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转型背景下的包容问题研究——当下中国政治包容的政治功能——政治包容：当前中国“转型政治”的重要议题——关于文化包容性发展的几点思考——中国崛起进程中的国际包容问题——论当下中国培育政治包容的路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中国论文,包容性论文,议题论文,当代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55(2013)02－0034－18
当下中国政治包容的政治功能
郝宇青
郝宇青，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上海 200241
自2007年亚洲开发银行首次提出“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①这一概念之后，它便迅速进入到中国，并被纳入到了主流话语体系之中。2009年11月，胡锦涛在亚太经合组织第十七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首次倡导“包容性增长”。2010年9月16日，胡锦涛在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上，发表了题为《深化交流合作，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致辞。他在致辞中充分阐述了中国对“包容性增长”的认识和实现“包容性增长”的主要途径，并指出：“中国是包容性增长的积极倡导者，更是包容性增长的积极实践者。”②这充分表明“包容性增长”理念已上升为中共的执政理念，它已经并将继续深刻影响着中国未来的发展走向。
正是在包容性增长在中国“热销”这样的背景下，“包容”一词也迅即成为热词，不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表现出了对它的偏爱。例如，在2011年11月2日，北京市公布了由广大市民参与投票而确定的“北京精神”，“包容”即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③在2011年11月召开的中共上海市委第九届委员会第十六次全体会议上，则把“包容”作为上海市文化建设的四个价值取向之一。④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大概和当下中国特殊的国情紧密相关。我们知道，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在这些成就的背后，我们也承认仍然存在着一系列的结构性矛盾，例如：经济结构不够合理，发展不均衡；分配领域的不公正导致了贫富差距拉大；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二元结构性矛盾突出；社会结构的分化与固化的矛盾并存；贪污腐败现象、官僚主义作风严重，以至于政府公信力下降；社会风气不正，社会充满着怨气、戾气等不良社会心态，⑤等等。而所有这些都是和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相背离的。正因为如此，虽然“包容性增长”一词最初包含着更多的经济层面的含义，因而“包容”一开始也就更多地是指经济层面的包容，但是，它一经进入中国语境之中，便和中国的国情、党情发生了联系，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发生了联系，因而“包容”也就具有了政治的内涵。
在这里，笔者仅就政治领域的包容(即政治包容)在当下中国所具有的政治功能谈谈自己的认识和看法。
一、从宏观政治层面看，政治包容可以增强我国政治体制的容纳能力和适应能力，促进社会政治的和谐与稳定
对于当前的中国来说，恰如邓小平所说的那样：“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⑥其实，这句话隐含着一个重大的社会背景，即我国处于一个急剧变迁的现代化进程中，而急剧的现代化进程不仅仅只是瓦解了原有的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经济秩序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经济增长，而且还使得原有的社会秩序、政治秩序也会发生变化。或者说，一方面是经济领域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则是出现社会政治领域的诸多乱象，例如，近年来，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和冲突都呈现出不断增加的趋势。正是在这样蕴含着诸多不稳定、不和谐的社会背景之下，迫切需要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为只有有了社会政治的和谐与稳定，才能有效保障经济发展的效益。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实现社会政治的和谐与稳定？
以色列政治学家S.N.艾森斯塔德指出：“现代化需要社会所有主要领域产生持续变迁这一事实，意味着它必然因接踵而至的社会问题、各种群体间的分裂和冲突，以及抗拒、抵制变迁的运动，而包含着诸种解体和脱节的过程。因此，解体和脱节构成了现代化的一个基本部分，每一个现代和现代化社会都必须对此加以应付。”⑦这也就是说，要避免社会冲突和分裂，关键在于一个社会能否产生容纳持续变迁能力的制度框架，能否孕育出一些化解冲突的有效手段和机制。而这些方法和机制的目的就是：“用以处理这些不断变化着的问题和随之而来的协调、调节和整合的复杂问题。”⑧那么，化解冲突的有效手段和机制即可以看作是政治包容。
在当下的中国，一方面，出现了社会结构的分化和利益的分化，形成了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等不同的利益群体，这可以说是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但是，另一方面，这些不同的利益群体之间又存在着矛盾和冲突，而且有时候这些矛盾和冲突又表现得十分剧烈。如果任由这些矛盾和冲突发展，那么将会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因此，为了不至于出现不同的利益群体之间在矛盾和冲突中两败俱伤，进而有损于整个国家的利益的情况，不仅在国家层面要创设出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方法和机制，⑨而且要求不同利益群体都要形成一种政治包容的价值与观念(当然，国家也有责任提供这样的价值与观念)。
在我国，所谓政治包容，是指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在利益冲突时，冲突双方通过政治谈判、协商，彼此做出让步，以达到缓和矛盾的目的的一种行为方式。它是把社会作为一个共同体为前提的，以彼此间的相互宽容作为基本的出发点，根据社会共同体认可的规则，通过彼此间利益的让渡来解决社会矛盾与冲突的一种社会调节机制。政治包容作为一种化解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利益协调机制，体现出了基于政治智慧之上的主动性和坚持原则基础下的灵活性。通过政治包容的方法与机制，不仅可以使不同的利益群体在彼此尊重和承认的前提下，在现实的政治体制的框架内，经过谈判和协商而达成共识，从而避免动辄采取极端的方式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情况出现，并达到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和冲突、矛盾双方和谐共存的目的，而且可以由此而彰显出政治制度的弹性，增强政治体制的容纳能力和适应能力。这可以说是政治包容保证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保证了有效的政治发展和政治变迁。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政治包容并不是退让放弃，而是一种明智的合作，是在充分尊重双方的基础上的理性选择，是从国家发展大局出发的一种政治宽容和政治气魄，是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良性润滑剂、减震器、“镇定剂”和调节剂。⑩
二、从微观政治层面看，政治包容可以有效化解官民关系的紧张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微观政治领域发生了较为显著变化，已经出现了一种不良的政治现象，即官民之间的关系紧张。可以说，官民之间互不信任，相互对立，甚至彼此敌视的情况在当下的中国已经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
从一定意义上说，官民关系的好坏主要取决于官，因为在我国全能主义政府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的情况下，“官”作为一个掌握着公共权力、公共资源的强势群体，在整个社会政治生活的运行中仍然发挥着强大的领导、管理等政治职能。尽管近年来一直在倡导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但是转变的效果并不太明显和理想。本来，官员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官员理应是“人民公仆”，但是，在不少官员那里，他们经常把手中的公权力私有化，甚至变成了自己的特权，“人民公仆”的观念几乎荡然无存，“为人民服务”的意识不是异化为“为自己服务”，就是异化为“人民为我服务”；他们经常把自己看作是高出民众一等的“精英”，在情感上是与民众隔膜的，不相信民众，因而对民众以及民众的利益诉求和利益表达等表现出一定程度的鄙夷和不屑，有时他们径直以对立的眼光把民众看作是“刁民”，在处置民众的利益诉求和利益表达时更加倾向于运用强硬的手段；他们甚至把自己看作是与民众存在着不同的利益的特殊群体：国家、政府是他们的，他们就是国家，就是政府，而民众则是国家、政府的对立面，而按照这样的逻辑推演，只能得出如下的结论：官民之间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在现实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就不乏这样的事例。例如，在2009年6月，当“中国之声”记者就河南天荣置业有限公司违规用地、村民上访一事到郑州市规划局采访时，该局一位副局长逯军却质问记者：“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11)这一句话之所以被评为2009年的十大“雷语”之一，就在于它典型地反映了官民关系恶化的现实，折射出了部分官员头脑中与民众对立的不健康的思想意识。再如，在2009年12月初，河北省承德市牛圈子沟镇党委书记史国忠在面对上访群众时，竟然说出了这样一句话：“一楼二楼别去啊，要去就去(跳)五楼。”(12)这句话同样被评为2009年的十大“雷语”之一，究其原因，其实就在于它反映了部分官员根本不把老百姓的利益、甚至生命放在心上。
毫无疑问，以这样的官识与官德，是不可能形成和谐的官民关系的，而这不仅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而且无法保证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现代化的顺利进行，当然也无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化解紧张的官民关系已经成为政治领域一项非常紧迫的任务。而要完成这项任务，政治包容就是化解紧张的官民关系的重要策略、方法和手段。
在某种意义上说，紧张的官民关系的形成就在于部分官员缺少政治包容的理念。有鉴于此，对于官员来说，最为紧迫的就是要转变观念，培育和养成政治包容的观念和价值。首先，官员必须树立官民平等意识，这可以说是政治包容的前提。没有平等就谈不上政治包容。紧张的官民关系就是由于官员的趾高气扬、颐指气使，把自己看作是可以操纵一切的强者，在自己的心中根本没有群众，根本不把群众看作是平等的政治主体造成的。不尊重民众的官员是不可能得到民众的尊重的，官民关系的不和谐也因此而难以避免。因此，官员必须放下所谓的“身段”(其实，这“身段”是因为官员手中掌握着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所形成的，因而可以说是民众赋予的)，真心实意地尊重民众，尊重民众的权利和利益。官员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与民平等的。那种基于怜悯而关心民众的情况，决不能看作是包容，因为那是官员仍然把自己放在了政治的、道义的高地上了，其中仍然缺乏平等的内核。其次，官员必须相信民众。可以说，信任是彼此双方包容的基础。在当下的中国，紧张的官民关系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官民之间的互不信任。在这种情况下，官民之间就很难有彼此间的包容。在现代西方的政治生活中，民众可以对权力以及掌握权力的官员抱有怀疑的态度，而官员却对民众不敢有些许的怠慢，不然的话，官员的乌纱帽就可能不保。然而，在当下的中国，官民之间却陷入了深深的互不信任的怪圈之中。民众不信任官员尚可以理解，这是对权力的一种天生的怀疑使然，但官员不信任民众就难辞其咎了。而且，恰恰正是官员对民众的不信任成为官民关系紧张的根源之一。因此，对于官员来说，只有相信民众，给予民众以信任，反过来才能赢得民众的信任，才能建立彼此包容、和谐的官民关系。第三，官员必须承认利益、价值的多元特征，且不要认为自己是永远正确的。正如和谐必然是多元条件下的和谐一样，包容也是多元性的包容。虽然在我国官民的根本利益与价值是一致的，但是并不能因此而否认具体利益与价值的多元性。然而，不少官员并不承认利益与价值的多元性，甚至把自己看作是社会利益与价值的化身，把自己看作是社会秩序的代表者，把自己看作是唯一正确的。其实，这既是对民众具体利益与价值的否定，也是对民众利益与价值的不包容。而从本质上看，这一方面反映出官员的专横与霸道，(13)另一方面又反映出官员在面对民众时缺乏自信。第四，在行政过程中，官员要端正态度，明确自己是为人民服务，而非管制，要学习妥协与谈判的技巧。特别是在处置官民矛盾和冲突时，要多使用柔性的手段，避免动辄采用强制性手段解决问题的极端化倾向，否则，只会把民众逼到无法忍受的地步，从而走向极端的道路。或者说，正是官员的不包容导致了民众的不包容。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的那样：人们一旦进入“低位反抗者心态”，“就会失去妥协的能力”。(14)这种情况最终只能导致官民关系的恶化和对立。即使运用强制手段带来了稳定，但这样的稳定是不可靠的、也是不能持久的。有学者即指出：一个没有信任、无法实现合作的社会，将是一个脆弱的社会。只有信任成为连接政府、社会和个人的纽带，形成彼此的合作，才能造就一个健康有序的社会。(15)这就要求官员要有足够的包容精神，在平等的前提下，达成与民众的妥协。民众看到了政府和官员的包容，他们也会采取包容态度，官民关系也将因彼此的包容而变得和谐。
三、从社会层面看，政治包容可以促进公民社会的发育与成长
所谓公民社会，按照亚当·福格森的理解，它是从国家中分离出来的自主领域。这一分离的过程，即从简单的、以部落为基础的军国主义社会，发展成为复杂的商业社会，反映了人性的进步。尽管这一社会分化的过程将会导致冲突的增加和社会结构的削弱，但是，由于“公民社会具有强烈的‘公民性’内涵，它有潜力建立一个新秩序，这个新秩序要求权力和职位的分散、法治和自由的(如宽容)情操，在保护人们及其财产的同时又不要求对朋友和阴谋小集团的义务。”他认为，“公民社会指的不仅仅是任何类型的非正式或私人的社会关系，这些在所有的社会里都是存在的。它还具有道德的指向，其规则遵循这样一种关系，即使匿名的社会交易成为可能。”同时，在福格森看来，公民社会的形成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即公民社会与一个良好的政府唇齿相依。而且从其功能来看，即使因社会分化而存在着潜在的冲突的可能性，但它能够有效化解冲突，并促进社会整合。(16)
以此反观当下中国社会发展的状况，则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基本的结论：我国的公民社会尚未形成。已如前述，不少官员都缺乏包容意识、规则意识、责任意识，政府全能主义观念依然浓厚，在行为模式上更倾向于极端化的、运动式的措施和手段。而在官员这种观念和行为模式的制约下，公民社会迟迟得不到发展。尽管我国已经进行了市场经济改革，但是，正如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的那样，由于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和国有经济对市场的控制，中国在20世纪末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初步框架还存在很大缺陷，(17)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公民社会的发育和成长。
从一定意义上说，公民社会得不到很好的发育和成长和当下的中国缺乏政治包容的社会精神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培育政治包容的社会精神可以促进公民社会的发育和成长。这是因为，政治包容的社会精神有助于培养成熟的、负责任的现代公民。政治包容的基础是尊重和维护公民的权利。(18)而在公民的权利得到切实的尊重和维护的情况下，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培养出现代公民。那种政府大包大揽的全能主义，在实质上是忽视了、甚至是不承认民众的公民权利的。这种情况到最后只能造成民众权利和责任意识的淡薄，只能造就“被动的公民”。而这样的公民往往会导致两种后果：一是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部分官员对民众的蔑视和不尊重，所以也就有了所谓的“刁民”论，也就有了官民关系的不和谐；二是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民众行动的非理性色彩，以至于在当下的中国社会弥漫着仇恨、愤怒、怨恨、敌意等负向情绪，(19)而这不仅不利于社会团结，也不利于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其实，这也就是所谓的“管得太多、太死”，只能落得个“管不好、管不了”的结局，但到最后还是要“管”。这样就陷入了一种恶性的循环之中：即使政府有意向服务型政府转型，但也无法从事无巨细的行政上的大包大揽中脱身，而民众也无法变身为现代公民。因此，要改变这种状况，就首先需要官员要有政治上的包容，尔后才会有民众的包容，进而才会有成熟和负责任的现代公民。而且由于政治包容承认并尊重利益与价值的多元，因而即使面对矛盾和冲突时，也会因各政治主体之间的相互尊重和承认，不会出现社会的断裂。恰如美国政治学家科恩所指出那样，“政治上成熟的人会寻求持中的解决方法，使冲突各方都得到一定程度的满意”。(20)可见，在政治包容及其所内含的规则的作用下，不仅可以有效化解社会冲突，进行社会整合，而且可以形成有机的社会团结。
综上所述，对于处于急剧社会转型之中的中国来说，政治包容所具有的政治价值是毋庸讳言的。然而，我们必须明白的是，由于在我国的政治传统里，一直缺少政治包容的内容和实践，即使到了今天，政治包容仍然处于缺失的状态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培育政治包容精神的难度。但是，为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业，为了我国完成向现代社会的顺利转型，为了我国早日实现法治化、民主化的进程，这个困难无论多大都要克服，除非我们不以国家、不以民族为念。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官员具有特殊的地位，政治包容观念能否确立和践行，主要取决于官员的态度和实践。因此，在走向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中，首先要求官员转变观念，积极培育政治包容的精神。当然，民众也不能置之度外。
值得指出的是，在我国的语境中，长期以来一直把包容、妥协等看作是贬义的词语和行动，认为它们是不讲原则、不负责任的退让。其实，这是对包容、妥协的一种误解。事实上，恰恰正是因为政治包容对规则、责任的强调，才凸显了其特殊的政治价值。因此，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必须给予高度重视，并做好理论的澄清工作。
注释：
①包容性增长的原始意义在于“有效的包容性增长战略需集中于能创造出生产性就业岗位的高增长、能确保机遇平等的社会包容性以及能减少风险，并能给最弱势群体带来缓冲的社会安全网。”最终目的是把经济发展成果最大限度地让普通民众来受益。它倡导机会平等的增长，其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
②胡锦涛：《深化交流合作，实现包容性增长——在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上的致辞》，www.news.cn,2010－09－16.
③崔红：《“北京精神”正式发布：爱国创新包容厚德》，《北京晨报》2011年11月3日。
④俞正声：《在九届市委十六次全会上的讲话(2011年11月12日)》，《解放日报》2011年11月14日。
⑤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对此种现象给予了关注，见马龙《社会戾气为何难消》，《人民日报》2013年1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布的2012年度《社会心态蓝皮书》显示，我国社会的总体信任指标在2012年进一步下降，已经跌破及格线。蓝皮书认为，中国目前社会的总体信任进一步下降，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进一步扩大。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信，二到三成信任陌生人。群体间的不信任加深和固化，表现为官民、警民、医患、民商等社会关系的不信任，也表现在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不信任，从而导致社会冲突增加。越来越多相同利益、身份、价值观念的人们采取群体形式表达诉求、争取权益，群体间的摩擦和冲突增加。(张然：《社会信任度下降，“情绪反向”值得警惕》，《京华时报》2013年1月8日。)
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4页。
⑦S.N.艾森斯塔德：《现代化：抗拒与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3页。
⑧S.N.艾森斯塔德：《现代化：抗拒与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3－45页。
⑨艾森斯塔德认为，这些方法和机制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建立某些比较有效的制度框架和能够调节它们的组织，并提供充分的行政服务与指令来调节不同群体间日益增长的冲突。另一类是拟定出为维护产生于这个制度框架之中的各种规章与指令的大多数人所能接受的价值观与象征。”S.N.艾森斯塔德：《现代化：抗拒与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3页。
⑩刘勇：《社会冲突视阈中的政治妥协》，《理论探讨》2010年第3期
(11)任磊萍、何岩：《郑州官员惊人语：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中国广播网2009－06－17。
(12)王楠：《2009年雷人官话频出，专家评官员思想待转变》，http://www.sina.com.cn,2009－12－16。
(13)美国政治学家布热津斯基曾经指出：一个狭隘的、排他的种族或群体，他们更倾向于接受政治上的善恶二元论的思想观念，倾向于否认社会状况的复杂性，倾向于接受对社会进行总体性改造的观念，因而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拒绝政治上的包容的(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2页)。
(14)寇延丁、袁天鹏：《可操作的民主：罗伯特议事规则下乡全纪录》，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90页。
(15)史哲：《能合作的国民才是稳定的基石》，《南方周末》2011年3月17日。
(16)凯特·纳什、阿兰·斯科特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社会学指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32页。
(17)吴敬琏：《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误读顶层设计》，《21世纪经济报道》，2012年5月5日。
(18)俞正声：《在九届市委十六次全会上的讲话(2011年11月12日)》，《解放日报》2011年11月14日。
(19)王俊秀、杨宜音：《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2－201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9页。
(20)科恩：《论民主》，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84页。
政治包容：当前中国“转型政治”的重要议题
丁长艳
丁长艳，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科社教研部讲师、博士，上海 200233
当下中国政治包容的拓展与中国转型政治背景密切相关，一方面属于现代化转型过程的正常形态，另一方面更是对原先政治形态的一种继承与扬弃。“转型政治”的现实语境要面对的是——贫富差距扩大、分配两极化，社会矛盾激化以及中国发展进入“新成长阶段”①等现状。2011年《社会蓝皮书》再次指出：经济社会发展还面临许多社会矛盾和挑战，实际上进入了社会矛盾多发时期。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以及社会阶层收入差距持续拉大。劳动争议案件高位增长，各种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社会安全形势比较严峻，矿难事故不断，食品药品安全问题频发，环境灾难事件急剧增加、危害日益凸显。②这些矛盾的解决不仅仅是政府的事情，更需要民众不断参与和政府合作应对处理，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
如何将发展中的利益纠纷问题纳入政治体系内，通过制度化、有序规范的方式加以解决是十分重要的。中共十八大报告中将“人民民主不断扩大”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五大目标之一。在实践中，人民民主就被转换为——“制度如何完善、形式如何丰富，人民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如何发挥”的命题，这些方面都涉及政治包容。实际上政治包容既是一种制度设计，也是一个不断重新制度化的发展过程。
一、代表、参与和制度化：政治包容应有的内涵
当代中国政治形态一贯强调政党组织与其他政治主体的“代表性”与“包容性”。“代表性”与执政党“先锋队”的组织定位相连，包容性更多体现为对执政党组织外成员的吸收与接纳。组织代表与参与包容成为中国政治系统的重要特征之一。历史实践表明，我们提倡政治包容的内容对象范围在不断扩大，但是，现实中更多是“身份”形式上的，对公民“行为”的包容并没有充分践行。而政治包容内涵强调的是“身份”与“行为”协调一致性。亨廷顿认为，政治共同体包含三层要素：参与主体既对法律与权利有共同认识，也存在共同利益的交叉关系以及“建立一种包含和体现道德一致性和共同利益的政治制度”，③后者为民众创造新的利益基础，并赋予共同目标以新的意义和纽带性关系。现有的政治制度或结构为协调解决社会力量间矛盾分歧提供空间、制度载体与程序，而政治体系除了要提供制度载体外，更需要民众能够在制度内解决利益与观念矛盾，减少对社会稳定的威胁，减低政治成本。
十八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道路”的自信则是一种对身份与行为的二元确认，这个过程不仅是一种传统回归，更是转型政治下一种新的建构。政治包容一方面要在身份上确认其正当性，在行为上承认其合法性与合规范性，给民众进一步政治行为提供政治容纳的基础与行为空间。另一方面，将宪法与法律文本赋予民众的原则式承诺转化为可以操作、能够有渠道解决的制度化程序化机制设计，努力做到身份上承认公民的权利与利益的正当性、合法性，行为上有畅通的制度渠道吸纳，并通过理性的政治参与和妥协过程承认公民行为结果的“求同存异”与权威性。在具体政治过程中，就要将包容纳入政治主体的政治行为过程之中，包含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政党组织、利益团体以及普通公民等围绕政治发展目标产生的一系列活动。其中既关涉一种“政治身份”的承认，更强调对实际参与行为的一种承认。
对于怎样增强包容性，应该借助于在制度内调整政治参与主体结构、扩大主体范围和增强制度与组织的适应性和自主性：“提高基层人大代表特别是一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代表比例”、“在人大内设立代表联络机构，完善代表联系群众制度”等④，让参与的代表们能够在连续稳定的制度中规范行为，并且代表的政治性不仅体现在身份上，更在其行为能力方面。这对代表们提出了更高要求，例如要求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能够更好地代表选民以及相应界别民众的利益诉求，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不仅要“代表”，还要更好地与民众沟通并获取反馈。
协调好身份代表与行为参与，则要通过制度化将这种行为模式稳定下来。社会整合性政党的政治体系与具有“个别代表性”政党的政治体系相比，前者的灵活性不如后者，⑤但是前者具有更好的稳定性，因为它提供代表、参与和制度化相协调的参与途径，更具有包容性。中国政治体系的包容性不仅要体现在身份的个别代表方面，而且要体现在不断充分发挥政党的社会整合功能，做到“上情”与“下情”相互畅通方面。
二、“转型政治”下政治包容的结构化分布
转型政治为拓展政治包容提供基础并制约这个过程，政治包容发展进一步深化了转型政治的程度，转型政治形态是政治包容的结构化分布的大前提。
1.“两次转型”的交叉并进
现代化转型来自西方语境，亦成为大部分国家的普遍进程。波兰尼将资本主义体系的大转型定位于市场的核心范畴转向市场嵌入人类基本生计，从而形成“市场社会”模式。而麦克·布洛维针对后共产主义共同体走向市场经济的趋势，则将其定义为“第二次大转变”，由此福山等学者认为“资本主义类型学”对历史终结做了很好的现实证明。第二次大转变实质上是从一种“总体性秩序”转向“公民社会秩序”。
中国的政治转型与经济转型类似，共同遵循着渐进原则，主要是通过改革开放环境下的政策创新，对既有制度进行“打破”或“冲击”，力度并不大于维持社会日常运转所必需的共同体框架“完整性”与历史连续性。⑦尤其是在执政党意识形态体系上表现较明显，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和谐社会与科学发展观的演进路径上表明了中国政治转型的特点之一。另一方面，从全能主义国家体制内部演变来的政治社会形态继续延续“强国家－弱社会”的结构，民众对政府官员的监督较弱，并且公民的参与明显能力不足、程度不深，政治包容性受制于原来的结构存量，更受制于现在的结构增量。
中国转型一个十分重要的结果就是政治上“去两极冲突化”⑧与实际政治更替中采用“技术官僚化”手段。前者的过程中执政党很好地将意识形态分歧保持在“中间状态”，使得各方政治力量都能够纳入政治结构中，尤其是精英阶层多被制度化纳入政治体系中。后者则为政治体系进一步拓展包容性提供了一种可能与基础，政治成员更替有了可以顺利操作的标准与程序。
2.政治包容的表现维度与特征
中国转型政治的模式除了能够为长期积累的矛盾与问题赢得足够的解决时间外，也存在较大的风险，因为新出现问题的解决更依赖于制度的进一步变革，尤其是公民政治参与方面对制度结构的需求增长迅速，但体制反应比较慢，尤其是面对因利益引发群体性事件带来的社会抗争不断，对政府治理带来了较大挑战。这些利益矛盾根源与利益诉求和参与渠道不畅通，政治吸纳与包容性有限有很大关系，从维度与特征方面看，政治包容存在一些需要厘清和解决的问题。
第一，制度输入标准、模式的稳定性与过度变迁并存。当下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化与演变已经有了自身的判断标准：市场中的权力与政治中的权力，两者将民众在宏观上分为体制内外的主体，微观上以财富分层。而政治体系参与主体输入依然沿用原来标准，这个标准有利于官员和其他社会精英进入政治体系，大部分民众被排斥于体系之外，更别谈民众参与“讨价还价”维护自己权益。而以民众为主体的信访制度依然需要通过官僚体系完成，能否成为一种包容性的制度争议较大，裁决权不在民众手里，更多是一种解决遗留问题的方式。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民主党派成员的吸收依然是倾向于精英阶层，他们握有丰富资源与有足够时间来保证。对新社会阶层成员的吸纳呈现出不平衡状态，尤其是一线工人与农民，还有大量流动的农民工因政策壁垒而产生政治参与“真空”(在迁出地与迁入地都难以行使政治权利)。这些普通民众的“自我身份识别”主要在于“体制内外”之别上，而他们的“参照群体”则是精英。对参与主体的吸收沿用传统的单向输入模式，主导权在执政党与政府手中，如何均衡这种主动权与解决民众利益诉求的关系还难以协调好。少部分基层官员将民众利益与政党利益对立起来，进而产生“到底是为党说话，还是为百姓说话”的谬论。在强调社会稳定前提下，协调制度输入的设计与现实需求的关系成为政治包容的重要表现。
第二，人员来源身份多元化与行为相对单一化并存。政治设计与现实有一定的脱节，当民众遇到问题时，第一反应是去找“政府”，而不是找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因为民众对其了解与认知度并不高。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偏差？原因是多方面的，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这些政治代表的行为没有很好地与身份匹配，制度设计与实际政治功能出现较大偏差。如何做到让民众相信与信任，依靠这种“代表机制”解决纠纷，而不是直接与政府“对面”，需要在行为方面多下工夫。
总的看来，当下中国政治包容现状是“承认政治”形态已初步形成，还需要进一步将“政治容纳”纳入制度设计与变迁中考量。
3.政治包容拓展的约束因素
首先，价值与观念的达成共识有一定难度。根据执政党组织“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人民利益为导向的观念是基本共识，但是到底是一种权利式的价值平等还是一种现实的利益均沾，争论不断。前者往往被盖上自由主义的“印章”，后者则容易为民粹主义提供“温床”，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引领作用更需要多维条件支撑，政治包容的价值与观念的共识需要理性公共空间来达成，理性公共空间的塑造更需要政治包容的环境。
其次，如何拓展政治参与包容性的制度设计？当前的政治包容可能的实现途径是从政治参与角度进行，利用已有制度与平台进行权利与利益输入，更有利于社会稳定。从哪个方面开始，采取怎样的路径，依赖哪些社会力量完成，都是需要探索的问题。
最后，政治包容是一种制度建构还是一种局部创新？当承认政治参与主体合法性时，政治包容就进入了实质性阶段。民众开始对政治组织或政治精英进行评价，“党的领导是不是有包容度，不能自己说了算。对作为官德组成部分的包容状况，要由群众评议，由群众打分。群众有足够的权利和充分的理由来评判领导者的包容度。”⑨这样的包容性形成不仅需要一种政治气度，更需要相应制度跟上，努力做到维护社会稳定，亦能促进政治发展。
转型政治对于中国政治发展不仅是一种约束性背景，也提供了发展机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就是要不断拓展政治主体范围，形成政治参与渠道与深化参与度，重视政治参与实效，这才能更好地体现政治包容。
在中国社会转型深化阶段，强调政治包容不仅是解决社会诸多矛盾纠纷的需要，也是政治发展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历程也是政治包容不断增强的过程。新形势下我们要经受住“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外部环境”的四大考验，以及解决面临的四大风险，这都需要不断提升民众的主体性、理性和参与能力。因为，政治包容不仅是承认政治身份，更是一种行为的政治容纳，“把权力关进笼子”，逐步开放政治参与过程和提升政策制定过程的开放度和参与度，才能更好地进行理性沟通和达成共识。从身份走向身份与行为二者统一是一种进步，对于当下中国而言，是一种现实需要，更是一种民众期待。
注释：
①“发展的新成长阶段”指整个经济社会形势从2010年开始出现经济增长率出现止跌回升的态势，另一方面意味着中国发展的动力将发生较大变化，更多依赖于经济结构转型与国内消费的增长。见汝信、陆学艺、李培林：《社会蓝皮书：2010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②汝信、陆学艺、李培林等：《社会蓝皮书：2011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③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10页。
④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新华网，2012年11月8日。
⑤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18页。
⑥“社会市场”指市场仍是资源配置主要机制，但政府通过再分配方式，对与人类生存权相关的领域进行“去商品化”，让全体人民分享市场运作成果，让社会各阶层分担市场运作成本，把市场重新“嵌入”社会伦理关系中。见王绍光：《大转型：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双向运动》，《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⑦贾根良、赵凯：《演化经济学与新自由主义截然不同的经济政策观》，《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6年第2期。
⑧萧功秦：《中国的大转型——从发展政治学看中国变革》，新星出版社2008年版，第99页。
⑨邓伟志：《让“包容”成为国人的一种价值取向》，《北京日报》2012年12月15日。
关于文化包容性发展的几点思考
翟桂萍
翟桂萍，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政工系副教授，上海 200433
人类社会不断演进的历史，始终是与文明的多样性与文化的差异性相生相伴。包容是文化发展的自身特质和魅力所在。文化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产生的，不同的文化各有优势和特点，断然地予以肯定或否定是不明智的。整个人类文化的发展就是在对各种文化的包容中不断传播和延续的，因而，有生命力的文化是能够实现包容性发展的文化。
一、文化包容性发展的特点
文化的包容性是文化发展的必然，一个没有包容性的文化必将是枯竭的文化，是没有生命力的文化。也就是说包容性是文化的生命力所在，文化的包容性关联着文化的发展性，包容性既为文化的发展提供空间，也为文化的发展注入新的生命。
第一，文化包容性发展以承认差异为前提。差异性是区别文化的身份标签，没有差异性也就无所谓多元文化。文化多元性就像生物的多样性一样存在于现实社会中，而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独特传统和文化特色。文化作为一种集体性的历史发展积淀，是在不同的环境中认识自然、认识自我产生的创造物，多样性的差异共同构成了人类社会的文化生态。因此，承认不同文化间差异性的存在是文化包容性的前提。事实上，每种文化都有自己区别于他物的特性，这种特性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其存在的价值。如果不承认差异性，或者不认可差异性，也就无所谓多元文化了，而这是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因此，差异性构成了文化包容性发展的前提。
第二，文化包容性发展以宽容为本。宽容本身体现了文化发展的特性。文化交往的需要，使得不同文化主体在交往过程中必须保持在秩序的范围内，为了达至这种目的，就需要宽容。一定程度上说，宽容文化的土壤愈肥沃深厚，宽容文化的氛围就愈浓烈厚重，文化就会在这种宽容中获得更多的滋养，获得更多的生机活力。特别是在一个文化分层日渐多元的年代，如果每个人只顾及自身利益需求和文化视角，那么，不同类型的文化根本无法实现理性对话，最终被破坏的必将是人们对文明秩序的普遍坚守。因为文化宽容的程度也同时决定了社会进步和发展的程度，没有文化的变革和创新，就不会有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宽容构成了包容性发展的重要基础，在宽容中才能获得更多的文化滋养。我们应推动文化的包容性发展，使文化思想不断地产生新生命。
第三，文化包容性发展以善于吸纳为动力。一种文化的生命力不在于其规模及流传时间的长短，而在于其能否有效地吸纳借鉴其他文化，也就是如何兼收并蓄的问题。一味排斥外来文化，只会阻挡自己的进步；而恰当地学习其他文化的长处，则可以更快、更全面地发展。中华文化，因为善于吸纳，使各种文化成为互相发展的动力，实现了文化的有机整合。而这种吸纳性的实质是通过文化自身的矛盾运动，使外来文化与自身不断相融合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先进文化不断成长壮大的过程。无数文化辉煌实例都说明，文化正是在交流、沟通中不断交融，相互取长补短共同发展的。特别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不同文化类型之间的合作交流成为发展的常态，如何在吸纳借鉴和相互促进、合作共赢中更好地发展壮大自身，是全球化趋势下的文化包容性发展的关键问题所在。
二、文化包容性发展有助于文化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
包容性使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发展性，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具有强大的功能，这种功能既体现了先进文化发展的价值诉求，也体现了文化整合社会、推动改革创新的工具价值。
第一，文化包容性发展是先进文化的价值诉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文化的包容性既是对先进文化本身的要求，也是先进文化发展的必需。包容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多种文化要素共存的过程，而是各种优秀文化要素之间相互吸收和相互作用的过程，或者说是一种文化交融过程。在这种相互吸收和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就会产生新的先进文化形态，而这种新文化形态作为文化包容性发展的结果必然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因此，一种先进的文化必然是文化包容性发展的结果，特别是一种先进文化要实现对社会的整合，并逐渐成为在社会上居于主导地位的文化，就必须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先进文化除了其自身的思想内涵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它能够不断整合、吸收其他各种思想文化，进行有机的融合发展。在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其本身就是文化包容发展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吸收了当时最先进的思想理论成果，包括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英法的空想社会主义，而且同时还吸收借鉴了自然科学领域的最新发现，包括能量守恒定律、生物进化论等等。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从创立起就是多元文化包容发展的结晶，因此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种强大的生命力不仅表现为其在世界各国的传播和实践，更在于它的与时俱进，在于对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发展阶段的文明借鉴和包容，不断创造出新的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文明成果。
第二，文化包容性发展是社会整合的需要。社会的发展需要文化的整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表明，社会越是分化，就越需要社会整合。文化的包容性必然有助于社会整合的实现，一个文化碎片化的社会难以实现对社会的整合。从历史上看，欧洲中世纪的大主教用宗教信仰统一人们的精神世界，建立了基督教的思想统治，使基督教的“神学”成为欧洲中世纪整合人们思想的文化。中国的封建社会用一套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社会政治伦理体系统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从精神和观念的层面维护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秩序。在现代化进程中，世界上一些国家之所以长期处于一盘散沙的局面，无法完成社会整合，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缺乏文化的包容性发展，难以在全社会形成一个共同的精神支柱而失去了凝聚力、向心力，难以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整合。文化的包容性发展能够在多元价值之间保持合理张力，抑制各种价值主张之间的紧张，能够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整合。
第三，文化包容性发展是社会创新的精神依托。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同时也认为后者对前者也有反作用，二者是一种互动的、相辅相成的关系。毛泽东曾经说过：“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①所以，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文化是社会创新的前奏。文化的隔离、排斥、毁灭不仅是对文化生态的破坏，而且也是对发展、创新的遏止。从世界历史看，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为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准备了条件。从中国历史看，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和文化繁荣，为建立中国封建社会大一统的地主制经济准备了条件。同样，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也是以思想领域的解放为前提的。可以说，正是文化的包容性发展形成了思想的力量，带来了社会制度的深刻变革，推动了社会的快速发展。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在带来各种文化间冲突的同时，也为社会创新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人们在以更加包容的心态对待日新月异的文化变迁和思想价值观念的同时，也为社会的创新发展积蓄了宝贵的精神力量。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经济社会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需要不断创新，这种创新最根本的动力来自文化的包容性发展，来自以一种更加开放、包容的心态吸收借鉴，不断超越自我。
三、文化包容性发展要处理好的几个矛盾
文化包容性发展既是一种历史现象，更是一种社会实践。文化本身是在流动的历史中不断向前跃升的，而文化的流动其实就是文化包容性发展的进程。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和信息社会的到来，需要恰当地处理好文化发展进程中面临的一些矛盾和难题，以更好地实现文化的包容性发展。
第一，处理好主体性与多元性的矛盾。
任何社会的文化都是多种多样的，不同文化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其中作为在社会经济、政治上居统治地位的阶级、阶层利益反映的思想文化，就构成居于主体地位的思想文化。也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②“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③在阶级社会，任何统治者都力图确立维护自身利益的主体文化。可以说，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其政治统治，都要竭力维护和发展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文化，用以实现对社会的整合，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但任何一种主导文化的形成都不是天然的，而是在多元文化发展竞争中的一种历史选择；同时，处于主导地位的文化也只有在多元文化背景中不断地从多元文化中汲取营养，才能丰富发展自身，才能维持主导文化的地位。因此，可以看出，文化的主导性与多元性并不矛盾，处于主导地位的文化与其他文化是一种并行发展，而非排斥的关系。事实上，虽然异质文化间的冲突是激烈的，不同的文化间是有天然的排拒性的，但并不否定在社会发展中各种文化具有不同的地位和功能。“美国文化的多元性和包容性既是其现代化进程的反映，也对其现代化进程有所推动。”④文化的包容性发展过程也并不否定其中一种优秀文化处于主导地位，而其他文化形态则处于从属地位。一定程度上说，正是这种不同文化功能的发挥，才使社会的整合与文化的繁荣相得益彰。
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居于主导地位的核心价值，价值观的多元就将导致文化的碎片化，而使社会处于散乱甚至分裂状态，这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而言都将是致命的。在现代化进程中，世界上一些国家之所以长期处于一盘散沙的局面，无法完成社会整合，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在全社会形成一个共同的精神支柱而失去了凝聚力、向心力。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国要实现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要有一个处于主体地位的先进文化来实现对各种社会思想文化的整合，实现对民族向心力、凝聚力的汇聚。因此，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进程中，必然要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统一人们思想、整合社会的主导作用，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建构信仰，整合社会，为中国现代化目标的顺利实现提供精神支柱。
第二，处理好本土性与吸纳性的矛盾
本土文化是一个民族、一种国家的身份识别码，必须传承和发扬。但并不是说，我们要本土的、传统的文化，就不要吸收借鉴，不要创新，如果是这样的话，本土文化也就失去了生命力，也就难以存在下去。事实上，本土性与吸纳性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可以兼收并蓄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的差异不应成为人类文明交流的障碍，更不能成为相互对抗的理由。我们应该积极维护世界的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融，相互借鉴而不是相互排斥，使人类更加和睦幸福，让世界更加丰富多彩。”⑤
一方面，要在时代发展的背景下重新认识和解读本土文化，找出显示其价值的独特方式，重新发现、认识自己的文化。另一方面，要善于吸收借鉴，使本土文化不断创新发展。作为一个并没有多少历史积淀的国家，美国之所以能够在文化产业领域执全球牛耳，其秘诀就在于其开放、包容，在于对外来文化的吸纳和融合。同样，无论古代社会还是近代社会，中华文化在与外来文化的交流碰撞中，认真吸取和借鉴，使中华文化获得了新鲜血液，彰显了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在当代文明背景下，我们怎样吸收借鉴人类文明成果，包括西方现代文明成果，也至关重要。当然，我们已经开始吸收借鉴，并与本土文化进行了很好的融合，比如科学发展观把以人为本与可持续发展等相融合，体现了当今中国的发展理念。
在文化冲突的背景下，我们必须把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矛盾、冲突甚至紧张对立转化为对话和合作，以达成对社会和文明的新理解。我们要摈弃抵制、仇视的狭隘思维模式，要抱着学习、借鉴、融合的态度，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文化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和包容力。
第三，处理好引领性与共生性的矛盾
文化包容性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要坚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就是要在倡导多元共生的状态下，本着和而不同的精神，增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传播，形成多元共生的文化生态，推动社会和谐发展。但多种文化的共生并不是意味着各种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功能都是相同的，而是有差异的，必须有一个处于引领地位的文化来引导社会的发展，否则，社会发展就失去了方向。
当今中国社会，各种社会思潮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社会意识更加多元多样多变。特别是在多元文化相互交流与渗透的现实生活中，西方文明以其经济霸权为支撑显示出了强劲的输出优势，导致了文化的侵入与渗透，使我们不得不处于一种受控制和受渗透的被动处境。特别是不同的政治信仰和价值观念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充斥在原有的信仰追求和精神秩序中，容易导致人们信仰迷失。这就有一个用什么来引领社会，如何来引领的问题。也就是说，文化包容性允许多元并存，但并非简单地同居一室，而是具有不同的功能和地位。在社会大系统中，主体文化要发挥对社会多元文化的核心引领作用，甚至是矫正功能，减少不同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为社会发展提供共同的价值支撑。当然，这种引领并不排斥与多元文化的共生。多元文化的共生构成了文化引领的生态，凸显了文化引领的价值和功能。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十八大报告所倡导的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在所有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中处于支配地位并发挥引领和主导作用，决定着整个社会价值体系的基本特征和发展方向。在新形势下要发挥文化对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核心就是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维护社会思想的统一；同时要不断在多元文化的共生中汲取营养，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不断创新发展中具有更强大的包容性，更好地发挥核心引领功能。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8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④顾宁：《美国文化与现代化》，辽海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⑤胡锦涛：《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光明日报2006年4月23日。
中国崛起进程中的国际包容问题
叶淑兰
叶淑兰，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讲师、博士，上海 200241
“包容性”由联合国为落实千年发展目标而提出，刚开始是一个经济概念。胡锦涛在多个国际场合提出“包容性增长”问题，指出中国的增长要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这也是从国际层面来讲的。不过，后来学界对包容性增长的探讨似乎更多是从国内的角度来看，国际的视角倒略显不足。
在全球化、经济相互依赖时代，国内国际问题已经高度关联、相互交织。中国转型期中的国内包容，与中国崛起进程中的国际包容，是一个问题的内外两个方面。国内包容和谐，国家才能走向强大，并具有对内对外的吸引力，才能得到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包容，也才能使中国更具有包容世界的能力。因此，探讨中国转型期中的包容问题，必须也把中国放在崛起的国际大背景中，去讨论它的国际包容问题。
一、“包容”的政治、社会与文化视角
包容有宽容、容纳之意。包容有施动者和受动者。只有一方比另一方大、强的时候，才能包容对方，因此，只有大者包容小者，强者包容弱者，而非相反。也就是说，包容是一种能力的体现，是强者的象征。包容还是一种态度和行为，表现为对弱小、分歧、批评、问题与挑战的一种容纳与超越。包容背后隐含着一些普世性价值：公平、正义、尊重异己、反思意识与责任意识。
在转型过程中，政府提出“包容性增长”，是一个经济概念，意指中国经济增长要平衡发展，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也就是说，中国的增长要容纳所有人的经济利益，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共同繁荣。
“包容性”还体现为政治包容、社会包容和文化包容。政治包容主要表现为对不同政治制度和政治歧见的尊重和容纳。社会包容表现在对弱势群体尊重、保护以及对不同意见和生活方式的容纳上。文化包容则表现在对不同文化和价值观采取开放、对话与沟通的态度上。
目前，我们在强调经济包容的同时，比较忽视政治包容、社会包容和文化包容。经济包容的实现只能满足人民功利性的物质需求，却无法满足被重视、受尊重、有尊严的精神与心理需求。如果不能通过政治、社会和文化包容来使人民获得内在精神世界的和谐的话，就难以保证真正实现经济上的公平与正义。
二、国际包容的提出
包容有国内包容和国际包容之分。包容是一个由内而外的进程。内心具有包容意识，才能外显出包容行为。内部实现真正的包容，外部也才能实现包容。特别对于崛起的大国，不但要处理内部包容问题，也需要处理外部包容问题。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包容性”已经成为中国经常使用的一个外交话语。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国际政治学界的学者，都开始探讨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包容性”问题。
政府官员对国际包容问题的提及主要体现在国际经济包容、东亚地区包容、包容解决国际热点问题以及外太空的包容性发展这四个方面，这些提法并非专门针对中国而言。
第一、国际经济层面的包容。胡锦涛在多个国际场合曾提出中国要实现“包容性增长”。外交部长杨洁篪曾也表示，中国主张在平等公平基础上竞争，反对经贸政治化，并指出国际社会应以开放包容的态度面对中国。①
第二、东亚地区层面的包容。杨洁篪曾强调中国希望同美国和其他亚太国家一道，努力共同构筑一个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亚太地区。②2011年在海南举行的博鳌论坛，以包容精神、和而不同、共谋发展为宗旨，表明中国越来越强调实现地区的包容。③
第三、国际政治热点问题的包容。在叙利亚问题的处理上，中国希望叙利亚尽快开启包容、平衡的政治进程，“充分照顾各派别、部族和地域的不同诉求，最大限度维护国家稳定和民族团结。”④2012年6月14日，就伊核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为民表示，中方希望有关各方相互包容，把握对话与谈判大方向。⑤
第四、太空领域的包容。2012年6月6日，中国政府代表表示，中国主张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并努力实现外空包容性发展。中方提出的外空包容性发展理念包括对环境资源的包容、对各国的包容和对全人类的包容三方面。⑥
与政府官员提及国际包容的视角有所不同，学界开始聚焦于中国、从中国的视角出发讨论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包容性问题。有学者提出了“包容性崛起”的概念，“和平崛起解决的是让西方包容中国崛起，包容性崛起解决的是中国如何包容西方，减少崛起阻力。”“从利益、安全与价值的包容性入手，实现中国与世界的包容和谐”。⑦此外，还有学者提出了“包容性外交”，或寻求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包容性的合作关系”等概念。⑧
三、中国国际包容提出的必要性
伴随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步伐，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全方位联系不断加强，中国也从融入国际体系发展到塑造国家体系。在中国加强与国际社会的互动过程中，分歧、争议和摩擦也随之增加。
首先，中国与周边部分国家存在的领土冲突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被激化。近年来，中国与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与菲律宾、越南等国家在南海问题上，均发生一些冲突事件。特别是2010年7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上抛出“南海主权未定论”，称南中国海问题事关美国的国家利益，这进一步激化了中国与部分东南亚国家的矛盾。
其次，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增加，中美战略互疑上升。2011年，中国经济总量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着中美实力对比的改变，中美结构性矛盾增加。中美在经贸领域存在人民币升值、反倾销、保护知识产权等争议。在外交战略上，美国高调宣布“转身亚洲”(Pivoting Asia)，在亚太实行“再平衡”战略。美国与东盟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参加跨太平洋协作伙伴关系(TPP)，借助天安舰事件、钓鱼岛事件，进一步强化了与韩国、日本同盟关系。在意识形态上，中美存在人权问题的分歧等。中国学者王缉思和美国学者李侃如联名撰文指出，中美战略互疑问题已日趋严重，而北京感受到的互疑比华盛顿要深，如果处理不好，将会产生严重后果。⑨
然而，对于中国崛起进程中出现的与周边国家问的领土冲突以及中美结构性矛盾，国内外的认知存在巨大的鸿沟。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容易激化，有些人认为中国更加强大了，中国应该放弃“韬光养晦”战略，加大“有所作为”的力度。部分人批评中国外交过于软弱。然而，国外却在以前“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强硬论”、“中国傲慢论”等不利于中国国家形象的话语。西方把中国描绘成一只张牙舞爪的老虎，批评中国在一些问题上不合作、不让步、“皱眉”、“日趋强硬”，认为中国“过分自信”，表现得“咄咄逼人”。⑩
这种内外认知的分歧还将有不断扩大的趋势。过去，中国在融入国际体系的过程中，更多要求国际社会包容中国。那么，现在，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中国已经开始塑造国际体系，就不能仅仅要求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包容，而需要更多思考中国如何去包容国际社会的问题。“中国国际包容论”不但需要包容与中国有历史或领土争议的周边国家，而且要包容美国等最发达的国家。它不但需要包容经济利益的冲突，还需要包容意识形态、价值观和认知的差异。
四、加强中国的国际包容力
那么，如何加强中国的国际包容力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探讨谁来包容、包容谁、包容的原则和底线是什么等问题。
首先，关于谁来包容的问题。加强中国的国际包容力，需要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整体的努力。然而，国家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国家是由每个人所组成。政府的包容在中国的国际包容问题上固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民众的包容亦是不可或缺的。政府只有实现了国内包容，才更有利于实现国际包容。民众也只有在被包容中，才有足够的力量去包容别人。因此，包容需要全体国民的努力，而包容的关键却在于政府。
其次，关于包容谁的问题。中国要包容发展中国家、与中国具有传统历史友谊的国家并非难事。但是，中国国际包容能力更多需要体现在包容美国、日本等与中国存在现实或潜在冲突的国家。国家并非当今世界唯一的国际行为体，中国在包容其他国家的同时，还需要包容国际组织、对中国持批评意见的国际人士等。
再次，包容并非是一个没有原则和底线的事情。中国的国际包容需要区分人和事。中国可以包容国家、国际组织、持不同意见的人，但是，中国却需要对国家、国际组织或持不同意见人士的某些不当的言论和行为说不。因为这涉及包容的底线与原则问题。中国的国际包容不能违背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的原则。
要加强中国的国际包容力，需要中国积极调整心态，培育强者心态，从要求被包容发展到主动去包容。提升中国的国际包容力，具体来说，需要做到以下四点：
第一，中国面对与国际社会的分歧，需要承认矛盾，积极反思，尊重差异。如前所述，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与美国等国家的结构性矛盾势必上升。采取回避或压制的态度可能只能一时缓解，但却无法真正解决矛盾，还将可能集聚更大的矛盾。因此，只有采取疏导的方式来对待矛盾。例如，中美之间需要承认双方对国家核心利益的理解存在分歧，在此基础上阐述各自的立场，促进相互理解，并做出适当的安排，以探求双方都可以接纳的解决方式。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国家形象存在诸多批评，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这些指责是空穴来风，而需用客观坦诚的态度，承认这些矛盾和分歧，并借此契机，积极反思自身存在的不足，把分歧与批评转化成为自身进步的一个机会。
第二，中国的国际包容需要从国内包容做起。外交为内政的延续，国际包容的提升，必须以国内包容的加强为前提。在中国社会转型期，旧有的价值体系被打破，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建立。在利益分化的过程中，出现很多新问题，如阶层固化现象，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民众的焦虑情绪的蔓延等。面对这些围内矛盾和冲突，需要政府用包容的心态去一一化解。当中国在国内层面上包容了不同的利益，不同的价值，不同的观点，那么，国际层面的包容也就具有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中国需要构建核心价值观，更多地从自身文化与西方文化中寻求共通价值，挖掘传统文化中的普世价值和利他价值。国内外包容的实现，需要有核心价值观的统筹。国际包容涉及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冲突和分歧，这需要中国从自身的文化传统和西方文化中寻求共通价值，作为处理与他国关系的价值皈依。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不少具有普世价值和利他价值的精神，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黄金法则，尊重异己，“和”文化，内省精神和责任意识等，这些都需要发扬光大。
第四，中国需要与国际社会更多地共享利益，打造共同安全和共同繁荣。正是因为中国与其他国家存有矛盾和分歧，才需要中国的国际包容。矛盾与分歧是国家间关系中客观存在的现象，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要缓解矛盾，需要更多地建构国家间的共同利益、共同安全和共同繁荣。例如，中国提出“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来消除邻国“中国威胁论”的噪声。在南海问题上，中国反对美国对中国的抵近侦查，但是，中美在保护12海里领海主权以及在公海的航行自由方面具有共同的利益，这需要加以强调。面对美国“转身亚洲”，中国以平和的心态加以应对。中国也早已承认，美国的东亚存在，有利于维系东亚和平稳定的局面，也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因此，中国欢迎美国在东亚发挥领导作用，美国也表示欢迎一个蒸蒸日上、和平崛起的中国。2012年2月，习近平提出中美要建立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以走出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之间对抗冲突的历史逻辑。这种新型大国关系，便是通过共享利益，建立一种彼此相互包容的关系。
注释：
①杨洁篪：我们主张在平等基础上竞争，反对经贸政治化，http://news.hexun.com/2011－03－07/127758290.html。
②外交部长：一起构筑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亚太地区，http://www.gov.cn/jrzg/2012－09/05/content_2217329.htm
③《亚洲周刊》：中国“外交盛宴”超越美国势力，http://www.guancha.cn/comment/2011_05_13_56959.shtml。
④外交部：中方在利比亚问题上没有私利，http://world.people.com.cn/GB/15979918.html。
⑤伊核问题莫斯科对话会将举行，中方望各方相互包容，http://www.chinanews.com/gn/2012/06－14/3964486.shtml。
⑥中国主张实现外太空包容性发展，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2－06/06/c_112139703.htm。
⑦王义桅：《超越和平崛起：中国实施包容性崛起战略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8期。
⑧参见苏长和：《中国与国际体系：寻求包容性的合作关系》，《外交评论》2011年第1期。
⑨王缉思、［美］李侃如：《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2012年3月，全文可见http://zhan.renren.com/irstudy? gid=3602888498002058451&checked=true.
⑩叶淑兰：《中西有关“中国形象”话语互动探析》，《国际论坛》2012年第6期。
论当下中国培育政治包容的路径
吴文俊
吴文俊，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研究生，上海 200241
基于政治包容对于当下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也基于当下中国政治包容处于缺失的状态，笔者在这里专门就培育政治包容的路径问题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建立多元社会的利益协调机制
从社会结构来看，包容是社会各阶层和平共处的一种理想状态，达成这种状态的前提条件就是建立合理的社会结构和互利共惠的利益关系格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中，社会阶层结构和利益格局经历了根本性的变化。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的变迁对中国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社会转型、利益分化、治理危机的叠加，使当今中国处于一个利益矛盾和冲突的多发期。当前社会两种基本的矛盾形式——劳资冲突与官民矛盾现象严重。劳资关系日益紧张，上访浪潮急剧上升，群体性事件高发频发，这不但造成局部领域的失序状态，而且也使“维稳”的经济和社会成本越来越高。因此，建立多元社会的利益协调机制，既是对现实困境的一种回应，也是培育政治包容的路径之一。
(一)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市场经济带来的利益分化、收入差距扩大，不仅导致贫富分化与对立，也导致了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特殊利益集团通过分享权力资源或者与权力集团合作的方式，影响政策的制定，达到追求特殊利益的目的，从而使弱势群体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为政治不包容的产生培育了温床。因此，政府应以公平正义为价值取向，重新调整不公正的利益分配格局。
现阶段，经济利益分配失衡最为明显的表现就是收入差距鸿沟的扩大，主要原因之一是我国在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着失范和不公的问题。因此，政府应推进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重视收入分配机制的纠偏工作，尤其是调控垄断性行业的收益分配，防止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收入分配主要包括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层面。在初次分配环节，要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通过财政税收的制度措施对当前的分配格局进行“提低”、“扩中”、“调高”的秩序规范。初次分配格局的调整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要在实践中积极稳妥地推进制度改革与创新，推进劳动报酬协商机制的形成。在再分配环节，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进一步加大公共财政的资源用于社会保障和福利投入的份额，建立覆盖范围更广的社会保障体系，并不断地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保护弱势群体，提高最低生活水平。
(二)促进公民社会组织的发育
改革开放之前，社会利益矛盾和冲突同样存在，但处理机制和协调手段明显不同。在国家垄断资源和再分配体制下，“整个社会对利益冲突进行协调与整合是基于一种以国家为主体的、自上而下的‘决定性’关系和机制”。①但市场经济的转型使中国由同质性社会向异质多元性社会转变，传统的一元利益格局分化为多元的利益格局，中国社会形成了具有不同利益要求的社会群体和阶层。中国走向“后全能体制时代”，原有的利益协调机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当前社会，群体性事件频发，而国家“力图用基于旧的体制逻辑形成的‘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来面对，只能误入歧途”。②因此，新环境下要调整和创新原有的利益协调机制。李路路教授认为：“中国社会的改革与发展已经塑造了不同于以往的利益矛盾与冲突，建立自下而上的、重新组织化的、通过谈判和契约方式、由国家作为最后协调者的机制和体制，将有助于在新形势下构建更有效地协调与整合利益冲突的和谐社会。”因此，从自下而上的利益协调角度来看，应该尊重民众的多元利益诉求，促进民间组织的发育，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形成一个缓冲地带，从而缓解国家与社会的张力，形成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社会结构。而且，公民社会组织使政治生活更具有弹性，能满足公民政治参与的需要，整合分散的利益诉求，形成化解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社会性机制。
(三)建立政治妥协机制
政治包容不仅是政治发展的目的，也是处理民主政治生活中矛盾与冲突的一种行为方式与手段。作为民主政治的前提——政治妥协是政治包容这种行为方式最集中的体现。“传统的中国既缺乏妥协的制度机制，也缺乏支持妥协的文化观念。中国的主流文化传统甚至是反妥协的，统治者习惯于‘毫不妥协’并用暴力回答一切挑战。在中国主流政治文化中，妥协意味着无能、软弱、受挫、丢面子等等。即便是两败俱伤，也在所不惜，决不妥协。妥协意味不彻底。”③这种思维方式的遗传导致了当下中国存在很多政治不包容的现象：“推土机政治”带来的暴力拆迁不仅伤害了民众的利益，也破坏了政府的威信，造成官与民的对立冲突。在“一票否决制”的压力下，各地政府将维稳作为第一要务，而百姓也形成了一种“闹事逻辑”(闹得越大，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就越大)。
民主政治实际上是通过妥协与合作来解决冲突的政治机制，而上述的这种恶性循环的治理模式不仅耗费政府用于维稳的人力物力财力，也使其公信力大大下降。因此，面对政治上的冲突与不包容，我们不仅要培育妥协和宽容的观念精神，而且要有一套鼓励妥协与宽容的制度安排。2012年7月份发生的“启东事件”中，政府以理性的态度对民众进行妥协与退让，遏制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但留给我们的经验教训远不止于此。当地政府的妥协是一种事后救济方式，而事发之前，面对民众多年的环保利益诉求却并未及时处理，也反映了政府行为的迟钝性。因此，政治妥协机制的建立非常重要，要以制度安排的方式使不同的利益表达与意见冲突能够通过政府这个公认的权威而达成一定程度的妥协。
二、建设公共决策的民主协商机制
从民主政治过程来看，科恩认为：“民主政治应该形成社会成员理解自身以及他们合法利益的途径，在正确施行时，民主政治应该包括关注共同善的公共协商，要求公民间某些形式的明确的平等，积极通过促进形成共同的善和公共观念的形式塑造公民的认同与利益。”④通过民主协商机制，也可以形成政治包容的氛围，因此，政府应该推进公共决策的民主协商机制，培育公共决策过程中的政治包容。当前社会，很多矛盾冲突的起因就在于公共决策这一环节出现的专断和不包容问题。例如，近年来环境恶化引起群体事件高发频发，这是因为政府在对环境污染严重的工程项目行政审批过程中，不仅缺乏前瞻性、长远性的目光，也缺乏公共决策中的民主协商精神，使权力在黑箱中操作，漠视了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从而造成决策的不公，致使民众非理性政治参与。因此，在公共决策环节，要考虑行政行为产生的结果预期，培育政治包容。
(一)尊重和保障弱势群体的政治参与权利
市场经济条件下，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作为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更多地是关注与平衡自己的利益获取状况，保持或增加既得利益资源，因而有的会形成特殊利益群体，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在这种失调的利益分配格局中，另一部分人则会处于体制的边缘化状态，而且政府在推行社会改革的过程中，对他们的多项社会权利保障不够、救济不力。由于缺乏常规化的政治参与渠道，很多弱势群体会通过极端化的方式进行政治参与，如近年来因房屋暴力拆迁、环保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政治不包容的问题严重化。
因此，对于弱势群体政治参与的制度缺失状况，首先要通过相关的立法规范保证他们的平等参与权；其次，不断完善现有的政治参与制度，进行制度创新，拓宽弱势群体的参与渠道；最后，考虑到从农村到城市的大量人口流动，受到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限制，很多农民工缺乏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渠道，面对这部分人的利益诉求，应该努力探求跨区域的政治参与方面的制度建设，适时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身份转变，从而建设一个包容性的政治参与局面。
(二)建立有效的政治沟通机制
包容性的社会是一个多元异质性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多元化的利益格局必然会导致由利益博弈引起的矛盾冲突；但是另一方面，为了维持共同体的存续和发展，共同体成员在公共决策中需要建立一个有效的沟通机制来及时化解和消融这些矛盾冲突。宾博(Bimber)认为，“当人民愈有机会直接与政府沟通，则愈有可能参与政治活动；相对地，个人对于政治的影响力也因此提升”。⑤因此，良好的政治沟通也是政治参与得以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前提。
如何建立有效的政治沟通机制？首先，要保证沟通主体地位的平等。当前社会，由于政治的不包容，很多官员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待民众，致使政治沟通不能正常开展。其次，政府在公共决策中要公开信息，防止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逆向选择。最后，在选择沟通模式上，要本着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采用灵活多变的沟通模式，比如举办听证会、风险沟通会议等，以民众的利益为本，尊重民众的发言权，避免形式化，当然也要结合运用现代化的沟通交流工具，比如借用网络媒体的平台进行及时性的、受众面广的政治沟通。
(三)形成有力的监督机制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提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形成有力的监督机制不仅是约束权力的需要，也是政治包容的一种表现。在不包容的政治社会里，权力私人化，缺乏外在的监督力，因而容易导致权力的腐败、损公肥私。
在公共决策中，形成有力的监督机制不仅要建立权力之间的有效约束与监督机制，还要有来自体制外的监督。公共决策过程中的民主协商本身就被视为一种决策程序，在这个程序的施行过程中，首先需要对其进行过程监督，使公共决策按照一定的程序进行，防止决策的随意性。例如，环境恶化引起的群体性事件，在很多情况下是由于政府在对污染性大的工程项目进行行政审批时缺乏严格的环境监测评估，从而造成了决策的失误和民众的反抗。其次，建立公共决策听证制，增加决策透明度和公开性，接受利益相关者的批评建议。最后，发挥“第四种权力”——新闻网络媒体的监督力，新闻网络媒体本身具有很强的包容性，每个参与者都有可能成为舆论的方向标，因此，也要规范网络媒体的监督力，让其在合理的限度范围内发挥监督效力，防止网络上的“参与式爆炸”。
三、培育包容性的政治文化
从政治文化来看，当前中国以官方主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主流价值观，这套价值体系不仅受到了植根于本土的传统政治文化影响，同时也受到了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与冲击。而当前官方意识形态因其时效性的式微导致自身的整合力下降，因此，分散的多元文化价值使中国的政治文化在现代化道路上呈现矛盾性的特征。这种矛盾性特征容易产生政治文化层面上的不包容，官方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越来越缺乏解释力，官方意识形态的承诺在实际的政治实践中出现一种“假大空”的现象，从而导致民众对官方话语的政治不信任。因此，从整个社会的价值舆论来看，社会普遍缺乏一种共识，并阻碍着中国的政治发展。如何进行意识形态的创新，形成一种整合与共识机制，这成为培育政治包容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更新意识形态的解释性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本身就具有包容性，它们在中国的政治实践中不断地被创造吸收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因此也成为中国政治合法性基础的来源之一。但是，在现代化过程中，由于受到多元的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与冲击，官方主导的意识形态整合力式微，其原因在于官方意识形态具有时效性，如果意识形态缺乏创新性，那么其解释力必然会下降。
因此，保持意识形态的“与时俱进”不仅是执政合法性的价值基础，也是政治包容的表现之一。开拓合法性的价值资源，不断挖掘意识形态的深厚意蕴。首先必须以强调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优势为前提，不能淡化主导意识形态的作用，同时还要使其深化、发展。其次，要不断开拓现代意识形态资源并增强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和亲和力，意识形态的更新应当要适应现实国情和发展需要，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价值观上的指导。随着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的变迁，我国出现了代表不同的利益和主张的新兴阶层、新兴集团，如果意识形态守旧、僵化就会将他们拒之门外。最后，意识形态的与时俱进需要与日益完善和优化的政治社会化方式相配套。通过政治社会化把政治体系的价值理念转化为民众认同的价值规范，是支撑政治体系的价值理念的最有效渠道。⑥
(二)克服政治文化的形式主义
从政治心理取向和行为模式来说，当前中国政治文化和行为模式之间仍处于“两张皮”的不协调状态。例如，当下社会官僚风气严重，官员只注重做表面文章，而不注重实际的行动；官员缺乏公仆意识、规范意识，官民关系紧张，官话与民话对立。政治文化的形式主义不仅产生信任危机和合法性危机，也使政府自身出现行政贯彻危机和分配危机。
因此，要克服政治文化的形式主义。从培育包容性的政治文化角度来说，官员首先要用先进的指导理论武装自己，贯彻党的宗旨，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其次，政府和官员要培养道德自律，自觉抵制封建的官本位文化价值观的腐蚀，要树立平等意识、责任意识、公仆意识，不能脱离人民群众，要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最后，要克服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作风，认真履行好自己的职责，践行自己的承诺，切忌做“假、大、空”的表面文章。
(三)建立共识机制
中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期，在多元化的社会中存在着多元的利益诉求，如果当前社会不能整合这些利益诉求，建立一个共识机制，那么必然会出现政治的不包容，造成利益之间的零和博弈甚至负和博弈，从而不利于建设一个和谐共赢的社会。胡鞍钢教授认为：“一个国家和政治制度的存在必须建立在国民对一些基本价值的共识之上。最重要的基本价值是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和忠诚、对公民权的尊重和保护。核心价值观体现了国民的共同理念、凝聚了人民的信念。需要指出的是，核心价值观从来都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由国家有意识地构建和推广的。一经形成，核心价值观可以极大地减少国家管理成本或治理成本，有效提高实施公共政策的效力。”⑦
从确立共识机制的价值取向来看，当前社会经济增长乏力，与垄断性国企的不公平竞争有着密切关系；一些地方社会矛盾激化，与利益关系中的公平正义受到破坏，甚至在社会矛盾的处理上缺少能保障公平正义的程序有着密切关系；社会中的道德滑坡和社会溃败，更与社会生活缺少公平正义的支撑有着密切的关系。⑧因此，应该将公平正义作为共识机制的核心内容，凝聚民众对未来社会发展的期望和信心。
政治包容不仅是政治发展的目标前景之一，也是中国处理当下转型期面临的矛盾问题的行为方式。当前社会在稳定、改革、发展的主旋律下探求未来的出路，政治包容不失为一种处理主旋律之间关系的路径与方法。我们不仅要协调好不同的利益关系，保持社会的稳定，也要以民主协商的方法促进民主政治发展；同时也需要反思改革的路径，培育政治包容，继续推进改革、凝聚共识，实现公平正义的发展目的。
注释：
①李路路：《和谐社会：利益矛盾与冲突的协调》，《探索与争鸣》2005年第5期。
②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清华大学社会发展论坛，北京：2010年4月，第29、18页。
③刘军宁：《政治是妥协的艺术，民主是妥协的制度》，http://www.aisixiang.com/data/detail.php? id=15123。
④乔舒亚·科恩：《协商与民主合法性》，载詹姆斯·博曼、威廉·雷吉主编：《协商民主：论理性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52页。
⑤Bimber.B.(1998).The internet and information transformation:populism,community,and accelerated pluralism.Polity,31,133-160.
⑥赵静、韩华：《构建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的三维视野》，《南都学坛》2007年第1期。
⑦胡鞍钢：《第二次转型：以制度建设为中心》，《决策与信息》2002年第11期。
⑧孙立平：《凝聚改革新共识》，载于搜狐财经网，http://business.sohu.com/20121122/n35834291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