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外交决策中的精英——大众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罗斯论文,大众论文,外交论文,因素论文,精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精英和大众的概念界定
在精英的概念界定上，一般而言在苏联时代，确认并理解他们的身份相对简单(注：对苏联时期精英和大众的研究成果，可参见Jerry Hough,The Soviet Prefects,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9;Merle Fainsod,How Russia is
Ruled,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3;T.Harry Rigby,Communist Party Membership in the USSR,1917—1967,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8.)。由于自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正经历着剧烈的社会经济、政治转型，因而决定精英的地位和身份就变得更加困难。本文主要是关注对俄罗斯外交决策有影响的精英阶层，主要包括那些具有施展强制力和说服力的路径和手段、在经济上居于重要地位、具有专门知识、并在政治上占据着关键职位的群体，他们主要分布在媒体、与外交政策相关的研究机构、经济领域、政府部门(包括执行和立法权力机构)以及军队(注：在对精英进行概念界定时，笔者倾向于拉斯韦尔的观点。可参考Harold Lasswell,Daniel
Lemer,and C.Easton Rothwell,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Elites,Standford:
Standford Univeristy Press,1952.)。通过考察他们对有关俄罗斯社会重要问题的看法，并考察他们同一般公众在这些问题上的差别，如对民主和市场的态度等，分析精英阶层在俄罗斯外交决策中的影响力。
根据大众的知识体系和对政治的关注程度，可以将大众进行分类。格布瑞·阿默德(
Gabriel Almond)认为，从理论上分析，大众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政治“关注的”和“有知识的”人，另一类是自己的日常生活基本上与政治没有关系的人。前者可以成为“关注的大众”(Attentive Public)，他们大多受过大学教育，对政治有浓厚的兴趣，非常关注自身和外部世界的发展。也有学者认为，最简单地区分“关注的大众”和一般大众的途径是，考察他们是否受过高等教育并了解他们对外界的认识程度。可以通过这种途径判断一个人对政治的关注，并以此作为衡量一切的指标。然而，即使在90年代的俄罗斯，这种标准看来也是令人质疑的。诚然，很少有人怀疑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对政治有一定的了解。但事实上，他们中相当数量的人并不十分了解外部世界，对政治并非都有浓厚的兴趣，而且也不认为经常阅读报刊是关注政治的表现。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关注的大众”所涉及的主要是指那些对世界和政治有较多了解的人。
二、精英—大众与对外政策的理论研究
卡尔·多伊奇专门就国家决策体制做了深入研究(注：卡尔·多伊奇在谈到“精英的权力”和“对外政策的制定”时有过深刻的论述。可以参考Karl Deutsch,Political
Community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NY:doubleday and Company,Inc.1954;The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Englewood Cliffs,NJ:Pretice-Hall,Inc.1968.)，为我们探索俄罗斯外交中的精英和大众因素提供了很好的视角。他研究国家决策体制的出发点是假设整个国家都关注并参与决策问题，从而形成一个国际决策系统。在谈到对外政策是如何制定时，卡尔·多伊奇指出，国家幅员愈大，国力愈强，其领导人、精英和人民在国际事务中大显身手的愿望就愈强烈，而且感到自己有责任去理顺国际事务，或至少把世界事务调整到某种使他们满意的形态。卡尔·多伊奇着重指出，一个政府、一个全国的精英阶层或国家的大众传播媒介在国际舞台上和国内政治中的信誉，极大地取决于其所发出的信息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于对公众、集团和有关的其他国家政府的直接现实影响。从另一个角度讲，一个制度中多元的成分、交往和参与活动愈多，其统治集团和利益集团就愈难保持一成不变，各层次之间的平衡和内外的政治交往和决策也就愈益发生变化。
卡尔·多伊奇还专门就精英的权力进行研究，为此他提出精英“价值的凝集”的概念。他认为，在任何一个基本价值方面地位很高的人，很可能在其他价值方面也有很高的地位。在许多传统色彩浓厚的国家中，这种价值的凝集很强烈。从对俄罗斯的民意调查研究可以发现，俄罗斯精英在许多方面被赋予卡尔·多伊奇所谓的“价值的凝集”的特征。一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仍主要取决于精英，但精英的权力并不是绝对的。正如卡尔·多伊奇指出的，“政策——至少它的要求和结果——也常常使精英或其他人改变内聚力和权力，并改变精英集团之间的关系。”(注：Karl Detusch,The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Englewood Chiffs,NJ:Prentice-Hall,Inc.p170.1968.)可以说，在一个开放的政治体系内，大众和精英一样将对外交决策的制定产生一定的影响，俄罗斯外交决策的过程也将深深地打上这种烙印。
1991年以来俄罗斯政治体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苏联瓦解后的俄罗斯政治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开放，精英参与政治进程的程度比苏联时期大大增加，而且不再受到“党性”(the Party)的制约。同时，大众也更加广泛地参与到决策进程中。一种更加多元化的、有生机的新闻舆论体系已经形成。
俄罗斯政治经济体制的变化已经改变了外交进程中的相关角色，这是一个相当明显的事实。虽然这有时容易被行为科学中的制度主义者所忽略，但却是我们必须铭记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俄罗斯精英和大众而言，他们关于俄罗斯政治经济走向的认识和对外交决策的判断是紧密相连的。
三、俄罗斯外交决策中的精英和大众
渐趋开放的政治体系对外交决策的影响有两个重要的后果：一是有关大众在外交决策中的作用，二是精英的多元化对俄罗斯外交产生的重要的影响。90年代的俄罗斯，一个更加开放的精英多元化结构使得外交决策的信息渠道更加广阔。不同类别的精英因其对国家政治经济取向的不同认识，使得俄外交带有更多国内政治的多样化色彩。
(一)精英的政治经济取向和外交选择
第一，市场民主派精英和俄罗斯外交。在90年代，市场民主派(Market Democrats)在俄罗斯外交决策中占有主导地位。这些标榜市场民主派的精英同其他精英相比，基于对国内政治经济走向的不同认识，影响着其对外交政策问题的判断。
在涉及地区安全目标、对面临危险的感悟以及在俄罗斯边界使用武力的问题上，市场民主派和其他精英没有很大的区别。同大众在这些问题上分歧严重相比，市场民主派精英和其他精英在国家的地区目标、周边地区使用武力问题上有着明显一致的认识。他们认为尤其是加强同这些“近国外”国家的关系，在“经济上和地缘政治上都是有意义的。”(注：(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50页。)在对待东西方安全问题上，市场民主派精英以及其他精英都倾向于认为，美国对俄罗斯安全是一种潜在的威胁，而且美国军事力量的扩展对俄罗斯存在着“巨大的危险”。他们主张俄罗斯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平衡西方军事增长”，并保持自身国防开支的增长。
市场民主派精英和其他精英的主要分歧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在涉及俄罗斯地区安全问题上，市场民主派和社会权威派有较大分歧。后者倾向于将周边冲突看成是对俄安全的最大威胁，他们认为对塞尔维亚、伊朗和伊拉克等国的支持是俄外交的重要目标。其二，在全球安全问题上，市场民主派和其他精英尤其是社会权威派有明显分歧。后者认为美国对俄罗斯是一种威胁，认为平衡西方力量是俄外交的重要目标，对北约东扩感到忧虑，主张增加俄国防开支。其三，在俄白和俄乌统一问题上，市场民主派相对于其他精英来讲，持比较消极的态度。
第二，年龄因素和精英态度。从年龄因素认识市场民主派精英内部以及同其他精英的区别，也是研究精英因素对俄外交影响的一个有益视角。在俄外交决策的一些重要问题上，不同年龄阶段的精英有不同的认识，这取决于他们对政治经济体系走向的看法。如1950年以前出生的自由民主派相对于1950年以后出生的其他平民精英来说，更倾向于向前苏联共和国派驻军队。然而，平民市场民主派(Civilian Market Democrats)不论其出生于何时，通常同其他精英在外交决策问题上有显著差别。仅有10%左右标榜是自由民主派的精英认为美国是对俄罗斯的威胁，但50%左右出生于1950年以前和60%出生于其后的其他精英持同样的观点。在对美国的实力增强和北约东扩问题上，也呈现出相同的趋势。
第三，“道路之争”与精英的选择。在1995年和1999年的调查中，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有关俄罗斯未来道路的判断，即俄罗斯是“根据自身历史和处于欧亚连接处的地缘政治地位，应选择自己独特的道路”，还是应该“走西方发达国家道路，以便于获得西方文明的成就”(注：在1999年进行对俄罗斯精英的调查中，主要围绕“如何认识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取向，如何评估何种政治体系最适合俄罗斯以及哪种道路是最佳选择?”等问题展开。在精英的主要四种取向中，社会权威主义者中的86%主张应寻求俄罗斯自身的独特道路。)。对于该问题的回答，那些标榜是社会权威主义者或认为苏联旧的体系是最适合俄罗斯的人，倾向于俄罗斯走自己的道路；而那些坚持市场走向尤其是自由民主派，或认为西方式民主最适合俄罗斯的人则倾向走西方道路。必须指出的是，社会权威主义者在该问题上几乎完全一致，但那些标榜自由民主派的精英则较为平均地分为两类，即一部分主张走俄罗斯自己的路，而另一部分则主张走西方式道路。这样就明显产生两个问题：一是这些主张新世纪走“俄罗斯道路”的自由民主派的外交政治取向，是类似于西方自由民主派呢，还是更类似于其他的外交精英?二是自由民主派和其他精英的外交政策取向之间的分歧能长久存在吗?对这些现实问题的回答，需要结合不同精英派别对诸多外交决策问题的认识综合分析，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为在对待俄罗斯面临的威胁、美俄安全关系、俄白联盟和依靠西方援助等问题上，无论是主张走“俄罗斯道路”的社会权威主义精英还是民主自由派之间，都有较大的分歧。
(二)大众的价值取向和选民行为
俄罗斯转型社会的“部分开放性”，不仅为精英结构的多元化提供了必须的社会基础，使得俄罗斯外交选择的政治空间更加广阔；这样的国内背景也为大众发挥其独特的作用提供了契机(注：Aldrich,Sullivan,and Borgida,Foreign Affairs and lssue
Voting,p135.)。
一般而言，在政治学研究中有这样一种共识，即在民主系统中选民的行为对外交政策的作用很小。这一普遍的认识几乎是完全建立在对美国选民的行为分析的基础上，并且成为一种更广泛理念的一部分——这种理念认为公众意见对外交的影响是相当有限的。政治学研究者的这种共识有两个关键的前提。一个是针对外交政策的，即认为“公众意见缺乏结构和连贯性。”(注：Holsti,“Public Opinion,”p.443.)第二个是认为由于大众日常生活特点的决定，他们对外交不感兴趣或知之甚少。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许多学者和政治家开始重新思考这一有关公众作用的共识，并重新审视选民行为对国家外交决策的影响(注：关于对大众作用的理解，可参考Aldrich,Sullivan,and
Borgida,Foreign Affairs and Issue Voting,Holsti,“Public Opinio,”)。总体来看，俄罗斯大众对外交决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对政治家的政策及潜在表现的评估。俄罗斯大众对外部世界和国际关系的关注经历了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90年代初，俄罗斯大众对政治和国际关系以及国家领导人的了解是非常有限的。但到了1995年的选举中，事实证明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可以从更大程度上将他们对领导人的判断同外部世界的了解结合起来。对大多数俄罗斯大众来说，他们有权力而且有能力将自己的选择同个人的偏好结合。事实上，大众对外交决策的影响和作用不仅仅建立在对领导人外交取向的偏好上，而且还建立在不同的外交取向与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体系的联结上。这里就涉及到外交决策的相关性问题。如政治领导人对一些重要问题上的取向，诸如美国是否是一种威胁、俄罗斯是否需要西方的援助、外国公司是否可以控制俄市场以及吸引外资等问题，都将直接影响到大众对他们的选择。可以说，大众对政治家的政策和未来取向的评估，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他们对政治体系的价值判断。
第二，对政治体系选择的诠释。从1996年的总统选举可以看出，对叶利钦和久加诺夫的选择反映了俄罗斯大众对未来俄罗斯政治体系的判断与偏好。那些认为苏联模式最适合俄罗斯的公众选择了久加诺夫，那些赞成对旧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并认为俄罗斯未来的前景是民主国家的大众则选择了叶利钦。俄罗斯同外部世界的关系，是评估哪种政治体系最适合俄罗斯的一个重要考虑。当然，除了上述影响选民行为的因素以外，还有其他因素，如对苏联的怀旧情结、对西方经济渗透的忧虑、对家庭未来前景的预测等，都可以成为俄罗斯大众倾向于选择何种政治体系的重要参照。
第三，国际形势的判断与选民行为。大众在做出选择的时候，不仅考虑到国内政治体系的变革，而且更多地将这种变革同国际形势紧密地联结起来。从某种程度讲，普京“9·11”后的外交调整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国内动因。正是由于大众对国内经济改善的考虑，由于对国际形势的关注与正确判断，才使得普京的外交调整有了更广阔的空间。这也进一步论证了上述提到的国内政治体系、国际形势与选民行为及对外交决策影响的逻辑关系(注：Celester Wallander,eds.,The Sources of Russian Foreign Policy
after the Cold War,Boulder:Westview Press,1996.)。如果说，俄经济的改善是支撑普京调整与西方关系的重要国内背景，那么国内政治结构的变化，尤其是公众在外交决策中作用的变化，更可以认为是普京外交的有力国内支柱。与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相比，普京冷静务实的态度，较好地推动了整个对外战略的调整，自然就较为易于获得已经饱受创伤的民众的认可。较为权威的全俄民意调查中心的调查显示，对普京总统政务活动的基本评价持肯定态度者始终维持在较高的水平。2002年7月民意调查显示：认为普京总统成功或非常成功地捍卫了俄罗斯的国际地位的占66%，认为在这方面没有什么特别成就的为22%，认为完全没有成就的仅为4%。必须指出的是，大众在对普京总统对外政策支持的同时，也对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取向做了相关性的思考。71%的民意显示俄罗斯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取向将是欧亚文明类型，而不是西方文明类型。这似乎也预示着俄罗斯社会转型期，其外交调整与内部政治经济体系走向之间的相对独立性。
(三)精英—大众的互动和俄罗斯外交
1991年以来俄罗斯政治体系的特点，为精英和大众在外交决策中发挥各自独特的作用塑造了国内背景。精英和大众的互动体现在外交的分歧和融合的磨合过程，这些分歧源于不同的观念体系、价值观因素等的制约和作用。
第一，精英和大众在外交政策上的分歧。阿芒德(Almond)的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著作《美国人民和外交政策》一书，创立了一种有关美国外交决策进程的民主本质的规范研究。阿芒德学说的基础是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之上的，即社会地位和对外界的关注程度对于人们的政治取向，包括外交政策取向，有相当深远的意义。为了论证这一假设是否正确，我们可以通过对俄罗斯的精英和大众的外交政策取向的分析，来探求不同地位和知识对区分不同政策取向的作用。
一份有关“1993—2000年大众外交政策取向”的民意调查显示，在关于外交政策的两组问题上，精英和大众反映是不同的。这两组问题分别是关于国家政策取向和对俄罗斯安全构成威胁的判断。在1993年，精英比大众更多主张为了军事援助的需要可以向外派驻俄罗斯军队。虽然精英不大同意将俄罗斯的国外防御(不管是独联体还是其他地区)看成是俄外交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但相对于大众而言，他们更倾向于主张俄罗斯的“国家利益从更大程度上讲，应超出现有边界之外。”同时，俄外交精英主张减少军费开支和对外援助。在有关俄罗斯所面临威胁的问题上，1993年外交政策精英和大众有明显不同。精英认为美国军事实力的增长和在第三世界的扩张对俄罗斯不是重大的威胁，他们不太关心全球贫富差距和人口增长所带来的对自身安全的影响，而且也不认为俄罗斯周边的冲突对其安全是一种威胁。他们和大众共同关注的是政府解决国内问题的能力，两者都认为这是国家面临的最具威胁性的问题。俄罗斯的外交取向在1995年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俄罗斯外交界，被称为大西洋主义的时代已经终结(注：Celester Wallander,
eds.,The Sources of Russian Foreign Policy after the Cold War,Boulder:
Westview Press,1996;Arbatov,Russia’s Foreign Policy Alternativ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8,Fall 1993,pp5—43.)。与此相对应的是，俄罗斯外交精英大多主张，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应超出现有边界之外，而且他们主张一旦受到别国军事援助的请求，俄罗斯军队应派驻国外。在对待西方援助问题上，精英同大众相比，更多倾向于认为缺少西方援助的俄罗斯经济不能恢复。
从上述关于精英和大众在两组问题上的不同看法，我们可以判断俄罗斯外交取向的复杂性及参与主体的多元化特征。那么，导致两者意见分歧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两者又是如何共同作用于俄罗斯外交的选择，观念因素对俄罗斯的精英和大众的相互作用究竟有怎样的影响?就成为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第二，观念及知识体系对精英和大众的影响。所谓观念体系指的是不同的人对一些问题形成的带有一致性的态度和看法。为了考察精英和大众的观念和知识体系对俄外交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两者观念体系的差异对整体外交的制约，我们可以对一项关于“俄—美关系重点”的实证分析进行探讨。在1995年进行的这次民意调查中，列出了11项有关俄—美关系的相关性选项。其中包括：美国实力的增长、北约东扩(仅限1995年)、美国对第三世界的渗透、外资控制关键部门、俄罗斯卷入无关自身利益的冲突和独联体的边界冲突等(注：资料来源是由ROMIR在1993年、1995年和1999年所做的在全俄范围内民意调查之一部分。)。调查结果显示，精英非常广泛地列出了假设的美国对俄罗斯的威胁，他们认为有9项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其中涵盖的领域相当广泛，从北约东扩到外资控制俄罗斯关键的经济部门。而且，精英在这些问题上的看法惊人的相似。对“关注的公众”的调查结果也同精英相似。他们在有关美国威胁的认识上比其他公众更接近于一致。总体来看，精英及“关注的公众”与一般大众相比，其外交政策的观念体系更具连贯性和一致性。
有效的精英与大众互动的基本前提是，精英必须至少了解一部分公众的重要外交政策取向。对于公众在国家外交进程中发挥作用的最基本的前提是，使他们自身的政策取向与主流政治精英的取向相吻合，而且，他们的外交政策取向必须具有相当的连贯性，使得政治候选人能够考虑到他们的外交选择对公众取向产生的后果。在这方面，可以说俄罗斯大众已经参与到了后苏联时代的外交决策进程中，尽管其作用可能是有限的，但仍能对俄罗斯外交精英的行为产生一定的制约。如何使得精英的外交政策取向同大众的取向最大程度上实现融合，直接决定着国家外交政策的良好运作。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必然涉及到知识信息和价值观因素所起的重要协调作用。
第三，知识信息与价值观因素及其对俄外交的影响。关于知识信息对政治态度的影响的研究，对于理解精英与大众的互动是十分重要的。成功的政治转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精英的价值观是否广泛传播于整个社会的各个阶层，或者这种价值观是否与旧的秩序共存。那些对政治运作相当了解的大众也是那些同精英取向一致的人；反之，那些对俄罗斯以外的世界根本不知情的大众，同样很有可能极少和精英的主流观点相吻合。他们中有许多人希望融合旧的价值观，他们期望的是以某种方式将精英主导的新的价值观，同旧的价值观相结合。而那些对外界了解较多的大众，相对而言更倾向于要么分享精英的主流价值观，要么考虑将新旧价值观相融合。在俄罗斯，这种知识信息和接受精英取向之间的互动看来是一种普遍现象。而在精英和一般大众之间扮演桥梁角色的依然是“关注的公众”。前面谈到的关于俄罗斯政治经济取向的不同认识，就深刻地揭示了精英和大众以及“关注的公众”的不同的知识信息体系和价值观走向。
四、结束语
通过以上对俄罗斯外交决策中精英和大众因素的分析，我们能够把握俄外交决策的主要特征。更重要的是，这使我们能够从深层次思考与之相关的两方面问题：其一，“民主化”(democratization)与俄罗斯外交政策。随着1991年后俄罗斯政治经济体制的变迁，更加复杂多样的精英和大众参与到俄罗斯的对外决策中，这对俄外交将产生怎样的影响?作为国内政治经济制度转型的结果，俄罗斯外交与苏联外交政策有何不同?制度变迁对外交进程中的参与者有何影响，这些参与者反过来又怎样塑造俄外交政策?这些都是需要认真思考的关键问题。其二，俄罗斯外交决策的角色研究。转型后的俄罗斯、政治精英和大众的互动影响着俄外交的未来走向。那么，哪些人对国内政治经济的认识，从西方学者的角度理解可以称为自由民主派?精英和大众的外交政策取向怎样与其民主市场走向相联结?那些主张民主和自由的人在哪些方面对俄外交决策起作用?
任何一项研究都有其独特的政策意义。有关90年代以来俄罗斯体制转型与精英和大众外交取向之间联系的议程研究，也同样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对外交政策而言，最直接、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多元化的精英和大众保证了俄外交选择的更加广阔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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