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与国情认识之关系的思索历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学论文,国情论文,历程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887(2004)04-0124-05
国情是什么?迟至1999年版的《辞海》没有收录这一概念，《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 这样的：“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基本情况和特点。也特指一个国 家某一时期的基本情况和特点。”当代中国对国情的重视是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之后，邓小平当时曾多次强调了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对于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的教育，例如：“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对于艰苦创业，对于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将要变成什么样的国家，这种教育都很少，这是我们很大的失误”。[1](P306)从1990年开始，各种国情研究的专著和国情教育的教材或辞典便应运而生。但从各种既出的著述来看，至少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学者们在肯定国情是由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两部分构成的同时，叙述中普遍地偏重于现实条件而忽略或简单带过历史条件；二是基本上没有对历史学与国情认识之关系的思索历程进行论述和总结。限于篇幅，本文只打算对第二个问题进行阐述。
通过认识历史可以认识国情吗?古往今来具有远见卓识的学问家和领袖人物并没有直接 认识到或概括出历史学的国情认识功能。他们所看到的只是历史与现实之间所存在的那 种说不清、道不明、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觉得历史总是或多或少地在制约着现 实的发展，认为通过认识历史便可以认识现实、更好地维护现实社会的统治以达到长治 久安的目的。因此，他们一直都很重视对历史的研究并企图从中探明历史与现实之间的 内在联系，用以指导现实社会的变革和发展。然而，由于社会历史的意识性和复杂性特 点，这条对历史与现实或历史学与国情认识之关系的认识之路是漫长而曲折的，进展是 缓慢的。我们大致可以把它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古代的事实借鉴
以史为鉴，资政治世，这是古代史学的重要功能，也是史学的最早功能。在西方，古 希腊希罗多德修《希波战争史》、修昔底德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波里比阿撰《希 波战争史》、古罗马李维写《通史》等，都特别强调要以史为鉴。希罗多德说他是“为 了保存人类所达成的那些伟大成就，使之不致因为年代久远而湮没不彰，为了使希腊人 和异邦人的那些可歌可泣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其应有的光彩，特别是为了要把他们之间 发生战争的原因记载下来，以永垂后世”。[2](P167)修昔底德说：“我这部没有奇闻 轶事的史著，恐难引人入胜。但是如果学者们想得到关于过去的正确的知识，借以预见 未来(因为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未来虽然不一定就是过去的重演，但同过去总是很相 似的)，从而判明这部书是有用的，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我的著作不是为了迎合人 们一时的兴趣，而是要作为千秋万世的瑰宝。”[3](P18)李维则说：“研究过去的事， 可以得到非常有用的教益。在历史真相的光芒下，你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各种各样的事 例。你应当把这些事例作为借鉴：如果那是好的，那么你就模仿着去做，如果那是恶罪 昭彰而最后身败名裂的，那么你就要引为大戒，竭力避免。”[4](P44)
在中国，早在周初就已经注意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周文王说：“殷鉴不远，在夏后 之世。”(注：《诗经·大雅·荡》。)周公旦则说得更具体：“我不可不鉴于有夏，亦 不可不鉴于有殷。”(注：《尚书·召诰》。)后来孔子修《春秋》，也是慨叹西周的“ 礼崩乐坏”而“明褒贬，别善恶，为后世之法。”战国时的商鞅在秦国确立变法政策， 是基于“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故汤、 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注：《商君书· 更法》。)的历史认识。不过，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认识仅仅是一种借鉴历史表象的直 观感性认识，还谈不上是对历史与现实与国情认识关系的探讨。
到了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才隐约地感觉到历史的成败兴坏之理与现实社会的发展变化 有着某种联系，他“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踏遍大半个中国，“网 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成就《史记》，就是要 达到“述往事，思来者”、“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目的。(注：班固：《汉书 ·司马迁传》。)从而使这种探讨上升到了形象思维的知性认识阶段。东汉末年曹操在 许下募民屯田，正是借鉴了历史上成功的先例或经验，他说：“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 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帝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注：陈寿：《三 国志·魏书·武帝纪》。)中国古代历史上两大朝代汉朝和唐朝，它们的强大都与统治 者对历史的认识分不开。西汉政权的巩固和唐初贞观之治的出现，与其说是汉高祖刘邦 和唐太宗李世民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倒不如说是他们已经窥探到了历史与现实之 间的某种联系，只不过这种联系仍然是事实上的而不是理论或哲学上的。如刘邦谓其大 臣陆贾说：“试为我著秦何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注：司马 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唐太宗则说：“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 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注：欧阳修：《唐书·魏征列传》。)唐朝开国宰相 魏征在全面、具体、深刻地总结了五代，尤其是亡隋的教训后更是指出：“鉴国之安危 ，必取于亡国。……臣愿当今之动静，必思隋氏以为殷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若 能思其所以危，则安矣；思其所以乱，则治矣；思其所以亡，则存矣。”(注：魏征： 《论时政第三疏》，见《贞观政要》卷八《刑法》。)这可以说是对“取鉴于亡国”思 想或是历史学的国情认识功能的高度概括了。事实上，在整个封建社会时期，人们对历 史与现实与国情的认识都处于知性阶段，其代表作是北宋司马光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 》，它是司马光从复杂的历史现象中“专取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 鉴者”(注：司马光：《进通鉴表》。)而写成的，人们常引用元代史学家胡三省的评议 来展示其作用，认为“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 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 ，则谋身必至于辱先，做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 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注：胡三省：《新 注资治通鉴序》。)胡三省在此虽然没有直接谈到历史与现实与国情认识的关系，不过 ，从历史学与国情认识的关系这一新角度来看，他的评议中确实隐含着一个显而易见的 道理，即他要求人们不可不知《通鉴》、不可不知晓历史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否则就只能适得其反。
此外在我国古代还出现过两位史学理论家刘知几和章学诚，但他们并没有专门论述过 史学的功用问题。刘知几只是在《史通·史官建置》中点到说，历史“其利甚播，乃生 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章学诚也只是在讲到“六经皆史”时，说“六经皆先王之 政典也”(注：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上。)，“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 事之实”，“义取经纶为世法耳”(注：章学诚：《文史通义》经解上。)。另外，在《 文史通义·浙东学术》中还讲过“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之类的话。这些零 散的论述都没有超出事实借鉴的范围。总之，在古代，人们对历史与国情认识的关系问 题的探讨一直停留在以史为鉴、资政治世的事实层面上，始终没有上升到理论的高度。
二、近代的哲学思考
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与崛起，科学技术的进步，交通的发达，人文理性主义思潮 的出现，使得史学家对本国或本民族的历史进行理性思考成为了可能。文艺复兴时期的 人文主义史学家们开始探讨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并企图通过纷繁的历史现象找出一条普遍 的规律。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莫过于意大利的马基雅弗利，他的《君主论》一书是对佛罗 伦萨八百年来的政治史和他自己十多年从政经验的理性总结。旨在告诉统治者在什么样 的社会历史状态下要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或决策来治理国家。后世不少学者认为那是一本 坏人心术的书，但是在混乱腐败、分崩离析、危机四伏的社会状态下，你不得不承认它 的有效性。马基雅弗利的另一名著《佛罗伦萨史》则以古喻今，通过古罗马和十四、十 五世纪佛罗伦萨之间的对比，旨在探求佛罗伦萨不能把意大利统一起来的原因，并企图 找出一条普遍的规律来，不过他最后看到的还是“由治到乱，然后又由乱到治”[5](P5 1)的表面现象。
十八世纪欧洲“启蒙时期”史学家在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开始了对历史的理性思 考，他们的著述，如法国孟德斯鸠的《论罗马盛衰之原因》、伏尔泰的《路易十四时代 的历史》、德国施洛塞尔的《世界通史》、英国大卫·休谟的《英国史》、威廉·罗伯 逊的《美洲史》、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等，企图思考人类历史的发展动 力和规律等重大理论问题，并用它们来指导今人的历史活动。不过他们对历史的理性思 考还只是事实层面上的而不是哲学层面上的。
西方史学开始对历史进行真正哲学意义上的思考始于18世纪早期，意大利的维科(G·B ·vico，1668～1744)，是西方第一个试图论证出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哲学家，由 他创立的、包括康德、赫尔德、黑格尔、孔多塞、孔德在内的思辨历史哲学派认为，人 类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探明它的规律对现实社会的认识 与发展是大有帮助的。比如，维科在1725年发表了平生最重要的著作《关于民族共同性 的新科学原理》，对人类社会发展史提出了他自己的解释，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个 有规律可循的发展过程，每个民族在它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都毫无例外地要经过三个阶 段，即“神权时代”、“英雄时代”和“人权时代”。只有到了人权时代，才有政治权 利的平等、经济的繁荣和科学文化的昌盛。马克思曾经指出，他的书里“有不少天才的 闪光”。[6](P618)德国的赫尔德(J.G.Herder，1744～1804)则认为人类历史是遵循由 “诗的时代”到“散文时代”再到“哲学时代”的规律发展的。但是，由于他们都从先 天的原则和自己的观察与想象出发来构造历史的规律，结果都陷入了唯心主义泥坑。比 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认为，在历史的辩证发展背后还有着更深刻的因素，只有认识了 这种因素发展的必然性，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然而，他在探索过程中把这种必然性 归结为绝对精神和民族精神，从而陷入了客观唯心主义。后来，为了批判兰克学派的客 观主义史学，批判的(或分析的)历史哲学派代表人物克罗齐和柯林伍德分别提出了“一 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7](P2)和“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8](244)的相对主义史学观 点。如克罗齐认为：“当代史固然是直接从生活中涌现出来的，被称为非当代史的历史 也是从生活中涌现出来的，因为，显而易见，只有现在生活中的兴趣方能使人去研究过 去的事实。因此，这种过去的事实只要和现在生活的一种兴趣打成一片，它就不是针对 一种过去的兴趣而是针对一种现在的兴趣的。”[7](P2)在这里，克罗齐虽然注意到了 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密切联系，但由于过分强调了史学的现实性和服务性而忽视了史学的 客观性和科学性，从而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
在近代中国，首先从哲学的角度探讨历史发展的内在机制并让它服务于现实的，当属 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领袖和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奠基者梁启超，他和康有为以《公羊春秋 》中的三世说历史变易思想确立并推行了戊戌变法，但是没有成功。当时的史学家夏曾 佑就已经指出，戊戌变法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没有以历史为依据，没有抓住本国的历 史特点，“凡其能行之而不废，循焉而有效者”，都必须“推本于历史”。[9](P433～ 434)梁启超为了继续实现他的改良政治，在后半生中花了大量的时间来研究、探讨历史 发展的公理公例和因果律，认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 (注：《饮冰室合集》文集第4册，文集之九第10页。)，“说明事实之原因结果，为史 家诸种职责中之最重要者”，“不谈因果，则无量数繁赜变幻之史迹，不能寻出一系统 ，而整理之术穷。不谈因果，则无以为鉴往知来之资，而史学之目的消灭”(注：《饮 冰室合集》专集第16册第100页。)。然而非常遗憾的是，他在经过一番艰辛的长途跋涉 之后，最后宣布历史没有因果律，认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只是“人类心力”之所动，最终 也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说“历史为人类心力所造成”，英雄人物“心理之动进稍易其 轨，而全部历史可以改观”。[9](P496)由于既没有认清历史，也没有认清现实，梁启 超自己最后也不得不宣布其改良政治的失败，说“吾今体察既确，吾历年之政治潭，皆 败绩失据也。吾自问本心，未尝不欲为国中政治播佳种，但不知吾所谓佳种者误于别择 耶?将播之不适其时耶?抑将又播之不以其道耶?要之，所获之果，殊反于吾始愿所期。 ”(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三，第80页。)总之，中国的梁启超也好，西方的黑 格尔也罢，近代史学家和政治家都已经意识到了历史的东西对现实社会发展的种种牵制 与束缚，并从理论上对这种束缚作了各种各样的大胆思索，而且其中也不乏真知灼见。 但是，由于他们的立足点是创造历史活动的、具有强烈主观动机的人，最终不是陷入主 观唯心主义就是陷入客观唯心主义，终究没能对历史与现实社会发展的关系、历史学与 国情认识的关系等问题做出科学的解释。
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证
真正重视历史对现实的启示和认识作用、开始科学地探讨历史运动的规律并且功绩卓 著的，首推马克思和恩格斯。恩格斯说，“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怀疑或轻视‘历史的启 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 ……”[10](P650)马克思则说得更具体，认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 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 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 头脑。”[10](P603)后来恩格斯也说：“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性力。” [11](P402)在这里，马、恩的论述至少包含了三层意思，一是历史与现实是一脉相承、 不可分割的，要想认识现实认识国情，只能先研究历史；二是人是既定历史条件下的产 物，人们创造历史、发展现实只能在既有的历史基础上进行，要超越或丢弃历史条件， 那是不可能的；三是从历史上承继下来的各种各样的传统(如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 、文化的等等)，无时无刻不在纠缠着活人的头脑，束缚着人们的言行。因此，对现实 的认识、社会的决策，不可能置历史于不顾。当19世纪上半叶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三大工 人运动失败之后，为了寻求世界工人运动的历史依据和指导思想，马克思开始了对古代 和近代东西方历史演进过程的全面研究，结果揭示出人类历史是依次按照原始社会→奴 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四种形态演进的一般规律，说：“大体说来，亚细亚 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 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12](P82～83)并据 此预言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到来，由此而创立了科学的历史观即唯 物史观。
当然，唯物史观还只是一种普遍的或抽象的、科学的历史哲学，而不是具体的发展策 略，正如恩格斯所说：“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 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寻找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 和政治条件。”[13](P450)事实上一百多年以来，正是马克思所创立的唯物史观引导着 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中国的革命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从而既论证了唯物史观的 科学性，更体现出了历史学在认识现实、认识国情、指导社会发展方面的巨大作用。中 国革命的领导者毛泽东，正是在接触了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并结合研究了多 方面的中国历史与现实条件之后，才找到中国革命赖以生存和继续发展的历史依据和现 实基础的(“左”倾机会主义者王明则因为没有找到而使得中国革命大受挫折)，由此而 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式革命道路，领导着中国人民在革命中取得了一次又 一次的胜利，直至建立了新中国。在历史与现实社会发展的关系这个问题上，不论是从 事实到理论还是从学习到研究，毛泽东都是非常重视的。对此，他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 。比如，1938年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他说到：“指导一个伟大 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 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 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 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 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 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14](P498～499)而且，也正是毛泽东第一次使用了“国情”这一概念(另据周真林在《 新时期国情教育的地位与任务》一文中认为，是李大钊在1914年最早使用“国情”一词 的，参见《成都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在1939年写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 他说：“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 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 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14](P596)而《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一篇 从古到今、从历史到现实认识当时中国国情的、具有指导性作用的力作。所以，1941年 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时，对当时“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 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和对现实的了解也“若明若暗”的现 象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特别强调要加强对本国历史的学习与研究，说“不要割断历史。 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 ；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14](P755～759)
四、结语
反思历史，在如何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研究历史是否有助于国情的认识这个问题 上，从最初预感到两者之间有关系到后来探究两者之间有哪些关系到最后确认现实其实 就是历史的延续，人类在漫长的探索中，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如 中国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由于前者超越、后者忽视了中 国的历史条件(即国情)而损失惨重。在今天，国情是由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两部分构成 的观点已经成为了学术界的共识，但是，过分强调现实条件而忽略或简单带过历史条件 也是不争的通病。之所以会导致这样的通病，主要还是在理论上对历史学与国情认识的 关系认识不足。我以为，从历史哲学的角度来说，历史学之所以能够认识国情，主要并 不是因为国情是由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两部分构成，而是因为现实条件中的绝大部分是 历史的条件或者说都是从历史中承继下来的条件。由于对历史条件(确切地说就是中国 历史文化传统及由此而导致的民族个性和价值取向等等)认识不足，我们在市场经济建 设中不是处处受到历史的制约和束缚，就是在不断地重蹈历史的覆辙、重演历史的悲剧 和闹剧。因此，要想对现阶段中国国情有一个比较全面而系统的认识，还有大量的历史 条件等待着我们去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