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书明[1]2001年在《美国进步主义运动与政治现代化进程》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借鉴国内外相关的现代化理论去探索美国进步主义运动时期的政治变动情况，把美国进步主义时期的政治改革视为政治现代化的重要进程，认为引起美国进步主义运动时期政治改革的根本原因为19世纪晚期美国工业化的迅速推进并要求实现与之相应的政治现代化，为此在进步主义运动时期，美国政府行政权力大大加强，民众参政范围大大扩展，这两方面的巨大变化使得美国基本上实现了由传统农业社会的民主政治向现代工业社会的民主政治的巨大转变，进步主义运动时期的政治改革成为了美国政治现代化的重要进程。本文分为五个部分论述： 一、进步主义运动前美国工业化迅速推进，导致了垄断组织的大量产生以及城市化的巨大发展，但美国传统的政治已不能适应新的社会现实，政治腐败丛生，美国政治面临巨大危机，这成了进步主义运动政治改革的主要原因，而揭露黑幕运动却推动了民众投入政治改革的热情。 二、扩大政府功能，在美国尤其是扩大总统权力成为美国政治适应经济现代化的必然发展趋势，为此，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在国内大力加强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扩大政府的管理职能，从而加强了总统的行政权力，适应了美国工业化所带来的新的社会经济现实，同时这成了二十世纪美国政治发展的主要趋势。 叁、参政扩大化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进步主义运动为工业化所大大扩大的中产阶级提供了政治舞台，中产阶级成了进步主义运动的主体。同时，占美国人口半数的妇女通过自身的斗争获得了参政权，扩大了美国政治的参政范围。进步主义运动时期成了美国参政扩大化的一个重要时期。 四、在州和城市一级，政府权力大大加强，还创立了大量新的政治机制，为扩大民众的民主权利提供了条件。城市政治呈现出新的面貌，成为美国现代城市政治的开端。 五、加强行政权力，扩大参政范围成为了20世纪美国政治发展的重要趋势，但是，进步主义时期这些政治现代化趋势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付轶男[2]2010年在《美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公民教育与道德教育关系》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是系统研究公民教育与道德教育关系的一个尝试。这一研究以美国为具体的研究对象。之所以选择美国,不仅是出于一个最简单的想法：美国是最早开展公民教育,也是公民教育发展最为完善的国家之一,同时又具有非常浓重的道德教育情结;而且还出于这样的考虑：作为内源性现代化国家的美国可以为考察公民教育与道德教育的关系提供一个相对纯净的研究样本。论文以现代化为研究视角,即从二百多年来人类社会整体发展的角度呈现公民教育与道德教育的关系,因此这是一种宏观的社会历史视角。现代化视角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以现代化的相关理论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以历史研究与比较研究的结合作为研究的方法论基础。论文从现代化的视角出发,考察美国公民教育和道德教育关系的生成、发展及各时期的关系格局与特点。一方面,论文力图还原美国公民教育与道德教育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关系运动轨迹；另一方面,还希望探明这种关系演绎与美国现代化进程之间的内在逻辑。论文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论叁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这一部分概述了叁个重要问题：研究主题的产生；回顾与梳理相关的研究成果,并提出假设；解释论文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及它们所蕴涵的研究价值,说明从现代化视角研究的合理性与必要性。第二部分包括从第一章到第五章的内容,是对美国现代化进程中公民与道德教育关系的具体解读。其中,第一章《现代化视角下的公民教育与道德教育关系》相对独立。其主旨在于,说明如何从现代化视角进行研究、以下各章如何对这一视角进行应用,并解释相关概念,及明确研究美国所需的历史分期。这是整篇论文的理论分析框架和内在线索。其中,公民教育与道德教育的关系被理解为两者功能间的关系,关系的发展被理解为功能的互动发展过程。为避免关系起源的绝对化,在对美国的具体研究中,论文回避了对教育实效的考察,而侧重于对能够体现教育功能观的教育政策、价值取向、地位、理论与实践(目的、内容、课程与教材、途径)等方面的分析与比较。第二、叁、四章是纵向的历史考察,分别展现公民教育与道德教育关系在美国现代化叁个发展阶段中的孕育、形成和发展。第二章《混沌(18世纪末—1900年)》,回顾美国第一次现代化发展时期,在道德教育盛行与公民教育萌芽中所表现出的混沌的关系发展过程。此时两者间尚无明确分工,却又表现出某种潜在的分工合作趋势。第叁章《博弈(1900-1960)》,展现第一次现代化成熟时期,在道德教育的现代转向和公民教育的制度化中,两者功能间此消彼长与相互渗透的转换过程。第四章《共生(1960年至今)》,分析第二次现代化发展时期,在公民教育与道德教育的共同复兴中,公民教育成为关系主导者以及两者间形成功能良性互补与密切合作的过程。第五章《谁主沉浮：现代化、公民教育、道德教育及其关系》对美国的公民教育与道德教育的关系进行全景式分析,主要从历史与比较两个视域出发总结美国式关系发展所表现出的历史共性和特性。主要涉及,关系发展的基本模型、外在表现以及发展动力等问题。最后一部分为结论。即,美国公民教育与道德教育的关系是两者在社会意识教育范围内所形成的连续的功能转换与分工合作过程。现代化是关系发展的动力,因此关系的发展表现出与美国现代化进程相对应的阶段性。就本质而言,这种关系一方面是公民教育与道德教育不断回应现代化需要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两种教育形式自身持续现代化的过程。
张卫国[3]2010年在《进步主义时期美国地方政府自治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紧密结合进步主义时代历史背景,对美国地方政府自治制度在进步主义时期及其以前的历史演变过程进行较为全面的考察,同时抓住城市政府自治改革这个最具特色的亮点,对工业化、城市化背景下,地方政府出现的种种弊端和社会改革予以介绍,同时对美国地方政府自治的得与失进行理性认识,并适度展望美国地方政府自治未来发展趋势,直至最终提出其普适性问题。具体来讲,文章可以分为叁大部分：第一部分绪论交代了选题的缘起、研究目的和意义,梳理国内外文献进行了学术史回顾,陈述了本论文的分析框架,并对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为全文展开论述做好前提准备。第二部分正文主要包括叁大章。第一章阐述了美国政府概况并追溯了地方政府自治思想的渊源和自治实践。美国政府具有多元和分级的特点,特别是地方政府形式多样、灵活多变、贴近民众,无序表象背后是有序的制度性安排,美国地方政府的设置模式高效回应了人民利益的多样性需求。美国地方自治思想可以追溯到早期移民乃至此前的以英国为主体的西欧文化传统,历经北美大陆的孕育、发展和演变,最终形成了美国特色的地方自治。第二章论述了进步主义时期的时代特点和地方政府自治改革,最后概括了本时期地方政府自治的几大特点。过渡到垄断阶段后,工业化、城市化背景下,各级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出现种种弊病,原有的陈旧管理方式已无法适应需要,地方政府自治面临巨大危机。弊病引发争论,最终,挑战引发变革,以叁大市政体制为代表的地方政府自治新体制逐步确立。由进步主义时期地方政府自治特点可以看出,美国地方政府体制在本时期逐步走向成熟并最终定型,地方政府自治走出阴影。第叁章阐释了美国地方政府自治现象的历史成因及其影响。美国地方政府自治现象自有其历史必然性,自治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影响,尽管存在争论,积极作用仍是主要的。本时期地方政府自治改革对今天的我们可资借鉴之处甚多。第叁大部分结论部分探讨了美国地方政府自治的未来发展趋势及其普适价值。首先对美国地方政府自治存在的问题和发展前景进行适度展望,最终认为,尽管美国地方政府自治有其特殊性,但同时也存在一定普适性价值,值得借鉴。
王玮[4]2012年在《美国进步主义时代政府改革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政府改革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重大实践命题。对于当代中国改革与发展而言,政府及其改革无疑处于关键和核心的地位。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每一步成功,都伴随着政府在功能、结构及运作机制等诸多方面的深刻变革。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前景究竟如何,也取决于能否顺利推进政府更深层次的改革。1978年以来,我国先后进行过多次大规模的政府改革,改革的力度、广度和深度也在不断加大。尽管如此,政府改革的相对滞后仍是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之一,政府改革的实际进展仍不容乐观,甚至在某些领域还举步维艰。如何才能有效推进政府功能、结构及运作机制的改革,建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所需要的政府形态?就像政府改革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一样,审视、思考和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当然也是多维度的。参照和借鉴不同时期、不同国家政府改革的成功经验,无疑是其中非常重要的方面。对于当今世界而言,不了解中国,就无法谈论世界问题。对于当代中国而言,只有深刻了解世界,才能够更好地继续前行。中国未来的改革和发展不仅需要深刻、清醒地认识自身面临的经济社会问题,还需要通过比较视野去观察、分析和研究国外改革和发展的实践、经验和教训。进步主义时代是美国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重要历史时期,经济增长突飞猛进,社会结构急剧变迁,行政效率低下,官场腐败猖獗,国家建设和持续发展危机重重。无论在历史阶段、发展背景还是社会问题和改革需求等方面,都与当前中国政府改革的背景、现实和问题具有强烈的可比性。通过进步主义时代的政府改革,美国成功地解决了国家建设和持续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为美国政府转型乃至整个20世纪的国家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理解那个时代的精神气质及政府改革的当代意义,历来是美国政治和行政学者所关注的重要内容。当代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生深刻变化、国家建设和公共政策快速转型的关键时期,有选择地借鉴和汲取一切有益的历史经验,对于转型期社会中国政府改革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论文以美国进步主义时代的政府改革为主要研究对象,在阐明其根源、内容和后果的基础上,力求解释它的发生逻辑、可能性及其参照的约束条件,以期为当代中国的政府改革提供独特视角、思路或镜鉴。为实现这一目的,论文在内容框架上,分别从六个部分、共八章,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第一部分是导论。作为论文的起始章节,导论将从当代中国转型期政府改革的强烈现实诉求开始,阐明研究进步主义时代美国政府改革的当代意义。所有历史的研究都具有思想史的意义,如果不了解研究主题的思想历史,就无从获知当下研究在这个思想进程中所处的地位和意义。为此,论文将对已有的美国进步主义时代的国内外研究文献进行总结和分析,以进一步明确论文研究的侧重点、切入点和着眼点；进而,论文还将对已有文献对此主题进行研究时所采用的理论框架进行回顾和审视,以进一步明确论文研究的逻辑过程和思维框架。第二部分是对美国进步主义时代政府改革的经济社会背景进行回顾。十九世纪是自由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在放任主义经济主张和消极无为政府模式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在社会矛盾集中爆发等负面后果的背景下陆续采取政治改革措施予以应对的特定时期。在当时欧洲已经出现了相同或类似趋向的改革运动的情况下,美国进步主义时代的政府改革在某种程度上也带有普遍的趋向性,但不容否认的是,在美国的这场改革必然有其独特的内涵和逻辑,而这种内涵和逻辑只能从那个时代美国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改革诉求以及政府改革的约束和激励条件中去寻找。因此,第二章将对进步主义时代美国的经济社会领域的现实状况及其引发的强烈改革诉求进行探讨,从而把那个时代的美国政府改革界定为对一系列经济社会危机的政治回应,并通过分析当时经济社会领域发生的深刻变化和政府管理的重重弊病,进一步阐明政府改革何以成为当时回应社会矛盾的根本焦点。第叁部分包括第叁、四章。在进步主义时代,美国政府改革主要沿着两个路线展开：一是尽管当时放任主义仍占据主导地位,但要求政府干预竞争的主张日益强烈,政府无论从规模上还是在功能上都呈现持续扩张的趋势,这一趋势无论在联邦政府还是州政府层面上都比较显着；二是在州政府扩大职权范围的同时,联邦政府逐渐接管原先一直属于州政府的职能,这种权力向中央政府集中的趋势也非常明显。论文第叁章将主要探讨进步主义时代美国政府权力在横向上的扩张趋势、内容和特点；第四章将主要探讨进步主义时代美国政府权力在纵向上的集中趋势、内容和特点。第四部分包括五、六章。政策、人事和预算是政府活动的基本内容。如果说第叁部分是对进步主义时代美国政府功能和结构转变的宏观分析,则接下来对文官制度改革、预算制度改革的研究则是对进步主义时代美国政府改革在组织和预算方面的中观分析。论文第五章将主要探讨进步主义时代美国政府的文官制度改革；论文第六章将主要探讨进步主义时代美国政府的预算制度改革,以进一步研究进步主义时代美国政府改革的具体内容及其切入点,为从理论上总结分析进步主义时代美国政府改革的趋势、特点,以及它对当代中国政府改革提供启示的奠定基础。第五部分是对美国进步主义时代政府改革进行理论总结,分析其得以成功的条件、因素,以及对转型期中国政府改革提供参照、启示的可能性、可行性和约束因素。最后,结语部分对论文所做研究的创新之处进行了总结,并展望了论文需要进一步提升、拓展研究的主要领域。
孙秀明[5]2010年在《对美国“进步主义改革”的历史唯物主义解读》文中研究表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自由资本主义与技术进步的大力推动下,美国迅速实现了生产的工业化,开始实现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然而,与高速的经济发展相伴而生的是一系列的“工业文明综合症”,贫富分化、腐败、食品安全、公共服务、劳资矛盾等问题也日益凸显,美国社会面临严峻挑战。在充满挑战的时代,进步主义改革者看到了希望,他们开始重构社会治理制度,在政治、经济、道德文化各个层面实行了改革,增加政府职能、颁布实施大量的法律,他们的改革符合当时美国的国情也兼顾了美国的传统,最终比较成功的应对了经济社会变迁带来的挑战,并为日后美国的改革提供了典范,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当前中国的改革处于关键时期,同样存在着机遇与挑战,与美国进步主义时期具有高度的相似性。这也是本文选取这一历史事件进行分析的重要原因。美国进步主义改革通过温和的社会改革,调整了生产关系,缓和了阶级矛盾,使资本主义制度重获生机,这与传统的革命史观似乎有较大出入。本文试图以进步主义改革这一具体事例为切入点,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解析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新发展,丰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历史内涵,并为中国当代改革提供一定的理论启迪和政策借鉴。
赵辉兵[6]2008年在《试论美国进步运动的历史影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首次经历了一场全国规模的社会政治变革运动,即进步运动。这场改革运动为美国、甚至世界留下了一份丰厚而充满悖论的双重遗产。尽管进步运动存在着种种历史局限性,但它的积极影响至今在美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中仍然发挥着作用。
游腾芳[7]2014年在《大众传媒与公共政策创新》文中研究说明1890至1920年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一个具有关键意义的转折时期。正如美国着名学者H.S.康马杰在《美国精神》中所说：“19世纪90年代是美国历史的分水岭。分水岭的这边是农业国家,那边是现代美国。”这一时期美国正处于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近代资本主义向现代资本主义转型的阶段,美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经济飞速发展,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时期被称为“进步时代”。此时的美国经过了几十年的工业文明洗礼,积聚了大量的财富,同时也积累了许多的矛盾和问题,如贪污腐败严重、市场秩序混乱、劳资冲突剧烈、贫富悬殊严重、社会道德失序、价值观念冲突等,致使传统的政治理性和社会价值体系遭到破坏。期间,被称为“第四权力”的大众传媒也有了巨大发展,发起了名噪一时“黑幕揭发运动”,对当时美国政府的政策创新和有效社会治理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进步时期的美国与我国当下面临的情况颇为相似,都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历史阶段,都面临着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一系列难题,如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失衡、腐败现象层出不穷、廉政建设任重道远。因此,笔者试图对美国进步时期的大众媒体在推进政府改革、激励政策创新方面的作用加以分析,以期总结出其基本的经验和教训,为中国转型时期的公共政策创新和政府治理提供有益的历史参照。全文主要分为五大部分展开：第一部分为绪论部分,主要对选题背景、本文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国内外对于本课题的研究现状、相关概念的界定和研究的理论基础做出相关说明。第二部分,对美国进步时代的大众传媒与黑幕揭发运动相关情况进行分析,主要从时代背景、大众传媒的发展、黑幕揭发运动的兴起叁个方面来分析美国大众媒体和黑幕揭发运动兴起的原因和影响。第叁部分,基于美国黑幕揭发运动分析了媒体对公共政策过程的影响：即梳理了社会问题是如何通过媒介最终成为政府议程这一过程。同时,对美国进步时代政府是如何回应“黑幕揭发运动”,作出了哪些政策创新进行了探讨。第四部分,试图勾勒出美国进步时代黑幕揭发运动对中国当下所具有的一些经验与启示。主要提到叁点：认为成熟的大众传媒是政策创新的重要催化剂,不过媒体政策参与功能的发挥有赖于开放的舆论环境,之所以讲大众媒体对政策创新有着积极的意义,是因为媒体报道、政策创新与社会进步叁者之间有着相互促进的内在逻辑。第五部分,结论部分,对全文的主要内容作进一步的提炼和总结。
李哲[8]2012年在《论进步主义运动对美国外交的影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美国进步主义运动发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此时第二次工业革命已经结束，美国完成了工业化、城市化与现代化。在这场巨变面前，美国社会思想、政治制度、经济结构和文化特质都经受了巨大考验，旧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不再能够适应发展的要求，这是导致进步主义运动这场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改革运动的深刻历史根源。这场改革运动是由美国中产阶级领导的，他们是民众当中受过最良好的教育、最富有理想的那一部分人，他们超越党派，为了共同的目标携手合作，共同推动社会的进步。一个国家的真正强大，要靠它的社会力量推动变革来实现。进步主义运动除了对美国国内社会产生深刻影响外，在很多方面还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美国的外交思想、外交战略、外交制度，并曾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美国外交理念的倾向，影响了美国外交政策的设计，左右了美国外交实践的过程。本文搜集了大量国内外学者关于进步主义运动的着作和论文，在深入研究这些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初步梳理了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的来龙去脉，并比较系统地探讨了这场社会运动对当时美国外交发挥的广泛影响。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进步主义运动与美国外交产生的联系，及对外交的影响，最后本文就国内社会运动影响外交的一般模式和途径，以及进步主义运动给美国留下的外交遗产等问题进行了理论阐述。作者认为有关进步主义运动对美国外交影响的研究具有很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鉴于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研究较少，本文希望能通过大量案例论述相关问题，力求可以丰富研究体系，为人们认清国内社会运动与外交的关系提供帮助。
陆欣瑜[9]2011年在《政府治理转型：美国进步时代的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文中提出19世纪末,得益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强势推进,美国经济实现了飞速的发展,工业取代农业占据国民经济主导地位,美国从此进入了以工业化、城市化和垄断化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领域的进步为美国积聚了大量财富,但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为了维护市场秩序和社会公正,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改革浪潮,这一时期被称为“进步时代”,期间的改革运动被称为“进步主义运动”。进步时代的美国与我国当下面临的情况存在某种同质性,都处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都面临着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难题,如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失衡、社会两极分化等,审视美国进步时代的政府治理经验,有助于思考我国政府在面临社会转型的改革前景和治理选择。全文主要分为四章展开：第一章,主要阐述研究美国进步时代政府治理问题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国内外对于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的研究概况。同时,对进步时代的时间范围、进步主义运动兴起的原因、运动的目的和性质以及政府治理的概念,在本文的语境中作一说明。第二章,从公民社会、政府职能和制度创新的角度对美国进步主义运动进行历史的梳理。阐述进步时代美国民间兴起的黑幕揭发运动、社会正义运动以及美国政府在管制托拉斯、关税改革、银行改革、食品药品市场监管、处理劳工问题、保护自然环境方面的改革举措。在制度创新方面,将主要就美国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和文官制度改革分别展开讨论。第叁章,对进步时代美国政府治理转型进行提炼和总结,主要从政府的治理理念、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叁个角度进行分析。治理理念上,在步入工业社会后,美国政府开始积极主动地干预经济和社会事务,并在提高政府行政效率的同时兼顾社会公平公正。同时,在社会利益日趋多元化的现实下,政府的治理理念开始表现出一种中庸的态势。在治理结构上,则呈现出以政府为元治理主体的多元共治局面。从整体上来看,美国进步时代的改革可以说是美国政府治理能力不断进步的过程,主要表现在政治系统在制度安排下职权得以扩张、体制得以改善、对政治参与的回应性得以提高,最终形成抗衡制约强大经济权力的强大政府。第四章,以拿来主义的态度汲取美国进步时代对转型期中国政府治理的有益经验。本章首先将从我国转型时期政府面临的治理难题和治理过程中暗含的“转型——制度变迁——政府主导”的内在逻辑以及我国政府治理转型的全球时代背景出发,将美国进步时代和中国社会转型做一比较,说明两者之间的异同。进而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政府治理应关注公共性、合作性和互动性的改革方向。结论部分,对全文的主要内容作进一步的提炼和总结。
何爱国[10]2005年在《东亚发展观研究》文中指出现代化是当代世界发展的主题。发达国家在反思现代化,既而改进现代化。发展中国家在启动现代化,既而推进现代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尤其引人关注,不论西方还是发展中国家本身都在寻找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最佳路径。现代化研究和现代性研究是当代学术界的研究重心所在。现代化理论是人文社会科学最重要的学科理论。历史学科也不例外。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并不是很成功,而东亚经济确实从70年代以来(日本从50年代中期)有了持续的高速度增长,因而对东亚现代化问题的研究,成为现代化研究的焦点和热点。所有的现代化理论和现代化研究都没有忽视东亚,无论是主张东亚必须走西方道路的“经典”现代化理论和新自由主义理论,还是不认为东亚会走西方道路的各种新现代化理论、反现代化理论等,或者是反思、批判,既而主张改进现代化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和后现代化理论,甚至是强烈批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认为这个体系可能已经走到尽头的世界体系理论和以拉丁美洲为研究中心、强烈主张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要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脱钩的依附理论,也没有回避东亚的挑战。“东亚研究”在现代化研究中要么是比较研究的对象或参照,要么是直接研究的目标。这就形成了蔚为大观的“东亚现代化理论”,我们可以称为“东亚发展观”。对东亚发展观的研究既可以透视现代化理论的一个侧面,也可以探索种种发展观对东亚、中国或其他正在进行或推进现代化的国家提供理论反思和战略决策的参考。“东亚发展观”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视点。 历史地看,战后的东亚发展观的发展与现代化理论的发展基本上是同步的,毕竟东亚发展观是现代化理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其经验性的依托。大体来看,可以分为叁期,20世纪50-60年代为第一期,“经典”现代化理论主导了东亚发展观,这一时期的西方发展问题专家几乎都认为东亚的发展道路是“华山一条路”,那就是“命定地西方化”,实际上是“美国化”。美国现代化模式是全球道路,发展中国家必须遵守,争论的仅仅是如何实施的技术问题,而不是发展战略问题。西方发展模式固然有其合理性、重要性和普适性,但也要看到其历史性、社会性和文化性。作为标准模式是有问题的。为什么现代化学家几乎异口同声地推崇西方现代化模式,尤其是美国现代化模式为普世模式呢?一则,因为只有西方国家实现了现代化,而且只有美国实现了持续的经济增长、并且是经济最为发达和实力最为雄厚的现代化国家,西方现代化经验是惟一成功的现代化经验,而美国现代化经验则是现代化最为“成功”的“范例”;二则,刚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百废具兴,渴望实现西方国家的那种物质上的丰裕,认为只有按照西方现代化模式才能够达到;还有第叁个原因,就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
参考文献：
[1]. 美国进步主义运动与政治现代化进程[D]. 唐书明. 西南师范大学. 2001
[2]. 美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公民教育与道德教育关系[D]. 付轶男. 东北师范大学. 2010
[3]. 进步主义时期美国地方政府自治问题研究[D]. 张卫国. 辽宁大学. 2010
[4]. 美国进步主义时代政府改革研究[D]. 王玮. 东北财经大学. 2012
[5]. 对美国“进步主义改革”的历史唯物主义解读[D]. 孙秀明. 中国政法大学. 2010
[6]. 试论美国进步运动的历史影响[J]. 赵辉兵. 黑龙江史志. 2008
[7]. 大众传媒与公共政策创新[D]. 游腾芳. 广西师范大学. 2014
[8]. 论进步主义运动对美国外交的影响[D]. 李哲. 燕山大学. 2012
[9]. 政府治理转型：美国进步时代的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D]. 陆欣瑜. 东华大学. 2011
[10]. 东亚发展观研究[D]. 何爱国. 华东师范大学.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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