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地区经济合作模式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太地区论文,经济合作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为促进整个亚太地区经济和东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开展亚太地区经济的有效合作非常重要。近十年来关于亚太地区经济合作虽有许多设想，但实质性的进展缓慢。鉴于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因素均较复杂，欲短期内建成紧密经济实体难度甚大。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最好以“次区域经济合作”模式为突破口。
近十多年来，亚太经济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其中，特别是东亚地区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亚太地区包括的国家和区域甚多，如何开展这一地区的经济合作，通过何种有效的合作模式把有关国家、地区组织起来，以促进整个亚太地区经济和东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是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所关注的研究课题。本文拟就亚太经济合作的发展与多种模式设想的提出，长期议论多而实质性成果少的主要原因，次区域经济合作模式以及中国的最佳战略选择等四方面的问题作些分析。
一
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发展，从问题的提出、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产生及次区域经济合作新构想的发展，已经经历了三十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从60年代初到现在，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时期。
1.初步探索时期：1961年在联合国亚洲远东经济委员会的主持下，委托印度商工部次长、泰国经济部次长、日本经济企划厅局长等三人组成“亚洲地区经济合作专家小组”。经过调查研究，这个专家小组后来提出了《关于区域性经济合作问题》的报告，初步提出了建立亚洲经济合作机构(OAEC)的主张。一般认为，这份报告是战后所出的在亚太地区主张建立经济合作机构的最早的研究成果。1965年，日本经济学家小岛清教授在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主持召开的会议上提出了《肯尼迪回合与太平洋自由贸易区设想》的报告，主张借鉴欧共体的经验，建立一个由日、美、加、澳、新等五个发达国家参加的完全废除关税的“太平洋自由贸易区”(PAFTA)。此后，日本前外相三木武夫的前经济企划厅长官宫泽喜一等也先后提出过类似的主张，但因当时美、澳、新和东盟各国均反映冷落，因而被搁置起来。
2.民间“论坛”的产生：主要标志是1967年成立的“太平洋盆地经济理事会”(PBEC)和1968年建立的“太平洋贸易与发展会议”(PAFTAD)。前者是由日本牵头，开始由日、美、加、澳、新等五国企业家组成，后来又吸收东盟、韩国、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450个大企业为其正式会员。该组织每年开会一次，专门研究太平洋地区贸易与投资中出现的问题，以促进本地区经济合作的发展。后者是以学术界为主，主要探讨“太平洋共同体”的构想，主张以日、美、加、澳、新为中心，组成一个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相似的政府间松散的协商机构，以促进太平洋地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合作。这两个组织虽属民间论坛性质，但对推动太平洋经济合作构想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3.半官方机构的建立：1979年在日本大平首相的牵头下，于1980年成立了半官方活动组织“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PECC)，有官方、工商界和学术界三方人士参与并由各国政府外交部门进行主管。近十年来，这一机构日趋完善，组织与活动方式越来越制度化，官方色彩也逐渐增强。
4.官方机构的建立：1984年由东盟建议并召开的东盟外长扩大会议，系有东盟与日、美、澳、新、加等国参加的会议（即“6+5”会议），这是首次出现的太平洋经济合作官方组织，国际上普遍认为这是一个突破性进展。后因马来西亚的反对，“6+5”会议多年来未得召开，直到1989年才重新恢复活动。在澳、日、韩等国带头和组织下，成立了“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APEC)1989年11月6日至7日，第一届亚太地区经济合作部长会议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召开，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美国、加拿大、东盟六国和南朝鲜等12个国家和地区的外交、经济、工商、财政部长共26人。经过两天的讨论，与会代表在加强经济合作，共同抗衡贸易保护主义，敦促全球拆除贸易壁垒等方面取得了比较一致的看法。堪培拉会议尽管没有取得更多的实质性成果，但因它是一次规模较大的政府间官方合作会议，它在亚太地区经济合作中的地位和影响不可低估。1993年11月份，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在美国西雅图举行第五次部长级会议及首次非正式首脑会议，会议签署了《亚太经济合作贸易和投资框架》协议，标志着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又向前迈出了新而重要的一步。
除上述这些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组织外，近十年来又纷纷出现一些有关次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的新设想，如“东亚经济圈”、“东北亚经济圈”、“环日本海经济圈”、“黄海经济圈”、“大中国经济圈”、“东盟贸易区”、“东亚经济集团”（1990年底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出的设想）等。值得一提的是，1994年5月30日至31日在马尼拉举行的东盟六国和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等十国的外交决策人士参加的“东南亚十国非正式会议”上，提出了创设“东南亚共同体”的构想。所有这些新的设想，反映出亚太地区尤其是东亚地区的国家和地区加强经济合作的愿望，促使亚太经济合作将在新层次上得到发展。
二
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建立以及东亚次区域经济合作多种模式设想的提出，均可说明近十年来亚太地区经济合作还是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从内部原因分析，主要是本地区经济，尤其是东亚地区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区域内相互依赖程度的不断提高，促使地区各国加强协调，积极选择某种有效的组织形式来促进相互较为紧密的合作。从外部原因看，欧洲共同体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区域经济集团的建立，对亚太地区带来巨大的冲击和震动，每个国家（地区）都不得不考虑在新的世界经济格局中重新为自己定位。所有这些，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着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发展。
但是，亚太地区经济合作不论在整个区域范围的合作上，还是在次区域的合作方面，至今仍是议论和设想较多，而实质性的进展仍然不大。原因何在，值得深思。
亚太地区经济合作进展缓慢的原因错综复杂，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方面：
1.政治局势长期紧张。在过去东西方对峙的总格局中，亚太地区的局势一直处于紧张之中。当时的美苏关系、苏日关系、中苏关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处于紧张状态。且朝鲜半岛形势剑拔弩张，越南、柬埔寨战火不断，再加上殖民主义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历史纠纷未能获得彻底解决，一些亚太国家内部局势很不稳定，不仅原有的冲突与矛盾难以很快消失，一些潜在的冲突因素（包括领土纠纷）也可能引起风云突变。因此，在这样不稳定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亚太经济合作的进程自然受到阻滞。
2.亚太地区的成员结构复杂，经济体制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相差悬殊。在这一广阔区域里，既有世界最发达的工业国家，也有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新兴工业国家（地区），还有一般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在经济体制上，既有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也有长期坚持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相比之下，欧共体成员国都是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不大，且在地理上同属欧洲地区，不但社会经济制度相同，就是历史文化背景、宗教及生活习俗也有许多共同之处。因此，欧共体在各成员国的共同努力下，推动了经济合作的稳定发展，而亚太地区由于国家构成复杂，要想联合到一个共同体中，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3.经济利益各异，协调难度较大。建立亚太地区经济合作机制，加强地区内广泛的经济合作，虽然已是这个地区的共同愿望，可是各国都有各自的战略利益考虑。日本倡导亚太经济合作，一方面是出于自身的安全考虑，另一方面是面对美国和欧共体在经济贸易上的激烈竞争，必须保持其在亚太地区的贸易和投资市场以及原料供应地，以保持其经济大国的地位；美国害怕日本凭借经济实力把美国排斥在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进程之外，也反对在亚洲出现一个与美国经济利益相抗衡的经济集团。当然，也要看到，日本与美国是盟国，日、美之间具有紧密的政治、经济关系，至今美国仍是日本最重要的出口市场和投资场所。日美之间在贸易方面虽有矛盾，有时甚至非常尖锐，但是，不断发展两国经济贸易关系，也是美日两国协调经济利益的重要选择。
4.美、日围绕经济领导权的争夺，为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带来阴影。日本对东亚地区推行“雁形”模式战略，想作领头，美国不甘示弱，为了加紧向亚太地区渗透，于1991年提出“扇形结构”模式，是把以美国为主导的亚太经济合作模式比喻为一把扇子，以美国为“扇轴”，以美日经济同盟为骨干，以美韩、美澳、美国与东盟等双边合作为支干，以共同利益为编织纤维，编织成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亚太经济合作区。诚然，这个模式完全符合美国控制亚太的利益，但由于它是基于借助日本的“骨干”支持来确立美国在亚太经济合作中的领导地位，因而又是一个很不现实的设想。接着，美国克林顿政府把澳大利亚提出的召开亚太经济合作首脑会议的建议接过来付诸实施，于1993年的11月17日在西雅图主办召开亚太经济合作部长级会议(APEC)第五次会议，并主持炮制了“亚太经济共同体”、“亚太地区贸易与投资框架”的设计，其目的也就是想把东亚、亚太地区置于美国的经济支配和影响之下。这些举措，既有利于促进亚太地区的经济交流与合作，也在相当程度上加剧了日美之间在这一地区的明争暗斗。另外，在亚太地区的其他国家也各有自己的打算，东盟国家既在经济上有求于发达国家，但在合作模式上又存在较大疑虑，担心受到美、日控制，得不偿失，看来，美日之间在经济利益上的冲突和在亚太地区经济领导权上的争夺，将是一个甚难解决的大问题。
三
亚太经济合作的实践历程表明，由于这个地区的政治、经济因素均较复杂，要想在短期内建成象欧共体那样较为紧密的经济实体，显然是难度甚大。实际上，欧共体能达到今天的规模，从开始时的六国到九国，再从九国到十二国，也经历了漫长的道路。因此，目前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模式，最好是以“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模式作为突破口。
一般而言，所谓“次区域经济合作”具有如下具体特征：(1)指在地理位置上相邻近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实行对外开放的国家或地区间共同开展经济合作；(2)合作的主要目的与内容是，促进生产要素的直接移动与合理配置，实现优势互补；(3)地区政治稳定，国家关系正常。这个概念与近年来国际上提出的亚洲经济“增长三角”(Growth Triangle)的概念大致相同，主要用来表述一个大的区域范围内的小范围的经济合作模式，也是在短期内很难形成整个地区经济集团而选择的一种有效模式。
关于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形式的探讨，亚太各国学者与官方组织已提出了建立各种不同范围“经济圈”的许多构想。作者认为，为了明确区内各国或地区之间的经济关联性和相互依存性，为了反映次区域经济合作模式的主要特征，最好定名为“经济合作区”。下面仅就两个对中国影响较大的次区域经济合作模式设想进行讨论。
（一）中国大陆与港澳台经济合作区
建立这一经济合作区的主要目的与内容是：进一步加强大陆港澳、台湾等三地区在贸易、资金、技术、劳务、信息与管理等生产要素的交流与合作活动，并对三方的组织机构、法律、关税等方面进行协调，以促进三方的互惠共荣。这个经济合作区的形成，无论从何种角度分析，均具有重大的意义和影响。
1.从整个地区看，大陆、港澳、台湾这几个部分的生产要素高度互补，只要能进行合理配置，必将促使这几个地区的经济在较长时间内保持持续的中高速增长。同时，通过这几个地区的分工与合作，还可以大大增强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2.从各个地区看，无论是台湾或香港、澳门，通过加强经济合作，可以得到大陆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作为腹地，免受世界经济波动所造成的不利影响。对大陆而言，通过与不同经济制度的台湾、港澳的合作，不仅可以获得进行现代化建设所需的各种要素，而且也能扬长避短，推动大陆的市场经济建设与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
3.随着三方经济合作的进展，将大大缓和海峡两岸的紧张局势，并有利于周边国家和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再者，联合发展的潜力将会极大地改变亚太力量的平衡，为亚太地区其他国家提供更大的市场，促进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发展。
如果从大陆与港台近些年来经贸关系发展的实际态势进行分析，更可看出三方形成经济合作区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80年代以来大陆南部沿海与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经济的发展和相互渗透，使一个日趋密切的经济协作系统正在形成之中。无论是大陆的人士，还是台湾和港澳的人士，以及各方面具有远见的中外人士，都已经看到了加强这个地区经济合作的重要意义，十多年来各界人士对此问题的构想和探索，正在实践中得到充分的验证。
根据美国《华盛顿季刊》1993年秋季刊载。5000多家台湾企业在大陆设了厂，在大陆累计投资50亿美元。有的台湾公司还把整个工厂迁往大陆的边远地区，以利用那里的廉价劳力和自然资源。又据美刊报道，八年前，厦门特区每月向台湾打电话10次，现在每月平均6万次。到大陆访问的台湾人，1987年不到7000人，目前已接近每年100万人。1993年的贸易额与1987年相比已增长了三倍，约达60亿美元。这些经济指标表明，尽管这几个地区之间存在政治上的差异与分歧，事实证明，他们之间仍在继续发展比较密切的经济合作关系。
大陆与香港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尤其引人注目。双方互为对方的最大贸易伙伴和最大的外资来源。香港在大陆办的企业达1.7万家，大陆全部外资的3/5是香港华人企业投资；80%的香港制造业公司在中国大陆设有分支机构，雇用职工达300多万人，这些为香港拥有的企业而工作或为完成来自香港订货而工作的职工人数，远远超过香港整个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同样，中国大陆已在香港的贸易、房地产、运输和金融业等领域投资了近110亿美元。中国银行如按其存款额，现在已成为香港的第二大银行。此外，澳门经济也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随着澳门回归中国日期的临近，澳门也正在发展它同中国大陆的经贸关系。总的来说，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在经济上的紧密依存关系和现实发展，是形成三方建立经济合作区的客观条件；更因为世界经济区域化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必将促进这个地区三方的进一步经济合作。
“中国大陆、港澳、台湾经济合作区”的形成，也还存在着若干消极因素。直到如今，海峡两岸的经济贸易往来虽已达一定的规模，但这种经济贸易关系仍具单向性质。台湾出口到大陆和从大陆进口的产品种类仍受限制；仅开放了对大陆地区的间接投资，而在产业、行业和投资规模上仍有限制，大陆方面也不能向台湾投资，等等。关键原因是政治上的阻碍，台湾当局不愿开放“三通”，使两岸经贸往来受到人为限制。应当看到，中国大陆与港澳台的紧密经济合作，可以成为亚太地区中一支独立而巨大的经济力量，这对本地区各方的经济持续增长，对东亚地区和亚太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都将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二）东北亚经济合作区
“东北亚经济合作区”的范围，包括中国的黑龙江、吉林、辽宁、山东四省；日本和环日本海地区；韩国；朝鲜；蒙古；俄国斯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等。冷战结束后，这一地区各国之间的关系有所缓和，开展区域经济合作已成为各国的共同愿望，它也是一个具有发展前途的经济合作区。
“东北亚经济合作区”的形成，具有一系列的有利条件：
1.区域范围内各国的经济潜力大，互补性强。主要表现在生产要素互补和经济发展水平互补方面。日本和韩国工业发达、资金雄厚、技术先进，但国内市场狭小，缺乏资源和劳动力。70年代，日本原料和能源的进口已占世界原料和燃料贸易的12%，80年代进一步上升，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原料和能源进口国。韩国工业所需的大部分原料也需从国外进口，其贸易依存度约达60%。中国拥有石油、煤炭、矿产品、农副土产品、谷物、植物油、纺织原料、海产鱼虾等产品的出口优势，具有广阔的市场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但缺少资金和技术。俄罗斯有资源、能源、木材、工业原材料、大型机械，某些重工业品等的出口优势和雄厚的基础技术研究力量，但缺乏资金、劳动力和民用产品生产技术。蒙古有丰富的石油、煤炭及其他矿产资源，但工业基础薄弱，缺乏资金和劳动力。朝鲜缺少资金、技术、工业基础，但也有煤炭等资源，剩余劳动力需要向外输出劳务。
2.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这个地区有四条亚欧大陆桥：一条是从俄罗斯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港，经西伯利亚、莫斯科到达西欧荷兰的鹿特丹港，另一条从中国的连云港经中国北方的11个省、自治区在新疆西部阿拉山口过哈萨克至莫斯科与前一条大陆桥接轨汇合。大连经哈尔滨至满州里和天津至二连浩特两条铁路线，通过俄罗斯西伯利亚大铁路也可直达欧洲。中国的京津塘、沈大高速公路也在该区域内。这个地区还有包括日、中、韩、朝等国所建设的数十个国际航空港和国际海港，并已开通多条国际空运和海运航线。这些优越的交通运输和海空运条件，不仅可以把东北亚大陆连为一体，也为该区同世界其他地区扩大经济贸易交往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3.区内国家相互间的政治关系已有明显改善，对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具有充分的兴趣和愿望。
由此可见，建立“东北亚经济合作区”不仅具有可能性，而且具有现实性。在亚洲地区，除了上述两个经济合作区的形成比较具有现实发展前途外，还有俄罗斯、中国、朝鲜拟共同设立的“图门江国际经济合作区”。1991年7月和10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先后在乌兰巴托和平壤召开该区域合作项目协作会议，会上专家组报告认为，该地区的开发对全球贸易和经济发展具有“巨大的潜力”。
此外，近些年来日本、韩国、东盟等国家领导人与学者所提出的“东亚经济圈”、“日本海经济圈”、“黄海经济圈”以及建立“东南亚共同体”等设想，也是一些有价值的次区域经济合作组织设想。
就整个亚太经济合作而言，次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形成与发展，不仅不会妨碍亚太地区整体经济合作目标的实现，由于它的成功实践会起到示范作用，更有助于推动亚太地区整体经济合作的发展。
四
在亚太地区经济合作模式的探讨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次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形式的倡议，由于市场规模太小，在其发展进程中必然要受到“两个主流模式”的制约。所谓“两个主流模式”，一是指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地区贸易集团，另一个是指美国加入东亚合作进程，形成以美、日为中心的东亚贸易集团格局。
就日本方面看，随着区域贸易集团化浪潮的进展，为了加强抗衡西欧和北美的竞争实力，日本一直设想要在东亚建立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的贸易集团。但从当前情况看，在东亚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贸易集团，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制约因素。一个制约因素是日本的贸易仍然严重依赖着美国，尤其是在出口贸易上。近些年来，日本同东亚的贸易额已经超过了北美（美国和加拿大）同东亚的贸易额，但日本同美国的贸易额仍保持相当高的额度。据统计，1991年日本同东亚的双边贸易额为1934亿美元，而日本同美国的双边贸易额仍达1458亿美元之多。特别是在北美自由贸易区协议签订之后，日本特别顾虑会失去北美市场。这种情况显然决定了日本在进行任何区域性安排中都会受到美国的制约性影响。另一个制约因素是日本同东盟的贸易中，日本对东亚出口大于从东亚的进口，东亚相当大部分的产品仍要依赖美国市场，这就影响大多数东亚国家不愿放弃美国而同日本组成贸易集团。此外，日本长期以来对东亚地区推行的“雁形”合作模式，企图通过转移一部分产业使东亚地区成为日本制造业廉价零部件的供应地，遭到周围国家的反对。
另一个设想是在美国参加之下，形成以美、日为中心的东亚贸易集团格局。这种设想，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实践中都是难以办到的。因为，东亚的经济利益不仅在于扩大对美、日的贸易和对北美的出口，而且还在于扩大对整个发达国家乃至对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的贸易。但在事实上，东亚所生产的许多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很高的竞争力，但发达国家设下重重壁垒，限制了东亚产品出口潜力的发挥。因此，保证全球各地区市场的真正开放与稳定，才能保证东亚地区的经济持续增长。可是，这个问题不是以美、日为中心的东亚贸易集团所能解决，而应放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全球多边贸易谈判框架中才或许有可能获得解决。另外，组建东亚贸易集团对美国本身来说，也是非常困难之事。因为美国同东亚存在贸易上的不平衡与摩擦，美国如要参加组建东亚贸易集团，首先就需要解决同东亚在贸易等方面所存在的矛盾，这在一开始谈判时就会出现困难。还有，美国在同东亚进行经济合作时，还要兼顾同拉美的关系，美国同北美和拉美国家共同利益的重要性显然高于其同东亚国家的共同利益，美国也不愿放弃拉美而单独同东亚组成贸易集团。基于上述因素，美国想借助APEC（亚太经济合作部长级会议）介入东亚经济合作进程，以实现其分享东亚经济高速增长利益的战略目标，最后可能是以失败而告终。
面临当前的复杂形势，亚太经济合作的最佳模式选择只能是首先采取低层次的次区域经济合作模式，再逐步创造条件实现整个东亚地区与亚太地区的经济一体化。
实行对外开放是中国的一项长期基本国策，加强国际经济合作正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具体体现和实质内容。自从国际上把亚太经济合作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后，中国学者就开始积极研讨这个问题，中国政府和产业界也对此高度重视。通过充分对比研究，我们认为，就中国来看，当前的最佳战略选择是：积极推进次区域经济合作模式的进展，优先争取与推动“中国大陆与港澳台经济合作区”、“东北亚经济合作区”等组织的形成；加强与东盟、韩国、新加坡等国家与地区的双边与多边合作；积极推进中国与美国、日本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合作关系，参与PECC与APEC的讨论与协作活动，促进整个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推进次区域经济合作能有实质性的进展，还需要有关各方在政策上的进一步协调。
1.消除政治上的分歧。特别是海峡两岸应加快实质性的接触、对话与商讨，争取早日实现“三通”，开展直接贸易和直接投资，消除经济合作中的人为障碍。
2.协商制定一套符合合作各方利益的规章。可考虑在贸易、关税、投资、交通运输、产业政策以及法律等方面作出一些比较优惠和便于协调的规定，促使次区域经济合作能取得持续稳定的发展。
3.中国大陆应当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不仅要在能源、交通运输、原材料等环境方面作出较大的改善，而且要进一步改进服务方式，提高服务素质。
4.中国大陆还应进一步保证政策的稳定性，进一步加快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这对促进次区域经济合作，对促进东亚地区经济合作以至整个亚太经济合作都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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