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价值最大化及其实现途径研究

企业价值最大化及其实现途径研究

张素蓉[1]2004年在《企业价值最大化及其实现途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经济的发展,企业之间的优胜劣汰,公司并购、重组等已屡见不鲜。在竞争中,企业的经营目标发生了变化,由原来追求利润最大化转变为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随着企业经营目标的转变,企业的各项管理活动也发生着变化。由传统的管理模式转变为价值管理模式。企业无论何种规模、何种经济成分都纷纷在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过程中寻找适合企业发展的途径,寻找企业成功的关键因素,从而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增加企业的价值。首先,本文从企业价值产生的背景入手,分析了企业理论和MM理论,提出了企业价值研究的理论基础、价值管理以及现金流量在价值管理中的重要性。并分析了企业价值研究的重要意义。其次,本文以价值管理的基础上,分析了企业价值最大化作为企业经营的最合理目标,以及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内涵;从宏观(PEST分析)、中观(行业结构分析)、微观(企业生命周期、现金流量、资金成本等)角度分析了企业价值的影响因素;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本文提出了企业价值的评估方法,分析了现金流量折现法,EVA法、重置价值替代法等。最后,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分析了提高企业价值的途径在于优化企业业务价值链与财务价值链以及实现二者的协调。以海尔集团公司的经营活动为例,分析了其经营活动和财务活动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金琰[2]2008年在《基于实物期权的券商控股型期货公司价值分析》文中研究指明目前我国期货行业充分洗牌、分化,证券公司掀起对期货公司“地毯式”收购浪潮。我国政府发展金融期货市场的新思路与市场新规则的颁布将券商控股型期货公司推到了市场的最前线,成为市场主力,并将对未来的期货市场产生重要的影响。研究券商控股型期货公司的企业价值,分析其价值来源与提升途径的选择,并在未来充满竞争与高度不确定性的市场环境中,对期货公司的战略投资价值进行合理的评估。这些工作有助于其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有助于为企业价值管理提供动态反映,还有助于其在兼并收购活动中的进行更准确的价值评估,。券商控股型期货公司的企业价值由其现实资产的价值与期权价值两部分组成。现实资产的价值又可以分为基础价值与核心价值,基础价值来源于最基本的“交易跑道”职能和维护客户保证金安全的能力,核心价值来源于公司的未来竞争战略、整合资源的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期权价值则由期货公司自身的期货价值与被券商收购后由并购协同效应所带来的附加期权价值两部分组成。在分析了券商控股型期货公司价值的叁大主要影响因素后,得出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的叁大途径,分别为选择具有实物期权思想的柔性管理战略,培育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优化组织治理结构。对券商控股型期货公司价值的定量评估中,在传统企业价值评估方法的基础上运用实物期权定价模型,估算包括期权价值的企业内在价值,以更准确对券商控股型期货公司进行价值评价。

孔晓茜[3]2010年在《企业实现顾客价值最大化的途径研究;高等教育研究室》文中研究指明互联网的急速发展和买方市场的成熟,使资源的稀缺性由企业内部的产品转向企业外部的顾客,顾客成为了市场中的稀缺资源,随之顾客的市场地位发生改变,市场由生产者主权逐渐转变为消费者主权,真正的客户经济时代到来,顾客成为企业竞争的核心。为了在竞争中取胜,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寻求通过创造顾客价值最大化来创造和赢取顾客。不同行业、不同性质的企业为创造顾客价值最大化,采用了不同的经营方式,但现实的情况并不理想,能够长期占据领先地位的企业寥寥无几。同时对顾客价值最大化的理论研究也主要集中于实现顾客价值最大化必要性上,对如何实现顾客价值最大化的问题,还没有研究者进行系统的探讨和研究,只存在一些零散的、不全面的看法,无法在体制上和过程上来保证企业能够实现顾客价值最大化。本文对企业实现顾客价值最大化的途径研究就是对这部分理论空白的填补和所存在的实际问题的解决。本文首先通过分析互联网经济给企业和消费者带来的新能力,发现了企业实现顾客价值最大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在提出企业实现顾客价值最大化的前提是企业目的为顾客价值最大化的背景下,指出了企业实现顾客价值最大化的困境。然后选取了戴尔、沃尔玛和丰田叁个创造顾客价值最大化的典型企业作为案例,通过对比分析他们的做法,总结出这些企业在实现顾客价值最大化过程上的共同特征。最后对这些共同特征进行归纳总结,提出了企业实现顾客价值最大化的途径。主要包括以顾客为导向的战略制定、实现高效全方位的供应链管理、信息技术的极大化应用、组织的流程化运行以及设计出激动人心的产品五个方面,以期通过此研究来保证企业能够实现顾客价值最大化,并为顾客价值最大化理论研究提供补充。论文的创新点有:第一,通过对戴尔、沃尔玛和丰田叁个成功企业的案例分析,总结出了这些成功企业在实现顾客价值最大化过程上的共同特征;第二,通过对这些共同特征的归纳总结,得出了企业实现顾客价值最大化的途径,为实现顾客价值最大化提供了体制保证和过程保证。

陈维英[4]2010年在《试论企业价值最大化及实现途径》文中研究表明文章首先从财务管理的角度论述其目标是企业价值最大化,然后从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含义、特点及其体现等方面进行详细分析。最后论述企业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途径——常规途径和超常规途径。

邱建华[5]2013年在《企业技术协同创新的运行机制及绩效研究》文中认为企业技术创新一直是理论界关注的重点,且技术创新实践对于企业管理者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活动。企业要想提高其经济效益、获得市场竞争中的优势地位,就必须有与之匹配的技术创新能力作为坚强后盾。如何提高铝企业的技术创新产出水平及成果转化效率,最终增强企业价值成为理论与实践界普遍关注的课题。目前的相关研究尚缺少对企业创新的系统性考察,并且缺乏科学的数理研究方法的应用。鉴于此,本文在相关理论基础上对技术协同创新的动因进行剖析,构建企业技术创新的四大子机制,并对各子机制及其整体的协同状况及协同创新的绩效进而测度,最后基于企业创新协同状况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探讨实现协同创新目标的途径即协同管理,为企业特别是铝工业企业的创新管理实践提供借鉴。(1)探究了企业技术协同创新的动因(以铝企业为例),提出了适合铝企业特征的“需求导向快速反应-企业价值最大化”动因模型。已有研究多从企业外部寻找创新动因。本文将铝企业技术协同创新的动因分为内外两部分,并讨论了各自构成及相互作用关系。利润最大化和股东价值最大化理论会导致企业行为短期化及难以保证各利益相关者的权益,而企业价值最大化理论克服了这些缺陷。因此,根据企业价值最大化理论并结合需求快速反应理念,构建了铝企业“需求导向快速反应—企业价值最大化”技术创新动因模型,并运用模糊聚类法对各动力影响因素进行了主从排序。动因分析为协同运行机制的研究奠定了基础。(2)系统全面地构建了企业技术创新的协同运行机制,并对整体机制的协同(运行)状况进行了测度。首先,构建了以创新职能协调互动机制、创新资源整合机制、创新过程保障机制以及创新多元化激励机制为核心的技术创新协同运行机制,以深入把握其内在行为规律,使得创新实践的顺利开展有章可循,也为创新绩效的取得奠定了体制基础。其次,基于复合系统协同度测度模型,在设置合理指标体系及对所需数据收集整理基础上,对中国铝业公司技术协同创新运行机制的协同状况进行了测度,为企业准确掌握自身技术创新机制的协同状况、确立协同理念提供支持。(3)测度了铝企业技术协同创新的绩效水平,以准确认知创新行为的结果表现。DEA方法具有考察创新资源投入与成果产出之间协调性的功能,也能用于对结果绩效进行测度。传统的DEA方法存在明显的缺陷,它不能对有效决策单元进一步作出区分和排序,对传统方法的改进所形成的超效率DEA方法有效地克服了这一缺陷。利用改进后的超效率DEA方法对单个企业的绩效从纵向视角进行了考察,以利于其掌握自身创新水平的发展,同时对多个企业的绩效从横向视角进行了比较分析,以利于其找准自身行业中的位置。最后,对测评结果做了进一步的分析,从中引出了若干提升绩效的思考。(4)实证分析了铝企业创新协同状况对企业价值的影响。首先,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借助因子分析法对样本企业技术创新的协同状况及企业价值分别进行了评价。其次,运用回归技术分析了不同要素组合的协同对全要素协同的影响以及全要素协同对以财务价值和非财务价值为集中体现的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表明:技术要素与非技术要素的两两协同、技术要素本身内部协同、多要素协同对要素全面协同程度会产生正向积极影响;而各要素全面协同程度对财务价值和非财务价值也有显着影响。(5)探寻了实现企业技术协同创新目标的途径,即构建协同管理模式。首先,确立了协同创新的平台,包括组织平台和技术知识平台。其次,对协同路径进行了探索,主要涉及促进技术、战略、文化与人力资源要素的协同以及促进R&D、生产制造与市场营销界面的协同。进一步地,结合价值链思想构建了适合铝企业技术创新的协同管理理论模型。最后,从组织平台、技术支撑及界面管理角度对中国铝业公司的创新协同管理实践进行了探讨。协同管理是一种崭新的管理范式,将其运用于铝企业技术创新实践活动,可为管理者领导及协调创新活动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张葆华[6]2008年在《企业复合式财务目标体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目前关于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观点按照它们研究角度的不同,可以划分为利益主体与企业主体两个角度。由于单独侧重从一个角度进行研究,只是对企业财务目标理论不同侧面的反映,或多或少都有其局限性。而复合式的财务目标体系同时从这两个角度进行研究,考虑更加全面,其结论也更加合理。因此本文借鉴复合式目标体系的优点,构建一个同时从企业主体与利益主体两方面考虑的企业复合式财务目标体系。但是,如果所依据的理论基础不同,对利益主体与企业主体之间关系的认识不同,将会导致企业复合式财务目标的具体层次划分及内容与结构的不同,从而产生多种复合式财务目标观,同样不利于运用于实务界。所以,对这些不同内容的目标观进行分析整合,使之成为适合企业的合理的理财目标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从利益主体的角度来考虑,无论是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或是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目标都存在着缺陷,原因之一是因为它们以企业契约理论为基础,而企业契约理论本身存在着缺陷,因此也必然导致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理财目标观存在着缺陷。企业资源结构理论是建立在企业能力理论的基础上,克服了企业契约理论静态分析的不足,因而也是更科学合理,更富现实解释力的理论。因此本文以企业资源结构理论作为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分析的理论基础之一,得出关键资源所有者利益最大化的理财目标。从企业主体的角度来考虑,本文以理财主体假设理论为基础,得出理财主体利益最大化的财务目标。并通过分析它们之间的关系,构建出一个第一层为企业财务管理的终极性目标(关键资源所有者利益最大化)与企业财务管理的基本目标(理财主体利益最大化),第二层为企业财务管理的具体目标的两层企业复合式财务目标体系。本文构建的企业复合式财务目标体系以企业资源结构理论为基础,为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建立提供了更科学合理的理论依据,从理论上扩展了现有研究的范围。以关键资源所有者利益最大化作为企业财务管理的终极性目标,具有动态的适应性、概括性与包容性,既能科学的解释现实情况,又具有前瞻性,有利于企业的管理层将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结合起来进行科学决策。

邵骥咏[7]2007年在《全流通环境下公司提升价值的实现途径探讨》文中认为在国外成熟资本市场里,为股东创造财富,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是上市公司经营的核心理念,为股东创造财富是企业经营的根本目标。回溯中国上市公司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在股权分置改革之前,真正想着为股东创造财富的上市公司寥寥无几,更多的是“圈钱”、价格操纵、大股东利益输送等“灰色”行为。上市公司的这些行为,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整个资本市场的投资者丧失信心,公司价值长期得不到提升。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顺利推进,中国股市的全流通时代正式到来。使得上市公司的行为模式、股东的行为模式、监管体制的变化、资本市场的运作和市场的操作也会出现深刻的变化。因此,本文将把全流通环境下公司价值的提升,作为讨论的重点,希望能够为全流通环境下,中国资本市场上市公司实现价值有效提升提供些许有益的帮助。本文的主旨是希望通过对影响上市公司价值的因素分析,阐明全流通时代公司价值内涵与外延的变化及实现手段。同时,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作为全流通时代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目标,通过对上港集团吸收合并案例分析,来探讨全流通环境下公司价值得到有效提升的实现途径。具体各部分探讨分析内容为:第一部分公司价值的内涵及外延。通过对公司价值度量指标托宾Q理论的解读来阐述公司价值的整体性表现形式,为论文后面的内容提供理论基础。第二部分对国内资本市场公司价值观的历史考察,并进而阐述全流通时代公司价值的新视野,为第叁、第四部分的实证分析做好铺垫。第叁部分从对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上海港集装箱股份有限公司案例介绍及背景分析入手,较为详细地罗列了两家法人公司在吸收合并完成前的财务经营情况、行业地位以及发展战略,特别是分别描述了两家公司进行本次吸收合并的动因,为第四部分的合并后存续公司经营分析提供实证依据。第四部分则紧抓上港集团吸收合并案例中出现的实际情况,采用大量原始真实的数据和严谨的逻辑来进行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分析,看公司价值和绩效在本次收购兼并过程中是否得到了显着的提升,以何种实现途径得到了有效提升。最后,试图总结出在全流通新环境下,上市公司价值得到有效提升的几个重要的实现途径。本文研究表明,在全流通环境下,上市公司提升其企业价值的实现途径主要包括以下一些手段和方式: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是提升公司价值的基本保证、核心竞争力的培养和增强是提升公司价值的必然途径、良好的财务管理体系是提升公司价值的关键因素、并购和整体上市是现阶段提升企业价值的重要选择、此外,全流通时代公司价值提升的其他实现途径还包括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有效结合以及企业资产重估所带来价值溢价等。随着全流通时代的到来,我国资本市场将还原其价格发现和资源优化配置的内在功能,上市公司价值实现方式将由现阶段比较单纯的业绩驱动转向全面的公司价值驱动,公司短期盈利以外的持续而稳定的因素包括公司战略、核心竞争力、公司治理等将成为决定公司总市值的主导因素。探索全流通环境下公司提升价值的实现途径就十分具有现实意义。

李益娟[8]2016年在《控制权配置对企业R&D投资行为的影响》文中认为研发(R&D)投资活动是企业的重大战略活动之一,不仅影响着企业的竞争实力,以及长远和可持续的发展,而且对公司治理也会产生深远的影响。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R&D投资对其长远发展的重要性。相关研究已经证实,相比于西方发达国家,我国整体的R&D投资还处于较低的水平,严重制约了国家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和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推进。企业R&D投资的影响因素有哪些,其相关机理又是什么?自Modigliani和Miller(1958)的MM理论以来,学者们沿袭传统的研究思路,从企业契约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等视角研究了代理问题和信息不对称对企业R&D投资的影响,由于研究切入点、研究方法和研究数据的不同,其研究颇有争议。转型经济中,我国普遍存在着集中股权下的大股东控制,大小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代替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的代理问题成为公司治理的焦点,已有研究发现控股股东的控制权并不单一的体现为对小股东的利益侵占,随着控股股东现金流权比例的提高,控股股东的控制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对管理层的监督要求的提高,其增值效应增强;而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成为控股股东获取控制权私有收益,侵占中小股东的主要动因,受该侵占动因的驱使,控股股东所做出的各项投融资决定都可能以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不是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企业的R&D投资也不例外。因此,控股股东的控制权以及对自身收益最大化的追求成为企业R&D投资最主要的影响因素,然而这一方面的研究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关注。另一方面,R&D投资的高风险性、投资量大和投资回收期长等特点决定了融资约束成为制约企业R&D投资的重要外部因素。因此,本文在公司治理理论的基础上,借鉴大股东控制以及控制权收益的相关最新研究成果,以当前转型经济背景下我国上市公司的集中股权和控制权结构下控股股东和其代理人的利益动机为研究的切入点,分析控制权的增值效应和侵占效应对企业R&D投资的综合影响。在此基础上,以投融资相关理论作为深入研究的依据,融合代理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将外部融资环境和内部治理机制同时纳入影响R&D投资的分析框架,探讨大股东控制下的企业R&D投资的特征和其效率问题。以期从理论和实证上对我国上市公司非效率R&D投资的形成机制进行详实的解释和论证。全文由六章构成,具体各章内容和研究结论如下:第1章:绪论。本章在介绍研究的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的基础上,简要概括了本文的研究内容、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最后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和总结本文的创新之处。第2章:基本理论及文献综述。以委托代理理论、控制权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为理论分析依据,对公司治理结构下传统代理冲突和大小股东代理冲突下的R&D投资,以及信息不对称下融资约束对企业R&D投资影响的相关文献进行回顾,然后重点回顾集中股权下,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对企业R&D投资的影响,以及由股权的集中而衍生的控制权对私有收益的占有对企业R&D投资的影响,勾勒出本文研究的框架和理论依据。第3章:企业R&D投资行为:控制权配置视角的机理分析。本章内容分为两个部分。首先,考虑单一大股东控制下控制权收益影响企业R&D投资行为的途径和作用机理。将大股东控制权拆分为代表增值效应的现金流权和代表侵占效应的两权分离度两个部分组成,并将其纳入到基于大股东控制权收益的LLSV研发投资模型,模型推导结果显示,在控制权收益最大化这一目标导向下,适度的现金流权比例和两权分离度都有利于企业R&D投资的提升,但较高的现金流权和两权分离度挤占了企业的研发资金,导致其投资不足;其次,在既有单一大股东控制下的LLSV研发投资模型的基础上分别纳入股权制衡与高管激励两个变量,解释了多个大股东共同控制下适度的股权制衡和大股东和管理层共同控制下的适度高管激励都有缓解企业R&D投资不足的作用。第4章:单一大股东控制下的企业R&D投资行为研究。为分析单一大股东控制对企业R&D投资的影响路径,本章基于第3章企业R&D投资行为的机理分析,从实证角度分析了单一大股东控制的增值效应和侵占效应是如何对R&D投资产生影响的。大股东控制作为集中股权结构中公司治理的重要决定性因素,决定了大股东控制权的增值效应和侵占效应共同影响了企业实际R&D投资偏离最优水平的程度。利用这一特性,在合理控制企业最优R&D投资的基础上,将控股股东的控制权区分为具有增值效应的现金流权和具有侵占效应的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并将现金流权比例和两权分离度同时纳入到双边随机边界模型,实证结果显示,在双边随机边界模型中,相比于控制权的增值效应,控制权的侵占占主导地位,侵占效应使得企业实际的R&D投资比最优水平低了54.92%,增值效应使得实际R&D投资超出最优水平的27.36%,两者的净效应使得企业的R&D投资比最优水平低了27.56%,民营企业的实际R&D投资水平要强于国有企业。第5章:双重控制关系下的企业R&D投资行为研究。本章基于控制权收益驱动企业R&D投资的理论阐述,结合企业实际投资活动不仅要面临股东和经理人之间的代理冲突和其他大股东的制衡监督,而且要面临双重代理问题所导致的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融资约束等事实,在第4章已有分析的基础上,将融资约束变量、股权制衡变量和高管激励变量都纳入企业R&D投资双边随机边界模型。实证结果显示,多个大股东共同控制下,制衡股东的适度股权制衡能够有效制约大股东的侵占行为;在大股东和管理层共同控制下,对管理层进行适度股权激励所形成的利益趋同能够较好地缓解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利益侵占,促进企业R&D投资的增长。融资约束方面,尽管现金流状况和股权融资能够缓解企业R&D投资的融资约束,但债务融资和经营活动现金流还在总体上制约了企业R&D投资活动的开展。第6章:结论和政策建议。总结了各章的研究结论,运用规范分析,从控制权配置、激励制度的实施和完善资本市场角度,提出规范上市公司R&D投资的对策建议,提出本文研究的局限性和后续的研究设想。综观全文,本文的创新之处有:(1)目前有关公司治理对企业R&D投资的研究文献,大都停留在股权结构这一层面上,还未涉及以控制权为切入点的研究。本文基于控制权配置下,控制权收益最大化对企业R&D投资行为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并检验我国转型经济下上市公司的控制权配置对R&D投资的传导效应。(2)本文构建了基于单一大股东控制下控制权增值效应和侵占效应、以及双重控制关系下的LLSV模型,并运用Matlab进行仿真模拟。理论模型推导发现,单一大股东控制下,尽管控股股东的现金流权比例和两权分离度与控股股东价值之间呈“U”型关系,但适度的现金流权比例和两权分离度却有利于研发投资活动的开展,提供了适度的控股股东现金流权比例和两权分离度对R&D投资具有正向效应,过高的控股股东现金流权比例和两权分离度对企业的R&D投资具有负向效应的经验证据,为转型期我国资本市场建设以及公司治理制度建设提供有益视角。(3)目前有关上市公司的R&D投资治理因素的分析中,几乎没有将不同权力持有者进行同构下的代理问题分析。本文采用双边随机边界模型,构建双重控制关系下的企业R&D投资的非效率模型,检验了多个大股东共同参与控制和大股东与管理层之间存在相机控制的复杂治理环境中,代理问题和因代理问题而产生的融资约束对企业R&D投资的综合影响,该种方法不仅能够模拟企业R&D投资的真实治理环境,并且能够有效避免普通回归模型中变量的内生性问题,还避免了研究结果的偏误,提高了研究结果的准确性。

杜义飞[9]2005年在《基于价值创造与分配的产业价值链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从多种视野(如产业、价值链、产业链等)阐述、建立了产业价值链的概念、结构,这一概念深入价值价值链的内部,把握了产业价值链的产业经济理论背景,揭示出产业价值链深刻的价值结构涵义。从产业价值链的核心——价值出发,抓住产业价值链的两个基本的过程:价值的创造和价值的分配过程,研究如何从产业价值链的视角发现、创造价值以及如何实现价值的合理分配。研究这两个过程的相互作用、互为因果的内在联系,为产业价值链理论的进一步深入研究以及产业价值链的实践应用提供了思路和借鉴。 产业价值链的形成有效地实现了整条链的价值,反映出价值的转移、创造和分配,从更高和更宏观层面上寻求资源和价值活动的融合。把资源配置到具体的价值活动中,以资源和价值活动创造价值的不同方式来阐明产业价值链创造价值的过程。以基于资源交换的价值创造观,分析了战略均衡实现的不同途径,提出路径依赖的观点和一般战略均衡的概念。 本文从叁个方面对产业价值链的价值分配过程进行了探讨。首先,通过两阶段的动态博弈过程讨论产业价值链的中间产品的定价过程,讨论了中间产品定价的非合作博弈过程,双向动态博弈下中间产品价格范围的确定,以及博弈的先后顺序对中间产品价格和利润分配的影响;接着,通过产业价值链的中间产品的价格振荡过程的收敛性,探讨了产业价值链如何实现价值分配的均衡解;最后,通过合作博弈的讨价还价过程,探讨了供应链如何实现价值的分配,以及价值分配的讨价还价过程对供应链整体利润的影响。 本文应用两阶段博弈思想和混合博弈的工具研究了产业价值链的价值创造和分配过程,从而揭示价值的创造与分配的关系。把该理论应用到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的关系研究中,研究了供应商的数量和产量选择如何影响供应链的价值分配。引入“竞争剩余”这个参量来刻画供应商的产量分布对制造商偏好的影响,讨论供应商的一般产量分布决策对供应链价值分配的影响。 作为对理论研究的实证研究,本文最后部分对“煤、电、冶”产业价值链案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安志蓉[10]2017年在《企业环保投资机制研究》文中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同时资源环境破坏严重,污染物排放总量远远超过环境容量,环境风险不断累积,已危及到民众健康与社会和谐,成为我国谋求绿色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突破的主要瓶颈。环境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环境污染具有外部的负经济效果,环境成本内部化是通向环境保护的必由之路,也是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历程中消解其环境资源约束的重要途径。基于环境成本内部化的思想,为减少环境污染治理和资源质量下降等环境耗费成本,企业必须进行环保投资,开发清洁生产技术,从根源上预防、减少乃至杜绝环境污染。这既是政府、消费者、媒体等利益相关者对企业施加压力的结果,也是企业提升自身生产力和竞争力的内在要求。在企业环保投资机制中,企业承担提升环境绩效的主体责任,政府则负有主导责任。随着环境保护形势的日益严峻,政府不断加大对企业治理污染的监督力度,在环保方面出台相应的规制政策,企业的环保投资压力也越来越大。由于企业初始环保投资大、成本高,投资收益无法显性化,高污染高耗能企业往往投资意愿不足,需要政府给予环保激励政策,更好地驱动和鼓励企业进行环保投资。在此过程中,消费者等其他利益相关者作为企业环保投资机制的参与主体,其消费行为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环保投资决策。本文认为,企业环保投资机制不同于企业自主投资的一般内在机制,从环境可持续发展视角看,企业环保投资机制的目标是提升环境绩效,它是企业、政府、消费者等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环保投资成本、收益、约束等要素发生作用而形成的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如何处理好环境绩效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督促和激励企业加大环保投资力度,在此基础上构建环保规制与激励政策长效机制,对于促进我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绿色、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的主要理论基础是利益相关者理论、外部性理论和企业社会责任理论。首先,本文从企业环保投资机制参与主体的角色定位入手,探讨企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消费者在环境保护中各自发挥的作用,阐释企业环保投资机制的内涵,揭示环境绩效和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关系,并通过分析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策略来说明其对环境绩效的变动影响。其后,对企业实施环境成本内部化所面临的环境绩效优化约束条件进行识别,由此构建企业增量利润净现值最大化的最优化模型,对企业环保投资定价决策、实现盈亏平衡产销量决策以及政府环保激励政策进行分析和检验。并且,从供应链环保投资协同层面进一步探究供应链成员企业合作的内因,对供应链企业环保投资决策行为进行分析,构建基于污染物排放环境约束和碳排放约束的供应链可持续发展模型。最后,从环境负债的视角解析企业环保投资机制的政策驱动要素及其互动逻辑,以逐步消减、杜绝企业环境负债为导向,提出构建政府环保规制与激励政策和环境保护长效机制的建议。本文的主要内容与研究贡献在于:第一,对企业环保投资机制的分析不仅仅是针对企业自身,而是从可持续发展视角出发,探析企业环保投资行为的内外因素以及环境绩效利益相关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揭示了企业环保投资机制促进企业环保投资决策和提升环境绩效的内在逻辑。第二,通过引入环境容量、政府监管和消费者偏好叁个约束条件,运用数学规划模型方法构建企业环保投资决策模型,采用案例研究法和实证分析法验证模型的有效性和实用性,从定量分析角度阐释环境可持续约束条件下企业环保投资决策的可行性,并就政府补贴激励政策给出量化分析。第叁,基于供应链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创新思维,从单个企业环保投资决策行为延伸到整个供应链环保投资协同层面,拓展引入节能减排领域的碳排放约束,构建供应链环保投资模型以阐释基于环境可持续的供应链企业协同机制,研究合作式供应链企业如何在政府环保政策引导下,充分利用供应链企业环境污染物排放和碳排放限额,通过转移价格有效传导政府补贴等政策激励,制定环保产品的最优产销量策略实现协同收益,达到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目标。第四,创新性地将环境负债理念引入到企业环境行为与政府环保政策的关系研究中,从环境负债视角探讨企业环保投资机制的保障措施,如政府加大执法力度,提高企业环境违法代价,建立企业环境信用制度等,以实现环境与经济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综上,本文的研究丰富了企业环保投资机制的内涵,从企业环保投资机制参与主体的价值诉求、整体利益驱动并兼顾宏观与微观的视角,对企业及供应链环保投资决策行为进行定量分析与研究,可为政府制定环保规制与激励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参考文献:

[1]. 企业价值最大化及其实现途径研究[D]. 张素蓉. 天津大学. 2004

[2]. 基于实物期权的券商控股型期货公司价值分析[D]. 金琰. 浙江大学. 2008

[3]. 企业实现顾客价值最大化的途径研究;高等教育研究室[D]. 孔晓茜. 河北大学. 2010

[4]. 试论企业价值最大化及实现途径[J]. 陈维英. 经济师. 2010

[5]. 企业技术协同创新的运行机制及绩效研究[D]. 邱建华. 中南大学. 2013

[6]. 企业复合式财务目标体系研究[D]. 张葆华. 湘潭大学. 2008

[7]. 全流通环境下公司提升价值的实现途径探讨[D]. 邵骥咏. 上海交通大学. 2007

[8]. 控制权配置对企业R&D投资行为的影响[D]. 李益娟. 苏州大学. 2016

[9]. 基于价值创造与分配的产业价值链研究[D]. 杜义飞. 电子科技大学. 2005

[10]. 企业环保投资机制研究[D]. 安志蓉. 北京交通大学.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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