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教育：情感、责任感、价值观——兼论素质教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素质教育论文,价值观论文,责任感论文,人文论文,情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年初，国务院批转的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一开始就明确提出：“实施‘跨世纪素质教育工程’，整体推进素质教育，全面提高国民素质和民族创新能力”。6月，党中央、国务院又召开了“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做出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实施素质教育，是落实“科教兴国”战略的一项重要措施，它不仅是教育界的一件大事，也是我们社会主义祖国、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件大事，对我国的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
高等学校如何贯彻落实全教会精神？如何实施全面素质教育？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对大学生的全面素质有一个正确的理解。我们十分赞成这样的看法，即大学生的素质应包括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业务素质和身心素质。其中，思想道德素质是根本，文化素质是基础，业务素质是本领，身心素质是本钱。这四者既相互区别，不可混同；又相互联系，无法分割。它们共同构成了成为一名既爱国、又能创新的高级专门人才所不可缺少的素质。
文化素质主要是指人文素质（包括艺术—审美素质）。文化素质之所以在大学生全面素质中占据基础性地位，是由人文艺术学科的性质所决定的。
首先，与自然科学相比，人文社会科学不仅是一种知识体系，而且也是一种价值体系，一种伦理体系。人文教育在传授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同时，也培养了大学生的人文精神，使之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进而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在大学生的全面素质中，思想道德素质是根本，是决定方向，但如果没有文化素质这个基础，试问，这“根本”之“根”又扎在何处？滋从何来？
其次，业务素质也离不开文化素质这个基础。科技教育是与逻辑思维方法紧密相联系的，逻辑思维保证了思维的条理性和求同性，它是一切正确思维的基础，而人文教育却是与形象思维、直觉思维紧密相联的；科技教育是主客两分的，在方法上是逻辑推导式的求证法，而在人文教育中主客是统一的，在方法上除了求证法还有体验法。大量的科技史资料表明，在知识创新、科技创新中，形象思维、直觉思维和体验法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如果说，在知识的获取过程中，逻辑思维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那么，在创新过程中，形象思维、直觉思维和体验能力则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直觉思维、形象思维和体验能力的培养则主要地依赖于人文教育。试问，离开了文化素质这个基础，业务素质这一“本领”又源于何处？系于何处？归于何处？
再次，文化素质对提高身心素质也有重要作用。现代人关于“健康”的观念，既指生理健康，也包含心理健康，而生理、心理是相互作用的，心理健康影响着生理健康。人文教育，可以帮助学生培养健康乐观的情绪，增强其承受挫折的能力、社会交际能力和适应环境的能力，从而形成健康的心理素质。试问，离开了文化素质，健康的心理素质从何谈起？身体素质的保障又在哪里？
总之，文化素质是一切素质的基础，是基础性的素质。没有良好的文化素质，就很难有良好的全面素质。“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基础越大越厚，楼层也就越大越高。加强文化素质教育，是高等学校实施全面素质教育的基础，也是高校实施素质教育迈出的第一步。
1995年，当时的国家教委（现教育部）提出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工作，并组织了52所院校进行试点。五年多的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工作，对转变教育的观念，提高认识，深化高教改革，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也为高等学校开展全面素质教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并摸索出一些行之有效的实施文化素质教育的方法，可以说，文化素质教育是大学生全面素质教育的基础，它的深入持久发展必将迎来全面素质教育阶段的到来，同时，实施全面素质教育也必将推动文化素质教育工作的深入持久地开展。
二
文化素质的核心是人文素质，文化素质教育的核心是人文教育。人文素质就是做人的素质。人为本，做人的素质，特别是人格，是本中之本。所以，我一再告诉同学：“你们到大学来干什么？三件事：第一，学会如何做人；第二，学会如何思维；第三，学会掌握必要的高层次的知识以及运用知识的能力。这三者不可分割，彼此相互渗透，相互支持，相互影响，但学会如何做人是基础。”湖南师范大学校长张楚廷教授有一个十分生动、十分形象、十分深刻的提法：“让我们培养的大学生更富有，更聪明，更高尚！”如果富有是指知识与能力，聪明是指思维，那么高尚就是指做人，特别是指人格。
做人的关键、人文素质的关键是人的感情或情感。骨肉情，手足情，鱼水情，故园情，爱国情，民族情，友情，爱情，恋情，乡情，如此等等，何胜枚举。人是感情动物。我们传统教育强调知、情、意。如果“知”主要涉及智育，“意”主要涉及德育，那么“情”主要涉及感情或情感，涉及情操。这是理性的情感，它既有自然遗传的本性的因素，乃至是动物的本性的因素，“性相近”；然而，作为人，作为异于禽兽的人，更有呱呱堕地后在人类社会及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具有强烈的理性的因素，“习相远”。试看，已屡见不鲜之例，如果一个婴儿出生后，为狼所抢去，有幸为狼哺养，几岁后又找回，然而已成为“狼孩子”，习相远——无人性，无理性。做人，首先是有无理性的情感，有什么样理性的感情。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什么是光荣，什么是耻辱？什么是高尚，什么是卑鄙？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邪恶？什么是真理，什么谬论？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要赞成，什么要反对？什么要弘扬，什么要唾弃？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这无不涉及人的情感，无不涉及情之所喜所爱，情之所恶所恨。明末密云禅师讲得好：“具足凡人法，凡人不知；具足圣人法，圣人不知。圣人若知，则是凡人；凡人若知，则是圣人。”这里的法，其本质就是已在实践中形成的具有理性的情感。
“人生自是有情痴”。“无物似情浓”。情感，具有人类理性的情感无时无刻不在直接支配着人的喜怒哀乐，支配着人的言行。“士为知已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就是如此。圣人调情，能自觉调节感情，自律情操，随心所欲，不逾规矩；这里，圣人已能听任情感的自然表现。君子制情，能主动控制感情，慎独慎终，保持高尚情操，保持坚贞气节；这里，君子多少还要对情感施加理性的控制。小人纵情，只会放纵感情，无所规矩，特别是听凭不健康感情的泛滥，以适我欲者为快；这里，小人放纵感情，放纵就是根本不想去进行理性的思考而去对感情加以控制，或者其理性就是黑白颠倒、是非换位。人是有理性的感情动物。动于衷，形于外；动，动情也，形，表现也，行动也。一个人，对长辈、同辈、晚辈感情如何？对父母、配偶、兄弟姐妹、邻居、同事、同学感情如何？对集体、对事业、对公共财物、对公共道德感情如何？如果都差，如果美与恶、美与丑、正确与错误、光荣与耻辱等等全都是非颠倒，怎么谈得上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有感情！在我国历史上，选良臣，必举孝子；如父母不是坏人，而对父母不孝，如何能对国家、对民族忠？孝子忠臣，一般是不能分割的，“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欤？”这是很有道理的，“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是什么样的情，情的后果又将如何，感情或情感应该具有怎样的理性，这是人的素质之关键所在。毛泽东同志早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到他同工人、农民长期相处，熟悉他们后，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感到最干净的还是他们。他深刻地指出：“这就叫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显然，感情的变化是一个最根本的变化。
三
人文素质的关键是人的感情或情感，而感情或情感的后面就是责任感。范仲淹《岳阳楼记》的名句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忧、乐，是情感；这情感的后面是什么？是责任，是充分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在官位上，能否对人民负责；在民位上，能否对国家负责。“士为知已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为了知己者，自己有敢于牺牲的责任；为悦己者，自己有精心扮饰的责任。显然，责任感是人文素质中更深一层次的因素，是理性与情感大约平分秋色的因素。
去年10月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了首次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大会明确提出，高等教育首先要“培养高素质的毕业生和负责的公民”。很清楚，毕业的学生应是高素质的，这个高素质首先表现在作为一个公民时，他的一言一行应该对社会负责。中国有个十分优秀的传统，叫做：“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当清政府杀害同盟会员陆皓东时，陆皓东讲道：“陆皓东可杀，继陆皓东而起者不可杀绝！”异曲同工的是，当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共产党员夏明翰时，夏明翰写道：“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我一个，还有后来人。”他们对主义负责，对国家、民族负责，并且坚信后来人也一定会负起同样的责任。世界华人曾选出我国最优秀的十首诗，第一首是唐代孟郊的《游子吟》。这首诗短短的30字，既写出了慈母与游子间的深厚感情，更写出了游子的庄严职责，“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西晋李密的不足700字的《陈情表》同样撼人心弦，脍炙人口，同样既写了祖母孙儿间的深厚感情，“母孙二人，更相为命”，更写出了孙儿的神圣职责，“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乌鸟之情，愿乞终养”。
与此相反，有些人把应承担的责任抛于脑后。对父母看到的是父母的财产，是父母的劳动力，是父母的可为之服务的人际关系，是父母的可供之使用的“使用价值”，而从未想到“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自己成长包含父母艰辛，从而自己应尽的反哺的历史责任。谈恋爱，叫做“玩”朋友，将纯贞的爱情变成为可为之玩亵的玩物，甚至变为只用以满足动物性欲需要的行为，根本谈不上“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纯洁感情，从而也谈不上终身伴侣间彼此相应承担的庄严的社会责任。对朋友、对邻居、对同事、有信不义，尔虞我诈，什么管鲍之交，什么伯牙之情，什么“义薄云天”，视为可笑。一言以蔽之，一切以我为中心，以“人不为已，天诛地灭”为准则来行动。殊不知，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形成，之所以能发展，其前提条件是人与人之间彼此承担起一定的相应的责任，而且是理性的责任，而非动物本性的责任。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集体，所具有的法律、规章、制度、条例等等，都是用来规范人的行为、调节人的关系的，其实也是赋予每个人所应承担的责任的。这是千百万年来存在的事实。问题是每个人抱什么态度去承担：是“自由”地、还是“自觉”地、还是“多少有些被迫”地、还是“敷敷衍衍，蒙混过关”地去承担，还是不予理睬，我行我素，一切都不在眼中。“自由”地承担的，是“圣人”，他的理性情感与所应承担的责任这双方之间的关系是圆融一致、浑成一体的。“自觉”地承担的，是“君子”，这种关系基本是一致的，但还得在情感上，加些理性或者理智；“多少有些被迫”地承担的，是“守法者”，这种关系不太协调，但可以用正确的理性或理智去控制住带有另一种理性的感情；“敷敷衍衍、蒙混过关”地承担的，就有些危险了，往往违法，这种关系基本上不协调，然而，“天良未泯”，正确的理性或理智未灭，具有错误理性的感情在强大外界压力下，还能有些收敛。至于那不予理睬、我行我素者，是“违法者”，是社会蠹虫，这种关系的双方是截然相反的，是尖锐对立的，而且其邪恶的理性同具有此种理性的情感完全一致，浑成一体，他只对自己利益负责，毫不顾及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当今，我们大学生的责任，最重要有两点，这也是中央《决定》所反映的，一是能爱国，二是会创新；两者不能分割，爱国是根本，创新是关键。不能爱国，创新何用？创新何益？不能创新，又如何去体现高级专门人才的爱国？又如何完成“其命维新”的使命？
众所周知，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见端倪，国力竞争日趋激烈。这一切最根本的是人才，是高级专门人才，是人才的爱国，是高级专门人才的爱国。国力，最关键的是民族凝聚力，是高级专门人才的凝聚力，即爱国。爱国的人才是最强大竞争力。科学技术要靠爱国的人才创造、去掌握，知识经济其实质是人才经济，知识要靠爱国的人才去奉献。人才，高级专门人才，还必须会创新。科学技术突飞猛进，“飞”怎么“突”？“进”怎么“猛”？没有创新，绝对不行。对高新科技，更是如此，科技发展史就是一部创新史。知识经济已见端倪，端倪者，新苗头也，知识经济不同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不是拼资源消耗、拼人力消耗的“粗放型”经济；而是依靠知识的不断创新与及时应用的“集约型”经济；一切的关键，在于创新，在于知识经济的主要基础的高新科技。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日趋激烈者，出奇制胜、创新百出、与日俱增也；没有创新，又能有什么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民族凝聚力又有什么可靠的基础、不竭的动力？不能创新，就要落后，就要挨打，就是永远受制于人！这是历史，也是现实，必须正视。
特别应指出，在高新科技迅速发展的今天，我们不能不严竣地正视一个事实：科技本身固然无所谓是好是坏，而科技的使用，特别是高新科技的使用却有两刃，有正刃，有负刃，一好一坏。核能，用于和平，大利大好；用于核战争，大害大坏。细菌，用于医疗保健，大利大好；用于细菌战，大害大坏。克隆技术，用于挽救濒危动物、保护生态，大利大好；用于破坏伦理，大害大坏。网络技术，用于正常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交流，大利大好；用于“黄色泛滥，病毒肆虐，黑客纵横”，有人喻之为比核弹还坏的“比特弹”，大害大坏。创新，用于造福于民，大利大好；用于造祸大民，大害大坏。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无疑是英明论断，但我们也要看到另外二种情况，一是科学技术未能及时转化为生产力，造成浪费，甚至用作其他用途，如中国古代火药、指南针被用作制作鞭炮和看风水的罗盘；二是科学技术被坏人或人格不健全者掌握，成为社会的破坏力。例如，高科技成为政治霸权主义和军事强权主义的工具，对人类的和平事业造成巨大的威胁，再例如，CIH病毒就是由一个人格不健全的，且对计算机软件颇有研究的心理障碍患者炮制出来，它所造成的损失令人震惊。因此，如何正确有效地使用手中所掌握的高新科技知识，是一个极为尖锐的现实问题。“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老子名言，不可忽视。被誉为“数字化时代的女先知”的约瑟·戴森明确地提出，数字化信息化时代带来了一系列的冲突，其中，最大的冲突是“个人的强大权力”与“个人对此权力的社会责任”的冲突。
我们可以作一比喻，科学技术、创新能力，如果视为数学中空间坐标系中的一个向量，科学技术、创新能力本身作用的大小则为此向量的大小（即“向量模”），此座标系中的正坐标代表科学技术、创新能力应用的完全正确的方向，负座标代表完全错误的方向；那么，此向量在正座标轴上的投影大小，就代表生产力、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显然。科学技术能否转化成生产力，产生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有多大，就不只取决于向量本身，还取决于向量与正座标轴的夹角。向量与正座标相重合，即夹角为零，那么转化成第一生产力，产生最大的效益；如夹角为90度，就是零，就什么也转化不了，什么效益也没有；如夹角为180角，向量与负坐标相重合，即投影是最大的负值，那么转化成第一破坏力，产生最大的危害乃至灾难。这个夹角不是其他，是人的因素，是掌握科技的人才的精神境界，是他们的思想道德，是他们的素质，是他们的责任心，显然，我们要培养人才，特别是高级专门人才，应该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人才，这里最核心的是要能做到：一能爱祖国，二会创新，从而能坚定不移地向国家、向民族、向人民、向历史，向社会主义事业负责，这是最可贵的责任心，这也是最重要的因素，而这又要以学生能在德、智、体、美等方面的全面发展作为其重要的基础。
四
人文素质的关键是情感，是社会责任感，而社会责任感的后面就是价值观，就是人生价值的取向。文天祥《过零丁洋》的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人总是要死的。丹心照耀汗青，对得起历史，这是社会责任之所在，这也是人生价值之所在。为人民利益而死，为社会进步而亡，就重于泰山；为个人私利不惜损害人民利益而死，为个人私欲而危害社会进步而亡，就轻于鸿毛。当然，还有介于泰山与鸿毛之间的。人生就是如此面对死亡，走向死亡。显然，责任感的实质就是人生价值的取向，就是价值观。只有尽到应尽的责任，精神方富裕，生命才充实，人生才富有价值。生，才生得光荣，死，才死得伟大。《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这三篇短文之所以十分重要，就因为阐明了人的社会责任与人的生命价值，凝聚了我国优秀民族传统与革命传统对人生的正确理解。对人生价值如何理解，决定了人生态度，决定了人生道路，决定了人的一生对人民、对国家、对民族的贡献如何。显然，人生价值的取向，即价值观，是人文素质中最深层次的因素，即占有主导地位的理性，即具有感情色彩的理性。
尾生抱柱，表达了对爱情的忠贞；子贡守庐，表达了对老师的敬仰；左伯桃与羊角衰的先后自杀，表达了对朋友的信义；至于历代名臣，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忠孝双全的；世界上的伟大人物，也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与人民血肉相依的。《正气歌》、《出师表》的流芳千古，表达了历史对人生价值的裁判。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写得好，“生命诚可贵”，讲得是人生价值的个人取向；“爱情价更高”，讲得是人生价值的家庭取向；“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讲得是人生价值的国家、民族取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有一段名言：人生最宝贵是生命，生命属于一个人只有一次而已。这是人生价值的个人取向。他又说：当把个人的生命汇入了为人类解放事业而作的伟大斗争中时，那么他面对死亡，没有因为碌碌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没有因为做人卑鄙、生活庸俗而羞耻；他应该赶紧生活，加紧工作，从而使人生更加充裕，生命更加宝贵。这里讲得是共产主义人生价值取向，我们歌颂张思德、白求恩，我们歌颂黄继光、焦裕禄，我们歌颂雷峰、李向群，我们歌颂今天的人民英雄，就是肯定他们的人生价值取向，就是歌颂他们的生命意义，就是歌颂我国人文精神的现代体现，就是引导人们向他们学习，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北京大学季羡林先生有一个精辟概括，他认为中国优秀的民族传统就是中国的人文精神，一是爱国，二是有骨气。爱国，有骨气，至少是一个极重要的因素，保证了在全世界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只有中国，只有中华民族，不仅没有消亡，而且历史也从没有中断过。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在高新科技高度而急速发展的今天，在面对知识经济已见端倪的今天，在国际竞争极为激烈的今天，在人才争夺战白热化的今天，强调爱国，强调有骨气，这是对“以人为本”，“以做人为本”，“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为本”的充分肯定，这无疑是正中要害的，江泽民同志在中国科协五大上讲得多么好：“在科教兴国的伟大事业中实现自己的理想和社会价值。”
我们要教育学生应有这种崇高的人生价值取向，弘扬人文精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现代科学，没有先进技术，毫无疑问，一打就垮；然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优秀民族传统，没有崇高人文精神，必定就是，不打自垮。问题严重在“自”上！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传统，没有自己的文化，其实就没有这个民族。什么叫做“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百年树人，就是讲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优秀传统、优秀文化与人文精神，决不是一蹴而成的，而是必须经历一代又一代的代代不断的努力才能形成、继承与弘扬的。任何急功近利的见物不见人的功利主义，势必带来长远的严重的危害。这种教训，难道还少吗？
五
需要说明一点，我们说人文素质的核心是理性情感，情感的核心是责任感，责任感的核心是价值取向，它们之间是有理性层次的深浅之分，但是，表现在具体的每一个人身上，它们又是作为一个整体出现的。孔子讲：“七十从心所欲不逾距”，就是要通过后天的不断努力，使情感、责任感、价值取向三者融为一个圆融和谐的整体，这也是人文教育所希望能够达到的最高境界。我在前面一再提到有圣人、君子、守法者、小人之分，也主要是指他们在三者结合上有高低之分，程度之分和性质之分。实际上，大学生素质所包含的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业务素质和身心素质这四个方面也是一个整体，之所以有这样的划分，是处于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的需要。
显然，推进全国素质教育，加强文化素质教育，特别是加强人文教育，就是为了进一步贯彻与落实党的教育方针，是为了进一步实现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重视受教育者素质的提高，培养德智体等全面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请注意在这里，清楚而着重地提出了要“重视受教育者素质的提高”，并将这点放在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两句之间，这是极其深刻的。
我们在高等教育中，提出要解决好“知识、能力、素质”三者的结构关系问题，无疑十分正确。知识是素质的基础，能力是素质的表现；没有知识，就没有形成良好素质的基础，当然也不会有强大的能力。正因为素质除了先天因素以外，是由后天因素决定的，是以知识为基础的，是知识的沉淀、过滤、升华与内化，是长期起作用的内在稳定的因素，是一个人的固有特性。按照控制论的观点，我认为，品德、能力等只不过是人这个复杂的大系统在某种外部条件作用下，其固有特性对外界作用的响应而已。所以，我们在贯彻与落实党的教育方针时，不仅应该重视而且必须重视德、智、体、美等方面的知识传授这一层面，而且更要重视如何将这一层面上的知识升华与内化为内在的稳定的固有特性，即素质；这样，才抓住了根本，抓住了贯彻与落实党的教育方针的实质。用数学语言讲，知识是良好素质的“必要条件”，而非“充要条件”；没有知识，就会愚昧、无知、野蛮、落后，就不会有良好的素质；但有了知识，也不一定有良好的素质。显然，一旦没有良好的素质，知识越多，知识层次越高，就可能成为“高级书呆子”，或者成为“高级杀手”。高等教育毫无疑问是专门教育，是培养高层次人才的专业教育。如果我们不重视不加强对高层次人才的素质教育，特别是人文教育，我们教育的结果可能同我们希望相反，南辕北辙，许多事实不正是这样来教育我们吗？
当前，在高等学校实施全面素质教育，首先要着重抓好教育部提出的“三提高”工作，即“提高大学生文化素质，提高广大教师的文化素质，提高大学的文化品位和格调。”这“三提高”是相辅相成的。要充分认识到提高广大教师的文化素养及全面素质在实施素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教师的素质不高，又何谈提高学生的素质？我校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今年对100名应届毕业生进行访谈调查。许多优秀毕业生都谈到，一些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具有严谨的治学精神和认真的工作态度，既教书又育人，敬业勤奋，既传授知识又教学生如何做人、做事的老师，对他们大学生活，乃至整个人生的重要影响，这种影响往往来源于教师的某一事或某一句话，这种影响在大一和大二时期更容易发生，作用也更大。同样，一所学校本身的文化品位和格调也十分重要。有人说，办大学就是办氛围。一个优秀的一流大学，除了具有高水平的学术研究，还要具有高尚的情感、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正确的人生价值取向的人文氛围。这种氛围的形成，一方面有赖于有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和高素质的学生群体，另一方面，这种氛围一旦成为高校的优良传统，它又反过来促使每一个教师、每一个学生自觉或不自觉地去努力提高自身的素质。如果每一所学校都能实现这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那么，我们高等学校实施全面素质教育，就一定会大获成功。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是一个伟大的战略思想。我们大学文化素质教育，我们大学的人文教育，不是其他，而是坚持“三个面向”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的基础部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教育的基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