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景松[1]2003年在《康有为与福泽谕吉的启蒙思想比较》文中研究指明在我国，思想文化的比较研究，一直比较侧重于东与西，这是很自然的，也是很必要的。但我们不应该局限于此，也要关切同一文化圈或同一领域中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的思想文化比较。中国和日本是一个比较好的比较对象。中国和日本的思想文化可比较的领域非常广泛，本论文的主题是中日启蒙思想比较研究，论文通过对中国的康有为与日本的福泽谕吉这两位近代着名启蒙思想家的比较，进一步探讨中日两国近代启蒙思想的特色。本论文共分叁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探讨康有为与福泽谕吉的东西文化观。在这一部分首先简单叙述了二人成为启蒙思想家的文化背景，之后就对二人的东西文化观进行了论述。东西文化观是康有为、福泽谕吉启蒙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康有为和福泽谕吉都生活在东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时代，这种时代使他们有条件把东西文化放到自己的理论视野中去比较、总结，并提出自己对东西文化的基本看法。本论文从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对传统文化的态度等两方面进行了分析比较。第二部分主要探讨康有为与福泽谕吉的社会启蒙思想。这一部分可以说是康有为和福泽谕吉启蒙思想的主体部分。他们都接受和吸取了西方近代思想，但由于认识和了解不够全面，他们所提倡和宣扬的学说还不成熟，尚未达到体系化的程度，但毕竟是提出了一个新的世界观和理论学说，与传统的观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思想领域发生了一场变革。他们的社会启蒙思想领域非常广泛，可以说几乎涉及近代社会的各种重大问题，但由于本人水平的局限，本论文只从历史观、政治观、学问观和教育观等方面进行分析比较，以此来展现康有为和福泽谕吉的新世界观和他们在两国的思想变革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第叁部分作为本论文的结论部分，从中日两国的社会历史环境和二人思想的根本性差异两个方面来总结造成康有为和福泽谕吉的启蒙思想不同点的原因。同时也附加了他们作为中日启蒙思想的两位杰出的代表所具有的历史意义。
齐军[2]2011年在《福泽谕吉的中国论和独立论》文中研究说明福泽谕吉(1834-1901)是日本明治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启蒙思想家,他的思想和学说不仅深刻地影响了日本的近代化进程,而且也对周边国家,如中国、朝鲜等国产生了影响。福泽谕吉历来就备受日本国内外学界的关注,其中国论和独立论研究尤其受到中国学界的重视,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也逐步走向深入和全面。本文通过梳理和分析日本及中国“福泽谕吉研究”的既有成果,立足《文明论概略》,对福泽谕吉的中国论和独立论进行了重新整合和阐释。本文认为,福泽谕吉笔下的中国只是日本的参照对象,他对中国的思考和批判实质是对日本文化的反观和对外来文化的选择与摄取。日本民族的文化特质及福泽谕吉本人的文化结构,决定了其所倡导的独立不能真正实现并必然走向反动。论文虽然分章探讨和论述了福泽谕吉的中国论与独立论,但事实上两者是密切关联并有着内在的统一性。
汪轩宇[3]2016年在《福泽谕吉“脱亚入欧”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19世纪中叶,与大多亚洲国家一样,近代日本在西方列强的武力威逼下被强制纳入到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中。自此,亚洲国家都面临着“攘夷”与开国的艰难抉择、固守传统文化与接受西方文明的彷徨困境,这应该是亚洲国家进入近代化前的普遍背景。但不同的是,日本通过明治维新的近代化革新,不仅迅速摆脱了西方的殖民侵略,而且进入到西方的文明体系中,与当时的中国分道扬镳,成为亚洲第一个近代化国家,这一特殊的历史进程,还伴随着与中国近代化截然不同道路的比较反思以及与日本近代化的同时和军国主义复杂关联等诸多历史迷思,一直都是学界关注与研究的主题。其中,被称之为“近代日本之父”的福泽谕吉(1835-1901)在日本独特的近代化之路中,有着独特的地位,作为日本近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对近代日本幕府政治转型,明治维新后近代国家的建立,以及近代国民的塑造等方面具有重大影响,特别是其脱亚论及脱亚入欧思想的提出,“被当作一个具有传统的、主流意识的出发点而被人们认同”,奠定并深刻影响了日本近代化的道路与方向。因此,回归福泽谕吉的思想与理论本身来分析脱亚入欧何以得以可能的逻辑构成,把握其内在的思想倾向与思维边界,就有着十分重大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朱喆[4]2010年在《福泽谕吉的史学》文中研究指明摘要:福泽谕吉(1834—1901)的史学,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和良好的师承,加之西洋史学的影响,因此极具日本时代特色。一方面,出于对西洋文明的迷信,福泽将西方的文明史学引入日本,并根据日本当时的国情作出了本土化;另一方面,他在保留东方史学多服务于政治的治史传统,率先在亚洲提出了旨在反对封建门阀制度的疑古思想和以西方人本主义为核心的群众史观。在福泽的史学思想中,一直有着一对尖锐和复杂的矛盾贯穿始终。前期,作为日本近代最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他把自己完全置于当时美德的对立面上,坚决支持历史进化论的观点,认为客观的历史进程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不可逆的进程。因此,他还是一名历史规律论者。后期,作为明治政府代言人的福泽,由于他无法从根本上彻底摆脱自身的历史局限性,以及源源不断地来自现实社会的生存压力,再加上他又对西方文明崇拜得太深,使其史学思想不可避免地笼罩着帝国主义的阴影,这时的福泽更多的是用自然界的丛林法则来思考人类历史的问题。福泽的史学产生于西方列强瓜分世界的特定历史时期,必然包含了强烈的民族复仇情绪,所以在同被欺凌的东方各国之中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可以说,是历史成就了福泽史学的成功,也是历史注定了他最后的失败。
闵锐武[5]2000年在《梁启超与福泽谕吉启蒙思想在清末中国的传播与影响》文中研究表明福泽谕吉 (1 834～ 1 90 1 )是日本近代最有代表性的启蒙思想家 ,也是最有影响的教育家。福泽谕吉不仅对日本的近代化改革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 ,对近代中国思想界、教育界也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在近代 ,特别是从甲午战败后 ,福泽谕吉的生平业绩及其启蒙
任金金[6]2013年在《为了独立：福泽谕吉教育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福泽谕吉(1835-1901)是日本近代着名的启蒙教育家、思想家,毕生从事思想着述和教育实践活动,强烈批判传统封建思想,积极宣传西洋先进文明,被誉为“日本国民的教师”。他的代表作《劝学篇》在日本家喻户晓,《文明论概略》为新旧转折期的日本勾勒出学习西方文明求得独立自强的教育蓝图,一手创建的庆应义塾发展成为日本第一所私立大学,培养出了大批近代社会急需的实用人才。福泽谕吉的全部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中始终贯彻着独立自尊的思想,他将学习西洋文明视为日本实现独立的唯一途径,通过着述立说劝导日本人民接受西洋文明,学习数理之学,养成独立精神,最终实现整个民族的独立。作为一名独立之师,他以坚定的独立信念、娴熟的教学技巧以及无处不在的教学场地在日本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本文试图从独立这一角度阐述福泽谕吉的教育思想。第一章首先从福泽谕吉所处的宏观教育背景和特有人生经历中窥视其独立人格及教育思想的形成历程,其中宏观教育背景包括福泽谕吉前半生所处的江户时期教育遗产和后半生所在的明治维新时期教育背景；人生经历包括其生平重要事迹概要和独立人格塑造历程详述。第二章阐述福泽谕吉的教育目的和教育内容,即为独立而教并将西方文明视为实现独立的途径,展开有形数理的教育和无形独立精神的培养。第叁章论述其教育实践活动,介绍庆应义塾的创办及发展并详细分析了福泽谕吉在庆应义塾的一系列教学、管理及教育成果。第四章探讨了福泽谕吉教育思想及实践对日本和中国教育近代化的重要影响。结论部分分析了福泽谕吉教育思想中体现的独立人格建构思想,并结合当代中国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教育中关于独立人格建构的相关思考。
张小猛[7]2012年在《福泽谕吉与梁启超民权思想的比较》文中研究说明本文集中探讨了梁启超与福泽谕吉民权思想的异同之处，试图探索出中日两国走向不同历史道路的深层原因。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想的宣传家，为了普及民权思想，他进行了大量的文字宣传，并在实际行动上参与了戊戌维新运动。福泽谕吉是日本在明治时期的启蒙思想家，被誉为日本的“伏尔泰”，与梁启超相似，也对国民教育进行了普及性质的工作，并全力引进近代西方的文明，为日本国家的政治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两人在思想上有诸多形似之处，都体现出一个国家在特定历史转型期间的过渡性知识分子的特征。关于两人的启蒙思想方面的诸多比较，前人已经做出了相关的研究，但是对于两人在普及民权思想上的比较，尚需深入探讨。笔者认为两人的民权思想存在诸多异同之处，可以反映出中日两国在由传统走向近代化过程中的不同路向。本文分别探讨梁启超与福泽谕吉民权思想的内涵，以及与民权相关的几组概念的理解。通过他们对民权思想内涵的不同解读以及在民权实践方面采取的不同措施，可以全面反映他们民权思想。然后进行比较分析，得出结论，认为两者都是为了国家独立而宣传民权。但在梁启超的民权思想中，贯穿的是儒学的伦理道德观念，他试图将儒学的道德中心主义与西学的政治理论进行融合，宣传适应国情的中国式的民权。而福泽谕吉则体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认为西方文明是目前的最高文明，所以为了达到国家独立和强盛的目的，他力图从思想上断绝人们头脑中的儒学观念，并全面吸收西方的民权理论。从政治实践上来看，两人一败一成，但从长远来看，梁启超将民权思想的种子逐渐播撒到广大民众的头脑中，推动了历史进步；而福泽谕吉的民权思想，虽然在明治前期着力呼唤民众的独立精神，但在自由民权运动的大潮中他则更多的主张“官民调和”，思想渐趋保守。
熊雯[8]2006年在《启蒙时期福泽谕吉与康有为的民权思想比较》文中研究表明福泽谕吉和康有为是日中两国近代史上着名的思想家。他们的思想分别对十九世纪后半期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戊戌变法产生了很大影响。因此,对两者思想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导致日中两国近代化产生不同结果的原因。本文即围绕两者的名着《劝学篇》与《大同书》对启蒙时期福泽谕吉与康有为的民权思想进行了对比考察。本文第2章首先对福泽谕吉与康有为的自由平等思想进行了论述。主张向西方学习的福泽与康均受到西方近代自然法、启蒙思想以及天赋人权论的影响,在“自由”、“平等”等观念上存在诸多共通点。其次,第3章围绕福泽谕吉与康有为各自理想的政府——人民关系模式展开了考察,得出两者虽然同受西方近代各种国家学说的影响、但在国家国民思想的认识方面存在很大差异的结论。第4章从文化比较的角度分析了两者民权思想产生差异的原因。本文的最后部分则探讨了两者民权思想分别对日中两国近代化所产生的影响。本文主要结论如下:一、由于福泽谕吉与康有为各自不同的生活经历和日中两国文化接受外来因素的差异性以及两国当时不同的现实历史环境等叁种因素的综合影响,福泽的西洋认识比康更加深刻,他在《劝学篇》中对封建儒学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与此相对,康有为的民权思想中仍然保留了不少封建残余,他提出了将西洋文明导入传统儒学以此来推动中国近代化进程的构想。简而言之,两者的民权思想表现出了儒学批判与儒学改造的差异。二、受“时代的年轻人”这一日本民族文化特征的影响,福泽谕吉的民权思想中表现出了明显的“变通性”。与此相对,随着戊戌变法运动的失败,作为其主要理论依据的康有为的《大同书》所具有的空想性质也表露无遗。叁、笔者认为,福泽谕吉在创作《劝学篇》时,既非丸山真男所认为的“民权论者”也非安川寿之辅所认为的“国权论者”,而是在《劝学篇》一书长达五年的写作过程中,表现出了从民权论者向国权论者转化的倾向。
王龙[9]2013年在《笔杆子的大对决——康有为和福泽谕吉的启蒙家之路》文中研究指明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戊戌变法,这两次维新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它们的历史背景相近、时间相隔不远,先后发生在19世纪下半叶受到西方列强侵略的国家,它们的目标类似,措施雷同,都是向西方学习,通过政府命令自上而下推行改革,目的是建立一个君主立宪制资产阶级国家。而且,戊戌维新实际上就是以明治维新为榜样、亦步亦趋进行的。然而,两者的成效、结局和命运却非常不同。明治维新取得了成功,实现了一系列改革,日本从此走上资本主义近代化的道路。它不仅维护了民族独
刘超[10]2007年在《张之洞实业教育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实业教育是中国近代职业教育产生的前奏和先导，实为职业教育之史。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始于19世纪60年代，从清朝的洋务运动中拉开帷幕，张之洞(1837—1909)作为清末洋务派的后期代表，是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先行者和倡导者，张之洞的实业教育思想体现了张之洞作为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先驱的远见卓识。论文分析了张之洞的经典文献《劝学篇》、“癸卯学制”中所体现的实业教育思想。初步构建了系统化的张之洞实业教育思想体系，主要是从张之洞实业教育思想的重要性、目的、分类分级、教学方法、教育原则、教师养成方面进行构建。探讨了张之洞实业教育思想形成的原因。接着把张之洞与几乎同时代的李鸿章、张謇以及日本的福泽谕吉进行比较，这四位都是引领时代实业潮流的开拓者，比较他们实业教育思想的异与同，探讨其原因。最后论文探索了张之洞实业教育思想对当今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启示，启示主要有以下几点：要发展职业教育，必须转变职业教育思想，提高职业教育的地位，树立全新的职业教育观；要发展职业教育，必须了解市场的需要；要发展职业教育，必须“善取法于各国参究之后”；要发展职业教育，必须深入领会“讲习与历练兼之”教学法，提高教学质量；要发展职业教育，必须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学生。
参考文献：
[1]. 康有为与福泽谕吉的启蒙思想比较[D]. 梁景松. 延边大学. 2003
[2]. 福泽谕吉的中国论和独立论[D]. 齐军. 福建师范大学. 2011
[3]. 福泽谕吉“脱亚入欧”思想研究[D]. 汪轩宇. 吉林大学. 2016
[4]. 福泽谕吉的史学[D]. 朱喆. 淮北师范大学. 2010
[5]. 梁启超与福泽谕吉启蒙思想在清末中国的传播与影响[J]. 闵锐武. 河北学刊. 2000
[6]. 为了独立：福泽谕吉教育思想研究[D]. 任金金. 南京师范大学. 2013
[7]. 福泽谕吉与梁启超民权思想的比较[D]. 张小猛. 东北师范大学. 2012
[8]. 启蒙时期福泽谕吉与康有为的民权思想比较[D]. 熊雯. 湖南大学. 2006
[9]. 笔杆子的大对决——康有为和福泽谕吉的启蒙家之路[J]. 王龙. 神剑. 2013
[10]. 张之洞实业教育思想研究[D]. 刘超. 湖南农业大学.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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