徊，直到近年才有明显增长，2005年更是突破100亿美元。尽管俄日贸易额有所上升，但双边经贸关系在两国的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重都相当有限。俄日贸易仅占俄罗斯对外贸易的3％～4％；而日本同美国、中国、欧盟或者东盟的贸易额更是动辄以数百亿美元计。俄罗斯在日本对外贸易中所处的地位同挪威和希腊相似。俄罗斯在日本的对外贸易中仅占约1％，而日本在俄罗斯的贸易量中占2％。同一时期，俄罗斯对德国的出口大约是80亿美元，俄罗斯出口到日本是18亿美元，还不到德国的1/4，按俄方的统计，2004年两国贸易额是73.61亿美元，日方统计是85亿美元，两国的贸易额比2003年增长了近一倍，但是和日韩600亿美元，日中1300亿美元的贸易额相比，这个数字还是太小了。2005年1～9月俄日贸易额是76.63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2％。2006年1～9月俄日贸易额是95.27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4.2％。但是，这样的贸易关系丝毫没有体现出俄日两国所具有的贸易潜力⑩。
近年来，尽管俄日贸易额增长幅度较大，但是两国的贸易结构不平衡的事实并没有得到改变。其中，俄罗斯出口到日本的主要是原材料和低加工产品。俄罗斯对日本出口的金属，包括有色金属和贵重金属，占出口总量的37％，海产品占27％，木材占11％，矿产品和燃料（包括煤炭、石油和石油制品）占20％。俄罗斯从日本进口的主要是技术和汽车，包括交通工具、道路建设技术设备、电器产品、金属加工设备以及通讯设备。而且，俄罗斯对日本的出口增长明显缓于进口增长的速度（11）。
两国间的相互投资规模都不大，而且总体呈现为日本向俄罗斯投资的单向性特点。日本对俄罗斯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大型项目领域，具体包括是萨哈林—Ⅰ和萨哈林—Ⅱ油气项目以及汽车组装项目。2005年6月，日本丰田公司在圣彼得堡郊外建立了汽车组装厂，预计年产量为20万辆。
两国在能源领域的合作较为稳定，并有扩大的趋势，已成为双边经贸关系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日本与俄罗斯的能源合作项目全部集中在远东—西伯利亚地区，除萨哈林油气项目外，也包括远东—西伯利亚地区输油管道的建设项目。
第四，俄日军事交流不断加深。1996年4月，俄日举行了首次军事领导人会晤，签署了加强安全对话和军事交流的协定，并商定每年定期进行双边高层安全对话和防卫交流，其中包括：军事领导人定期会晤，军舰互访，举行联合海上搜救训练，举行联合军事演习。2003年8月，日本派海上自卫队的一艘驱逐舰和一架舰载直升机参加了俄军在远东地区的纳霍德卡海面举行的海上军事演习。这是日本海上自卫队首次和俄罗斯举行联合军事演习。2005年6月，日本海上自卫队司令访俄时，日本驱逐舰驶入俄罗斯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港，受到了俄日军事外交史上前所未有的隆重礼遇，称得上是1855年俄日建交以来的首次。
第五，两国在国际多边合作中的关系得到加强。俄罗斯和日本在反恐怖主义、反跨国犯罪、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环境保护、朝核危机、伊朗核问题和联合国改革等诸多国际问题方面，都有着广泛共识和共同利益，并开展了积极的对话与合作，先后发表了《关于在国际事务中相互合作的联合声明》和《关于与国际恐怖主义斗争的联合声明》。此外，日本支持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而俄罗斯则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二）俄日关系发展的主要特征
在东北亚，俄日关系与中俄关系和中日关系相比，呈现出其明显受制于领土问题和受中国发展影响的特征。
第一，俄日关系处于既非和平亦非战争的状态。二战期间，两国成为交战国，二战后，由于两国在领土问题上无法达成妥协，至今未能签订和平条约，因此从国际法角度看，两国尚处于交战状态。这在国际关系中的国家交往史上绝无仅有。横亘于两国间的领土问题严重制约着双边关系的发展，不仅影响到政治关系，而且也是直接影响到诸多重大经贸合作项目成败的关键，使得两国长期无法走出“领土—合作—领土”的发展怪圈。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远东输油管道的走向问题，就明显涉及领土问题。普京执政后，曾尝试在1956年《苏日联合宣言》的基础上解决领土问题，但俄罗斯国内反对的舆论力量相当强大。因此，俄罗斯出台有利于日本的输油管道走向方案，很大程度上就是期望日本在远东地区的投资能够促使社会舆论发生有利于领土问题解决的变化。此外，俄罗斯也是有意借此推动日本在以解决领土问题为基础的和平条约谈判中改变坚持四岛一并归还的强硬态度，期望日本能够在领土问题上做出妥协。2006年8月16日的渔船事件（12），再一次使领土问题成为50年以来两国关系发展中的首要问题。俄罗斯在日本政府换届的重要时期采取这一举措，明显是有意以事关国计民生的渔船问题，敦促继任的安倍政府在领土问题上采取更为明确、务实的态度，共同寻求妥协的道路。
第二，中国的和平发展与中俄关系平稳和务实的发展，对于同处一个地区的俄日关系有着明显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中国因素推动了俄日关系相互接近。中国的发展对于日本政府尤其是右派而言，更多的是“威胁”而不是合作发展的机遇。于是，如何面对原本就拥有强大的政治资源、现在又在经济上不断发展的中国？如何平衡中国国际影响的提高、国际地位的加强？也就成为日本政府的重要课题。在日本看来，加强俄日关系是一种较好的选择，并逐渐成为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外交重点。日本的俄国问题专家裤田茂树指出，“日俄关系的加强，对在日中之间建立正常的良好的关系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中国对《日美安保条约》采取了保留的态度，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修订也采取了严厉的态度。而且中国对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未必赞成。相反，俄罗斯在这些问题上都采取了向前看的态度。中国在考虑对日政策时，肯定会转过身看俄罗斯。因此，日俄关系的正常化必然会对中国产生强烈的影响。”（13）
1996年，中俄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双边合作发展迅速。在此背景下，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于90年代中期制定了“联俄制华”的策略，并抛出了“对俄三原则”，明确表示了牵制中国的政治意图。“这是要打破中俄战略力量平衡，促使东北亚地区力量保持均衡。”（14） 随后，俄日关系在“不打领带”非正式会晤的推动下，于90年代中后期开始步入发展高潮。日本有舆论认为，日俄关系需要刺激，而中国正是最为重要的刺激物。
近些年，俄日安全对话和防卫交流不仅未受两国政治关系的影响，而且还在政治关系起伏不定的情况下，形成了俄日军事交流的制度化，并有逐年加强的发展趋势。这对改善双边政治关系和社会舆论具有积极的作用。中俄军事领域的密切合作，是日本加强同俄罗斯军事交流的主要因素，其目的在于牵制中国的军事威胁。裤田茂树在接受俄罗斯《独立报》采访时指出，“日本对中国国力的增强感到非常担心”，并认为中俄军演与所宣布的目的不相符合，具有明显进攻性（15）。日本对中俄于2005年8月联合举行的“和平使命”军事演习非常敏感，多次派遣防卫厅的代表赴俄罗斯进行沟通。2006年1月13日，俄罗斯国防部长伊万诺夫在会见到访的日本防卫厅长官额贺福志郎时，额贺福志郎提出，“俄罗斯在与中国进行军事接触的时候，要考虑一下远东安全平衡的因素”（16）。日本加强对俄军事交流的根本目的，实际是期望能在北部边境营造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对此，俄罗斯学者萨尔基索夫认为，日本试图通过接近俄罗斯以化解对华政治关系的僵局和对中国发展的安全担忧（17）。
第三，中俄关系的发展，尤其是两国领土问题的解决不仅改善了俄罗斯东部的安全环境，而且也对俄日领土问题的解决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中俄领土问题解决后不久，俄罗斯于2004年11月表示可以归还有争议的北方四岛中两个岛屿。这是俄罗斯针对北方四岛问题的首次公开表态，旨在同日本就领土问题达成妥协。对此，日本学者岩下明裕指出，俄罗斯所做的表态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中俄领土问题解决的积极影响（18）。岩下明裕从中俄领土问题的解决过程中总结出两条经验：
其一是中俄间的领土问题是分阶段解决的，即在最终解决前分三个阶段进行谈判。第一个阶段就基本原则达成一致；第二阶段就双方提出的边界线着手讨论和研究，进而达成一致的边界签订协定；第三阶段就剩下的边界地段谈判达成一致，通常双方都会做出较大的让步，并针对以前的协定签订补充协定。分阶段的解决方法不仅应用在解决中俄领土问题中，也同样应用在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的边界争端中。实践证明，这一模式颇具效率。日本学者认为，应将这一模式用于俄日间的领土问题，先就齿舞和色丹岛签订协议，再就其余两岛进行讨论。从1999年至2001年，俄日两国开始采用这一模式解决领土问题，并首次在谈判中使用“划定边界”的概念，但“铃木事件”的发生却使得两国放弃了尝试，日本再次回到要求一并归还四岛的强硬立场。
其二是第三阶段的政治妥协相当重要，尤其是通过“各让一半”的方式达成一致。中俄第三阶段的领土谈判从1997年进行到2004年，才对最后三岛达成一致。这一成果来之不易，谈判曾经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以至于不仅是学者，甚至是不少普通民众也对最后三岛耳熟能详。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显著增加了两国政府解决领土问题的难度，尤其是在做出政治妥协时，更是会承受沉重的政治压力。对此，时任俄罗斯总理的切尔诺梅尔金提议，对有争议的三岛采取各让一半的平分办法，并得到了中方的赞同。由此不难看出，中俄领土问题的解决，并不完全是以国际法为依据，而是政治妥协的结果。这就需要双方的互信和忍让。那么，俄日间能否做出各自的让步？这显然相当困难。首先，俄罗斯国内对领土问题相当敏感；其次，俄罗斯不可能在承诺归还齿舞和色丹两岛前，就确定全部四岛的主权归属。可以说，俄日领土问题至今仍看不到政治解决的曙光。对于第二条经验，日本学者岩下明裕指出，俄罗斯可以将最大的择捉岛留下，该岛的面积占有争议领土面积的60％，其余三个小岛则归还日本。这显然可以看作是“各让一半”的领土问题解决方案。岩下明裕认为，这有利于破解日俄领土问题的僵局（19）。
第四，中国的和平发展引发中日两国在俄罗斯输油管道走向问题上的博弈。对于俄罗斯向亚太地区输油管道的建设问题，从2002年年底以来就一直存在南北两个方案。其中，“南线”指的是安加尔斯克—大庆输油管道，简称“安大线”。这一方案是由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公司与俄罗斯尤科斯石油公司合作，于1994年提出意向，到2001年已完成最后的技术论证。“北线”则是指安加尔斯克—纳霍德卡（远东地区港口）输油管线，简称“安纳线”。这一方案是由俄罗斯石油运输总公司提出，受到日本投资者的支持。2002年下半年，日本对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石油表现出浓厚兴趣。由于看到中俄输油管道项目成功在即，日本决定介入输油管道项目，并为此展开了强大的公关攻势。2003年1月，日本首相小泉访俄时，提出同俄罗斯在石油领域展开合作，即铺设从安加尔斯克到纳霍德卡的输油管道。日本的介入使得输油管道的建设问题复杂化，中日开始针对俄罗斯的能源展开博弈。为争取首先铺设安纳线，日本政府针对俄罗斯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和远东地区负责任展开了广泛的说服和解释工作，并针对俄罗斯有关各方和远东滨海边疆区做出了诸多许诺。日本承诺，如果俄罗斯同意首先修建安纳线，日本将斥资140亿美元投入俄罗斯的远东地区油气项目。2003年7月，俄罗斯基于生态环境保护的考虑，否定了安大线和安纳线。与此同时，俄罗斯石油公司提出新方案，计划修建两条管道，一条通往纳霍德卡，另一条分管道通往中国，起点是贝加尔—阿穆尔铁路的枢纽泰舍特。2004年12月31日，俄罗斯政府正式批准了泰纳线（泰舍特—纳霍德卡），并同意俄罗斯石油运输公司提出的分两个阶段建设泰纳线的方案。根据计划，第一期工程修建从泰舍特到中俄边境城市斯克沃罗季诺的管道，并由此开始修建通向中国的分管道，计划于2008年完工。第二期工程修建通往远东地区港口城市纳霍德卡的管道。2005年9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会见西方记者时表示，泰纳线将先通向中国，之后再到达太平洋沿岸（20）。至此，经过两年多的政治博弈，俄罗斯输油管道的走向问题终于尘埃落定。
对于日本介入输油管道走向的原因，从表面来看，显然是由于安纳线有利于保障日本石油供应安全，能够使日本对中东石油的依赖程度从目前的88％降低到60％。不过，这却不是根本原因。事实上，日俄两国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已针对有关开发利用俄罗斯远东地区石油的议题进行过磋商，并且签订过数个大型合作项目，但后来都无果而终。从根本来看，日本争夺输油管道走向的主要原因在于：首先是有助于影响中国的能源安全，进而牵制中国经济的稳定高速发展。中国目前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根据有关预测，中国石油的净进口需求在未来10年将按年均10％的速度增长，至2010年将达到1.5亿吨。因此，保证稳定的石油供应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而言具有战略性意义。安大线建成后，不仅有利于缓解中国不断增加的石油需要压力，而且有助于实现中国石油进口的多元化战略。其次是基于对大国关系的考虑。中俄战略性输油管道的建成，不仅意味着中国介入了俄罗斯远东地区的资源开发，而且将进一步巩固中国在整个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存在。更重要的是，这条输油管道将成为巨大的战略纽带，将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实质性的方式固定下来，并有可能将朝鲜半岛也纳入其中。因此，日本才会迫不及待地要求俄罗斯放弃安大线而采纳安纳线。这一方面有利于阻碍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巩固与发展，另一方面也有利于通过与俄罗斯在能源领域的合作，进一步提高日本在远东地区的影响力。
四 中国的和平发展与中日关系
中日关系由于历史问题的制约，始终处在政冷经热的状态。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日本日益感受到来自中国的挑战。
（一）中国和平发展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首先，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已经见到成效，在世界上快速崛起，这与经济停滞的日本形成鲜明的对比。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和日本的停滞状态导致了两国战略心理的失衡，相互间竞争与防范意识骤然增大。与此相关联，在区域合作的背景下，在东亚地区建立何种秩序的问题上升为中日关系的焦点。日美强化安全同盟的举措成为加重中日间“安全困境”的导火索。中国学者就这种态势指出，中日双方相互以“日美威胁论”和“中国威胁论”为依据，都在强化对对方的防范体系，至今尚未找出战略性和解的有效途径（21）。
其次，作为政治大国，但经济落后的中国，与作为经济强国，但政治落后的日本在国际关系中条件绝对不对称。而且，从发展趋势看，中国正在奋起直追。日本的优势好像在逐渐递减，这使两国关系处于新的历史性转折期。这种双向变化，使中日关系进入了一种前程未卜的战略调整阶段，能否使这一调整在“双赢”的基点上实现“软着陆”，是两国面临的共同课题。
再次，围绕地区经济主导权，中日两国竞争意识有所加强。日本以不损害对美关系为底线，不断试探构筑由自己主导的东亚货币金融体系、减弱美国经济霸权锋芒的可能性；中国对日本在安全上建立日美战略优势、在经济上却倡导东亚地区合作的作法抱有不信任感。中日相互间在政治、安全上的战略疑虑，在地区经济合作问题上也投下了浓重的阴影。
这些基本态势表明，中日双方都正力图确立对己有利的未来地区战略秩序，但相互调节双方利益的机制又显得过于薄弱。如任这种局面发展，两国关系则有可能逐步走向对立，其结果只能导致两败俱伤。双方如能致力于实现共同利益、尽量抑制过分竞争，则将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己方利益。为达此目的，双方必须找到共同利益的最大接合点（22）。
（二）中国和平发展有利于中日关系的发展
中国是日本永久的近邻，中国国内经济快速发展，政局稳定符合中日两国的共同利益，是两国关系向前发展的基础。可以更进一步说，只有在中国和平发展的前提下，中日两国才更容易找到共同利益。在未来经济发展过程中，中日之间的国家利益更多呈现的是共同性、关联性，而不是对抗性，因此双方在现实中是有可能实现双赢的局面。
第一，在能源领域拥有相互关联的经济利益。中日在对海外自然资源尤其是石油和天然气的需求方面容易形成竞争，近年来两国更是围绕俄罗斯输油管道的走向问题展开了激烈的对抗。中国学者冯昭奎曾指出，“两国同为需求国和进口国，也需要避免过度竞争使供给方和出口国坐收渔翁之利”（23）。此外，中日对于东海油气资源开发的竞争，还与领土主权和大陆架海洋权益相互纠缠，因而具有显著的复杂性和危机性。对此，笔者认为通过共同开发，将有助于中日寻求解决分歧的出路。
日本担心台海问题会影响到日本的海上运输线安全。这一方面是担心中国实现统一后台湾海峡这一日本海上运输线的重要通道将被置于中国控制之下，另一方面则是担心台海危机会在相当长时期内影响到日本海上运输线的安全，甚至波及日本西南岛屿与海域的安全。可以认为，中日间的政治互信，将有助于形成共同维护海上运输线的合作双赢局面。
第二，两国间经贸合作密切，经济依存度高。日本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日间虽然也存在竞争，但随着双边经贸合作的不断深化，两国经济的互补性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更加增强，尤其是日本经济更是日益依赖于中国的巨大市场。随着两国经济相互依存度的不断提高，日本积淀于中国的海外利益也在迅速增加。
第三，中日合作推动以东盟为核心的东亚地区合作，将对中日都有利。日本有学者明确指出，为实现东亚共同体而积极开展区域内合作，将是日本改善越来越冷淡的中日关系的关键。随着区域内各国间合作的不断加强，日本同中国的关系也就会随之加深（24）。
由此不难看出，虽说两国关系正经历着国力竞争、感情冲突和战略碰撞的震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两国强大后会走向对立或对抗。从社会心理的角度看，民族感情的冲突是难以避免的。近年来，日本国内的政治势力明显右倾，而且极端民族主义的影响也在迅速抬头，使得日本朝野对中国的发展都存在偏激的看法。这一方面由于新兴大国的发展往往会引发有意维护现存国际秩序的国家的担忧，另一方面则由于中日都曾是历史上主导过东北亚发展的地区大国，彼此间至今心存戒备，并不希望对方再次掌握地区主导权。再加上日本目前处于经济振兴时期，因此对于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难免具有竞争和排斥的心态。对于中国的和平发展，如果日本基于短视的现实主义的逻辑，将有可能导致中日间的战略对抗。近年来，日本不断加强同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已对中日关系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由于中日的国家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彼此紧密关联，因此从长远的发展角度看，中日两国实际是“和则两利，斗则两伤”。于是，对日本而言，确立正确的对华战略，细致考虑双方的共同利益以及历史和民族差异，将是推动自身乃至地区发展的关键。随着中日双边经贸关系的深入发展，中国经济发展对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也将日益突出。随着“中国威胁论”在双赢事实面前的瓦解，随着维护非传统安全的重要性日益增强，随着传统安全对美国依赖的弱化，随着中日关系走向理性与成熟，日本对华战略必将逐渐转向友好与合作，但日本的战略调整还需要相当长的过程。
五 中俄日关系中的美国因素
苏联解体后，美国凭借强大而全面的国力优势确立了全球性的霸权地位。由于美国在东北亚有着重要的安全和经济利益，因此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地区大国地位的逐渐确立，中国已开始成为美国眼中的有可能挑战其全球霸权地位的潜在竞争者。
俄罗斯学者认为，俄罗斯与中国接近有助于在战略角度相互借重，共同抑制美国的霸权（25）。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形成与发展，有利于联合制衡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中美关系的好转推动中俄两国更加关注双边和地区层面的关系，从而有助于中俄关系更加稳定和务实。
美国是保持东北亚地区战略平衡的重要力量。日本的外交政策是以日美关系为基轴，维护美日战略同盟关系已成为日本外交最为重要的内容。一方面，美国巧妙制造和利用日本对中国发展的恐慌，促使日本向美国靠拢而对中国全面防范，从而使日本成为美国在亚洲利益的捍卫者。另一方面，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积极推动中美关系的改善，也使陷入经济衰退的日本感到不安，因而更加依仗美国，唯恐在外交上被边缘化，以至于最近十年日美关系不断得到深化，而中日关系却是不断恶化。此外，日本还在美国的支持下，开始全面调整其安全政策，并开始扮演一个更主动的地区战略角色。2006年6月，日本邀请中亚四国外长到东京参加“中亚+日本”外长会晤。其目的在于：其一是确保今后的能源供给；其二是在中、俄与中亚国家关系中打进楔子，以维持日美的影响力。
冷战结束后，日本已不再是美国在亚洲对付苏联的桥头堡，但是，美国并不希望日本与俄罗斯的关系有实质性的突破。在20世纪50年代解决北方四岛的问题上，美国就曾经从中作梗（26），使日本失去从苏联首先取回两岛的机会。如今在东北亚大国关系博弈中，因领土问题而使俄日政治关系发展缓慢符合美国的利益，因此美国不会容许日本轻易打破现有的力量均衡。但是，美国也清楚地知道，如果中日，俄日关系趋于恶化，必将危及地区的安全和经济，进而损害美国在东北亚的利益，因此美国也会在必要时积极推动中俄日关系的协调与缓和。
六 中国和平发展过程中加强发展中俄日关系的途径
中国的和平发展对于邻国而言，具有两方面的重要含义：其一是中国能否将本国的和平发展战略推行到底？其二是即使中国有和平发展的意图，而且中国发展的周边环境也基本和平，但其他国家仍会对中国的未来存有疑虑。这是因为中国实在过于庞大，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很有可能会打破地区力量的均衡。于是，对中国而言，重要问题是如何减少或者尽量消除邻国的疑虑，如何使中俄日三国的关系出现良性的互动，而不是恶性的竞争。国际政治实践表明，推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将是推动中国与俄罗斯和日本在东北亚地区关系发展的重要切入点。与传统安全相比，非传统安全问题更具有扩散性。非传统安全问题从产生到解决都具有明显的跨国性特征，不仅对当事国构成威胁，而且还很有可能事关其他国家甚至是全球的安全问题。因此，通过非传统安全的合作，既可以维护中国的核心利益，也不容易触及其他国家的核心利益，有利于地区合作的推进，增强中国和周边国家的相互信任，避免产生猜疑和威胁感。
中国与邻国在非传统安全方面的合作涉及能源安全、环境污染、地区反恐、打击跨国犯罪、海上安全、打击非法移民和防止武器扩散等诸多领域。这些问题在东北亚的凸现，为中国与俄罗斯和日本开展地区合作提供了重要基础，成为推动三国关系良性互动的契机。如果中俄日三国能够超越对传统安全的关切，着眼于长远，那么东北亚地区必将走向稳定和繁荣，中日关系和俄日关系也必有所突破，中俄关系则会更为平稳地向前发展。
有了共同利益才会有合作，地区合作也正是建立在地区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中俄日在能源领域的合作是实现三国共同利益的需要，也是三国关系获得改善和互动发展的重要契机。中国和日本都是全球最主要的石油消费国，对于能源的需求事关两国的共同战略要求。作为两国邻国的俄罗斯的石油储量高居全球第二位。近年来，围绕俄罗斯输油管道走向竞争，充分反映出日本将中国的发展看成是“威胁”而不是发展的机遇。事实上，如果中俄日三国在东北亚的能源合作中建立起相互合作、相互依存的格局，将有利于稳定地区局势，对日本、中国东北地区以及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发展都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价值。日本有学者指出，应当在东北亚地区积累优先功能主义的合作（27），充分利用区域内的资源、劳动力、资本以及技术等互补优势，努力提高地区各国间的互信和团结，这将有助于缓和地区政治的紧张局势（28）。从目前来看，共同推进俄罗斯输油管道的建设，已成为三国发展合作关系的重要契机。
地区利益绝大多数是客观存在的现实利益，对于东北亚地区来说，发展经济一直是一项十分突出的地区利益，为发展经济而谋求长期稳定的安全环境也是整个地区的共同利益。东北亚稳定与否，直接影响中国的国家安全与社会发展。在东北亚建立安全机制也符合中国构建和谐世界的外交理念。对实现中国的全面发展和维护东北亚地区安全与世界和平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在东北亚的安全战略选择应以和平发展战略为指导，以建立区域安全合作机制，确保地区安全与稳定为基本目标。这一战略要求中国在东北亚地区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稳定周边安全环境，和平解决朝核危机，稳定朝鲜半岛局势，提倡新安全观和探索建立新的安全合作机制。目前，在东北亚安全机制建设方面，美国目前正由消极应付向积极推动转变，但仍强调新建的安全机制不能取代原有的双边同盟体系。日本的态度不是十分明确，希望它在东北亚安全机制上的想法以不影响强化日美同盟关系为前提。俄罗斯积极参与并推动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它曾先后提出了建立东北亚多边磋商机制的主张和建立“俄中美日韩朝六国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中俄日美韩在朝核问题上的合作机制已经为建立地区的安全合作机制迈出了一大步，该机制可能超越朝核问题，成为东北亚新的地区安全机制的序曲。归根结底，东北亚安全机制的构建还要取决于地区大国中美俄日之间的相互关系。
注释：
①中新社北京2006年12月14日电。
②《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长远利益》，载《人民日报》2006年3月20日。
③《俄前驻华大使称中国和平崛起符合俄罗斯利益》，http://www.sina.com.cn
④М.Л.титаренко:Китай-2050 и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взгляд в будущее.载国际会议文集《中俄关系：过去，现在，未来》，2006年6月。
⑤李静杰：《新世纪的中俄关系》，载国际会议文集《中俄关系：过去，现在，未来》（2006年6月）。
⑥Сергeй Михеев,Китайская угроза,как она и есть， http://www.politcom.ru/article.php? id=3091，2006.7.19
⑦吴大辉：《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十年实践的历史考察》，《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06年第3期。
⑧Воскресинский,Китай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новой структур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и стратегия России,вестник Европы， 2006 No 17
⑨日本自民党议员铃木宗男素有“影子外相”的称号。他主张优先发展日俄关系，在日本外务省培植了大量的亲俄派。在领土问题上主张日本放弃四岛一并归还的立场，提倡俄罗斯先归还两岛，支持在北方四岛上日俄展开经济合作。铃木解决领土问题的思路与俄罗斯的立场接近。俄罗斯在对日领土问题的谈判中对铃木及其亲信寄予了很大的期望。后由于铃木在北方四岛经济合作中接受贿赂的事情在日本暴露而辞职。“铃木事件”爆发后给俄罗斯对日外交带来巨大冲击，致使在领土谈判中出现了判断失误。
⑩参见俄日贸易投资促进委员会数据，http://www.tip-ro-rj.economy.gov.ru
（11）俄罗斯外交部网站，http://www.mid.ru/ns-rasia.nsf
（12）2006年8月16日，日本“第31吉进号”渔船在北方四岛（俄罗斯称南千岛群岛）附近海域遭到俄罗斯巡逻艇上人员的枪击，一名船员死亡。俄方随后扣押了渔船及其船长和船员。俄外交部当天还就此事件发表声明说，此事件的全部责任在日方。俄方曾多次提请日本当局“关注日本渔民在俄水域进行的非法捕捞活动”，并要求日方采取相应措施，但俄方的警告没有被听取。
（13）裤田茂树：《日俄关系》，载《外交论坛》1998年第4期。
（14）〔日〕《产经新闻》2002年4月。
（15）http://www.ng.ru/printed/66507.
（16）http://www.rian.ru/defense_safety/army_navy/20060113/58475057.html
（17）〔俄〕《新的两极对抗》，载《独立报》2006年6月8日。
（18）〔日〕岩下明裕：《俄中边界谈判的经验是否可以应用到俄日领土问题谈判中来？》，载《斯拉夫研究中心文集》，北海道大学2005年6月。
（19）同上。
（20）www.strana.ru.2005年9月12日。
（21）金熙德：《中日伙伴关系的背景、实质及趋势》，载《日本学刊》2006年3期。
（22）同上。
（23）冯昭奎：《中日关系：从历史到未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9期。
（24）〔日〕小岛朋之：《东亚地区统一是打开日中关系僵局的关键》，载《日本经济新闻》2004年11月9日。
（25）Бажанов， Треугольник Китай-США-Россия.Китай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новой структур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и стратегия России,Вестник Европы,2006No21
（26）20世纪50年代苏联曾经计划要归还日本两个岛屿，美国当时威胁日本，如果接受苏联只归还两岛而不是四岛的计划，那么美国将不会向日本归还冲绳岛。
（27）更为准确地说应该是新地区主义优先，其含义为，把地区利益放在首位，这是开展地区性合作的前提。当然，对地区利益的认识和界定是一个不断积累、扩大和深化的过程。
（28）〔日〕莜冢保：《迎来新生的中国东北——振兴政策与东北亚地区合作》，载《外交论坛》2006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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