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道德主义：新世纪中国哲学的新形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世纪论文,中国论文,道德论文,哲学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中国传统的伦理型哲学文化，主要体现在由孔子创立的儒家仁学学说中。仁学是教导人如何成为有道德的理想人格以及如何以道德之心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学说。“仁”是什么？樊迟问仁，子曰：爱人。[1]“仁”的基本含义就是“爱人”，就是人类的相互之爱，或人类普遍的同情心。“仁”如何在现实中体现呢？孔子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2]“立”即“立身”，也就是“立于礼”[3]，即懂得社会礼仪，可以有所成就。“达”即“通达”，也就是“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4]，即本质正直而喜爱道义，体会别人话语并观察他的神色，常常考虑对人谦让。因而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意思就是说，自己立身同时也要树立别人，自己通达同时使别人通达。这也就是“忠”。孔子又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5]。意思是说，自己不想要的，不要强加给别人。这也就是“恕”。“仁道”就是“忠恕之道”，即“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6]
关于“仁学”的社会实践，孔子主张施由亲始，他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7]孝顺父母，敬爱兄长，这是仁爱的根基，也是行仁的开始，由此推及他人，爱及一切，即“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8]，最后达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9]。仁者在施仁的同时，还要具备多种品行，孔子先后提出有“温、良、恭、俭、让”五种品德[10]，“恭、宽、信、敏、惠”五种品行[11]，“刚、毅、木、讷”四种品格[12]，“忠、信、学”三种品行[13]，以及“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14]五项要求，等等。可以看出，仁学的道德学说代表了中华民族发展的精神方向，它蕴含着丰富的人道主义和民本主义成份，给中国人提供了一种切实又高远的人生信仰，一种独特的文化价值理想。
然而，儒家仁学要通过其礼学在社会上实施。礼学则主要表现为社会对人的管理原则和个人在社会上的行为规范，它虽然也为中华文明的发展提出过贡献，但由于它与中世纪宗法等级制度、君主专制制度结合较为紧密，在后来的发展中它又渐渐失去了仁的内在精神，变成僵死的教条，甚至演变为“以礼杀人”的封建礼教，所以在帝制社会坍塌时必然受到批判和冲击。“五四”时期兴起的批孔和反礼教运动，矛头就是针对这种反动的封建礼制的，只是与此同时，把儒家学说中的仁学精神也一并否定掉了。随后而来的民族救亡运动，需要的是批判、革命和斗争，而不是仁学的宽厚、温和和忠信，因而现代中国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此以后，在一定程度上，仁学反而成为批判和摒弃的对象。
历史不停地向前发展，适应社会发展的意识形态也在不停地超越自身。当中国人完成了民族救亡任务，克服了批判、革命和斗争泛化于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弊端之后，步入了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实现祖国现代化的新历程，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由于法律制度、行政管理和市场规则不健全，人们突然发现腐败现象、犯罪现象和纪律松驰现象大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冷漠了，社会精神文明程度大不如前了，因而市场经济与道德伦理的关系成为理论界的热门话题，防止社会道德滑坡、维系社会文明礼仪成为大众的一致呼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的仁学道德理论系统被重新发现，成为当代中国人社会生活的迫切的精神价值需求。
不仅中国传统道德学说在当代中国得以复兴，而且西方的哲学文化也显示出道德化倾向。西方哲学自近代确立主客二分的模式以来，就以认识和征服自然为其基本特征，但到了现代，人类一味利用和索取自然，却导致了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最终危及到人类自身的生存，于是在西方现代哲学中，崛起一股道德主义或泛伦理学的思潮，波及到多个领域的、一个又一个的伦理学分支不断地建立起来。生命伦理学，强调除人之外，一切拥有生命的东西其存在和发展也应得到人类的道德处置，盲目地毁坏和消灭被认为是不道德的。生物伦理学，强调除人之外，其它的生物也应有生存和繁衍的权利，人应该以道德的态度保护生物的生存环境。生存伦理学，针对生态平衡问题，强调了人以道德的态度对待生态系统的重要性。生态系统即使是无生命的东西，也要受到人类的道德注目。环境伦理学，针对的是环境污染的重大问题，它把人类的道德目光波及到整个自然界。最后，经济伦理学，把人类的道德目光投射到引起一切对自然界非道德对待的根源上，正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压力，促使人类无限制地攫取自然、破坏自然，导致了生态失衡和环境污染。以道德的态度来对待经济的发展，是解决人与自然的非道德关系的根本。
当代最富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有着深厚的道德终极底蕴。对工人阶极和劳动大众的生存状况以及整个人类未来的思考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根本关怀。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方面强调“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15]另一方面又指出这种改造世界的活动目的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16]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方面宣称实践“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17]另一方面又认定人在这种实践过程中逐步成为“世界历史的真正普遍的个人”[18]，达到“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19]。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真理观和道德观的高度统一，它以善良的道德愿望看待人类的历史发展，又以科学的革命理论来促进这一善良的道德愿望实现，而它所期望的未来社会的人，是全面占有自己本质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这是一种多么崇高的道德情感！
由是观之，中国传统的伦理型哲学文化不但在当代中国的市场经济过程中受到社会的召唤，而且又合于西方现代哲学道德主义转向的潮流，同时，还与曾对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发生重大作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道德底蕴有着一致性。这就是说，当代的中国同当代的世界一样需要道德哲学，中国哲学的伦理传统应当汲取当代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合理因素，形成新世纪中国新的道德主义哲学。
二
中国传统哲学的道德主义基本特征是以普遍的同情心为准则注目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研究，相对地忽略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研究。由于着力于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这一关系注重的是“德”或“义”，因而在涉及到本应是注重“得”或“利”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也把这一态度渗透了进去，形成了“重德轻得、重义轻利”的思想观念。对待“义利”的态度，很早就有了“君子、小人”之分，即孔子所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20]，后来，竟发展到董仲舒所宣扬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式的道德君子。人生在世，重要的是道德修养，而不是创造财富，更讳言对财富的分配和占有。显然，这种传统的哲学道德主义与全面开发自然、大力发展生产力的近、现代社会，显得很不适应，它也确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古老中国迈向近、现代化的进程。因此，中国传统哲学的道德主义这一自身缺陷，在现代社会中是需要加以克服的。
做这种克服工作，首先似应从早期儒家仁学中寻找可能的与近、现代社会精神相契合的因素。孔子曾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21]追求财富是人的本能，连他本人也不例外：“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也为之。”[22]只要能富，就是去当赶车人，他也愿意。不过孔子把富分为可求与不可求两种，符合仁的富可求，不符合仁的富不可求。用他的话说就是：“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23]可求之富不求，不可求之富而求，都是一种耻辱。为了求可求之富，孔子主张当政者应以富民为本，《论语·子路》中详细记载了孔子“庶、富、教”施政纲领的主要内容及其实施顺序：“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富矣，又可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从内容上看，“庶”是指卫国人口众多，“富之”是指卫国当政者的当务之急，首先使人民富裕起来，“教之”是指教育人民，这是使卫国进一步发展的措施。可以看出，孔子对义利关系的处理，是主张“富而好礼”的[24]。即是说，人们应该求富致富，但同时不要忘记仁学所倡导的礼仪，符合礼仪的求富致富是正当的，不符合礼仪的求富致富是不正当的；因而任何求富致富的活动都应当是符合于社会礼仪的，否则就应当反对。“富而好礼”，是中国传统哲学道德主义中值得认真挖掘和大力彰扬的价值因素。
求富致富的基本形式是开发自然、发展生产。既然中国传统哲学的道德主义提倡“富而好礼”，那么，同时就应当具有开发自然、发展生产的手段。这一手段，反映在理论上，就是在中国传统的伦理型哲学文化中旁生着的探究事物规律，穷尽自然性质的“格物致知”理论源流。古籍《大学》最早提出了“格物致知”之学：“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宋明哲人对此命题作了深入的发挥。程颐说：“知者吾知所固有，然不致则不能得之，而致知有道，故曰‘致知在格物’”。[25]什么叫“格物”？他认为：“格，至也，如‘祖考来格’之路，凡一物上有一理，须是穷致其理。”[26]格就是“到”，就是不但与物接触，还要深入进去，穷尽事物内部所含之理。为了明白每个事物的道理，掌握其本身的客观规律，就“须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既然自有贯通外。”[27]朱熹认为《大学》有“格物致知”部分的缺文，特作了一段“补传”文是：“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而天下万物莫不清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穿焉，则众物之表里粗细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格物，此谓知之至也。”[28]这段论述，朱熹基本上阐释了“格物致知”之认识论的丰富意义。他提出了具有认识能力的人之心灵与内含客观规律的天下万物构成认识活动的两极，提出了事物和认识都永无穷尽的特性，表达了认识之由感性到理性转化的道理，还强调了格物和致知不可分离，由行到知是一个连续不断的、逐渐积累的过程。颜元更是强调了“格物致知”的实践能动性。他说：“须是身上行出，才算学问”[29]。他认为“格”即“元谓当知史书手格猛兽之‘格’，乃犯手棰打搓弄之义”[30]，赋予“格”以搏斗、格杀、变革的含义。王夫之则把“格物致知”最终引导到实践范畴，他说：“知之尽，则实践之而已”[31]。这样，“格物致知”之学就与近代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和实践论联系了起来。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人的社会实践为基础和特色的哲学，它的人在实践活动中逐步达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学说，能够克服中国传统哲学道德主义的缺陷。马克思说：“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32]这种为我关系的实质，就是人全面地占有自己的本质而成为“有个性的个人”。所谓“有个性的个人”，就是自由而全面地发挥大自然赋与的和在改造世界中培育的各种能力、秉赋和天性。要达到这一点，须具备两个前提，即“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33]。“生产力的普遍发展”，说的是人与世界各个方面都发生认识关系和实践关系，人的活动在空间上无限扩大和能力上无限增强，从而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提供丰富的物质基础；“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说的是人的社会参与程度达到了无所不在的地步，个人成为“世界性的存在”，每个人身上都体现出世界性的社会交往关系，从而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提供广阔的活动领域。人要具备这两个前提，必须通过改造世界的实践这一途径。马克思说：“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34]人的存在方式就是实践，社会实践改变着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完成着人与世界的相互的对象化，促进着人的对象性关系的全面生成和人的社会关系的高度丰富，使人不断冲破片面而不自由的存在状态的局限，朝着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有个性的个人”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实践学说和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融入，无疑大大丰富和革新了中国哲学的传统道德主义。
西方近代哲学已发展到现代阶段，它的主客二分、主征服客的传统体现为在各个领域开展多层次多侧面的研究，这也可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格物致知”论相结合，以克服中国传统道德主义的缺陷。“语言哲学”把“语言世界”作为人的世界，虽然世界在人的意识之外，但却又在人的语言之中，正是在语言中，凝聚着自然与精神、主观与客观、真与善的矛盾，通过语言分析可消解传统哲学或重建哲学理论。“文化哲学”把“文化”作为人的世界，人只有在创造文化的活动中才能成为真正意义的人，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文化，就是人不断解放自身的历程。“哲学解释学”则把“意义世界”作为人的世界，理解作为历史文化对个人的占有和个人正在展开的可能性，它实现着历史视野的融合。“科学哲学”把“科学世界”作为人的世界，认为只有科学才是人性的最高表现和最高成果，只有科学理论才是构成人类活动支撑点的真理性认识。西方当代哲学的多领域研究的融入，无疑会使中国哲学的传统道德主义更加丰满厚实。
由是观之，当代中国呼唤着中国传统哲学道德主义文化的复兴，而这种复兴又是经过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冲击和洗礼的，它又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精神和西方哲学的主客两分精神克服了自身的缺限。因此，这种复兴而成的中国新世纪的哲学文化，具有新的内容和新的风格，因而，它又是一种新的道德主义。
三
新道德主义作为新世纪中国的新哲学，它具有中国文化的特色或中华民族的形式。简要地讲，其实质就是儒家仁学所倡导的“富而好礼”；而作为一种系统化的哲学文化观念体系，它的多层次的逻辑结构，大致可以概括为五大观念及其相应的理论系统。
（一）“允执其中”的最佳理想。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注重社会人伦，并力求为其寻找天地根据。“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35]这种合天地人之阴阳刚柔仁义的道是什么呢？就是古代圣人尧传于舜、舜又传于禹的“允执其中”四字秘诀。孔子最先提示了“允执其中”的意义是“审法度，谨权量”[36]，即把握万事万物不偏不倚的“中”。天地自然为何有条不紊地运行变化？就在于它们按照“中”的法则，各种运动都恰如其分，恰到好处，既不过又无不及。人要在天地自然之间正常生存和发展，也必须与其保持“中”的关系。若能如此，则天地自然就“无所乖戾”，而这就是“和”。因此，求事物之中，求人与事物之中，就是求其“中和”，亦即“致中和”。如何“致中和”？就是“执其两端，用其中”[37]。“两端”不是两个极端，不作“对立”、“两极”讲，而是“从这头到那头”，作“起止”、“头尾”讲。所谓“执其两端用其中”，就是在事物运动的整个过程中，排除过与不及，恰到好处地抓住“事理之当然”，使事物理想的方式发生变化。“允执其中”的观念是中国人对天地万物运行变化的理想化、最佳化和最优化的把握，是中国人古代智慧的显现，也是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根基所在。
（二）“天人合一”的和谐精神。人与自然的最佳、最优、最合理的相互关系，就是相互促进、协同运行的和谐状态，由此中国人萌生出一种“天人合一”的和谐观念。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38]这一“天人合一”公式要求人们，一要尽量认识自己，知道自己是自然的产物，明白自然是遵循“中”的法则行事的，这叫“知天”。二要存心养性，依“中”行事，发挥人之仁爱礼仪精神，中肯地把握自然人事之道，这叫“事天”。人的心性与天地之法则交合，即进入天人合一的境界。但是“天人合一”不是静态的，一成不变的，而是经常处在变动不居之中，正是在变动中天与人都朝着越来越复杂、丰富和高级的方向进化。人要跟上这一步伐，就必须认识、把握自然的多个方面，因而天人还必须相分。荀子从“明于天人之分”[39]入手，提出“制天命而用之”[40]的响亮口号。柳宗元一方面坚持“天人不相矛”，另一方面又主张天人互动，“在我人力”。刘禹锡则最终确立了天人之间“交相胜、还相用”的辩证关系[41]。在这一观念支配下，中国人孜孜以求于宇宙和谐、万物和谐和天人和谐，力争做到：人对自然的作用，要保持利用而不破坏，人的社会活动，要保持竞争而不对抗。
（三）“刚健宽厚”的进取品格。推动中国人经由天人相分进入天人合一境界的动力，是中国哲学洋溢的一种刚健宽厚的进取品格。“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42]天地自然之法则就是变化运行、生生不息，因而作为其产物的人就也应具有此种品格，每个人都应“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43]，永远不满足于现状，不故步自封；同时，大地广博之胸怀，也使中国人受到启示，每个人都应胸怀坦荡，宽容厚待，不自以为是，排挤他人。刚健自强和宽容厚待相结合，就是积极进取和吐纳百家相统一，这也就是中国人“刚柔相济”[44]的民族性格。中华民族是注重实际、勤于劳作的民族，刚健自强的品格激励着中国人不屈不挠、百折不回地开拓民族前进的道路，宽容厚待的心胸促使中国人不断与外界交流，融汇长处、丰富自身。当今时代社会发展日新月异，技术革命层出不穷，正是刚健宽厚的中国品格发扬光大、收取硕果的大好历史环境。
（四）“格物致知”的实践意志。自强不息，勤于实践，就是要探索自然，改造社会。为此古籍《大学》早就提出“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宋明哲人则把这一思想引入了认识论和实践论。所谓“格物”，一是“至”，二是“穷”。就是说，格物要亲自动手，实际作用某物，即“手格其物，而后知至”[45]，在实际作用某物时，要弄清该物变化的原由，力争要“格物穷理”。所谓“致知”，一是“由已知推未知”，二是“由未知推极至”。就是说，通过格物之举，先由已知出发获得未知，再从已获得的未知达到对该物的全面理解，即达到“极其至”，达到“知止”的程度。由“格物致知”之学出发，中国人形成了“行”高于“知”的悠长传统。孔子自认为是“学而知之者”[46]，并且主张“行有余力，则以学文”[47]，认为“行”比“学”更重要。荀子则精辟指出：“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48]。知识不但源于行动而且服务于行动，只有这样，才能改变自然，发展自身。在当代社会，人不但要征服自然又要养育自然；自然不但服务于人，还会反过来惩罚人。要解决这一难题，需要在各个领域持久不断、专心致志地进行格物致知活动。
（五）“道德人格”的自觉意识。“中”之大法、天人合一、刚健宽厚、格物致知，中国人所探求所践履的伟大原则，说到底是为人的自身完善服务的。怎样才是一个完善的人呢？中国人认为，只有具备自觉的道德意识，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才是理想的人格。因此，中国史称礼仪之邦，中国人讲究礼仪是世所称道的。“礼”是什么？荀子说：先王制礼仪“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49]这就是说，礼是用来调节人们改造自然而得来的成果之正确分配的。正确的原则是“中和”，“中和”的目的是和谐，因而“礼之用，和为贵”[50]，即众人合理分享而团结一致，互相尊重而结合一体，以便更加有力地与天地奋斗。这样的“礼”体现在人的道德上，这就“仁”，“仁者爱人”就成为道德的最高原则。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51]。“克己”，就是自觉地克制自己，不干挠、损害他人；“复礼”，就是自觉地维护、恢复社会礼仪。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孔子要求“推己及人”[52]。首先，“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就是“忠”；其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恕”。“忠恕之道”就是“仁道”。行仁道并非易事，它要求人时时处处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53]；同时还要求人坚持不懈地“配义与道”的“集义”，以养成“浩然之气”[54]，以勇于主持社会公道，反对社会邪恶。
由五大观念构成的中国新道德主义，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也就是学习、认识和实践的五大步骤，其中，作为终点的道德论又进一步成为新一轮的学习、认识和实践的起点，由此形成一个周而复始、连续不断的“五步循环”过程，每一次循环，中国人的理性认识和道德自觉都跃上一个新的层次。新道德主义是新世纪中国人具有民族特色的新形态的哲学文化。
注释：
[1][2][3][4][5][6][7][8][9][10][11][12][13][14][20][21][22][23][24][36][46][47][50][51][52][53]《论语》：颜渊、雍也、泰伯、颜渊、卫灵公、里仁、学而、字而、颜渊、颜渊、阳货、子路、学而、尧曰、里仁、里仁、述而、泰伯、学而、尧曰、学而、学而、学而、颜渊、颜渊、颜渊。
[15][16]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985年版，第54、80页。
[17][18][33][34]《马克思思路期选集》第1卷，第49、40、40、16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49页。
[25][26][27]《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五、十八、十五。
[28]《大学章句》。
[29][30]《习斋记余》卷四、六。
[31]《张子正蒙注》（太和篇）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4页。
[35][42][43]《周易》：说卦、象上、象上。
[37]《中庸》。
[38][54]《孟子》：尽心上、公孙丑上。
[39][40][48][49]《荀子》：天论、天论、效儒、礼论。
[41]《天论中》。
[44]《二程集》第777页。
[45]《四书正误》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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