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稿 ·儒释道与传统文化 】
佛教中国化三题
黄夏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宗教研究所，北京 100021)
[摘 要 ]宗教的中国化包含了佛教中国化的命题。佛教中国化中,涉及三个基本的问题。一是佛教在政教关系方面，要有自觉的政治认同，与政府保持高度的一致，发挥自己的正能量。二是佛教在文化上要取自觉的融合，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三是佛教在社会发展中要自觉适应社会，跟上社会的发展，为社会成长做出应有的贡献。有了这三个根本认识，佛教才能在中国得到发展，才能完成自己的身份转换。
[关键词 ]中国化;佛教;政治认同;文化自觉;适应社会
“宗教的中国化”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之后，已经成为当前宗教工作中的重点，也是教界和学界所要从事与关注或研究的事件。“中国化”的原义，就是要让外来的宗教变成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宗教，让外来的宗教彻底为中国人民服务。这就是“中国化”的本义。中国宗教界一直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佛教是中国历史上中国化进程最早、最彻底的宗教，对于中国民众生活、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起到了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立足于区域佛教历史及文化，以点带面地剖析佛教中国化的进程及特点，为佛教更好地服务于当前社会提供资鉴，是佛教学术界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
①由于第一次在水库涵洞中采用管道机器人进行检测，为确认检测效果，本次选择断面尺寸较大的涵洞，经人员进入水库涵洞进行复核，检测成果可用。
一 、佛教中国化与政治上的自觉认同
2015年5月，中央统战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了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习总书记说：“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中国宗教的未来走向提出的意见与要求，是党中央根据中国宗教的历史及现状而做出的判断，是拫据中国宗教国情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后做出的最大创新之一。这一创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内容。
政治认同是佛教坚持中国化的前提，主要反映在政教关系方面。政教关系是世界宗教史上的重要命题，也是调整世俗社会与出世宗教关系的主要方式之一，反映了处理政权与神权之间关系的思想、方案和路径。在西方宗教学理论里，世俗与神圣始终是对立的，双方呈现出的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在宗教里面，神的位置是非常重要的。西方宗教文化理论认为，上帝是唯一的创世主，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由上帝创造出来的。古代中世纪的西方社会，神权始终大于皇权。教皇是世俗政权的太上皇，教会是世俗社会的重要组织，宗教对包括皇帝、国王在内的广大人民实行宰予杀夺的一切权利。法国、英国和德国等国的国王，都不同程度地与教皇和教会发生过冲突。例如，在法王腓力四世支持下，法国人克雷芒五世当选为教皇，克雷芒五世将教皇驻地迁往阿维尼翁，此后六任教皇(均为法国人)驻在此地，史称“阿维尼翁教皇”。也有人被教皇剥夺国王的位置，丧失了统治国家的权利。如教皇格列高利七世与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在主教续任权上发生激烈争执。格列高利七世宣布开除亨利四世教籍，亨利四世宣布废黜格列高利七世。千年的国王与教会矛盾，使欧洲一直陷在麻烦不断的、紧张的政教关系旋涡之中。这迫使有的国王为了维护自己的王位和统治，不得不脱离已有的教会，扶持自己的教会。如英国亨利八世就把天主教会势力赶出英国，建立了以国王为中心的圣公会。到了后期，教会和教皇更是成为国王手里的棋子。1438年，费拉拉公会议召开，拜占庭帝国皇帝约翰八世与君士坦丁堡牧首等出席，寻求西方帮助抵抗奥斯曼土耳其人进攻。法国国王查理七世颁布《布尔日国事诏书》，否定教皇权威，法国教会自立。
基督教史上的东西方教会出现，统一教会分裂。教会的地位与教皇任命，与世俗国家政权在背后运作与支持有重要的关系。同样，教会也在控制着世俗政权的命运。教会拥有比国王更高的名义权力和实际权力：国王加冕需要教会认可；在各地征收十一税；以宗教名义组织骑士团军队，发动十字军战争。教会还严格控制人民的思想。1327年，意大利天文学家采科·达斯科里因论证地球呈球状，在另一个半球上有人类存在，被教会活活烧死。1592年，意大利哲学家乔尔丹诺·布鲁诺捍卫和发展了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被宗教裁判所判为“异端”，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总之，中世纪的西方国家政教关系，说到底是实力的博奕，反映了不同势力的需要。宗教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充满了尔虞我诈。由于教会跋扈，插手世俗政权，控制人民思想，引起人民公愤。随着城市的发展，西方资本主义成长，市民阶层逐渐兴起。他们对教会的大一统神权与正统神学的统治极其不满，提出反教会的“异端”思想，冲击了教会神权的合法权威，开启了宗教改革运动，促使后来提出政教分离的政治原则。
在东方社会，政教关系则与西方社会相反，神权始终匍匐在皇权脚下，这是因为东方文化里面强调“天人合一”的思想。世俗与神圣不是对立的，而是呈现一体的情况，两者之间还可以随时转换，神性即是人性。在中国历史上，“天”是世界的主宰，皇帝是天的儿子，代天在地上行使权利。即使是神，也要受天管理。所以皇权始终领导神权，换言之，宗教一直受到朝廷管理。政府成立了管理宗教的部门，如僧会司等，统一管理宗教事务，部门领导通常由佛教领袖担任。这样就将宗教教职人员纳入政府体制下进行管理。这是中国政府根据中国社会实际情况做出的创造，对中国政教关系的定位起到保障作用，影响了后来千余年的佛教发展。
据历史资料记载，印度佛教传入中国，是在东汉明帝时期。汉明帝夜梦金人，遣使到西域，迎请摄摩腾、竺法兰二位僧人，朝廷为他们修造了白马寺。佛教从进入中国这一刻开始，就与中国政治发生了密切的互动关系。南北朝时期，中国北方战争不断，外来的僧人佛图澄在邺城(今河北)教化人民，感化皇帝，为统治阶级服务，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东晋道安法师提出“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1](P108)的主张，明确宣称佛法要依靠世法才能传布。后秦译经大师鸠摩罗什在凉州被阻，进不了内地，只好替统治者算命。北魏法果法师每言魏太祖明睿好道，为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又对人说：“能鸿(弘)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2](P303)将统治者看作是佛(如来)，这是对神权与皇权做了统一的调适，也是佛教“烦恼即涅槃”理论的灵活运用。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需要我们更加重视文化的创新与发展。赵朴初会长说过：
圣恩广博天地莫穷，必也悟明佛性以归乎至善，发挥妙用以超乎至神，导民于无为之化，跻世于仁寿之域，以是报君。斯吾徒所当尽心也，其见诸日用，则朝夕必祝，一饭不忘而存夫轨度焉。[3](P1112)
圣恩广博之大，为解脱所归，佛教可以导民至无为，跻身于世间的仁寿，回报君主，朝夕必祝。在庙里每天举行的仪式上，僧人们要念诵“皇风永扇帝道遐昌，佛日增辉法轮常转……端为祝延今上皇帝圣寿万安，金刚无量寿云云”[3](P1113)，或者祝延“今上皇帝圣寿万岁万岁万万岁”[3](P1114)等祈祷语。佛教界人士清醒地认识到，东晋道安法师所说的至圣名言，将祝赞皇帝作为第一圣门，体现了东方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天理”。清规强调：
自三公九卿百官以至于庶民，皆有常职，职不修而罚，从之，故不得不尽其职也。况国家不以此责，吾徒而优礼过之，盖尊其道而崇其教焉，尔为吾徒者盍思，所以报酬之道，其于盛演宗猷，阴翊王化，当尽其职，无或怠焉。[4](P311)
“阴翊王化”是佛教对统治阶级和社会安定释放出来的政治上的正能量。佛教界自觉认同统治集团的权威，将接受朝廷的管理视为“常职”，以为国效忠、引导社会安定而“不得不尽其职也”。
作为佛教中国化的前提，政冶正确对于佛教界在中国佛教土壤中生存尤其重要。“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早就阐明了中国佛教界要自觉、努力主动与政府对接，与政府保持高度的一致，发挥自己的正能量。历代佛教界人士都主张佛教可以与国家政治保持一致，可以为国家的安定与民族团结做出应有贡献。太虚大师特别注意到佛教和政治体制之间的适应关系，认为佛教在不同的政治体制下，都要进行不同的适应形式。具体地说，他认为：
第二，施工顺序。先施工1#取芯钻孔了解隧道掘进段岩层地质情况，然后施工2#、3#、4#探水钻孔，了解掘进段岩层渗水情况。
但佛法之流行于世间，以众生世界为依止，故往往因时、因地、因人而不同。今中国之政教，既有时代之变迁，而佛教亦应随之而一变其往时之习惯，始能适应社会而生存发达。[5]
在这个思维下，中国佛教界一直自觉地将自己的命运与国运和民族的未来紧紧地绑在一起，每逢国家利益和民族命运受到威胁的时候，佛教徒都要主动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亮出自己的观点，以实际行动来捍卫国家与民族。例如，明代少林寺组成僧兵，击退进犯的倭寇，保卫海疆平安。抗日战争爆发，中国佛教积极投入到挽救国家危机的正义斗争，太虚大师号召全国佛教徒：
华兹华斯的旅游凝视对以苏格兰为代表的边缘区域和边缘人施加的软暴力已经成形，这种结果遵循了厄里所言的旅游凝视的凝视者与被凝视者之间不平等对话的固有范式。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接下来的诗行中诗人笔锋一转，话语的断裂令这一权力运作凸显不稳定性与动态性的特征。曾经沦为诗人凝视战利品的少女逐渐超越固有的被凝视者的失语与甘于现状的符号化束缚，从而具有威胁凝视者视觉权威的能力：
一、恳切修持佛法，以祈祷侵略国止息凶暴，克保人类平和。二、于政府统一指挥之下，准备奋勇护国。三、练习后防工作，如救护伤兵，收容难民，掩埋死亡，维持秩序，灌输民众防空防毒等战时常识诸项，各各随宜，尽力为要！①
上海“八·一三”反对日本军队的战斗打响，佛教界明确提出：“凡是中国人，当然爱中国，所以中国佛教徒，不论僧俗，都爱中国。”[6]中国开始进入全面抗战阶段，僧人指出：
近些年以来，很多地区都在致力于建成规模较大的水利工程，此种现状也突显了有效管理水利施工的必要性。通过施行现场管理的手段与举措，应当可以在根源上妥善消除施工风险，确保水利建筑物能够达到坚固性以及安全性。与此同时，施工现场管理如果能得以全方位的展开，则在客观上还有益于减少总体性的水利施工成本，并且简化了施工流程。
时至今日，多难兴邦，中国国民已能深知自己民族的本身之最后危险，故今日中国不仅政治上统一，一切都要统一化，最可宝贵者，为各界同胞之精神上的统一，故今日中国政府之巩固与权威，乃空前之所不能有，此皆全国国民心理统一之所铸成也。[7](P31-33)
许多僧人已经看出，日本侵略中国，是“按其有预定之步骤，施其有组织之计划，意图鲸吞华北，进而蚕食东南。实行其大陆政策，完成其整个侵略，其心可诛，其肉可食。榆关既陷，平津危殆，民族存亡，系于一发。凡我中华民族，应奋起而执戈或杀身以成仁，或舍生而取义，为民族争生存，为国家保领土，此其时也。”②为了国土的完整，在民族危亡之际，佛教提出：
未来中国宗教的发展就是要努力践行“宗教中国化”，让宗教在中国社会的氛围下培育成长起来，其中宗教要自觉适应社会是根本目标。换言之，宗教要跟上社会的发展，为社会成长做出应有的贡献。
清规说：
步骤4 比较初始优先级为1的货位的最短出库时间，用时最短货位的复合优先级为1，次之货位的复合优先级为2，且用时相同的货位的复合优先级相同，以此类推，得到该组货位用时最长的复合优先级为τ1；比较初始优先级为2的货位的最短出库时间，用时最短货位的复合优先级为τ1+1，次之货位的复合优先级为τ1+2，且用时相同的货位的复合优先级相同，以此类推，得到该组货位用时最长的复合优先级为τ2；重复上述步骤，至所有货位设定复合优先级。
佛以慈悲为化,天以好生为德,然而下民自孽,致感失经背常之事,吾徒当本国朝度僧之意,为民祈祷,宜加精恪,昭回佛天慈好之心,庶几祸消未萌,灾(原文作“菑”，误)变为福,其如是复何,安居逸食之媿乎。[4](P302)
在封建社会，不管是“佛”还是“天”，他们都是为了国家的富强与人民的安居而设置的尊上神，佛教徒既为佛的子孙，天的子民，就要发挥“佛天慈好之心”，为民祈祷，变祸为福。太虚指出：
第三，好教育要有一支数量充足的高素质的校长、教师队伍。《国家教育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年）》指出，有好的教师才有好的教育。高素质、专业化的校长队伍与师德高尚、业务精湛、充满活力的教师队伍，是构成好教育的最重要因素，也是办好教育的第一资源。校长要敢于担当，有教育情怀，有办学思路，懂管理，全心全意为学生着想、为教职工服务。好教师不仅要有较高的学历，更要有专业精神和正确的教育观、学生观、质量观。
在社会主义社会，强调“佛教中国化”在“政治上的自觉认同”，就是要佛教界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高度地与中央政府保持一致，接受共产党的领导，配合政府的工作，带领广大信众建设美好的国家，完成“佛教中国化”的胜利过渡，真正做到“政治上的自觉认同”。
二 、佛教中国化与文化自觉融合
2016年4月,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会议,指出：
诚能如此无间进修与尽量宣传，在大乘位上即为十信等菩萨之位。果能依此建立僧宝，提高民德，则佛法日见昌明，社会日益安静矣。此因教化之环境改变，故宏教方针亦应取其所宜而适合者。[5]
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支持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9]
宗教的中国化是一个由诸多因素组成的大工程。其中，宗教文化元素是中国化里面的重要内容。佛教中国化与文化自觉融合是分不开的,并且因为有了文化自觉,最终走向了融合的道路，进入新的境界。
文化是精神与物质结合后而产生的一种历史现象，具有明显的地域性、流动性和民族性。人类文明的建设是文化积累与消化乃至传播的过程。在人类社会和人们生活中，文化是不可或缺的元素，我们每个人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文化熏陶，成为民族文化的践行者。踏着古代历史文化的道路前行，随着时间和经贸及精神的交流，将本拥有自己的特色文化传递到其他地方，最后与其他的文化相融或相争，这是世界文化发展的规律。在世界历史上，文化繁荣是人类物质与精神集大成的文明地。地域环境铸造了特色的地方文化。例如，我们的祖先一直生活在黄土地区，农耕生产环境培养出讲究礼数、提倡忠孝的入世文化。同时，随着一些人对生命的追求与探索，无为长生的道教及其文化，成为又一特色的传统文化，再随着人们的迁徙生活，中国文化不断地传到其他地方，范围越来越广，影响越来越深远。
宗教也是一种文化，而且是人类精神活动最早的形式之一。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一直不能穷尽。据说，我们现在只能认识世界的百分之七十，还有许多事物都不能认识。古代科学技术低下，我们的祖先对自然界一些特殊现象不能理解，为躲避天灾，人们往往将好的愿望交付予上天，希望能有一个全能的主宰来化解各种灾难与人祸。这种将自己的生命与精神交付与外在的神祇，是宗教的最早来源。随着宗教发展，在它的身上打下的文化烙印也越来越多，文化性也越来越强，最后变成了宗教文化，成为人类文明的最重要内容，也是世界上一些民族标志，许多民族都以宗教文化作为本民族的精神所依，并发展成民族文化。
已故的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说：
我看中国传统文化也应包括佛教文化在内。现在有一种偏见，一提中国传统文化似乎只是儒家文化一家，完全抹煞了佛教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抹煞了佛教徒对中国文化的贡献。这是不公平的，也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10](P801)
佛教是印度传来的外来宗教文化。佛教在印度创立时，曾经吸取了印度古老的婆罗门教文化，最终发展成特色的佛教文化。印度佛教传入中国，首先以宗教文化为载体而开始立足，当时人们并没有看重佛教的神祇造像，而是对它的清净无欲思想文化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将佛教看作是道家无为方术之一,愿意加以研习。东汉楚王刘英是最早接受佛教的信徒，在他的眼里，佛教是黄老术中的一种，以清虚无为、不杀去欲为特点。可见，佛教最初进入中国就是以文化的面貌而被人们接受，显示出佛教的中国化，首先是文化的吸收，然后再是宗教的崇拜之特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11]佛教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社会产生影响，进入了中国文化的层面，成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其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外来的佛教文化一定要适应当地的传统文化。否则，就不能在当地扎根，遑论发展。在中国文化交流史上，我们得承认佛教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中国是一个开放国家，从汉代开始就已经与域外发生密切的文化交流。丝绸之路的商贸活动带动了文化交流的全面开展，通过陆路和海路两大丝路，世界主要宗教与文化形态都先后传入过我国。其中，佛教则占有绝对的优势。从东汉到唐代的六百余年的时间，印度来华传送佛教文化的僧人达一百七十多位。他们在中国翻译了五千多卷佛经，为中国文化的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在翻译印度佛教的经典中，中国佛教徒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用自己的知识，参正润色，说明分析，使经文达到上乘水平。可以说，古代来中国译经的人士，离不开中国佛教徒帮助。没有中国佛教徒的努力，他们所译的经典就不可能被传播并保留到今天。中国佛教徒对外来的印度佛教是怀着虔敬与真诚的态度来学习的。他们自觉地将印度佛教的理论、教义与中国社会的实践结合起来，选择那些对中国文化有帮助、能够提升中国文化、促进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些思想理论和教义，又将这些教义理论做进一步的改造，让它们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并传播到域外，使中国成为佛教的第二故乡。
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15]
夯实基础 普治结合 努力开创“七五”普法新局面（金夏萍等） ................................................................12-25
习近平总书记说：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5]
2017年10月，习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报告中强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15]
佛教首先在统治阶级中间流传。在南方，汉代楚王刘英将佛教看作老庄，东晋慧远法师认为佛法有助于王法，僧人可以为国家和社会奉行大孝，鼓励僧人为国家和众生服务。梁武帝将自己布施给寺院，奉佛教成为国教。总之，佛教在中国，始终没有脱离政府的领导与管控，并且佛教中国化的程度越高，佛教与政府的结合越紧密，政治自觉性就越强。例如，禅宗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在禅宗的法事和法会中，僧人们列入了祝祷皇帝与国家平安的内容。佛教讲报恩，明确提出报国家恩。佛教清规里说：
佛教在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新文化过程中还有没有作用? 人类文化发展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不可能完全割断。我们要汲取传统文化中一切有价值的精华来充实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新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也包括佛教文化在内。[16](P779)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全新的社会，这是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社会，中国佛教界积极响应党和政府提出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15]之要求，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努力挖掘宝贵文化遗产中的积极因素，发扬宗教思想文化里有益于当代社会的教义理论和宗教道德，发扬创新文化的理念，将二千年来佛教的精髓，通过文化更新的手段，让传统佛教思想在新的时代绽放出新的光芒，自觉融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之中，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三 、佛教中国化就要自觉适应社会
中国佛教已经有二千年历史，并且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下，中国佛教仍然还要继续进行自我调节，如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所说：
载波相位发生周跳引起了一个偏差，对于经过历元差分后的载波相位来说，周跳只是影响当前的载波相位历元差分，产生了明显的跳变，而后续载波相位重新进行差分操作不受影响，见图1所示。对于周跳的探测，设计算法检测出发生跳变的历元就可以了。
“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文明是多元多样的，只有交流互鉴，人类文明才能充满生机。”[12]习近平总书记对世界文明的看法，为我们认识佛教的融合借鉴指明了方向，是研究佛教文化融合的指南。中国佛教的最大特点是融合的佛教。缘起法是佛教思想的重要标志，在中国传统佛教华严思想里面就谈到了诸缘起法“要力用交涉，全体融合，方成缘起”[13](P124)。这是说，诸事的产生与作用，不仅是以相互之间互为条件的缘起关系而呈现，更重要的是要整合与“全体融合”，到了这个高度才是真正的“缘起法”。华严思想要我们看待世界要有融通转换的态度，既要看到这个世界的个别性，一旦“开显”就会出现各种现象；也要看到整个世界的整体性，一旦“融合”，现象俱失，所以个别与整体是不可分的，两者处在一个统一的过程，个性不失“无碍双存”，圆融一体，无碍全泯。中国佛教界就是在这种融合思想影响下，不断地推动佛教的分派与整合之发展，在世俗与神圣之间做不停地转换，例如“禅宗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影响了很多领域，因此它具有很强的文化功能，表现了强烈的文化特点。”[14]自觉地将外来文化变成了中国佛教自己的文化，禅宗就是最典型的宗派。为了能够与社会相融，寺院的僧人发明了一系列宗教仪轨。经过禅宗僧人的努力，中国佛教寺院形成了清规管理系统。由于中国佛教里面充满了文化因子，使佛教能够为广大信众接受与传扬，最后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影响到今天。
我们现在有个口号：“汉贼不两立”！“汉”就是我们中国，“贼”就是日本，这口号的意思，就是说中国与日本永远万世子孙都不能站在一起的。因为日本在近百年来，压逼我中国，逼害我同胞的事件太多了，我们中国人民蒙受的奇耻大辱太深了，这种仇恨，永远不会忘失，……[8](P52)
宗教是社会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它虽不能左右社会的发展进程，但对社会在某个历史阶段或时期的发展，也起到过相当的作用。特别是在一些全民信教的民族地区，宗教对促进或阻碍社会的发展，更是显而易见。中国宗教之所以能够长期发展不衰，其重要的原因是，人们有这个心理需求，另一方面，也因为中国的宗教能够始终不断地调整自己，尽可能走与社会相适应的道路，体现了“与时俱进”的品质。
之后几天，佩恩海湾的居民都可以看到孤独的虎鲸妈妈，时而浮出水面低鸣，时而潜入水中。一个星期后，当地记者在海湾附近发现了虎鲸妈妈的尸体。很快报道出来了，“一个绝望的妈妈，一个孤独的妈妈，在它的孩子被捕捉后的七天终于去世了……”
五要建立健全水资源合理配置、高效利用、有效保护的规划体系，抓紧完善相关配套法规、制度和标准，细化各项政策举措，大力推进水资源管理法制化进程。
习总书记说：“中国人民的特质、禀赋不仅铸就了绵延几千年发展至今的中华文明，而且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发展进步，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佛教是中国化进程最高，进化最彻底的中国宗教，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成功，其最重要的就是佛教始终在不断地调整，不断地与社会发生相适应的互动，最后与整个社会相融，共同发展进退的民族特质。佛教强调契机契理，佛经说：“契者，诠表义。理，契合人心。即契理契机也。”[17](P155)亦即“契机”是要善于利用机会和抓住机会，“契理”是要让佛教的义理适应社会，进入人心。离开了这二点，佛教就不会流传到今天。明代憨山大师曾经说过：
可通过将实践教学与科研课题相结合、建立校内实习基地等方式，更加充实实验室设备，更新实践教学内容，完善实践教学环节。学生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会发现自己对机械结构设计、控制系统或者程序编写更加感兴趣。教师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有针对性地鼓励学生参加机器人类大学生创新设计、学科竞赛等，通过组织学生参与创新实践活动，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具体实施过程中，教师将具体的任务模块化，使学生发挥自己的特长，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8]。
曲为末世开助道门，契理契机，善之又善者也。或非之曰，正道不得力，更修助道，教门则可，宗乘断不可。[18]
善于“契理契机”不是滥用“契理契机”。在佛教不显的时候，衰落的时候，更要注意善用契理契机，所有的助道门，有的可以应世，有的可以毁世。古人的教训值得今人好好总结，自觉适应社会，一定要把握与社会主流和正能量一致的方向。否则，就会沦为邪教或负能量的方向。
佛教的许多戒律，都是释迦牟尼根据弟子们的行为而契机契理制订的。印度佛教僧人以乞讨为生，有的僧人要居士提供好吃的鱼肉，释迦牟尼知道以后，批评了弟子，并且规定只能吃三净肉。古人说：“勘验初机，应时及节，逆行顺行，天地莫测，可谓我为法王，于法自在者矣。”[19](P292)适应社会的目的很重要，一定要把握好。释迦牟尼在世时，弟子们提出能否用各地的方言来进行宣教，释迦牟尼答应了，而且鼓励弟子们，多采用这种办法把佛教传到各地，而采用方言传教，就是佛经里说的：“如来于过去、未来、现在，应时语、实语、义语、利语、法语、律语，无有虚也。”[20](P75)佛的真实不虚的“应时语”是“实语”，“尽皆如实，故名如来。” 佛教徒因为秉承了佛所说的契理契机原则，所以，佛教能从印度流向亚洲大部分国家，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中国的佛教徒继承佛陀的“契理契机”的精神，并把它发扬光大，自觉适应社会，与社会发展同步，已经成为中国佛教的传统。中国是讲伦理道德秩序的国家，中国传统文化讲“礼”，周礼是管理中国社会的基本原则，佛教自觉地将传统的礼仪精神融入，古代僧人说：“得不忘念，一切时中，应机设教名，动之以礼。”[18]这是说，佛教在传教之时，首先要想到礼数。佛教尤其强调道德礼数对管理寺庙的重要性，认为寺院的管理者：
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表4)表明：男性、高龄、动脉瘤部位(大脑中动脉瘤、多发动脉瘤)是动脉瘤开颅夹闭术后硬膜下并发症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
住持有三要：曰仁，曰明，曰勇。仁者行道德，兴教化，安上下，悦往来。明者遵礼义，识安危，察贤愚，辨是非。勇者事果决，断不疑，奸必除，佞必去。仁而不明，如有田不耕。明而不勇，如有苗不耘。勇而不仁，犹如刈而不知种。三者备，则丛林兴。缺一则衰，缺二则危，三者无一，则住持之道废矣。[21](P18)
作为寺院的领导，带领一寺僧众修行，弘法利生，因此在住持身上要体现出高尚的道德素质，“仁、明、勇”三者是最基本的素质，也是佛教寺院存世的前提，故历代禅师把“真实看人”作为最重要的考察原则，强调：
传持此道，所贵一切真实。别邪正去妄情，乃治心之实。识因果明罪福，乃操履之实。弘道德接方来，乃住持之实。量才能请执事，乃用人之实。察言行定可否，乃求贤之实。不存其实，徒衒虚名，无益于理，是故人之操履惟要诚实，苟执之不渝，虽夷险可以一致。[21](P17)
“宗教的中国化”成为我国确立文化自信的重要推动力。佛教是中国历史上中国化进程最早、最彻底的宗教，对于中国民众生活、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起到了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立足于区域佛教历史及文化，以点带面地剖析佛教中国化的进程及特点，让佛教更好地服务于当前社会提供资鉴，是佛教界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二千年来的佛教，由于在长期历史过程中的积淀，其惯性和沉重的包袱，使它少了主动性与适应性，在今天这个变化激烈的转型时期，佛教仍显后劲不足，仍然需要发扬“应机发遣，博达能了，寻音答报，一切能通，智慧为宝，众德具足”[22](P80)的与时俱进精神，跟上时代前进发展的步伐，旗帜鲜明地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解放思想”抛弃不合社会的陈腐观念，建立与社会相适应的新理想；“实事求是”认清社会现实，建立新的机制与活力，走出一条新路。当然，我们强调佛教要自觉适应社会，并不是要佛教丢掉自己的品格，一味地向世俗社会靠拢，而是要佛教在保持自己特色的前提下，在当代社会中，找到自己的最好的定位与契入社会的最佳方式，促使佛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完成华丽的转身。
学生党员对公寓同学的三知道：一是知道学生公寓内特殊学生（贫困生、心理异常）学生学习、生活情况；知道学生宿舍内存在哪些矛盾、不稳定因素；第一时间知道学生公公寓突发事件。
四 、结语
“宗教的中国化”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也不能只被理解成让外来的宗教成为中国的宗教这样简单的问题。它含有很多的意蕴，有很大的范围，对未来的宗教发展至关重要，也是中国宗教走上现代化的契机。历史证明，中国宗教要发展，一要适应社会的发展，二要有自觉的政治认同，三要有相当的文化含量。有了这三个根本认识，宗教才能在中国得到发展，才能完成自己的身份转换。“中国化”的思维，对中国宗教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离开了这三项原则组成的根本性思维，就无法把“宗教中国化”工作做好与完成。所以，今天习总书记强调要推动“宗教中国化”工作，就是要让我们继续充分利用好“中国化”这一利器，把中国宗教推向新的阶段，为中国的宗教未来发展找到一条最好的道路。
注释
① 1937年“七七事变”后，佛教领袖太虚大师即由庐山发出电文，呼吁国内外佛弟子同赴国难。此为电文之主要内容。
② 原文参见谛闻《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僧界书》、《谛闻影尘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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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 Topics on the Sinicization of Buddhism
HUANG Xia-nian
(Institute of World Religion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21, China)
Abstract : The Sinicization of religion contains the proposition of the Sinicization of Buddhism. The Sinicization of Buddhism involves three basic problems. First, in term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s and religion, Buddhism should consciously have a conscious political identity, maintain a high degree of consistency with the government, and give full play to its positive energy. Secondly, in terms of culture, Buddhism should consciously integrate itself into the core values of socialism and steadily forge a new glory of Chinese culture. Thirdly, in terms of social development, Buddhism should consciously adapt itself to the society, keep up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make due contributions to the social growth. Only with these three fundamental understandings can Buddhism develop in China and complete its identity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 : Sinicization; Buddhism; political identity;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daptation to the society
[中图分类号 ]B9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4193(2019)01-015-07
[收稿日期] 2018-10-15
[作者简介] 黄夏年(1954-)，男，江苏常熟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世界宗教研究》杂志社编审，研究方向：中国佛教。
DOI： 10.13467/j.cnki.jbuss.2019.01.002
(责任编校 张福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