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层对应”献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献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汉藏语不具备印欧语那样丰富的形态系统，于是词汇的比较取代语法形态的比较而成了汉藏历史语言学的核心。不过遗憾的是，我们一直没有掌握一套区分同源词和借词的有效标准。当两种以上的语言中呈现出某种音义对应的时候，我们有时并不能科学地论证这种对应一定是原始共同语的遗存，而不是后世词语借用的结果，这就像在没有DNA 鉴定的情况下我们无法仅凭相貌相似来判断两个人的血缘关系一样。近二十年来，中国的汉藏语言学界为寻找同源词和借词的区分方法而费尽了心思。在此期间作出的种种尝试中，邢公畹先生提出的“深层对应法”是值得注意的，事实上随着邢先生本人以及一批语言学者近十年的实践，“深层对应法”已经成了我国汉藏语研究领域最有影响的学说之一。
“深层对应法”又可以叫做“语义学比较法”，邢公畹先生从汉语和台语的比较出发，对这种方法的基本概念作了如下阐述：（注：邢公畹：《汉台语舌根音声母字深层对应例证》，《民族语文》1995 年第1期。）
台语的一个字和汉语的一个字在意义上相同或相近，在音韵形式上可以对应，我们说其中有同源关系的可能性；若是台语有一组意义各不相同的“同音字”，也能各自和汉语的一组字在意义上和音韵形式上相对应，我们就管它叫“深层对应”，其中的同源关系大体可以肯定。关于广州话
的分析可以视为具体的说明：（注：邢公畹：《汉台语比较研究中的深层对应》，《民族语文》1993年第5期。）
“鞍”字和“侒”字只是两个同音词，在意义上差距很大，其间不存在引申关系。如果泰语从汉语借去“鞍”，没有必要也借去“侒”。现在泰语“马鞍”与“吃”是同音词，汉语“鞍”和“侒”也是同音词，这决不是偶然地巧合，而是可以用来证明汉台两语之间有发生学关系的现象。
毫无疑问，与以往人们仅凭“看上去像”来假定同源词的习惯相比，邢先生的做法是前进了一步，他列举出的成系统的对应关系的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借词为比较研究带来的干扰。然而我觉得，邢先生确认的汉台语同源词更多地是来自他本人对汉台语言的渊博学识和丰富经验，而并非直接得益于“深层对应”这种方法本身，但若要把这种手段上升到方法论的高度，就不能不经受来自各个角度的检验和质疑。当然，这类质疑首先会集中在一个焦点上——在比较研究中贯彻深层对应法，真的就能毫无例外地把借词排除开吗？
最近丁邦新对此提出了否定的回答，（注：丁邦新：《汉藏系语言研究法的检讨》，《中国语文》2000年第6期。 ）他认为形成“深层对应”的除同源词之外，也可以是借词，甚至还可以是偶合。例如汉语西南官语中同音的“墨”、“脉”、“麦”
三个字彼此毫无关系，但借入德宏傣语也是同音，都读
，改变的“改”和解开的“解”借入傣语都读kai[53]，（注：陈保亚：《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语文出版社，1996年，第148页。 ）这说明同音异义的字也可能一起借入另一个语言。又如英语用swallow表示“燕子”和“吞咽”，而汉语正好也用同音的“燕”和“嚥”表达相同的意思，这说明没有同源关系的语言也可以偶然出现“深层对应”。无庸讳言，丁先生以汉英偶合的现象来质疑方法论，至少可以启发方法论提出者为自己的定义增加一些限制性条件，使之逐步变得精密起来。
抛开偶合的现象不谈，我们必须承认，丁先生关于“同音异义的字也可能一起借入另一个语言”的结论是完全站得住脚的。这方面更为典型的例子来自朝鲜、日本和越南的语言。迄今的语言学界一致认为朝鲜语、日语、越南语都和汉语没有发生学关系，而在汉唐之际的文化交往中，有难以计数的汉语借词进入了这三种语言。以朝鲜译音（Sino－Korean）、日译汉音（Kan－on）、日译吴音（Go－on）和越南译音（Sino－Annamite）为基础读音的借词系统都可以和中古汉语形成漂亮的深层对应，如果要整理对应规律的话，其数量无疑会比汉台语中的同类情况多出很多。甲语言的同音异义词借到乙语言中还是同音异义词，只要这些借词多到足够的数量，我们从中整理出多少条深层对应规则都可以做到。由此我们想到，利用“深层对应”来确定亲缘关系，这种方法并非在所有的语言中都是适用的。
二
在李方桂的影响下，中国学者关于汉台诸语言历史的讨论都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远古时代的华夏大地上曾经存在过一种“原始汉台语”，在后来的某个时候，原始汉台语发生了分化，分别演变成了原始壮侗语、原始苗瑶语和原始汉语，它们就是现代汉藏语系的壮侗语族、苗瑶语族和汉语的祖先。这虽然仅仅是一个假设，但无疑是一个科学的假设，问题是人们应该怎样去科学地证明它。当然，我们现在距离复原原始汉台语的最高理想还很遥远。按照经典的历史语言学原则，我们应该在着手复原原始汉台语之前先复原出原始壮侗语、原始苗瑶语和原始汉语，只有在充分掌握了这些原始形式之后，通过比较法来描绘原始汉台语的面貌才成为可能。从这一原则出发不难想到，复原原始汉台语时所用的语料应该是壮侗、苗瑶和汉语的最古老的形式，后起的特征一般不在考虑的范围之内。可是我们来看邢先生提出的一组深层对应的典型例子：（注：邢公畹：《汉台语舌根音声母字深层对应例证》，《民族语文》1995年第1期。）
邢先生对此的具体说明如下：
有个基本语词，泰语为khi[3]＜[*]x－（CT.209页（注：CT.在这里指李方桂的A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Tai,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i,1977.），汉语为“屎”（广州si[3]＜[,c]xji〔许伊切〕＜[,c]hjid），有五个可以对应的义项（一个本义，三个引申义，一个动词用法）：1）屎， 《庄子·知北游》：“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在屎溺。’”2）分泌物，如khi[3]ta[1]“眼屎”，khi[3]hu[1]“耳屎”；3）渣滓，如khi[3]lek[7]“铁渣”（安庆方言称“铁屎”）。宋何薳《春渚纪闻·丹阳化铜》：“即投药甘锅中，须臾，铜中恶类如铁屎者，胶著锅面。”4）低劣，如khi[3]pe[3]，pe[3]义为“歪”。近代汉语称技艺低劣为“屎”，如棋艺低劣者为“屎棋”；5）拉屎，如khi[3]sut[7]“拉完屎”。《水经注·沔水》引《本蜀论》：“秦惠王欲伐蜀而不知道，作五石牛，以金置尾下，言能屎金。”
上列对应式在音、义两方面都还有推敲的余地。
首先，邢先生认为广州话的si[3]（屎）来自中古汉语的[,c]xji和上古汉语的[,c]hjid，故可以与现代泰语的khi[3]和古泰语的x－（屎）相比较，这可能是误会了汉语“屎”字的古代读音。考《广韵》“屎”字有二音二义：上声旨韵式视切的“屎”字训“粪”，平声脂韵喜夷切的“屎”字为“呻吟声”，即《诗·大雅·板》“民之方殿屎”的“屎”。邢先生取后者之音（注：喜夷切，即邢先生所说的“许伊切”，亦见《广韵》。）与前者之义用于比较，以致这个在古汉语中并不存在的[,c]xji（晓母喜夷切，屎）虽然可以认为与泰语的khi[3]（屎）相近，却不易解释它在广州话里为什么变成了si[3]。事实上，我们也许有更充分的理由相信广州话的si[3]来源于古汉语的∫i（审母式视切），而这个∫i与泰语khi[3]的关系恐怕不如∫i＞si[3]那样令人信服。
其次，在邢先生为“屎”列出的五个义项中，只有第一个义项可以视为“屎”的初始意义，其余四个义项都是后世词义发展的结果。我们很难想象在原始汉语和壮侗语刚刚分离的蛮荒时代这个词就有如此丰富的引申义和比喻义，至少人们在没有发明冶铁术的时候不会说“铁屎”，在没有发明围棋的时候不会说“屎棋”。对于汉语和泰语中的这类相似现象，我们与其将它解释为深层对应，还不如解释为不同的语言中出现了符合人类共同心理的演化——汉语和泰语的“屎”都有名词和动词两种用法，正像当代美国俚语中的shit也有名词（屎）和动词（拉屎）两种用法一样。假如我们依照邢先生的办法列出下列对应式：
它们中间的深层对应比广州话和泰语的对应更显得无懈可击，但若以此类公式证明广州话和美国俚语有亲缘关系，那是每一个研究者都不会认同的。
再次，邢先生在文章里不止一次地强调了“字”在比较中的作用，如果这个“字”指的是古代中国人记录汉语的符号的话，那么它会使我们考虑另一方面的问题——在古汉语文献里，人们记录“粪便”这个词时一般不用“屎”字，而更多地是采用假借字“矢”，例如《史记·廉蔺列传》中著名的“一饭三遗矢”。一旦我们从此出发，以“矢”字为线索来寻找深层对应，我们就不得不放弃与“屎”字有关的意义如“分泌物”、“渣滓”、“低劣”等，而着意去研究与“矢”字有关的意义如“箭”、“当”、“陈”、“誓”、“施”等，（注：这五个意义都来自《诗经》。《小雅·车攻》“不失其驰，舍矢如破”，“舍矢”犹“放箭”；《大雅·皇矣》“陟我高岡，无矢我陵”，郑笺：“矢犹当也”；《大雅·卷阿》“矢诗不多，维以遂歌”，郑笺：“矢，陈也”；《鄘风·柏舟》“亡死矢靡它”，毛传：柏“矢，誓”；《大雅·江汉》“矢其文德，洽此四国”，毛传：“矢，施也”。）这样得出的字义系统必将与“屎”的字义系统迥异，而深层对应也必将表现为完全不同的格局。事实上，我相信邢先生所说的“字”更多地是指词的语音形式，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避免上古文献中频繁出现的通假字造成的干扰，从而使我们对词义系统的把握变得严密起来。
三
“语义学比较法”的核心应该是确定语义。邢公畹先生近十年来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古汉语词义的精审考证，使我受益良多，但同时也无法解开我心中的一个疑问——邢先生利用了大量引申的和假借的词义来构成深层对应，（注：关于此类对应，请参看邢公畹《汉台语舌根音声母字深层对应例证》一文中的“解”、“右”、“旧”、“告”、“绞”、“开”、“谷”、“腭”、“龁”、“契”、“干”诸例。）是不是认为这些意义在汉语刚刚成为汉语的远古时代就具备了呢？
如上所述，在从事历史比较研究时应该以词的最古形式为依据。尽管原始汉语的词汇特征是一个无法得到实证的问题，但我们仍然不妨利用现存的资料和科学的方法来进行构拟，从而尽可能地逼近那些久已消逝的事实。在汉语的语义研究方面，清代的训诂学直至今日也还有资格成为全世界的典范。以戴震、王念孙为代表的一批杰出学者通过反复的实践给了我们这样一个认识——一个词在刚产生的时候一般总是单义的，我们现在所见到的一个个复杂的词义系统实际上都是词的本义在后代发展演化的结果。科学地找出每个词的初始意义，并合理地描述其引申和通假脉络，则是训诂学最重要的使命之一。时至今日，虽然传统的训诂学已经走向衰落，但前人认定的原始汉语词汇的这个基本特征仍然作为相关研究的起点而被接受了下来。
如果我们也采纳清儒的假说，同意“一个词的最古意义只有一个”，那么除了应该把后起的引申义排除掉之外，我们在具体的比较中还必须能正确的使用词的本义。从事印欧语的比较研究时，人们确定词的古代读音和意义主要依赖大量的历史文献。而在汉台语这方面，情况就不那么乐观。从目前学术界掌握的资料来看，壮侗苗瑶等语言基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古文献传世，泰文的兰甘亨碑铭和傣文的“大藏经”也不早于13世纪，仅凭这些文献去为数千年前的古台语提供实证自无可能。相比之下，汉语的情况要好一些。尽管方块汉字不能为我们直接提供古代读音的消息，但前人毕竟留下了一批两千年前的文献以供我们研究古代的词义。当然，即使是最古老的甲骨文，距离刚从原始汉台语分离出来的原始汉语也是遥远的，不过有聊胜于无，用一句俗话说就是“近一点儿算一点儿”。
在无法得知汉语词汇初始意义的情况下，人们习惯把许慎的《说文解字》作为判断本义的依据。这部经典名著虽然产生于汉代，但书中所提供的文字说解大都符合远古的“一字一义”原则，而且大都能与汉字的早期形体相印证，因此不妨认为它比较忠实地再现了汉字造字时代即所谓“前上古汉语”（Pre－Archaic Chinese）时代的词汇面貌。当然，近一百年来获得充分解读的甲骨文和金文可以证明许慎的说解偶有失误，现在如果还有人像清儒那样把《说文解字》奉为万古不易的教条，（注：这方面最极端的例子是段玉裁和章炳麟。因为《说文》没有收“韵”字，所以他们把“六书音韵表”和“成韵图”中的“韵”字都故意写成了“均”。）自然难免被人讥笑为“迂腐”，可是如果完全置《说文》传统于不顾，就像当前的许多汉藏语学者那样，在比较研究中无顾忌地大量使用不见于《说文》的字形和字义，那将更难得到学术界的认同。不过经验告诉我们，仅凭一部《说文》来从事比较研究往往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障碍，每逢这种情况，学界的习惯就是允许同时利用先秦乃至西汉典籍中的语料作为补充，这样做虽然带有过浓的“经院派”气息，但却是许多年来在中国知识界形成的学术准则。邢先生提供的以同一个汉字为基础的每则深层对应公式至少由两个义项组成，而这两个义项至少有一个不见于《说文》，这样似乎不易说服学术界，因为学术界中的大多数人会认为不见于《说文》的那个义项是后起的，与原始台语并不处在同一个历史层面上。
若要使“语义学比较法”有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磐，我觉得邢先生应该想办法把由大量引申义构成的词义系统向前再追溯一个历史阶段，即想办法证明这些引申义并不都是在汉语从原始汉台语中分离出来以后才出现的，它们在原始汉台语甚至更古的原始汉藏语阶段就已经存在了。当然，要对此给出完美的证明有相当的困难，首先遇到的理论障碍将是被训诂学界所坚信不疑的“一词一义”原则。作为一种权宜的解释，我想清代学者所谈的“一词一义”也许是把“汉语的初始”和“汉藏语系的初始”混淆了，换句话说，清代学者的头脑中不可能有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谱系树”概念，他们所谈的“一词一义”只是词汇在语言产生之初的事实，而不一定是汉语从原始汉台语中刚分离出来时的面貌，因为汉语从原始汉台语中分离出来的时代比起原始汉藏语产生的时代要晚很多很多。即使承认原始汉藏语产生时的每一个词都是单义的，我们也并不能保证这些词义在其后漫长的历史时期内不发生任何引申分化，直到原始汉台语从原始汉藏语中分离出来、原始汉语再从原始汉台语中分离出来时都是单义的。当然，我的这个建议自知难免牵强，因此也只是贸然写在这里供邢先生及学界同仁参考而已。
四
在深层对应公式中，同一种语言的两个“字”不一定读音完全相同，邢先生允许在其中存在“细微差别”。他提出了这样的对应公式：（注：按邢先生在《汉台语比较研究中的深层对应》一文中的说明，下列符号中的C代表“汉语一个词形”，T代表“泰语一个词形”，Z 代表“藏语一个词形”，小的s代表“细微差别”， 冒号代表“两个单词对应关系”，大括号代表“一组对应关系”，M代表词义。）
具体的例子如：
邢先生的意思是，“八”和“别”在汉语是近音词，在泰语和藏语也是近音词，它们应该既非借用也非巧合，而是一种发生学关系的表现。邢先生在这里提出的“八”和“别”各自在汉语、台语和藏语的对应是完全能够成立的，这已经被其先和其后的许多学者论述过了，然而作为对“公式”提出的特殊要求，每一个深层对应法的后来实践者都有理由希望邢先生对那个小s 代表的“细微差别”作出尽可能精确的理论说明，以便在研究中能够有一个共同遵守的标准来划分“音近”和“音不近”的界限。很明显，如果判断音近与否的标准不是惟一的，那么做出的深层对应式也就不是惟一的，而模棱两可的对应无论怎么说也是不完美的。
关于判断音近与否的标准，邢先生没有给出说明，当前的汉藏语言学界也没有给出说明，大家在处理具体问题时似乎都在“跟着感觉走”。这“感觉”中间当然隐含着某些规律性的东西。下面以声母为例，试把当前汉藏语言学界判断音近与否的一般规则归纳如下：
1.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相同，仅清浊不同的声母可以认为是音近，如p和b、ts和dz、s和
3.发音方法和清浊相同，发音部位相邻的声母可以认为是音近，（注：这里所说的“发音部位相邻”是指一种语言辅音表上的发音部位相邻，而不是指国际音标总表上的发音部位相邻。这一原则大约主要适用于舌尖音、舌叶音和舌面中音，下同。）
感觉得出来，发音部位、发音方法和清浊这三项中如果有两项相同，人们一般都会承认是音近，只有一项相同时，人们的看法就会稍有分歧，而三项都不同时，恐怕从事汉藏语比较的学者就极少有人同意说它们音近了。然而，后一种情况就真的不“音近”么？
传统的汉语音韵学判断音近与否主要靠的是古文献中字音的通转。音韵学者认为，凡韵书和经籍传注的异读、汉字谐声偏旁的互用，以及上古典籍的部分异文等，都可以作为音近的证据。当然，这些证据大都与我们以上总结的六条规则相符，可是其中也有一些有趣的例子，可以用来证明通常人们认为在发音部位、发音方法和清浊三方面都不同的辅音声母也是“相近”的。下面略举几例在当前的汉藏语学者看来是匪夷所思的情况：（注：据黄焯《古今声类通转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归纳，其中的反切异读采自《类篇》（〈《集韵》）。）
x（晓母）和d（定母）：咥，馨夷切又徒结切；謉，虎猥切又徒回切；
，许介切又大吏切；鍱，虚涉切又达协切；齂，《说文》从隶声，许介切，隶徒耐切。
k（见母）和n（泥娘母）：弇，姑南切又那含切；刭，古顶切又囊丁切；膠，居肴切又女巧切；浇，坚尧切又女教切。
t∫（照母）和g（群母）：祇，章移切又翘夷切；忳，朱伦切又巨旬切；招，之遥切又祁尧切；鍼，诸深切又巨盐切；榰，《说文》从耆声，章移切，耆渠脂切。
tsh（清母）和η（疑母）：譣，千廉切又鱼窆切；
，此忍切又拟忍切；縓，《说文》从原声，七绢切，原愚袁切。
如果把文献中这批声类通转考虑进去，再把章炳麟《成均图》表现的韵部通转也考虑进去，那么汉语古音将是无所不通，无所不转，也就是无所不音近了。在一般性的比较研究中也许可以不必深究其中的法则，但是在建立方法论的时候，我们必须仔细斟酌，哪种情况算音近，哪种情况不算音近，预先给出充分的论证才好。
五
当今的汉藏语研究者中很少有人具备邢公畹先生那样深厚的“小学”功底，绝大多数人了解汉语词义只凭一部《辞海》，了解汉语音韵只凭一套照搬来的古音构拟系统，无力亲自从古代典籍中去寻求言语的实证。这就更要求邢先生把他的方法论尽可能地严密化，使之在每一个初学者看来都具有可操作性。
和当代活语言的调查记录不同，古音构拟系统并非对远古语言的忠实描写，而仅仅是一种假定，其目的在于阐明后代语言的来历。无庸讳言，我们现有的若干套上古汉语构拟系统无一能够解释上古文献中哪怕是百分之八十的言语事实，因而经常受到“国粹派”学者的讥讽，这当然有些是语言本身的复杂性所造成的，但我们切不可忽略另一方面的原因，即以《切韵》为基础的中古汉语构拟系统就已经是一个假定，而上古汉语构拟系统又是从中古汉语构拟系统逆推上去的，换句话说，是在假定基础上的假定，至于原始汉语，则更是在假定基础上的假定基础上的假定，如此层层假定上去，其说服力必将层层降低，这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我们在利用别人现成的古音构拟结论时千万要慎重，在不懂得其所以然的情况下盲目照搬往往要出麻烦。在这方面，邢公畹先生的态度值得学习，他每征引一个词语，必先利用古代典籍尽可能地究其音义原委，力求把比较研究建立在扎实可靠的资料基础上面，这种颇具乾嘉遗风的治学精神将永远成为我们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