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生活主流遵循电视规律增强传播效果——关于《焦点访谈》、《东方时空#183;焦点时刻》的采访与制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焦点访谈论文,东方时空论文,规律论文,采访论文,主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焦点访谈》和《东方时空·焦点时刻》（下称“《焦点时刻》”）分别于1994年4月1日和1993年5月1日开播。今年5月份，这两个栏目双双获得首都10家新闻单位评选的名牌栏目称号。《焦点访谈》、《焦点时刻》目前得到了广大普通电视观众的广泛赞誉和爱戴，被有关领导和新闻界同行称为新闻改革的新成果。
一、栏目的定位和宗旨
1.对党和人民负责
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这是新栏目定位的根本前提和原则。在这个前提和原则之下才是我们办栏目的宗旨，即：把握生活主流，遵循电视规律，增强传播效果。就栏目的内容而言，要把握生活主流；就栏目的形式风格来说，要遵循电视规律；而增强电视传播效果，提高宣传质量则是我们追求的最终目标。
两个栏目分别根据自己的栏目特点确定了报道内容和形式，比如《焦点访谈》的定位是：
时事追踪报道 新闻背景分析
社会热点透视 大众话题评说
2.两个“焦点”的特色和风格
特色：
(1)记者主持人
两个“焦点”在有意识、有计划地培养中国第一代新闻评论节目主持人（评论员）的初期，使用了“记者主持人”的概念，并在节目中率先实施。这些“记者主持人”负责一期节目的策划、采访、编辑、主持，他们既参与节目制作的全过程，又在屏幕上出镜主持。他们的形象和声音可能不如传统的播音员潇洒、优美，但他们用朴实和真诚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他们的语言可能还不尽流畅、凝炼、规范，但他们以目击者、参与者的身份调查采访事实，叙述分析事实，大大提高了报道的真实性和言论的权威性。
(2)现场报道和纪实拍摄
就电视来说，首先应弄懂什么是电视的优势。谁都知道电视的优势在于声画合一。但长期以来，我们只注重了其中的一个方面，电视艺术片注重画面，电视政论片注意声音，电视新闻往往也是如此。其实声画合一，只是电视优势的表象，电视最本质的优势在于它的快速、真实、现场感强、感染力大。
国外的电视，无论哪个国家，哪个电视台，都在充分利用电视最本质的优势办节目，这是规律，而这些规律过去却被我们忽视了，由于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的不同，国外的电视节目内容，我们不可能完全照搬，但符合电视规律的制作手段，是可以借鉴学习的。
很多报社和通讯社的记者感叹说，同样内容的批评报道，如果报纸、杂志报道，被批评者往往要告状打官司，而如果电视对其现场报道，被批评者往往不敢如此。原因就是摄像机已将现场的当事者说的什么、干的什么以及旁观者的反应，都记录下来了，不容反驳。这就是电视的优势。
当然，现场报道并不是说记者在现场说了话就行了，好的现场报道需要记者有现场观察的能力，现场判断的能力，现场描述的能力，现场控制的能力和现场提问的能力。
纪实拍摄是我们目前普遍采用的一种拍摄手法，它有利于发挥电视形象直观、捕捉典型细节的优势。
在拍摄湖北一些地方非法经营棉花生意的节目时，我们的记者来到一个非法收购棉花的黑窝点。这里人去房空，无法证实对他们的怀疑。摄像师先拍下了一只正冒着热气的茶杯和椅子上搭着的衣服；当一位姑娘进到院里，自称是来玩时，镜头又不失时机地对准了她头上的一朵棉花。不用记者追问，观众自己就能看出真和假了。在《解决经济纠纷严禁扣押人质》一期《焦点时刻》里，记者抓取法院院长拿着记者的证件说“这是金子的么？嘿嘿嘿嘿”，一面吃着花生，一面纠缠记者“你，你，你听我给你说说中国的法制发展史……”等细节，把无视法律和公众舆论的一个土皇帝的形象画给了观众。很多观众来信、来电谈到这个节目时，都说对这些细节有深刻的记忆。纪实拍摄还有利于发挥电视擅长展现必要过程的优势，而调查的过程往往是取证的过程、表现的过程。运用这一优势，往往能给观众带来步步追踪、环环相扣的逻辑感。如在《化肥“肥”了谁》的节目中，记者以被采访者的回答为线索，顺藤摸瓜，把化肥在生产、批发、销售的各个环节都采访到了，观众跟着记者做了一次全程调查。
(3)亲切贴近
以纪实手段，通过记者现场报道的方式，已经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接下来就是记者应该从平视的角度与观众有所交流。首先在内容的选择上，应该是群众普遍关心的；其次，在心理定位上传播者不要自以为高明而居高临下，俯视众生；再次在语言叙述上要少概括，多叙述，少抽象，多具体，少教导，多商量。比如在《行情看好’94国债发行第一天》中，记者在请了专家、政府官员、投资者分析、比较了买国债的收益后说，“至于买不买国库券，买了上算不上算，还是由您自己定”。有同志评价说：“这样贴近观众的评论太真实可信了”。电视节目不要以结论压人，不要以气势强迫人接受，而要把事实摆在观众面前，让他们独立自由地思索、判断，使主观引导通过客观事实的展示得以完成，这是一种更深层、更有效的贴近方式。
风格：
“焦点”的评论风格可以简单表述为把编辑记者对事实本质的认识通过对事件的报道，对事物内在逻辑的揭示，达到引导观众思考判断的目的。
电视评论应该以对事实的报道为基础。但这种报道不是新闻事件的平铺直叙，而是力求透过纷繁复杂的事物表层，抓住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规律。如1994年11月19日《焦点访谈》播出的《惜哉文化》，报道的是吉林博物馆、图书馆被大火烧毁的新闻，记者不只拍下了火灾现场和损失情况，还通过对市长、副市长、工商局长、博物馆工作人员、消防队负责人、一般群众的采访，把截然相反的态度、损失认定、着火原因的判断等充分展露，又对火灾之前多方面的工作情况做了实事求是、证据确凿的调查，引导观众挖出了隐藏在火灾背后的官僚主义。虽然片子里没有提一句“官僚主义”，但它由事实昭示的主题，却毫不隐晦地传达给了观众：火灾与官僚主义有关。这一警示不幸在以后的新疆克拉玛依、辽宁阜新等大火中一一得到验证。由于观众对这个结果投入了情感和态度，理解更深，立场就更坚定。久而久之，他们对整个栏目的信任和喜爱油然而生。
二、栏目的功能与效应
在传播信息的基础上，评论性节目具有引导、沟通、平衡和监督的功效。
1.引导 在改革开放政策不断出台、社会现象日益复杂、多种思想全面交流碰撞的今天，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是需要引导的。这种引导对于统一思想、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尤为重要。
2.沟通 对各级政府来说，两个“焦点”起到了决策参考的作用，这是自下而上的沟通。比如1994年6月19日的《焦点访谈》播出了《沉重的棉花》一期节目，以河南兰考棉花掺假案为由，对棉花市场的现状、原因、掺杂使假的严重情况做了报道。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看到节目以后，做出了整顿棉花市场的重要指示，一个全国范围的棉花专项整顿迅速展开。过了不久，朱镕基同志又专门批示，要求《焦点访谈》、《新闻联播》对棉花整顿情况做进一步报道，甚至对节目中应该有哪些内容、起到什么作用，都做了非常具体的指示和布置。据此，1994年8月5日，《让棉花不再沉重》一期《焦点访谈》及时播出，报道了整顿情况和上海一起典型大案的审结，对犯罪分子起到了威慑作用。又过了两个月，10月10日的《焦点访谈》播出了《收购季节访棉区》，既反映了整顿结果，又曝光了一些地方出现的新“对策”。时值国务院有关部委在北戴河召开棉花收购会议，节目的播出给决策者提供了最新的情况参考。有关专家称，1994年是中国的“棉花年”。棉花既关系广大棉农的切身利益，又与国家的支柱产业、创汇产业休戚相关。三期节目真实系统地记录了1994年发生在中国经济领域关系重大的棉花问题，体现了政府意志，对这一问题的解决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
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来说，“焦点”节目有效地起到了释疑解惑的作用，这是自上而下的沟通。一般群众因受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的限制，对一些社会问题，特别是生活中的一些阴暗面，看得不够全面、透彻，就积聚了不少埋怨和牢骚，并可能把党和政府做为发泄对象。比如，菜价问题，是城镇居民极为关注的，去年一个时期菜价涨幅过高，很多居民不明真相，认为政府对群众生活不管不问，对价格放任自流。1994年9月28日，《焦点访谈》播出了《让菜价有个谱》一期节目，记者采访了上海市的物价部门、菜农、市民、菜场的摊主，分析了菜价上涨的原因，报道了市政府为抑制物价所采取的种种措施。它至少告诉大家：菜价上涨有着复杂的原因，政府有关部门并非听之任之，而是密切关注、多方努力。这样，群众对菜价的认识深入了、冷静了、客观了，对政府的怨气也消散了。这等于通过屏幕进行了一次政府与市民关于物价的对话，双方交流了思想，交换了意见，增进了理解和信任。
3.平衡 在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刚刚建立，各种社会规范有待完善，各阶层的利益分配不尽公平，社会治安状况的下降，各种腐败现象的蔓延，再加上由于缺少沟通而产生的公民对一些政府行为的误解，人们的心态也就容易失去平衡，这是整个社会不平衡不稳定的重要隐患。“焦点”节目平衡心态的方式主要有：(1)报道大案要案的侦破、审结，带给观众“法网恢恢”、“恶有恶报”的心理安慰。(2)适当发表不同意见，如群众对物价的意见、对上大学收费的意见等，要有针对性地让他们说出来，之后再实事求是地一步步解释，以理服人，从而达到平衡的目的。
4.监督 舆论监督应该服务于团结稳定鼓劲的总方针，它是司法监督、群众监督的重要补充。舆论监督的目的是推动改革开放，促进问题的解决，而不是为了出政府的洋相。所以在行使监督职责的时候，要严格把握这样几个原则：(1)事实准确。不以偏概全，不先入为主，不偏听偏信，不感情用事。对有争论的问题，在进行采访时，要尽量采访到多方面的意见。(2)就事论事。不影射攻击，不引伸发挥，不扩大矛盾，不渲染情绪，不激化事态。(3)力争得到主管部门或权威部门人士的表态或得到他们的配合，记者不轻易下结论，不表现与节目无关的个人英雄主义。(4)问题要有典型性和普遍性，不追求无聊的感官刺激，不选取意义不大而偶然性强的内容。(5)问题要有结果或争取有结果，不报道事实上现阶段无法解决，只能给观众带来恐慌的问题，不引导观众注意那些虽然存在但短期内不具备解决条件的问题。就目前我们已经报道过的一些问题的报道结果看，绝大部分达到了推动问题解决，促进基层工作的目的。如对陕西省神木县滥伐林木、乱占林地的批评报道播出后，当地县委、县政府召开紧急会议，联合发布文件，号召全县人民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的报道为契机，改正错误，广植林木，绿化荒地，造福后代。关于河南洛宁县向农民强征烟叶税的节目播出后，洛宁县全面检查了减轻农民负担的各项规定落实情况，改进了干部的工作作风。县里专门派了一位县委副书记到评论部来，感谢节目的善意批评。
三、节目选题的把握与实现
1、选题的确定
(1)选题的原则
众所周知，选题是电视新闻制作整个流程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一环，也是第一步的工作。两个“焦点”的选题原则是三句话：领导重视、群众关心、普遍存在。节目要有利于安定团结、统一思想，有利于缓解矛盾、解决问题，有利于平衡心态、引导群众，有利于传播信息、促进改革。
(2)选题的内容与范围
两个“焦点”报道的内容主要是：热点话题、热点人物，社会问题、社会事件，重大政策的出台及背景分析，改革开放之新现象与新问题，国际事件和国际问题。
(3)选题的来源
第一类是上级布置的。这是喉舌功能的直接体现，是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的需要。对于这类选题，我们以积极的态度，满腔的热情，高度的责任心，贯彻上级意图，对节目精工细作。
第二类是主动配合的。
第三类是记者发现的。如《让人心跳的路边店》就是记者在旅途中偶然发现、随车拍摄的。
第四类是观众反映的。两个“焦点”每天平均收到观众来信一百多封，电话近百个，除了对节目的感想、评价外，70～80%的来信、电话是反映问题、提供信息的。我们设有专门的录音电话、热线寻呼，保证24小时与观众的联系不中断；设有专门人员负责处理来信来电，在最短时间内把情况传达给前期采访的记者或者政府的有关职能部门，不负观众的信任，尽量使问题得到解决。
第五类是同行提供的。这些同行既有报纸、刊物的记者编辑，也有各地方台站的同志，还有各行业的专业或业余的电视工作者。比如，《BP机呼唤公平竞争》就是记者在得到省台提供的信息后展开采访的。
第六类是集中策划的。对一些重大题材或特别节目，我们注意发挥集体的智慧，或组成专门的策划班子，或邀请一些专家、学者做策划顾问，系统、细致地设定题目、选择内容、筹划拍摄。比如今年4月30日晚间播出的《焦点访谈》周年特别节目《在路上》和5月1日《焦点访谈》特别节目《寻找英雄》，就是我们的创作群体和高级顾问俱乐部几易其稿、反复推敲才制定出最终方案的。
(4)定题程序
为了保证选题的准确性，提高选题的成功率，我们建立了“三会一报”制度。“三会”，就是每周一次全部例会，通报中宣部、广电部、台里和新闻中心例会的精神和各方面情况，明确最近哪些题目不能做，哪些题目必须做；每周一次报题会，确定下一周各栏目的节目选题；每周一次制片人碰头会，由总制片人召集各栏目负责人（制片人）总结上周的日常管理、采访制作、节目播出、各方面反应等情况。“一报”，就是选题报批把关制度：记者编辑把第一道关，初选题目；制片人把第二道关，确定题目；总制片人把第三道关，审查题目；节目按选题要求制作完成后，再由台领导或广电部领导把最后一道关，播出前终审。有了多层次的严格把关，两个“焦点”的生存率就有了根本保证。
2.选题的实现
(1)加强节目的时效性和针对性
时效是形成新闻价值的要素之一，当然也就是形成新闻评论效能的要素之一。时效的一个意义是时间短，速度快。在这个意义上，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可以预见的。如南非当选总统曼德拉宣誓就职的庆典，记者为了得到离播出最近时间的情况，先做好基本框架，然后接收卫星传来的最新画面插入，几乎每隔一分钟就跑到机房送一次带子，直到节目播出前三分钟才把播出带送上播出线。就职大典还在进行，我们的节目就已发出了，这里突出一个“新”字。另一种是突发性的。如北京隆福大厦发生火灾时，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记者正在回家的路上。接到呼叫指令以后，记者转身就奔火场，摄像师则从台里扛着机器出发，在现场会合后，马上开始工作，赶在第二天早上六点多完成了节目，准时播出。这里突出了一个“快”字。为了采访到港澳办主任鲁平，我们的记者曾等待十几个小时，“熬”走了所有记者，得到了独家采访。在接到电话后的半小时以内，我们的记者就登上了南下的列车，去采访潍坊发生的医疗事故。时效的另一个意义是时宜，即在什么时期应该抓住什么样的问题，这是时效性与针对性的契合点。比如每年的3月15日是消费者权益日，在这之前就要抓住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事件或问题，受影响的人越多越有震撼力。像今年的3月16日，我们播出了《伪劣化肥曝光记》一期《焦点时刻》，揭露了湖北黄梅县以假化肥坑农的事实真相，节目的一些片段曾在前一天晚上的中央电视台“3·15”消费者权益日专题晚会上向全国观众播放，反响很大。为了这期针对性很强的节目及时播出，记者在冒险取得了假化肥的样品后，由专业人员乘飞机送到北京化验，然后把化验结果用传真传到黄梅，在几小时之内完成了对假化肥的最权威的认证。时效性和针对性在这里得到了最好的统一。
(2)加强报道的深度
评论性节目要以报道做基础、甚至主体，所以评论的深度就要依赖报道的深度了。但深度报道不是故做深沉地罗列一些令人毛骨悚然而又解决无望的问题，不是故弄玄虚地卖弄让人听不懂的学问或专业，不是靠一大堆陌生的概念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我们理解，深度报道是关于新闻背景的准确交待，事件因果关系的探究，相关问题的恰当分析，是通过现象和细节对本质的准确评述。比如《和平使沙漠变绿洲》，它的题目就是画龙点睛的深刻见解。另外如《抢救英雄儿女》、《谁卖掉了大桥》、《远亲不如近邻》、《时代呼唤焦裕禄》等节目，都剖析了事物表象，寻求到了一定的内在规律，带给观众深入的思考。再如《俄罗斯发生强烈地震》节目，不是简单地介绍地震情况，而是通过这一地区和日本阪神地震的联系，提出了环太平洋地震带活跃期的问题。
(3)准确把握报道分寸
分寸是度的同义语，是质和量的统一。如果我们以不扩大矛盾、不激化矛盾、有利于团结稳定鼓劲为报道标准的“质”，那么，对于报道中画面的运用、提问的安排、同期声的调动等就会有一个量的尺码。举一个例子，《惜哉文化》报道的是吉林博物馆着火案，记者从事实出发，又不满足于一般事实，以全面的采访、到位的提问、简洁而有力的资料运用，揭示了一个藏在火灾后面的硬道理：官僚主义是火源。观众看了节目，既明白了真相，又很解气，同时由于记者含蓄、平稳的引导，观众也能很理智、冷静地思索。我们曾经总结出“软焦点硬道理，硬焦点软着陆”的一般规律，既有报道技巧问题，也有分寸把握问题。
(4)正面报道也需要聚焦准确
正面报道并不是简单的成就报道，正面报道也有聚焦的问题，而且，如果聚焦不准还会出现负面效应。以关于37所高校去年实行收费制的报道为例，高校实行收费是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这期节目把焦点对准收费后学生家长对此能否承担得起，节目就可能引起社会的不满，因为即使能够承担费用的家庭，也不愿过去由国家负担的费用改为掏自己的腰包。但如果把焦点对准为何高校实行收费制，按国际惯例上大学都是自费的，学生如用功学习得到的奖学金要比付的费用还多，负担不起的学生可申请代学金等问题，节目就能起到上下沟通、缓解矛盾的作用。我们正是这样做的。
至于正面报道中关于政府要制止什么，法律要惩治什么的报道，“焦点”一定要突出政府行为，而且在采访时要争取有权威人士的声音，记者不能乱下结论，乱分析。
(5)捕捉播出时机
选题阶段有一个时宜问题，播出阶段有一个时机问题，这是性质相近的两个问题。
什么时候是节目播出的最佳时机呢？我们认为，最佳时机应是节目发挥最大新闻价值的时候。对于大多数报道，特别是突发性事件，能快则快，一个小时一分钟甚至一秒钟都不能耽误。而对问题性报道，则要捕捉良机。早了不行，那时矛盾正处于白热化，问题正值扑朔迷离之时，说了可能会“添乱”；晚了也不行，矛盾冰释，问题解决，这时再播，“马后炮”而已。
(6)加强国际报道
国际事件和问题的报道是一个世界级大台不可或缺的重要工作内容。通过国际报道传达中国的声音是国家电视台应尽的职责。长期以来，中央电视台的国际报道一直处于“世界知识介绍”状态，播出的节目多是接收欧美国家的电视信号再编译的结果，我们的观点、视角、倾向性因为受制于节目来源而无从表达。在《今日世界》时代，国际问题的报道其实只是一周回顾，很难称得上是一种报道。《东方时空》开播以后，《焦点时刻》节目开始改变这一状况。《焦点访谈》的开播使我们的国际报道更趋成熟。
①加强时效，快速反应。时效性强是“焦点”节目的特色，也是新闻报道区别于知识介绍的重要指标。为了加强国际报道的时效，我们的记者经常通宵作战、连续奔波。比如有关法国发生劫机案、俄罗斯发生地震等的报道，就是在夜里收到最新消息，凌晨编辑，赶在早上播出的。在报道日本阪神地震的消息时，一天之中，早、中、晚连续做了三版《焦点时刻》，对日本发回的最新伤亡损失情况进行了跟踪，尝试了对重大国际问题的快速反应。我们正创造条件组建国际报道的快速反应小组，时机成熟，能够随时冲向国际事件的发生现场，伸出中国记者的话筒。
②通俗贴近，让中国老百姓生活在“地球村”里。为了让国际报道能使中国的观众感兴趣，与中国的社会生活发生联系，我们的节目努力做得通俗贴近。一是在内容上尽量使国际问题与中国实际具有可比性。如关于日元升值的节目，我们说由于日元升值使得中国对日债务不光没减少，反而有增加，成了还不起的无头债。我国每年要因此损失几百万美元，不亚于一场火灾造成的损失。二是用中国观众熟悉的东西来说明，如谈到日美贸易摩擦的话题，我们的主持人在演播室里一手拿着日本产的大哥大，一手拿着美国产的摩托罗拉牌手持电话。实质性的内容还没有展开，观众的兴趣先调动起来了。三是语言上尽量通俗，使复杂的国际问题尽量形象、直白。如我们把日美贸易摩擦的节目起名叫《两个经济强国的“相扑”——美日贸易摩擦何时了》，抽象的道理、复杂的背景、一言难尽的关系尽在其中。
③开发电视手段，提高可视性。我们曾在《丧钟为谁敲响——南非首次非种族大选在即》一期《焦点访谈》节目的开头，用大屏幕放了一段对南非的介绍，一只遮满屏幕的大鹰振翅高飞，波光粼粼的海面、绿色的森林、耸立的高楼，一一从观众眼前滑过。自然风光的美丽和种族隔离制度的丑恶形成了极大的反差。观众的注意力一下子被吸引住了。播出以后，新闻界同行反映说，这是中央台的水平。
④增加现场报道，争取记者参与。现场报道是增加感染力的基本要素。加强现场报道，争取记者到现场采访报道，是增强新闻的真实性，加强评论的说服力，甚至是表现新闻机构对国际事件参与的能力和实力的有效手段和绝好机会。为此我们借用各种可能的机会，对世界人口与发展大会、中国复关谈判、波黑战争形势等做了现场报道。我们委托记者在国内后方的严密策划下，深入波黑战地采访交战几方的领导人的《波黑战地行》（上、下集），在《焦点访谈》一播出，新闻评论部的独特标志立刻令新闻界瞠目，也使看惯了国际新闻的观众睁大了惊奇的眼睛。
⑤采访国际名人，这是电视记者走向国际现场报道的第一步。两个“焦点”曾经采访了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德国总理科尔、总统魏茨泽克、以色列总理拉宾、巴基斯坦总理贝·布托、波黑塞族领导人卡拉季奇等世界级名人。
(7)真实的报道更具有说服力
电视的真实不能是记者的心中物，它必须通过节目让观众感觉到，进而认同。所以在事实的基础上，电视记者要进一步借用有效的电视手段，把这些真实显示给观众。
①真实的报道首先要事实准确
对节目中涉及的一些重要事实，一定要核实，特别是采访对象提出的一些事实，更是应该核实并要争取得到权威部门的认证。如说某厂的化肥是假的，这不能由记者来判定，而要由专业部门通过科学的检测来验证。再比如消费者反映某个商品不合格，一方面要确认是不是不合格，另一方面要仔细调查产品的生产厂家究竟是谁，是不是被假冒的。还有就是对有争议的事实，一定要采访双方不同的意见，否则就可能失实。再有就是记者切忌先入为主。特别是在对事实了解不全面、不深入时更应如此。有些节目如果事实有出入，宁可放弃也不可牵强附会。
②隐性采访和偷拍
这是为了使报道更真实的两种特殊手段，有记者参与的是隐性采访，没有记者参与的是偷拍。在拍摄倒卖假发票、黄色录相带、贩卖淫诲书刊、非法制售枪支、倒卖恐龙蛋等节目时，我们的记者都曾冒着生命危险，装扮成商人或不法之徒，与穷凶极恶的犯罪分子巧妙周旋。为了拍到偷自行车的人，我们的摄像师在雨雪中等待了三个夜晚；在拍《神秘的八号院》时，我们的记者在盛夏三伏藏在车里“洗”了三天“桑拿浴”。
四、体制改革与探索
1.人事体制
从《东方时空》开始，新闻评论部的人事体制改革就走上了招聘体制。目前全部有工作人员170人，除30多人是台里原有的正式职工和近40名新招聘的工作人员之外，其他人员都是非正式的，其中有借用的，有临时工作的。对于合格的，我们准备通过招聘制度逐渐吸收他们进入评论部。
这种人事制度的优点是：①解决了电视台发展中长期解决不了的人员编制问题。②解决了职工劳动保障社会化的难题。③解决了平均主义、大锅饭的问题，形成了优胜劣汰、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竞争机制。这样就出现了“两高”：一是人员素质高。被聘人员经过严格的政治、业务考核，经过资格认定、笔试、口试、试用等多种遴选。被聘人员中有新华社、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的编辑、记者，有地方台的业务骨干，有大学教授。编辑、记者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的达到100%。其中双学士、硕士、博士约占30%。二是工作效率高。两个“焦点”的工作人员约有80人，每周制作节目近160分钟，每人平均完成2分钟的自采节目。若按三个人一个节目摄制组算，每组每周要制作一个6分钟的节目，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④群体平等和谐，充满活力，而且服从指挥管理，能做到令行禁止。
但我们认为进入评论部并不是应聘人员能力发挥的终点，招聘本身也不应是一种短期行为。为了对应聘人员负责，对节目负责，我们用各种形式提高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为长远的“扩大再生产”做积累和准备。
我们的每个节目组每月要进行一次业务研讨、节目评奖，部里每季度要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节目评奖活动，评出金、银、铜奖，另外还评出单项奖，最佳采访、最佳主持、最佳录音、最佳摄像和最佳选题等。通过评奖，总结经验教训，展开内部竞争。此外，在科组的设立上也考虑了竞争机制的运用。
我们时时提醒每一位工作人员保持前卫意识、勤学上进，并创造条件使大家能有所提高。部里曾请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来办业务讲座，曾多次请优秀的编辑、记者给大家介绍经验，交流思想。我们密切关注其他台和其他部门的节目变化。通过各种渠道观摩学习优秀节目。我们还注意了解国际电视的最新发展。
2.经费体制
新闻评论部的节目制作经费采取向台里承包广告时段的办法来解决。也就是说，电视台除了给评论部在《东方时空》栏目中限定的广告时段和《焦点访谈》的5秒标版外，不再投入任何经费和设备，所有一切开支均由评论部自己通过广告收益来解决，而且一切开支必须符合财经制度和纪律。同时，不许搞有偿新闻，这两个栏目不允许收费。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经费开支情况经台审计部门两次审查均不存在问题。
这种经费运作体制有以下优点：一是节目制作部门从经营的角度更加关心节目的质量。节目的收视率越高，广告的收益越高，对节目的投入就越大，节目质量进一步提高，从而使广告收益再提高。这样，节目质量与广告收益就呈良性循环的状态。二是这种体制从根本上解决了有偿新闻问题，主要表现是，一方面，收支两条线，泾渭分明，广告是收益，节目是支出，这就从体制上杜绝了节目的商业性倾向，也就是说，我们不靠节目本身挣钱。无数的观众来信对这两个节目没有“铜臭味”的商业化色彩给予充分肯定。另一方面，所有节目经费均由本部门承担并负责开支，从而避免了由于差旅费不能报销而转嫁给采访对象及社会的现象。节目制作经费只有独立的自我承担，才能保证新闻的客观性、公正性和准确性，这是“焦点”类节目首先要解决的头等大事，也是新闻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
3.节目体制
新闻评论部的节目制作体制的核心，就是制片人制。制片人制是国际上通用的节目管理、制作体制。
评论部目前实行两级制片人制，即总制片人（部主任、副主任），栏目制片人（组长、副组长）。制片人制的核心就是权力与责任的结合。制片人有相对的人员、经费和设备的使用权，但同时负有宣传政策、栏目风格、节目质量方面的责任。实行制片人制的目的是为了做到活而不乱，统而不死，用有限的经费办出更好的节目。
评论部之所以尝试制片人制，主要基于电视制作特有的规律。这些规律是，节目制作成本的不规则性，栏目风格的统一性及设备配备的不可分割性。
就节目成本的不规则性而言，每个节目由于拍摄方法、地点、对象、时间的不同而变化很大，而这些具体的可变因素只有负责具体节目的人才最清楚。而且我们所面对的还不只是一个个具体的节目，而是要每天播出的，需大批量生产的栏目，这就使得节目经费的成本计算更加困难。过去是采用报预算的办法，预算层层报实层层批，几乎没有不批的预算，按预算的开支没有不能报的发票，这就意味着经费的使用权已经在节目制作人手中，但由于这种权力的不明确性，节目制作人没有必要的责任感。实行制片人制以后，制片人既是新闻宣传的高手，又是节目管理的行家，既能娴熟操持节目的采访、编辑、制作（我们“焦点”节目的制片人都是资深的编辑、记者，大多数在管理节目组的同时亲自采访、编辑甚至出镜主持），又能了解和控制人员、设备、经费的使用，使节目运作有序而高效。
五、面临的问题
1.如何多出精品，再上一个新台阶
两个“焦点”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成为第一个吃螃蟹者，但中央电视台的位置本身就具有示范效应，现在不少台已经上了“焦点”类节目，新闻评论节目在发展的广度和水平上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我们没有什么老本可吃。同时，由于经验的积累，两个“焦点”的常规节目也越来越多，创新的意识也不如开始时强烈，节目有平缓的迹象。如何突破自我，立意更高，节目更精，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2.如何在节目形式上继续创新
节目的形态要发展，但作为新闻节目，两个“焦点”的形式变化不能太花里胡哨，以致影响新闻的真实和朴素。那么形式的变化只能在新闻自身的新、实、真上做文章，激发观众的兴趣，提高对节目的信赖。如果这样变，在采访制作的设备上、方式上都要有新的突破，这方面我们还没有找出答案。
3.保证现有人员的稳定与优化
由于以往的规定和条例，面对迅速变化的形势，还没有做出适当的调整和及时的变通。当我们的小部门体制改革之后，人来了，节目办起来了，相应的稳定措施也需要跟上。比如房子问题、户口问题等。我们所能利用的只是节目的吸引力和加盟者难能可贵的事业心。
由于没有这些，我们就没有优厚的条件招徕那些最优秀的人才。我们不能象一些世界级大台那样以上百万的年薪聘请王牌节目制作者，我们只能在极想得到的杰出人才面前放弃等价交换的市场规则。
4.如何消解劳动强度过大与再培训的矛盾
评论部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过大，更与知识积累、精力恢复的基本规律不符。我们在打疲劳战和消耗战，对手就是我们自己。随着年龄的老化，精力的衰竭，我们的知识在老化，智慧在萎缩，因为没有更新和补充的起码条件：时间。这也是我们节目可能走下坡路的直接原因。如何实现一张一弛？如何保持这支队伍强劲的创造力和生命力？这的确是道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