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问中国教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教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
为什么我们的孩子更辛苦？
一个从6岁就被送上应试教育“传送带”的孩子，已经没有了自己的玩耍世界。一个淹没了童真、童趣和童年的民族，将来会怎么样呢？
我参观过贫穷国家的教育和富有国家的教育，发现就数我们中国的孩子最辛苦！
那年随中国青年代表团去朝鲜的平壤参观访问，有两件事给了我思考：一是据导游说，由于天灾人祸，该国成人粮食日供应量为4两，而军人和学生是8两。以一个面临战争威胁的国家，把孩子提到与军人同等重要的位置，先让孩子吃饱肚子，抛开别的不说，这是何等的气度！二是下午到一所少年宫参观，发现里面全是带着红领巾的孩子，有的在弹琴，有的在绘画，有的在跳舞，到处是欢呼雀跃。学跆拳的孩子为我们表演了功夫，我还购买了几张学习书法孩子的作品拿回来收藏。主人介绍说，朝鲜的孩子上午在学校上课，下午则不上课，一律到少年宫学习，做自己爱好和感兴趣的事情。中国孩子下午至少有两节文化课，没有时间学习自己喜欢的东西；再说，也没有那么多的少年宫供孩子去随心所欲地玩耍呀。
去年暑假去新加坡一所小学访问，发现他们下午1点半之后孩子放学回家。我问校长，孩子这么早放学回家做什么，他说，回家玩耍呀！一个不会玩耍的孩子，将来怎么会有出息？在中国，哪个学校敢那么早放学，还让孩子玩耍，不说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干预，单是来自家长的压力学校也无法承受！所以我们必须把孩子留在学校到4～5点，一直留到让孩子讨厌学校为止。法国孩子在校时间一年26个周，有4个假期。我计算了一下，大约学习6～7周，孩子就可以休息一个假期。假期内主要由志愿者带领孩子参加一些孩子喜欢的活动，届时，所有社会场所免费向孩子开放，不用说少年宫、体育场、电影院、科技馆等社会性机构，包括警察局这样的单位，只要孩子想去都可以进去考察一番。中国孩子每年在校约40个周，比法国孩子在校多待14个周，并且要在学校熬满20个周之后才盼到一个假期。但别急，假期里学校和家长还要忙着为孩子举办各类文化补习班。我们也没有为孩子提供无偿服务的志愿者。如果不花钱买门票，少年宫等社会机构也不会向孩子开放。我所在的小城，仅存的少年宫等社会机构，没有了教育的功能，都成了市场经济的俘虏和赚钱的机器。
算一下吧：我们孩子年在校时间比人家长：比法国多了14个周的在校时间；我们孩子日在校学习时间也比人家长：比新加坡和朝鲜多了2-4个小时左右（中学可能多了4～6个小时）；我们孩子学习的知识也比人家多，从一年级开始，书包就把脊椎压弯曲了；我们对孩子的要求比人家高，每次考试总要100分才过关……
比较一下我们家的孩子，人家贫国或富国的孩子太幸福了！
可是，老师费了那么多劲，孩子吃了那么多苦，家长揪了那么多心，我们的孩子是否比朝鲜的孩子更聪明？比新加坡的孩子更有能力？比法国的孩子更懂得生活和艺术？
二问：
为什么我们的老师喜欢“师道尊严”？
教育不能是专制的、集权的、共性化的，而应该是民主的、开放的、个性化的。
我校从美国聘请来了两位外教。
课堂上，外教一口纯正的美式英语悦耳动听，孩子们学得很开心，听得很认真，课堂气氛非常活跃，丝毫看不出他们是刚刚见面的师生。我想，这或许就是老外们缺少中国传统师道尊严的结果吧。你看，Valerie为了让学生搞清楚sleep这个发音的意思，一次又一次躺在地下，要知道她可足足有200多斤呢。再看Pore，他天天戴着帽子，这一节课他要和孩子们认识hat（帽子）这个单词；当他把帽子摘掉以后，孩子们哄堂大笑起来，原来他是个秃子。他又指着自己的头说：No hair（没有头发）。将自己的身体用作教育资源，帮助孩子学习，这是我们中国教师很难接受的。去年冬天一场大雪，周末的时候家长来接学生，有一位家长带来了一支玩具枪；学生持枪正玩的时候，美国老师Valerie下楼倒垃圾，孩子顽皮地朝Valerie“哒哒”连续“开枪”，Valerie见此大叫一声，应声倒下，捂着胸口，顺势躺在了雪地里，引逗得孩子们哈哈大笑。诸如外教在课堂上学狗叫、猫叫等等更让我们难以苟同。孩子眼里的外教没有中国老师的那种高不可攀的架子，平等，民主，有趣，可爱，非常容易接近。孩子们从这些小插曲里面丰厚了情感、增长了体验、学到了知识。下课了，他们站在门口和孩子们一一击掌，道一声：Hey！一种平等交流的师生关系建立了起来，学习任务在不经意间完成了。
先秦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学生是可以取笑教师的。但自汉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特别是宋明理学的横行天下，将孔子尊为“圣人”之后，中国“师道尊严”的名分正式确立起来了。柏杨先生曾经说，儒家文化骨子里的东西是“崇古”。师道尊严与中国的皇权思想是相一致的，深受历代知识分子的青昧，因而这个传统被一代一代地发扬光大了。中国老师骨子里是不肯与学生平等、民主、尊重地“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高高地站在讲台上，道貌岸然，俯视着学生，一下子就确定了教师与学生的不同地位。这种师道尊严往往不自觉地压抑了学生的思维，抹平了学生的个性，扼杀了学生的创造性。
这就是中外教育本质的不同。
我们学校，把教室里的讲台全部拆掉了。没有了讲台，老师和孩子们站在了同一水平线上。老师们要走进孩子的心灵，首先必须走进孩子们中间。
三问：
为什么孩子得到的分数越来越少？
透过教育现象，反映出更多的是社会、传统和文化问题。因此，不要一味地指责教育，而应反思我们的制度和机制。
中国小学一、二年级的孩子，拿回“双百分”是一件很稀松的事情；到四、五年级，拿回“双百分”的开始减少；到了中学，考到100分，已是凤毛麟角。中国孩子的得分是随着年龄的从小到大而呈逐渐减少的趋势。
假如也是百分制，美国小学一、二年级的孩子能够拿回40、50分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而到四、五年级，能够考到70、80分。中学阶段，得5分（相当100分）的比比皆是。美国孩子的得分是随着年级升高呈逐渐增加趋势。
一个减少、一个增加，中美教育的剪刀差说明了什么？
从教学角度讲，中国实行的是填鸭式教学，即使在实施新课程、新理念的今天，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一套教材，已经规定好了内容，老师教、学生学、考试考、家长评、社会议等，全部是课本上的东西。既然如此，老师教好这些知识、学生学会这些知识，我们的教育任务就算完成了——一切都是现成的，只要把知识生吞活剥下去。这种教育的最终结果是，孩子只死记硬背了一些知识而已，而没有形成学会学习、获取知识的能力。随着年级的升高，知识内容的增加，背记的难度也相应增大，于是，孩子得到的考试分数越来越少。美国重视的是孩子学习能力的获得——怎样让孩子学会学习，所以，一、二年级的孩子，还没有形成学习能力，考试不及格，是符合孩子认知规律的。美国小学的孩子就和我们的研究生一样做研究报告——随着年级升高，获取知识的能力越来越强，经验越来越丰富，分数自然越来越高。
从用人制度看，中国的孩子只要考上大学，就捧起了铁饭碗，只要弄个国家公务员的稳定岗位，房子、票子应有尽有，一辈子有了保障。不要嫌大家一窝蜂去挤大学这架“独木桥”，因为不管你能力如何，只要是“公家人”，就意味着拥有了一切。这种用人制度造成了教育上的追“分”现象。在美国不成，美国政府和企业看重的是实际能力和水平，不论什么大学毕业，不论是谁家的子弟，如果没有真本事，就得卷起铺盖卷儿走人。前一段时间报纸上曾经报道德国总理施罗德的弟弟失业的事，在我们中国，恐怕就是乡长的弟弟也不会失业！
中美教育剪刀差的最后结果，将是中国孩子的创业、创造、创新能力难敌美国孩子。
四问：
为什么批改孩子的作业用红色“×”号？
我们司空见惯的红色的“×”给孩子心灵带来了什么？我想，一个不经意的“×”——差掉更多的是做人的价值和尊严。
细数人生四十多年，从小学到初中、高中、大学，一直读到研究生，在我们无数作业本和考试卷上得到了老师多少个红色的大大小小的“√”和“×”？当拿起布满一片红“√”的作业本或考试卷时，你会眉开眼笑、信心十足；当拿起布满一片红“×”的作业本或考试卷时，你可能愁眉苦脸、灰心丧气；抑或在作业本或考试卷上得到了一片红“√”，而仅仅出现了两个“×”，你也会懊悔不迭、唉声叹气。然而，我们更多的时候，是作业本和考试卷上往往没有赢得一片红“√”！
唉，面对两个不经意的“√”和“×”，几家欢乐几家愁？
现在的问题，是谁发明了“×”，并轻易地拿来评判一个个异彩纷呈、个性鲜活的生命？是孔圣人干的？找遍春秋战国历史，似乎没有记载，看来不是我们祖宗传下来的；难道是舶来品——是夸美纽斯还是苏霍姆林斯基发明的？似乎也没有。那么，究竟是谁第一个使用了“×”？
有一次读《清史稿》，发现那时处置重刑犯，杀头的权力握在皇帝手里。司法部门把被杀头者的名单呈给皇上御览，皇帝老爷拿起朱笔，在名字的上面划“×”。等到秋天，司法部按照皇上的朱批，拣出划“×”的拉出去砍头。不信，你再看“文革”时被游斗者的胸前就挂了一张在名字上划红色“×”的牌子。今天被拉到法场枪毙的杀人犯，也在胸前挂了一张划红色“×”的牌子。这些都是中国历史的遗迹。
忽发联想：我们民族向来师道尊严、畏君如虎。对孩子而言，老师不就是高高在上的“皇上”？你看老师手握大权，每当批阅一叠考试卷或作业本，就会拿起“朱笔”在孩子的人生账单上划上“√”和“×”——仅仅是一种联想而已，老师的红色“×”是否与皇上的朱批有联系，是皇上受到老师的启发还是老师受到朱批的影响，还有待于专家学者论证。
我们学校从这个学期开始，取消了“√”和“×”，代之的是两枚图章，一枚是一张孩子欢笑的脸，用来肯定孩子的成绩；一枚是一张孩子思索的脸，用来引起孩子的思考。
五问：
为什么我们的学生始终处于减分状态？
犯错误是孩子的权力。对于教育，对于孩子，不能简单地使用减法。
我们学校组织的由美国人参加的英语夏令营结束以后，每个孩子手里都赢得了不少卡片等小礼物，美滋滋地给家长看。外教的课，孩子们得到老师的奖励，几乎体现在整个课堂。一个同样的句子每个学生都要说一遍，谁说得好，谁就能得到小礼物。更多的是老外夸张的手势和语言：“OK!Very nice!You are very clever!”等等，在这样的语言激励下，每个孩子的脸上都美滋滋地写满了自信。美国同行告诉我，对于低年级的孩子，犯错误是他们的权利，所以他们测验学生的时候，单词写错了有些是可以得分的，如Water（水），如果写成了Wate，也可以给分，因为孩子基本答对了。如果按照大人的标准去要求他们，等于苛求一个6岁的孩子拥有我们一样的理性，是不现实、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不符合孩子的认知规律。他们对孩子的考试评价，是从0分开始的，学生答对1道题，就给加多少分，直至加到满分——5分。美国的学生永远处于赢分状态，所以他们的孩子始终充满了自信心和创造力。
我们中华民族历来讲究谦虚，啬于推销自己，同时也不善于彰显别人。所以，这种儒家文化体现在我们老师身上，不会像美国人一样高频率地对孩子使用“OK”一词。赏识孩子、鼓励孩子、激发孩子似乎是我们的弱项。我们不善于从建立和保护孩子自信心的角度出发，来考虑、审视我们的教育教学工作。对孩子学习的评价，向来就是一套办法、一个标准——出题、考试，先预设100分，学生答错1道题，就从100分里扣多少分。所以，学生能够得到100分，真是太难了。——中国教育的这种递减式的评判办法，难道仅仅给孩子扣掉的是分数吗？一个被慢慢扣掉自信力的人，也会是一个没有创造力的人；一个没有自信心的民族，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我们能够指望拿回诺贝尔奖吗？
六问：
为什么我们的老师喜欢使用教鞭？
同样是一个物体，在我们手里成了教鞭，而在外教那里变成了道具——这就是民主教育与专制教育的区别。
一节由级部主任讲授的公开课开始了。因为是在阶梯教室，黑板比较高，老师的手里擎了一根不知从哪里弄来的长长的细细的木棍，非常认真地为孩子们讲解应用题。这节课讲的不错，师生互动不错，课堂气氛也不错，但我的心里总觉得疙疙瘩瘩。
接下来，去听外教的课，是复习5个元音。只见Valerie手里拿着一根用卡纸卷起来的长长的圆筒，最头上粘贴了一些彩色的羽毛。她教读含有5个元音单词的时候，她的嘴就对着这个长长的圆筒发音；然后孩子们发音的时候，她又把这个长长的圆筒递给孩子。我发现，在她手里，长长的圆筒成了魔杖、道具，由于孩子们争先恐后地想对着圆筒表现自己，结果整个课堂气氛异常活跃；如果哪个孩子有些走神，Valerie的圆筒马上递了过去，孩子的注意力一下子拉了回来。
在私塾时代，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师生之间不是民主平等关系，而是师生如同“父子”。既是“父子”，老师就可名正言顺地对学生实行高压、专制、暴力政策，最好的载体莫过于所谓戒尺、教鞭之类。萨特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应该说，传统的东西，有其存在的价值，包括教鞭之类，实践证明对于管教孩子非常有效，否则早被淘汰了。然而从现代文明看，我们的传统常常含有更多的陋习，甚至不人道。现在，可能手执教鞭来上课的老师已经不多了，但老师心中那支教鞭是否也已取消了呢？应当说，中华民族拥有许多像教鞭这样的文化传统，深深地流淌在我们的血液中，我们面临着异常艰巨的“净化”血液的工作。
七问：
为什么我们要求知识“堂堂清”？
让我们更客观、更冷静地对待知识的大海吧。
我手头有一套学校在用的经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2002年审查通过的九年义务教育五年制教科书《语文》，其第九册《说明》中的要求是“本册要求学会400个字，会认130个字，共530个字”。随便挑出一篇——第8课《难忘的一天》，后面列有20个生字，其中12个是“学会”字，即学生要会读、会写、会用。这些生字是我们的语文老师必须在课堂上完成的教学任务。为了完成这些任务，老师们采用了各种方法，如认卡片、反复读、采用多种方法记忆、练习写……总的目的，是让学生记住、理解这些生字。多年以来，按照课本要求，我们的老师就是这样教会了我们，我们又教会了孩子。
一堂课，40分钟，要记住这些生字，对孩子来讲，实在是一种很枯燥又无奈的事情。课堂上记不住怎么办？布置作业课后或回家反复练习，直到把生字记住了为止，作为老师算是完成了教学任务，这叫“堂堂清”。
听美国人的课，对于英语生单词，他们并不这样教。无论是教授故事或是歌曲，假如这堂课上出现了10个生单词，并不要求孩子当堂全部记住，而是记部分单词。记不住的不要紧，在下堂课中又出现了。就是说，他们要完成的教学任务，不是“堂堂清”，而是“学期清”“学年清”甚至“一生清”就可以了，因为知识的学习永无止境。他们的生单词，是在不同课文、不同课堂的语境里学习、巩固和记住的。
目前使用频率最多的汉字大约有3000个。同样是这些汉字，不同的人写出了风格迥异的文章。有的文采飞扬，有的平淡无味，有的通俗易懂，有的晦涩生僻。语言是一种搭建文章的材料，如果不能从语境中理解和使用它，仅仅记住这些生字，又有什么意义？我有一位朋友，河北人，家在太行山，没有上过一天学，当兵15年，却通过读《毛选》自己学会了2000多字。学校教育也一样，我们不能仅仅教会孩子“记住生字”，重要的是如何理解生字并学会在不同的语境里使用它。
八问：
为什么我们非要这样考试？
考试，仅仅是一种教学的手段、方式和途径，而不是用来抽打孩子心灵的皮鞭。
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每到期末考试，总有学生不是生病就是身体不适，有的发起了高烧。我想，这些与考试不无关系，因为孩子害怕考试。考试是教学五大环节之一，是一种正常的教育现象，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考试”发生异化，6岁的孩子就知道“考试”是一件人人关注并且有些可怕的事——没有好成绩，就会被数落、被挖苦甚至被打、被骂。
国家颁布课程标准，为我们设置了教学目标，譬如语文，要求培养学生听、说、读、写的能力。可是多少年来，到了期末考试，就一张卷子，只有“写”的内容了，“听、说、读”不再去测试。当然，对于中考、高考的选拔性和操作性而言，一张“写”的试卷订终身有其合理性，但小学也一贯如此操作，就值得质疑其科学性与合理性了——实际上，对于小学而言，目前的考试方式和内容确实需要进行改革！
我们学校对考试进行了改革。一是试卷没有再叫“××考试”，而是改为“××能力展示”，如“语文能力展示”。二是对“展示”内容进行调整，除笔试卷，语文增加了听、说、读能力和课外阅读量的测试，数学增加了动手能力的测试，英语增加了听力和会话的测试。三是延伸“展示”内容，把学习习惯列入了评价内容。四是实行两次“展示”制度，第一次“展示”发挥不理想的学生，可以自主申报第二次“展示”。五是实施多元“展示”，由老师、学生和家长共同参与评价，如学习习惯、课外阅读由家长参与评价。六是取消100分制度，给孩子“红三星”“红四星”“红五星”三种评价结论。
学校让孩子如何展示、展示什么，就导向老师如何教、教什么，孩子如何学、学什么。
九问：
为什么我们仅仅奖赏“三好学生”？
多增加几把评价的尺子，就会有更多的学生受到鼓励，从而坚定信念，走向成功。
本学期开学时，有个学生从别的学校转到我校。过了一段时间，这位学生和家长一定要请我吃饭。我说，学校有规定，不准参加任何家长的请吃。后来，他又托了一位我的老领导，再三邀请我去坐一坐，想谈谈孩子的事。我想，既然这位家长如此诚恳，且是为了孩子的事，又有老领导的面子，不去实在不合适。后来，我去了。落座以后，这位家长说：“校长，今天得谢谢您，孩子转到了你们学校以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是孩子对学习感兴趣了，特别是英语，期末考试听力和口语得了五颗星；二是我的孩子读到四年级，从未得过奖状，今年第一次得到了一张‘黄河学子——显著进步奖’，孩子别提多高兴了！所以，我必须请您吃顿便饭，略表谢意。”
这是改革学生评价制度以后带来的新鲜事。
多少年来，到了期末，中小学都要评选三好学生，省级的、市级的、区级的、校级的。但评选的层次再多，也仅有15%～20%的孩子能拿一张奖状兴高采烈地回家，另外80%以上的孩子则灰溜溜地空手回家，有的家长不出声，有的家长没好声。来了亲戚，见了孩子，往往第一句就问：考了多少分？第二句是：评上“三好”了没有？问者无心，但家长脸上挂不住，过后就会斥责孩子。孩子像一条灰溜溜的小狗，整天“垂头丧气”。如果我们80%的孩子整天没有了面子，没有了自信心，垂头丧气地生活，这种教育对于一个民族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苏霍姆林斯基在《学生的精神世界》中大声疾呼：“每个少年儿童是多么渴望看到自己的成绩，多么渴望别人承认他的优点和技艺。这种愿望为精神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今年，我们学校取消了“三好”学生的评选，面向全体学生，设立“全面发展奖”“单项突出奖”和“显著进步奖”三个层次。学生全面均衡发展的，可获得“黄河学子——全面发展奖”，并同时向家长发出《喜报》。评选比例为本班学生的20%。凡是学习达标，又在某方面有突出表现的，可获得“黄河学子——单项突出奖”称号：学习小博士、读书小状元、艺术小明星、体育小健将、科技小状元、示范小标兵、合作小功勋、自律小模范、自强小标兵、礼仪小标兵、服务小能手、勤劳小蜜蜂、爱心小天使、创新小状元。评选比例为本班学生的40%。暂不能获得“全面发展奖”“单项突出奖”的学生，但在某一方面或某一层面有发展、有进步、有提高，可以获得“黄河学子——显著进步奖”。评选比例为本班学生的40%。
让每个孩子都获奖。当放假回家，把奖状交给家长的时候，设想一下孩子的骄傲和自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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